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cal EPUB Text
第三章 财政与货币
第三章 财政与货币
财政与货币体系
英国的财政革命：代议制与信任体系的兴起？
英国的中央政府能够通过税收筹集到巨款，也因一组特定的制度以及一组特定的权力关系而维持高额债务。这些制度和权力关系的综合影响被认为是根本性的，以至于在编年史中这两者的兴起被称为“财政革命”。这场革命始于17世纪下半叶，并在1688年光荣革命之后加速发展，如果没有光荣革命很难想象财政革命会有怎样的发展。本书不可能也不必探讨有关事情如何发生的具体细节，重点在于这些事情确实发生过。主要的制度创新包括创建国家银行，创建吸引巨额资金的国家债务，债券和股票使用方式的各种改进，更复杂的保险系统，公司法运作方式的改变，比如创建新的东印度公司，以及发展出更好的收集和使用国家和经济信息的方式。[1]具体发生的事情已经有详细记录，但是到底对英国经济史有何影响，这一问题仍在激烈讨论中。在诺思、沃利斯和温加斯特还有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等学者的著作中，光荣革命和财政革命相互之间联系紧密，使英国能够稳定地走在经济发展和增长的道路上，并最终实现了工业化。在他们看来，这两场革命造就了一个精巧的体系，在这一体系里，产权得到很好的界定和保护，市场运行顺畅，这些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必要前提和激励。这两场革命确实在英国产生了这样的效果，即民众受到法治和包容性制度的保护，因此乐于寻找新的经济机会，而不是着眼于寻租。
很多历史学家在解释实际发生的事情时比较谨慎。比如平卡斯，他并不否认光荣革命是一场现代的真正革命。他认为，制度变革从一开始就被列入了很多革命者的议事日程，这一观点令人信服。但是，他也指出这并不意味着革命者的胜利是一劳永逸的。在他看来，随着罗伯特·沃波尔于1721—1742年成为英国首相，政治氛围早就再次改变。尽管如此，在他看来，关于政治经济的保守主义观点在18世纪六七十年代再次占了上风，这一观点强调农业、地主利益、领主权力和垄断。[2]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有人可能会认为当前的进步与以前的发展有更多的延续性，这些改变早前就已经开始酝酿。[3]其他人可能会指出，政治氛围并非总是立马见效，比如对英国政府事务进行改革的兴趣只相当于18世纪20年代对荷兰议会进行改革时的（较低）水平。[4]此外，这场革命带来的突破也没有通常认为的那么大。举例来讲，与辉格党的史学观点不同，王权保留了更多的权力，而辉格党史学乐此不疲地夸大英国与“专制的”法国之间的差异。[5]也有一些历史学家提出质疑，认为产权在1688年之后并未得到更好的保护。[6]总体而言，历史学家普遍认为，在1688年之后的英国，制度发展和经济增长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现代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不像制度经济学家和社会科学家认为的那么直接和清晰。总之，对于经济增长来说，不管制度有何具体作用（当然只有少数学者否认两者之间存在关联），正如我们知道的，从工业革命开始的现代增长或者说“熊彼特式增长”主要是通过科技创新和能源科技领域的突破驱动的。这样的增长如何与“1688年”联系在一起以及有何意义，并非一目了然。因此，严格地说，对于具体的制度与英国工业化时期的科技创新之间到底有何直接联系，我持怀疑态度。然而即便如此，不可否认的是，若要理解英国国家与经济极强的灵活性，以及它实现强权与富足的潜力，与光荣革命和财政革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制度变革可谓至关重要。任何想要讨论这一潜力的人都必须关注制度变革。在这里，我将着重关注直接影响英国基础权力的制度发展状况，尤其是在（公共）财政和货币领域。
那些被贴上“财政革命”标签的发展，只有在某些特定的社会背景下才有可能。1688年之后英国的国家和社会尤其是“当权者”和“资本家”，换言之就是政府和富人，相互之间的联系变得空前紧密。[7]很多重要的掌权者都参与了三家主要股份公司的创建。反过来，英格兰银行、新东印度公司和英国南海公司这三家代表金融界的公司，是政府入不敷出时重要的资金来源。[8]但是政府得到的真正金融“支持”，尤其是借钱给国家，有更广泛的基础：在18世纪中期，英国有5万~6万的公共债权人。这一数字不容忽视，但是与将近30万的全体选民比起来还是偏小。随着拿破仑战争导致的巨额借款，公共债权人扩张到大部分选民。截至拿破仑战争结束，债权人约达到了30万。[9]负责管理如此庞大债务的机构得以发展，政府和足够多的富人之间的共同利益和相互信任也得到了发展。
显而易见，政府债券曾经并且未来仍将被认为是一种良好且安全的投资，这不仅适用于那些非常富有的人，也适用于大量的中产阶级。政府已经创建了可以信赖的政府债券。很大一部分英国国家债券在外国人（主要是荷兰人）手中，这也可以佐证政府债券的信誉。在英国与西欧其他主要金融中心，特别是阿姆斯特丹，其金融市场早在18世纪早期就已经整合在一起。举例而言，英国政府长期债券的外国持有比例从1723年至1724年的10%上升到1750年的20%。再举一例，1782年荷兰投资于英国的资金总额已经达到2.02亿荷兰盾，约为2000万英镑。[10]早在1720年英格兰银行就在西欧扮演了国际最终贷款人的角色，比作为英国国内最终贷款人早了一个多世纪。显然，即便是外国人也信任英国的财政制度，就此而言这也意味着他们信任英国的政治体制。外国投资者的参与缓解了英国资本市场的资金压力。拿破仑战争期间，伦敦就像磁铁一样吸引着整个欧洲大陆的资本和资本家，由此吸收了巨额资金。[11]
持有政府债务的人，显然希望现有政治体制得以延续，因为他们是利益相关者。债权人当然也希望债务人能够偿还贷款。那些为英国政府提供贷款的人都是自愿的。这意味着他们一定已经考虑过，这不仅是安全的投资还有不错的收益。显然他们相信，除了能够收回本金，还会获得不错的收益。偿还债务的资金是“筹集”起来的，这一事实只会进一步加强他们的信心。马丁·唐顿对债务融资的原理曾做过如下阐述：“‘资金筹集机制’将贷款的偿还与某一特定类型的税收联系起来，这种税收为每一笔贷款的偿还提供了保障或者说‘资金来源’，并且贷款额度由该种税收收入决定，这就留给政府一项复杂的任务，即选择何种税收去支持每一笔贷款。”[12]另外一个被尝试用来处理公共债务的“措施”是设立一个“偿债基金”，这一举措最早由罗伯特·沃波尔在1716年提出，并在18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早期起到非常好的效果。原则上这个基金来源于每年国家预算产生的任何盈余。[13]但是财政部在需要即刻用钱时，经常动用这笔基金。18世纪70年代小威廉·皮特再次提出这一想法，这次补充了用于防止财政部长在危急时刻动用这笔基金的法律规定。他增加了税收，以保证能够有100万英镑的盈余用于偿还国债，同时还让专门的委员会管理这笔资金。这项计划在1786—1793年运转顺利，委员会共收到800万英镑，通过再投资，减少了超过1000万英镑的债务。这一基金直到19世纪20年代才被废弃。霍雷施将英国国债本质的特点简要描述为，“主要是广泛且长期地向自愿的债权人借款”。[14]拿破仑战争期间政府在短时间内需要大量资金，以至于不得不借助以下手段来筹资：引入一种所得税，并通过短期的负债来融资。这些债务并没有指定由哪种税收收入来偿还，而是以随时能够筹集到的资金作为支持，以降低债务成本。[15]
在整个漫长的18世纪英国采取了很多权宜之计，而且问题不断。但显而易见的是，1688—1815年，英国政府债券的利率减半而税收和国债都很高，当然通货膨胀也很厉害并且持续上升。[16]这些现象表明，相对而言通过债务融资越来越不是一种负担了。[17]英国政府债务利率不仅在下降，并且比其他国家（比如法国）都要低很多。在各国相互竞争的背景下，这一点显然非常重要。[18]英国政府可以以比竞争对手更低的成本借到更多的钱。有人可能会和爱泼斯坦一样，认为利率水平代表了有闲钱的人对一个政府的信任程度。某些政体的借款利率会比其他政体低。[19]同样根据爱泼斯坦的观点，借款成本和财政效率两者之间具有显著的相关关系。[20]这一观点已经被丁切科进一步研究和证实了，他展现了国家通过集权和限制行政权增强了征税能力。[21]
图14 借款成本和财政效率 资料来源：Epstein,“Rise of the West”，第251页。
正是因为同时出现了运转良好的官僚体系、议会制度、英格兰银行和为国债筹资的方法，才使英国政府能够获得如此多的信用。英国极具特色的地方精英的自治和有效、强势、反应灵敏的中央政府的结合也帮了大忙。这种新出现的体制不仅在筹集资金方面效率惊人，还有意无意地产生了众多的社会影响。弗格森认为其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5点：（1）对高效率征税的官僚机构的需求意味着对正式教育系统的需求；（2）英国议会的存在几乎肯定会提高私有产权领域的司法质量。（3）政府通过有税收支持的国债来筹资，随着这一制度的逐渐成熟，私人部门的金融创新受到了鼓励；（4）大量政府债券的发行扩大和深化了资本市场；（5）一家垄断货币发行和政府收支往来账户的中央银行能够发挥稳定整个信用系统的作用。弗格森甚至将这些发展描述为“工业革命关键的制度前提”。[22]这些说法中的任何一个可能都会引起争议，但是很难否认弗格森讨论的这些财政制度安排对英国经济和英国的大国崛起以及未来发展极为重要。没有其他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调动如此多的资金，并且还能将这种能力保持如此长时间。
近代早期的英国财政革命可能最为有名，但是在荷兰共和国我们也发现了一个先进的财政体系。在很多方面英国实际上是在荷兰早就存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23]事实上很多类似的财政体系早在13世纪就已在意大利城邦（如威尼斯）得以实行，或者至少是进行过尝试。[24]在17世纪和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荷兰共和国的债务积累被利率的降低抵消。在18世纪和平时期，政府债券的（税后）收益在荷兰是2.5%，在其他地区是3%。[25]显然存在很多可以获取的资本，不仅如此，荷兰大量的资金还可以借给英国政府或投资海外。就像英国一样，荷兰的主要贷款者也希望维持国家的金融稳定。在针对西班牙人的起义中，荷兰总共不到200万的人口大约有6.5万名投资者（大部分来自荷兰）投资于公共借款。[26]至18世纪末期，国内债权人的数量估计约达到10万。其中有许多小投资者，大的机构投资者扮演的角色要比英国小一些。同时，现已成为荷兰共和国的这个国家人口数量几乎没有改变。
此外，欧洲不同国家之间差异明显。霍夫曼、波斯特尔-维奈和罗森塔尔等学者近来在某种程度上认可了史学界长期以来的主流观点，即对法国财政的悲观解释。[27]但是即便如此，他们也无法否认，国家最终屈服于一场重大的财政危机，这场危机使得国家在法国大革命中崩溃。[28]谈到公共财政，我仍支持凯恩和霍普金斯的观点：“英国现代财政制度的发展领先法国一个世纪，这一说法已经被最近有关公共财政和货币政策的深入研究证实”。[29]法国确实没能发展出现代的宏观经济制度。[30]它缺乏组织严密的银行系统和国家银行。[31]与英国相比，法国尽管税收和国债较少，但是革命前政府筹借所需资金时遇到的困难更多且利率更高。1726年至法国大革命期间，法国政府为借款支付的利率平均为7.3%，而英国政府只需支付3.67%。[32]
图15 1746—1793年法国和英国政府债券的收益率 资料来源：Stasavage, Public Debt and the Birth of the Democratic State, 96.1815—1914年英国政府债券的收益率在4%~5%，参见本章注释67。
缺乏财政革命，使法国相对衰弱并引发了社会革命。[33]与中国的情况类似，经济的强大不一定反映国家的强大。革命前的法国也是这一明显悖论的典型案例，孟德斯鸠注意到这一点，并将其表述为以下普遍规律：“掌权者可以征收更多的税，抢占更多臣民的财产，为此它不得不减少对民众的奴役，以平息他们的怨气。”[34]在关于近代早期西欧财政危机、自由和代议制政府的著作中，诺伯格与霍夫曼也指出了同样明显的悖论，“在集权国家，即西班牙和法国，税收反而相对较轻”，而在具有强大代议制的国家，即荷兰和18世纪的英国，“税负极重”。[35]最后他们提出了相同的解释，“归根结底，一个繁荣富足的强大国家崛起，自由是必要前提”。[36]
近代早期像“专制主义”法国和中国这样的国家，政府可能看起来非常强势，因为它们不受权力制衡机制的约束。但是，相比于在制度化背景下运行的政府，即以某种方式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并且有更多人参与其政策制定的政府，专制国家的政府明显感到更难筹集到大量资金，过度开支也更容易带来麻烦。一个国家越是深入基层，就越能调动“基础性力量”，而一个国家若是非常专制，就像明显站在社会的“对立面”，就会缺乏支持，最后只会变得非常“衰弱”。[37]深入基层的国家依赖各种渠道，使社会上有影响力的人物能够发表意见，方才拥有“基础性力量”。拥有代议制政府的国家能够以相对较小的努力获得大量税收，甚至可以出现结构性的超支，因为这些政府可以由其“执政”对象来监督并获得他们的信任。像英国这样的国家，政府规模相对较小，经济利益更为集中，这样的体制是很有好处的。只有在某些制度安排能够保障权利（当然包括富人的财产权利）的情况下，这种情形才能长期持续。在这样的背景下，大政府根本不会危害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如果这不会让新古典经济学家感到愤怒，也会让他们感到奇怪。[38]
沿着这一思路解释英国财政—军事体制“灵活性”的研究，屡见不鲜。麦克唐纳在标题富有深意的《债台高筑的自由国家——民主的财政根源》中说道：“最具信誉的国家总是提供资金的人可以控制政府的国家。”[39]为了支持自己的观点，他举了古希腊和古罗马作为第一个例子，然后又举出意大利城邦，之后详细地论述了荷兰共和国和英国。“富人”在公共财政事务方面拥有影响力的国家，比起那些富人被排除在公共政策制定之外的国家有更强大的公共财政，这一主题贯穿该书始终，也正是他将漫长的18世纪时的法国和英国置于比较的核心。戈尔斯基也将英国的强大归功于该国的“官僚立宪主义”。“立宪主义”一词意味着将权利、对权利的保护以及这些权利的运用编纂成法律，形成制度，并予以信任。“官僚”一词则指向国家官僚主义的效率。他指出，英国议会在光荣革命之后对法律和税收事务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因此英国的高税收得以写入法律并予以通过。[40]丁切科认为财政的强大与集权的有限政府有关，而斯塔萨维奇在其2003年的著作中将财政的强大与新兴的民主联系起来；在2011年的著作中，则将财政的强大与以下因素联系起来，即国家规模较小与城市商业中心兴起的共同作用。[41]
在某些圈子中流行的一种观点，将国家的力量和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潜力与国家的“嵌入性”以及由此引起的信任直接联系起来。除了对财产权的讨论，我们目前还发现很多关于经济发展的著作中涉及“代议制”“分权制衡”“法治”，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以及包容性制度。[42]这些都与国家的组织及其运转直接相关。所以，在讨论这一主题的过程中，就像我早就阐明的那样，在解释英国在漫长的18世纪财政、金融以及总体经济的历史时，我有充分的理由提出很多质疑。我由范桑登和普拉克的著作开始。他们的论文从一个类似的角度出发，讨论公民权和国家财政实力之间的联系。[43]论文的优点之一就是基于史实，比起我在其他地方已经广泛讨论过的阿西莫格鲁与罗宾逊以及诺思、沃利斯与温加斯特未经证实且未详细说明的论断，该论文更具体，更具实证意义。[44]虽然在范桑登和普拉克的文章标题中只提到了荷兰共和国，但是他们还是经常论及英国的情况。在这一领域中，他们的论证极为重要。
