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cal EPUB Text
结语
就算是重商主义政策的最佳例证提供的证据也是薄弱的，创建一个在财政方面贪婪成性的庞大的国家官僚体系，并未阻碍英国向第一个现代工业化经济转型。但是，英国的壮大是由于重商主义政策，还是与之无关，这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奈，《战争、葡萄酒与税赋》，第24页
重商主义体系……是资本主义学会走路的拐杖。
诺曼，《日本作为现代国家的崛起》，第110页
重商主义是所有资本主义成功的根源，这一事实被人们忽略了。
赖纳特，《富国何以致富，穷国何以贫穷》，第13页
作为促进经济发展的工具，中国政府的羸弱几乎令人难以置信。
珀金斯，《阻碍工业化的政府》，第492页
我们的比较分析表明，国家在中英两国经济中的重要性、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功能，有重大差异。对于熟悉这一领域文献的学者而言，这不足为奇。很多人信心满满地宣称，“中国”与“欧洲”有着“惊人的相似”，或者最近在专著和教科书中冒出来的较为少见的观点声称两者之间存在“惊人的差异”。通过考察相关的最新文献，借助于系统比较的分析方法，我们可以轻易地避免这两种观点。
考虑到人口的差异，英国中央政府征收的收入比中国多很多倍。支出同样如此。在英国，政府的债务如此之高，然而它总能设法偿还。在中国，直到19世纪中叶政府的支出从未超出过收入。无论是按名义值（即表示为白银等价物）计算还是按实际值（即按照购买力表示或按工日表示）计算，英国政府动用的货币数量的人均值都是非常巨大的。其总和占英国GDP的比重相当可观。相比之下，中国中央政府财政收入的人均值少得可怜，无论按绝对值计算还是实际值计算都是如此，占GDP的份额也相当小。清代中国中央政府从臣民那里征收的货币远少于英国，征用的役工也是如此。在英国，间接税的作用非常突出；而在中国，土地税一直占政府收入的绝大部分。与中国相比，英国政府的税收征缴更为集中和统一，无论在地方层面还是对不同的社会群体都是如此。英国所有向政府支付的重要款项，必须采用白银、黄金或纸币的形式。而在中国，相当数量的税收一直都是以各种形式或以铜这种最便宜的贵金属缴纳的。看一下征税的方式，与中国相比，英国明显效率更高，贪腐更少，中国的民众除了正式的税负外，不得不向官员或准官员支付更多的费用，而且政府能够使用的收入占正式收入的比例也较小。在这两个国家，战争费用都是主要的支出。至于中央政府支付的福利开支，不管实际上由谁实施，英国政府的开支占GDP的比例要高于中国。英国经常探讨它们的税收体系，而且总是在变化。中国的税收体系令人惊讶的墨守成规。而且，英国政府的人均收入与支出无论按名义值还是实际值都急剧增加，直到拿破仑战争结束，其实际值才或多或少变得稳定。同样，中国的情形非常不同。中国政府的人均收入和支出的名义值较为稳定，但是，从17世纪初至1850年其实际值几乎肯定有实质性的下降。
英国政府有如此多的货币收入，使之与清朝统治者相比，拥有远为庞大的“官僚体系”，雇用多得多的士兵与海军。当我们在本书中谈论英国的官僚体系时，我们主要是在谈论它的“财政官僚体系”。在行政管理的其他部门，直到进入19世纪很长时间英国还一直依靠“业余绅士”来运作。在地方层面上，英国社会明显依靠地方自己管理，长期以来英国作为“自治的绅士社会”这种形象，实际上是当时真实情形的反映。在一个受过良好训练且薪酬丰厚的专业官僚体系中，英国的官僚在中央政府层面工作，特别关注为国家尽量征收更多的税款。与那些中国的同行相比，他们的情况算是好的。中国的官员按照相对数量来算只是一个很小的群体，通常薪水太少，人手严重不足，没有为他们的工作接受过专业训练。与中国同行相比，英国在陆军和海军中服役的士兵和水兵，设施更精良，组织更有序，训练更有素，也更为强壮。在1750年至1850年间，英国官员和军事人员占全部人口的比例大致保持在相同水平，而中国则急剧减少。考虑到上述情况，英国的公共财政体系要比中国发达得多，使政府可以借入并偿还数额巨大的款项。与中国相比，英国的货币体系也受到政府更严密的监管、更为统一，没有效率和混乱一团的情况也更少些。英国的经济可以以硬币或者以私人或官方发行纸币的形式使用数量更多也更便利的货币，其利率也更低。
