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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人事
第四章 人事
官僚与官僚体系
一个充分发展的官僚体系与任何其他组织形式之间的关系，与商品生产中机器和非机器之间的关系完全相同。在一个严密的官僚机构中，精确、快速、毫不含糊、事实和程序都记录在案、持续、自由量裁、统一、完全服从、减少摩擦，以及物力和人力的开支都提升至最适宜的水平。
韦伯，《经济和社会》，第561—562页
富人靠市场，穷人靠官僚。
伊斯特利，《白人的负担》，第165页
对欧洲状况的评述
当谈到一个国家的形象和力量时，不得不提及它的人事部门：它实际上雇用了多少人，以及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有效率地使用这些人员以实现自身的目标，而不是让其工作人员利用国家来实现个人目标。人们普遍认为，为政府工作的职员就是政府官员，这些人作为职员，在一个大体像马克斯·韦伯定义的官僚机构里工作。[1]根据他的观点，简单地说，政府官员有以下特点：
·官员是自由的，只在公务中附属于当局
·官员通过明确的等级制度组织起来
·每个职位都有清晰界定的权限
·依据自由契约任用官员
·根据任职资格挑选候选人，通常是通过考试和技术训练
·官员领取薪水并将获得养老金
·官职是在职者唯一的或者说主要的职业
·官职构成了职业，包括根据资历或者成就获得晋升机会
·官员独立于管理手段的所有者
·官员的职务行为受制于官僚体系的纪律和控制
在讨论“我们的”时代之前首先需要强调，在世界上任意一个地方，真正“现代的”“韦伯式的”官僚体系只有到历史阶段的很晚时期方才出现。在此之前，西欧大多数以某种方式为中央政府提供服务的人们，至少直到拿破仑时代都不是韦伯心目中的那种政府官员，并且他们工作的环境也不像现代官僚体系。让我们先评述欧洲一般状况，本章的讨论仅限于文职官僚。
在本书经常提及的国家中，总体而言普鲁士可能是第一个在整个政府机构中至少有一些明确的“官僚”特点的国家。这个小国早已经开始对贪腐、官位世袭、包税和虚职的治理，同时努力引入工薪制、具体的资质要求、明确的等级以及严格的预算控制。但是，即便在这个国家，政府机构仅在18世纪的最后10年才开始出现类似的现代官僚机构，并且直到那时几乎所有重要职位依然牢牢地由贵族垄断。因此，可以将普鲁士当时的政府机构看作一个未经充分发展的官僚组织的案例，但是，贵族毫无疑问可以大体上表现得像官僚一样，并且在普鲁士他们越来越被要求这样做。[2]18世纪的哈布斯堡帝国也是一个渐渐趋向官僚体系统治的地区。[3]在这两个王国，作为统治者的君主尝试建立官僚体系以便更好地统治“他们的”国家，使“他们的”王朝变得更为强大，[4]这取得了一些成功。据说18世纪80年代普鲁士政府已有14000名官员，相对而言这是个很大的数字，毕竟这个国家当时只有几百万常住人口。[5]在约瑟夫二世统治期间，哈布斯堡帝国政府机构的人数应该达到15000~16000。[6]有人估计18世纪90年代初官员人数为14000人，[7]而整个王国当时的人口总数超过了2500万。
提到政府系统整体的建构，这两个国家在18世纪都比英国更加“官僚化”。然而谈到更为具体的细节，除了非常重要的征税尤其是征收消费税之外，英国在规模（相对而言）和质量方面拥有整个欧洲首屈一指的官僚体系。我们要时刻谨慎，以免产生不切实际的想法，也不能把“官僚体系”想得太过容易：从21世纪的角度来看，整个英国“真正的”文职官员数量是极少的。迈克尔·曼提出的数据显示，18世纪60年代英国有2万名文职人员为中央政府工作。[8]根据哈林和曼德勒的研究，1797年有16267名（文职的）公职政府官员，而在1815年则有24598名。但是他们的文章仅仅提到了英国。[9]其他的估计数据都在大约相同的量级上。税务官是所有这些官员中的主要部分，大约占到了80%。[10]拿破仑战争之后，人们普遍认为要通过减少税收和债务以及减少在政府领薪的人数，消除这种财政与军事合二为一的国家状态。事实证明减少为中央政府工作的官员数量不是一件易事。中央政府的官员人数在19世纪二三十年代有所增长：1827年的政府职员比1797年多了43%，实际上花费了两倍的资金。[11]所有公共机关或部门的文武官员人数从1782—1783年的9700人上升至1815年的24598人，到1849年进一步增加到29000人，[12]在海军、陆军和军械所工作的文职官员没有包括在内。1815年这些官员人数超过了40000人。[13]
尽管如此，官僚和官僚体系总体而言仍然是卓越的。英国的海外殖民地也同样如此。我仅举两例：在安妮女王统治（1665—1714）结束时，在美国殖民地的英国官员总人数为240人左右，而1805年在印度殖民地为政府工作的文职官员人数为2000人左右。[14]我们要非常谨慎，不要过于相信数字、名字或标题。在法兰西王国末期，法国这一经常被视为处于专制恐怖统治之中的国家，有大约30万人拥有某种类型的政府职位，他们有着令人印象深刻的头衔，然而，其中最多只有1/5是真正领薪水的、可以被免职的、实际干活的“委员”。其余的人通常只是购买或者继承了所谓的“工作”，他们常常不具备专业资质。[15]幸运的是，他们能力缺乏不一定产生严重的问题，因为通常他们的工作只是一个“闲职”，也就是说没有任何工作或者即便有工作也是别人代做。在这一章中我引用了迈克尔·曼关于法国的数据，他及时将这一重要的警告补充到他的计算结果中：“这只是一个猜测，没人知道事实真相，但实质上它却是最有意义的发现。”[16]早些时候，在同一文献中他已经声称：“直到19世纪末，各国才知道公职人员的数目。”[17]
提到数字尤其是有关工作岗位的数字，这条警告同样适用于英国。整体而言，英国在收入和后勤方面是相当高效的。它确实有一个相当现代化的官僚体系。但是，即使在19世纪头10年，虽然经过了严格的改革，仍然可以在诸如财政部等部门发现闲职人员。除税务部门之外，政府当然不乏受贿、贪腐和低效的现象，例如在海关部门。提到其他行政机构，我们很难发现那些用来描述现代化官僚体系的特点。英国是一个非常理性化的国家，但同时也是不僵化的和“得过且过的”，这取决于从哪个角度和哪些内容来评价。比如从地方层面看，就很难见到任何专业管理人员。那里的“绅士业余官员”养成了“蓄意反对实事求是的生活态度和业务程序的习惯”，而这些人仍然处于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18]这种情况如此普遍，以至于有人在19世纪50年代之后，比较清朝的官吏和英国的“绅士统治者”时发现“中国传统的官员阶层与更年轻的英国文官之间，相似之处不仅限于表面”。[19]我们已经指出，在19世纪的英国，有人认为文职机关应该尝试模仿中国“官僚化”体系的各个方面。[20]为了使其官员各司其职，两者采取的方法确实有很大的相似性。两者都很强调古典科目，十分重视传统，这很像我们目前知道的“人文主义教育”。同样，两者没有对职业培训给予太多的关注。韦伯定义的现代官僚体系显然是19世纪的产物。在那之前，我们只能看到“官僚体系的萌芽”。
清朝的官僚和官僚体系
大约1800年之前，在全球任何地方，现代官僚体系都可以说闻所未闻，相比同时代的其他国家，只有清朝的政府系统看起来相当专业与合理。18世纪的欧洲人把清朝的政府机构视为楷模。实际上，清朝的民政管理在很多方面确实比（绝大部分）西欧国家要更专业和官僚化。[21]它是一个专业机构：在18世纪，通常来说获取官职以资质为准，也就是说必须通过特定的考试，而不是靠地位、继承权或购买就能够获得。欧洲世袭贵族官员只占国家统治阶级的一小部分。正如伍德赛德所说，在这方面中国毫无疑问处于“封建统治后期”。然而我们必须小心，不要描绘出一幅完全举贤任能的画面：从社会层面上看，并非所有重要职位都能靠“努力获得”。尽管同几乎所有欧洲国家相比，清朝的贵族统治很少，但它并非不存在。皇帝的随从中不乏王公贵族，即中国第一个满族统治者努尔哈赤的直系子孙。从16世纪末期到19世纪末期，这些人总共有700位。此外还包括有名无实的贵族，他们凭借自己的名声得到一个文官或武官的头衔。他们自身并不具有较高的地位或位阶，作为一个群体他们对社会的影响也极小，但是他们的职位仍然明显是“授予的”。最后，还有掌握许多世袭军事权力的八旗子弟。政府中还有许多职位由满人专任。这种政府重要职位汉族和满族大约各占一半的分配方式当然极受满族人欢迎，因为满族的人口不到清朝总人口的2%。[22]因此民族归属和偏向所起的作用，肯定是举足轻重的。
中国没有闲职。出售公职以及军衔、称谓和获取功名的机会，被视为偶然之举。但这是合法的，尽管它掩盖了本质上这是人们所做贡献的回报。随着时间流逝，这种情况越来越普遍。[23]考虑到历史环境，国家对公务员的监管非常严格且有条不紊，[24]经常采用互相监督的形式。政府官员不管是文官还是武官，不允许在其家人居住或家庭成员工作的地区工作。在京城之外，他们至少每三年就会被调派到另一个遥远的地区。这种“回避制度”被用来防止官员深陷地方政治斗争或者为地方利益俘获，并且希望能确保官员继续成为独立的国家公仆。该体系另一个“优势”是，至少在理论上整个中国管理方式是一致的，因为这个国家是被一群有着非常相似的教育背景和世界观的人统治着。这自然有助于相互之间的沟通，尽管不允许省部级官员与其他同级别官员有直接联系。这个体系曾经是灵活的，这也是人们设计它的初衷，希望它能适应不同的时间和地点。总而言之，当时人们还没有清楚地意识到，相比英国绅士，清朝地方层面的官吏，即那些管理国家地方事务的贵族，注定会更加低效和不专业。除此之外，清朝的官僚体系还有明显的优点，那就是小而成本低廉。在我看来，这也恰好是中国官僚体系的问题之源：它太小成本太低廉了。
