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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帝国和经济
第七章 帝国和经济
西方帝国的建立：背后的逻辑
要是可以的话，我会吞并所有星球。
塞西尔·罗兹，《临终遗嘱》，1902年
正如大多数其他西欧国家一样，英国成为一个帝国的中心。其重商主义倾向显然难逃干系。重商主义当然总是在寻找市场，但在欧洲要开辟市场实在难上加难。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要开发新的外国顾客并不容易：几乎所有欧洲国家都施行重商主义政策，力图实现出口最大化和进口最小化。至于攻占大片领土，强迫那里的居民成为屈从的贸易伙伴，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欧洲所有国家都高度军事化，各国的军事效率从来不会在长时间内保持巨大的差异。所以，这就有了一个国家到别处试试运气的理由，期盼能借由它在国内所积累的财富和实战方面的丰富经验而受益。由于不同的欧洲势力都认为这是一个明智的策略，欧洲国家体系之间的竞争毫不费力地扩散到了世界的其他角落。重商主义经典的零和博弈策略意味着，如果一个国家不自己控制一块特定的区域，其他国家就会取而代之。考虑到由此产生的所有不利影响，显然这个国家应该采取行动。与之相似，弗朗西斯·巴林爵士（1740—1810）在1795年提到英国刚刚夺取的好望角时声称，其重要性“更在于如果它在法国手上可能给我们带来的伤害，而不是作为一个殖民地可能给我们带来的任何好处”。诸如此类的例子不胜枚举。这种“逻辑”使人们努力控制和夺取全球市场。国家建设、重商主义和创建帝国或者各种领土扩张，事实上与所有欧洲强权都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区别在于有的试图把它们的帝国建在海上，有的则试图在陆地上扩展领土。
这样一来，倘若有人要写一本著作，讨论国家在近代早期欧洲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就不得不为帝国建立独辟一章。其次，我们必须小心谨慎，不要太过轻易地下结论。由于英国成为庞大的海外帝国的中心，这里的关注点是海外扩张，但是欧洲当然也有大陆帝国，想想俄国、哈布斯堡和奥斯曼帝国吧。就算只讨论西欧海外帝国，要简简单单得出结论也是很危险的。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海外帝国同荷兰和英国的殖民地相距甚远，虽然严格来说它们两者之间也不是完全相同的。除此之外，随着时间流逝，差异一直存在。举个例子，正如我们在讨论“印度”特许公司时指出的那样，英国及荷兰帝国存在着越来越多从“贸易帝国”转向“领土帝国”的趋势。最终，国与国之间在其积极从事的领域以及不得不面临的社会类型这方面存在大量的不同之处。这显然关系到一国的对手是“毫无缚鸡之力”的美洲部落，还是强有力的中国，这二者仅仅是两种极端情况。[1]
一个国家迟早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卷入侵略者的海外计划，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创建帝国只是或主要是国家政策问题，事实远非如此。常见的情形是，国家是跟随者而不是领导者。在这方面，一国实际夺取并统治海外领土是由政府官员、私人还是二者的结合来主导，不同的西欧国家之间以及其他国家与中国之间有大量明显的差异。比如，想象一下像英国和荷兰那样的西方国家，在私人企业扮演重要角色的美洲或者在特许公司长期作为最重要的机构发挥作用的亚洲，国家发挥的作用迥异。然而不管公私到底如何结合，最终中央政府总会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对于这一概括，我会在本章的开始迅速得出第二个结论：不管政府在构建帝国时花费多少，原则上来说西方政府至少应该自己买单。
与帝国主义相联系的通常是掠夺和领土扩张，或者用约翰·达尔文的话说，“为了将一国的国家优势强加于其他社会之上，努力实现政治、文化及经济制度的同化”。[2]从这个意义上说，让我们再次把目光投向英国，显然重商主义本身并没有演化成帝国主义，一开始就不是且永远都不是。反之，正如荷兰共和国的例子那样，很长一段时间内“海外扩张”（如果这真的是一个正确的用词）是由通过夺取市场而获利的愿景驱使的，而不是建立帝国的“惯常”逻辑，也就是说归根结底是以夺取土地的愿景为特征。用阿里吉的话说，近代早期在英国和荷兰等国居于领先地位的是“资本的逻辑”而不是“领土的逻辑”，[3]这提醒我们注意朗格曾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商业帝国”和“掠夺帝国”之间的区别。[4]现实的过程总是趋向于更加复杂，但是这一区分就其本身而言，无疑有其价值。
在之前段落中提及的内容，反映了非洲和亚洲的情况。在美洲发生的情况则完全不同，美洲对掠夺者而言是意外的收获。由于新旧世界之间发生冲突时双方实力悬殊，相对而言，在人力、资源和时间方面只需有很少“投资”就足以主宰一个广袤的大陆。对英国来说，北美很快成为一片真正的殖民地，即人们定居下来繁衍生息的地方，就像其第一个殖民地爱尔兰。在失去巴西之后，荷兰在西半球不再拥有任何“宏伟蓝图”，也不再为实现其殖民地制度的统一而做任何努力。亚洲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在这里，特许公司的角色更重要，也更持久。我们已经论述过它们是如何迅速成为地方政权的。
西方帝国的建立：土地与民众
帝国主义在欧洲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所以在聚焦于英国之前，首先让我们给出一些更加宽泛的信息。当人们谈及（西方）帝国主义的时代，他们通常指的是大约从19世纪70年代到1914年这段时间。这并不令人惊讶。单单在1878年到1914年这一时期，西方国家就获得了约25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根据帕克的说法，1914年全球84%的地区都在西方强权或者最初来自欧洲的殖民者手中。同样是依据帕克的说法，1800年这一数据“仅为”（我引用的原文）35%。[5]就西欧自身那样小的面积而言，这一数据当然仍是令人惊讶的。这也是我想在这里指出的重点。
占领土地意味着使民众屈从。根据沙马斯的数据，1775年世界上有1/7的人在欧洲统治下生活。[6]1775年，西欧统治者拥有的国民数量大约是1.1亿人：约5000万人在母国，另有约6000万人居住在别处。这一人数当然是十分庞大的。当我们意识到西欧有些国家根本就没有或仅仅有少量海外扩张时，情况就更是如此了。
表39 西欧帝国：1775年按地理区域划分的面积分布（以平方英里计算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Shammas,“Revolutionary impact of European demand”，第167页。
虽然沙马斯给出数据时多多少少有些随意，但布达·埃特马给出了大量关于18世纪以来西方帝国建立的定量分析。[7]我从他的书中截取了表40中有关英国的数据。正如该表所示，1880年在不列颠群岛之外，超过22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以及大约2.71亿人在英国统治之下。大英帝国的疆域大约是整个中国的2倍。[8]但即使如此，其人口仍旧“仅仅”相当于中国的3/4。再次强调，所有的这些计算都没有包括帝国“非正式”的部分。
表40 英国的海外帝国（单位：千平方公里，千人）
资料来源：Etemad, Possessing the World，表8.1。
有一点非常重要：我们不仅要意识到这些数据意味着巨大的扩张，还要看到这背后发生的重大改变。在1760年至1830年间，尽管英国在亚洲尤其是在印度收获颇丰，但是它失去了一块现在被称为“美国”的殖民地。美国作为一个独立的后发国家取代了那片持续到18世纪70年代的英国殖民地。但这一事实在世界史著作中并不总是受到好评。例如，彭慕兰非常重视他宣称的英国“大西洋外围”。很明显，他仍继续把美国包括在这当中。然而当英国真正开始工业化时，美国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美洲的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地在19世纪初获得独立。如果像彭慕兰说的那样，美洲的“鬼田”真能如此理想化地减轻国内土地的压力，在英国和更广泛的西欧地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那么为什么中国人、早期的葡萄牙人、西班牙人或者荷兰人等没能从中获益？原则上讲，美洲可用的“鬼田”对于任何争夺者来说都是极大的幸运，不仅仅是对英国人和欧洲人。[9]我同意彭慕兰的观点：要设想中国从这种幸运中获益，考虑问题的思路需要有根本性的改变。比如，这可能意味着中国人不再想去爪哇岛贸易，而是去亚加布尔科。在蒸汽机船被发明之前，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也会给中国的政治经济带来根本性的改变。[10]但归根结底，这些意见都只是为了令人信服地反驳中国开发美洲的可能性，以防有人把开发美洲设想成一件对英国而言太过容易、廉价而且自然而然的事情，事实当然不是这样。资源以及较小程度上人力的成本都是巨大的，英国所做的尝试正是如此。注意，我指的并不仅仅是争夺外围地区付出的实际“成本”，还有在欧洲内外打败其他欧洲国家的开销，这样一国才能取得并保持对其殖民地的统治。