根据他们的说法：“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国家应该提供对产权的系统保护……提供公共品以减少交易成本……纠正市场失灵……作为回报，民众缴纳税收，为公共品的供给筹措资金。”[45]他们认为，通过创造信任与合作的条件，有关公民权的制度安排也会降低国家和居民之间交换的交易成本。民众能够接受相对较高的税收，作为为他们提供所需公共品的回报，因为他们或多或少能够监督政治过程。在这一背景下，高税收不一定会对经济发展造成消极影响，反而可以通过增加（公共）投资促进经济增长。如此看来，与那些税收收入更低和代议制更不发达的国家相比，代议制（较为发达）的政府能够获得更多的税收收入，且经济更为发达。用他们的话说：“公民制度的典范由古希腊城邦首创，中世纪在西欧重现……并在18世纪七八十年代之后从国家层面上进行了重新定义，继而发展成为19世纪国家的核心制度。”[46]在存在公民制度的国家，基于财富和收入的新税收体系得以引入，这种个人化的税收体系建立在由公民自己提供信息的基础之上，被认为比消费税和其他间接税要公平得多。[47]他们认为，信任是“公民模式”的核心：“相对现代的税收形式即征收财产税和所得税（后者采取累进税制），以及低利率的现代公共债务的形成，说明了国家和公民之间的信任程度，这在我们讨论的‘公民模式’中非常典型。”[48]
对于理解英国在漫长的18世纪的状况，他们清晰的描述和分析在多大程度上像其断言的那样，是有用和充分的呢？国家“嵌入”（即部分或全部公民享有某种形式的制度化的代议制）与国家财政实力和灵活性，两者之间存在正向联系，这确实无可置疑。但是谈到近代早期的国家，包括我们这里集中讨论的18世纪的英国，出于谨慎的考虑，使用像“公民权”、“（官僚的）立宪制度”和“代议制政府”这样的概念，而不使用“民主”、“解放”和“自由”这些词，还是明智的。[49]应该避免使用像“民主”这样的词，这一点显而易见。我们这里谈论的社会与现代民主制度还有很大差别。即使在1688年之后，近代早期的英国仍然存在大量的政治以及社会和经济不平等，并且通常得到法律的支持。我们不得不承认，在近代早期像“解放”或者“自由”这样的概念（当然这里的“自由”经常是与“特权”相对应的“权利”），更多地适用于欧洲大陆的情况，而不是存在大量不平等的英国。谈到代议制政府，声称英国在1688年之后就有了宪法，也过于乐观了。关于光荣革命之后的英国，戈尔斯基有些论断也过于简单和乐观，他认为光荣革命之后英国议会在立法和征税方面拥有最高权力，因此高税收被合法化和接受了。[50]我会问，被谁合法化和接受了？“公民”这一概念有这么多法国大革命之后才出现的现代内涵，以至于将它用于近代早期很容易引起误解。
即便在18世纪的英国，从法律上讲每位成年男性都可以称为公民，在法律方面甚至在法治方面的正式平等还要考虑到实际情况，即真正参与公共事务的仅限于社会上非常少的一部分人群。在政治方面这个国家还不具有包容性。选举权和参与决策的权利实际上只有很少比例的成年男性能够享有。就此而言，整个19世纪法国比英国或者荷兰拥有选举权的人更多（这里同样仅指男性），但是这一事实在辉格党阐述英国历史时被轻易地忽略了，我这里讨论的各位学者也遵循了相同的传统。[51]经济权力也是非常集中的，所以在这方面也会对其包容性有很大的限制。甚至和同时期的其他社会相比，英国民众在收入、财富和税收方面也是非常不平等的。借助于由政府授权和支持的垄断，排外的情况屡见不鲜。雇主和雇员在法律面前实际上很不平等，并且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劳动者受到很多压迫。我们将会看到，重商主义政策是保护主义的，因此对于“外部人”就具有排外性。法治确实成为英国法律体系极为重要的特点，但是这也只适用于一小部分核心公民，而不适用于帝国其余的臣民，在其他许多方面，这些臣民当然也比核心岛屿上的公民享有更少的权利。正如我在评论中讲的，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在评价英国的“包容性”时过于乐观了。[52]当然为英国辩护的人会说，在实行旧制度的欧洲大陆，以正式制度为基础的不平等更为严重。
考虑到所有这些评价，英国和中国的主要区别就不在于英国总体上成为“更崇尚平等主义”的第一个国家，与中国相比，英国民众享有更多自由并且能够更加主动和成功地参与国家事务。在这些方面确实存在重要的正式区别：首先是法治和发挥宪法作用的基本法概念。就此而言，诺思及其合作者与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确实是正确的，而且这一点也很重要。然而，在这里引起我们兴趣的主要区别在于，英国拥有财富和实际控制经济的人也能行使政治权力，并且愿意主动帮助国家，也就是说事态紧急时他们愿意承担应对责任。
应对紧急情况是很重要的。我们应该更深入地挖掘“代议制”“包容性”以及政府实力和经济增长之间的正向联系。在这里我会集中讨论财政力量，在我看来这种联系经常出于假设和推论，而很少被证明。精英阶层（自愿）向国家缴纳税收和其他贡赋而国家向其提供公共品，这种交易在普拉克和范桑登的论著中体现得如此显著，但是在漫长的18世纪的英国，这真的存在吗？我认为这只在非常特殊的情形下才存在。1688年之后，一般来讲富裕的英国人只有在迫于无奈时才会支持国家，并且再也不是无私和热情的支持。实际上议会成为英国政府和精英阶层商议财政事务的场所。但是，对于上述相互作用应持谨慎态度。与为国家所做的贡献相比，这些代表民众的精英人士从国家那里捞到的好处要多得多。那些在整个漫长的18世纪继续拥有大部分英国财富的地主，[53]在经历了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中土地税的短暂上升后，其利益得到了系统的保护，或者他们自己使其利益得到了系统的保护，他们仅为自己的财产缴纳很少的税，这种情况至少持续到18世纪末。[54]拿破仑战争结束之后，他们再次享受优厚待遇，并得到《谷物法》（1815—1846年）的保护。基本上他们自己决定缴纳多少税赋给政府。在本书讨论的整个时期，主要的税收收入当然是关税和消费税。这对富人的影响相对来说很小，并且税率不是“累进的”。直到19世纪40年代才明确引入的所得税是对收入或者财富征缴的税赋，除了土地税和几种需经评估的小型税种，所得税只在非常紧迫的情形下才需缴纳，即英国或者精英阶层的利益处在非常严重的危险之中，并且通过压榨普通纳税人已经无法筹集到足够资金的时候。这方面最好的例子莫过于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但是有人也可能提到西班牙王位继承战，在这些时候富人的确同意纳税，并且一起贡献了相当数量的资金。
作为最为典型的累进税，所得税实际上是于1798年引入的，就像其他主要打击富人的很多税种一样。1799年至1815年所得税总共达到1.55亿英镑。[55]但是它很快就在1816年被废止了，到19世纪40年代才被重新引入。在此期间，常规的非累进性质的消费税和关税依旧提供了大部分税收收入，甚至比它们在英国历史上曾经发挥的作用更为重要。这意味着在本书讨论的整个时期，很大一部分英国政府的收入是由在国家政治体系中没有代表的人提供的。那些在政治体系中有代表的人，相对于其财富和收入，税收贡献很小；相反，那些没有代表的人相对来说贡献较多。下面这则笑话无可辩驳：富人有代表却不纳税，穷人纳税却无代表。虽然肯定不是经常发生，但是很多时候议会中的讨价还价都让没有代表的人付出了代价。
此外，造成这种差异的并非“宪政”和“代议制”本身而是党派政治。在18世纪的英国，重要的是代表债权人利益的压力集团拥有的政治权力，具体而言就是辉格党人的经济利益。投资政府债务的人从来没有在议会中占到绝对多数。1690—1710年，他们最多只有35个席位，然而需要257个席位才能占到多数。富裕地主继续缴纳很少的税，受到很好的保护，因为在整个18世纪他们都占据了议会的多数席位。1803—1815年，在所有658位国会议员中，城市议员数量仍然只有112~124位，且大约一半是银行家。[56]然而辉格党内不同经济利益群体的投票权已经重要到能够起一定作用了。最终债权人对辉格党建立起了信任。[57]1688年光荣革命之后，保守党和辉格党相互妥协。麦克唐纳有以下描述：
18世纪舆论的本质其实就是：国家财政受到伦敦重商主义者利益的驱动，然而国家的统治权还掌握在地主手中，他们能够保证自己的经济利益得到优先考虑。[58]
对于更“市民化”的小国荷兰共和国来说，在某些时期范桑登和普拉克很有可能非常正确。早在1670年之后更多累进因素被引入其税收系统。精英阶层显然愿意对自己征税，[59]但是也不可过分。这种“有限的”自愿无论如何不会引起税收总收入的大幅增加。另一方面关于欧洲的著作中最喜欢用的反例是，法国显然缺乏在英国政治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的机构和债权人一方。在法国大革命前夕，法国的预算还没有公之于众；它没有常设的议会监督王权，也没有与英国类似的运作债务清偿体系的经验。在与债权人交涉方面，法国政府的信用记录很差。法国财富的主要部分是不用纳税的，因为大部分富人享受各种各样的豁免。焕然一新的法国大革命政府本可尝试以更有效和更可靠的方式更快地筹措资金，但它浪费了自己的信用。[60]
“包容性”国家的精英阶层之所以愿意提出大量征税的建议，是因为他们可以获得公共品作为回报，这一观点虽然不能说不正确，但略显草率。考虑政府提供的公共品我们就会意识到，如果从成本的角度看，直到本书讨论时期的最后10年，最重要的就是军事权力。英国几乎所有的税收都收归中央政府，中央政府几乎将这些收入全部花光，并且往往是用来资助战争。一些学者如莫克尔，[61]认为战争是纳税人的净损失，也是人类生活和世界资源的一种浪费而不是一种公共品，这些学者可能会想，为什么议会明明拥有拒绝资助战争的制度权利，却从来不行使这项权利。对于荷兰共和国，德弗里斯写道：“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很少提供公共品。这是共和国治国的一项方略，基础投资和教育投入被尽可能压低，并尽可能由直接受益人支付。”[62]
在我看来，近代早期和19世纪的中央政权和公民之间的关系，无论如何远不像新制度经济学家所说的那样，有那么直接的相互作用。因此范桑登和普拉克提出的19世纪和20世纪的民主化过程，“导致了政府的急速扩张和税收的迅速增加”，他们认为这种效应会“长期存在”，现在看来可能真的如此。但是对于19世纪绝大部分时间而言，国家的支出与税收占GDP的比重明显不升反降。[63]然而，普拉克和范桑登还提到有代表权的公民“承诺义务”的另一个指示器：为国家而战的意愿。他们写道：“公民要求拥有参与政治事务的权利，反过来，实施一些民主和透明的措施也使他们准备好为国而战，比如通过参军并缴纳相应的税收。”[64]无论如何，19世纪大多数具有投票权的公民实际上只有很少一部分愿意为国而战。英国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才实行普遍的征兵制。此前军队主要是由被迫服役的人构成，这些人因为贫穷，缺少其他选择或者受到压迫。许多属于经济精英阶层的男人确实也在陆军和海军服役，但是直到19世纪这些人一直是精英阶层的一部分，尤其是地主贵族。所谓在1688年革命中起到推动作用的“金融界”，也是制度经济学家及其追随者关注的人群，他们则远离军事事务。总体而言，欧洲的精英阶层并不一定要在军队服役，实际上也的确如此，虽然他们居住在一个“普遍征兵”的国家。有许多针对富人和权贵的豁免政策，而且他们很可能找人代替。19世纪末那些原则上需要服役的人，在德国实际上有超过一半服役，在奥匈帝国不到一半，在法国超过3 /4，在俄国不到30%。[65]
直到现在，我们仅仅讨论民众支付给政府的收入或者在陆军和海军服役。就为政府提供的贷款而言，英国的情况无论如何都截然不同。富有的英国人在议会中有代表，确实非常愿意承担政府的债务。大部分债券在这些人或者有钱的外国人手中。这是安全的投资，因为人们相信借助议会，其资金会得到偿还。与不得不缴纳各种税收且没有发言权的普通英国人相比，债权人享有控制权。这是一项很好的投资，因为他们预期未来会获得额外回报。不管这些债务是由特定的税收支持，还是通过“偿债基金”偿付，普通英国人不得不缴纳超过其公平份额的税收才能使政府偿还其债务加上利息，而他们富有的同胞则缴纳少于其公平份额的税收，这在此后成为惯例。英国政府开支的很大一部分是专门用来还债的。实际涉及的债务数额巨大。虽然1700—1709年，年均债务支出仅130万英镑，但是这个数字在1810—1849年已经增加到接近3000万英镑。折合成白银相当于清朝一年的总税收。[66]仅仅通过代议制和包容性解释英国的强大实在太天真、太简单了。即便不是一直这样说，人们也经常认为，英国的强大建立在代议制和排外的基础上。尤其是公共债务作为一种财富再分配工具，使富人更富。引用皮凯蒂的话说：
通货膨胀从1815年到1914年几乎为零，政府债券的利率一般为4~5个百分点，这明显高于经济增长率。在这种情况下，投资于公共债务对富人及其继承人来说是一笔非常划算的生意。[67]
有些人主要由胡萝卜激励，其他人或者说更多的人则受到大棒的激励，但是从根本上说，这一体系坚实地建立在制度的基础之上，并且持续存在。
中国的财政体系或财政体系的缺失
中国的公共财政体系只能说是很简单，没有任何架构处理国家债务。这一点当然并不让人吃惊，因为没有国家债务。那为什么要为一个不存在的问题寻找解决方案呢？中国没有国家银行。没有正式的、制度化的途径，使经济精英可以参与支持政府财政和国家。我们提到的这些机构和制度安排，包括特许公司，中国一项也没有。当被迫面对在西欧看来并不严重的挑战时，这种制度缺失使中国面临极大的困难。在必要时，中国政府只会采取权宜之计，由精英们奉上“献金”，这种事情经常发生。但是，通常他们可能会得到一些荣誉、头衔或职位作为礼物或奖赏，这也并无规则可言。政府还可以诉诸动员民众服徭役或建设大型公共项目。但这也是临时性的。总体而言，正如我们看到的，出售头衔或职位以及包税制这些不规律的、临时性的收入来源，其重要性随着时间推移而增加。对西方公共财政如此重要的商人群体，其地位在中国却有很大的不同。与其西方同行相比，他们的力量不太强大，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地位较低。当他们受到政府和政府官员的侵害时，受到的保护更少。一方面这很容易使官员欺压商人，使其成为替罪羊。官员经常有激励做这种事。另一方面，这使商人对于完全信任和支持政府犹豫不决。在本书后面对一口通商的描述中，我希望能够简要说明他们如何进行“危险的勾结”，[68]毕竟他们确实经常互有所需。
中国统治者的节俭显然利弊共存。只要不经受真正的考验，他们的财政运作方式是很令人满意的。无论是中国的统治者还是他们的臣民，都不曾有过处理财政赤字和债务的经验。大城市或省级财政国库根本不允许发生赤字。只要收入充足，这就不是问题。然而，当政府需要更大数额的资金，特别是在短期内急需资金的时候，这很快就成为一个大问题。向自己民众贷款的传统并不存在，也没有来自外国的贷款。向外国人贷款并支付相当多的利息闻所未闻，更不用说不得不支付比世界上其他很多国家更高的利息。[69]英国已经发展出一套复杂的系统，具有迅速动员巨额资金的能力。对于中国，这样的系统完全不存在。
在债务和赤字问题上，中国的统治者显然与欧洲统治者有不同的想法。这明显影响了许多研究中国历史的历史学家，使他们也持有类似的观点。白彬菊在其关于军机处历史的书中写道，1723年上台时雍正皇帝就面临“仅土地税的欠款就高达惊人的250万两白银”这一问题。这些“惊人的欠款”其实加起来都不到100万英镑，人均不到1克白银。在该书其他地方，她称这250万两白银是“一个巨大的缺口”。[70]我早就提到过濮德培对清朝1747年至1805年主要战役总成本的估计，即大约3亿两白银。如果我们加上军队的日常开销每年约3000万两，那么总共就是21亿两。这些白银折合7亿英镑。平均而言，我们谈论的数额相当于每年不到1200万英镑，也就是说在整个时期人均6克白银。然而濮德培声称，中国在18世纪末因为“军事成本急剧上升”而面临困境。[71]我们在王文生最近出版的关于嘉庆皇帝在位期间的危机和改革的新书中，也找到了类似评论。他试图系统表明乾隆皇帝在位期间中国已经捉襟见肘，认为“清朝政府在18世纪晚期的运营成本不断上升”，声称“对于一个前工业化国家而言，帝国和中央实施控制的成本之高已经达到了令人无法接受的水平”。据他所言，“在遥远的边陲，保持政治军事力量的成本对于一个现代化之前的农业国家而言是无法承受的重担”。[72]作为对比：英国在1793—1815年军费总开支约达到10亿英镑，年均4300万英镑。简而言之，英国人均为3.4英镑，相当于超过370克白银。[73]