英国政府的效率和基础权力日益增强，而中国则在清朝全盛时期以后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正如许田波对整个近代早期欧洲所做的描述，将英国的情形描述为国家解体，这是完全错误的。我收集的所有资料都表明，政府税收收入大规模增加，军队数量大幅提高，官僚体系规模膨胀，国家稳固且不断扩张，如此等等。国家形成是明显的趋势。自18世纪80年代以后，被描述为国家解体的应该是清代中国。即使在最辉煌的时候，清王朝在国家能力方面也是一个羸弱的国家。为了使上述观点更加明晰，让我简单重复一下国家能力及其三个要素的含义。国家能力被定义为，“统治者实际渗入国内社会并在全国推行政治决策的能力”，即统治者有所作为的能力，由渗透能力、攫取能力和谈判能力三种要素组成。就渗透能力而言，我认为清代中国是羸弱的，而且在整个时期越来越弱。统治者与民众接触和直接互动的能力很差，并且还在不断下降。它的攫取能力也相对较弱。与英国相比，它只从社会上攫取了很少的资源、财富、物质和人力资源，而且在这方面一直没有改善。为使这样的“攫取能力”可以稳定、规范、持续和有效，与主要社会权力集团进行谈判是其前提条件。与英国相比，清代中国在这方面的能力也非常薄弱。我们看不到这种谈判程序，也没有全国性的自治团体能够在一种“制度化的”常规框架下与政府谈判。国家能力中的谈判能力代表了政治权力主体与经济权力主体之间基本的互惠关系，与英国相比，清代中国在这方面也非常薄弱。中国缺乏相应的战略来协调整个经济，使之实现结构变革乃至走上增长之路，随着帝国规模越来越大，人口越来越多，经济越来越多样化，这样的战略越来越不可能实现了。[1]清代中国肯定不是一个发展主义国家。其政府追求的是安全和某些“传统”福利，而不是结构变革与创新，而创新是现代经济增长的重要前提和本质。
然而，我们不应忽视一个极为重要的事实：在各个方面清朝的统治者远不像英国那样热衷于拥有和形成这种国家能力。我从未发现政府有明确的意图要尽量渗入社会，尽量从中攫取资源，或者与民众“代表”进行谈判。除了意识形态方面的基本差异和一个庞大的前工业帝国提高国家能力时遇到的重重困难，毫无疑问，另外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是两国政府运作所面临的国内和国际政治环境。清政府是这个庞大帝国的外来统治者，直到19世纪之前的十年，对他们而言帝国似乎一直都是安全的。因此，他们只要关心民众的生活就行了，所需遵循的只是上天的旨意。他们本应发现悄然迫近的威胁，但事实上并没有，因此他们的所作所为也就不能说是不理性的。英国政府最担心的是如何在竞争激烈的国际环境中求生存，并采取相应的行动。毋庸置疑，英国公共活动中的制度创新要远多于中国，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英国的这种“焦虑”。
就像已经指出的那样，与西方的经验相比，中国的国家能力从一开始就是薄弱的，在漫长的18世纪最后三分之一的时间里，这种能力甚至进一步退化。考虑到在中央政府工作的官员数量少得惊人，北京从未以一种非常有效的方式对这一浩瀚帝国施以直接的统治。在实践中，肯定存在大量的地方自治，最多只接受来自京城的间接指导。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尽管如此，国家的统治还可以在如此长时间里良好运行，这很可能是由于统治者采取的实用主义、灵活性、他们实施的社会政策以及在道德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地位。大清帝国曾经拥有极为成功的意识形态和道德建构，但是18世纪晚期以后开始失效。中央政府不得不投入越来越多的精力处理合法性危机。西方人的出现和白银流失加剧了国内矛盾。发生一场真正危机的迹象越来越明显。从定义来看，帝国总是有解体的倾向，即使像大清帝国这样相当同质的帝国。18世纪晚期以来，大清帝国将版图扩张至那些其他民族居住的地区，这使问题更加严重。即使内地十八省，按照省份解体也并非全无可能。中央政府非常成功地以地方士绅作为补充，允许他们广泛的自治，然而这反过来又会成为一种不利因素，阻碍改革和向心式发展。帕特丽夏·克洛恩讲得恰如其分，清朝的中央统治太过羸弱以至于无所作为，同时又足够强大，足以阻止新生事物的产生，[2]这种情况在整个19世纪越来越严重，尤其是在50年代以后呈现加速趋势。
