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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课 借钱花好不好:当下与未来的平衡
“陈笛,这次金融危机还在恶化,你们同学的家庭也有受到影响的吧。可能有些父母失去了工作,也有些父母付不起住房贷款月供,被逼把自家房子交给了银行。不过,新上任的奥巴马总统在不断推出救市措施,通过政府花钱刺激经济,比如,给那些付不起月供的家庭补贴,让他们能继续住在房子里;给失业的人更多、更长时间的福利支持……”
/陈笛/
“我知道,我很反对奥巴马的经济政策。他把我们缴的税钱随便补贴给别人,补贴那些无能、不负责任的人!他们中的许多人,本来就不该超出自己的经济能力,借那么多钱买大房子。现在他们还不起债,又要政府来补贴、救济!这当然是那些无能的人所惯用的手法,政府不应该救他们!”
“但是,现在他们已经这样了。许多人讲,过去是不该超出自己的能力借钱消费。你讲的这些都对,只是目前的问题是如何从危机中走出来,让社会就业不至于进一步恶化,让整个经济不至于陷入更加恶性的循环中,使危机的影响更深远。”
/陈笛/
“人们有没有想过,不救也许是对社会更有益的选择?如果个人不负责任产生的后果都能得到政府的补救,那谁还会认真负责任呢?谁还会相信个人对自己负责是一个良性社会的基础呢?”
“是这样的。只是,也有许多人自己做事认真、量入为出,由于所在行业或者自己公司的问题而失业,这种失业不是因为这些个人的错,而是由于他人的不负责所致。在这些情况下,政府或许该救吧?”
/陈笛/
“那种情况当然不同。不过,怎么区分哪些结果是个人自己所致、哪些是别人的行为所致?我不相信政府官员能做这种判断。还是该让社会经受教训、吸取教训,否则人人都要去指望政府了,人人都要懒惰了,那就意味着政府要不断征税,等于要处罚那些勤奋工作的人,把他们的劳动收入征走!有件事是我从根本上反对的,就是累进递增税率制度。”
“你说的累进递增税率制度,是个人收入越高,每赚一块钱要缴给政府的比率就越高?”
/陈笛/
“是的,这是我们老师在学校讲的。为什么越有能力、越成功的人反而要缴更高比例的收入给政府呢?他们从政府得到的服务又不比别人多,甚至比穷人得到的更少,要他们缴更高的税,这显然不能接受,在道德上也是错误的。政府不能滥用征税权去掠夺成功者的财富。”
“不过,也有另一面考虑,那就是,政府开支是给全社会带来好处,那么,其成本当然得由社会承担了。这些开支,由那些收入高的人多承担、收入低的少分担,这不是也有道理吗?”
/陈笛/
“不完全是这样吧。即使只有单一税率,大家缴同样比例的税,收入高的人不也要多缴税吗?比如,如果每人收入的20%给政府,那么,年收入1万美元的人缴2000美元,收入10万美元的人缴2万美元,他们不还是缴的更多吗?不管收入高低,按统一比例缴税,那才最公平合理。我就怕听人说‘钱多的人有基础多缴税,反正他们钱多’。如果我钱多,那是我的钱,本来就不属于政府,不属于别人。不能因为我能多缴,所以我就必须多缴税。如果我从税款中得不到相应的回报,就不应该多缴,我的钱是我的!”
“你姐姐说:‘同样的2000美元,对穷人和富人的主观价值不同。假如张三年收入1万美元,李四年收入10万美元,那么,2000美元对张三来说,其主观价值可能远高于2万元对李四的意义,因为即使缴了这2万元税,李四还有8万美元,而张三缴完2000美元后只剩下8000美元。也就是说,李四缴税的痛苦,比张三要低。’所以,陈晓觉得,如果按照社会各纳税人要付出同样多痛苦来定义公平的话,或许,累进递增税率有它的道理。你姐姐说的不是也合理吗?”
