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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比较译丛”序

    2002年,我为中信出版社刚刚成立的《比较》编辑室推荐了当时在国际经济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的几本著作,其中包括《枪炮、病菌与钢铁》《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再造市场》(中译本后来的书名为《市场演进的故事》)。其时,通过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改革,中国经济的改革开放取得阶段性成果,突出标志是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和加入世贸组织。当时我推荐这些著作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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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中文版序

    过去二十年间,我主要的研究兴趣就是所谓的“大分流”问题,2000年彭慕兰出版的专著正是以此为题。自那时起,这一主题吸引了大量的关注,学者提出了很多不同的解释,侧重点也各有不同。就我个人而言,自争论伊始就特别感兴趣的是,国家及其政策在世界各国走向不同的增长与发展路径时发挥的作用。我关注的焦点始终都是中英两国在18世纪和19世纪的发展,这两个国家正是彭慕兰书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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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

    前言

    在本书结稿之前的一年零三个月,我完成了另外一本著作《摆脱贫困:现代经济增长探源》(Escaping Poverty: The Origins of Modern Economic Growth, Vienna and Göttingen, 2013)。此书同时出版了德文版,名为《现代经济增长探源:近代早期的英国、中国与世界》(Ursprünge des 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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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

    导论

    完善的市场有利于穷人。 埃里克·赖纳特,《富国为何富,穷国为何穷》,第18页 全球经济史上最为活跃和有趣的争论话题之一,是有关“历史大分流”[1]的,即在18世纪和19世纪,世界各国在财富、发展和增长方面开始出现巨大的差异。在这场争论中,西欧(尤其是英国)与中国的比较最为核心。为何是英国而非中国率先开始了工业化进程?为何英国没有走中国那样的发展道路?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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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

    第一章 政府收入

    第一章 政府收入 中央政府自由支配的财政收入 我们吃进嘴里,披在身上,穿在脚上的一切东西;我们乐于看到的,听到的,感觉到的,闻到的,尝到的一切东西;温暖的,发光的,活动的东西;地面上的一切和地下的水源;无论是从国外进口,还是本国生产;无论是原材料,还是产业工人创造的新价值;无论是让人胃口大开的调料,还是让人恢复健康的良药;无论是法官身上的皮衣,还是吊死犯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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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

    第二章 支出或超支

    第二章 支出或超支 支出 邻国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战争,我们必须跟上他们的步伐。 普鲁士选帝侯于北方战争前夕(1655—1660年)[1] 我对借债和利润这类事务毫无兴趣。我始终搞不懂它们。 菲利浦二世和其财政大臣的谈话[2] 民众繁重赋税稍减……则民力日增。 陈宏谋,中国18世纪的一位官员[3] 中国遭受的诅咒,便是官员难敷家用的微薄薪酬,由此滋生的产物可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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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

    第三章 财政与货币

    第三章 财政与货币 财政与货币体系 英国的财政革命:代议制与信任体系的兴起? 英国的中央政府能够通过税收筹集到巨款,也因一组特定的制度以及一组特定的权力关系而维持高额债务。这些制度和权力关系的综合影响被认为是根本性的,以至于在编年史中这两者的兴起被称为“财政革命”。这场革命始于17世纪下半叶,并在1688年光荣革命之后加速发展,如果没有光荣革命很难想象财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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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

    第四章 人事

    第四章 人事 官僚与官僚体系 一个充分发展的官僚体系与任何其他组织形式之间的关系,与商品生产中机器和非机器之间的关系完全相同。在一个严密的官僚机构中,精确、快速、毫不含糊、事实和程序都记录在案、持续、自由量裁、统一、完全服从、减少摩擦,以及物力和人力的开支都提升至最适宜的水平。 韦伯,《经济和社会》,第561—562页 富人靠市场,穷人靠官僚。 伊斯特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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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

    第五章 军事与经济

    第五章 军事与经济 军事导致经济革命抑或相反? 我们这里讨论的历史大分流,本身表现为世界上不同地区之间的巨大财富差异,但是在我们分析的漫长的18世纪行将结束时,同样也出现了政治和军事力量方面的巨大差距。任何严谨的观察者都不得不注意到这个问题,即19世纪是否“恰好”是世界经济霸权和军事政治霸权同时出现的时期,本书尝试聚焦于历史大分流中国家的角色,因此这一问题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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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

    第六章 经济政策

    第六章 经济政策 西欧的重商主义实践 贸易是财政的基础,而财政是战争的支柱。 法国财政大臣让-巴普蒂斯特·柯尔贝尔(1619—1683) 当我们仔细审视英国自由贸易的本质,就能轻而易举地发现躺在“自由”之下的是垄断。 卡尔·马克思,《自由贸易与垄断》, 《纽约每日先驱报》,1858年9月25日 亚当·斯密曾言,人类“易物、易货、交换”的习性,总是与竞争对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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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

    第七章 帝国和经济

    第七章 帝国和经济 西方帝国的建立:背后的逻辑 要是可以的话,我会吞并所有星球。 塞西尔·罗兹,《临终遗嘱》,1902年 正如大多数其他西欧国家一样,英国成为一个帝国的中心。其重商主义倾向显然难逃干系。重商主义当然总是在寻找市场,但在欧洲要开辟市场实在难上加难。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要开发新的外国顾客并不容易:几乎所有欧洲国家都施行重商主义政策,力图实现出口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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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2

    第八章 国家建设、民族建设与“透明性”