这些对赤字认识的差异，尤其是处理赤字事务的差异，在19世纪尤其明显。在我的印象中，读过的所有文献在提到中国这段历史时，都没有将战争赔款作为国家和经济受到重创的主要原因。然而，当我们考察实际数据并将之与欧洲的数据相比较时，就必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相对而言，这些负担惊人得低。导致中国当时出现问题的原因不可能是资金的多寡，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政府无法充分利用国家的资源。
在下文中，我将介绍各类战争赔款和补偿、（对外）债务以及在19世纪第二个25年发生的著名“银荒”的数据，这些总被视为对中国在19世纪遭遇困境的解释。数据均以人均白银克数呈现。为了更好地了解量级：在19世纪的第二个25年，2克白银足以支持一名成年男性一天的生活花销。1843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签订的《南京条约》规定，中国应支付2100万美元的“赔款”，折合成白银约为每人1.5克。在整个1842年至1900年中国的战争赔款共计7.13亿两。这相当于年均1200万两，或者每人每年1~1.5克白银。[74]政府的外债在当时也是一个引起巨大争论的话题。这经常被认为是当时以及整个历史上的一个主要问题。1853年至1911年国家和省级的外债总额达2.27亿两白银，人均不到20克白银。[75]在本书讨论的时期，清政府没有产生任何公共债务。在欧洲，这一量级的赔款和外债被认为无足轻重。[76]
显然，中国的公共财政不足以应付对欧洲西北部而言较小的挑战。中国的财政体系出了问题，我觉得货币体系也出了问题，之后会更详细地讨论这一点。著名的白银外流事件产生的影响也体现了这一点，这种影响从19世纪20年代起变得越发明显，并总被看作中国经济困难的主要原因之一。虽然长期以来一直有人声称，这种外流实际上小得多，这也只能加强我的观点，即无论如何，人均数量并不大。在正式的研究中，同时代的人极高的估计已不能再令人信服。林则徐是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时扮演重要角色的官员，他认为几年来数千万盎司白银离开中国都是因为鸦片。[77]1837年的一次统计声称，每年流失的白银总计达到6000万两。[78]随着时间流逝，估计值变得越来越少：在19世纪后期，马士估计在19世纪的第二个25年从中国净流出的白银超过2亿两。[79]1964年德尔米尼估计1826年至1840年白银净流出达到大约4800万两。[80]几乎在马士将近一个世纪之后，郝延平认为在1827年至1849年约有9500万两的白银净流出。[81]几年后金德尔伯格提出与此几乎一致的估计。[82]林满红声称，1814年至1850年白银净流出的量级以亿两计。[83]在《银线》一书中，她提出一个新的估计：1808年到1856年中国的白银净流出就已经有2.7亿两。在这一估计中她包括了1808年至1814年从中国到印度的约1100万两的白银外流。[84]如果我们不计林满红估计时期的前10年而是聚焦于1825年至1856年，此时平均而言流出量更大，我们发现每年约700万两白银流出。平均来看，这不到每个中国人1克白银。用价值计算这绝对非常微小，不到1/100英镑；从与其他国家比较的角度来看，也少于当时一位成年中国人生活一天所需的收入。很难想象这种量级的白银外流会成为中国政府和国家产生重大危机的原因。[85]万志英在一个新的估计中甚至给出更低的数字。正如他指出的，美国几年来一直向中国输出大量白银，但是此时来自英国的白银流入（许多研究者一直专注于这一点）已经停止了。此外，在白银外流期间中国确实大量出口白银，但进口大量银币。更重要的是，他认为几个估算中都存在错误。据他估计，1818年至1854年总的白银净流出约9400万两，即平均每年约250万两，人均不到每年1/3克白银。[86]争论仍在继续，但结论在我看来是不容置疑的，即以价值计算银荒不可能像通常认为的那样产生如此重大的影响。[87]
在这方面，与英国此时的情况进行比较可能也很有意义。19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引人注目的是英国的贸易逆差比中国高得多。1834年至1836年英国的年均进口达到大约7000万英镑。1844年至1846年进口已经上升至约9100万英镑。这两个时期的总出口包括再出口分别是4600万和5800万英镑。这形成了一个缺口，即资本外流，分别为2400万和3300万英镑。用白银计算相当于这一数值的3倍。以人均来计，相当于前一时期年均至少外流150克白银，后一时期为200克白银。显然一个健康的经济和健康的国家可以承受这些。[88]但是，实际上这些外流并没有发生。英国以服务出口和对外投资弥补了商品贸易的这一巨额赤字。[89]这种“解决方案”展现了服务业对于英国经济的巨大重要性，这种重要性若不联系到财政—军事国家的发展，是无法解释的。这也令人遐想，中国是否可以尝试为外国提供服务和投资以赚取更多的收入。
这当然并不意味着银荒对中国来说无关痛痒。即使流出该国的白银总值并不算多，也是很大一笔资金。也就是说，白银外流可能已经耗尽了中国一个重要的支付手段。
按照林满红2006年的说法，从1808年至1856年大约有2.7亿两白银的净流出，这意味着中国白银供应量（并非总货币供应量）的19%流出了中国。她估计白银供应量达到大约20亿美元或者说14亿两白银。[90]万志英估计，若是与大约14亿两白银供应量相比，白银净流出的比例大大低于10%。他参考李明珠的观点，认为在白银外流初期白银存量略低。和文凯认为，由于白银外流，中国的白银存量在19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减少了40%。[91]他援引的是王业键1981年著作中的资料，具体文献我无法查证。2002年和文凯还讲到中国在1830年的白银存量达到11.4亿~13.3亿两。那么，40%的白银外流就意味着大约5亿两白银的流出。这真的不是很合理。当然，核心的问题是，作为一种主要货币，数十年来10%或20%的白银流出，可能是造成19世纪20年代之后中国经济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吗？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要真正确定这样的白银流失产生的影响，需要更多地了解当时中国其他资金的类型和数量。我们稍后将讨论这个问题。
表24 清朝白银存量估计（单位：百万两）
资料来源：a.Liu, Wrestling for Power，第60页。b.Von Glahn,“Cycles of silver”，第51页，援引自中国经济学家贺力平。c.Deng,“Miracle or mirage”，第4.1节。d.Lin, China Upside Down，第85页。e.Lin, China Upside Down，第83页。援引自马士。我无法找到原始文献。其他作者也有类似的对19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很低的估计，参见第98—99页。还可参见Chen, State Economic Policies，第22页；Pritchard, Crucial Years，第103页。f.Myers and Wang,“Economic developments”，第571页。也有作者估计1830年为1.33亿两白银，参见Deng,“Miracle or mirage”，第4.4节。g.Myers and Wang,“Economic developments”，第571页。h.Hamashita,“Foreign trade finance”，第116页。
中国从未有过很多白银，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根据林满红估计的峰值，中国1814年的白银总供应量大约为14亿两。这就意味着在“白银外流”开始之前，经过几十年的所谓巨额进口之后，在白银存量肯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的18世纪，中国仍然最多只有人均大约140克的白银供应量。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西欧国家拥有更多的白银供应量或者更一般和更重要的人均货币供应量。[92]如果按照所有更加专业的文献中的说法，在整个白银进口时期，白银在中国实际上仍是非常稀缺的。以下问题变得更为关键：在白银外流之前，中国政府为什么没有更加严厉和系统地采取对策，要么使更多白银流入中国，要么结束中国对进口白银的依赖。这也使我们想要了解，当白银外流真的发生时，中国政府采取了哪些策略以应对白银外流或者白银外流产生的影响，以及为何这些策略没有取得显著的效果。
不管确切的数字是多少，林满红和万志英估计的白银外流的相对规模会使中国“由盛而衰”，这一点并非不言自明。事情实际上是如何发生的，以及“白银外流”如何引起了更激烈的变化，这并不神秘：白银流出导致通货紧缩，这引发囤积，反过来又使货币问题更加严重。这些问题由于纸币发行的大幅下降而更加恶化，并与（优质）银和铜的数量减少不无关系。[93]税收总收入的很大一部分仍然按照固定的白银数量征缴，这意味着对普通纳税人而言实际税负加重了。相同数量的白银代表了更多的购买力，铜与银之间的兑换率下降，铜是许多纳税人收到和支付给中间人的货币，银是中间人支付给政府的货币。这将导致社会动荡和税收拖欠，进而使政府收入减少。
但是你可能会问，这一切是否不可避免。白银只是可以用作货币的（次）贵金属的一种：那么其他金属呢？纸币和信用凭证又如何呢？在19世纪第二个25年，白银短缺是一个全球性问题。为什么对中国产生的影响如此严重，而在许多其他国家这只不过是个小麻烦？对于中国面临的困境，是不是肯定不止一种解释，而是要考虑整个政治经济包括统治者处理危机的方式？在我看来，中国的财政和货币症结首先是那些直接与政府财政相关的问题由于中国财政和货币结构及运作方式而变得极为严重，难以应对。我们在这里讨论的不是一个简单的财富和贫困问题，而是中国政府缺乏调动资金和资源的能力。要讨论曾经提出过哪些方法来解决19世纪上半叶中国的财政和货币问题，以及实际上又采取了哪些措施，需要补充太多的细节。在这里，只要指出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就足够了。[94]
英国的货币体系
费尔南德·布罗代尔是一位洞察秋毫的经济生活观察者。比如，他曾说过如下的话：“只要看一眼处于主导地位的货币金属，几乎就可以猜出这一经济体的特点和健康状况……在繁荣的经济体中……金银处于显著地位。”[95]一般而言，一个成熟的货币体系意味着一个成熟的经济体和一个组织良好的成熟国家。对这方面所做的比较只会说明英国相对于中国更有优势。要系统和深入地比较两个国家的货币历史，需要一整部著作。在这里，我将简要介绍一些重要的差别。[96]
让我们先从一份关于英国货币使用种类的调查，以及对较少用作货币的铜的一些评论开始。在中国，直到19世纪40年代，铜作为一种货币都是非常重要的，而早在亚当·斯密的时代，铜就不再是英国的法定货币了，除了用来兑换小额银币。[97]在18世纪下半叶，英国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铜出口国。[98]1800年至1859年全球大约40%用于出口的铜产于英国西南的康沃尔郡和德文郡等地的铜矿。直到19世纪50年代，智利作为主要的铜产国产量才超过英国。[99]因此，原则上英国并不一定会出现“找零问题”。只要英国铜产量的一小部分用于铸造铜钱就足够了。但事实上，在这方面总是会出现严重问题。[100]从很早开始，英国政府就不赞成使用铜作为官方货币。因此，铜的充足供应并非官方特别在意的目标。显然财政部缺乏积极性。它没有真正承担起为国家提供铜币的责任。英国社会的上层阶级并不关心皇家铸造的铜币数量和质量，因为这不被视为真正的货币。正如铸币分析师约瑟夫·哈里斯承认的：“我们的铜币不是货币，而是一种象征”，虽然他自己也承认铜币对“国内小型交易非常有帮助”。[101]但是，英国并没有发行足够多的铜币。[102]为了抑制私铸铜币，1672年开始出现用于生产皇家金属制币的铜币铸币机。但是，铸币厂的铸币机通常只是在一些商业企业准备好的铜币毛坯上刻印章，甚至只是制造模具，有时铸币厂只是承包商的代理加工方。官方生产和提供找零硬币的主要问题在于，它是一个受保护的垄断特权，缺乏激励来发现和应用更安全的制度。[103]所谓的铜币公司生产很多用于流通的铜钱。与之相伴的有许多假币和各种代用货币。考虑到越来越多的小规模交易，铸造代用货币简直大有益处，难以弃之不理。随着时间流逝，太多的劣币和仿冒品也在流通，因此必须采取一些措施，于是英国正式宣布重新铸币。这发生在1797年。马修·博尔顿在其位于伯明翰的铸币厂使用蒸汽机驱动的铸币机制造新的铜币。4年来这个铸币厂发行的新铜币价值27.5万英镑，由此出现了经过改良的、规范化和更好用的新铜币。[104]
清代中国的故事焦点往往在白银。事实上，英国的银币在18世纪更多地作为相当小额的零钱。如果超过25英镑，人们可以拒绝接受银币。只有少量银币被铸造出来，很多流通中的银币也已经严重磨损。从1717年开始，英国早已处在金本位制下，尽管只有在1816年以后黄金才成为衡量价值的标准。金币更重要，并且发行得更多。1688年至1821年皇家铸币厂铸造的金币总价值是所铸造银币的大约9倍。[105]早在1730年，铸币大师约翰·康迪特就写道：“英格兰有十分之九或者更多的付款现在使用黄金。”[106]根据当时的估计，1798年英国流通中的金币约为4000万英镑，然而流通中的银币总数在1805年只有400万英镑。[107]亚当·斯密写道，与白银相比，苏格兰有太多的黄金进入流通，[108]虽然白银作为货币也相当重要。根据货币委员会的说法，在1790年银币主要由穷人使用。[109]在工资支付方面，白银可能比铜更重要，虽然在零售交易中可能铜是更重要的金属。因为银币对日常交易来说要比金币更为实用，所以白银从英国货币存量中消失可能会产生问题。银币往往供不应求。有时甚至有可能存在戴维斯说的白银“极度短缺”，[110]比如在拿破仑战争期间就是如此。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银币的严重短缺可以而且经常和银器的广泛使用并存。[111]1816年之前的铸币厂只根据提供给它的原料铸币，而这一数量是很小的。最终英国在这方面也采取了措施：从1811年至1816年改造后的皇家铸币厂生产了2800万枚硬币，价值近350万英镑。1816年该铸币厂开始铸造新的银币，价值为180万英镑。此时它不再等待私人为铸币厂提供的白银了。在新制度下，政府可以把钱预付给铸币厂，当铸币厂认为必要的时候，也可以购买白银。[112]
提到黄金，这为我们带来了中国和英国之间另一方面的重要比较。在开采黄金的中国，黄金根本没有被用作货币。相反，在没有任何黄金开采的英国，实际上从1717年起一直实行金本位。[113]1696年货币大重铸后，套利的人将黄金引入英国，将白银换出去。1717年在金银复本位制下，黄金在18世纪慢慢代替了白银。尤其是1703年与葡萄牙签订条约之后，英国开始大量进口黄金。然而，直到1816年英国才正式采用金本位。有趣的是，它不仅经由葡萄牙从巴西进口了大量黄金，[114]还从中国进口了一部分。在18世纪上半叶，英国从中国的进口额中，黄金大约占1/3。[115]
