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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军事与经济
第五章 军事与经济
军事导致经济革命抑或相反？
我们这里讨论的历史大分流，本身表现为世界上不同地区之间的巨大财富差异，但是在我们分析的漫长的18世纪行将结束时，同样也出现了政治和军事力量方面的巨大差距。任何严谨的观察者都不得不注意到这个问题，即19世纪是否“恰好”是世界经济霸权和军事政治霸权同时出现的时期，本书尝试聚焦于历史大分流中国家的角色，因此这一问题尤为重要。究竟是由“经济”决定“军事”和“政治”，还是相反呢？这些现象是否正体现了几个西方社会（首当其冲的就是英国）的根本力量？还是其实根本没有任何关联？实际上也许根本就没有答案，但是人们至少可以讨论西方特别是英国的“产业”和“帝国”出现的时间，来思考这一问题可能的答案。“产业”代表了19世纪现代经济增长的兴起，而“帝国”则代表了政治力量在空间上的强力扩张。本章后面的部分力图说明，西方全球性的力量和优势不仅体现在经济领域，在很大程度上也体现为国家的特性。我将会更详细地讨论和说明，没有这些特征，西方的政治军事统治地位以及经济上的统治地位都是难以想象的。
让我们从“西方”借助工业化及其技术突破来统治世界这一命题开始说起。这一命题有众多受人尊敬的支持者。保罗·肯尼迪在其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关于英国海上统治权兴起的著作中清晰地表达了以下观点：
（工业革命）为这个国家的持续增长奠定了基础，使其跃升至新的阶段，即当时唯一的世界强国。工业化不仅促进了英国在商业、金融和海运方面的霸权，也以一种前所未有的经济实力巩固了其海上霸权。[1]
之后，在同一著作中，他补充道：
“1815年之后，英国受益于不费吹灰之力就取得的海上霸权”，部分原因在于其竞争对手“工业力量相对薄弱”。[2]
已故的保罗·贝罗赫也相当直言不讳：“18世纪和19世纪殖民主义主要是工业发展的结果，但是反之则不然。”[3]20多年后，杰克·戈德斯通也明确表示：
并不是殖民主义和海外征服使西方的兴起成为可能，恰好相反，是西方在技术方面的崛起以及其他国家的衰落才使欧洲力量在全球的扩张成为可能。[4]
以上只是从众多学者的言论中，比如迈克尔·阿达斯、罗伯特·马克斯、斯蒂芬·莫里略以及一定程度上的克莱夫·庞廷，[5]选取了部分更具影响力的学者的观点。与之对立的观点，即“帝国”以某种方式成就了“产业”，长期以来也受到许多学者的拥护，并且成为沃勒斯坦世界体系分析的核心。而我的观点是，第一种观点低估了西方的扩张，这在以工业化兴起为标志的现代经济增长出现之前就已经发生，表39和表40的数据说明了这一点，而且这种观点高估了19世纪前50年工业化对西欧的影响；但是，沃勒斯坦的观点如果应用于整个西欧，无论如何有点过于无视这些国家的差别了，因为有如此多只有“产业”而无“帝国”或者只有“帝国”而无“产业”的例子。[6]
当然从理论上讲，人们可以否认在英国现代经济兴起时政治发展和经济发展（后者被定义为“做事的能力”）之间有任何联系。这正是格里高利·克拉克的观点，他认为英国19世纪的统治力基本上只是其过去状况自然而然的发展，而且此时的英国人口有极大的增长：“因而，英国对世界的统治力的增长，似乎只是英国工人‘卧室劳动’的结果，而并不是他们在工厂埋头苦干的结果。”[7]在他看来，帝国并不是由工业造就的，相反的关系也不存在。他对英国工业化的解释完全基于内生的角度。[8]
最后，还有这样一种可能性，即“产业”和“帝国”作为经济和政治军事统治力的表现都是一种基础性的现象，是现代化、理性化或资本主义（理性化的一种）的兴起及其互相促进的结果。这一命题当然有多种不同的版本。马克斯·韦伯无疑是其最著名的支持者；在近期的学者中，这种观点的支持者我想应该是迈克尔·曼。他的观点可以归结如下，在政治、思想、经济以及军事等方面拥有更多基础性权力的社会，相较于其他社会更易获得统治力。虽然未提出广泛的社会学命题，约翰·达尔文似乎也赞同这种观点，他提出“工业革命不是欧洲扩张唯一或充分的解释，欧亚革命实际上是以下三个方面的变革：地缘政治、文化及经济”。[9]根据他的观点，欧洲与欧亚大陆其他国家之间关系的革命性改变，其直接原因不可能是与工业革命有关的经济效率的提升。在18世纪和19世纪之交工业化几乎还没有开始。甚至直到1850年也只有英国成为一个以蒸汽和煤炭为基础的经济体，欧洲其他国家的工业化发生得更晚。[10]这意味着英国在成为工业国之前，作为一个财政—军事体系和一个国家，其力量一定有特殊之处。据达尔文所讲，英国实际上是第一个现代化社会，如果我们接受他对现代化的定义：
对现代化的最好测试，可能是在一个社会中资源和人力能够在何种程度上随着工作而自由流动，并在新的需求出现和感到新的压力时持续得到重新配置。理论上，许多不同的社会都拥有这种能力。但是，在实践中，由于一些我们不能完全理解的原因，在1750年之后的几乎两个世纪里，欧洲西北部的社会（及其跨大西洋的后代）能够流动得最快，并且能够最好地适应变动不居的社会和政治压力。[11]
我完全支持这一观点，因为约翰·达尔文强调基础性权力不只在于经济，还有更广泛的多个方面。尽管他对现代化的宽泛定义使他看起来似乎更强调政治军事因素，例如他写道，“也许并不是欧洲的现代化获胜了，而是欧洲对暴力的超强组织能力使其获胜了”，或者“欧洲突然在欧亚大陆获得优越地位，是强势侵入其他地区或强行推翻原有统治的结果”。[12]我并没有看到这两者的差别，也不认为这种“超强组织能力”是这一地区的共同特征之一。
对于历史大分流是西方经济取得全球统治地位，还是西方政治军事取得全球统治地位，人们选择什么样的立场取决于如何定义历史大分流。就我而言，历史大分流是相对于世界其他国家，现代经济在英国以及之后西方的其他地区兴起的直接结果。而现代经济的萌芽是由一系列能源利用和技术方面的革新造成的，同时也得到制度变革的促进和支持。这些能源和技术方面的突破正是其精髓所在：如果没有它们，就无法突破马尔萨斯式的天花板。[13]这对于确定工业革命和历史大分流的“发生时间”有重要意义。一直到1830年，蒸汽动力与传统能源相比仍然不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与此后的时期相比，传统能源在当时仍然被大量使用。冯·藤泽尔曼估计，大约直到1800年，全英国只有1 /10的煤炭被用于产生蒸汽动力。1830年这一数字大约增长到1 /6。[14]藤泽尔曼认为，当年固定式蒸汽机及海上蒸汽机的动力总和约为20万马力。1830年在火车上使用蒸汽机仍然处于初级阶段。[15]曼兴顿认为，1830年固定式蒸汽机有16.5万马力。[16]尽管这些数字绝对不可忽视，但是它们与以后的时期相比却显得苍白无力。1840年英国可用的蒸汽动力总和已经增长到了62万马力，1870年达到400万马力，1896年更是超过了1300万马力，或者说已经超过了3.9亿成年男子的劳动力。[17]毫无疑问，煤炭作为热能在1830年已经相当重要。[18]例如在钢铁生产方面煤炭无疑已经开始发挥作用。1700年英国仅生产2.3万吨生铁；1830年已经达到100万吨。但是，在这方面我们同样也只是处于快速稳定增长的开始阶段，20年后产量达到300万吨，在一战前夕甚至接近1000万吨。[19]这些产量增长无疑对英国的军事力量产生了重大影响。
但是，如果说在19世纪30年代英国的战争形态已经实现某种形式的工业化，就不免有些夸大其词了，这不仅因为机械化的武器生产仍不存在，同样重要的是在海外战事中，交通和通信都还没有实现基础性的技术变革。当时火车尚未在战争中发挥任何作用，蒸汽机船也是一样，除了19世纪20年代的几次实验就再无进展。我们只能推断，在英国的工业化对军事技术产生影响之前，重要的帝国扩张就已经发生了。[20]以下是沃什布鲁克对英国征服印度的观点，这也适用于英国许多其他的扩张案例：
一般认为，（对印度的）征服始于1757年的普拉西战役，但是1757年英国还未取得多少技术上的优势或者实现工业上的现代化，尽管这些因素后来被认为标志着英国在世界上的统治地位。在印度，那些“前来征服的”英国人人数非常少，到1805年也只有3万人，他们用木船航行，带着上膛的步枪，这些枪还常常走火打到他们自己……这场征服的起点应该追溯到近代早期，而不是现代时期。[21]
在普拉西战役中，由罗伯特·克莱夫指挥的英国军队数量仅为对方的1/30，在英国人已经贿赂了对方军队的将领，对方保证不做任何事情的情况下，也只是将人数上的劣势降低到1/13而已。英国人有8门大炮而对方有53门。著名的皇家海军无疑在大英帝国的形成中发挥了绝对核心的作用。但是，直至1845年它才购买了第一艘铁船。[22]引用格里高利·克拉克的话：
一直到工业革命的晚期，海军力量一直都建立在帆船的基础上。第一艘蒸汽动力军舰即法国的“拿破仑号”一直到1852年才投入使用。这仍然是一艘木船，而现代的铁甲战舰是英国的“勇士号”，1861年才投入使用。所以，直到1850年海军的舰船看起来都与工业革命之前的船舶很相似。[23]
西方在其工业化之前就已拥有了明显的军事优势，军事史方面的专家现在倾向于同意，（初期的）工业化在很长一段时间对军事都只有较小的影响。一直到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才开始受到“工业化”的极大影响。[24]远程通信方面的革命对战争有重大影响，这也是19世纪下半叶的重大突破。[25]从军事角度来看，西方国家早在工业化之前就比世界上其他国家更有效率。[26]令人惊讶的是，与工业化开始之后相比，英国相对于其他欧洲国家的领先地位在其工业化之前更为明显。[27]