令人惊奇的是，清朝受雇于政府并且领取薪水的公务员数目相比英国非常之少。18世纪清朝文职“公务员”的数目几乎是不变的，根据定义和数据来源的不同，总计有2万~3万名，这一数字差不多与当时英国公务员的人数相当。[25]粗略地说，这意味着英国人均公务员的数量是中国的30倍还要多。中国的数据不仅低而且惊人得低。如果扣除留在京城的官员，我们可以推断只有不到10000~15000名官员在地方治理国家。在19世纪中期的内地十八省，每位县官都要治理平均人口大约为25万人的1500多个地区中的一个。尤金·西蒙估计，在他出任法国领事的时候也就是1885年，整个中国的官员人数仍然不超过25000~30000名。[26]张仲礼在其关于中国士绅收入的著作中给出了类似的数字。他在书中写到，19世纪80年代中国总共有大约27000名官员，其中包括汉族和非汉族官员以及文武官员。[27]这意味着此时每14000名居民有1位“真正的”政府官员。在内地十八省之外，地方官僚体系也非常单薄。18世纪末西藏有175名清朝官员。[28]接下来的两个例子显示清朝在这方面的与众不同。19世纪70年代，单单在普鲁士就有超过30万名政府雇员，负责管理居住有大约2450万居民的区域，协助管理总共大约有4000万人口的德意志帝国。英国的官僚体系落后于其他国家很多。有数据显示，1850年共有4万名官员为中央政府工作，而在1890年则有9万名。[29]
在本书讨论的这段时期，清朝的人口、规模和复杂程度有了空前增加。然而政府官员的人数却几乎没有增长，同时他们为工作所做的准备十分不足。原则上只有那些通过至少一门科考的人才有资格得到公务员的工作。官员的人数巨大并且在持续增长，同样，花钱买学历和头衔的人数也在增长。太平天国运动之后，有不少于150万已有功名的文人以及大约300万童生参加两年一次的科举考试。[30]显然考试仍然被视为广大雄心勃勃的读书人的目标，这是入仕的主要途径。然而，对大多数有追求的考生来说，他们甚至没有做官的机会。对越来越多买了官场“入场券”的人来说，也是如此。直接买官的人数急剧上升，有时甚至成了大多数，这些人的素质相比以前都没有提升。这些人增加了参加科举考试的人的紧张情绪，甚至在他们后来当上了官员或“基层官员”并挣了钱以后，也是如此。我同意何炳棣的观点，让那么多人投入如此巨大却几乎不可能从中得到工作机会的科举考试，称得上“在多数社会都罕见的人力和人才的巨大浪费”。[31]从这个角度来看，科举制自诞生时就缺乏效率，并且变得越来越没有效率。
政府职员的工资即使加上相对较高的津贴以及某些官员的行政费用津贴，考虑到当时的花费，也是相当低的，但是它们只是官员总收入中十分微薄的一部分。张仲礼估计，19世纪80年代中国官员的总工资收入，包括文官武官、汉人和其他民族，大约仅为每年600万两白银。然而据他估计，他们的实际收入可能有1.15亿两白银，即每人每年大约为5000两白银或超过18万克白银。[32]使当官如此有诱惑力的除了地位和特权之外，不是正式的工资而是收取费用、礼物、贿赂以及其他一些或多或少与其职位有关的捞钱机会。张仲礼研究的被称为“士绅”的官员，不仅从衙门和所谓的士绅职能（如教书、幕僚和教育）中得到收入，而且从土地和商业活动中得到大量收入。所有这些都意味着中央政府可能很容易丧失对人事的控制。
在讨论清代中国的税收时我已经指出，官员必须面对的大多数问题是尽力做好他们的工作并提出“解决办法”。税收和行政管理工作总体上的情况是，办事人员太少，官员的工资太低，他们通常准备不足。一段时间之后情况也并没有改善。此外，回避规则导致来自其他地区且下属很少的官员处于当地“权贵”的包围之中。当他试图找到自己应该走的路时只能依赖别人。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将这些士绅视为已获功名的人。这种等同是不准确的：“在保证地方特权方面，随着时间和地点的变化，财富、血统、军权、宗教或技术知识比一场科举考试有用得多。”[33]新来的官员不能自己挑选合适人员。他要考虑毛遂自荐者或者由地方实权派推荐的人。当地职员成为家族网络体系的一部分而几乎无法独立，一般而言总是处在地方权贵的保护之下。人事权无论如何不受官方的完全控制。掌握着地方权力的是衙役、当差和士绅“成员”而不是京城派来的官员。因为京城派来的官员至多三年就会走，这样的官员多半不能建立信任关系并任用自己人。他也不可能对长远事务肩负起责任。他们总是局外人，他们来了又走，官员必须依靠的当地士绅和当差则会留下来。在一个合作、共同参与和互补的体系中，官员和地方贵族逐渐融为一体，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称的“士绅”。[34]
这意味着在清代中国，地方层面上的“国家”在许多方面几乎不存在，更不要说形成一个正式的组织了。它仅仅是一个孱弱的行政上层建筑，日常活动甚至更多其他事务都要交给地方精英处理。尽管如此，即便几乎所有国家基本上实行间接统治，中国的官僚体系也表现得尤为明显。[35]对于清朝，美国史学家马士写道：
除了偶尔接触法官和经常接触收税者，能够感受到政府真实存在的人口也许只有1/10，肯定不足1/5。[36]
人们能在书本上看到许多对中国选拔官员的“精英”体系的介绍，赞扬中国“现代化的”统治体系，对此不能信以为真。不要被官员接受过教育并通过科举考试这一事实迷惑，重要的是中国官员真正学到了什么以及通过了什么样的考试。许多官员缺乏具体的组织或技术训练。他们上学时吸收的是某种文化而不是某种专业知识。实际上，他们熟悉的只是经典子集。他们所受的教育打算把他们培养成能够根据很高的道德标准进行治理的通才，而不是专家。韦伯所讲的“孔子对专家的排斥”确实存在。满清官员通常不认为他们是组织中的“器”，这是孔子的话，他们对专业能力很抵触。[37]法家传统更强调专业主义和法律机器而不是统治者的道德准则，但在与儒家思想的竞争中失败了，儒家思想为中国的统治体系提供了思想基础。[38]我们不应被清代中国统治体系中法家官僚的出现误导，认为实际上它真的像官僚体系一样运行或者服务于民众。当然，他们中的许多人在职业生涯中学习了很多，并获得了相当一部分专业知识，但这可以说是偶然现象而不是有意为之。官员私下聘用数以千计的专家协助他们工作，这不是偶然的。[39]我们已经指出，不应对英国政府雇员的素质、教育水平和廉洁过于“乐观”，但是至少在税收方面我们可以发现真正的职业化。这里不需要过多地讨论细节，因为我们在讨论清朝的税收体系时已经指出了其“官僚体系”的不足之处。同样，我在这里指出问题和不足，并非不考虑时代背景的后见之明或是秉承了欧洲中心主义，用“外国的”标准衡量清代中国。许多人太了解存在的问题，他们尽力去解决问题。[40]但所有采取的措施最终不过是权宜之计。[41]
而且，由于缺乏确保国家正常运行的正式“法治”和制度化的权力制衡，所以清朝管理系统从底层到最顶层全都容易受到“不良”官员的侵蚀。资金、合格人选和透明规则的匮乏，以及将任何官员的错误都视为官员个人道德错误的倾向（这也与官僚化格格不入），使所有官员处境艰难。在这种情况下，官员总是被迫采取“权宜之计”，接着就会陷入困境。[42]统治体系中继续存在着非常个人化的元素，尤其是在统治体系的顶层。皇帝有很大影响。英王乔治三世从1760年至1820年的统治，用白话来说可以而且只能被称为“疯狂”，但这并没有阻止英国引发并赢得一场全球战争，且本国经济开始腾飞。[43]乾隆皇帝年老后逐渐把实际统治权让给其他人，这一做法对整个帝国产生了广泛而消极的影响。然而，我们处理清朝问题时需要小心，要把理论与实践区分开来。派尼斯正确地指出：“人类历史上几乎没有哪位君主拥有的权力能与中国皇帝相提并论。”中国皇帝“在理论上几乎是神”。然而实际上“皇帝的弱点不是过多的独裁主义而是如何统治”。派尼斯将他们通常的处境归纳为“虚假的全能”。[44]大多数皇帝因为拥有的权力之大而不知所措。总而言之，中国历史上有很多孱弱无能的皇帝。从官员的角度看，一个孱弱的皇帝更受欢迎，因为这样一来他们通常就可以进行实际的统治。清朝康熙、雍正和乾隆三位强权皇帝接连出现，则是个例外。
军事的极端重要性
对欧洲状况的评述
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已经讨论了政府人事。以我们现在的观点来看，他们是典型的政府雇员。然而在同一时期，在本书讨论的所有国家，军事人员的数量都远远多于政府雇员的数量。近代早期典型的政府“雇员”（再次使用不符合时代背景的术语）就是军人。在这方面也很难找到令人信服的可比数据，以便对不同时代和不同国家进行大致的比较。让我提出两个问题：一是入册的士兵数量与实际可调动人数的差异。举一个例子，在清朝许多被归为旗人的人实际上根本不能被认为是士兵。二是战争时期与和平时期的差异，这个差异是显著的。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毫不犹豫地得出结论：近代早期的西欧军事化程度很高，远高于清代中国。