不管我们希望聚焦于铜、白银或者黄金，毋庸置疑的是，以人均值来看英国的金属货币存量要比中国大得多，即使有时候看起来这还不够。而且，当涉及更高的价值时它越来越多地由优良的铸币构成。正如近代早期欧洲经济史中经常出现的一样，对此有各种估计，有时相互之间差别很大。据乔治·金的估计，1688年英国的黄金存量价值2800万英镑。[116]1698年经济学家和政治家查尔斯·戴夫南特（1656—1714）估计英格兰和威尔士的货币供应总量为2660万英镑，其中银币560万英镑，金币600万英镑，其余是流通的纸币。[117]大卫·休谟声称，1752年有价值1800万英镑的货币在英国流通，与之相应的，还有1200万英镑的纸币。[118]我们早前提到过一个估计，即1798年约有4000万英镑的金币在英国流通，1805年约有400万英镑的银币。[119]我们并不清楚当时这些估计具体是如何得出的。现代的研究也产生了不同的估计结果。朗多·卡梅伦提出，1800年在英格兰和威尔士有价值2000万英镑的铸币流通。[120]这相当于人均不足300克白银。德弗里斯估计，1790年单单英格兰的金属货币供应量就价值2500万英镑，[121]相当于人均超过300克白银。弗里斯特·卡帕依在最新的估计中声称，1790年仅英格兰金属货币存量就价值4400万英镑。这相当于人均5英镑或者550克白银。[122]
这些只是估计值，相互之间显然没有严格的可比性。然而有一点明确无疑，即尽管存在差异，这些数量都大大高于中国的金属货币存量，这里指铜币和银币。[123]根据我自己对相关文献的分析得出的估计，英国的金属货币存量价值即实际的铸币，1780—1830年从大约人均3英镑增加到了4英镑，也就是相当于从人均330克白银增加到了人均440克。在英国，由于雇佣劳动数量的增加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高额税收必须以货币支付，使得价格水平上涨，经济的货币化程度不断提高。就此而言，英国确实比中国需要更多的货币。在我看来，英国的货币流通速度毫无疑问要高于中国。在18世纪下半叶，英国有能力出口大量的金锭尤其是铜和大量的白银。这些白银出口经常引起抱怨。与亚洲的贸易导致银锭的流出，这经常被描述为“有毒的贸易”，因为这会“榨干从美洲输入欧洲的白银”，并且都拿来满足（相对）富人的胃口。[124]或者像凯里·雷内尔在17世纪80年代所讲的：“我们去东印度时除了准备好钱什么都不用带，回来的时候除了香料什么都带不回。”[125]但是，那些出口对经济的整体运行从来都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这些抱怨也没有导致政策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总货币供应量仍然充足或至少够用，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利率在下降。[126]
到目前为止，我们只讨论了金属货币。但是，我们不应忽视纸币和银行的重要性。英国财政革命的一部分是创建了英格兰银行。这里依次提供一些解释。作为一家私人金融机构，其特许权不得不定期更新。除了作为王室的财政代理人，建立英格兰银行的主要目的是为政府筹集资金，政府是其主要的财东。它在英格兰获得了对股份制银行的垄断，并一直持续到1826年，这通常并不适用于苏格兰。[127]它和苏格兰银行一起成立于1695年，是西方第一家持续获得成功的纸币发行人以及现金的最终金库。因此，在工业化过程中，英国有一家规模非常庞大的股份制银行，即英格兰银行；还有许多分散的小型私人银行。英格兰银行在其他几个方面也拥有特权地位。它为政府提供贷款并得到了相应的保障。财政部必须确保贷款的偿还。它还拥有完全的税收豁免，与其他货币发行者相比，它在印钞方面也有特权。伪造英格兰银行钞票的人会被判处死刑，这使英格兰银行发行的钞票可以与国王的铸币相提并论。从18世纪90年代开始，英格兰银行还印制1英镑、2英镑和5英镑的小额钞票，这对于市场交易的顺利完成是非常重要的。19世纪20年代人们经常讨论中央银行的地位及其在调节货币供应量方面所起的作用，结论各有不同。1826年和1844年英国放宽了对其他银行发行钞票的限制。从1834年开始，英格兰银行发行的票据被确定为法定货币。1844年该银行获得发行纸币的垄断权，所以，就此而言它成为一家公共机构，拥有雄厚的资本和大量的股东。[128]在我们讨论货币时指出银行持有大量准备金尤其是黄金，这并非无关紧要。这些准备金会有波动，有时还非常剧烈。1816—1848年中国正处于白银外流的时期，英格兰银行货币准备金的价值在1819年8月达到最低值360万英镑，最高值出现在1844年，达到1540万英镑。[129]平均而言，这一期间准备金合计约为1000万英镑。这样的银行在中国并不存在，这当然使中国政府采取有效的货币政策更为困难。
在这种情况下，谈论银行也就意味着谈论纸币。除了英格兰银行，发行票据的银行早在18世纪就已遍布英国。[130]学者一致认为，18世纪末以票据形式存在的纸币已经成为全部流通货币中很重要的一部分。然而，对于流通中纸币的估计，甚至比对金银和铸币的估计差异更大。我们已经提到过查尔斯·戴夫南特的估计，他认为在1698年就有价值1500万英镑的纸币在流通了，我们也提到过大卫·休谟，他认为1652年流通中的纸币价值1200万英镑。[131]现代学者约翰·戴认为上述两人存在严重高估。他认为，在1750年英国英格兰银行的纸币（他没有提及其他银行的纸币）总额不超过货币流通量的1 /10。[132]相反，格林·戴维斯认为，从18世纪开始，英格兰和苏格兰流通中的纸币价值（他认为是1500万英镑）超过了硬币。[133]
约翰·戴在这一点上是正确的，即在整个近代早期，大多数人仍然认为纸币可以有效地发挥作用，只要它可以按照要求兑换为金币或银币。但是讲到英国从18世纪后半叶之后的情况，我想他有所夸大。实际上，在18世纪末自由兑换停止了许多年，但是并没有产生灾难性的后果，说明其货币体系已经相当发达了。再次，欧洲国家之间的差异非常大。阿姆斯特丹银行是欧洲17—18世纪最负盛名的金融机构，它将其资金量的80%~100%储存于金库，并且完全不发行票据。[134]在1803年的法国，流通中的银行票据显然只占货币存储量的5%。[135]
表25 银行票据的流通情况：英格兰银行的票据（单位：百万英镑）
资料来源：Capie,“Mone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第224页。
表26 银行票据的流通情况：英格兰银行的票据（单位：百万英镑）
资料来源：Coppieters, English Bank Note Circulation，第149—151页。
表27 银行票据的流通情况：英格兰银行的票据（单位：百万英镑，年均值）
资料来源：Gayer, Rostow and Schwartz, Growth and Fluctuation，第202页、第235页和第267页。
表28 全英国的银行票据（单位：百万英镑）
资料来源：Coppieters, English Bank Note Circulation，第154—155页。
表29 全英国的银行票据（单位：百万英镑）
资料来源：Cameron,“England, 1750 -1844”，第42页。
当然，重要的是有各种各样的“货币”可以用作支付手段，例如以汇票形式存在的私人信用或者可转让的政府债券。
让我最后做个总结，参考朗多·卡梅伦的估计（表30）给出具有一定连贯性的估计值。纸币有助于英国的货币流动性保持在一个适当的水平，但是有些时候银币和铜币也确实供应短缺，且质量相当差。我们一定要注意，不要过分乐观地描绘英国的形势，换言之，不要认为结果是好的，就说明过程就是好的。一些小变革引起的严重问题也是存在的，有时候金融体系运转不灵，特别是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最初的10年。[136]18世纪晚期，英国的黄金供给因为与美国和法国的战争严重减少。经济危机加剧了这种状况，使许多企业和银行受到了重创。除了越来越依赖信用、代用货币和纸币，英国没有更好的选择。这一政策于1797年2月由法律强制执行，当时由枢密院下令，英格兰银行停止将纸币兑换为硬币。纸币中止兑换的政策持续到1821年。它并没有导致金融崩溃或社会革命。显然大家对金融体系有足够的信心。[137]这一事实非常重要：在拿破仑战争期间和之后，英国的货币和财政体系没有在压力之下崩溃，这一压力比中国的货币和财政体系在19世纪第二个25年之后面对的压力要大得多。然而，中国的货币和财政体系没有经受住考验。我们讨论时期的最后几十年，即直到1850年，见证了很多激烈的争论，讨论如何实施现已被正式采纳的金本位制度，以及设计一种有效的联系机制将以下两者联系起来：一方面是供应高质量的金币，另一方面是通过运转良好的银行系统，实施受到控制但也足够灵活的纸币供应制度。这里没有必要对此展开论述。有关文献请见注释。[138]
当然，要对西欧各国的货币状况进行广泛的分析有些离题太远。我仅对荷兰共和国和法国的金属货币存量做一些评论。在我们讨论的近代早期世界，这可能是反映一国货币体系健康状况的最好单一指标，即大多数人仍然相信，在需要时纸币可以兑换成金币或银币，从而货币体系得以有效运转。[139]荷兰共和国的金属货币存量大且质量高，这一点并不令人吃惊。我们可以得到历史上各个时期的估计值。以人均白银克数来计，1690年估计为576克，1790年不少于960克；而在1540年，在整个荷兰勃艮第地区人均值仅为95克。[140]法国近代早期的货币体系被视为既复杂又过时。据古贝尔的观点，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货币经常稀缺且质量平平，只有少部分可以流通。但即便如此，人均可用作货币的贵金属仍比中国高出很多。估计结果只有少许偏差。1631年流通中的金属货币存量估计相当于2259吨白银。在法国大革命前夕，已经增加到10000吨，相当于人均400克白银。法国的货币体系基本上是金银双本位制，黄金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在法国大革命前夕，黄金占所有流通中货币的34%，白银占65%，同样，这一数量相比于中国非常惊人，而合金硬币或铜币仅占1%。[141]
中国的货币体系
至于中国，让我们也从黄金这一最不重要的货币金属开始。大量黄金在中国境内或周边被开采出来。然而它并没有被用作货币。甚至更引人注目的是，尽管金额可能并不很大，但是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黄金往往是出口的。据估计，1701—1760年中国向西方出口了20~40吨黄金，另一个估计值甚至高到80~100吨，其中英国是最重要的进口国。[142]铜和银的出口被官方禁止，直至19世纪第一个10年。官员经常试图对白银进口征税。[143]政府政策在这方面是很严格的，但实际上从18世纪下半叶开始一些白银确实流出了中国。[144]
一些不太重要的例外情况，我依次罗列如下：中国经常出口黄金而大量进口白银，这与以下情况不无关系，即近代早期的大部分时间，在欧洲白银相对于黄金比在中国更加便宜，虽然18世纪70年代之后就不再如此了。金银兑换率的差别为欧洲人提供了“套利”机会。这意味着他们可以将白银输出到中国，将其换成黄金，因为以白银计，中国的黄金比较便宜。然后，他们再将这些低价购得的黄金带回欧洲，并换成白银，这比在中国能够买到的白银要多一些。这些廉价的白银被带到中国，在那里可以比在欧洲买到更多的黄金，如此循环往复。有证据表明，西方人确实从套利行为中获利。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商已经明确允许出口白银，以从事这一套利活动。[145]在谈论近代早期的“金锭”时，同样必须非常谨慎。不同的金属和金属货币具有不同的功能和历史。
中国用作货币的主要材料是铜、银、纸币或者“信用”。让我们从对白银的一些评论开始分析。白银构成了中国货币体系的核心，有些观点十分流行，认为中国是近代早期世界上的“白银蓄水池”，这是当今史学界的中心议题。不管这一观点真正的价值是什么，在漫长的18世纪白银在清代中国仍然是稀缺的。我在前文中提到过，林满红估计19世纪初期中国白银总存量从未超过人均140克。误差和不确定性是难免的，但是即便我依据货币史专家所做的最乐观的估计（在这方面这些专家一般比全球史专家更为谨慎），在经历了两个多世纪的白银进口之后与著名的白银外流之前，即19世纪第一个10年，中国人均拥有的白银数量显然少于200克，而且肯定要少很多。[146]
无论白银进口、出口和生产的确切数字是多少，研究中国近代早期历史的专家似乎都认为，早在19世纪第二个25年著名的“白银外流”事件之前，中国的白银就已经很稀缺了。据罗威廉所讲，“在18世纪的大多数时期，货币需求仍然比货币供应增加得更为迅速”。[147]尽管可能对具体的时间和原因众说纷纭，方行、林满红和万志英这几位学者都指出，在18世纪的某些时期中国白银严重短缺。[148]万志英概而言之，“相对于需求而言，货币媒介一直很稀缺”。[149]引人注目的是，中央政府并未做出太大的改变。它本可以鼓励与西方人的贸易，这可能带来更多白银。但是它在这方面并未做任何事。与西欧大多数国家的政府相比，清朝政府在这方面，如果不是说主动制造麻烦最多也只是被动而为。有很多例证表明政府关闭了银矿或反对开采银矿。[150]清政府试图对白银进口征缴关税。它声称有权对其征税。在他们看来，外国进口的银锭不是流入的通货而是流入的商品，因此可以对进口的白银征税。[151]他们还坚持认为，白银在运入中国后应该完好保存，原则上，直到19世纪下半叶白银才被接受为中国国内市场的法定货币。直到那时，以白银征缴的税收通常要以银锭的形式支付。唯一应付稀缺的策略，似乎只有禁止白银出口。
从中国统治者的角度看，中国可能有充分的理由不鼓励开采，或者在与“西方蛮夷”打交道时保持小心谨慎的态度。我的观点是，从严格的经济角度来看，中国精英制定的政策在我看来并非是最优的。例如，中央政府没有通过白银铸币设定一个本位，这一点一直让外国人感到吃惊。[152]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政府应该为自己国家的货币设定本位，并为其价值做担保。其中只有少数人会声称，银行应该是“自由的”，货币供给在英国应实行“非国有化”，因为他们怀疑中央政府是否有意愿和能力控制货币供给量，以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持有这种观点的学者包括弗里德里希·哈耶克（1899—1992）和奥地利学派的其他成员。[153]你可能会认为，双方的观点各有优劣。西方政府的货币政策弊大于利的例子有很多。例如，政府过度花费或印刷额外货币使货币贬值，最后出现恶性通货膨胀，或是18世纪英国的具体例子，那里很多“找零问题”都是由将铸币权授予垄断者的政府政策导致的。然而，就我们这里讨论的具体情况而言，我认为英国政府采取的货币政策最终产生了很多积极影响，然而对于清代中国而言，文献中有大量证据证明国家缺乏集权和有效的货币权威，既没有一个国家银行也没有一个铸造银币的国家铸币厂，我必须承认，罗威廉称清政府在其“货币供给的管理”中表现出“令人印象深刻的智慧与活力”，令我有点惊讶。[154]我要指出其中的一些缺点。铸币的广泛多样性使交易非常复杂，人们常常需要切割货币验证其金属含量。这会损坏铸币，并导致进一步磨损。政府知道许多国民更倾向于使用外国铸币。不过在我们讨论的这段时期，中国没有铸造官方银币，除了一些不成功的尝试。[155]外国的铸币质量更好，更容易被溢价接受。19世纪20年代新贬值的硬币从西属美洲运到中国，货币当局对此没有予以回应。[156]基本上政府唯一积极采取但仍徒劳无功的政策，就是试图禁止白银出口。
实际上清政府没有铸造任何银币，也就意味着它不能采取措施，通过货币贬值增加货币供给。它也不能征收铸币税，就像对铜币征收铸币税那样，虽然“火耗”实际上可视为一种铸币税。清朝正式的火耗可以达到3%。在实际中有可能会更高，尤其是在雍正皇帝试图禁止过度征收火耗之前的一段时间。[157]针对小额铜币征收的铸币税当然不会很多。在这方面，英国的情况同样是特殊的。目前，从理论上讲根本不存在政府的铸币税，但是一个人在上缴银锭之后必须要等待数周甚至数月才能获取银币，这实际上相当于向政府的铸币厂交了一笔税。18世纪法国官方的铸币税不少于8%。[158]在欧洲，提高铸币技术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使政府有可能区分伪造的或外来的货币。在中国，清政府很少有压力和迫切的愿望做这些事。欧洲各国政府显然更关心货币主权。统治者总是认为铸币象征着至高无上的君权，铸币通常刻有王室画像或者是王权的象征；第一个出现在中国钱币上的统治者是孙中山，即中国的第一任总统，他出现在1912年的硬币上。[159]中国征收大量铸币税的可能性要比西方小很多，政府并不热衷于从通货中获利。[160]