    第八章 国家建设、民族建设与“透明性” 中英两国的国家与民族 从一开始,英国的优势就在于成为一个真正的国家。 兰德斯,《国富国穷》,第219页 自由太多,却无整体…… 孙中山对中国人的评论[1] 被视为经济国家主义表现形式之一的重商主义,非常需要创建帝国作为其支撑。重商主义重视国民经济,它虽不能直接促使“现代”国家的诞生,但它必须以某些国家建构的功能作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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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3

    结语

    就算是重商主义政策的最佳例证提供的证据也是薄弱的,创建一个在财政方面贪婪成性的庞大的国家官僚体系,并未阻碍英国向第一个现代工业化经济转型。但是,英国的壮大是由于重商主义政策,还是与之无关,这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奈,《战争、葡萄酒与税赋》,第24页 重商主义体系……是资本主义学会走路的拐杖。 诺曼,《日本作为现代国家的崛起》,第110页 重商主义是所有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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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4

    附录

    有关英国“特殊路径”的经典“辉格党”观点,简要概述参见Brewer and Hellmuth, Rethinking Leviathan; Macfarlane, Riddle of the Modern World; Macfarlane, Invention of the Modern World; Winch,“Introduction”。对于本书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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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5

    译后记

    经过近四十年持续快速的增长,中国经济的崛起正在深刻改变世界经济的格局。按照不同的核算方法,中国已经、正在或者将要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经济体。鉴于中国的人口和劳动力超过所有高收入国家之和,如果中国人均收入水平能够达到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由此对世界经济产生的影响不言而喻。实际上,2016年以来发达国家政治风向的变化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这种力量格局变化的回应。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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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有关英国“特殊路径”的经典“辉格党”观点,简要概述参见Brewer and Hellmuth, Rethinking Leviathan; Macfarlane, Riddle of the Modern World; Macfarlane, Invention of the Modern World; Winch,“Introduction”。对于本书涉及的这些问题,读者如果想要自己了解英国实际上在哪些方面比较特殊,初步的介绍可以参考Ertman,“Sinews of Power”; Brewer,“Eighteenth-century British State”; Wood, Pristine Culture of Capitalism。对于英国国家的特殊性,参见O'Brein,“Fiscal exceptionalism”。英国税收体系的特殊性,参见Daunton,“Trusting Leviathan”。英国财政体系的特殊性,参见Macdonald, Free Nation Deep in Debt,第4—8章。英国贫困救济体系的特殊性,参见Innes,“The State and the poor”; Lindert,“Poor relief before the welfare state”,以及Patriquin,“Agrarian capitalism”。英国海军的特殊性,参见Roder, Command of the Ocean。英国军队的特殊性,参见James, Warrior Race。英国国家主义的特殊性,参见Colley, Britons,以及Greenfeld, Nationalism,虽然后者讨论的时期要更早一些。英国帝国主义和英国“绅士式资本主义”的特殊性,参见Cain and Hopkins, British Imperialism。在18世纪和19世纪,英国与其帝国经济关系的一些特殊性,参见Etemad,“Colonial and European domestic trade”。英国启蒙的特殊性,参见Porter, Enlightenment。英国经济与城市化的特殊性,参见Allen, British Industrial Revolution; Wrigley,“The divergence of England”及“The great commerce of every civilized society”。英国能源体系的特殊性,参见Warde, Energy Consumption in England and Wales。英国工资的特殊性,参见Allen,“Great Divergence”。最后,英国工业化的特殊性,参见Berend, Economy History of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 O'Brein,“Do we have a typology for the study of European industrialization”; Verley, L'échelle du monde,第3章,以及拙作Escapting Poverty,第18—33页。读者如果有兴趣了解这一时期外国人认为英国在哪些方面具有特殊性,可以参见Rothschild,“English Kopf”。

附录B 有关清朝中央政府正式的常规收入(税收)的估计[1]

邓钢认为,至少在1850年之前清政府固定的收入从未超过8000万两白银再加上400万石贡粮,参见Deng, Political Economy of China,第17页。

和文凯认为直到19世纪40年代,清朝中央政府的年收入大约为4000万两白银,到19世纪80年代,年税收收入增至8000万两,参见He, Paths Towards the Modern Fiscal State,第131页和第153页。

李中清估计,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清政府的总收入在6000万~8000万两白银,参见Lee, Political Economy of a Frontier,表1.6。Elliot、Will和Wong引用了这一估计,并且明显赞同这一说法。他们头脑中想到的显然只有税收,以及附加税,参见Elliott, Manchu Way,第489页;以及Will, Wong and Lee, Nourish the People,第494页。

刘光临对税收的估计为,在1770年为5600万两白银,在1880年为8800万两白银,参见Liu, Wrestling for Power,第104页。

马德斌估计清朝中央政府平均每年的税收,在1700年至1749年间为3500万两白银,在1750年至1800年为3300万两,在1800年至1850年为3700万两,参见Ma,“Rock, scissors, paper”,第28页。我依据马德斌以吨白银为单位的资料,按照1两白银为37克,得出以上数字。

孙传炜认为清代中央政府的税收从未超过8000万两白银,参见Sng,“Size and dynastic decline”,第34—35页。

王业键认为包括所谓的附加税在内的总税收,在1753年约为7400万两白银,在1908年大约是这一数字的4倍,参见Wang, Land Taxation,第72页和第80页。

张仲礼估计由中央政府记录的年度政府收入,在19世纪80年代在8000万两白银左右,参见Chang, Income of the Chinese Gentry,第328页。

上面给出的数字的量级,在讨论清朝的综述文章中很常见,参见,比如,Hsü, Rise of Modern China,第59—65页;Rawski,“Qing Formation”,第213—218页;Rowe, China's Last Empire的税收部分。

[1] 我自己的数据使用了不同的单位和指标,这可能会让人感到疑惑。在这里,我使用这些文献的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