英国在1780—1830年这段时期的扩张主要是在亚洲的一些地区，这一点并非无足轻重。在18世纪下半叶，西方财政—军事国家与东方帝国之间的力量对比已经开始明显倾斜，以至于即使没有工业化带来的额外优势，西方也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蚕食了现在所称的“印度”和奥斯曼帝国。尽管在奥斯曼帝国被征服的过程中，俄国的作用总是被忽视，但是最终19世纪30年代之后中国被征服时俄国的入侵不可忽视。当前正在形成的共识是，由于同时出现甚至更早发生的“东方的衰落”使“西方的崛起”变得更为容易。当“东方”与“西方”在18世纪下半叶进行直接对抗时，东方的许多地区已经面临严重的国内问题。[28]例如莫卧儿帝国（实际上后来已经名存实亡）、萨法维帝国以及奥斯曼帝国。而当时的中国和日本没有任何征兆表明它们的未来会变得和过去有所不同。未来困扰全球统治者的，只能是西方的海上霸权，它在当时已经变得不可抵挡了。[29]尽管如此，“东方的衰落”并非一个完全独立的过程，西方无疑在其中发挥了一定作用。
在讨论新能源和新技术时，我们并没有穷尽19世纪30年代之前工业化对英国军事成功的所有影响。英国当时经历的经济转型可能早已影响了战争进程，这发生在18世纪后半叶以后，并使英国的国库更为充实。[30]人们可能会认为，英国当时经历的经济转型和工业化萌芽会对其财富有积极作用，并反过来增强其实力。然而，尽管当前大多数经济史学家都认为，18世纪50年代以后英国确实进入了一个根本性的经济转型时期，但是他们不认为从18世纪80年代至1850年（!）的第一个工业化阶段有显著的经济增长。恰恰相反，多数经济史学家认为其影响微乎其微，且经济增长不会超过每年人均0.5%。[31]1830—1870年这一时期的增长大多都发生在最后20年。特别是19世纪40年代并不是一个经济快速增长的阶段。因此，财富的增长并不能解释英国在当时征服了世界上如此众多的国家。按照克拉克的估计英国的人口确实增长了，但是与“印度”和中国等许多亚洲国家相比，其人口规模依然非常小。
表37 英国人均国民收入的实际年均增长率
资料来源：Mokyr,“Accounting for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第4页表1。
1830年大英帝国已经较70年前扩大了两倍，并且已经成为当时地球上最重要的殖民大国。当时只有12%的大英帝国居民生活在英国本土，而后者在面积上还不到整个大英帝国的5%。再次重申，这些都发生在英国成为超级工业大国之前。因此，英国及其帝国在成为一个煤炭、蒸汽和钢铁的大国之前一定有某种特质，借助于此，英国征服了欧洲之外如此众多的土地，不仅战胜了当地的统治者，还包括欧洲的帝国主义对手，比如法国这一比英国大得多、居民也更多的国家。如果认为英国的这种特质就是它的财政—军事主义，这是否太过牵强？尽管西欧的政治军事实体很明显常常“成本高昂”：将如此规模的资金用于增强国家机器的威力，只有相当富裕的经济体才能够负担得起。如同历史上屡见不鲜的案例一样，这意味着我们面临着复杂并且存在各种反馈机制的因果链条。但是就我而言，从地缘政治和地理经济的角度来讲，政治军事实体明显是有作用和价值的。它使小小的英国甚至在其成为第一个工业国之前就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英国军事的根本性变革？
在近代早期的战争中，纯粹依靠人的蛮力显然最为重要，但这从来不是决定一个军队效率的唯一因素。决定军队效率的有一系列因素。杰弗里·帕克认为，西方在近代早期之前早已发展出了一种特点鲜明的“西式”战争，其特点包括：（1）极为依赖技术；（2）借助纪律来提高效率；（3）积极进攻的军事方法；（4）改进和坚持军事训练的能力；（5）拥有权力、组织能力和意愿为战争提供资金支持，并改变和扩大战争。[32]近代早期许多激进的变革都得以实现，以至于多名著名的军事史学家包括帕克自己都著书立说阐述“军事革命”，虽然这一概念在史学中肯定会受到质疑。[33]但是，即便一开始就质疑这一概念的某些方面，并且拒绝使用“革命”一词来描述这一历时数个世纪的过程，也不能或不会否认近代早期的西方战事确实发生了根本性变革，这不仅体现在我们早已提到的规模和成本方面的巨大增长。
我只提及几个非常惊人的发展。谈到技术，最重要的是枪炮在陆战中的重要性不断增强，海战也一样，而这对于西方获得全球统治地位是极为重要的。广泛使用枪炮是战术和战略发生变革的主要原因之一。反过来，这些变革只适用于一个拥有强大步兵和炮兵的军队，而且要比中世纪的军队更加专业化，重要的是更加有纪律。从这一角度来讲，在近来的文献中我们能清晰地看出“技术的核心地位下降了”，[34]因为通常被强调的是训练和纪律的重要性。许多学者现在认为，西方的成功如果没有卓越的纪律是难以实现的，这些纪律将有组织的部队中训练有素的士兵塑造成了典范。或者正如肯尼斯·蔡斯简明扼要的表述，“训练和纪律使欧洲人独树一帜”，以及“欧洲军事的卓越成就不仅仅体现在硬件方面”。[35]
西方的战争目标被认为具有侵略性，它们专注于获得决定性的胜利并歼灭对手，而不只是以战胜敌人为核心。毁灭对手总是被视为终极目标。这种战争目标从古希腊时期就已经开始形成，并与交战时最大可能地使用纪律和暴力有关。一些作者如维克多·汉森试图将重点放在“西方的战争方式”上，他们认为西方在战场上的成功是一种文化现象，而不只是由于资源积累或者技术运用等方面的运气所致。在他看来，自由的国家产生于掌握主动权的领导者和士兵，受到法律保护、免于专断行为的市民能够自由地“审查”战争、批评士兵，导致他们不断提高战略战术。不论过去还是现在，西方军事指挥的结构都是等级制的，但是并不过分臃肿，而且很好地适应了环境的变化。[36]在这一背景下，威廉·汤普森已经正确地指出，欧洲人结交当地盟友并利用当地政治结构中的弱点，以对抗欧洲以外的对手。欧洲在这方面的能力非常强。关注这一点非常有意义。另外，他们有时会避开真正强劲的对手，进而控制洲际远距离贸易和海上贸易。[37]
谈到改进和坚持训练的能力，西方军队的组织和指挥明显更加公正，更遵循科学和理性。就此而言，军队试图成为“常备”军无疑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军队官员变得更加职业化。另外，拿破仑战争加速了这些发展。在动员的军队规模有了极大增长的同时，重要的组织变革也得以实施。当然这些动员也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使战争“国家化”，并且由此增强了爱国主义以及民族主义的重要性。[38]重要的技术变革不久便发生了，此时早已进入了19世纪。[39]随着规模的扩大、复杂性和成本的提高，发动战争和维持一支“西式”军队成为非常复杂、需要运筹帷幄的事务，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都牵扯其中。西方士兵的现金工资以及需要在市场上购买的必需物资也成为大事，需要大量复杂的交易。长期以来，这使军事企业家起到了特别的作用。然而最终政府将事务全盘掌握在手中，这并不是说广义上的“战争生意”被“国有化”了，许多私人企业家仍然参与其中，但是参与其中的私人贸易必须按照严格的规定运营，因为政府不再将任何自治权转移给私人企业家。对于近代早期的西欧来说，说得偏激一点，典型的持久战提供了卓越的训练机会，而且迫使所有各方不断地“优化”和“改善”他们的军队。所有这些质的改变使这些军队更加锐不可当，并且让西方相较于“其他地区”持续保持领先地位。
人们当然可以争辩，英国是否确实经历了一场真正的军事革命，以及是否像那些捍卫和发展这一概念的学者所说的那样，这场军事革命引发了其他方面的重要变革。但是，我认为不可否认的是，从各种角度看，英国明显是欧洲迈向军事理性化和职业化潮流的一部分，特别是其海军。[40]它已经成为当时世界最强大的海军。尽管政府稳定的财政支持以及国家对皇家海军的优先考虑起到很大作用，但这不仅仅是钱的问题。这也不是规模的问题：有时法国舰队特别是当其与盟友的舰队联合起来的时候，与英国舰队规模相当。这显然是组织的问题，英国的舰队尽可能地活跃在海上，并时刻保持战斗状态，其舰船在英国内外的码头都得到了很好的维护，这有助于使舰队处于最佳状态，让海员恪守职责。在体格适合的英国人全部得到训练后，外国海员被允许应征入伍。借助这种方式，英国海军总是拥有充足的人员。在必要时，舰船和海员可以在商船和皇家海军之间转换，私人工厂也被用来为海军建造舰船。权力集中的英国海军部负责合作事宜。[41]在这几个方面，英国海军比其法国对手更有效率。英国海军的纪律也极其严格，当然这种现象在所有西方海军中都相当常见。[42]
中国的停滞？