我们现在已经简要地探讨了有关帝国给母国添附土地及人口方面的内容。但是那些从母国来的多余人口可以去往的帝国又是怎样的呢？综合来看，在19世纪之前从人口统计的角度来看，帝国的重要性在西欧还不是特别显著。[11]总体而言，英国也是一样。我使用“总体而言”作为一种警告，不仅因为19世纪初组成大不列颠和爱尔兰联合王国的四个“国家”之间有着巨大差异，还在于随着时间流逝而发生的巨变。在17世纪，共有100万人离开了不列颠群岛，大部分人的目的地都是美洲殖民地。鉴于四个“国家”（即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和爱尔兰）的总人口在1700年还没超过1000万，这一移民数量十分庞大。在这次迁徙中，英格兰和威尔士扮演的角色比苏格兰及爱尔兰更加重要。单单是英格兰移居出境的净人口就超过了70万人。美洲是人们最青睐的目的地。在17世纪它就是不列颠群岛约37.7万~39.7万移民的归宿。这其中大概有35万人来自英格兰和威尔士。1600—1800年的整个时期，在内战及英联邦的动乱年代，英国移居出境的净人口达到最高峰。[12]我早已提及曾有大量英格兰、威尔士和苏格兰居民移居爱尔兰，那时爱尔兰的地位仅仅是英国的一个海外殖民地。从1700年至1780年，从英国移民到美洲的人数总计达到了约27万。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份额较少，大概有1/3（即只有约8万）。其他移民则来自苏格兰，更多来自爱尔兰。向美洲以外地区移民的人可以忽略不计。在1780年至1815年间，我们可以看到从爱尔兰移民到美洲的人数剧增：这一数字可能达到了10万~15万。同期来自英格兰、威尔士和苏格兰的移民数量更为平稳。英国的陆军和海军已经开始吸收大量人员，因此直到英法战争结束英国政府更倾向于阻止向外移民，尤其是那些掌握“有用知识”的人。[13]
在拿破仑战争之后，事情再一次有了显著的变化。从1820年至1850年大约240万人离开了联合王国，到欧洲之外的国家定居。尤其是美国接收了其中很多人。1815年到1850年在离开英格兰、威尔士和苏格兰的60万移民中，大约有80%前往“充满无限可能的土地”。美国在爱尔兰移民的目的地中仍然占比最多，就像对其他三地的移民一样有吸引力，甚至可能更甚。尽管如此，工业化进程中英国的“本土”也吸引了其中的许多人。有人曾估计过，1841年英国有83万“实际的”爱尔兰人，其中有45万人是土生土长的，剩下的则是爱尔兰移民的后裔。[14]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是灾难性的10年，尤其是对爱尔兰而言。我们看到有大批人离开不列颠群岛。在该世纪中期到一战开始前的64年间，有不少于1300万人离开，其中大多数还是前往美国而不是英属国家。[15]这当然极大地超出了本书讨论的时间范畴。
这一简要的综述表明，我们在书中关注的漫长的18世纪，离开英国后定居在大英帝国领土内的人并不是很多，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离开后定居在“美国”。这一现象在美国独立之前就存在，独立之后更为普遍。更概括地讲，直到19世纪初许多海外殖民地乃至更广泛的海外国家，都不是其他所有西欧帝国主义国家的重要人口流向地。即使在这一情况下，我们也必须小心谨慎，不能太轻易地得出结论。1492年至1760年，西班牙向美洲净移民67.8万人，葡萄牙52.3万人，法国10万人，荷兰2万人。[16]到1820年，据估计总共有大约260万欧洲人移居到新大陆，而这其实并不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数字。[17]在近代早期欧洲向美国移民的巅峰时期，每年大约有1.5万人离开欧洲来到新世界。在1500年至1800年，移民的年均值肯定少于1万，到1800年，单单是西欧的移民人数就达到了约1亿人。我们再次看到，就算西欧的移民人数也发生了巨变，而从其他大陆移民海外的人数真的可以忽略不计了。
西欧向非洲的移民人数甚至更少。实际上，离开欧洲大陆前往非洲定居的人数微不足道。1750年，真正在非洲居住的欧洲人在1.5万（根据贝罗赫的说法）到2.6万（根据埃特马的说法）之间，其中大约一半人是开普殖民地的居民。[18]亚洲对欧洲移民来说也不重要。从1500年至1800年的300年间，不超过200万欧洲人来到亚洲。[19]在近代早期，他们在这片广袤的大陆上就像没头苍蝇。对于18世纪特定时期住在亚洲的西方人数有各种各样的猜测。创造了“没头苍蝇”这一短语的斯滕斯高估计这一数量在18世纪中期可能不超过1万。[20]贝罗赫和埃特马的预测在同一个量级上。[21]荷兰历史学家埃尔斯·雅各布斯认为，在1750年仅仅荷兰东印度公司就在亚洲雇用了大约2.5万人。这似乎意味着欧洲人的总数肯定高于贝罗赫、埃特马和斯滕斯高估计的数量。但其中许多“欧洲人”实际上是出生在亚洲的公司雇员后裔，是欧亚混血儿或者亚洲人。此外，1750年后欧洲职员的数量明显下降。[22]此时每年大约有5000名新员工到达，在某种程度上是接替许多在热带亡殁的雇员。这样的例子有很多。1733年至1795年，至少有8.5万名公司员工因为疟疾死于亚洲。[23]霍顿·弗伯还提出了额外数据，可以佐证我的上一个猜测：“考虑到所有因素，在1600年至1740年的任何一年都不可能有超过5万欧洲人生活在亚洲，到1800年总数可能达到了7.5万人。”[24]由此可见，无论在特定时间前往及居住在亚洲的欧洲人数究竟有多少，很显然最多是几万人。18世纪末，仍然有不超过3万英国人在印度。总之，我们只能得出结论：在近代早期，从西欧向其他国家的移民数量并不大。19世纪40年代，一个新的纪元开始了：不夸张地说，这一时期至一战期间几千万欧洲人离开了欧洲大陆，尤其是前往新大陆。
帝国与鬼田对英国经济的重要性
我个人认为，帝国在许多方面先于现代经济增长和工业化出现，但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前者以某种方法创造了后者，无论如何，前者都没有为后者提供必要的资金和资源。帝国外围地区为资本积累至少提供了一种主要资源，而这种资本积累又反过来为经济起飞提供了资金来源。这一论点在我看来站不住脚。你很难找到还有哪个经济史学家为之辩护。现在流行的观点是：创新才是现代经济增长的驱动力，而不是资本积累。不过这对第一个工业国家来说没有什么不同。人们的分析都倾向于关注激励和维持创新的机制。由于我在别处已经详细探讨了这一论点，在此不再赘述。[25]我在这里要简要讨论的是：彭慕兰通过关注他所称的“鬼田”以及帝国对服务部门发展的重要性，使这场关于“外围的贡献”的辩论出现了转折。
在现代的世界体系下抑或（针对这一问题而言）在“普通”的帝国中，核心和外围之间的联系应当是核心依靠来自外围的给养过活。沃勒斯坦研究这一问题的方法基本上是关注以货币计算的收益和利润。在这方面，英国和中国显然不同。彭慕兰在对比中欧时提出，至少有一些欧洲殖民地或属国的重要性在于它们为核心提供的“鬼田”，而不是在于开发带来的直接物质利益，以此区别于沃勒斯坦的方法。他进一步提出，大西洋的开拓、环加勒比外围以及与该外围的非自愿[26]贸易，在漫长的18世纪对英国经济发展而言至关重要，“概略地说，可能和其划时代地转向化石燃料这一经济革命同样重要”。[27]用他的话讲，事实上外围根本的重要性在于它为英国提供了土地密集型产品，以此减轻了国内土地的压力，而且实际上它极不情愿地扮演了欧洲出口品消费市场的角色。后者虽然略显次要，但绝不是无关紧要的。考虑到彭慕兰的观点及其清晰的主张，这一特定的鬼田的作用导致了近代早期中英之间的根本差异，让我们稍微更深一步地研究近代早期两国鬼田的角色及其对国家的重要性。
请允许我从等式的英国这一方开始做一些评述。由于我在拙作《摆脱贫困》中已经详细谈及英国工业化背景下的历史大分流和鬼田之间的确切关系，因此在这里我更希望关注中国。无论如何我都希望有力地证明鬼田对于历史大分流的重要性。[28]当然，历史从来都不是那样简单，但是如果我被迫在两个简化的选择之间做出抉择，即英国的鬼田导致了其工业革命；或者英国的工业革命造就了其鬼田，我会赞同第二个主张。工业化时期的英国做了所有“核心”国家在世界经济历史中做过的事情：把原材料商品和初级产品“留”给了外围或将其强加于外围领土，自己则专门从事真正赚钱的领域。工业和服务业赚取了进口原材料的钱，以此获得了比较优势。海外投资和移民把土地变成了鬼田，这些土地就可以真正地向“核心”出口其需要的东西。鬼田只出现在由科技、经济及强权政治领域发展进步创造的、逐渐展现出来的全球劳动分工这一环境之中，发源于并且专注于英国“核心地区”，这使其相对于那些没有政治影响力的地区而言，如独立的美国、中东欧、荷兰或者像爱尔兰这样实际上就是联合王国一部分的地区，具备了强有力的竞争优势。
谈到鬼田地区的需求，我只会做一些简短的评述。英国实际拥有并保留政治影响力的大西洋地区面积很小，也没有很多居民。奴隶构成了英属加勒比岛人口的最大组成部分。例如，1800年奴隶占牙买加人口的90%。在奴隶生产的食糖产量最高的时期即1790年，英属加勒比奴隶居民的总数为48万。这个数量非常庞大。但他们自身的购买是否真的产生了彭慕兰描述的那种后果？[29]在英属加勒比地区，只有一半甚至更少的奴隶从事甘蔗种植。其他人则从事次要作物种植、养殖牲畜或者园艺。经常被提及的出口在加勒比经济中扮演着更为渺小的角色。据埃尔蒂斯所言，这些殖民地主要的产物集中用于殖民地自用而不是出口。[30]与彭慕兰的主张相反，我们知道美国南部的奴隶也生产一些基本生活用品，如供自己消费的谷物、蔬菜、肉、土豆和衣物等。[31]