/陈笛/
“但问题是,谁知道缴2000美元的税对张三造成的主观痛苦是多少?缴2万美元的税对李四造成的主观痛苦又是多少呢?由谁去做这种判断?又由谁去判断做这种公平判断评估的人是否公平呢?我们怎么保证判断是否公平的人自身是公平的?太主观了!相对而言,钱是最客观的,它已经是社会最普遍的衡量价值的标准。”
“还有一个因素要考虑到,就是经济学家讲的转移支付,即政府征税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支持像国防、社会秩序、公路这样的政府开支,另一方面是由政府通过向富人多征税来补贴穷人。这就是‘共同富裕’的理念。”
/陈笛/
“这恰恰是我最反对的,我坚决反对奥巴马这种杀富济贫的理念。政府转移支付、社会福利听起来蛮好,但结果就是让那些没受什么教育、不负责任的人不断地生小孩。像最近那个苏尔曼女士,她33岁、单身,之前就有6个小孩,但今年1月又通过人工授精,一下又生了8个小孩!她没什么收入,没结婚,靠政府福利养着,这种不负责任给社会带来那么大的负担,凭什么要纵容、支持这种人?每个人都有机会创业致富,通过自己的奋斗像别人那样成功。如果他们不这样去做,那是他们的问题。既然这样,为什么到最后成功的人受税制处罚、不努力的人反而受到奖励呢?为什么我要为他们的错误买单?”
“这是一个度的问题。如果没有任何最低社会保障福利,那些尽了自己最大努力但不幸运、还是失败的人怎么办呢?那不是很糟糕吗?实际上,通过征税建立最低社会保障,可以鼓励更多人去大胆创业、冒险,因为即使冒险创业失败,也不用担心没法过上基本的体面生活。你想想,一个社会再富有,如果有太多人连基本体面的生活都没有,那些富有的人能生活得安稳吗?难道不会出现社会秩序、人身安全方面的问题?”
/陈笛/
“最基本的最低保障可以有,但不能过分,太多福利必然鼓励懒惰。”
“你姐姐说:‘陈笛之所以对社会福利、累进递增税率这么反对,是因为她一直生活在泡沫之中,被爸爸妈妈给她提供的糖衣泡沫包住了,不知道普通人是怎么生活的,更不知道如果有一天她自己不成功,将会过怎样的日子!’所以,陈晓觉得你是被惯坏了,让你觉得好像贫困跟你没关系。”
/陈笛/
“陈晓是为那些无能、没有奋斗意志的人辩护!不管我今后是否成功——当然,我相信能成功——但我肯定会去奋斗,会以自食其力为荣。”
“奥巴马政府会说,他们之所以要大举救经济、救社会,是因为过去很多年,许多不该借钱的人借了很多债,许多银行、金融机构不负责任,美国政府也负债不少,给奥巴马的人马留下太多烂摊子,是这种包袱让奥巴马别无选择。这就引出很多问题,比如,借钱花是否好?为什么要借钱花?”
/陈笛/
“借钱花显然不好,量入为出才对。根据自己收入的多少,决定花多少钱,这才能培养个人的责任感。”
“但是,这得看你怎么定义‘收入’了。个人可以花的‘收入’不能只包括过去和今天的收入,也该包括你未来的收入,也就是你一辈子的收入。过去的、今天的和未来收入预期,这些收入加在一起,是你可以花的总数。意思是说,只要借的钱没有超出你未来的收入预期,那么,就没有违背‘量入为出’的原则,你还是在自食其力。”
/陈笛/
“你怎么知道未来收入预期可靠呢?在你借钱后,如果预期无法实现,怎么办呢?”
“如果大家的收入预期都没有实现,但都已经借了很多钱,那么金融危机就出现了。你是不是说,不管怎样,你将来都反对借贷?”
/陈笛/
“这得看借来的钱的用途。如果借钱做纯粹的、没有产出的消费,像花钱买奢侈消费品,那就不应该,是浪费。但是,如果是借钱投资、办企业,那样,花钱能带来产出,借钱花也行。所以,关键看用途是什么,是消费,还是投资。”
“这也很难说清吧。什么是纯粹的消费,什么是纯粹的投资?就像吃饭、穿衣,这应该是最典型的消费行为,但你不能说这种消费不是投资。因为如果你把人也看成是能生产、创造的机制,那么,吃饭、穿衣就等于是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或许,吃得好使身体健康,穿得好会让人印象深刻,这些都可以为公司带来更多销售,为自己增加收入和财富,这不也是在投资吗?”