在以上提到的几个方面，中国当然并不都是完全停滞的。[43]它也不是明显“衰落的”。我们已经提到杰里米·布莱克的观点，他认为，18世纪清代中国曾是“世界上最有活力的国家，拥有最成功的陆上军事力量”。[44]他在另一部作品中写道：“17世纪时中国是一支具有军事能力的、扩张主义的非欧洲力量”。[45]他引用清朝曾经成功阻止俄国向黑龙江扩张的例子，以及清朝在蒙古获得了一些成功并最终征服了外蒙古的事实。但是他夸大了这些例证：我已经指出，只有很少的人参与中俄冲突，而且我想指出，当时俄国距离成为一个强大的军事力量还有一定的距离。蒙古人也许是强硬的对手，但是他们的军队规模不够大，也没有重型武器。简而言之，我们讨论的不是在西欧看到的那种大型战争，而是“小规模战斗”。引用濮德培的说法，18世纪中国军队确实赢得了许多胜利，而且在他们向“西”进军的过程中多次征服对手。毕竟这一百年清代中国的面积超过以前的两倍。谁不认为这是一个在各个方面都相当发达的标志呢？然而布莱克等人的观点却有点牵强。中国的成功更多的是告诉了我们对手的弱点，而非中国的优势。平定准噶尔无疑算是清朝18世纪的主要军事战役，但是如濮德培所写，这场战役实际上意味着什么？在乾隆皇帝战胜他们时准噶尔的总人口大约只有60万。[46]总的来看，清代中国向亚欧大陆中部发起的突袭，比如伊犁、塔里木盆地、东突厥斯坦和西藏等地，可能占领的领土是惊人的并且对确保战马的供给很重要，虽然从严格的军事角度来看，这些并不是那么重要。在乾隆皇帝统治下清朝进军了缅甸和越南，但与中国相比这些是规模非常小、军队也很少的国家，其军事战役并没有大胜，也没有明显迹象表明清朝在当时是一个军事强国。[47]
显然中国在18世纪取得了一些军事胜利，人们必须注意不能低估其军事力量，即便是在灾难重重的19世纪。在1881年我们所称的伊犁危机中俄国被迫做出让步，在1884年至1885年的中法战争中中国军队数次打败法国。在中日战争将要爆发之时，人们还残留着一种对中国的钦佩之情，认为这是一个值得尊敬的社会，并且还有人对这一“唯一享有世界大国尊称的亚洲国家”感到惊叹，因为他们感到这个国家已经进行了一些使人钦佩的军事改革。由于中日战争后中国损失惨重，这种印象快速改变，对中国的描述变得很凄惨。[48]但是，无论人们想要多么精确地表达对中国军队力量的印象，必须认识到在18世纪这个国家获得的所有胜利都是在亚洲大陆上发生的，而且没有一场面对的是“强大的”敌人，没有一场是在海上。相反，英国军队在当时活动的范围、种类和强度都是非常惊人的：在许多次战争中都是与大国、强国对抗，并且其海军在18世纪末确实举世无双。
与欧洲相比，清朝中国是一个热爱和平的社会，其秉承儒家思想的精英阶级不喜争斗，这一点并非关键所在。汉斯·范德温写道：“将中国文化的精华是什么或者是否存在的问题放在一边，很明显中国的历史至少和欧洲一样暴力。”[49]这可能有一些夸张，但是清代中国确实是一个暴力好战的国家。人们可以举出许多战争的例子，比如叛乱、几次重大镇压甚至宗族灭绝，就像准噶尔战役以及其他几次战争。[50]但是无论他们想为自己塑造什么样的形象，清朝统治者显然都将自己视为一群骁勇善战的将士。这里的关键是，中国的国家和军队并不是以像西欧一样的多元化体制运行的，它们能够把自己“限制”在较小规模和较低强度的战争中，因为它们的邻国不那么具有挑战性和危险性，这将在很多方面产生重要影响，例如武器。军事史学家长期关注枪支。对“西方”来说，这些即使不具有决定性作用，也是非常重要的。因此，由于在发展枪支方面处于下风，中国落后于欧洲，这一点渐渐得到众多证据支持而成为共识，我认为也确实如此。然而，18世纪中国面临的主要军事问题，例如西伯利亚大草原的边界争端，能否解决与更好的枪支没有任何关系。既然没关系，那么满人当时为何还要关心这些事？[51]到19世纪清朝本应该担心的时候，他们的反应太迟钝了。
尽管如此，总的来说与西欧相比中国毫无疑问在军事方面落后了。尽管有修正主义之嫌，但我仍然完全不认同在漫长的18世纪中国会有一场像西欧一样的“革命”，陆军不可能，海军更不可能。特别是在纪律、训练和标准化、先进枪支的广泛使用、将“科学”与“国家化”应用于军队等方面，像西欧发生的那种规模、范围和影响的变革，中国都不曾有过。历史的讽刺屡见不鲜，而其中之一可能就是西方先进的武装力量挽救了清朝的统治，因为19世纪五六十年代清朝统治者得到西方政权的支持，例如西方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直接干涉、提供现代武器和训练以及为军队提供军官，比如常胜军，如此等等。多亏了这些干涉清朝才得以维持中国统一，并维持统治。[52]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由于西方的支持，他们成功地在最后50年的统治中增加了所获得的收益。海关在1858年成立，在西方的监督下发展成为有效的收税工具。[53]西方大国归根结底并不想中国分裂。英国人一向喜欢与内陆地区进行贸易，而美国人说话已经越来越有分量，他们支持“门户开放”政策。从政治和军事的角度来说，中国更害怕俄国和日本。
即使不直接比较18世纪的中国军队与西欧的军队，人们也能够发现中国军队的一些明显弱点，而这些弱点随着时间的流逝变得更加引人注目。[54]首先是我所讲的“组织上的”弱点。满人惧怕强大的地方军事领袖，这促使他们创造了一种分散化的军事结构。军事将领总是互相制约，这使其不可能积累过多的个人权力，以至于能够控制超过一个省的军队。即使在“自己的”省份，他们也永远不可能独立地享有真正的最高统治权。由他们直接控制的士兵数量通常很少。直到乾隆皇帝统治末期，这已经阻止了任何强势军阀无视乃至挑战北京。然而，这是有代价的：在需要时有效地调动一支强大且统一的国家军队并不容易。随着中央政府权力的削弱，我们看到了军阀的崛起，在一个或几个省份创造出他们自己的权力基础，并且在日常事务上开始或多或少地无视北京。
军队由不同的力量组成，或者是满人（或蒙古人），或者是占多数的汉人，他们都有自己特定的组织和指挥，这并不能使效率最大化，在八旗兵和绿营军中继承军职是招募新兵的重要方式，这也使军队变得效率低下。[55]满族的精英阶层对其军队将领缺乏信任，特别是当后者不是满人时，这使他们选择了一种军官轮换制度，正像内政事务一样。这再一次阻碍了皇室发展出与军队之间的紧密联系。从严谨的军事角度来说，这并不是一个明智的策略。在中国被满人接管的行政系统中，军队人员的社会地位与内政官员比较起来仍然很低，这一点也不利于军事发展。随着时间的流逝，文官和军队之间、不同种族——即满、蒙和汉之间、不同省份甚至不同军队之间的差异和分歧产生的负面影响越来越明显。正如我们随后将会看到的，中国在19世纪没有一支有效的国家军队。
第二个基本的弱点与资金有关。内政事务资金不足，而政府开支甚至不足以支付中国相对较小的武装力量的正常开销，更不用说对这些军队进行重大升级或者实现现代化了。我已经指出过许多士兵已经尝试自谋生路，供养他们自己和家人，因为他们的收入不足；这还是在假如他们能获得一点收入的情况下。如果以白银支付他们的工资（这在当时十分平常），他们还要承担工资没有经通货膨胀调整的风险，通货膨胀在1750年到19世纪20年代都很严重。如果他们的工资以铜币发放（这种情况经常发生），那么他们从19世纪初以后还要面临铜价相对于银价急速下跌的问题。18世纪末期以后很多士兵非常贫穷。[56]这对他们作战时的士气和备战都没有好处。由资金导致的问题不断涌现。
这使我们想起了另外一些“弱点”。如果我们相信当时评论家的观点，那么曾经是清朝武装力量中流砥柱的满族八旗兵的效率正在下降。这一点也同样适用于绿营兵，虽然程度较轻。即使八旗兵确实受到过训练，他们的训练也非常传统且缺乏纪律。在枪支使用方面，他们基本没有任何训练，更不用说实战演习了。[57]在乾隆时期的几场大战之后，长期和平或者说没有战争，使得中国军队不再骁勇善战。相反，他们骄傲自满。实际上，只要政府能够保持警觉，不断收集西方强国的资料，与西方的战争是可以预见的，但是现实情况显然不是这样的。即使他们为战争做了一点准备，也是针对旧式的战争。人们注意到中国军队在陆上的胜利，也只是相对于海上的惨败而言的。清廷从没有致力于发展强大的海军，而且一直低估英国的力量。[58]从这个角度来说，18世纪末期英国驻华大使马戛尔尼勋爵是一个极好的观察者，他曾有疑问，皇宫里的中国统治者何以能够想到：
几艘英国护卫舰竟然强于整个帝国的海军力量，半个夏天就能完全摧毁沿海地区的所有航船，并且使沿海居民民不聊生，这些居民只能靠捕鱼度过严重的饥荒。[59]
1809年清政府不得不依靠“外夷”（当时指的是英国人和葡萄牙人）帮助他们镇压南中国海的海盗，但是他们并没有采取进一步的行动来改善这一状况，也没有真正开始建造一支舰队。[60]中国当时的海军力量连海盗都不能驱逐，之后还在1810年做出妥协，宣布大赦海盗。要知道这场海盗行动并非小事，有数据显示1809年相关人员的数量达到了近7万人。[61]
1812年嘉庆皇帝就批示过关于英美战争的奏折：
两蕞尔小国彼此构衅，事在夷洋，不值过问……嗣后如敢入禁地，必施以枪炮，慑以兵威，使知畏惧，且严禁贸易。[62]
他的继任者道光皇帝也没有在海军力量现代化方面投入更多的金钱，沿海防线的力量仍然严重不足。1834年两艘英国船侵入中国领海时，这位皇帝愤懑道：
各炮台俱系虚设，两只夷船，不能击退，可笑可恨！武备废驰，一至如是，无怪外夷轻视也。[63]
我们已经指出，1831年中国海军只有3.1万人。中国在军事上几乎没有任何准备，也没有意识到任何危险。它陷入了一种故步自封、盲目自大的境地。林则徐总督是当时在外国事务方面最为博识的中国人，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他十分确定西方如果和中国进行军事对抗将完全不是对手。或者更准确地说，他认为西方人不敢走到那一步。他认为英国军队由于裹腿而无法移动，而且英国人如果没有茶和大黄就不能存活。[64]耆英是当时广州的满族总督，认为外夷在黑暗中什么都看不清楚。[65]