我在这里做出的所有评述以及在《摆脱贫困》一书中更加详细的解读，当然都不是想要说明帝国统治和鬼田对英国的增长而言无关紧要。我想做的是，否认它们以某种方式成为增长的原因或者引擎。但是另一方面我还想强调，它们的重要性并不局限于直接交换和积累。在帝国的中心，英国真正成为一个全球参与者，与世界各个地区保持着永久性的联系：它交换物品、服务、信息、思想和大量通常来自不同文化的人员，并在很多方面受益于此。它是各类全球交流的中心。这当然大大提升了其活力。作为世界帝国的一部分，它经常需要留心来自全球的（潜在的）竞争者。此外，它是全球海外帝国这一事实，蕴含着非常特殊的挑战和可能性，同时也不能不引起许多特定的回应。直接或更加间接地作为一种“增长的因素”，帝国统治的全部“影响”对英国肯定比对中国内地十八省大得多，即使许多英国人可能已经成了盲目的帝国主义者。在我看来，这一影响对发展而言非常重要。
我所想到的不仅是各种进口替代效应，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对英国服务部门的影响。19世纪当英国成为第一个工业化国家时，这一部门对于英国经济而言非常重要。甚至在1850年当英国被普遍认为是世界工厂时，只有不到一半的英国劳动力从事最广泛意义上的制造业。从事现代工业的人数只占制造业的一小部分。[32]超过1/4的英国劳动力就职于服务业。这一部门在本书讨论的整个时期对英国的经济产生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对财富的作用可能比对就业的作用更大。不管怎样，1860—1879年有一项针对英国富豪群体的分析表明，在不动产财富达到50万英镑或者更多的人群中，不少于56%的人从事金融和贸易工作。[33]这里我还要添上一句，倘若没有帝国或者没有一个特定类型国家的帝国，这样繁荣的商业和金融部门是难以想象的。
总之，这一阶段通常被视为工业革命蓬勃发展的时期，即大概从18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30年代。按照强调煤炭、蒸汽及工厂的传统观点，此时工业化中的英国更不像是一个工业化国家。在“工业化”英国的东北，这一时期从事制造业的劳动力份额下降而不是上升了。这一比例在近代早期就已经非常高了。而其他地区则经历了增长。放眼整个国家，制造业的相对重要性在1500—1750年的增长超过了1750—1850年。从18世纪末开始，服务业在就业方面就表现出强劲的持续增长，尤其是在运输业。英国工业化的全盛时期很短，此时“兰开夏郡”的风头盖过了“伦敦”。倘若有人支持鲁宾斯坦，他就可以为这样一种富有挑战性的理论辩护：从根本上说，英国从来就不是一个工业化和制造业的经济体。在他看来，即使工业革命发展到最高潮的时候，英国在本质上也一直是一个以商业、金融以及服务业为基础的经济体，其比较优势在于商业和金融。[34]在杰出的《大英帝国主义》一书中，作者凯恩和霍普金斯在揭露“绅士的资本主义”时主要为同一理论辩护。就其本质而论，我认同这一观点。但是无论其理论价值究竟如何，英国都在日益形成的全球经济中扮演着统治者的角色。就此而言，其服务业比工业起到了更大的作用，虽然后者也非常重要。在特定的工业部门，英国确实成为并仍然是巨头。1913年英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和最高效的棉布及羊毛制造地。同年，它拥有的棉花纺锭设备占欧洲的50%以上。[35]1870年英国还生产了世界上50%的生铁。至于蒸汽机，英国仍然拥有超过全球20%的马力。[36]但事情很快起了变化。1913年德国的钢铁产量多于英国的2倍，美国则是英国的4倍。同年，英国的能源消费总量几乎被德国赶超，同时美国的消费量是英国的3倍。[37]如今英国的服务业增长明显以牺牲制造业为代价，其领先部门的地位也在下降。[38]
英国的全球领先在服务业部门非常显著。请允许我展示一些“一战”之前那段时期的数据来说明这一观点。[39]当时英国的轮船数量比世界上其他国家加起来还要多，在当时所有国家注册的船舶总吨数中约占40%。英国轮船承担了全球过半的海外贸易，同时英国制造了全世界大约60%总吨位的蒸汽船，其船队的2/3被转卖给了其他国家。全球约50%的外资涌向了英国。该国同时是世界上最大的资本输出国以及最大的资本市场，外来投资比德国和美国要多得多。此外，英国在远程通信这一新领域也占有主要地位：1892年英国政府及英国公司拥有了全球2/3的电缆。1908年它们拥有60%的海底电缆。这个国家在多边贸易体系的兴起与金本位的建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要是没有工业革命，英国的全球经济领先地位简直无从解释，但是其金融和商贸部门也是不可或缺的，它们与帝国和国家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因此，我完全赞同凯恩和霍普金斯的观点：“这个故事再也无法说下去了，似乎所有的思路都指向或者偏向工业化。服务业起源于或寄生于制造业的这一假设是需要论证的，而不能理所当然地认为就是如此。”[40]这意味着国家在英国现代经济及其现代增长的兴起中也起到了显著的作用。
中国和帝国
中国创建的帝国又是怎样的一番景象呢？我们是否真的能像各位作者要求的那样，辨别出中西方帝国主义一些显著的相似之处？[41]要对此做出评判，首先必须判定在东方帝国的情形下，究竟是谁在征服与殖民，谁被征服与被殖民？我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可能有人会为这样的理论辩护：清王朝是由一群征服者构成的。他们来自北方的“满洲”地区，首先攻克了中国内地十八省，接着又占领了其他各地的领土。这样一来，“满洲”（或者用一个目前在中国更常见的词语，即“东三省”）被认为是帝国的实际“核心”所在。与此同时，中国内地十八省以及所有被满族攻陷的其他区域，都只是这一基本上归属于满人的帝国之从属部分而已。最后，我并不认为这些有太多意义。
清朝的帝国确实主要是由满人创建的。这方面有各种各样清晰的指标，比如在中国内政和军事管理中最重要的职务的分配方式。另一个显著的事实，则是在理藩院中，没有任何一个要职是由汉人担任的。这一中央政府机构完完全全是由清朝设计出来的，在明朝并没有先例；其尚书直接对皇帝负责。早在1636年，理藩院就以“蒙古办事处”的名义被建立起来，最终变成了一个对蒙古、西藏、新疆、“满洲”和俄国所有事务负责的机构。[42]满族统治者行事就像享有特权的胜利者一样，用各种各样的手段从征服他人中获益。这些被压迫的人虽然被同化，但从来没有完全融入，也从未完全适应满人的文化。除此之外，相比较而言满人有更多的机会步入仕途。身份高贵的男子及其家属待遇优厚且纳税较少。清朝攻无不克的精英从来没有放弃他们的满族身份，统治方式也从没有完全汉化。他们垄断了财政等特定的政府部门。最多只能说，他们选择了一个同时偏离满汉传统的混合机构。其思想和政治上的关键之处，并不总是与官僚体系的利害关系和切身利益以及汉人一贯的官僚作风联系在一起。举个例子，与许多汉人官员相比，从17世纪80年代开始他们就坚决反对汉人向满族故土迁徙，这一事实就体现了上述观点。顺便一提，这并没有阻止他们向那里输送大量的罪犯。“满洲”被视为满族人的发源地，是其尚武精神诞生之地。1680年之后，尽管乾隆皇帝有时会改变方针，但保护“满洲”故土不让汉人移居，从而确保清朝祖传遗产无恙的政策甚至成为清朝帝国大厦的中心支柱。
但是，所有这些都没有改变中国内地十八省而不是其外围才是清朝权力基础和帝国核心的事实。清朝在很多方面并没有适应中国内地十八省现存的文化和制度。尽管奉天是名义上的副首都，但北京而不是任何一个“满洲”城镇才是首都。“满洲”在清朝中的位置和英国在其帝国中的位置简直无法相提并论。在很多方面，它更像是中国的一附属国而不是其核心。尽管有事实表明，一些来自内地十八省的资源涌向“满洲”，同时来自那里的人们垄断着各个领域，但“满洲”不是帝国的金钱和资源聚集地，也不是帝国的权力根基。请允许我引用詹姆斯·雷顿-安德森的一段话：
满族人承认中国内地十八省是其帝国及其财富和权力之主要来源的核心，“满洲”是外围的一部分，必须承担防卫和保护这一核心职能。[43]
令人惊讶的是，许多关内关外的满族人非常贫穷。“满洲”自身曾经是而且是一片空荡荡的土地，时不时有满族统治者离开。永久居住于此的满族人并不是非常多。关于该地区总人口的最新估计为：1750年110万，1800年200万，1850年530万。[44]去往那里的许多人都是季节性的移民。如果他们在“满洲”定居，那是违法的。简而言之：满族人可能统治了帝国，但内地十八省才是其中心地带。