同时期的英国政府，不仅是大规模的采购者和重要的雇主，而且在积极引导经济向某一特定方向发展方面，起到了非常突出的作用。它是一个十足的干预主义政府，特别是在国际经济关系方面。其经济政策是彻头彻尾的重商主义政策，这意味着政府表现出两面性。对于与国内市场有关的事务，我认为除了劳动力市场的某些方面，英国政府明显日益倾向于自由放任。至于与国际竞争和“国家利益”直接相关的事务，在进入19世纪几十年之前它并没有采取干预主义的政策，但此后干预主义的色彩越来越浓厚。英国大规模的国际贸易，无论是绝对值还是占GDP的比重都成为政府收入的重要来源。政府采取的各种手段如税收、补贴、关税和禁令等，支持和促进制造部门和贸易部门的发展，它认为这些部门对本国经济至关重要。它与企业家和商人“谈判”，经常扶持他们，为了帮助他们甚至不惜发动战争。中国政府的政策非常不同，他们关注对现有经济秩序的保护和“民众的生活”。为了维持这种秩序，政府会毫不犹豫地进行干预，但是很少为了改变而有所作为。这种状况也适用于政治、社会关系、道德、“科学”或技术等诸多领域。政府确实是保守的，它对对外贸易疑虑重重，总体而言没有给予真正的支持。
清朝统治下的中国在全盛时期规模比明代扩张了大约一倍。清朝的前三位皇帝当然是非常成功的帝国缔造者。然而，英国是一个帝国主义倾向远超中国的国家。按照增加的土地和人口计算，英国的扩张给人的印象更为深刻，其统治者也尽其所能地从帝国赚取利润。在创建帝国的过程中，他们的国家成为各类国家联合体的中心，英国将这些国家变成必须服从自己目标的外围，它在这方面远胜于中国，并且从这些国家赚取的利润也远超中国。我们已经指出，在经济方面英国政府的国家主义倾向比中国要强烈得多。我们可以得出更一般的结论，它力图创建一个“不列颠国家”（British state）和“不列颠民族”（British nation）。它付出实质性的努力使其社会更为健全，虽然与其他几个欧洲国家相比肯定还差一些，参与建设更加完善的物质基础设施和制度基础设施，投入很大力量使其国民转变为纪律严明、勤奋工作和遵从命令的劳动者。总体来讲，它在这些方面非常成功。中国的统治者就他们所做的尝试而言，在所有这些方面远不如英国那么成功。在讨论的时期临近结束时，中国仍缺乏强烈的国家主义意识形态。毫无疑问，中国政府也努力使自己的臣民更守纪律，但是关注的焦点并不在于经济效率。
何种差异造成了区别？
无论到底是什么，英国与中国就国家而言肯定有所差异。一般而言，西欧国家也是如此，虽然必须要认识到，在很多方面并且经常是在一些非常基本的方面，英国与其他西欧国家不同。当然，对我的研究来讲主要的问题是，对这两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现代）经济增长而言，这些差异有多么重要。这些差异在很多方面造成的影响都是十分明显的，但肯定也不是在所有方面都是如此，因此，有必要对此做些评论。
在分析历史大分流时，通常要区分两种不同的增长方式：一种是斯密式增长，这是前工业化增长的主要方式，是由专业化和市场扩张驱动的；另一种是熊彼特式增长，是由持续的创新驱动的，这被认为是工业化时代的特征。[3]清政府通过促进市场交易和专业化，确实创造了有利于斯密式增长的环境。毫无疑问，清代中国的经济实现了商业化。但是，即使在其最辉煌的时期，清政府也没有尝试推动中国经济发生任何根本性的变革或者促进创新。它最多只是努力实现静态的效率，即“将可以利用的最佳技术，传播到幅员辽阔的地区”。[4]有人可能确实会质疑，它是否曾经足够强大，可以完成更多的目标，也就是说，如果它想要这样做的话，是否真的有能力实现。它似乎从未热衷于推动自身的根本性变革，通常也不愿意对私人的自发行动予以支持，因为这可能会扰乱现有的秩序。[5]自18世纪最后几十年以来，清朝统治者发现即便是维持良好治理的基本要求也越来越困难了。即便不是完全负面的，此时他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最多也就是中性的。在其国家结构或政策中，未做任何调整以促进经济创新，因此，对熊彼特式增长的出现他们没有任何有意识的推动作用。它在很多方面都太羸弱了，以至于无力支持“工业化”进程，即使私人经济可以“自发”地产生工业化。