最后，也有技术的原因。即使在现代史学中，对于为什么中国成为半殖民地国家的传统解释，技术和武器不像过去那样重要了，但是否定它们的重要性不免矫枉过正。第一次鸦片战争中，中国军队仍然有剑客和弓箭手，其枪支远不如英国军队的先进而且没有炮艇。[66]约翰·威廉·纳比尔勋爵1833年被任命为英国驻华贸易主管，在1834年写给印度格雷伯爵的一封信中问道：“一支使用弓箭、长矛和盾牌的军队，怎能对抗几个持枪、久经沙场的老兵呢？”[67]
如果借助某种超自然的力量，将18世纪中国最强大的军队放到欧洲战场上，那么它一定惨败；而如果欧洲最强大的军队依靠相同的方式放到中国，那么它一定大获全胜。当然我们现在是按照反事实的方法在讨论，由于后勤方面的原因，西方人不可能长时间将一支精干、装备良好的军队转移到中国，更不用说中国转移一支装备精良的军队到欧洲了。然而，几支来自西方的小股部队就可以引发中国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对我来说这显然证明了我的反事实讨论是有依据的。18世纪以后，军事领域的新观念和新技术毫不意外地从西方传播到东方，这并非偶然。[68]在军事方面，马戛尔尼勋爵很可能是正确的，上文我曾引用他对中国军队的评论，他在1793年再次将中国比喻为：
一艘老旧、疯狂的一流战舰，过去精明强干的官员使之令人惊奇地在海上漂浮了150年，现在以其块头和外表还能吓倒邻居，但是无论何时，一个无能之辈恰好成了船长就会无视纪律和船的安全。她也许不会完全沉没，甚至还会作为一艘将沉之船漂浮一阵子，然后会被海浪猛撞成碎片，但是她永远不可能在旧的基础上重建起来。[69]
我们来看看第一次鸦片战争时真正发生了什么。英国人派遣了16艘战舰、540门大炮、4艘武装汽船以及运载4000士兵的30艘船。他们就这样与距离祖国数千英里、有着4亿人口的国家开战，而且对清代中国来说，战争发生在自己的海域、自己的领土上，这是有利因素。那个人口众多，高度发展（按照加州学派的说法）的国家，被证明根本不是这支小部队的对手，并在几场只能被认为是小规模的战斗之后签订了屈辱的和平条约。中国在19世纪差点被从地图上抹去。孙中山认为英法可以在45~50天内征服中国。[70]而中国没有成为一个真正的殖民地，只是因为帝国主义对手没有联合起来，也不愿意接受他们中的任何一个变得更强大。
战争、军事和经济创新
经济人……不愿意发动战争，而太多的经济史学家宁愿逃避与他们的想象不同的真实世界。
罗杰，《作为经济活动的战争》，第9页
18世纪的战争和税收可能是英国长期强大的两大重要因素。
贝克特和特纳，《税收和经济增长》，第401页
工业革命正是发生在拿破仑战争之时，且由此而致。
尼尔，《金融资本主义的崛起》，第218页
我们在本书中讨论的所有政府的核心事务就是战争。无论如何，它们的支出无疑与之有关。因而学者不断探索“战争”、“军队”以及“经济”之间的关系，也就不足为奇了。特别是在西方世界，战争以及备战十分常见，因而军事支出很高，尽管如此，西方仍然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地区。拉斐尔·托雷斯·桑切斯近期主编了一套有关财政—军事体系的丛书，想要解释“国家、战争和发展之间的关系如何变化”，他认为，事实就在于“欧洲人成功实现了增长，不是由于享受了和平，而是由于借助了战争”。[71]
多数重商主义者认为，在强权与他们所称的“富足”[72]之间存在正相关，国家要靠军事力量变得强大。对他们来说，经济利益可以或者在必要时应该支持动用军队，这是显而易见的。甚至没有这种标准的重商主义观念的人，比如拥护自由贸易的荷兰人彼得·德拉库特，也认为如果以为世界是安全和平的，那就是一种天真的想法。
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个世界，特别是欧洲的不确定性，并考虑到有时我们需要通过贸易和航行与所有国家打交道，我们应该坚持一条实实在在的、普遍的原则，那就是对于荷兰来说，完全的和平只是痴心妄想、黄粱美梦、镜花水月，它被那些像妖女或美人鱼一样的人利用，让人们为其颂扬的和平美梦奋力一搏，欺骗这些盲目轻信的荷兰人，直到他们摔得粉身碎骨。[73]
想要追赶现代化国家的后发国家，无一例外地相信财富和武力互为前提，并且在中国和日本向西方“开放”以后，它们都想要“富国强军”，这并不是巧合。
战争以及更广义的暴力是无可逃避的现实，而且会产生重要的经济影响。如马克思所说：“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士。暴力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74]大约一个世纪以前，桑巴特曾著书立说，讨论战争和与之相关的资本主义（因而也与国家相关），以及利润和资本积累。[75]许多学者延续了他的研究。[76]我在前面已经引用过芬德利和奥罗克的《强权与富足》，在该书的许多地方，观点都非常接近拉普的理论，即“在近代早期的国际竞争中，竞争的主体是国家而不是私人企业”。[77]尽管他们仍然认为自由放任的政策和自由贸易能够产生更好的效果，但是看得出来他们重视重商主义以及在英国工业化进程中发挥核心作用的所有暴力行动。最后，正如很多主流经济学家那样，他们更偏爱简洁优美的理论而非混乱的现实。[78]2009年阿里吉在其《亚当·斯密在北京》中谈到了他所谓的“军事凯恩斯主义”和军备竞赛的积极作用。2014年莫瑞斯在其《战争，益处何在？》中认为，战争在“长期使人类更加安全和富裕”，而且“通过创造规模更大的社会、更强的政府和更高的安全性，战争已经使这个世界变得更富足”。这种逻辑“随着时间流逝，也许是几十年，几百年”而愈发明显。人们可以用一句话总结这种观点：战争可以通过创建致力于促进和平与发展的政府而发挥作用。[79]对于英国的这一特殊案例，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一些学者强调战争以及备战并不一定对经济发展有害。[80]
想象使用武力能够带来的积极影响并不难。尽管有时当然需要付出惊人的代价，但是一场战争的胜者能够赢得一些东西：战利品、战败国的赔款和领土、一个被削弱的挑战者等。一次成功的力量展示能够获得回报，因为这可以被用来支持其经济政策，比如贸易和商人获得实际的保护，海洋战略得以实施以及势力扩张。一些人显然可以也确实从战争中获得了收益。无可否认，由于人们总是认为战争最终会有所回报，所以总是或多或少愿意为战争付出代价。如果我们看看欧洲的情况，每个人都认为战争会如计划一样发展，并且会得到良好回报。如果我们从世界的角度来看，欧洲人很明显将其施加暴力的丰富经验运用在其他大陆以实现其经济目的，比如以最简单的方式劫掠或者建立真正的帝国或贸易帝国。
但是，暴力的经济成本也显而易见。想象一下打赢一场战役需要花费的巨额财富，或者更糟的是花费了巨款最后却打了败仗。再想想由于战争造成的巨大损失以及经济由此戛然而止。无论如何，即使对军事的投资最终被证明是有益的，难道不能有某种更简单的在一个更和平的世界中花费更少的方法，可以获得同样甚至更好的结果吗？为了证明战争和备战物有所值，人们不得不考虑其所有的社会成本和收益，并且将它们与没有战争和备战的反事实情形相比较。我们永远也做不到这一点。即使我们只考虑直接的货币支出和收益，“除了一张臆测的收支平衡表，想要得出任何其他结果希望似乎太过渺茫”。[81]此外，为了制作这样一张表我们只能猜测，对于近代早期的欧洲人而言，这实际上没有任何意义。像一个固执的和平主义者或者一个坚定的自由贸易者一样思考，在欧洲近代早期那种崇尚战争和高度竞争的环境下，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战争、暴力、侵略以及不平等的竞争只是那个时代的人们不得不接受的生活现实。在战场上失利通常是无法接受的。暴力无论何时都没有经济理由。战争总是与一个王朝或者“国家”有关，而那些决定发动战争的人并不关心经济。随着时间流逝，经济因素确实在多个欧洲政府的决策中开始发挥作用，但是这并不能保证它们的战争就有经济意义。即使一场战争在一开始看起来是有经济“理由”的，当它结束时，特别是当一国战败时，可能情况早已完全不同。战争和经济之间的关系，或者更广义地说是强权和利益之间的关系，在近代早期欧洲总是产生激烈的讨论，大多数人同意暴力和武力是生活的一部分，而只有强大的国家才可以拥有强大的经济。
另外，如果不是像重商主义者认为的那样，贸易是经济实力唯一的主要来源，在近代早期的世界中贸易至少也是经济实力的主要来源之一。而且，贸易确实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强权。当代学者熟知并且毫不犹豫地承认这一点。当英国终于能够只依赖经济上的统治地位而不用展示其军事力量就可以享有海上霸权时，工业化早已处于一个非常先进的阶段。但是，当时英国还无法拥有这样的地位。英国发动众多代价高昂的战争，这对其享有全球海上霸权十分有利。因此，这可以视为英国经济的一笔“投资”。我们永远不能从严格的收支平衡表的角度来确定这些战争是不是一笔“好投资”。但是，我们可以确定这些战争花费巨大。英国在1680年至1815年的军事总开支与同期英国国内产品的出口总额相差无几。[82]但是，再次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英国完全不参加这些深陷其中的战役，又会发生什么呢？我们不得而知。出乎意料的是，即使声名狼藉的战败者，比如奥地利、法国和德国，它们也成为高度发达、十分富裕的国家。真正重要的是不是只要成为战争国家体系中的一员并加入这场激烈的竞争，而并非赢得战争呢？