坦率地说，中国的货币体系极其复杂，当然也要考虑到区域之间差异巨大，以及缺少真正的努力创建一个“全国性的”和“理性的”统一体系。[161]我们从讨论白银开始分析，在关于中国货币的争论中，这种金属通常处于中心地位。这并不意味着它实际上就是中国的货币。在中国，并不存在全国性的货币，至少白银或黄金不是：这两种贵金属都没有被用来铸币。白银只是一种记账货币，此外，实际上存在各种不同的银两。对于日常的小额交易来说，在18世纪和19世纪，“铜”或者其他人更喜欢称呼的“青铜”是普遍的付款方式。青铜可能是最准确的描述，但是就像其他文献一样，本书中一般也称之为“铜”和“铜钱”，我决定一直使用这一术语，以免产生误解。[162]根据专家的观点，铜作为支付手段的重要性，在整个18世纪甚至有所上升。万志英、傅汉思和黑田东彦等学者是一方，林满红是另一方，双方对于铜币体系作用增强持续的时间持不同意见。林满红与其他学者意见相左，认为早在18世纪70年代这一过程就结束了。[163]据万志英的观点，铜在18世纪中后期重新成为流行的货币本位，尤其是在高度商业化的江南地区。[164]至于日常生活和普通交易，清朝统治时期铜币毫无疑问一直是主要的支付手段，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始终保持了一个铜币经济。铜而不是白银才是中国货币体系的核心。在19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白银变得更为稀缺时，这一现象就更普遍了。19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西方观察家认为，“在中国除了铜钱没有全国性货币”。[165]1886年一位为香港和上海银行机构工作的苏格兰人查尔斯·阿迪斯声称：“唯一在整个中国大陆四处流通的货币就是铜钱。与其他货币一样，不同的铜钱在各地大行其道。”[166]
中国有铜矿，尤其是在云南。那里也开采大量白银，并且铸造铜币。德国历史学家傅汉思估计过1644—1800年帝国铜铸币厂的产量。他估计铸币厂生产了3.3亿贯铜钱，每贯有1000个铜币。至少按官方标准，这相当于3.3亿两白银，年均大约200万两。[167]18世纪下半叶每年铸币厂产出200万~300万贯铜币。据彭信威所说，清朝统治的第一个百年铜产量就达到了1000万斤，相当于每年30亿铜币或300万两白银。他认为这也是清朝整个统治期间的平均水平。[168]在这里，“官方”这个词是非常重要的。实际上银和铜的兑换率有较大波动，也存在很大的地区差异。每个省份都有自己的铸币厂生产铜币。当地政府很有激励封锁“自己”的铜币外流，而这当然会损害货币一体化。[169]在讨论这些数字时，我们必须意识到铸币会遭受磨损。举一个例子，在17世纪末的英国，价值100英镑的一袋银币在10年之间重量就会减轻一半。[170]至于铜币尤其是在中国使用的劣质铜币，由于磨损造成的损失是非常高的，比银币高多了。
我们谈论的是极高的铸币成本，即铸造铜币依靠手工，在乾隆初期成本平均为铜币价值的15%，而且没有迹象表明在19世纪下半叶之前变得更便宜了。[171]在欧洲，货币早就实现了工业化生产，以模型来浇铸。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在18世纪后期的英国，蒸汽动力已被用于铸造小额零钱。[172]第一台现代铸币机直到1887年才从伯明翰带到中国。[173]相对较高的生产成本和所有在中国使用的“小额零钱”的磨损造成了巨大损失，这是民众在使用低价值货币时被迫付出的成本。对于中国政府，为普通百姓的日常交易提供铜币是优先目标，即使提供小面额的硬币代价不菲。据黑田东彦所说，也正是这一原因，欧洲地中海国家的政府倾向于发行贵金属货币。[174]在英国，政府明确选择专注于大额货币。另一个与主要使用小额零钱有关的弊端就是所需铸币数量巨大：在19世纪初，伦敦一个工人每天赚的钱相当于0.5两白银。按照中国官方的兑换率计算，这将是500个铜币。随着铜对白银的兑换率降低，有时达到2500个铜币兑换1两白银，那么0.5两就需要多达1250个铜币。在当时的中国，每天的工资水平要低得多。但是即使就像已经做的估算一样，我们假设工人工资基本在每天1.5~4克白银（我们早就讨论过官方兑换率，即1000个铜币兑换1两银币），这意味着需要40~100个铜币。如果铜币和银币之间存在固定的兑换率，这本不是一个问题，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因此，支付往往是相当费力的。对于大量的交易来说，铜钱的价值太低，而相当于37克多白银的银两，对于日常交易来说价值又太高。另外，金认为，清代中国铸造铜币的方法“比欧洲更为原始，更不精准”。[175]而且，这一状况在英国开始使用蒸汽机铸造硬币之后也没有得到改善。
云南的铜产量往往不够并且效率很低，部分是因为它的组织方式，部分是因为技术问题。[176]在这些组织问题中，政府的影响尤其明显，因为它试图把价格固定在一个过低的水平上。政府禁止私人炼铜和采矿。有些时候比如在19世纪上半叶，铜币私铸受到禁止。[177]因为铸造铜币成本非常高，许多旧铜币仍在流通，特别是还有很多假冒伪劣的铸币没有得到系统有效的处理。将铜币从云南运到大量使用这些货币的地区成本也很高。就技术问题的实质而言，最有效的办法是引用陈慈玉在有关中国18世纪和19世纪初期云南铜币生产的论文中的结论：
在19世纪初期，因为危险的矿井越挖越深，原本储量丰富的铜矿已经枯竭，铜矿严重透水以及冶炼所需的燃料短缺，使得铜矿开采变得更加昂贵。要生产100斤铜，需要1400~1500斤木炭，并且在铜矿地区木材很快就采伐一空，所以人们必须从很远的地方运来木炭。因为未能突破开采的技术瓶颈，云南的铜产量下降了。[178]
霍雷施认为，“云南的铜矿开采似乎没有将水力、牲畜或机械动力整合在一起”。[179]同时，云南的铜产量下降到可以忽略不计的地步，从日本进口的铜也大幅减少，从1790—1817年的每年超过100万斤，下降到1840—1851年的每年54.3万斤。[180]
政府并没有积极参与解决当时的技术问题。由于本书是关于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所以有必要做进一步的评论。这与英国的差异是惊人的：在英国康沃尔郡和德文郡的铜矿，纽科门发明的火力发电机和之后替代它的瓦特蒸汽机都被频繁使用，使用煤炭作为燃料也是很重要的。瓦特和博尔顿实际上在这些矿井中试验了他们的机器。[181]英国政府在发展蒸汽式水泵方面并没有起到很多作用，所以，在这方面指责中国统治者“失败”也没有多大意义。尽管如此，非常令人吃惊的是，中国政府系统地干预所有与开采、运输和出售铜相关的事宜，甚至比英国政府干预得还多，但是在寻找解决问题的技术方法方面所做的工作竟然少得可怜。特别是铜的生产和销售还是其主要目标之一。[182]政府积极但不甚成功地参与将铜从西南部的铜矿运到北京，这一活动极其复杂和费力。[183]彭慕兰认为，就煤炭而言，运输问题使中国相对于英国更无优势可言，而政府在这方面没有采取任何措施。[184]
在讨论铜产量下降时，我们不应该只关注生产和分配领域的问题，在某些时期甚至不应关注。特别是在银荒时期，由于政府的指使，生产往往降低甚至故意停产。这一政策与18世纪早期和中期实行的政策相比是一个巨大的突破，那时政府铸币厂受到了鼓励，并且对于铜矿或者从日本进口铜的私人投资也得到允许，受到鼓励。[185]这种行为可能看起来有点反复无常，但是其实往往有明确的理由：试图通过操纵供给和需求控制铜和银的兑换率，具体而言就是铜的供给。即使这看起来并不是一个非常精细和灵活的策略，但仍然称得上是一个策略，只是收效甚微。政府期望防止白银外流的政策可以起到相同的作用，但是也徒劳无功。从19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银相对于铜而言几乎一直在升值。[186]
为了明确中国政府在为民众提供铜币时所做的努力有多大成效，必须了解我们提到的生产数量意味着形成多少实际的铜币供给量，特别是从18世纪末开始。我们无论如何不应孤立地看待这些因素。一方面有越来越多的私人铸币厂，增加了生产总量；另一方面，正如之前所说的，铜钱受到很严重的磨损，可能很快从流通中消失。但是我们至少有一个大致的印象，即根据傅汉思的估计，按照“官方的”数据，即以官方兑换率计算，在大约160年间生产的白银约为1.2万吨，相当于中国人均约1两白银；根据彭信威的估计，在整个清朝统治期间这一数字也不会更高了，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人口大幅度增加。我们有更多具体数据。乾隆年间生产了1.6亿枚铜币，嘉庆年间生产了5500万枚。以每人每年来计，前一个时期约为12.5枚，后一个时期不到7枚。在雍正时期的第二年是每人8枚。[187]这些数字也并不意味着铜币作为中国清朝的通用货币供给充足。此外，也不得不考虑伪造的铜币。我们在这里谈论的货币绝对数量非常庞大。邓钢认为，1793年官员在湖南、湖北和云南收缴了2000万斤的假币。[188]仅在云南，嘉庆年间就从流通领域中收回了超过100万贯的伪造铸币。[189]但是，即使我们能够准确地确定官方、私人和假冒铜钱的产量，并加到中国的白银存量中，还是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清代中国可充当货币的（准）贵金属总量很小。一贯铜钱的价值肯定大大低于200克白银，因此，铜可能在日常使用中很重要，但也只相当于白银的一小部分。中国的货币流通速度肯定要比英国慢。
纸币在中国并不陌生。相反，它早在宋朝就已发明。我们知道的第一张纸币，即没有日期限制的正式发行的汇票，是由金国在1189年发行的兑换凭证。此前也有过尝试。在明朝建立后，由于通货膨胀，纸币已经消失了。在18世纪末，一般而言各种票据（不是指政府发行的纸币）再次成为重要的支付手段。政府发行的纸币直到1853年才重新出现。但是与英国相比，其重要性要小得多。汇票在18世纪很晚的时候才在与西方人的贸易中使用。[190]根据王业键的说法，在鸦片战争之前大约一个世纪，中国出现了四种“信用工具”或“纸币”。它们都不同程度地弥补了清朝银铜复本位制的缺陷。这四种信用工具分别是白银票据或现金票据、本土银行支票、汇票和称之为挂账的转账系统。直至乾隆年间，民间票据市场方才出现。[191]在王业键看来，这些支付手段的重要性迅速上升，虽然对我们分析的主要时期即18世纪末期和19世纪初期，只能猜测实际上它们有多重要。与长期以来政府垄断票据相反，19世纪主要是旧式私人银行和公司发行的纸质票据供流通使用。如前面指出的，直到1853年政府才再次发行纸币。[192]同时，从19世纪30年代起鸦片已经开始在中国各地作为货币使用。[193]我们只能得出结论，政府没有起到多少作用。
对于私人发行的“纸币”究竟有多重要，王业键有以下“结论”：
估计18—19世纪中国的货币存量，哪怕只是粗略地估计，目前也是不可能的。然而鉴于私人票据盛行，发行主体激增，19世纪初期纸币在流通的货币总量中毫无疑问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如果达到三分之一甚至更多，我不会感到惊讶。[194]
根据我赞同的霍雷施的观点，这未免过于乐观。霍雷施断言，私人票据的使用一般仅限于发行票据的周边地区和某些特定地区。票据的使用是基于对个人而不是对机构的信任。在他看来，私人银行票据的发行不应视为清代中国货币体系的支柱。
没有坚实的证据能够断言，（广义的）钱庄钱票在中国帝制时代后期被“广泛接受”。这是由于在1900年之前它十有八九只构成中国货币存量的一小部分，因为这样的凭证如果不是流通有限的也是在地区之间存在分割的……从总体上看，正如多数人认为的那样，19世纪末期中国的货币体系仍然是银铜复本位的。[195]
和文凯认为，“所有票据占整个中国货币存量的比例远高于10%，甚至到1900年时仍是如此”，这似乎不合情理。他补充道：“中国私人发行的票据还没有如此值得信赖，从而可以弥补帝国晚期放弃对货币控制产生的影响。”[196]
清代中国缺乏高度发达的货币体系。1900年左右，中国人均货币存量估计为5.2美元，相当于3.77盎司或140克白银。这与欧洲发达国家或美国相比数量是很小的。[197]问题还不仅仅是货币数量。让我再次引用王业键的话：[198]
显然，在清代中国的银铜复本位制下，货币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两种金属（银和铜）的可得性，而货币当局对此没有实施有效的控制。这是一个糟糕的制度，缺乏根据市场对流通媒介的需求调节货币供应量的灵活性。然而，除了僵化外，清代的制度还存在其他严重缺陷。两种货币之间的兑换率持续波动产生了不必要的风险，增加了交易的不确定性。更糟糕的是，它缺乏统一性。由于没有标准化的银铜用于流通，其价值是由重量和纯度决定的。要确定一块金属的纯度，需要一位专业的货币兑换商。中国缺乏重量标准，这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称为两的重量单位，在各个地区、各种交易中都不一样。因此，全国出现了数以百计成色和重量不同的记账单位（两）。铜币也同样复杂。流通中的铜币包括各种硬币，如政府授权的、伪造的和来自日本、安南等国的铜币。自然而然地，这些不同类型的铜币含量和重量各不相同。甚至官方铸造的铜币也是如此，这取决于它们何时以及在哪里被铸造。因此，货币的世界里充斥着各类银和铜币的兑换率，不同种类的铜币以及银的多样性，所有这些都导致兑换率剧烈波动。最后，这两种货币，特别是铜币因过于笨重又缺乏现代化的交通设施，以至于无法运至远方，同时也太不方便，无法满足大额贸易的要求。[199]
在同一文献的后面部分王业键指出，“银铜复本位制度内在的僵化、复杂和烦琐，依然如故”。[200]这一制度的复杂和僵化肯定推高了交易成本。[201]这些对中国的货币来讲都不是好事，当时的人们也这样认为，这在以下事实中显露无遗，即一种外国货币（来自拉丁美洲的美洲银元）在本国各地广泛使用，尤其是在跨国贸易中。美洲银元不仅作为一种价值尺度在发挥作用，还成为一种“真正的”货币。从18世纪30年代开始，这些银元取代没有铸造成形的银锭成为支付手段，18世纪之后更是如此。正如我在前面指出的，这些银元往往能够以远超其白银价值的价格进行兑换，而银锭则用于出口，以获得银币。[202]许多中国人使用外国银币，是因为他们发现这些外国银币更便于携带和交换，与中国人自己铸造的银币相比，在形状和式样上也制作得更精良。[203]中国的统治者意识到了民众对外国货币的偏好并试图予以反击，坚称外国硬币应该熔化，铸成银锭，并禁止其在国内生产。[204]至18世纪末，中国官员引导一些银匠制造银元，在各个方面都与西班牙银元别无二致。然而这些银匠在设计和重量方面没有统一，因为众多工匠的工作相互之间完全独立。此外，银匠加入合金以掺假，比例可达50%以上。这导致之后中国禁止任何银币的铸造。[205]后来重新出现过一些新的（半）官方努力，以铸造中国自己的优良银币。但是，没有出现能够改变全局的成功案例。[206]不出所料，不是每个中国人都能抵制诱惑，他们无视政府法规，尝试自己私自铸造银元。最后，中国的利率一直处于很高的水平，这表明中国的货币和货币供给确实存在某些问题。[207]
当然，我认为不应该把所有这些货币和财政问题的责任都推给清朝政府。但是，显然政府在这方面也难辞其咎。在清朝这样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社会中，一个良好的财政和货币体系最终必定取决于国家的作用。清朝统治者并没有像英国的统治者那样，密切关注财政和货币事务。在这方面有几点必须强调。正如我已经提到的，真正令人惊讶的是，除了个别无关紧要的例外，1853年之前清政府没有发行纸币或为纸币背书。[208]对于直至18世纪末期清政府的运转，濮德培通常都持积极态度，他指出，历史上中国曾在宋朝、元朝和明朝三次努力推行纸币，但都失败了。每次中国中央政府尝试使用纸币，都会导致过度发行、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以及各种随之而来的混乱。他看不出清朝会有什么不同。他指出组织、政策和国家力量的重要性，这些也正是我所思考的。[209]纸币是信用货币，其使用基于信任、透明度和一定的制衡。中国一直缺乏这些东西。在19世纪第二个25年的白银流失大危机中，中国政府拒绝所有发行纸币的建议，主要原因是对官僚贪腐的恐惧，对人们会伪造这些新货币的担忧以及对国家缺乏信心，这同样适用于面值高于其内在价值的大额硬币。对此，1849—1853年的两江总督以下面这段话做出了说明：
