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经济与大分流

过去二十年间，我主要的研究兴趣就是所谓的“大分流”问题，2000年彭慕兰出版的专著正是以此为题。自那时起，这一主题吸引了大量的关注，学者提出了很多不同的解释，侧重点也各有不同。就我个人而言，自争论伊始就特别感兴趣的是，国家及其政策在世界各国走向不同的增长与发展路径时发挥的作用。我关注的焦点始终都是中英两国在18世纪和19世纪的发展，这两个国家正是彭慕兰书中的主角，而这两个世纪也被认为正是大分流发生的时期。

我选择这一特定主题的原因在于，国家的作用在当前世界经济史的研究中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世界经济史是我的专业所在，这一领域现在越来越倾向于强调地理、资源、要素禀赋和价格。偏重于制度主义的经济学家或经济史学家的著作特别强调国家对于经济发展所起的关键作用，但这些著作对于回答我所关注的实际问题没有多少帮助。就我的研究偏好而言，这些著作过于宽泛，缺乏坚实的经验证据，比如达龙·阿西莫格鲁和詹姆斯·罗宾逊就常犯一些明显的错误。但是，无论如何这些制度主义者都强调一个基本问题，即经济始终都是政治经济，绝不能脱离政治谈经济发展。政体如何组织和架构，统治者如何制定政策，这些因素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如何强调都不过分。令人惊讶的是，这一洞见被很多世界史学家忽略了。

对于讨论国家的作用，这些世界史学家自一开始就满腹狐疑，因为历史著作的传统形式是“遍数各国”，而他们倾向于认为世界史能够摆脱这种研究方法的局限。对他们而言，太长时间以来，国家作为区域性的研究单位几乎是不证自明的，这自然而然地将政治和政治家置于核心地位。然而，如果想要理解大分流，依我看来我们就无法忽视国家的作用。实现起飞的欧洲国家和没有实现或更多后来实现起飞的欧洲国家，它们之间存在广泛的差异。有几十年的时间，英国都是欧洲唯一实现了工业化的国家。当我们转向世界其他地区，日本在19世纪就已开始吸引我们的目光，这表明并非所有的非西方国家都毫无二致，也强烈暗示国家实际上可以发挥关键作用，而一国统治者为自己设定的目标至关重要。因此，在我看来，将国家重新纳入考量也就意味着将政治重新纳入考量，这也就意味着要关注经济主体实际上是如何思考的，在有关大分流的浩如烟海的分析中，这一点令人惊讶地被遗漏了。强调国家的作用，当然并不意味着我认为只考虑国家就能完全解释大分流。我主张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但是强烈否认这是唯一因素，实际上很多因素都在起作用。

在笔者对中英两国进行比较时，最让我震撼的，首先就是两个国家貌似如何与真实情况存在巨大的差异。我见过有人将大清帝国描述为“东方专制主义”的典范，并拥有其各种典型特征，也见过有人将其视为“治理乏力”的弱国。至于大英帝国，有些论著称其为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摇篮，也有人将其视为一个秉承重商主义，始终都在进行干预的财政—军事国家。这使我相信，我自己的论述必须以无可辩驳的事实为根基。在世界史中，观点太多，而依据的事实却太少。

本书主要关注三个问题。首先是两国可用的实际资源。其次是两国的制度和组织架构及其效率与效果，这一点虽然与前者不无关联，但仍有所不同。最后是两国的经济政策及其背后隐含的经济思想。一国如若缺乏足够的资源或者有效的制度和组织架构，就无法正常运行，易于沦为国内混乱和冲突，或者外国攻击的牺牲品。在19世纪下半叶，清王朝在几个方面肯定属于这类所谓的“失败的国家”。但是，这发生在中英经济开始分流之后。在清朝的全盛时期，国家当然运转良好。但笔者的研究表明，与英国相比，清朝肯定只有远为匮乏的官员和士兵等实际资源可供使用，并且随着时间推移，两者的差距越来越大。与控制资源较少的国家相比，国家控制更多的资源并不意味着该国能够将现代经济增长提前一个世纪。但是在我看来，即使清朝想要为创造或支持现代经济增长助一臂之力，国家也缺乏足够的实际资源。只有以广泛的公共基础设施为根基，现代经济增长才能生根发芽，茁壮成长，而这是清政府无法提供的。

通过考察两个国家制度和组织的设置我得出结论，与清朝相比，随着时间推移英国表现得要更像一个“现代”国家。在集权化，通过创建官僚体系、标准化和编纂法律等方法实现理性化，创立金融和货币体系，收集臣民的信息并与之交流等诸多方面（这也是在简要列举我的发现），清朝比英国得分更低，而且两者的差距越来越大。在我看来，这也使得清朝实现工业化的机会更为渺茫。我对经济政策及其背后经济思想的讨论使我认识到，清朝不可能走向英国那样的发展道路。对于清朝的统治者而言，变革并非他们关心的主要事务，更遑论创新。清朝拥有更少的资源，组织更为低效和薄弱，更不重视创新，这些因素极大地降低了清朝走上现代经济增长道路的可能性。