虽然军事化确实存在，我们却必须小心，不要夸大近代早期西欧的军事化。在这个阶段，阿扎·盖特所说的历史铁律，即“就经济而言，不超过总人口1%的军队是可持续的”，基本属实。[45]“违背”这条铁律的国家是在非常特殊的情形下不得已而为之，并通常都为此付出了代价。军队的最大规模确实趋于增长，但实际上人口也在增长。除非能够成为日益增加的常备军，否则其余的军人只能迅速退伍。在某种程度上军队规模的增加和费用上升只是一种错觉，因为中央政府有意识地不再求助于贵族为其提供军队、修建军事设施以及组织各类徭役。中央集权的政策和日益增强的直接统治不可避免地引起控制权和人事权以及支出的集权化。在许多国家，尤其是查尔斯·蒂利称之为高度集权的国家，[46]采取募兵制变得越来越普遍和重要，这也让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募兵制比雇佣兵更便宜，而且国家有可能自己解决至少部分军人的工资。但是经过更长时间，经济发展最终促使更多的军队完全由国家供养。
根据蒂利的观点，大约在1400—1700年欧洲主要国家的特点是“中间商”盛行，“承包商招募的雇佣军在军事活动中发挥着主导作用，统治者极度依赖地位独立的资本家，以期取得贷款、管理产生大量收益的企业以及决定和征缴税收”。[47]同样是蒂利的观点，紧接着这个时期的是一个国家化的时期，这在大多数欧洲国家大约横跨了1700年至1850年。在这一时期，“国家从本国人口中征召大量军队，同时统治者直接吸收军队的力量进入国家行政管理体系，接管财政系统的直接运转，大大削弱了独立承包商的地位”。[48]实际的时间进程不怎么清晰，国家化进程通常在法国大革命时才真正开始。从近期的研究来看，所谓的“合约制国家”（私人和国有企业交织在一起）在整个18世纪一直存在。[49]举个例子，英国的皇家海军有自己的船坞，但是在1803年至1815年，私人造船厂按照合同制造了84%的战舰，如果按吨位计算的话这一数字是72%。这一时期的承包商远比18世纪时重要。[50]但是，作为对总体发展趋势的粗略判断和概况，蒂利的观点无疑是有帮助的。
让我开始从纯粹数量的视角观察问题并提供一系列估计，以从总体上说明近代早期欧洲军事化的程度。[51]正如之前一样，我将详细说明英国的情况。普鲁士向来以军事闻名。1740年虽然总共只有220万居民，普鲁士仍拥有一支8万人的军队。[52]这一数量进一步增加，1786年弗雷德里克去世时普鲁士的军队人数（包括雇佣兵和应征兵）已经接近20万。那时普鲁士的人口是600万。毫无疑问这是一个高度军事化的国家，但并不一定是一个高度军事化的社会：士兵中只有81000人是土生土长的普鲁士人。[53]1813年军队进一步扩张到28万人。[54]普鲁士并不被人视为一个特殊的例子。1780年在我们如今所称的德国，此时大致是不包括奥地利在内的神圣罗马帝国，总共有32万名士兵。这意味着军队人数达到了人口总数的2%。[55]七年战争期间（1756—1763）奥地利帝国的军队总数达到20万人，而它的总人口为1800万人。1789年当总人口增长到2500万人时，常规步兵和骑兵的数量大概是31.5万。1790年包括炮兵及民兵的军事机构的总人数可能达到了50万。[56]
17世纪的荷兰共和国仍然是欧洲的主要强国。这意味着它必须拥有一支规模庞大的军队，事实上也的确如此。1670年全国军队达到了11万人。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1702—1713）中，它的军队数量从未少于10万人。考虑到它那时的人口只有200万，这意味着在爆发严重冲突时，它的军队相对来说比18世纪普鲁士的军队规模还要大。1700年法国作为一个拥有2000万人的欧洲超级大国，只有40万的军队，这一数字只到18世纪90年代才被超越。我们可以列举更多高度军事化的国家。1700年瑞典有不到130万的人口，却拥有10万士兵。在三十年战争期间（1618—1648）这一数字达到18万。不少于4/5的军队是外国雇佣兵。1632年古斯塔夫·阿道弗斯去世时不到10%的瑞典军人是瑞典人，剩下的大多是德国人。[57]无论如何战争都是一件非常国际化的事务。[58]我们不仅能从普通士兵中找到外国人，也能在指挥官中看到外国人的身影。
表31 18世纪军队中的外国人
资料来源：Thomson, Mercenaries, Pirates & Sovereigns，第29页。
每个国家挨个讨论没有什么意义。有学者估计了在我们讨论的时期欧洲军队的总数量。根据帕克的观点，1710年欧洲有大约130万军队。[59]卢认为在整个18世纪这一数量进一步增加了，在法国大革命前夕达到200万。[60]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之后，军队的规模才趋于变小。
为了对涉及人数有直观印象，我们可以想一下，在1500年至1850年没有战争的和平时期，军队每年要损耗10%~15%的人员，而在战争时期则要损耗15%~45%。包括死亡、残疾、逃亡以及到其他地方入伍的士兵在内，总体平均“损耗”不少于总数的20%。[61]表33展示了几个欧洲国家各个时期每50年在军队中服役的人数变化。我们应该意识到，在军队服役是好几年的事情。法国士兵在1793年至1815年服役6年，有时甚至服役七八年。直到1847年，大多数英国职业军人实际上一生中通常有21年的服役时间。[62]
表32 1760—1850年军队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
资料来源：Mann, Sources of Social Power，第Ⅱ卷，第393页。
表33 按50年分期的几个欧洲国家军队中服役的人数（单位：千人）
资料来源：基于Lucassen and Lucassen,“Mobility transition in Europe revisited.Sources and methods”，网络版，第102页。
如果我们将未受政府正式雇用的士兵考虑进去，这些数字还会进一步增加。政府在国内通常依赖常备军，欧洲海外特许公司也有陆军和海军，其中一些人是来自母国的雇佣兵，另一些则来自欧洲其他国家。他们中间也有很多不是欧洲人。我们在分析英国的案例时发现，这些人的数量数以万计。此外还有数量庞大的军营随从人员，也称为军队“随军人员”，包括仆人、妻子、孩子、军妓、食品补给者和其他人。在近代早期，随军人员的平均规模大概是所属军队规模的50%。有时候这一比例会高得多。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随军人员的规模变小了，直至19世纪他们完全消失。[63]
除了陆军还有海军。17世纪荷兰共和国试图在各类战场上使用超过2万名水兵以赢得战争。在那时，这足以使一个国家成为欧洲的海上霸主。但是我们也看到了规模的巨大增长。例如在18世纪90年代，法国和俄国都有大约6.5万人的舰队。[64]然而，在那时即使如此规模的舰队也不足以统御波涛。已经成为英国强劲对手的法国舰队进一步扩张，尤其是18世纪70年代与西班牙舰队结盟，这对法国国库来说显然是一个沉重的负担。[65]在18世纪末，海洋被英国皇家海军牢牢控制，我们后面还会看到它的规模进一步变大。许多水兵在不履行职务时为商船服务。通过这种方式，欧洲的大西洋沿岸国家在18世纪末训练了30万~40万名水兵；英国有10万~15万人；法国、西班牙和荷兰各有大约6万人；丹麦/挪威大约有4万人。战舰的人力消耗是巨大的。[66]许多服役的军人是外国人。
考虑到上述情况，实际战争规模变得越来越庞大也就不足为奇了。我将举一系列的例子说明这一点。[67]当然，这方面也没有准确的数字。官方数据（即“纸面上的军事力量”）和事实的差异可能是巨大的。但是，这一趋势不容置疑。1494年法国国王查理八世入侵意大利，他动用了1.8万人。1552年不少于5.5万人的哈布斯堡军队围攻法国城市梅斯，最终未能将之征服。阿尔布雷赫特·冯·华伦斯坦是一位波希米亚军事家，三十年战争期间（1618—1648）为“德国”皇帝服务，1628年训练了一支12.5万人的高效军队。1708年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期间（1702—1713），有超过30万人卷入这场战争。随着全民防御原则或者说“全民总动员”在大革命战争期间引入法国，我们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在这一体系中，特定时期所有成年男性都成了潜在的士兵。从某种意义上，大革命和拿破仑时期的法国确实发动了第一次全面战争。[68]1794年9月，新成立的法兰西共和国的军队总人数理论上至少达到了116.9万人。实际上这一数字或许“只有”73万。1798年新的征兵体系以法律形式正式确定下来，并被正式推广到整个法国。许多对抗拿破仑的欧洲国家都不得不效仿或者至少实施大规模征兵。普鲁士是其中最激进的一个，然而英国却是一个惊人的例外。1810年拿破仑在西班牙派驻了37万名士兵。他用于侵略俄国的军队至少有60万人。其中有20万人是法国人，10万人来自附属部门，剩下的都是联军。[69]在1800年到1815年法国征募了至少200万人。他们不都是法国人，而是来自整个法兰西帝国。在1809—1812年帝国达到顶峰时，法国拥有4400万居民。规模的扩大在战场上也体现出来：1813年50多万士兵参加了莱比锡战役，其中15万人战死或负伤。[70]在这方面，我们也不能简单地将此理解为直线式的发展，因为在整个18世纪军队的规模确实扩大了，但是和几个世纪之前的战争相比，激烈残忍、破坏性强的宗教战争越来越少了。总体而言18世纪的战争得到了控制，指挥官不想轻易消耗他们的军队。最好的例子或许是普鲁士，它总喜欢迂回作战。大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是极其惨烈的例外。