纸币在过去曾发行过。今天为什么不使用？钱庄发行的也是一种纸质票据。这种纸币可以为平民所用却不能由国家使用，原因并不在于民众不相信纸币，而是因为民众不相信官员。这不仅是因为民众不相信官员，其实官员也不相信他们自己。[210]
对由此激发的争论和尝试推行的政策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参考文献中列出的论著。要对此进行广泛讨论会占用太多篇幅，但是总体而言，我们从中可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的货币和财政问题在19世纪没有得到真正解决，货币和财政体系的合理化和现代化也未取得太多进展。[211]当然我们必须认识到，在这期间西方正在加速发展，纸币方面也是如此。在19世纪早期，钢板和钢板雕刻以及可以复制的钢制雕刻印刷设计工艺都开始改变票据印刷行业的整体面貌。在这方面，中国明显落后了。[212]
相当长一段时间，清朝统治者总体而言似乎并不关心中国的货币。几个世纪以来，他们没有铸造任何银币，也没有印刷任何纸币，虽然有人建议这样做。对中国经济影响巨大的银铜兑换率几乎完全任由市场决定。当各国政府都在努力解决这一问题时，清政府却徒劳地试图通过禁止白银出口或者降低铜的生产，来解决这一问题。银荒时期虽然出现了激烈的辩论，提出了很多补救措施，但是，在这一危机四伏的时期并没有找到真正的解决方案。根据专家们的意见，那些得以尝试的政府政策并不总能解决问题。政府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即使没有政治动荡，对于如何处理这类问题它们也缺乏经验，有助于解决这些问题的制度安排也不存在。政府没有与社会代表谈判的传统，也没有借贷的经验。在正常时期就很复杂的问题，在国内局势动荡不安、外国干预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变得根本不可能解决。19世纪40年代特别是50年代和60年代，伴随着太平天国运动造成的可怕灾难，中国经历了一段磨难重重的时期。中国的税收体系一直是支离破碎的，在内战和叛乱时期，这种情况变得更加严重。对于中央政府而言，京城没有坐落于中国的富裕地区，这也造成了严重的问题。
一些总结性评论
在讨论财政和货币体系时，我们还必须认识到西欧各国之间的巨大差异。英国、荷兰共和国与其他国家比如法国、西班牙或德国，真的大不相同。英国的经历更多是一个例外，而不是普遍规律。在一部关于1200年至1815年欧洲财政国家崛起的著作的引言部分，理查德·邦尼写道，英国是唯一一个在拿破仑战争时期处于“财政国家”这一高级阶段的欧洲国家。在许多财政和货币事务方面，它与众不同，也更先进。在拿破仑战争之后，大部分其他西欧国家才创建了“现代”财政和货币架构。正如我们将在第四章中多次指出的那样，现代官僚国家总体而言只有在“后拿破仑时代”才出现。也只有如此，在19世纪我们才看到国家模式在欧洲范围内出现了趋同。在那之前，不同的“国家”处于不同的路径之中。
此外我们必须小心，不能颠倒过来解读历史，认为英国比实际上更发达。它的财政制度无疑是世界上所有主要国家中最发达的。然而，它的货币体系在18世纪还远远不够理想，甚至以当时的标准来看也是如此。但是，我们看到了英国持续不断地努力完善货币体系，而且往往是成功的，此外还有一个时刻保持警觉的政府。实际上，国家处理其庞大的国家债务并不意味着政府有一个绝妙的计划并预见事情会怎样演变。英国财政和货币体系的可持续性经常遭到严肃的质疑，而且这一体系很容易失控。许多措施实际上都是权宜之计，并不是为了促进经济发展或经济增长，而是要解决迫在眉睫的具体问题。但是经济系统经受住了考验，并且能够适应新的形势，即使面临巨大的压力，如持久的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人口的大规模增加、农业歉收以及启动工业化，仍能一直运行。
我们必须更加小心，不要为“西方国家”的发展描绘一幅过于乐观的图景。清代中国显然缺乏货币主权。只有具备中央银行和机械化铸币系统，一个国家才能真正拥有这种主权。在1850年以前，只有英国具备这两样东西。[213]霍雷施在关于中国和西欧国家货币发展轨迹的比较中指出，1648年之后的西欧对主权货币的思想发生了变化，也就是“外国货币不能在另一个主权国家任意使用”。[214]在本书讨论的时期，这种思想在清代中国并不存在，许多外国硬币在其经济中流通。但是，美国也是如此，而且在整个19世纪的上半叶都是，但美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清政府面临的许多问题，实际上对旧制度下的欧洲统治者来说再熟悉不过了。[215]
虽然完成了工业化的英国解决了这些问题，但它们仍然困扰着中国政府。再次说明，我的观点并非过时而迂腐的欧洲中心论。在当时的中国，很多人都知道他们需要一个更好的货币和财政体系。但是，相关的变革太少，也太晚了。另外，我们必须认识到，在我们看来缺乏效率的局面将为“专家”创造很多挣大钱的机会，而这正是这种局面“复杂”和“混乱”的特性。这意味着肯定不是每个人都相信应实现制度的合理化。
与清朝的状况相比，引人注目的是英国的政府和社会拥有大量复杂的制度和机制，可以实施各种财政、货币及其他政策。在这方面，清朝政府当时根本没有手段实施复杂的微调政策。它基本上毫无准备，无法应对出现的问题。与英国相比，清政府的方法只能被视为原始的、低效率的。19世纪清朝经济困境的出现与恶化以及无力实现工业化，上述因素是一个重大的甚至是根本性的原因。霍雷施显然也这么认为。他强调，本章讨论的主题在关于历史大分流的争论中不能被忽略。他认为，近代早期采矿和冶金在欧洲及其殖民地发展顺利，更好的货币在那里被生产出来，转而在中国进行溢价交易。亚洲人通常想要的是欧洲的银币而不是白银。甚至被认为很先进的非欧洲货币，比如莫卧儿帝国的货币，也从未在印度之外扮演过重要的角色。[216]他总结道，在某些方面“欧洲的硬币铸造有别于世界其他地方，这早在13世纪就开始了”。[217]此外，近代早期欧洲人获得了“全球金锭和硬币流动的控制权”。[218]他们了解全球的供给和需求并能从中套利。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白银进口是其经济优势的明证，霍雷施的观点截然不同于这些学者的观点。他认为，“欧洲以拉丁美洲白银兑换丝绸和茶叶等中国商品的交易，本质上是帝国时代后期中国比较衰弱而非强大的标记”。[219]他还认为，从中世纪末期到19世纪欧洲的统治者最终控制了铸币权包括附属货币的铸造权之前，英国就已开始使用价值更高的黄金货币，然后开始尝试使用不再直接和完全以某种金属为基础的货币与债务。[220]在我看来这一观点相当乐观，他的大部分描述同样乐观。在他看来，欧洲的纸币是通向现代国家债务经济的入口，这一点可能是与中国前现代时期货币历史的“最大区别”。[221]他认为世界货币史的简谱“证明……早在1800年之前很久，西北欧就已偏离了前现代模式”，他还说明“货币大分流”早在蒸汽时代之前就已经开始。对于英国，我当然会同意这一观点。[222]
[1] 关于实际发生了什么，改变了什么，参见（按作者姓名字母顺序）: Carruthers, Politics and Markets; Dickson, Financial Revolution; Rosevears, Financial Revolution; Wennerlind, Casualties of Credit。
[2] Pincus, 1688，第367—369页和第399页。
[3] 参见导论注释9中的文献。
[4] Stasavage, Public Debt，第77—82页。还可参见Sussman and Yafeh,“Institutional reforms”。
[5] 英国的议会制和法国的专制主义之间的差异总体上不断缩小，比如参见Henshall, Myth of Absolutism。
[6] 参见Allen, Global Economic History，第29页；Hoppit,“Compulsion, compensation and property rights”。
[7] 更多细微的差别和细节，参见本书第211—217页。
[8] 一些评论，参见Carruthers, Politics and Markets,“导言”部分，第3—26页；'t Hart,“Mobilising resources”。
[9] Macdonald, Free Nation，第227页和第351页。
[10] He, Paths toward the Modern Fiscal State，第76页，比较一下，'t Hart,“Mobilising resources”，第198—199页；Van Zanden and Van Riel, Strictures of Inheritance，第99页，此处可以找到2.02亿荷兰盾这一数据。
[11] 参见导论注释18。
[12] Daunton, Progress and Poverty，第511—517页。定义在第511页。
[13] 更多评论，参见Soll, Reckoning，第7页。
[14] Horesh, Chinese Money，第70页。
[15] Bordo and White,“Tale of two currencies”。
[16] Daunton, Trusting Leviathan，第47页。
[17] Macdonald, Free Nation，第242页。
[18] 参见第225页。
[19] Epstein,“Rise of the West”，第250页。比较一下同一作者的Freedom and Growth，以及Van Zanden and Prak,“Towards an economic interpretation”，第135页。1750年之后，英国和荷兰政府支付的利率远远低于欧洲平均水平。
[20] Epstein,“Rise of the West”，第251页。
[21] 参见Epstein,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s，比如第107页。在其著作中，他认为他的分析“为财政集权和有限政府对公共财政有重大的积极影响这一观点，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22] Ferguson, Cash Nexus，第16—17页。
[23] 参见Tracy, Financial Revolution。
[24] Fratianni and Spinelli,“Italian city - states”; Macdonald, Free Nation，第2章。
[25] Fritschy,'t Hart and Horlings,“Long - term trends”，第48页。
[26] 't Hart, Making of a Bourgeois State，第173页，以及同一作者的“Mobilising resources”，第199页。
[27] 参见，比如Hoffman, Postel-Vinay and Rosenthal, Priceless Markets。
[28] 关于不可避免的危机，参见Félix,“Financial origins”; Norberg,“French fiscal crisis”。
[29] Cain and Hopkins, British Imperialism，第71页。更多背景资料，参见Sonnenscher, Before the Deluge。
[30] White,“France and the failure to modernize macroeconomic institutions”。
[31] Goubert, Ancien Régime，第1卷，第55—60页。实际上几乎所有国家都还未创建国家银行，瑞典创建于1688年，英国在1694年，法国在1800年，荷兰在1814年，奥地利在1817年，比利时在1850年，德国在1875年，意大利直到1893年才建立。参见Magnusson, Nation, State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第43页。
[32] Macdonald, Free Nation，第242页。
[33] 英国与法国的比较，参见Bonney,“Towards a comparative fiscal history”; Daunton,“Politics of British taxation”。
[34] 引文出自其De l'esprit des lois，第3卷，第7章。
[35] Hoffman and Norberg,“Conclusion”，第299页。请注意我们这里讨论的是人均平均值。
[36] Hoffman and Norberg,“Conclusion”，第310页。
[37] 参见Mann, Sources of Social Power，各章沿着这一思路比较西欧和中国的国家形成，参见Weiss and Hobson, State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第一篇。
[38] 有关这一议题，可参见Lindert, Growing Public。
[39] 参见Macdonald, Free Nation，折页内容。
[40] Gorski,“Little Divergence”，第184页。
[41] Dincecco,“Fiscal centralization”; Dincecco,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s; Stasavage, Public Debt; Dincecco, States of Credit.
[42] 在这一领域最具影响力的最新著作，当然是North, Wallis and Weingast, Violence and Social Orders，以及Acemoglu and Robinson, Why Nations Fail。
[43] Van Zanden and Prak,“Towards an economic interpretation”。
[44] 参见拙文，“Does wealth entirely depend on inclusive institutions and pluralist politics?”对Violence and Social Orders的评论，请检索谷歌学术。
[45] Van Zanden and Prak,“Towards an economic interpretation”，第113页。
[46] Van Zanden and Prak,“Towards an economic interpretation”，第139页。
[47] Van Zanden and Prak,“Towards an economic interpretation”，第115页。
[48] Van Zanden and Prak,“Towards an economic interpretation”，第140页。
[49] 所有术语，参见第226—227页。
[50] Gorski,“Little Divergence”，第184页。
[51] 关于西方各国选举权的普及和扩展，参见Chang, Kicking Away the Ladder，第3章第2.1节；Finer, History of Government，第Ⅲ卷，第1637—1638页；Van Zanden en Van Riel, Strictures of Inheritance，第245页。