英国的国家要比中国强大得多，此外也更为积极地推动并适应与现代经济增长有关的重要结构变革。英国的经济在近代早期得到发展和成长。早在18世纪，在现代工业对其经济产生任何实质性影响之前，英国就已经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英国是一个重商主义的财政—军事国家。然后，它就成为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发源地以及现代经济增长的诞生地。在其转型为工业化国家的过程中，即在1750年至1850年，至少到19世纪20年代之前，它一直是一个十足的财政—军事国家，至少到19世纪40年代之前在很多方面一直是一个重商主义国家。流行的观点认为，英国遵从亚当·斯密的建议，放弃了“重商主义体系”，然后实现了工业化，这在时间点上搞错了。在漫长的18世纪的后半叶，英国在若干方面无疑向着一个自由放任的经济发展，比如在国内经济和对外经济关系方面，到19世纪50年代英国实际上成了最为先进的自由贸易国家，但是学者都同意，那时它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工业国了。英国实现经济起飞，进入自我维持的增长阶段，发展成为一个现代工业社会，主要发生在一种财政—军事和重商主义体制的背景下。对英国工业化做经典的自由主义式解读一直如此流行，以至于系统地忽视了英国长期存在的干预主义与重商主义传统，[6]这实在令人不解。
重商主义在主流经济学家中一直声誉不佳，始作俑者当然就是亚当·斯密，他设想了“重商主义体系”，然后又将其攻击得体无完肤。经济学家与很多经济史学家通常倾向于认为重商主义是一种不合理的经济政策，对英国现代经济增长的出现不可能有任何益处。与之相反，当时的经济学家几乎都相信，至少在很多方面[7]当时的重商主义政策是合理的，或者无论如何这是增加一国财富的唯一可行策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如果说那个时代的人都错了，这是不太可能的，也确实如此。
为了实现经济起飞，几乎不可避免地要采取重商主义者那样的行动。在近代早期的欧洲，国家之间的竞争你死我活，在这种背景下，各国政府还有别的选择吗？像主流经济学家宣称的，如果一国不采取重商主义政策，而是按照国际上自由贸易和公平竞争的规则行事，本国的经济会得到改善，这完全忽视了近代早期西欧的现实情况。对于近代早期西欧的任何一个国家，如果按照广为人知的“华盛顿共识”[8]行动，那么它即使不在经济方面自我毁灭，也是具有受虐倾向。在欧洲的国家体系中，没有一个主要参与者表现出自愿按照市场规则从事国际贸易的意愿，也没有一个参与者强大到可以迫使其他主要参与者这样做。可能会实施自由和公平贸易的跨国组织那时尚未出现。一个国家如果不发展强大的军事组织，在政治上注定会被毁灭，经济上也同样如此。像麦克洛斯基、摩尔或奈等人声称重商主义和财政—军事主义在历史上是“无效率的”，这没有多少道理。[9]亚当·斯密写道，“防卫”比“富足”更重要，[10]此时他似乎比其追随者更具常识。如果英国在对抗法国的拿破仑战争中失败，我也就没有机会研究其工业革命的起因了。
但是，某些事情是“不可避免的”并不意味着这些事情就是好的。几乎每一位现代经济学家都可以毫无困难地在黑板上或者在电脑上证明，重商主义的财政—军事国家甚至可能还有帝国主义对英国经济肯定非常有害。而且，举出一些案例和论证表明它们起到的消极作用有多大，这实际上也不是一个太大的挑战。但是在我看来，在我们讨论的整个时期，中央政府及其（经济）政策对经济的作用举足轻重，就像赖纳特在脚注中或者罗杰在最近的文章。[11]中表明的那样，作为世界上最热衷于重商主义的英国率先变得如此富裕，更重要的是第一个实现了工业化，认为英国即使不采取重商主义政策也可以如此，这种观点不太可信。证明工业化是在“崛起的市场”的护佑下产生的，这一责任现在明显应由主流经济学家承担。索弗斯·赖纳特在其著作中所说的，也正是我要说的：
本书坚持认为，产业政策与军事政策成功地促进了英国经济的长期发展，不可否认，英国使用的工具比简单地设置关税以促进国内生产要复杂得多，现在能够证明这一点的历史证据如此之多，因此证明的责任属于新古典经济学，而不是历史记录。[12]