战争的经济影响：以英国为例
即使我们不能得到在讨论军事凯恩斯主义时提到的从收支平衡表角度给出的确定答案，即使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个过时的问题，我们仍然不能忽视战争的经济影响。因此，让我们尝试以此时的英国为例来回答这个问题。战争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与对英国的影响相比太过微不足道，因而从中国的角度讨论任何战争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积极联系，意义不大。在我们谈到细节之前，有几个评论与桑切斯的观点[83]有关，一方面是战争和财政—军事体系崛起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是战争与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可能的联系。在17世纪80年代到18世纪20年代这段时期，无疑在全欧洲出现了财政—军事体系加速建立的现象。然而在大革命和在许多方面都很特殊的拿破仑战争之前，这并不意味着这一体系的加速建立与不断升级的欧洲战火之间有直接联系。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1702—1713）之后，欧洲只有几场所有欧洲大国都参加的大型战争。陆军和海军方面的花费以及他们的规模都增加了，但是统治者非常小心，不让军队被完全摧毁从而损失所有投资。简单来说：备战确实加强了，但是实际战争并没有加剧。当我们考察经济时不得不得出如下结论：18世纪包括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时期，远不是一个出现了惊人经济增长的阶段。这意味着对于18世纪的任何时期，托雷斯在编纂其著作时可能都是基于错误的假定。这一一般性的结论也适用于英国。至拿破仑战争行将结束时，英国确实扩大了陆军和海军的规模以及在这方面的开支，然而却没有用武之地。谈到经济增长时，多数经济史学家都会同意，直到进入19世纪的前几十年，英国经历了一个经济建设和发展的阶段，但是从实际GDP增长的角度来说并没有出现显著的增长。只有进入19世纪的前几十年，英国的实际收入才开始真正增长，当时税收压力即税收占GDP的比重下降了，政府不再有财政短缺，大战只是偶尔发生。在滑铁卢和萨拉热窝事件之间的时期，以欧洲的标准来说西欧非常和平。
这里又有英国的特质在起作用。首先，18世纪时它没在自己的领土上进行过一次大的战争，19世纪也是一样。在詹姆士第二次复辟（1745—1746）以后，这个国家也没有爆发过内乱。同样不同寻常的是，英国海军相对于陆军的重要性导致英国国家组织和军队之间的关系不同于那些国内驻有大量常备军的国家。[84]当然最重要的事实是，除了美国独立战争，英国从18世纪50年代到我们讨论的这段时期为止，[85]没有在任何一场重要战争中失败过，甚至包括拿破仑战争，英国也所向无敌。在这些战争结束后，它迅速使军人复员并且将兵力集中于国内，其国内战争的规模与欧洲的正常情况相比是相当小的。
为了“评估”战争的经济影响，人们可能会着眼于直接的成本和收益，并试着将它们以一张漂亮的收支平衡表展示出来。尽管我不得不说，即使能够做出这样的表格，结果也会是非常负面的，而且我仍然认为做出这样一张表格实际上是不可能的。然而，那不是问题的关键。我想我已经在其他地方说明过，现代经济增长的根源并不是积累而是创新。[86]因此我想着力阐明，战争是否为创新提供了根本的推动力。阿里吉在《亚当·斯密在北京》一书中不仅讨论了军事凯恩斯主义，同时也发展出一种不同的更为关注创新的论证思路。在他看来，“资本主义、工业主义和军事主义之间的协同作用受到国家间竞争的推动，也确实形成了良性的循环累积机制，造福于欧洲人的子孙后代”。[87]据他所讲，拿破仑时期英国的转口贸易使英国工业能力成为国家增长的有效工具。[88]与中国不同，西欧的战争不仅成为完全商业化的活动，而且采取了持续的军备竞赛的形式。他视这种竞赛为“创新的主要源泉”，而后者在我看来正是现代经济增长的标志。[89]按照他的观点，工业革命或者至少是资本生产方式的革命是“欧洲军备竞赛的副产品”。[90]韦斯和霍布森等学者也同意这种说法，并指出了英国早期工业革命时一些从军事部门扩散到其他经济部门的重要技术副产品的案例。[91]这样的例子显然是存在的。[92]但是，它能证明军备竞赛是“不断创新的主要源泉”和现代经济增长的引擎吗？至少在19世纪50年代之后的一段时间，很难找到某一领域的学者否认“军事工业综合体”是创新的主要源泉。不过我同意伊懋可的观点，称其为“主要来源”不免有些夸大，而且最多是真假参半。[93]撇开“需求是创新之母”这一点不谈，这些解释并不像看上去那样明了，[94]有许多例外，比如技术发展的主要来源是科学或者我称之为“技术的拼凑”。谈到我们讨论案例的时间顺序，战争的工业创新在许多方面都紧跟着市民社会中的工业创新，而不是领先于它。还有两点不同的反对意见。第一，为什么战争和备战的影响对不同国家如此不同？第二，我曾提到过，人们可能想知道，战争引发的创新是否不需要巨额的花费。我向任何试图坚持这一观点的人提出疑问，那些用于近代早期充满欧洲特色的军备竞赛的惊人巨款，是不是形成或者可能形成发明创造的最有效方式。然而，也许更有说服力的观点是，没有战争带来的挑战，许多创新可能根本就不会发生，因为它们不是任何理性的成本收益分析的结果，而是出于不能在战场上遭受失败的必然要求。这种必要性激发了本可能缺乏的努力。战争或者战争威胁毫无疑问是制造变革和提高效率的糟糕方法，对重商主义来说也是如此，但不容易弄清楚的是，在和平与公平竞争的时代该如何迈出“前进的步伐”。
高强度的军事化一定会有所谓的“动员效应”。战争或者战争威胁导致了下述情况：一个经济体的所有可用资源都尽可能高密集度地使用，产量和产能都被利用到了极限，在这种情况下对成本的关心程度要比和平年代低得多。这意味着未被充分利用的资源被“动员”起来，而在很多前工业化经济中，这类资源总是存在的。一些学者认为这在拿破仑战争时期的英国有所体现，他们认为这对于经济来说基本上是积极的，特别是这个国家由于战争都发生在他国的领土上从而免于战争破坏。[95]在这些战争发生时，英国国内经济在产量和生产率方面并没有受到影响。从18世纪90年代中期到1813年棉花产量增长了3倍。同一时期钢铁产量翻了两番，在基础设施方面也有了巨大的投资。[96]据估计，英国农民的收入在拿破仑战争时期每年持续增长1~2个百分点。[97]在拿破仑战争末期，英国的经济急速增长。反倒是和平带来了萧条。历史提供了很多战争时期出现爆炸性增长的案例。荷兰经济的黄金时代大部分都处在与西班牙的八十年战争时期。在整个20世纪，美国经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经历了最大规模的激增。对于胜利的一方很显然战争更有帮助。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对法国经济是有害的。[98]它们标志着法国和英国之间的一次（更大的）分流。[99]
军事需求如此之大，以至于满足这些需求对生产者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挑战。例如几位学者发现，如果没有战争的推动，很难想象在蒸汽机生产、铁路和铁船以及许多在这些生产过程中迸发出的创新会出现激增。[100]另外，对武器和制服之类的标准化物品的需求产生了规模经济，并且随之刺激了生产的集中化。在运输和通信方面，军事因素一直很重要。在这些部门实现大规模现代化的过程中，军事因素发挥了重要作用，虽然这一时期从1850年之后才开始而且这时已经接近军事化时期，[101]即使战争本身真正的“工业化”以19世纪40年代克里米亚战争为开始的标志，[102]战争在专业化需求方面对经济的影响也很大。拿破仑战争基本还属于前工业化战争，因为人力和马力仍然起着决定性作用，革新也主要发生在组织、参谋和后勤等“软件”而不是技术等“硬件”方面。但是，它们对资源的需求十分惊人，而且对有关国家施加的产能压力是巨大的。英国加速实现“理性化”，[103]而不是仅限于一些最为突出的部门。罗杰指出，仅海军就在全国农产品市场上购买了1/5的产出。这必然会对农业部门造成影响。[104]