英国的状况完全不同。在其历史上，英国不是处于战争状态，就是处于备战状态。英国统治者最为关心的就是获取各类必需的资源以发动战争，而战争也变得越来越昂贵，需要投入的资源包括人力越来越多。获取这些资源反过来又要求政府财政收入日益增加，而贷款也成为家常便饭。战争和备战成为英国经济中最大一笔生意，遥居各行业之首。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是国家经济行为的核心。这对经济中的投资和消费产生了各种重要的影响，对财政货币体系和公共品的供给而言，也同样重要。这种财政—军事主义的资产负债表在总量上必须极为准确，由此产生何种影响目前仍在争论，并且未来可能也难以形成共识。但是在我看来，这对英国经济发展产生的最终影响是积极的，尤其是它激发了一种非常特殊的经济思想的诞生，并且促进了政府各种政策的相互配合。英国统治者认为他们不得不确保本国经济高效而富足，或者更准确地说，要比与之竞争的那些国家更高效和富足。

令每位研究欧洲近代史的学者都感到惊讶的是，欧洲国家始终都在相互比较，一直都将彼此视为必须要打败的竞争对手，如果确有必要，就不惜发动战争来实现这一点。这激发了各种思想，被统称为“重商主义”。重商主义常常被错误地描述为拜金主义的初级版本，这种拜金主义只将金银视为一国的财富。实际上重商主义涵盖的范围远不止对金银和贸易盈余的关注，其主要观点最恰当的归类可能是“经济国家主义”。英国政府采取的重商主义政策，目的在于系统地保护和支持本国的制造业和贸易部门，因为这些部门能够带来更高的增加值和更多的就业。在这一背景下，农业被认为前途渺茫。现在，经济学家将那些致力于创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国民经济的国家称为“发展主义国家”，对这些国家而言，英国采取的政策通常都是非常典型的。原则上，任何被认为能够抵制无能和促进效率的举措都是可以考虑的政策选择。在拙作中，我描述了范围广泛的各类政策，几乎涉及经济中的所有部门。英国政府常常感到自己承受不起故步自封的代价，对于那些虽然不受欢迎但是有利于发展和政府财政收入持续性的举措，它会毫不犹豫地予以实施。就此而言，必须要认识到，至关重要的是国家能力，而不是“民众”的财富或福利。后者最终确实得到了改善，但这基本上只是一种副产品。相较而言，清政府更倾向于“故步自封”，并保证其臣民的“安全和福利”。清朝统治者对于治国之才有不同的想法，其核心思想可以恰当地概括为“农耕父爱主义”，这意味着运转良好的农业和农户是社会根本，以前一直如此，未来也应当这样。

至于我已收到的一些对拙作的评论，我想强调的是，我绝对无意以西方为规范来考察中国，那意味着将西方的规范或实践视为“正确”之物。我要力图表明的是，对于实施保护以促进现代经济增长的生发而言，清政府提供的帮助与英国相比，相距甚远。至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至少在18世纪，民众在清朝“农耕父爱主义者”统治下的生活要比处在英国“重商主义者”统治之下的生活更为惬意。

另一点值得再次强调，声称英国的所作所为要比中国更“理性”，或者英国统治者做出了“理性”的选择而中国的统治者犯了错误，这都不是我的原意。多数乃至绝大多数英国统治者的决策都是相当合理的，考虑到他们所处的环境，甚至也是不可避免的。在所有与之竞争的邻国都在加强军备、保护本国经济时，如果你不如此从事显然不合常理。考虑到清朝长期以来都是本地区无可争议的霸主，如果像英国那样将重金投入陆军和海军，这对清朝的统治者而言，又有什么合理性呢？同样，他们为什么不像英国统治者那样对臣民课以重赋，乃至发行债务？清朝统治者拥有的疆域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自给自足，也从未卷入任何激烈的经济竞争，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采取重商主义的政策难道是理性的吗？

我要评论的最后一点实际上已经多次重复过了，但是对那些只浮光掠影地读过本书甚至根本没有读过本书的人，我还要再重复一遍。我从来没有说过各国要为成为第一个工业化国家而展开竞争。在工业化为人所知之前，它不可能成为人们的目标。世界经济史不是赛马，看谁先冲过“现代经济增长”的终点。现代经济增长作为第一个案例在英国实现时，只是一个结果，而非目标。

我将要出版一本有关日本的专著。在那本书中我努力要解决的问题是，日本自19世纪晚期开始的经济起飞，在多大程度上与其国家和国家政策有关，我将借此深化和提炼本人有关国家对大分流至关重要的观点。考虑一下“富国强兵”和“现代化”对日本的吸引力，很容易让人想到日本的国家与英国发挥了相似的作用。我希望中国读者对拙作中有关清朝内容的评论对本人的新书有所助益。我并非一名汉学家，我也没有受过有关中国历史的训练，更不懂中文。在写作本书时，我利用了我读过的所有文献，并发动了所有的个人关系以获取进一步的资料。我无法阅读所有的材料，也没有人能够做到这一点，尤其是在处理如此宏大的问题时。我肯定会遗漏一些重要信息，也当然会犯错误。但是，学术研究始终都是一个猜测与反驳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