[52] 对英国不平等的评论，参见拙文“Does wealth entirely depend on inclusive institutions and pluralist politics?”皮凯蒂（Piketty）在其《21世纪资本论》“英国”一章，有多处关于英国收入以及财富惊人不平等的详细阐述。此书的出版在我完成那篇文章以后。令人诧异的是，Acemoglu and Robinson的Why Nations Fail和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这两部近年来在经济学和经济史领域名声响亮的著作，对于不平等在资本主义中的影响给出了完全相反的解释。就我们讨论的内容以及其他一些方面来说，我认为Acemoglu and Robinson的观点，从历史的角度来说是站不住脚的。
[53] Piketty,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图3.1。
[54] 就此而言，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认为1688年之后议会“本将开征土地税”，这一观点并不正确。参见其Why Nations Fail，第195页。同样在这页，他们认为议会本将同意“整合并清理许多财产拥有和使用权利的过时形式”，这一观点也有失公允。
[55] Knight, Britain Against Napoleon，第387页。
[56] Knight, Britain Against Napoleon，第390页的脚注。
[57] Stasavage, Public Debt，各章，尤其是第77—82页。
[58] Macdonald, Free Nation，第230页。
[59] 参见 't Hart,“United Provinces”; De Vries and Van der Woude, First Modern Economy，第112页。
[60] Bordo and White,“Tale of two currencies”。
[61] Mokyr, Enlightened Economy，第392页。
[62] De Vries,“The Netherlands in the New World”，第106—107页。
[63] 引文参见Van Zanden and Prak,“Towards an economic interpretation”，第119页和第140页。相似的观点参见Magnusson, Nation, State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该书第16页写道：“现有的证据表明，19世纪大部分欧洲国家公共部门占GDP的比重稳步上升。”他认为英国在这一普遍趋势中显得有些例外，但是，在同一页中他总结道：“其余大部分国家的趋势都十分不同。此处，公共开支无论是绝对值还是相对值，从19世纪20年代起都在增长。”为了支持这一观点，他引用了Schremmer,“Taxation and public finance”，第178页。然而，这部分内容从第314页到第494页，却只讨论了标题中提到的三个国家。关于19世纪公共部门占GDP的比重，参见第2章注释24。
[64] Van Zanden and Prak,“Towards an economic interpretation”，第119页。
[65] Leonard and Von Hirschhausen, Empires und Nationalstaaten，第88页。更深入的评论，参见Osterhammel, Verwandlung der Welt，第Ⅺ章第5节。
[66] Mathias, First Industrial Nation，第463页。
[67] Piketty,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第131页。参见第3章。关于1770—2010年英国净资产回报率，参见该书图6.3。
[68] 此一表述参见Tilly, Coercion, Capital, and European States，第58—62页。在中国，这种“勾结”对资本而言甚至更危险。
[69] 这是19世纪50年代的例子。参见Stanley, Late Ch’ing Finance，第64—72页。
[70] Bartlett, Monarchs and Ministers，第27页和第71页。
[71] Perdue,“China's environment”，表1。
[72] 引文参见Wang, White Lotus Rebels and South China Pirates，第33页、第119页和第27—28页。
[73] 参见Macdonald, Free Nation，第339页，以及Macdonald在第508—510页脚注70提供的解释。此处我并没有将爱尔兰计算在内。将其计算在内，将使平均值减少1/3，降至大约人均250克的水平。
[74] Deng, China's Political Economy，第31页。银两的价值在此期间有波动。这一波动已经计算在内。
[75] Deng, China's Political Economy，第65页。
[76] 有关西北欧国家外债的数据，以及一些欧洲国家必须支付的战争赔款，参见第一章注释63—69。相似的结论，参见Chen,“Financial strategies”，第7章第5节。
[77] Peng, Monetary History，第758页。我将不会讨论银荒产生的原因。传统观点将银荒与鸦片进口紧密联系在一起。当今的解释稍有不同，更关注多方面的原因，参见Lin, China Upside Down，第2章；Irigoin,“Trojan Horse”。
[78] Fairbank, Trade and Diplomacy，第1卷，第26页。有作者基于当代中国的文献估计，1821—1853年，大约有4.8亿两白银流出中国，参见Hamashita,“Foreign trade finance”，第117页。这一估计值并不可信，尤其是它忽视了当时还存在白银，尤其是银币流入中国这一事实。
[79] 我在一些文献中找到了Morse的这一观点。例如，参见Wang,“Secular trends”，注释34。但是我并没有找到原始的出处。
[80] Dermigny, La Chine et l'Occident，第3卷第1341页。
[81] Hao, Commercial Revolution，第122页。
[82] Kindleberger, Spenders and Hoarders，第69页。
[83] Lin,“From sweet potato to silver”，第321页。
[84] Lin, China Upside Down，第83—85页。注意我讨论的是净流出，并且将美元转换成了白银。
[85] 林满红在China Upside Down一书中指出，1808—1856年，每年流出额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只有0.22%。这一数值是过于精确了。
[86] Von Glahn,“Cycles of silver”，第50页。
[87] Von Glahn,“Cycles of silver”，第51页。这篇论文回顾了当前的争论。
[88] Evans, Forging of the Modern State，第415—416页。
[89] 参见第360—364页。
[90] Lin, China Upside Down，第85页。
[91] He, Paths Toward the Modern Fiscal State，第34页。
[92] 参见第223—240页。
[93] Wang,“Evolution of the Chinese monetary system”，第442—443页。
[94] 参见第三章注释211。
[95] Braudel, Civilization & Capitalism，第1卷，第458页。
[96] 有关英国的概括性资料，参见Cameron,“England 1750-1844”; Capie,“Origins and development”; Capie,“Mone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Coppieters, English Bank Note Circulation; Dyer and Gaspar,“Reform”; Feavearyear, Pound Sterling; Feinstein,“Capital formation”; Gayer, Rostow and Schwartz, Growth and Fluctuation; Jastram, Golden Constant; Jastram, Silver; Lindert,“English population, wages and prices”; O'Brien,“Mercantilist institutions”; Quinn,“Money, finance and capital markets”。一般性的资料，同样参见Mitchell, British Historical Statistics。
[97] Smith,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第57页。在此书的第61页，作者指出铜币不是可以替代先令的法定货币。
[98] 要了解铜的交易，参见Shimada, Intra -Asian Trade，第71—79页。
[99] Schmitz,“Changing structure”。
[100] 这些问题，参见Mathias,“People's money”; Selgin,“Institutional roots”。更广泛且更理论性的分析，参见Sargent and Velde, Big Problem of Small Change。
[101] Davies, History of Money，第245页。
[102] 关于皇家铸币局的铜币制造，参见Challis,“Appendix I”，第691—695页。
[103] Selgin,“Institutional roots”。
[104] Dyer and Gaspar,“Reform”，第444—448页。
[105] 参见Mitchell, British Historical Statistics，第653—654页。
[106] Dyer and Gaspar,“Reform”，第431页。
[107] Coppieters, English Bank Note Circulation，第144—145页。
[108] Davies, History of Money，第280页和第293页。
[109] Mathias,“People's money”，第204页。
[110] Davies, History of Money，第295页。
[111] Mayhew,“Silver in England”。
[112] Dyer and Gaspar,“Reform”，第471页、第483页和第484页。
[113] 然而，此后黄金并不会出口，也不会被熔铸成币。关于英国金本位制的介绍，参见Feavearyear, Pound Sterling; Goldstram, Golden Standard；关于禁止出口和熔铸金子的评论，参见Capie,“Emergence of the Bank of England”，第297页。
[114] 18世纪以来，葡萄牙的金币大约有82%流到了国外。大部分金币流入了英国，参见Lains and Ferreira da Silva, Historia economica de Portugal，第1卷，第221页。
[115] 参见Deng,“Miracle or mirage”，注释10; Dermigny, La Chine et l’Occident，第1卷第425—426页和第432页；Peng, Monetary History，第766—767页注释8; Von Glahn, Fountain of Fortune，第119页、第129—133页、第227页和第225页。
[116] Braudel, Civilization & Capitalism，第3卷第307页。
[117] Davies, History of Money，第280页。
[118] Braudel, Civilization & Capitalism，第1卷第471页。
[119] Coppieters, English Bank Note Circulation，第144—145页。
[120] 参见Cameron,“England 1750 -1844”，第42页。可能已经被熔铸成币的金属的总存量，当然要更多一些。
[121] De Vries,“Netherlands in the New World”，第116页。
[122] Capie,“Mone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第224页表10.2。
[123] 参见第232—244页。
[124] 引文出自Anderson, Historical and Chronological Deduction。我从下列文献中发现了这段引文，Berg,“In pursuit of luxury”，第96页。
[125] Reynell, Necessary Companion，第13—14页。引文出自Pincus, 1688，第371页。
[126] 西欧的贸易总是充斥着对白银流向亚洲的抱怨。尽管对于英国和荷兰而言，这样的抱怨越来越少。关于这一世纪白银流入中国的抱怨，参见Porter, Ideographia，第4章。更广泛的讨论，参见Berg, Luxur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Piuz,“Effets du commerce d'outre-mer”。实际资料，参见Bowen,“Bullion for trade”。
[127] 苏格兰有自己的银行体系。1802年，苏格兰人均银行资产为7.46镑，参见Devine, Scottish Nation，第115页。
[128] 关于这家银行的历史和功能，参见Capie,“Emergence of the Bank of England”; Clapham, Bank of England; Cottrell,“Banking and finance”; Daunton, Poverty and Progress，第13章；Deane, First Industrial Revolution，第11章；Mathias, First Industrial Nation，第5章。我主要改写自Mokyr, Enlightened Economy，第225—226页。
[129] 关于储备规模的资料，参见Gayer, Rostow and Schwartz, Growth and Fluctuation，其“金融”部分。关于1817—1848年的情形，参见第163页、第202页、第235页、第267页、第296页和第329页。十分相似的图表，参见Mitchell, British Historical Statistics，第656—657页。
[130] Cottrell,“Banking and finance”。
[131] 参见第226页。
[132] Day, Money and Finance，第2页。
[133] Davies, History of Money，第281页。作者同样引用了Charles Davenant的估计值，参见该书第280页。
[134] Day, Money and Finance，第2页。
[135] Horesh, Chinese Money，第143页。
[136] 关于英国货币政策的总体分析，参见Daunton, Progress and Poverty，第13章。更技术性的分析，参见Gayer, Rostow and Schwartz, Growth and Fluctuation，第655—657页和第10章。