本书的主要目的在于确定并展示近代早期的中国和英国在其国家工具与政策的重要性、作用和功能方面，差异有多大。如同前面所讲，按照有效的基础结构能力与活力（其中自然包括军事能力）衡量，这使英国可以强迫中国做某些事而不是相反。此外还包括货币、财政和制度等方面的发达程度，两个政体建立与运行的方式对经济产生有利影响还是不利影响，在很多方面都是一目了然的。对于战争的作用以及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带来的好处与坏处，未来的挑战在于要细致入微地说明我们发现的这些差异到底如何影响两国的经济及其发展。国家的重要性一目了然，但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对此并未给予充分的关注，无论是新古典经济学家，他们声称国家要做的不过是促进市场发展，把价格搞对；或者像诺思、沃利斯和温加斯特与阿西莫格鲁、西蒙和罗宾逊这些新制度主义者，他们认为国家要发展包容性制度；或者主要关心政府支出的凯恩斯主义者；或者新马克思主义者，在他们看来，国家不过是某一特定阶级的代言人，莫不如此。像工业化英国这样在经济上取得成功的国家，其历史并没有证明这些观点是错误的，这样的国家在起飞阶段通常理所当然地要充当促进市场发展、壮大市场经济和增加政府支出的代理人，但是也会控制和引导这些活动，以实现某些具体目标。通过做这些事情，这些国家的经历表明干预、保护和垄断并不必然阻碍发展，虽然它们经常会产生这种影响。我们必须谨小慎微，避免使这种比较分析言过其实，或者使当前和未来的分析成为笑柄。对国内而言，重商主义与经济国家主义一样总体上都是亲市场的。重商主义者乐于创建自由公平、顺畅运行的国内市场，他们的政策有助于扩展与解放市场经济。考虑到对所有欧洲主要经济体而言其国内市场都极为重要，上述观点当然不是无关紧要的。
无论如何必须进一步深入研究的是，重商主义实际上远不只是对黄金的迷恋或者政府与垄断者相互勾结的策略，这一事实到底意味着什么。重商主义也是一种强国政策，我想说这主要体现在实践中，具体而言就是注重加强制造业和贸易部门，使本国与国家机器变得更加强大。称之为一种工业化政策会让人产生误解，在英国实际发生工业化之前没有人知道现代工业究竟为何物。但是，我愿意称之为发展主义，重商主义当然会包括一些以发展为目的的政策，也经常取得成功，这意味着目标在于生产具有高附加值或更高附加值的产品，这些产品更多的是知识密集型与资本密集型产品，拥有比国外竞争者更好的品质，从而可以以高价卖到海外。人们脑海中会立即浮现出一些概念，如“标杆管理”“保护主义”“出口导向”“进口替代”“征服市场”等。重商主义显然更偏爱生产者和贸易商，而不是消费者。很多英国的生产者和商人经常成功地与国家统治者谈判，这与他们的中国同行形成鲜明对比。英国很多重要的“产业”和“贸易”都曾得到过政府政策的扶持，在很多时候，如果没有这些政策很难想象它们可以崛起（不管付出了多大的代价，有时这些代价是巨大的）。在一个重商主义的世界中，政府扶持其经济的最佳方式就是成为一个杰出的重商主义者。在漫长的18世纪，重商主义是不得不玩的游戏，而英国则精于此道。除了其他几个“有利条件”外，正是重商主义使英国出现了工业革命。在本书中，我最后评论一下英国“例外论”与时点问题，无论如何不应忽视的是，在很大程度上英国确实是一个特殊的国家，这使得它的重商主义政策产生了特别的效果，而且该国的政策也在随着时间而变化。重要的是认识到，英国工业化最为领先的时候，比如说19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它实际上是自由贸易的优胜者，而不是一个重商主义国家。更一般地，可以认为一个经济方面的超级大国在其崛起时倾向于浓厚的保护主义，在其成为经济霸主时则倾向于成为一个自由贸易者。[13]
英国的国家及其政策很明显不是促进或扶持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典范，但是，它们在很多方面肯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现代经济增长的特殊之处在于它的持续性。这可能是由于持续出现的创新，它源于以科学应用为基础的发明创造。现代经济增长是由知识驱动的。新增长理论认为国家在知识生产中需要扮演核心角色。[14]然而，在开启历史大分流的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中，国家在这方面的作用是微弱的。无论如何，政府本身不从事任何研究和开发项目，也没有大规模支持私人的研究或教育。它发挥的作用基本上都是间接的。它赞同科学的世界观，它不反对科学研究，更重要的是，它对发明和创新的抑制也越来越少，即使这些发明和创新可能会产生重大的社会影响，有时还是破坏性的。它尊重科学家、发明家和企业家，经常激励他们，授予他们奖项和荣誉。所有这些肯定不是无关紧要的，这与欧洲以外的世界形成了惊人的对比。虽然身处欧洲，英国政府在这些方面并非真正的例外，工业化的英国是一个知识经济体而不是政府政策的直接结果。