对话后语
这次,我们没谈一个具体企业的商业故事,而是先谈奥巴马的“大政府”政策、税收制度等等。这个话题每次一谈起,陈笛就情绪激动。真不知为什么,她和姐姐陈晓同样是我的女儿,也都是她们的妈妈带大,上的学校也几乎一样,我们也没有跟她们讲太多税收和意识形态的东西,可是,陈笛和陈晓对政府福利、税收制度有着完全不同的立场。
陈笛从小就喜欢钱,对钱、对她自己的东西最珍惜、最保护,包括收藏她小时候用过的东西。只要涉及要她钱的事情,就会本能地极度警惕,会不顾一切地保护。所以,当听到美国民主党主张多征税,特别是针对富人征更多的税并用于转移支付时,陈笛就坚决反对。那么,她对待失败者、对待低收入阶层的态度如何呢?她说,如果她的父亲能够从那么贫穷的湖南农村爬到美国、能成功,那么,在美国出生长大的人就没有理由不自己成功。她说,他们的条件无论如何都优于湖南农村的条件,他们不能赚到足够高的收入,完全是他们自己的过失,是懒惰所致,政府和其他人不应该帮助他们。
其实,陈笛是个心地善良的女孩,她很喜欢我的湖南故乡,尽管因为语言障碍,她无法跟湖南老奶奶交流,但她还是对奶奶很有感情。
相比之下,陈晓从来不在乎钱。在谈到政府福利、税率问题时,陈晓会首先想到那些不幸运的人,特别是贫苦家庭出身的人,会觉得高收入的人钱多,所以本来就应该多交税;而陈笛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为什么我要多缴钱?为什么贫苦的人自己不努力?
我的两个女儿从小一起长大,却这么不同。难怪这个世界那么丰富多彩。
在中国文化里,借钱总是件很负面的事,透支、负债、欠钱等等是一些贬义词。或许正因如此,证券类金融市场在中国历史上没有机会发展,一直受到抑制。
从技术层面讲,借贷类金融交易的特征是,帮助借方把一次性大开支平摊到今天和未来许多年月上,让一次性大开支不至于把个人、企业或者国家压垮。就像买房,假如要120万元,这种开支很大,但买下之后,不光是今天享受,未来许多年也会享受其好处,所以,通过按揭贷款把这些支付压力平摊到未来30年,不是让“享受”和“成本”在时间上更匹配吗?这应该是一件很好的事。
到今天,借贷金融对个人、家庭、企业、国家的贡献,仍然被低估。但是,如果做客观分析,我们会发现借钱花也可以是好事,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更好的选择。比如,如果我们把公元1600年左右的国家分成两组,一组是国库深藏万宝的国家,像明朝中国在那时国库藏银1250万两(尽管明朝当时快要灭亡),印度国库藏金6200万块,土耳其帝国藏金1600万块,日本朝廷存金1030万块;另一组是负债累累的国家,像西班牙、英国、法国、荷兰、意大利各城邦国家。那么,从17世纪到19世纪、20世纪,哪组国家发展得更好呢?当年国库藏金万贯的国家,除日本于19世纪后期通过明治维新而改变国运外,其他的到今天都是发展中国家,而那些当时负债累累的却是今天的发达国家!
我们中国人是这么喜欢存钱,以至于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1842-1848年间朝廷每年的财政盈余还在1500万两银子以上,这种年年财政盈余的状况一直持续到1895年。按理说,两次鸦片战争失败的教训,即使没有逼着朝廷预支未来的收入加快国力发展,也至少应该使清政府愿意把岁入都花掉搞发展,而不是还想着往国库存钱!到最后,晚清也像宋朝、明朝末年那样,战争开支和赔款实在太大,在因为不用发债融资而使中国债券市场没机会发展的状况下,朝廷无法用债券把那些大支出的压力平摊到未来。过不了支付压力这一关,清政府就只好垮台。
中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今天外汇储备又达千万亿美元,而西方发达国家仍然负债累累,未来几个世纪的历史将如何发展?这关键要看中国今后如何利用债券市场以及其他证券市场了。相信中国不会因这次全球金融危机而因噎废食,得出“抑制金融创新是上策”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