只关注战争的直接技术影响或者经济影响会产生误导。在欧洲，战争对组织的发展以及最重要的对国家体制的影响都是显而易见的，而且很可能是更加重要的。用蒂利的名言来说，“战争造就了国家，同时国家也推动了战争”，当然这也适用于我们这里讨论的欧洲历史。想找到任何与战争无关的现代国家组织，是一件极具挑战性的事。人们只能认同弗朗西斯·福山的话：“战争最重要的影响可能不是谁赢谁输，而是它们产生的更深远的影响，这涉及战争对我们所生活的社会形态的长期影响。”[105]这一点蒂利在《强制与资本》中也曾提到过，就细节而言波特的《战争和大国崛起》的描述更加细致入微，而且在我来看也更有说服力。莫瑞斯在《战争，益处何在？》一书中最后也有类似的主张，但是他使用的分析技巧较少，缺乏历史深度，而且没有引用上述两本书，这让人有点吃惊。战争总是作为制度变革的推动器而发挥作用，这些变革可以对国家的基础权力产生巨大的影响。以英国为例，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理性化治理的许多有利的副产品，都与权力和战争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如果没有“重商主义”制度、组织和政策，没有调动资源的强大能力，拥有坚实基础权力的英国的产生与崛起是难以想象的。如前所述，危机总是能加快“理性化”的进程，例如在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时期与“旧贪腐”及其他低效率事件的斗争。[106]战争及备战成为最重要的国家问题，在西欧它们与不断增加的、有组织的国际协议有关，而协议的对象慢慢变成了臣民。[107]对英国而言，创新对英国登上世界权力巅峰有根本性的作用，从广义上讲，创新产生了英国的“财政革命”，而所有的制度变革和创新背后的根本原因是为了找到为战争买单的方法，并解决由此产生的各种公共债务问题。[108]显然，（财政）创新和战争有关。然而我们需要同样小心：对许多其他国家而言，在财政或其他领域，战争只是导致了权宜之计、更多的强制或者制造问题和混乱。那种正向联系并不存在，或者说很多时候并不那么明显。例如在近代早期的法国和西班牙就是如此。使这个问题更为复杂的是，这种联系在像普鲁士这样的国家在很长时间内并不存在，而普鲁士最终成为一个与荷兰共和国相比更加难以抵挡的军事力量。荷兰在很长时间内居民人数与普鲁士相近，并且在17世纪还是欧洲最富裕和财政体系最完善的国家。最后一例，奥斯曼帝国也不存在这种联系，而它并不缺乏战争。这再次说明，英国实际上非常例外，而且也再次提醒我们注意“需求是创新之母”“竞争推动进步”，这样的解释确定无疑。无论如何人们可能想知道，长期的战争是否真的促进了创新的涌现。我认为这样的战争和由此产生的资金需求，对财政革命来说肯定是不充分的，甚至可能是不必要的。实际上，后者通常是对战争环境的一种响应。
曼库尔·奥尔森在其研究中着眼于战争和制度变革的一种非常特殊的联系，他主张战争及其结果通常会摧毁“僵化的”社会结构和制度，并消除所有反对革新的既得利益集团。[109]因此它们使社会能够以新的面貌重新开始。这部分可以参考托马斯·皮凯蒂，他指出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对几个西方国家产生了巨大影响，尤其是在摧毁积累的财富方面。[110]在战争中失败的国家，只要它们仍然保留有效的人力资本，通常在失败后也能实现强有力的发展和增长。罗森塔尔和王国斌在其《大分流之外》中也提出了在战争和经济增长之间更为间接的或者可能出人意料的某种联系，即长期战争使西欧的制造业生产如果处在城市之外就无法拥有安全的环境。因而制造业集中于城市内，并由于更高的工资促进了创新，也激发了迈向工业化的技术突破。对英国这个首个工业国且几十年来一直占主导地位的国家来讲，这种解释并没有什么道理。我已经在拙作《摆脱贫困》中讨论过他们的观点，在此只向读者指出文献的相关出处。[111]
以上讨论的联系都是间接的。战争一般是一项艰巨的事业，需要有组织的、制度化的基础设施，就此而言，战争与经济之间也存在着更为直接的联系。在西方，当时陆军和海军成为规模最大、花费最多且最复杂的企业。战争越来越现代化和“理性化”，并需要由专业化人才来实施。从这方面讲，战争也许确实发挥了“发明之母”的作用。马克思曾指出，军队从劳动力和机器的使用、劳动部门以及所有大规模企业所需的后勤和管理安排等多个角度，预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112]像马克斯·韦伯一样，他也指出在军队和工厂中纪律的重要性和作用。[113]
让我们再次深入探究英国的案例。在第二章，我们从相对量与绝对量两个角度展示了英国包括军事开支在内的政府支出数据。这些支出数额巨大，相关人员数量庞大。为了对军事组织和战争及其产生的广泛经济影响有更具体的印象，我在这里只关注英国海军。皇家海军是英国国内雇用平民最多的雇主。1700年其后勤部门有6500名雇员。1814年这一数字达到17300。[114]18世纪末一艘一级海军战舰有900名海员。建造一艘英国一般规模的舰船并为之提供相应的补给，需要大量的人力、财力和物力。[115]从组织的角度来说，当时建造并维持一支一流海军，绝对比调动一支陆军要困难得多。皇家海军不仅是一家大型企业，其生产还具有专业化和现代化的特征。引用詹姆斯的话：
其复杂性体现在作为第一家现代工厂，它所有的绳索和木滑轮都是由当时最先进的工业技术大规模生产出来的。1799年为朴次茅斯的干船坞排水的蒸汽式水泵更是当时的首创，1802年至1812年蒸汽机被用于锯木厂，当时每年能生产13万个滑轮。[116]
大量的资金和专业技术被用于军事投资。布鲁尔将其与工业投资相比较，非常具有启发性：
18世纪早期一家大型企业的资产大致超过1万英镑。安布罗斯·克罗利的钢铁厂当时被视为奇迹，有大约1.2万英镑的固定资产。18世纪末期建造一家多层棉纺厂的成本大约为5000英镑。比较而言，海军战舰的成本较高。17世纪末期海军建造一艘一级战舰需要花费3.3万~3.9万英镑，建造一艘二级战舰需要2.4万~2.7万英镑，建造一艘三级船1.5万~1.7万英镑。18世纪的后50年建造最大战舰的成本翻了一倍。1765年建造配备100门大炮的一级胜利号战舰花费了63174英镑。甚至建造小一点的皇家海军战舰也比大多数工厂的成本要高。[117]
在18世纪80年代，一艘配备齐全的新74门炮船需要花费近5万英镑。[118]在资金方面，战争完全使其他产业相形见绌。再次引用布鲁尔的话：
在18世纪的前50年，英国海军拥有20艘一级和二级战舰，大约40艘三级战舰，还有120艘较小的四至六级战舰。如果我们假定自17世纪之后船舰的建造成本没有增长，那么整个舰队大约需要225万英镑的投资，仅重置费用就占全国收入的大约4%。可以将这一数据与1800年西赖丁羊毛工业的243个制造厂的固定资产总额相比较，后者大约为402651英镑，平均每个纺织厂1657英镑。因此，英国国内最重要的工业部门的固定资产大约只相当于英国海军固定资产的18%。[119]
最后一个例子引自彼得·马赛厄斯，他提到一家高度资本化的大型伦敦啤酒厂——杜鲁门、汉柏里和布斯顿（Truman, Hanbury and Buxton）啤酒厂，在当时它被认为是一家巨大的制造厂。1800年其总资产是33.4万英镑。在这一总额中，啤酒库存价值10万英镑，原材料为7.5万英镑，应收账款如已送出但还没有收到价款的啤酒以及借款为10万英镑。“固定资产”、公共房屋租约和酒桶等总值为5万英镑，而去掉酒桶，真正的啤酒厂只有2.6万英镑。[120]
随着时间流逝，船舰的数量有所增加。皇家海军的有效规模在1809年达到最大，当时有709艘船舰总计469227吨可供调遣。1803—1815年，英国船厂至少建造了515艘战舰。此外，建造成本不断增加：1815年一艘在普利茅斯造船厂下水的百门炮舰成本大约为11万英镑。[121]而且所有这些舰船还需要养护。海军每半年需要花费1.3万英镑以保持一艘一级战舰的船体完整并适于航海。[122]
当然还需要提供船员。18世纪中期平均船员数量为4万人。[123]从1805年至拿破仑战争末期，皇家海军通常有超过10万海员和士兵。海军的维护费很高而且需要大量现金和专业化设备，还要在每次任务开始时就要准备好数月的食物供给和备用品。我们只能推测他们需要的供给总数：当时每个海员每星期有资格得到7磅饼干、6磅肉、7加仑啤酒、2品脱豌豆和3品脱燕麦，另外还可以有少量的黄油、奶酪和醋。如果供给允许的话，他们还能得到新鲜的肉和蔬菜。有时需要10万吨位的运输量来为陆军和海军供应这些物资。[124]人们可以想象，海军对现金的消耗并不多，因为船员只有在他们的船上服役时（比如在英国）才可以在港口领取报酬。
以上参考数据仅针对海军。当我们着眼于整体武装力量时，数据会更加惊人。引用彼得·马赛厄斯的研究：
考虑英国在1793—1815年英法战争中的全部军事花费，单是这一数字大概就达到了10亿英镑，其中有超过5亿英镑是由政府通过长期资本市场发债筹集的，期限超过了22年，而1750—1820年对运河系统的总投资累积约为2000万英镑，而运输投资是生产性投资中波动最大的。1809—1810年整个棉花产业的固定资产投资每年只有40万英镑，还不到当年军事预算4500万英镑的1%。[125]
我只能同意布鲁尔以下的两个观点：“作为一个组织，财政—军事国家让任何民间企业相形见绌”，[126]以及“如果我们对组织的历史而不只是生产的历史感兴趣，我们应该观察军事而不是民间企业”。[127]在规模和复杂性上，没有什么能比得上战争的后勤部门。相比发动战争的成本，支持工业革命的成本只是“小巫见大巫”。[128]
在这里我们必须提到东印度公司这个半私半公、半公司制半国有化的企业，在其所处的时代，它也是一家巨型企业。1815年政治经济学家帕特里克·科洪计算出这家公司为超过4.8万名英国臣民提供了直接的就业机会，而无论是在国内、国外或是海上，以各种方式靠东印度公司为生的英国人数量更是两倍于此。[129]我已经提到了东印度公司庞大的军队。[130]相比来看，1753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其顶峰时期一共（即在荷兰共和国、亚洲和其船舶上）才雇用了3.8万人。[131]