既然这一问题已经解决了，那么清朝统治者给内地十八省和他们自己的家园增加了多少土地和人口呢？我们已经证实，在1688—1830年受英国管辖的土地增长了20多倍。在清帝国情况却非常不同；内地十八省一直且继续作为整个帝国的核心区域。需要注意的是，作为一个整体，清代中国的面积从没有超过1400万平方公里。依照确切的定义，“内地十八省”的面积为350万~400万平方公里。如果我们将“满洲”包含进来，相对而言中国的领土扩张就会变得更小，即从大约500万平方公里扩张到最多稍低于1500万平方公里。据估计当时“满洲”大约有120万平方公里，明显从一开始它就是清帝国的一部分。即使我们把给中国上贡的国家也包括进去（而这将极大地延伸“帝国”这一概念），内地十八省的面积也从未低于整个清帝国的1/5。[45]我们当然要意识到清代中国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国家，不能像英国借助其帝国在1760—1880年将近120年间所做的那样，简简单单把规模扩张20倍。它也不能像英国一样在同一时期建立帝国从而把人口扩张8倍。1760年，内地十八省的人口总计达到约2.5亿。要将之扩张8倍，中国就需要在其领土内增加约17.5亿人。这超过了整个世界的人口，而1870年世界总人口只有约12.7亿。
提到人口，我们发现内地十八省具有惊人且持续的优势：毫无疑问，帝国90%的居民住在这里。[46]有人指出，此时大多数中国人即大约90%，曾经是并继续是汉人。从这一角度看，目前史学界对非汉人大量增长的关注有些过度了。数百万移民离开了原来人口密度非常大的区域，前往更靠内陆的地区，尤其是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贵州、四川和云南。可以这么说，中国被填满了。特别是在18世纪50年代后，居住在新移居区的总人口大量增长。[47]总之，政府支持向内地十八省人口稀少的地方移民，尽管它通常抵制汉人在“满洲”边疆省份定居。在这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数移民从相对富饶但拥挤的地区，去往相对贫瘠但人口更加稀少的地区。[48]在我们讨论的时期，迁往内地十八省以外区域的人数一直非常少。原则上，清朝有可能支持一切开放措施，以为其帝国增添新的土地。但他们也非常清楚其中的成本以及增加的新移民和原住民之间爆发冲突的可能性。詹姆斯·雷顿-安德森提到一种走走看看的政策，并指出针对不同地区有不同的应对。最终，政治考虑永远是第一位的。[49]
新疆大量扩张的地区、我们现在称之为青海的地区以及西藏地区几乎一直人烟稀少。现在被称为台湾的岛屿也没有稠密的人口。[50]新疆的人数保持在数十万。很长一段时间，清朝当局对于是否允许汉人向那里移民犹豫不决。1760—1830年，他们禁止中国人在塔里木盆地永久定居。大多数西行的中国移民集中在乌鲁木齐和准噶尔。1830年，新疆的汉人总人口（包括中国穆斯林）仍然只有大约15.5万人。1831年以后，清朝允许甚至鼓励向塔里木盆地移民，开启了一次更大规模的人口流入。[51]青海的人口规模更小了；西藏的人口直接受制于拉萨当地的政府，一直非常少，到1800年仍然在400万以下。居住在这一地区的汉人可以忽略不计。至于汉人向台湾（该地区于17世纪80年代由清朝占领）迁徙，清朝的政策也是矛盾的。[52]例如，在18世纪殖民是被彻底禁止的。不管官方政策如何，随着时间流逝人口确实增长了，移民在其中也起到了一定作用。1684年，清朝控制下的台湾人口为10万~15万。50年之后几乎翻了3倍，达到了41.5万。19世纪中叶人口又一次显著增长，但这个岛屿的居民肯定没有超过200万，而且很可能更少。整个帝国中使用蒙古语的人数（不包括蒙古旗人）在19世纪前10年少于350万，其中70万在外蒙古，260万在内蒙古。清政府反对汉人在大多数蒙古地区定居。只有南蒙古吸引着中国人，那是在黄河大转弯之处。我们如果观察居民的总数，则只能看到相对较少的迁移。
我早已指出，1851年“满洲”这一面积超过120万平方公里的地区，其总人口仍然只有500万多一点。这相对于17世纪初期已经增长了很多，并且由于存在并不永久定居的季节性劳动力，在任何一段时间居民的确切人数都要更多。但就算把这些都考虑进去，这个地区仍然一直人口稀疏。清王朝始终更倾向于使“满洲”不受汉族定居者的制约，到1860年才正式打开了东北边境。即使此时，统治者也并非全心全意放开，但由于最终相比于被俄国殖民，他们更乐于“中国化”，才不得已而为之。大概在1890年至1937年，约有2500万中国人来到了“满洲”，其中有2/3又返回内地。[53]这显示了清政府及其帝国的潜力。对于多数希望依靠土地生存的汉人来说，去新疆、蒙古的大部分地区或者西藏并不非常诱人。综合来看，这些区域不只是土地贫瘠，它们对汉人而言还是“陌生的”。因此相比在中国东南部，他们可能感觉在西北部生活并不那么自在。很多人前往东南部，但相对而言去“满洲”的人则很少。简而言之，并没有很多人去开垦内地十八省之外的区域，在那里定居的中国人也并不多。一般说来，清朝在其新占地区的驻军人数也不多。譬如，在新疆地区被攻克之后，大概有4万名军人立刻进驻。到19世纪中叶，这一数字增长到了5万。[54]西藏汉人的军队数量最多只有几千人，为了清朝统治者的利益他们必须监督西藏的局势。[55]内地十八省之外的所有地区或许都有这样一种优势：人口密集的内地十八省可以尝试将多余的人口流放到那里。在我们讨论的时期内，这一情况几乎从未发生过。
上述各个西欧国家和中国统治者获得的额外土地及人口数据，表现出中西方在建立帝国方面存在诸多显著的差异。当我们从人口迁移功能的角度考察新获得的土地时，不可否认这些差异虽然存在，但不那么显著了。但就我而言，目前发现的这些差异足以证明，要说在这方面存在“显著的相似之处”是非常不明智的。但这并不是事情的全貌：还有更多非常显著的差异。想一想英国为了创造并维持帝国在金钱、资源、时间和人力方面耗费的巨大成本。我只需提一下前面章节讨论的内容，即税收和公共债务之高以及其陆军和海军装备之精良，就足够了。相比之下，中国创建帝国的成本非常低廉。这又与完全不同的优先目标相关。[56]
至于经济，帝国的收益显然也有不少差异。只考虑帝国的收益或者成本明显过于简化。我们需要更精确的分析，例如区分私人、政府和整个社会的成本和收益。对整个社会而言，成本和收益会体现为对GDP的积极和消极影响上。另外，上述每个方面很可能会有不同的结果。政府、社会和不同个人或公司资产负债状况的变化可能结果迥异。举例来讲，考虑可能出现的下述情况：私人获益但是政府和社会受损。依据研究的问题，区分长期和短期可能是有意义的。在不同时期，考察的结果可能不同。更进一步，正如我们早已提出并采用的方法，区分货币成本收益和非货币成本收益是必要的。从这些不同的角度考察创建帝国是否物有所值，已经并且仍然在英国以及更广泛的欧洲史学界引起激烈的争议。[57]然而无可置疑的是，在英国社会至少各种不同的团体获取了无数利润。我们也不能否认中英帝国对经济因素的考虑大有差别。让我略做解释。
清朝中国的“帝国主义”一开始就是关乎领土安全的问题。在乾隆皇帝统治之前，清朝几乎完全以防御为主，即抵御草原游牧民族。在乾隆时期，清朝显然更像是一个扩张主义者，但总体上还是防御型的。然而，无论实施这些不同的政策到底有何原因，清代中国的扩张并不是由经济因素驱使的，一般说来也和私人企业无关。我认为，很大程度上可以用后者解释前者，这并不牵强附会。清朝的目的在于掌权，而不是为了金钱：“亚洲内陆附属国并没有太多收益流向北京。事实上，清朝并没有想从它们那里获得和平之外的其他东西。”[58]中亚历史最杰出的专家之一如是说。在通常情况下，这一观点实际上适用于清朝与其所有从属邻国相处时的情形。王国斌评论称，中国更像是在外围投资而不是从那里汲取资源。[59]比较大清帝国和欧洲扩张的驱动因素时，萨拜因·达布林豪斯还指出了一些根本性的区别。她在有关大清帝国的部分写道：“对财富和贸易利润的追求以及使异教徒转变信仰的愿望，清政府几乎从未考虑过。”[60]这些因素通常由拥有自己“国家理念”的国度发起，并予以广泛实施。如果大卫·阿伯内罕的观点是正确的（我认为他是对的），即西欧建立帝国的动力和特征是对探索、控制和开放的渴望，以及公共部门的力量、私人部门的利润和殖民地人民的宗教文化这三方的合力，那么我认为必然得出以下结论：清代中国并不是帝国主义。[61]如果我们采用达尔文的帝国主义概念，即“为了将一国的国家优势强加于其他社会之上，努力实现政治、文化及经济制度的同化”，那么上述结论也是正确的。[62]西方统治在海外扩张的同时，不同的逻辑在发挥作用。即使西班牙这样的帝国将领土扩张放在利益和宗教之后，也是如此。尤其是在1770年至1840年，这是我们的分析中一个极其重要的阶段，我们看到英国在成为西方最大殖民强国的道路上做出了清晰而专注的尝试，并出于经济目的开拓海外附属国。与清代中国的情况完全不同，明显追求利益的私人企业在英国的帝国创建和运行中扮演着即使不是决定性也是非常重要的角色。私人与国家几乎总是紧密合作。
清朝吸收到其帝国中的区域，并未被改造成摇钱树。清政府用来控制西藏地区的微末支出是由当地自己支付的，政府并没有从当地拿走什么。[63]至于新疆，濮德培写道：“新疆从来没有实现自给自足，它挥霍着国库的金钱。”他又补充道，“它也从来没有真正通过私人贸易与内地形成一个整体。”[64]傅礼初认为，至1800年，每年大约有120万白银从中国内地十八省流向新疆，以弥补其开支。[65]人们开发了国家农场特别是在乌鲁木齐附近，那些被流放到帝国前哨的罪犯和驻扎在那里的汉人士兵在农场耕作。如此，这些农场获得了成功：它们生产了足以养活这些军队的粮食。但正如我曾经指出的那样，总的来说占领的成本高于收益。当19世纪这一地区爆发骚乱时，开支显然更重了。对蒙古和如今的青海地区而言，情况也没有什么根本区别。在这方面，“满洲”同样需要花费来自内地十八省的政府收入。无论何时，支付给东北省份的大量行政经费都来自内地十八省。实际上，中国农民为支持清王朝在其故乡的战略和世袭利益提供了补贴。[66]四川也非常依赖于外来经济支持。[67]台湾亦然，它从未转变成“沃勒斯坦式”的外围。清朝和日本在对待已成为其殖民地的岛屿时，统治方式有非常明显的差异。[68]我们不需要讨论日本的殖民是不是或者在哪些方面获得了成功，是为谁殖民，又支付了怎样的代价，以此来赞同日本确实设法改变台湾的经济，且使其与母国的经济相适应。[69]
