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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本书结稿之前的一年零三个月，我完成了另外一本著作《摆脱贫困：现代经济增长探源》（Escaping Poverty: The Origins of Modern Economic Growth, Vienna and Göttingen, 2013）。此书同时出版了德文版，名为《现代经济增长探源：近代早期的英国、中国与世界》（Ursprünge des modernen Wirtschaftswachstums.England, China und die Welt in der Frühen Neuzeit, Göttingen, 2013）。该书详尽讨论了现代经济增长的起源，因而也论及历史大分流（Great Divergence）以及国家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在那本书中，也必然要讨论英国、中国及其国家。在本书中，我明确地将中英两国国家的角色作为研究的重点，当然，这需要借助于原有的成果，特别是《摆脱贫困》的第10章、第12章、第16章、第20章第6节以及“为何不是中国？”这一章；对中英两国公共财政的讨论，参考了我的《18世纪中英政府财政比较研究》一文，该文收入由彼得·劳舍尔（Peter Rauscher）、安德烈·塞尔斯（Andrea Serles）和托马斯·温克尔鲍尔（Thomas Winkelbauer）编辑的论文集《论政府的性质：近代早期财政史研究》（即《历史杂志》增刊，2012年第56期，第209—257页）。该文还以工作论文的形式发表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史系的网站上。本书与参考文献中列出的我以往的著作有某些重合之处，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与原来的成果相比，我认为无论对自己而言还是对读者而言，本书论证得更为充分，行文也更为流畅，不只是简单复述以前的内容，而是进行了重写，并做了很多改动。现在人们很容易被指责“自我抄袭”，因此，我必须要承认，本书的写作是建立在我以往研究的基础上的。在我阅读斯文·贝克特（Sven Beckert）的《棉花帝国：全球资本主义新史》（Empire of Cotton: A New History of Global Capitalism, New York, 2014）一书时，本书已经完稿，因此，我未能将其中的发现与论断整合到书稿中。然而，我想指出的是，贝克特也多次强调，积极的国家干预在历史大分流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根据贝克特的观点，如果不考虑国家及其对经济的干预与操控，或者不考虑这些国家准许使用的甚至是经常使用的强制与暴力，就无法解释历史大分流以及更一般的“西方的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