拿破仑战争之后出现了大规模的裁军。19世纪其余时间的军事史基本可以概括为通过征兵和招募的方式广泛吸收各个阶层的国民，促使军队进一步职业化尤其是军官的职业化。在拿破仑战争期间，这种职业化尤其是军官的职业化与大众化相伴而生，形成了一种不稳定的联盟。当时在军官中职业化很盛行，这推动了军队系统的官僚化。另一方面，包括志愿者、被迫加入的人群以及许多国家的应征兵在内的军队数量有极大增长。[71]应征兵的使用可以提高效率，因为他们有相当不同的社会背景，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然而在旧制度的军队中，如此重要的雇佣兵却经常成了“社会的渣滓”，[72]至少他们被认为是如此。
考虑到在大多数国家，拿破仑的影响消失都伴随着王政的复辟，光靠大国沙文主义和大众盲目的爱国热情已然不能奏效。这一策略（如果这曾经是一种策略的话）的效果值得怀疑。普通士兵倾向于从特定的“值得信任的”人口中招募，这不是偶然的。全民防御不是灵丹妙药。对“大众”的担心从未完全消失。例如普遍征兵制1862年才在意大利推广，1871年在德意志帝国推广，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英国推广。[73]再者，即使可以激发战士的激情，现代军队说到底还是要靠训练、纪律和技巧，而不是靠“战斗精神”。现在主要的挑战是如何处理质量和数量的矛盾。根据大多数专家的结论，直到19世纪60年代普鲁士才找到办法，建立起一支由训练有素的军官和机动的士兵组成的军队，他们所有人都要经历三年的服役，并在需要时可以被动员起来。
这些评论将我们从直接的数量分析引向了系统分析。近代早期军事研究的第一个重要发现是，正如在行政管理中看到的一样，“间接统治”如此盛行。在18世纪初期的欧洲，能完全控制军队人事权和财权的中央政府尚不存在。当讨论近代早期的欧洲时，在军事方面使用“官僚体系”一词应该倍加小心。比如英国和普鲁士这两个军队官僚化的先驱，直到18世纪末才将自己的军官变成国家雇员而不是国家的代理人。[74]各种各样的私人承包商、金融家、招募者，总而言之是私人企业家，在军队寻找人才、给养和钱财的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他们代表政府的利益，当然也没有忘记自己的利益。[75]对近代早期欧洲武装力量的各种研究都强调私人参与，甚至是私人对公共事务的管理。这种混杂在一起的状况在许多国家一直持续到19世纪。如同在民政事务领域一样，专横的“自治”贵族、包税人和贪腐部门的掌权者掌握着我们现在所谓的公权力，在军事领域中央政府通常也不得不实施间接统治，试图从远方施加控制。然而在17世纪下半叶，我们看到政府对军队的直接控制和军队“官僚化”趋势越发明显。当然，我们所说的“职业化”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我们不应该夸大或者过早发现太多的“现代的萌芽”。在大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前夕，对很多贵族来说战争仍然事关荣誉，而不只是一个严肃的职业。军队和军人没有与社会其他部门以及其他职业区分开来，[76]而是始终带有业余性质。一名贵族仍然被视为一名合格的军人。在18世纪的荷兰共和国，甚至超过60%的殖民地都处在贵族的控制之下。这种对战争的观念直到18世纪晚期才受到挑战，同时，基于正式教育的正规职业化更受重视。我们已经讨论过法国政府广泛存在的售卖官职现象，法国军队也同样如此。至1787年军官的数量已经增加到了3.6万人，其中只有1/3是真正服役的，其余的都只是领工资而已。法国军队有1171名将官，普鲁士刚超过80名，奥地利也只有350名。军官的工资至少占到了法国军队预算的一半。[77]在很多国家包括某种程度上的英国，长期以来军队中可能都存在买卖官职的现象。[78]但是不论军人的社会背景和地位如何，为维持大规模的军事制度，管理的复杂程度是很高的，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复杂程度会进一步提高。我们看到在17世纪晚期的奥地利、英国、法国、普鲁士和俄国，军队的质量和数量都在加速提升。迈克尔·曼讲道，18世纪军队管理变得“相对集权化、常规化、纪律化、同质化和官僚化”。领薪水变得普遍起来，水兵和士兵变成了雇员。他声称，军队可以被视为“到18世纪为止最现代的权力组织”。[79]在他看来，官僚化使军队得以扩张。这类军队最终获得成功，就是因为非正式的、“松散的”军事组织在战场上被摧毁了。
作为军事超级大国的英国
让我们深入考察英国的情况，并将其与清代中国进行比较。英国毫无疑问是一个高度军事化的国家。[80]在九年战争期间（1689—1697），政府供养着11.6万人的陆军和海军。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期间（1702—1713），这一数字增加到13.6万人。在七年战争期间（1756—1763）这一数字是16.7万人。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1776—1784）这一数字再次增加，达到19.1万人。随着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的开始，英国军事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1809年英国军队有234177名普通士兵，还有大约3万名军官和军士之类的人员。1813年英国军队中常规的英国和外国士兵的数量超过了25万。战争伤亡是巨大的：在拿破仑战争期间，每年的伤亡人数从来都不少于16000人。1809年伤亡人数超过了24000人。毫不奇怪，在数以万计的军人中有很多是外国人。英国政府最后一次依赖雇佣兵是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1853—1856），当时它雇用了超过16000名德国人、意大利人和瑞士人。在拿破仑战争期间，大约有1/7~1/6的士兵来自国外。[81]令人惊讶的是，1819年政府通过了《禁止在外国服役法案》，禁止“任何本土出生的英国王室的臣民”参加“任何外国政治实体的军队”。[82]
通常情况下英国陆军的规模实际上相当小。但海军显然并非如此。甚至在和平时代海军也保持警备状态。英国议会批准的海员数量给人以深刻的印象（见表34）。实际人数一般会比批准的人数少3000~16000人。如同刚才已经提到的，这意味着在拿破仑战争激战正酣时，英国政府拥有将近26万名士兵，此外还动员了15万名海军。海军确实是一个“食人兽”。举例来说，从1776年至1783年海军招募了23万~23.5万人。[83]找到这么多水兵成了主要难题，因为作为一名海军参加大规模的海战会遇到复杂任务，不是每个人都能胜任，当然人们还要注意，不要导致商船雇用海员的工资过于膨胀。[84]许多外国人被雇用：18世纪90年代在英国的战舰上25%~30%的船员是被迫从军的爱尔兰人。[85]很多水兵在服役期间死去，这使问题凸显出来：1774年至1780年大约有20000人死去。[86]在大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期间，海军的伤亡人数进一步上升：皇家海军有9万名水兵丧生。1793年至1801年仅在加勒比海地区就有24000人死去。这一时期加勒比海地区陆军、海军和后勤交通等所有军队的死伤人数达到64000~69000人。[87]在海船上工作无论如何对健康没有好处：在运奴船上，通常有20%~25%的船员在航行途中死去。[88]
表34 英国议会批准的海员数量
资料来源：Hall, British Strategy，第11页。
表35 1775—1815年欧洲的海军力量（吨位在500吨以上的船只的总吨位数）（单位：千吨）