这些评论自然引出了一些更加广泛的、通过与西欧国家比较而产生的对中国国际关系的反思。在这些反思中，我会以乔瓦尼·阿里吉在其著作《亚当·斯密在北京》中所做的启发性且有益的简要分析为基础，并加以改述。[70]阿里吉采用比较分析的方法讨论了“传统的”观点，即在多国体系中，国家及其组织呈现典型的欧洲化特征。所以他声称，在近代早期也有以中国为中心的国家体系。虽然二者存在重要的差异，但这两种体系已经足够近似，从而使我们可以进行有意义的比较。欧洲体系的特征是各国之间持续的竞争，以及体系本身和不断变化的中心具有不断扩张的趋势。就此而言，重要的是东亚国家之间并没有呈现这样的趋势：建立海外帝国以及参与可以同欧洲相比的大规模军备竞赛。清朝的扩张意图在于改变边境：其国界难以通过防御形成安宁的外围，且难以形成抵御亚洲内陆袭击者和征服者的缓冲带。至少在18世纪60年代之前是如此。在西方，我们看到了不间断的、无休无止的扩张主义。我在本章开篇提及的塞西尔·罗兹的话，在中国并没有相对应的谚语。中国是东亚国家体系中明显且毫无争议的中心，但向其上贡的那些国家并不是殖民地，那些中国核心之外的外围地区也不是。在西欧，更多的是各个霸权争夺者之间的力量均衡。阿里吉称欧洲强权争斗的外向性是由资本主义、军国主义和地主阶级统治制度的特殊结合决定的，这一结合也推动了欧洲体系的全球化。西欧对长距离贸易更感兴趣，一般来说这种贸易的重要性在西方比在东方大得多。在东亚体系中我们则看到了一种相反的机制，理解这种机制要考虑亚洲成功地发展成为当时规模最大的市场经济。对中国而言，贸易路线的控制相比于安宁的邻里关系而言并不那么重要。外国贸易受到的通常是限制而不是鼓励。欧洲的机制产生了一系列更有实力的、以资本和资本家为特征的国家。这与东亚毫无类似之处。欧洲的机制还导致了军事力量的显著提升，这后来成为东亚臣服于西方的关键。
西方的海外扩张通常意味着残酷的剥削以及创造“沃勒斯坦式”外围的努力。这种扩张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期总是有着巨大的差异。作为统治者的西方人试图建立剥削、开发以及不平等交换的关系，其海外领地的经济事实上被改变和复制，如果有必要他们还会动用残酷的武装力量，以此服务于将这些海外领地吞并的核心地区的利益。他们总是尝试创造一种劳动分工，“核心”专门生产高附加值的商品，外围区域则被迫专门生产几乎没有附加值的原材料或初级产品，不自由的劳动者挣到的薪水微不足道。西方“核心”国家利用其军事和经济力量来支持这种劳动分工的运作，使收益流入它们的口袋。英国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即英国对加勒比地区的占领，而这只是许多例证中的一个。当地的生产方式被完全改变以契合英国经济：它们的劳动力（即奴隶劳动者）很大程度上是从英国进口的；其产品（主要是食糖）以及在生产过程中获得的大部分利润都流向了英国。大多数非本地产的货物也都是从英国或者通过英国进口的。
中国内地十八省、“满洲”以及其新得领土之间的关系却完全不同。显然这种关系不是沃勒斯坦描述的“核心”与“外围”之间的关系。没有人以任何方式强迫诸如台湾、蒙古、西藏和新疆等新的领土，利用它们的经济来为清帝国服务。这些领土与清代中国新建立的关系并没有驱使它们根本改变其生产模式，清朝统治者也没有向这些地区施压，以强制这种改变。去往中国边境的移民或旅居者，无论是在内地十八省之内还是之外，都只是复制原来的经济模式。复制和传承内地十八省的生产、贸易、交通和金融模式，且只有很少或几乎没有变化。[71]我们看不到任何种植糖、茶、烟、丝绸或棉花的种植园出现：在新获得的地区没有，在内部边缘没有，在内地十八省也没有。[72]新领地自身所呈现的获利可能性通常没有得到利用。举例来讲，正如我们早就指出的那样，政府通常对汉人定居在外围地区持谨慎态度。政府并没有切实促进其新领土内部或与其新领土之间的贸易。政府不提倡甚至禁止开采稀有金属和新疆的矿物或者是各种可能有助于当地发展的项目开发，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73]在西方，西藏总是被认为有富饶的矿藏。这可以解释西方人（即英国人）对当地的兴趣。清王朝既没有自己开发，也没有鼓励或帮助别人开发。[74]整个18世纪，它不仅试图严格管制向台湾的移民，还频繁限制其贸易。[75]在这方面“满洲”的情形尤为有趣，我们之后会更加详细地探讨。作为统治者的清王朝及其国家并没有系统地从数以百万计的海外华人那里获利。这些人并不被认为是帝国的“一部分”。伴随着海外殖民的进程，西欧逐步形成了重商资本主义。西方国家的架构和制度以及军事财政帝国主义国家的建立，在中国都付之阙如，但这不足为奇。
中国与鬼田
谈到用某种方法开发所占领的新地区，很明显中国（即首先是政府，其次是农商精英）本可以做更多事情来促进其开放，使之可以用各种资源供养内地十八省。要真正“摆脱”马尔萨斯陷阱，这种方法是否真的可行值得怀疑。但它绝对可以使清朝维持更长的时间。显而易见，台湾本可以更多地为清朝所用，蒙古、青海和新疆亦然，尽管当时这三个地区人口相当稀少，发展极不充分。台湾则不是这样，但归根结底台湾的面积还是太小。因此，我们可能不得不得出如下结论：在前工业化的背景下，绝对充分或更加充分地开发这些地区，可能是非常复杂的工程。为了不让事情变复杂，我不会探究这些具有高度猜测性的情节，即中国可以在亚洲，甚至其他大陆的哪些地区殖民，虽然英国成为一个全球“帝国”的“核心”这一事实比想象中国成为这样的核心还更加牵强。让我们聚焦于英国“准备”起飞的时候，清朝面临着怎样的现实，以便使人口稠密（如果不是早已负荷过度的话）的内地十八省的核心地带缓解马尔萨斯人口论所说的约束。
我们也许不会考虑这样的可能性：中国从别国进口土地密集型产品，其数量足以改变整个国家，因为中国的人口简直太多了。但我没有看到为什么这样的进口不能对特定地区产生较大的影响。我能想到的一个例子是，中国在英国工业化时期从印度进口大量棉花。这在针对彭慕兰理论的辩论中被提及，并且是一个非常得当的例子，因为这与英国工业化“出类拔萃”的标志和其工厂的主要进口产品相关。伊懋可称，1785—1833年单单广东省平均每年从印度进口的棉花原料，就是整个英国在阿克莱特首次发明水力纺纱机时年用量的6倍。[76]据鲍恩所言，1805年5530万磅棉花从英属印度通过海运送往广州。这些棉花曾经并一直比中国棉花便宜很多。当时向英国出口的原棉数量维持在5890万磅。[77]举最后一例，布雷萨南·帕塔萨拉蒂指出，1815年中国通过广州进口的印度棉花数量，大概和当时英国进口的棉花数量相当。[78]以白银衡量，毫无疑问印度棉花比美洲的更加便宜。无论如何印度棉花都比中国自产的棉花便宜不少。[79]另外，中国在本国生产了大量廉价棉花。到底为何这些大量可用的土地密集型原材料，没有把广州转变为中国的兰开夏郡？如果答案是广东没有煤炭，那么为何这些原料没有引起制造业大规模的集中生产，也就是那种没有蒸汽机的工厂？
让我们聚焦于清代中国“内部边缘”及其在国家发展中的角色，并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土地密集型产品确实对英国来说起到根本性的作用，那么从中国边境地区出口到中心地区的这些产品又是怎样的呢？假设我们不采用特定的“沃勒斯坦”意义下的中国，我在这里指的是中国内地十八省，那么中国在其自身的政体内部不分核心和外围。该国人口密集和高度发展的地区，如岭南地区、长江下游及东南海岸地区，并没有从中国人口相对稀少的欠发达地区包括“满洲”，进口大量土地密集型商品。[80]因此，这些地区承担了“外围”应当为“核心”履行的职能。作为一项限制性因素，发达的中国多多少少永久性地缺少粮食。在关于江南农业发展的一本书中，李伯重花了整整一章即“农业的外部条件”，讲述从中国其他地区进口谷物和豆饼对内地经济的重要性。[81]在讨论珠江三角洲的经济时，罗伯特·马克斯评论道：“倘若没有越来越多来自外部的投入，整个系统将是不可持续的。”[82]如果我们相信其著作（顺便一提，还有彭慕兰的《大分流》一书）提出的那些数据，那么中国的中心地带依赖其“内部边缘”的程度，实际上超过了英国依赖其海外外围的程度，在我们讨论的时期一直都是如此。[83]
然而，彭慕兰认为，根本性的区别在于中国边境地区并不是沃勒斯坦式的外围，它们和中国内地十八省的关系从来没有转变为沃勒斯坦理解的外围和核心的关系，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外围的生产模式和中国内地十八省是如此相似，而且不同于沃勒斯坦式的外围，中国的劳动力是自由的。除此之外，中国更发达的地区和外围区域属于同一个国家，政府对其“外围”贸易伙伴实际的经济运行并未施加任何政治或其他方面的影响。正如彭慕兰所言，这确实在18世纪中期开始的“边界”逐渐消失的进程中起到了一定作用，这一边界开始具有中国“内部边缘”的特征。几乎所有新领土的开拓，首先都必然导致生产过剩。18世纪四川的粮食剩余最为令人印象深刻，且持续很长时间。[84]随着中国的“外围”地区逐渐被填满，当地农民满足自身消费的产出越来越多，同时他们开始不再从核心地区进口那么多产品了。随着时间流逝，中心地区和边境的联系倾向于更加淡化而不是更加紧密。[85]外围地区提供的生产要素的作用减弱，而且无论如何这些外围地区显然从来没有提供过彭慕兰所称的英属大西洋外围地区为英国提供的那些帮助。但是，这仍然无法解释下述做法：（1）强调从外围地区进口初级商品对英国发展的重要性；（2）只是顺便提及从外围进口到中国核心地区的产品。正如彭慕兰和其他加州学派学者指出的，进口到中国中心地区的土地密集型产品数量非常庞大。这种情况持续了大约几十年。为什么这些产品尤其是进口到广州的棉花，没有大西洋外围进口到英国的产品那么重要呢？