[1] Kennedy, Rise and Fall of British Naval Mastery，第150—151页。
[2] Kennedy, Rise and Fall of British Naval Mastery，第157页。我很好奇Kennedy所称的“不费吹灰之力”是指什么。
[3] Bairoch, Economics and World History，第82页，同时可参见第85页。
[4] Goldstone, Why Europe?，第69页。
[5] 参见Adas,“Imperialism and colonialism”，第387页。Marks, Origins of the Modern World，第11页；Morillo,“Guns and government”，第79页；Ponting, World History，第677—679页。
[6] 认为现代增长只能在一国成为帝国时才能继续的观点也是如此。在此，我引述了我在《摆脱贫困》一书中的分析。
[7] Clark,“What made Britannia Great?”，第51页。
[8] 参见Clark, Farewell to Alms。
[9] 达尔文所谓的“欧亚革命”，是指在18世纪50年代至19世纪30年代，地缘政治、文化和经济方面的变革，在这段时间，欧亚文化和陆地之间的长期均衡，由于欧洲崛起并占据统治地位而土崩瓦解。参见Darwin, After Tamerlane，第160页。
[10] Darwin, After Tamerlane，第161页和第196页。
[11] Darwin, After Tamerlane，第27页。
[12] Darwin, After Tamerlane，引文在第27和第162页。
[13] 了解更多内容，参见拙作《摆脱贫困》第1章、第6章和第7章。
[14] Von Tunzelmann, Steam Power中关于煤炭消费的内容。
[15] Von Tunzelmann, Steam Power，第29—30页。
[16] Minchington,“Energy basis”，第356页。
[17] 数据参见Landes, Unbound Prometheus，第292页和104页。
[18] 工业化进程中英国的煤炭产量和消费量，参见（按作者姓名字母顺序）Daunton, Progress and Poverty，第585页；Mathias, First Industrial Nation，第481页；Minchington,“Energy basis”; Sieferle, Subterranean Forest，第88页；Von Tunzelmann, Steam Power。自1700年至1830年，使用的煤炭量从300万吨增长至3000万吨。至1900年它再次增长10倍，至大约3亿吨。到19世纪50年代，煤炭的出口量仅为总产量的百分之几。
[19] Matthias,“Economic expansion”，第10页；Matthias, First Industrial Nation，第483—484页。
[20] 时间参见Etemad, Possessing the World; Dalziel, Penguin Historical Atlas of the British Empire。后者清楚展现了大英帝国是如何一步步成长的。
[21] Washbrook,“India in the early modern world economy”，第89页。
[22] 关于“海上蒸汽船”的简单讨论，参见Black, War and the World，第166—168页。Headrick, Tentacles of Progress，第23—25页；Headrick, Tools of Empire，第1章和第2章及该书第36页关于铁船和皇家海军的评论，以及Pacey, Technology in World Civilization，第142—145页。技术在西方帝国主义进程中扮演的角色，参见Headrick, Tools of Empire。“复仇女神号”是英国第一艘海上铁壳战船，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实际上为东印度公司所有，并且从英国海军部获得了虏获敌国商船的许可证。
[23] Clark,“What made Britannia Great?”，第47—48页。
[24] 参见Black, European Warfare，第203页；Boot, War Made New，第114—115页；Lynn,“Nations in arms”，第212页；McNeill, Pursuit of Power，第225—227页、第233—236页和第233—236页，以及Murray,“Industrialization of war”。
[25] 参见Headrick, Invisible Weapon。
[26] 关于工业革命之前西方的军事优势，按作者姓名字母顺序，参见Black, A Military Revolution?; Black, War and the World; Black, War in the Early Modern World; Black, Military Power; Chase, Firearms; Hanson, Why the West has Won; Headrick, Power over People and Tools of Empire; Hoffman,“Prices, the Military Revolution, and Western Europe's comparative advantage”，“Why was it Europeans who conquered the World?”; Lynn, Battle; McNeill, Pursuit of Power; Parker, MilitaryRevolution; Parker, Cambridg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Warfare; Rogers, Military Revolution Debate; Thompson,“Militarysuperiority thesis”。
[27] 此观点参见硕士论文Maciej Hacaga, The British Global Hegemony 1763 - 1914 and Energy.The Intricate Nexus。我可以向感兴趣的读者发送一份PDF格式的文件。
[28] 参见Bayly, Imperial Meridian。
[29] Black, European Warfare，第12章。
[30] 此观点可参见Lynn,“Nations in arms”。
[31] 从这个角度来说Crafts and Harley的研究尤为重要。一些“结论”参见Daunton, Progress and Poverty，第125—136页，以及Mokyr,“Accounting for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第4页表1。
[32] 简短的解释参见Parker,“Introduction”。
[33] 这一概念1955年由Michael Roberts在一次名为“1550—1660年的军事革命”的演讲中提出，修正的版本参见Rogers, Military Revolution Debate。更多文献参见本书第五章注释26。
[34] Black, European Warfare，第196页。
[35] Chase, Firearms，第200页和第206页。
[36] Hanson, Why the West Has Won。对此的批判性的“回应”，参见Lynn, Battle。
[37] Thompson,“Militarysuperiority thesis”。
[38] 参见Black, Western Warfare; Wawro, Warfare and Society。
[39] 当时科技确实开始愈发重要，参见第五章注释24。
[40] 关于英国曾经发生“军事革命”的观点，参见Wheeler, Making of a World Power。相反的观点，参见Rodger,“War as an economic activity”; Rodger,“From the‘military revolution’to the‘fiscal - naval state’”。
[41] 有关英国皇家海军成为世界上最有效的海上战争机器的观点，参见Allen, Institutional Revolution，第5章；Baugh,“Naval power”，以及Morriss, Foundations of British Maritime Ascendancy。皇家海军和商船之间的人员交换，使一般商船海员的职业生涯经常在海军服役，参见Earle, Sailors，第12章。