注：∗1785年前该国的数据包括了黑海。 资料来源：Duffy,“Worldwide-war”，第185页和第204页。
一些数据反映出英国舰队规模有多大，以及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又扩大了多少。我在这里只讨论战舰，虽然这些战舰不能完全和“普通”船只区分开来。所以，战争中使用的总船数可能还要大得多。根据奈特的研究，我们发现1809年皇家海军的实际规模达到了最大值，即709艘服役的军舰。[89]霍尔估计的时期和奈特差不多，得出的结论是皇家海军总共有大约1000艘船只，包括小型战舰。[90]一直到18世纪英国都拥有欧洲规模最大的舰队。
英国的海军不仅比其竞争者规模更大，而且装备更精良，更有效率。[91]总之，在拿破仑战争达到高潮时英国有不少于40万名职业军人服役于陆军和海军。这些人在全球作战。在18世纪最后10年和19世纪初，英国陆军和海军参与了欧洲、非洲、亚洲和美洲等地的战争，数量惊人。即使远离本土作战，参战人员也可以有很多。举例来说，1793—1801年派往加勒比海地区的英国军队和英国出钱资助的欧洲军队大约有9万人，此时英国在其他很多地方也陷入了激烈的纷争。[92]然而英国的武装力量不只是政府直接控制的陆军和海军，除了这些人还有东印度公司的军队。1793年东印度公司的欧洲军队人数是18768人；1815年大约是31611人。而在这两个时期印度军队分别是69661人和195572人。这些军队完全由他们统治的本地人供养。[93]虽然在拿破仑战争之后英国军队的士兵数量减少了，在印度的军事人员却进一步增加。仅在1857年兵变之前就有10万欧洲士兵（我找到的另一个估计是45000），此外还有25万士兵来自印度。[94]印度的武装斗争一开始就被英国政府外包给了东印度公司。私掠船也是如此，它们的影响不可忽略。虽然它们是私人企业，却得到了英国政府的积极支持。例如，1708年一部奖励法案正式通过，允许私掠船保留它们的所得，并承诺根据他们抓获的俘虏数量给予不菲的奖金。1744年国王特赦了愿意成为私掠人员的罪犯。英国政府在这方面比其他国家走得更远：英国私掠船被允许攻击中立国的商船。它们像是皇家海军的附属部队。[95]我们讨论的不是一种濒临消失的现象。1793年至1815年，英国海军向私掠船发放了4000份特许缉捕令。[96]仅在1803年至1806年，就有47000人被免去义务兵役，就是因为他们在这样的船只上工作。[97]在拿破仑战争期间，许多私掠者和准私掠者相当活跃，如果他们想要违抗命令，政府也无法控制他们。虽然我只提供了少量传闻证据，我们也能清楚地看到，私掠者对正式武装力量来说有着不可忽视的贡献，英国政府可以动员他们对抗敌人。拿破仑战争之后，英国和法国都停止了发放特许缉捕令，这实际上结束了私掠船的行为。在国际法的要求和英国的施压下，这种做法在1856年被彻底废除了。
如果这还不够的话，在与法国冲突的巅峰时期，英国还有很多人自愿利用业余时间在前线保家卫国。爱国热情被很好地调动起来以对抗拿破仑。主要的防卫任务落在了职业士兵的身上，但其他人的辅助作用不能说不重要。英国没有实施大规模征兵，但它的确通过发动民兵的方式加强了防卫，这些民兵通常在特定的时期工作，并且仅在英国国内服役。这些民兵通常占到军队总人数的20%。1803年志愿兵增加到414000人。1804—1806年仍然有大约30万人。接下来就是急速的减少，1812年少于7万人。1804年至1813年英国平均有大约80000名服役五年的志愿兵。他们的训练时间仅仅是每年12天或者24天。与民兵类似的还有大约3万人的后备军。所谓的“海上卫士”指的就是志愿保家卫国的海军，它们的数量有时能达到2.5万人。[98]
1801年英国人口不到1100万，1811年也才刚过1200万。那时候爱尔兰的人口大概在五六百万。根据我刚刚展示的数据，他们中有超过100万人通过各种方式，在各个时期参与了对抗法国的战争。以下数据并非不可能：帕特里克·科洪1815年计算得出大英帝国的陆海军总人数超过了100万，他的估计包括了东印度公司的武装力量。[99]琳达·科利认为英国是“一个武装起来的国家”，毫无疑问这是正确的。[100]拿破仑战争期间军队人数从未少于50万人，这还不包括皇家海军。实际上英国为战争付出的努力远大于这些数字展现的情况：这个国家养成了花钱支持其欧陆联盟军队的传统。由此花费的金钱是惊人的，支持海外联军对抗法国的费用总计达6600万英镑。[101]1812—1815年英国支付了1 /5~1 /4的军费给联盟军队，供养着50万军人，大多数是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士兵。如果我们把他们也算作英国的武装力量就能得出如下结论：在某些特定的时点，英国的武装力量达到150万人。即使与其他欧洲国家相比，这个数字也很大。有这样一个估计，在拿破仑战争期间“英国供养的武装力量达到了成年男性的11%~15%，或者说是法国‘军事参与率’的3倍”。[102]如果我们看看英国横行全球的陆军和舰队，不难发现作为一个人口和领地比清朝一个省还少的国家，其后勤能力在世界上罕有匹敌。[103]愿意并且能够发展这种基础性权力，其重要性及其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似乎被所有讨论“西方兴起”的学者低估了。
对英国社会来说，“战争生意”蕴含着制度合理化和制度创新，但是军事化程度比预想的要小。尽管在整个18世纪军事力量及其重要性都急剧扩张，但是直到拿破仑战败，英国的陆军和海军实际上都不是国家的构建者，而根据蒂利的观点，近代早期的武装力量通常都参与国家的建构。[104]相比普鲁士，英国的军事力量更加游离于政治和社会制度之外。[105]其常备陆军事实上规模相当小，而且以爱尔兰为基地。海军则得到了优先发展，规模既大又属于资本密集型，但是长期待在海上。大部分军队被派驻到英国以外，比如爱尔兰和一些殖民地，这些地方不得不负责给养。英国的陆军和海军当然是本国产品的大主顾，但是还比不上普鲁士军队。军队里通常有很多“外国人”，来自爱尔兰和苏格兰的人尤其多，但是英国也是德国人的雇主之一，当时德国是雇佣兵的主要输出国。例如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有1.9万名黑森人在英军服役。
长期以来军队由人数相对较少的地主阶层主导。对接受任命的军官的背景调查显示，1780—1830年这一主导趋势越来越明显。当然这不意味着职业化消失了。皇家炮兵和皇家工程兵中的职位不能购买。在那些部门，技术精湛是录用和提拔的标准。然而军队其他部门的军官职位，是可以花钱得到的，并根据在部队中的军衔和威望获得相应的官阶，从而晋升殖民地中尉军衔。在半岛战争期间（1808—1814）, 70%的军官靠资历和功绩获得提拔，20%是花钱买来的，其余人靠的是家族势力或者政治角力。在海军，航行指挥和检修可以确保技术专家的用武之地，但是一名军官的晋升步伐在很大程度上还要取决于其亲属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106]
仅就财政史而言，拿破仑战争是英国军事史上的一个巅峰和转折点。只有迫在眉睫时整个国家才会武装起来。国家层面的征兵体系从没有得到实施，甚至没有计划过要实施。整个19世纪乡村贵族在军队中的重要性下降了，“业余军事传统”也是一样。但是，我们没有看到像欧洲大陆那样的军事化，即各国为“国家”和“民族”战争做准备。英国的战争主要是在很远的地方进行的小型帝国战争。在国家建设的很多方面，包括军事方面，19世纪的英国走了一条与欧洲大陆国家不同的道路，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丧失了优势和基础性权力。当然，在打败拿破仑之后，英国就不再是这样了。[107]
清朝的军事
清朝的情况有很大不同。如果清朝中央政府像拿破仑战争时期的大不列颠/联合王国一样动员人力，也就是说从居住在该国的每18个人中调出一个人参加陆军和海军，清朝的武装力量将达到1800万人！如果我们把英国出钱资助的50万联盟军队也算进去，并认为英国有150万人的武装力量，一个同等军事化的清朝将拥有一支2700万人的军队。
实际上（清朝）从来就没有接近这个数字，远没有达到这一水平。根据欧洲的标准，清朝军队规模很小。关于规模的数据众说纷纭，原因之一就是清朝满族军队的规模原则上是保密的。因此我们不得不寄希望于估计和重构。18世纪末，不算数量不多的地方军队，按照军队的官方“记载”规模少于100万人。[108]清朝的军队基本上由两个独立的部分组成。所谓的八旗军原则上有24个旗，满人、蒙古人和汉人各占1 /3。实际上他们倾向于仅由满人构成。这些八旗军接近于西方所称的军队，即一个可以进行攻击的军事实体。[109]除了八旗军还有绿营军。绿营军更像是警察力量，主要由汉人组成，散布在全国各个发生小规模紧急事件的地区。八旗军有20万~25万人，最多30万人。[110]这里有一个问题，哪些人属于八旗军并不总是很清楚。对绿营军的估计见表36。
表36 官方指定的绿营军数量