在这方面，“满洲”发生的情形非常有趣，更精确地说是那里并没有发生什么。我们在那里也看见了一些“填边”现象。“边境”略微北移，虽然该地区从来不需要进口粮食，但已差不多成了一个发达省份。考虑到19世纪50年代以后发生的事情，这些都稍显太迟了。薛涌认为，“满洲”本可以在漫长的18世纪为内地十八省储备大量鬼田并提供煤炭。[86]他所写的内容让人无法不赞同：“‘满洲’大量未开垦的土地提供了一笔真正的红利，可以幸运地弥补江南在地理方面的劣势。”[87]满族享受着极佳的自然馈赠，拥有大量农田。我想提醒读者的是，在19世纪50年代俄国分走一杯羹之前，清朝“满洲”全部的面积大约有120万平方公里。这一大片土地大约是同时期法国的两倍。19世纪末，一位旅行者仍然认为这片区域农业之富饶超乎想象。虽然中国内地十八省的许多森林在18世纪末已经被砍伐殆尽，但“满洲”的土地仍然呈现拥有无尽林地的景象。当地有充足的毛皮动物、鱼和牡蛎，地下蕴藏着金子以及19世纪后期发现的铜、铅、锡，那里的人参也十分出名。[88]但清朝精英从来没有真的在乎过这些。
要说什么也没发生，也是不正确的。“满洲”未开发的土地确实给内地十八省提供了大豆，但它们本可以在老早之前就做这件事：这意味着更多的肥料和更多的猪饲料。彭慕兰和李伯重都提到了“满洲”的大豆生产和出口到内地十八省的大批大豆。然而薛涌却认为他们对出口量的估计过高。他觉得“满洲”向江南出口的豆饼数量最多只有彭慕兰估计的10%、李伯重估计的4%而已，而彭慕兰最终认为李伯重的估计量比自己的更可靠。因此按照薛涌的说法，“满洲”为减轻内地十八省的压力所做的贡献，远没有上面两位专家认为的那样多。他还表示，即使他们的估计是正确的，其产量仍然远远低于该地区在对外开放及系统开发条件下本可实现的产量，而这才是这一背景下更为关键的一点。这在“满洲”“开放”之后表现得更加明显，那时该地区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大豆生产地，每年产量超过500万吨，即6000万石。这一数量是李伯重对大约一个世纪之前“满洲”出口大豆过于乐观的估计量的3倍。[89]
“满洲”本来也可以成为京城的主要粮食供应地之一。这个说法并不是一个与时代不符的假设。“满洲”具备这一潜力：那里有优质的石油和足够的水源可以用于农业生产。当地的粮食价格仅为内地十八省的一半。当时的人们知道这一点，并就如何利用该地区的潜能提出了意见。例如一位名叫何国宗的清朝御史就在18世纪中期这么做了。请允许我再次引用薛涌的话：
如果清政府在“满洲”整合一系列农业项目而不是禁止向该地区移民，如果中国的商业制度足够有效，可以引导开发边疆所需的大量资本并建立许多大型农场，正如英国在北美所做的那样，那么本可以有大批的“满洲”粮食流入北京。[90]
对19世纪而言，谈到工业化就意味着讨论煤炭。这是“满洲”本可以提供给内地十八省的另一种资源。何国宗于1745年报告了奉天（今称辽宁）拥有充足煤炭资源，这些煤炭距离海港非常近。他认为应当开发这一自然的馈赠以缓解当地木柴的短缺。[91]这种事情根本就没有发生。因此，和薛涌一样，没有人可以逃避这样一个结论：那些“满洲”提供的、可以真正被贴切地标记为“中国的地理好运”的机会被白白浪费了。倘若你支持薛涌，那么你就可以指出支持这一观点的各种理由，例如满汉之间的剑拔弩张或是明清的内部制度缺陷。本书的主题论调是，政府不愿意抓住这些机遇，或者不允许私人企业家做这些事情。
如果我们相信彭慕兰的理论，即“煤炭”和“殖民”是英国能够实现工业化并把中国远远甩开的两大原因。我的理论是：中国也有煤炭和在某种形式上的“殖民”，但在利用它们的过程中政府构成了极大的阻碍。谈及煤矿，清朝起初经常禁止开矿，或者希望那些早已开采的矿藏关停。政府没有自己开矿或者促使这些矿藏开采“现代化”的创新精神。说到新吞并的领土以及“满洲”的开发，我们只能得出结论：许多机会没有被利用，更准确地说没有被考虑过。西方采取的那些殖民政策，在清代中国从来没有被采用过。活跃在海外的中国商人也没有得到支持。如果只是基于这些原因从而不详细探讨中国政府的角色，我们简直就无法讨论中英两国经济发展迥异的原因。在这一方面，正如在其他领域一样，政府的角色并不积极。这当然也不意味着如果清代中国一开始就像大英帝国一样在全球舞台上有所作为，就会有好结果。
我们前面指出过西方开发和征服其周边地区的趋势。与此相关的是，总的来看，西方帝国主义有一种强调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在宗教、发展水平、种族或国家等方面具有明显差异的强烈趋势。同样，在这里我们也必须小心谨慎，不能鲁莽地得出结论：比如，西班牙人在其美洲殖民地的行为与英国人大为不同。[92]但是总体而言，我们或许能这样说：相较于欧洲帝国主义者征服其殖民目标的情况，中国统治者倾向于不那么排斥新获得的土地和居民。这一态度的差异必然产生经济方面的影响。我们在讨论清朝满族人在中国内地十八省的行为时，早已提及他们倾向于适应地方的惯例。在中国内地十八省之外，一般来说清朝对于运用一些间接统治感到满意，他们通常接受地方法律。满族和帝国的其他民族联姻。中国的帝国建立基本可归结为在清朝统治下实现的陆地上的“正常”扩张，以融合其他文明，如果“融合”一词不是太过强烈的话。这些文明早已长期为中国熟知，且对其经济和社会没有太多挑战和刺激。当然，我们讨论的是“主要”区别：在近代早期，西方及西方殖民地中也能找到适应和间接统治的例证。
当然，我们也不能像霍布森那样夸大大清帝国的“温和”特征。霍布森声称中国选择避开帝国主义，且中国的特征更多的是一种防御性的结构。[93]在其边境战争中，清朝可以表现得非常勇猛残酷。他们显然不是仅仅依靠“软”实力。濮德培毫不犹豫地将清朝在镇压准噶尔后期大规模屠杀准噶尔人称作“一场有预谋的大屠杀”。[94]18世纪，当清朝开始对湖南、湖北、广东、广西、贵州、四川和云南这些非汉人集居地施加政治和社会控制时，他们的方式并不总是“适应”。许多汉人来到那里，将土著居民赶上山，使其远离肥沃的土地。例如在贵州和湖南地区，土著居民背负着艰苦的负担，不得不说这通常违背了中央政府的指令，但显然并不总是这样。[95]在台湾和西藏，清朝的行为有时也非常严酷。18世纪后期帝国遇到各种麻烦，通常被残酷镇压的许多叛乱发生在汉人与其他民族的关系十分恶劣的区域，这并非偶然。
满族接受了汉族的一些特征，喜欢呼吁“普世价值”以及“相似性”。但他们的表现非常有选择性，同时通过其特权、宗教仪式、旗人制度以及强制性的骑术和军事训练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性。他们的故土仍继续成为彰显身份的关键元素，即使大多数满人从来没有在那里生活过。更进一步说，他们和汉人，不论是被他们统治的还是和他们一起统治国家的，在各地边境对待“其他人”的行为并不统一。在东北、西北、西南和沿海边境包括台湾，情势简直大为不同。他们对于这些边境地区居民的看法，从“文化主义”到“种族主义”不一而足。当然这两个词语并不是基于现代生物学的含义，更多的是一种地域决定论。定居的汉人农学家总是倾向于对游牧迁徙者抱有一种优越感。满汉之中的“文化主义者”宣称“未开化”的边境居民应当被教化。在这方面，“种族主义者”更加谨慎，通常更倾向于将“蛮族”排除在真正的文明之外。他们更喜欢排外和孤立，而不是致力于努力实现融合。
谈到汉人向这些边境的迁移，我们早已注意到这引起了复杂的情感和不同的政策。一方面，在帝国之中合并其他土地意味着更多的生产和更多的“文明”。在另一方面，这几乎不可避免地引发了同土著居民之间的纷争。据濮德培所言，从18世纪的后50年开始，满族统治者趋向于前文描述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内地十八省的人口压力以及随后移民和贸易的增长，使得边境形势越来越紧张。他还声称明智的政策本可以防止摩擦，但清朝却已经丧失了施行不同政策的能力或者意愿，并因此引发了更多的抵抗。[96]
但即便如此，与西方海外帝国的建立相比，清帝国更多的是一个“非正式帝国”，施以准殖民地式的统治。[97]无论如何，这都是一个传统的“边疆帝国”。西欧国家和中国获得了新的土地并对其进行统治，在这个意义上它们都属于“帝国主义”，这都是正确的。但这就是“显著相似性”最主要的表现了。我要再次强调，差异比相似更为显著。
[1] 对欧洲殖民主义遵循的逻辑的描述和分析，参见Abernethy, Dynamics of Global Dominance。
[2] Darwin, After Tamerlane，第416页。
[3] Arrighi, Long Twentieth Century，参见索引中“Capitalism, logic of power”和“Territorialism, logic of power”。
[4] Lang, Conquest and Commerce。
[5] Parker,“Introduction”，第9页；Parker, Military Revolution，第5页。
[6] Shammas,“Revolutionary impact”，第167—168页和第184—185页。
[7] Etemad, Possessing the World。
[8] 对帝国规模和存续时间的系统比较，参见Taagepera,“Size and duration”，以及Turchin,“Theory for formation of large empires”。