[137] Eagleton and Williams, Money，第218—225页。
[138] Davies, History of Money，第7章。
[139] 此处我使用了“可能”一词，因为英国在北美进行殖民统治，后来美国独立之后，在漫长的18世纪虽然贵金属货币数量少得惊人，并且很大一部分还是外国银币，仍然实现了显著的经济发展和增长。参见Irigoin,“End of a silver era”，第230页。
[140] De Vries and Van der Woude, First Modern Economy，第90页表4.2。
[141] 法国大革命以前的估计值，按作者姓名字母顺序，参见Braudel, Civilization& Capitalism，第1卷，第446页。Day, Money and Finance，第8页注释25; McCusker and Riley,“Money supply”，第272—277页；Morineau,“Frappes monétaires françaises”。Jan de Vries对1790年给出了350克白银的估计值，参见De Vries,“Netherlands in the New World”，第116页。1631年的估计值，参见Day, Money and Finance，第25页。关于黄金、白银、合金铸币以及铜钱的数量，参见Morineau,“Frappes monétaires françaises”。
[142] 参见第三章注释115列出的参考文献。
[143] 参见第三章注释115列出的参考文献。
[144] Peng, Monetary History，例如第672页。
[145] 有关这一话题，参见，比如Flynn and Giráldez,“Arbitrage”，以及他们的另一篇文章，“Cycles of silver”。案例参见Pritchard,“Private trade”。
[146] 我在2006年6月于法国莱斯特雷莱（Les Treilles）召开的一次研讨会上，提交了有关这一主题的论文。如有兴趣阅读，我可以发送PDF。
[147] Rowe,“Social stability”，第514页。
[148] 参见Fang,“Conclusions”，第398页。Lin,“From sweet potato to silver”及“Shift from East Asia”; Von Glahn,“Money use in China”。
[149] Von Glahn,“Cycles of silver”，第59页。
[150] 参见Xu and Wu, Chinese Capitalism，第249—253页。
[151] 参见Burger,“Coin production”，第179页；Chang,“Evolution of Chinese thought”，第60—61页。Deng,“Miracle or mirage?”，Van Dyke, Canton Trade，第7章。
[152] 清朝对西藏实施有效的管辖。从1792年起，西藏开始铸造银币。那是清代中国第一次铸币。
[153] 进一步的解释，参见Selgin, Theory of Free Banking。
[154] Rowe, China's Last Empire，第37页。
[155] 参见第三章注释205—206。
[156] 参见Burger,“Coin production”，尤其是Irigoin,“End of a silver era”。
[157] Thornton, Disciplining the State，第32页。
[158] Smith,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第62页。
[159] Eagleton and Williams, Money，第143页。
[160] Horesh, Chinese Money，第240页。
[161] 参见导论注释275。
[162] 万志英发给我的电子邮件，并允许我引用，他认为“青铜”是更恰当的表述，尽管他认为并不存在一个恰当的英文翻译。Deng,“Miracle or mirage?”注释126也指出，他更赞成使用“青铜”一词。相反，林满红却赞成“铜”一词。参见Lin, China Upside Down，第XXIV页和第XXV页。
[163] 这些观点，参见Lin, China Upside Down，第29页；Von Glahn,“Cycles of silver”。
[164] Von Glahn,“Cycles of silver”，第45页。
[165] 引文出自1868年的Reverend Doolittle，见Horesh, Chinese Money，第135页。
[166] Horesh, Chinese Money，第157页。
[167] Vogel,“Chinese central monetary policy”。
[168] Peng, Monetary History，第735页和第775页，一斤大约为600克。
[169] Deng,“Miracle or mirage”，第4.2节。
[170] 参见Challis,“Lord Hasting”，第382—383页。因此，系统性的和经常性的货币重铸，以及努力提高铸币质量，在英国变得相当重要。
[171] Peng, Monetary History，第660—661页。
[172] 参见第224页。
[173] Horesh, Chinese Money，第110页。
[174] 这些评论，参见Kuroda,“Eurasian silver century”。
[175] King, Money and Monetary Policy，第45页。
[176] 关于铜币制造以及有关铜币的货币政策，按照作者姓名字母顺序，参见He, Paths toward the Modern Fiscal State; Horesh, Chinese Money; Lin, China Upside Down; Shulman, Copper, Copper Cash and Government Controls; Vogel,“Chinese central monetary policy”。关于负责铜币的铸造和发行的组织及其使用方法存在的问题和低效，按照作者姓名字母顺序，参见Chang and Chen,“Competing monies”; Chen,“China's copper production”; Dunstan,“Safely supping”; Fang,“Copper mining and smelting”; Hirzel and Kim, Metals, Monies, and Markets，第3部分和第4部分；Horesh, Chinese Money; Sun,“Ch’ing government and the mineral industries”; Xu and Wu, Chinese Capitalism，在“铜”“铜矿”和“采矿”部分。关于一些总体状况，参见Balazs,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Bureaucracy，第44—49页。
[177] Lin, China Upside Down，第34—35页。
[178] Chen,“China's copper production”，第117页。一些非常相似的评论，参见Fang,“Copper mining and smelting”，第285—288页。
[179] Horesh, Chinese Money，第109页。
[180] Wang,“Evolution of the Chinese monetary system”，第442—443页。
[181] Shimada, Intra-Asian Trade，第71—74页。更多概括性资料，参见Weightman, Industrial Revolutionaries。
[182] King, Money and Monetary Policy，第137页。作者写道：“铜币的供应也许是政府唯一需要解决的最重要的因素。”
[183] Hirzel and Kim, Metals, Monies, and Markets，第4节。
[184] Pomeranz, Great Divergence，第64—67页。
[185] Lin, China Upside Down，第172—179页。此项政策的概括性资料，参见He, Paths toward the Modern Fiscal State，第5章和第6章。
[186] 参见第108页。
[187] Burger,“Coin production”，第174页和附录。
[188] Deng, China's Political Economy，第27页。邓钢在此书中列举了更多的例子，1斤大约等于600克。
[189] Burger,“Coin production”，第173页。
[190] Burger,“Coin production”，第185页。
[191] Wang,“Evolution of the Chinese monetary system”，第436页。同样参见Lin,“From sweet potato to silver”，第310—313页；Peng, Monetary History，第8章。
[192] Hao, Commercial Revolution，第47页。
[193] Hao, Commercial Revolution，第64—71页；Zheng, Social Life of Opium，第150—153页。
[194] Wang,“Evolution of the Chinese monetary system”，第436页和第438页。
[195] Horesh, Chinese Money，第146页。
[196] Horesh, Chinese Money，第137页和第146页。可以比较另一本书中略有不同的数据，Hao, Commercial Revolution，第64—71页；Lin, China Upside Down，第7页；Peng, Monetary History，第780—781页。
[197] Horesh, Chinese Money，第138页和第143页；为了比较，可参见第143—147页。
[198] Wang,“Evolution of the Chinese monetary system”，第335页。
[199] Wang,“Evolution of the Chinese monetary system”，第432—433页。
[200] Wang,“Evolution of the Chinese monetary system”，第435页。
[201] 除了王业键以外，还有一些学者认为清代中国的货币体系非常低效。参见Burger,“Coin production”; Deng,“Miracle or mirage”; Eastman, Family, Fields and Ancestors，第108—112页。一些相对积极的评论，参见第三章注释215。
[202] 参见第60页。
[203] Von Glahn,“Foreign silver coins”。
[204] Overdijking, Lin Tse-Hsu，第32—35页。
[205] Kahn, Currencies of China，第128—127页。
[206] 参见，比如，Eagleton and Williams, Money，第156—157页。He, Paths toward the Modern Fiscal State，第34页；King, Money and Monetary Policy，在“Silver coinage, Chinese non-dollar”一章；Peng, Monetary History，第675页和第608—601页，以及Von Glahn,“Foreign silver coins”，第64页。
[207] 关于中国的利率，按照作者姓名字母顺序，参见Horesh, Chinese Money，其中“利息”的部分；Isett, State, Peasant, and Merchant，第271页。Pomeranz, Great Divergence，第178—179页。Yang, Money and Credit，第92—103页；Van Zanden,“Road to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第342—345页。关于利率的概括性资料，参见Homer and Sylla, History of Interest Rates。罗森塔尔和王国斌在其著作《大分流之外》的第5章捍卫了他们的观点：我们现在了解的清代中国巅峰时期的高利率，并不意味着功能失调的信用市场，也不意味着阻碍增长的信用缺失。他们的解释并不能令我信服。我认为，高利率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208] 参见诸如Peng, Monetary History，第707—716页。
[209] 2002年3月的EH.NET中刊登了濮德培对下列论文的评论，Latham and Kawakatsu, Asia-Pacific Dynamism，参见评论的第4页。
[210] 引文参见Lin, China Upside Down，第173页。
[211] 更广泛的分析，参见He, Paths towards the Modern Fiscal State，第6章；Horesh, Chinese Money，第4章；Hu, Concise History of Chinese Economic Thought，第22章第Ⅲ节；King, Money and Monetary Policy，第6章；Lin, China Upside Down，第Ⅱ篇和第Ⅲ篇；Peng, Monetary History，第8.1.3节和第8.1.5节；Zurndorfer,“Imperialism, globalization and public finance”。
[212] Horesh, Chinese Money，第80页。
[213] 参见Von Glahn,“Cycles of silver”，第58页。引自Helleiner, Making of National Money。
[214] Horesh, Chinese Money，第266—267页。在此书的第84页，作者指出，“在整个18世纪，在英国流通的外国货币，只有刻上标记，才被认为是合法的。”
[215] 正因如此，King对于清代中国的货币体系的观点，并不那么消极。参见King, Money and Monetary Policy，特别是第42—50页。作者指出，中国制度存在许多外国人认为不合理的特征。这些特征与金属货币的天然属性一致。并且，西方国家也仅仅只是成功地解决了其中的一部分问题。他言之有理。Horesh的评论，参见Horesh, Chinese Money，第141页，在此书中，Horesh比较了18世纪末期中国和美国的情况。但是，这并不能改变清代中国在19世纪早期已经开始衰败的事实。
[216] Horesh, Chinese Money，第106—107页、第112页和第116页。
[217] Horesh, Chinese Money，第85页。
[218] Horesh, Chinese Money，第115页。
[219] Horesh, Chinese Money，第13—14页。引文参见第14页。
[220] 这句话是Horesh著作中的一段话，参见Horesh, Chinese Money，第117页。
[221] Horesh, Chinese Money，第69页。
[222] 引文参见Horesh, Chinese Money，第84页。此书的第3章，名为“货币大分流：前蒸汽时代欧洲与中国的货币铸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