资料来源：Powell, Rise of Chinese Military Power，第1章。这些数据都是基于以下文献：Wade,“Army of the Chinese empire”。相似的数据参见McKeown,“Different transition”，第296页，在那里可以找到原始出处。有些绿营，只有1/6~1/2的人真的存在。同样量级的估计，参见Hsü, Rise of Modern China，第62页；Mote, Imperial China，第860—861页；Van der Ven,“Onrush of modern globalization”，第179页，估计有60万~75万人的军队；Woodside,“Ch’ien-lung reign”，第268—269页。
军队的总人数在80万~90万人。[111]考虑到清朝的人口有了很大增加而军队的规模相当稳定，与欧洲相比这令人惊讶。在17世纪80年代三藩之乱发生后，绿营军达到了90万人，八旗军在20万~35万人。战争平息后绿营军被裁减到60万人。[112]19世纪上半叶军队的总体规模相比以往没有太大的变化。1821年的一项估算得出，包括汉人、满人和蒙古人在内的正式军队达到了740900。[113]根据1825年的一项估算，八旗军由以下人员构成：10529名军官，236014名没有得到委任的军官和士兵，41422名临时士兵以及5327名工匠和仆人。他们分散在全国各地，由京城牢牢控制，强有力地维护着满人的利益。我们之前提到的古伯察在19世纪40年代写道，至少按照官方的说法中国有123.2万人的帝国军队以及只有31000人的海军。[114]同样，人们可以找到不同的估计。根据1843年发表于《中国智囊》的一篇文章，清朝的军队由25万名满人和60万名汉人构成。[115]在我看来量级并没有改变，军队的规模显然没有什么可质疑的。根据法国领事尤金·西蒙的估计，在19世纪最后几十年中国的常备军队仍然不足10万人。[116]在这方面令人惊讶的是，16世纪中叶明朝的军队已经达到了大约84.5万人，而在1040年（宋朝时）甚至达到120万人。16世纪中叶中国的总人口毫无疑问远远少于2亿，1040年甚至少于1亿。[117]
不论出发点是什么，所有的专家都会同意，实际上清朝的军队比官方给出的数据要少，有时甚至少得多。发生冲突时真正重要的是一支军队的实力，而不是纸面上的武装力量，虽然当你必须为只存在于“纸面”上的士兵付军饷时他们确实很真实。阿谢德认为，在18世纪末实际军事力量接近50万，并“怀疑可以立刻投入战场的人数是否超过10万人”。[118]古伯察则认为能称得上有效率的职业军人只有官方数字的1/3。[119]其中有大量的村民以及懒散的八旗军，除了名称以外再不具备“士兵”的任何特征。邓钢认为，1851年绿营军只有一半的力量能够真的运转。[120]与欧洲相比的一个重要区别是，中国军队不懂得征兵，并且军队无法起到“国家学校”的功能。
按照欧洲的标准，发生战争时清朝能够动员的军队数量也比较少。根据一项估算，当1686年清朝军队在黑龙江地区与俄国发生冲突并第二次控制雅克萨时，只有2000~10000名清军士兵对阵350名俄国士兵。另一项估计则认为是5000名清军士兵对阵800名俄国士兵。不论准确数字是多少，考虑到这明显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事件，这确实是很少的军队。[121]当17世纪90年代康熙皇帝与欧亚大陆准噶尔的领导人噶尔丹作战时，他有总共大约7万人的军队。1754年乾隆皇帝派出了两支各有2.5万人的军队干预准噶尔内部事务，以集中权力。濮德培为了说明清帝国的后勤能力，提到18世纪中期清朝在中亚的大战役总共牵涉三支主要军队，每支5万人。他们在每场战役中打了一两年。这意味着总共有15万人参加了这场战争。[122]我可以提供更多的数据，1788年清政府在台湾动用10万人的军队打击林爽文起义。[123]但是这不会改变总体的格局。简而言之，就我所见一场战争中人数最多的有30万人，这是清朝军队与和硕特蒙古军队的组合，1720年他们联合进军西藏并占领了拉萨。[124]与欧洲小国的军事动员相比，这样的数字都是偏低的。当然清朝军队也有他们的随从和随员。例如，到18世纪晚期许多人在当地的劳动力市场被雇佣，到四川西部以及西藏进行开荒，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那里的经济发展。[125]
在这方面，参与战斗的人数不像西欧那样有明显的增长趋势。相反，我们要说：1644年满人用12万自己的军队以及6万蒙古人征服了北京。[126]然而，19世纪叛乱地区大规模的军队可以被动员起来反抗政府，这迫使政府也动员更多的力量。例如，在太平天国运动中不少于75万叛乱者试图攻占南京。太平军自称有130万人的陆地和水上力量。[127]通常很难知道这些数字是怎么得来的。根据邓钢的估计，他们的常备军队大约有60万人，同时活跃的捻军约有20万人。[128]对此也有不同的观点。例如麦基翁认为有85万太平军，但是这对我的主要论点没有影响。[129]
[1] 对于韦伯的这条定义，参见Mann, Sources of Social，第Ⅱ卷，第444—445页。Mann直接引自Weber, Wirtschat und Gesellschat，并做了简化处理。
[2] “相对来讲”普鲁士作为一个组织良好、中央集权和官僚体系的国家，可以参考Brewer and Hellmuth, Rethinking Leviathan。与传统观念更一致的详细阐述，参见Gorski, Disciplinary Revolution，第3章。
[3] 参见Hochedlinger,“Habsburg Monarchy”; Plattner,“Josephinismus and Bürokratie”。
[4] 参见Mann, Sources of Social Power，第二卷，第447—452页。
[5] Jones, Emancipation of the Russian Nobility，第182页。同样，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定义。Brewer and Mann都估计，18世纪50年代早期构成普鲁士行政部门的人员，大约为3000人。但是，Mann指出，在普鲁士贵族庄园工作的官员未被统计在内。1804年，已有的数据显示，这些官员人数达到27800人，参见Brewer, Sinews of Power，第127页；Mann, Sources of Social Power，第Ⅱ卷，第390页。考虑到当时普鲁士人口少于英国，27800是一个很大的数字。
[6] 参见Dickson,“Monarchy and bureaucracy”，第334—339页。
[7] 参见Beller, Concise History of Austria，第103页。
[8] 参见Mann, Souces of Social Power，第Ⅱ卷，第393页。
[9] 参见Harling and Mandler,“From‘fiscal-military’state to laissez-faire state”，第54页。
[10] 参见Britain Hoppit,“Checking the Leviathan”，第284页，作者声称，1770年有7525名财政官员和1600名其他官员，并且说明了后一个数字只是一个猜测。他断言，1815年财政官员有21112名，其他所有官员为3486名。他认为从1815年到1829年有轻微的下降。
[11] 参见Harling, Waning of Old Corruption，第177页。
[12] Jupp, Governing of Britain，第136页。1815年，24598名官员的薪水总额为320万英镑。具体资料参见注释13。
[13] 参见Knight, Britain against Napoleon，第315—316页。
[14] 第一个数字，参见Elliott, Empires of the Atlantic World，第452页注释16；第二个数字，参见Maddison, Contours of the World Economy，第119页。
[15] 关于必备的资质和政府官员的招聘情况，参见Fischer and Lundgreen,“Recruitment and training”; Mann, Sources of Social Power，第Ⅱ卷，第13—14页。
[16] Mann, Sources of Social Power，第Ⅱ卷，第13页。数据和引文在第452页。
[17] Mann, Sources of Social Power，第Ⅱ卷，第390页。他调查的国家包括英国、法国、普鲁士/德国、奥地利和美国。
[18] 参见Mann, Sources of Social Power，第Ⅱ卷，第13章有关英国的段落，以及Cain and Hopkins, British Imperialism，第38—50页，引文来自这篇文章的第39页。