[9] “鬼田”一词由Borgstrom在其Hungry Planet一书中提出。他将之定义为：“一国生产出通过贸易与远洋运输获得同等数量食物所需的土地数量。”彭慕兰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使用了这个概念，还包含了一国生产出通过贸易获得同等数量化石燃料和纺织品所需的土地数量。我也采用了这一广泛的定义。这些具体问题产生的背景，Jones在其European Miracle的第4章中有所介绍。
[10] Pomeranz,“Without coal?”，第251—252页。
[11] 关于欧洲迁移，包括移民去其他大陆的概述，参见Lucassen and Lucassen,“Mobility transition revisited”。
[12] Ferguson, Empire，第74—75页，以及Horn,“British Diaspora”。
[13] Horn,“British Diaspora”，第30—35页。
[14] Mokyr,“Editor's introduction”，第95页。
[15] 关于这一信息，见Ferguson, Empire，第113页；以及Matthias, First Industrial Nation，第248页和第452页。我偶然发现对于从不列颠群岛来的移民数量还有更高的猜测。Marjory Harpers声称，1815—1914年，有2260万人离开不列颠群岛，参见其文章“British migration”，第75页。然而她并未就该数据提供任何来源。给出最后一个数据，Dalziel, Penguin Historical Atlas of the British Empire，估计1821—1911年约1700万人离开了不列颠群岛。至于1815—1924年，他给出的数字是大概2100万人，参见其书第61页和第68页。还有太多的文献没有列出。
[16] Eltis,“Slavery and freedom”，第28页表1。Eltis认为，这一时期74.6万人离开了大不列颠来到美洲。这一数字和Horn给出的不同（见本章注释13），但Eltis涵盖的时期也和Horn不一样。
[17] Eltis,“Free and coerced migrations”，第62页。他在1999年做出的猜测与2002年的不同。
[18] Bairoch, Victoires et déboires，第II卷，第570页；Etemad, Possessing the World，第21页。
[19] De Vries,“Connecting Europe and Asia”，第72页。他提到了通过船运去往亚洲的欧洲总人数，这些船只为当时与亚洲开展贸易的一家欧洲公司所有。我们谈论的是，平均每年不到7000人中的一半乘坐了东印度公司的船只。在100万通过这种方式离开荷兰共和国的人当中，只有1/3返回，顺便一提，他们当中很多人不是荷兰人。
[20] Steensgaard,“Asia”，所引用的文字在第86页。
[21] Bairoch认为大约有1.5万人。参见Bairoch, Victoires et déboires，第II卷，第570页。Etemad估计1760年住在亚洲的西方人有1.8万。参见其Possessing the World，第21页。
[22] Gaastra,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第3章。
[23] Jacobs, Merchant in Asia，第9页。
[24] Furber, Rival Empires of Trade，第300页。
[25] 参见拙作Escaping Poverty，关于创新的所有相关内容。
[26] 关于英国及其环加勒比海外围的非自愿贸易的详细描述，以及探索开发和高压政治，参见其Great Divergence一书第4页、第18页、第20页、第23—25页、第193页和207页。
[27] Pomeranz, Great Divergence，第23页，“煤炭和新世界一起，使得欧洲朝着资源密集型和劳动节约型的方向发展”；第7页，“英国的故事是不可想象的……如果没有两个分别由煤炭和殖民地创造的至关重要的转折点”；第23页，“作为引导人们走出马尔萨斯陷阱的重要因素，欧洲的海外红利理应和英国转向煤炭相提并论。”请注意，在欧洲、英国和英格兰之间的随意（且令人困惑的）转换。我没能理解为什么煤炭和殖民地对18世纪的英国历史而言，是至关重要的转折点。煤炭在英国能源史上早已存在了几个世纪，其重要性大概和1770年所有其他能源供应加起来的重要程度相当，包括人类和动物能源。参见Warde, Energy Consumption，第69页表4。英国殖民地行动也并不是凭空而来。这方面的两大转折点是英国在印度建立的影响力，以及美国的独立。令人惊讶的是，这些问题彭慕兰几乎都未讨论。
[28] 如果没有特定资源的进口和特定产成品的出口，英国的工业化就无法持续。这是显而易见的，就此展开争论是毫无意义的。
[29] Blackburn, Marketing of New World Slavery，第404页。这一数字比法属加勒比要少，那里有67.5万名奴隶。
[30] Eltis,“Slave economies”；另见Engerman,“Atlantic economy”，第150页。
[31] Fogel, Without Consent or Contract，第44—45页。
[32] 参见Matthias, First Industrial Nation，第260—261页。
[33] Cain and Hopkins, British Imperialism，第115页。令人震惊的是，这一时期非常富有的地主人数仍然是金融与商业富豪人数之和的4倍。
[34] Rubinstein, Capitalism, Culture and Decline。若寻求简要但非常有帮助的文献以阐释服务部门对于英国经济的极大作用，参见Eisenberg, Rise of Market Society in England。
[35] Landes, Unbound Prometheus，第214—215页。
[36] Landes, Unbound Prometheus，第219—221页和第291—293页。
[37] Kennedy,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第200—201页。事实上Kennedy在其表格所指的是英国，但我假定他指的是大不列颠。
[38] Landes, Unbound Prometheus，第5章，尤其是第326—358页。
[39] 这一段落中所有的信息，除非另有标注，均来自David M.Williams and John Armstrong,“Technological advances in the maritime sector and some of their implications for trade, modernization and the process of globalization in the nineteen century”，论文提交给2009年8月3—7日在乌得勒支召开的第XV届World Economic History Conference。
[40] Cain and Hopkins, British Imperialism，第8页。
[41] 参见第24—25页。
[42] Dabringhaus, Qing-Imperium，第23—28页，以及Hsü, Rise of Modern China，第53页。
[43] Reardon-Anderson, Reluctant Pioneers，第87页。
[44] Isett, State, Peasant, and Merchant，第310—312页。
[45] 将进贡国包括在中国之内，使我们不得不将“非正式”帝国包含在英国之内。
[46] 例如，关于1787年大中华各地区的人口数据，参见Ho, 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对于1843年的情况，参见Naquin and Rawski, Chinese Society，第213页。
[47] Pomeranz,“Re-thinking the late-imperial Chinese economy”。比较一下，Ho, 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第283页中的信息。关于中国内部移民，参见Deng,“Unveiling China's true population statistics”; Kolb,“About figures and aggregates”; Pomeranz and Topik, World that Trade Created，第59—62页；关于说明18世纪主要人口迁移的地图，参见Myers and Wang,“Economic developments”，第567页。
[48] Pomeranz,“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49] Reardon-Anderson, Reluctant Pioneers，第161—162页；另见Isett, State, Peasant, and Merchant，第320页；Umeno,“Han Chinese immigrations in Manchuria”。