然而，另一方面，对于那些在英国经济起飞中居功至伟的经济部门，政府扮演的角色极为重要。在对历史大分流的分析中，焦点始终放在产业以及产业发生的重要技术与能源变革上，这也是正确的。对于这些变革的产生，政府的作用是微弱的。但是，即使增长完全局限于工业部门，仍有必要认识到如果没有某些进出口，英国的工业发展可能无法持续，而没有各种重商主义的干预，至少一部分进出口不可能像现实中那样得以发展。然而，英国的现代经济增长实际上不仅产生于现代产业部门，也产生于农业部门，甚至更多的是在服务业。在所有这些部门，特别是在服务业，政府的政策均有实质性影响。重商主义（我们用这一简略形式）毫无疑问推动和促进了英国现代经济的崛起，其中，1850年之后的服务业部门，比如航运、银行、保险、对外投资以及更一般的创造“看不见的”出口的服务业，是经济中最为重要的部门。这些活动在英国工业革命之前，就已经是非常重要的收入来源，并且一直与重商主义的财政—军事国家关系不大。英国的服务业部门肯定不是工业和农业部门发生变革的派生物。它有自己的机制，如果没有英国以其财政—军事国家为后盾实行的重商主义和帝国主义政策，很难想象服务业的变革如何发生。没有这些政策和这样的国家，英国也不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发达、最富有、最强大的国家。按照我的观点，重商主义和财政—军事或更准确地说财政海军国家并没有导致英国的现代经济增长，换言之这不是产生现代经济增长的充分条件，但是考虑一下英国经济起飞时的具体情形，我肯定会将这些因素视为第一个现代工业经济体兴起的必要条件。
[1] 我使用“将会”一词，是因为在本书讨论的整个时期，这样的战略实际上从未被讨论过，更不用说尝试了。
[2] Crone, Pre-Industrial Societies，第57页。
[3] 这些概念的进一步解释，参见拙作Escaping Poverty中有关经济增长的部分。
[4] 来自Wong, China Transformed，第280页。
[5] 实际上，这种自发行动并不多。
[6] 不只很多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忘记了英国重商主义政策有多么系统，持续时间有多么长。再次引用Ashworth的观点，“以前保护与培育国内产业发展是如此成功，以至于相当多的重要政治家忽略了以下事实：如果不设置高关税，很多产业可能根本就不会存在”。Ashworth, Customs and Excise，第379页。很多英国人开始认为他们的国家是一个自由贸易国家。参见Trentmann, Free Trade Nation。
[7] 对垄断的支持经常受到驳斥，当然，这些驳斥尤其来自重金主义者（bullionism）。
[8] 对这一“范式”的精彩描述，参见Robert H.Wade为下列文献撰写的序言，Chang and Grabel, Reclaiming Development，但Wade本人并不赞同这种范式。
[9] 参见第10—11页。
[10] 参见导论注释23。
[11] Rodger,“War as an economic activity”，第18页。
[12] Reinert, Translating Empire，第7页。
[13] 对这一问题与例证，参见Chang, Kicking Away the Ladder。
[14] 参见拙作Escaping Poverty中“Economic growth, theories of economic growth, new”。在拙作出版后，另一位作者的著作才出版，Mazzucato, Entrepreneurial State，作者认为，国家为创新提供了主要的资金，也像企业家一样，有权进行高风险投资，参见其折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