[19] 参见Pratt, China and Britain，第70—72页，引文来自第71—72页。
[20] 参见导论注释134。
[21] 在欧洲的案例中，通常来说只提到文职官员。中国军事官员的数目不可忽略。邓钢称当时中国有2500名军事官员，参见其China's Political Economy，第25页。Elliott则认为超过10000人，参见Elliott, Manchu Way，第134—135页。
[22] 参见Hsu, Rise of Modern China，第45—59页。
[23] 参见第87—88页
[24] 参见Kreuzer, Staat und Wirtschaft以及Thornton, Disciplining the State，第1章和第2章。
[25] 这些数字是没有争议的。很多文献中都可以查到，邓钢称，1700年，清朝有24150名文职官员领取薪水，而1850年则有26355名，Deng, China's Political Economy，第25页。
[26] 参见Simon, Paradies der Arbeit，第16页。
[27] 参见Chang, Income of the Chinese Gentry，第1章。
[28] 参见Dabringhaus, Qing-Imperium，第166页。
[29] 数据参见Mann, Sources of Social Power，第Ⅱ卷，第806页和第808页。
[30] 参见Elman,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s，第584页。
[31] 参见Ho, Ladder of Success，第259页。
[32] 参见Chang, Income of the Chinese Gentry，第1章。
[33] 参见Pines, Everlasting Empire，第105页。
[34] 关于中国士绅以及他们的训练和世界观的资料，参见Chang, Chinese Gentry; Ch'ü, Local Government; Elman, Cultural History; Ho, Ladder of Success; Osterhammel,“Gesellschaftliche Parameter”; Pines, Everlasting Empire; Row, China's Last Empire,; Smith, China's Cultural Heritage。
[35] “直接统治”和“间接统治”的概念，参见Tilly, Coercion, Capital, and European States，第4章。
[36] 参见Morse, Trade and Administration，第72页。
[37] 参见Webber, Religion of China，第6章。
[38] 对“法家”和“儒家”之间差异的简要介绍，参见Folsom, Friends, Guests and Colleagues，第1章，比较一下第23—24页；对最终取而代之的“官僚主义模式”与更具“封建主义”色彩的模式之间的区别，参见Thornton, Disciplining the State，第23—24页；Duara, Rescuing History，第5章，后者分析了所谓的封建传统。
[39] 参见第一章注释336。
[40] 例如，参见Kuhn, Origins of the Modern Chinese State; Mann Jones, Hung Liang-Chi。
[41] 有关中国行政体系改革和理性化的努力，参见Will,“Chine moderne et sinologie”和“Développment quantitatif”。雍正皇帝的具体措施，参见Thornton, Disciplining the State。有关改革税制的努力，参见Zelin, Magistrate's Tael。
[42] 参见Thornton, Disciplining the State，第1章和第2章，其中提供了一些经典的案例。
[43] 参见Colley, Britons，第5章。
[44] 引文参见Pines, Everlasting Empire，第45页、第64页和第72—73页。
[45] 参见Gat, War in Human Civilization，引文在第364页，这一规则继续适用于近代早期的西欧，第474页。
[46] 参见Tilly, Coercion, Capital, and European States，尤其是第16—20页。
[47] 参见Tilly, Coercion, Capital, and European States，第29页。
[48] 参见Tilly, Coercion, Capital, and European States，第29页。
[49] 有关英国和合约制国家，参见第一章注释299。对Tilly确定的时间进程以及依据的假设所做的严肃且令人信服的批判，参见Fynn-Paul, War, Entrepreneurs and the State。
[50] 参见Knight, Britain against Napoleon，第12章。对造船的介绍在第359页。
[51] 有关近代早期欧洲军队规模的估计，有时候很不相同，参见Black, A Military Revolution，第6页和第7页。Karaman and Pamuk,“Ottoman state finances”，第612页，有些数据在我看来不是很可信；Landers, The Field and the Forge，第13章第2节；Lucassen and Lucassen,“Mobility transition in Europe revisited.Sources and methods”，网络版，第65—102页；Poter, War and the Rise of the State，第67页表3.1; Tilly, Coercion, Capital, and European States，第79页。我的数据全都来自这些文献，除非另有说明。最好、最详细的资料，来自英文的文献。
[52] 参见Gorski, Disciplinary Revolution，第80页。
[53] 参见Clark, Iron Kingdom，第215页。然而，Wilson,“Prussia as a fiscal-military state”中的注释68，比较指出，当在家乡以外被雇用时，许多军人就是外国人的身份。
[54] 参见Lynn,“Nations in arms”，第207页。
[55] 参见Stier and Von Hippel,“War, economy and society”，第244页。
[56] 参见Hochedlinger,“Habsburg Monarchy”，第88页。
[57] 参见Thomson, Mercenaries, Pirates & Sovereigns，第30页。
[58] 例如，可参见Bell, First Total War，第1章。
[59] 参见Parker, Military Revolution，第46页。
[60] 参见Luh, Ancien régime Warfare，第13页。
[61] 参见Parker, Military Revolution，第46页和第53—58页。战争导致的死亡人数，参见Landers, The Field and the Forge，第14章。
[62] 参见Lucassen and Lucassen,“Mobility transition in Europe revisited.Sources and methods”，网络版第67—69页。第69页有更多关于长期服役的例子，如1793—1834年，俄罗斯有25年的服役期。
[63] 参见Lucassen and Lucassen,“Mobility transition in Europe revisited.Sources and methods”，网络版第74—75页。
[64] 参见Harding, Seapower and Naval Warfare，第140页。
[65] 参见Baugh,“Naval power”。
[66] 参见Frykman,“Seeleute”，第57页。更多更详细的资料，参见Lucassen and Lucassen,“Mobility transition in Europe revisited.Sources and methods”，网络版第41—64页，有关“伤亡”的例子，参见第285—286页。
[67] 我举的例子来自Tallett, War and Society，第4—13页。围攻梅斯的例子来自Parker, Military Revolution，第24页。
[68] 参见Bell, First Total War。
[69] 参见Parker, Military Revolution，第151—153页；Black, European Warfare，第158页。