[50] 关于这些地区人口规模的信息，参见Fletcher,“Ch'ing Inner Asia”和“Heyday of the Ch'ing order”; Millward, Beyond the Pass，第51页、第271—272页注释2，以及第7章。另有Naquin and Rawski, Chinese Society，第213页。
[51] Millward, Eurasian Crossroads，第104—105页。
[52] 关于台湾人口和向该岛移民的数据，参见Chang,“Chinese migration”; Shepherd,“Some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53] Gottschang and Larry, Swallows and Settlers，第2页和第38页。
[54] Millward, Eurasian Crossroads，第99页。
[55] Dabringhaus, Qing-Imperium，第184—188页。乾隆皇帝在统治末期干涉西藏事务，用强大的武装力量驱逐了来自尼泊尔的廓尔喀侵略者。在其统治之后，这个国家基本上不受清朝政府的保护。清朝的权威在没落。到1854年，廓尔喀再次进攻时清朝无所作为，西藏不得不签署条约，答应支付赔偿款并宣布其受尼泊尔保护。
[56] 两个重要的评论依次是：首先，英国大多数花费都发生在其对抗其他欧洲西方国家和越来越多的海外国家。其次，英国付诸一系列努力，使帝国至少在一些特定的区域能够为自己买单。举例说明，想想这些制度：在印度招募印度人参加“英军”，以及使印度人通过税收为英国统治他们产生的花销买单，等等。
[57] 文献的数量是惊人的。对于认为大英帝国有所付出的作者，我参考了导言注释80的文献。关注较晚时期的微妙而谨慎的观点，参见O'Brien,“Imperialism”。由欧洲视角详细讨论英国案例的分析，参见Estmad, De l'utilitédes empires; O'Brien and Prados de la Escosura, Costs and Benefits。
[58] Fletcher,“Ch'ing Inner Asia”，第106页。
[59] Wong, China Transformed，第148页。
[60] Dabringhaus, Qing-Imperium，第235页。英文由笔者翻译。
[61] Abernethy, Dynamics of Global Dominance.
[62] Darwin, After Tamerlane，第416页。
[63] Dabringhaus, Qing-Imperium，第212页。
[64] Perdue, China Marches West，第397页。
[65] Fletcher,“Ch'ing Inner Asia”，第61页。比较一下，Millward, Beyond the Pass，第58—61页，以及他的Eurasian Crossroads，第102—105页。
[66] 关于这一信息，参见Isett, State, Peasant, and Merchant，第1章。比较一下，Reardon-Anderson, Reluctant Pioneers，第58—59页和第72页。吉林和黑龙江都是“赤字”省份，每年接受来自更加富裕的内地十八省“盈余”省份的白银输送。吉林80%的预算以及黑龙江几乎全部的预算都是由这些补贴支付的。在19世纪上半叶，这些省份的年赤字总计超过100万两。
[67] Dai, Sichuan Frontier and Tibet提供了大量的例子，例如第6章。
[68] 关于17世纪80年代到1800年这一时期，参见Shepherd, Statecraft and Political Economy，关于之后中日政策之间的区别，参见Mazumdar, Sugar and Society，第7章。
[69] 第一次引发这一辩论，参见Cambridge History of Japan，第5卷和第6章中的台湾部分。
[70] Arrighi, Adam Smith in Beijing，第309—344页。
[71] 例如，“满洲”的情形，参见Reardon-Anderson, Reluctant Pioneers，第170页；比较Wong, China Transformed，第121—122页中关于中国社会架构“分形”特质的分析。
[72] 这方面的观察，参见Mazumdar, Sugar and Society，结论部分；茶叶参见Gardella, Harvesting Mountains，第2章和第4章，以及Vries, Zur politischen Ökonomie des Tees，第97—126页。
[73] 例如，参见Dabringhaus, Qing-Imperium，第77页和第79页，以及Fletcher,“Ch'ing Inner Asia”，第66页。
[74] 例如，参见Dabringhaus, Qing-Imperium，第111—112页，以及Teltscher, High Road to China。
[75] Chang,“Chinese migration to Taiwan”，第112页。
[76] Elvin,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第312—313页。水力纺纱机在18世纪60年代获得了专利。
[77] 参见Bowen,“British exports of raw cotton”，第115—116页。
[78] Parthasarathi,“Review article”，第283—284页。
[79] 在1793—1794年，每担印度原棉价格为10~12两。中国产的原棉成本则多3~5两。根据两个文献，1804—1813年，印度原棉仍然比江南棉花每担约便宜1两。关于该信息和文献，参见Bowen,“British exports of raw cotton”，第124—125页。
[80] 表明清朝地区间粮食转移的地图，参见Myers and Wang,“Economic develop- ments”，第613页。
[81] Li,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第6章。
[82] Marks,“Commercialization without capitalism”，第76章。
[83] 彭慕兰著作中关于中国核心地区从其外围进口产品的数据，举一个例子，参见其“Beyond the East-West binary”，第583—584页。在该书中他提到了从“满洲”进口到江南的豆饼。
[84] 有关的例子和进一步解释，按作者姓名字母顺序参见Isett, State, Peasant, and Merchant，第212页、第214页、第243页、第274页和第366—367页；Pomeranz, Great Divergence，第6章；Pomeranz,“Rethinking the late imperial Chinese economy”; Will, Bureaucracy and Famine，第13章。
[85] 对这一填边过程的描述以及原因分析，参见之前的注释。
[86] Xue,“A‘fertilizer revolution’?”。
[87] Xue,“A‘fertilizer revolution’?”，第219页。
[88] 这些描述，参见Reardon-Anderson, Reluctant Pioneers，第9页和第103—104页。
[89] Xue,“A‘fertilizer revolution’?”，第196—197页和第218—219页。在我的研究背景中，这是非常惊人的：清政府仅仅在1772年明确废除了所有针对通过海运出口大豆和豆饼、意在保护满族消费者的限制。参见Xue,“A‘fertilizer revolution’?”，第202页和第209页。
[90] Xue,“A‘fertilizer revolution’?”，第220页。
[91] Xue,“A‘fertilizer revolution’?”，第219页。
[92] Elliott, Empires of the Atlantic World，第3章。
[93] Hobson, Eastern Origins of Western Civilisation，第69—70页和第308页。
[94] 引文参见Perdue, China Marches West，第284页；应对准噶尔的方式，参见第7章。
[95] 参见Richards, Unending Frontier，第131—137页。关于贵州地区野蛮的中国帝国主义，参见，例如Blunden and Elvin, Cultural Atlas of China，第38页，以及Jenks, Insurgency and Social Disorder。概括性的评论，参见参考文献中提到的濮德培的论著。
[96] 这一段改写自Perdue,“Nature and nurture”。我还推荐读者阅读他的“Erasing the empire。”
[97] 这些词语及解释，参见Osterhammel, Colonialism，第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