[70] 参见Bell, First Total War，第7页。
[71] 这段话在很大程度上改写自Black, European Warfare，第12章；Mann, Sources of Social Power，第Ⅱ卷，第402—443页。
[72] 更微观的视角，参见Way,“Klassenkrieg”，第95—104页。
[73] 参见Moran and Waldron, People in Arms。
[74] 参见Childs,“Army and the state”，第61页。
[75] 参见Parrott, Business of War，以及Tallett, War and Society。
[76] 参见Bell, First Total War，第1章。
[77] 参见Gat, War in Human Civilization，第489页；Félix and Tallett,“French experience”，第158页；后者也指出，至1750年，法国军队中拿养老金的军官和拿佣金的军官一样多。
[78] 有分析表明，这实际上也产生了积极影响，参见Allen, Institutional Revolution，第6章。
[79] 参见Mann, Sources of Social Power，第Ⅱ卷，第424页。
[80] 基本资料，参见Brewer, Sinews of Power，第30页；Evans, Forging of the Modern State中关于军队规模和海军实力的讨论；Harding, Seapower and Naval Warfare，第139页；Rodger, Command of the Ocean，第636—639页。
[81] 参见Hall, British Strategy，第1—3页。
[82] 参见Thomson, Mercenaries, Pirates & Sovereigns，第58页。
[83] 参见Rodger, Command of the Ocean，第396页。
[84] 在18世纪，技术娴熟且有经验的劳动力的作用在下降。18世纪末期，在英国皇家海军有1/4的人达到这一标准，就被认为足够了，参见Frykman,“Seeleute”，第63页。
[85] 参见Rodger,“Shipboard life in the old navy”，第30页。
[86] 参见Kemp, British Sailor，第139页。
[87] 数据参见Pope, Life in Nelson's Navy，第131页；Duffy, Soldiers, Sugar and Seapower，第334页。
[88] 参见Christopher, Slave Ship Sailors，第183—184页。Rediker, Slave Ship，第244页。
[89] 参见第五章注释121。
[90] 参见Hall, British Strategy，第1页。
[91] 对于如此高效的解释，参见第五章注释41。
[92] 参见Duffy, Soldiers, Sugar, and Seapower，第330页。
[93] 参见Duffy,“World-wide war”，第202页表9.2。
[94] 参见Duffy,“World-wide war”，第202页；Moore,“Imperial India”，第427页。45000名欧洲士兵的数据，参见Dalziel, Penguin Historical Atlas of the British Empire，第78页。
[95] 参见Thomson, Mercenaries, Pirates & Sovereigns，第22—26页。
[96] 参见Hall, British Strategy，第11页。Knight对特许缉捕令有以下定义：一份由海军军部发布的允许私有船只攻击文件中注明的敌国船舶的许可。他特别提到了英国的情况，但是这条法规在欧洲其他国家同样得到认可。参见Knight, Britain against Napoleon，第537页。
[97] 参见Hall, British Strategy，第11页。Knight证实了这些志愿者的重要性及其数量，参见其Britain against Napoleon，第76页。
[98] 所有数字均来自Hall, British Strategy，第1章。
[99] 参见Colquhoun, Treatise on the Wealth, Power and Resources，第7页。
[100] 参见Colley, Britons，第285页。Cookson的British Armed Nation一书指出，当地权势和精英仍对战争资源动员起了重要作用，无论是情感上还是思想上。
[101] 参见Knight, Britain against Napoleon，第388—389页。
[102] 参见Rodger,“War as an economic activit”，第5页。
[103] 参见Duffy,“World-wide war”。
[104] 参见Tilly, Coercion, Capital, and European States，第3章。
[105] 参见Childs,“Army and the state”。
[106] 参见James, Warrior Race，第327—334页。
[107] 参见，比如第五章脚注27。
[108] 参见Lord Macartney的估计，第188页。
[109] 军队驻地，参见Elliott, Manchu Way，第95页，他们通常不会靠近任何边界。
[110] 参见Hsü, Rise of Modern China，第62页；McKeown,“Different transition”，第294页，他提到了18万~30万这一数据；Mote, Imperial China，第860—886页。Van der Ven,“Onrush of modern globalization”，第179页；Woodside,“Ch’ien-lung reign”，第268—269页。
[111] 参见Lin, China Upside Down，第130页。她提到的这个阶段是“清朝年间”。根据彭慕兰的说法，在18世纪80年代，清朝总共有大约90万军队。参见Pomeranz,“Weather, war, and welfare”，注释15。
[112] 参见Kessler, K'ang -Hsi，第108页。
[113] 参见Huc, L'empire Chinois，第254页。
[114] 参见Huc, L'empire Chinois，第254页。
[115] 参见Chinese RepositoryⅫ1843。这是应东南亚传教士的请求，于1832—1851年在广东发行的周刊。参见Latourette, The Chinese, their History and Culture，第Ⅰ卷，第49—50页。
[116] 参见Simon, Paradies der Arbeit，第48页。
[117] 参见Huang, Taxation and Government Finance，第290页；Elvin,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第84页。
[118] 参见Adshead, China in World History，第246页。
[119] 参见Huc, L'empire Chinois，第254—255页。
[120] 参见Deng, China's Political Economy，第30页。
[121] 参见Black, War and the World，第72页注释20。
[122] 有关17世纪90年代的康熙战役和1754年的乾隆战役的数据，参见Perdue, China Marches West，第181页和第272页；有关中亚地区战役的资料，参见Perdue,“Military mobilisation”，第776页。
[123] 参见Dabringhaus, Qing-Imperium，第41页。
[124] 参见Perdue, China Marches West，第235页。
[125] 数据参见Dai, Sichuan Frontier and Tibet，第180—182页。军队产生的经济影响，Dai, Sichuan Frontier and Tibet，第6页。
[126] 参见Wakeman, Great Enterprise，第Ⅰ卷，第310页。
[127] 参见Powell, Rise of Chinese Military Power，第21页。
[128] 参见Deng, China's Political Economy，第39页。
[129] 参见McKeown,“Different transition”，第2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