[42] 参见Frykman,“Seeleute auf den europ·a·ischen Kriegsschiffe”，第65—72页。
[43] 关于清朝领导的中国军队的资料，按照作者姓名字母顺序，参见Di Cosmo, Military Culture; Di Cosmo,“European technology and Manchu power”，Di Cosm,“Did guns matter?”; Elleman, Modern Chinese Warfare; Elliott, Manchu Way; Fung,“Testing the self - strengthening”; Graff and Higham, Military History，尤其是Lococo,“Qing Empire”; Horowitz,“Beyond the marble boat”; Kuhn, Rebellion and Its Enemies; Lorge,“War and warfare”; Lorge, War, Politics and Society; Lorge, Asian Military Revolution; Powell, Rise of Chinese Military Power; Van der Ven, Warfare in Chinese History; Vam der Ven,“Military mobilization”; Waley-Cohen, Culture of War，以及Wang, Anglo -Chinese Encounters。关于现代中国战争的特殊问题，参见Modern Asian Studies 30, 4（1996）。
[44] Black, Warfar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第31页。
[45] Black, War and the World，第72页。
[46] Perdue, China Marches West，第285页。这意味着一个准噶尔人需要对抗超过400个中国人。还有其他更高的数字，但是两者比例的量级是类似的。
[47] 这些战役参见Elliott, Emperor Qianlong。1765—1770年侵入缅甸的战役参见Dai,“Disguised defeat”。戴莹琮将其描述为清朝曾经发动的最为灾难性的前线战役。清朝在1788—1793年的中尼战役中获得了胜利，但是从军事角度来看，他们的胜利并不引人瞩目。
[48] 我在此引用并转述了Paine, Sino-Japanese War，第14—15页。
[49] Van der Ven,“War in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第737页。
[50] 参见Elvin,“Historian as haruspex”，第105页。
[51] 更多背景参见Chase, Firearms，有关“中国”的部分。
[52] 更多信息参见Kuhn,“Taiping Rebellion”。
[53] 中国海关在1854年建立时，事实上有一个前身，即上海海关总事务司，它产生于一份中国海关税务司必须雇用英、法、美三国首脑指定的外籍人士的协议。参见Lyons, China Maritime Customs，第7页。赫德爵士是其1863—1911年的总税务司。这一事实符合王国斌的观点，即清朝在19世纪下半叶在征税方面是成功的。
[54] 我整理了注释列举的文献中提到的这些弱点，最有帮助的文献参见Powell, Rise of Chinese Military Power。
[55] 关于这种“地方化”，参见Kuhn, Rebellion and Its Enemies。
[56] 参见Crossley, Orphan Warriors。
[57] 参见Crossley, Orphan Warriors; Elliott, Manchu Way，第175—191页。
[58] 参见Wang, Anglo-Chinese Encounters，第2章。
[59] 这条引文参见Cranmer-Byng, Embassy to China，第170页。
[60] 有关中国海军力量的更多信息，按作者姓名字母顺序，参见Andrade,“Company's Chinese pirates”; Antony,“State, community, and pirate suppression”; Murray,“Piracy and China's maritime transition”; Wang, Anglo-Chinese Encounters，以及注释61中提到的王文生的著作。
[61] 参见Wang, White Lotus Rebels and South China Pirates，第3章。
[62] Westad, Restless Empire，第38页。这本书的参考文献有些令人困惑。
[63] Sng,“Size and dynastic decline”。
[64] Overdijking, Lin Tse-Hsu，附录6。
[65] Hsü, Rise of Modern China，第192页。
[66] Headrick, Tools of Empire，第90—91页。
[67] Hsü, Rise of Modern China，第175页。
[68] Ralston, Importing the European Army。
[69] 引文出自Cranmer-Byng, Embassy to China，第212—213页。
[70] 这条评论参见Deng, China's Political Economy，第31页。
[71] Torres Sánchez,“Triumph of the fiscal-military state”，第14页，以及发表该文的著作的折页。
[72] 这一概念参见Viner,“Power versus plenty”。
[73] De la Court, True Interest and Political Maxims，第242页。
[74] Marx, Capital，第1卷，第916页。
[75] Sombart, Krieg und Kapitalismus。
[76] 我按时间顺序列出如下，Nef, War and Human Progress; Lane, Profits from Power; McNeill, Pursuit of Power; Sen, Military Origins of Industrialization; Tilly, Coercion, Capital, and European States; Porter, War and the Rise of the State; Weiss and Hobson, State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Cooper and Ruttan, Is War Necessary for Growth
[77] Rapp,“Unmaking of the Mediterranean trade hegemony”，第515页。
[78] 参见Reinhant在Journay of Global History上的评论。
[79] 这些直接的引文，参见Morris, War，第7页。
[80] 参见第287页的引文和第五章注释95。
[81] O'Brien,“Contributions of warfare”，第36页。
[82] 关于英国战争花费与贸易价值的对比，参见Harley,“Reassessing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第218页；Mitchell, British Historical Statistics，第448—452页。
[83] 见第287页。
[84] 如果没有这些（战争、暴乱），会有怎样的影响，见Downing, Military Revolution。
[85] 令人惊讶的是，随着时间流逝，这场战争并没有对英国和爱尔兰之间的贸易造成破坏性影响。
[86] 那正是拙作《摆脱贫困》的主题。
[87] Arrighi, Adam Smith in Beijing，第95页。
[88] Arrighi, Adam Smith in Beijing，第243页。
[89] Arrighi, Adam Smith in Beijing，第272页。
[90] Arrighi, Adam Smith in Beijing，第268页，阿里吉的观点基于William McNeil的理论。
[91] Weiss and Hobson, State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第78—81页。Mumford也看到了其中的联系，参见其Technics and Civilisation，第163页。在书中他指出，总的来说“战争中的流血与钢铁产量保持了同步”。
[92] 参见，比如Knight, Britain against Napoleon，第12章。
[93] 参见Elvin,“Historian as haruspex”，第102页。
[94] 例如，在激烈的战争中，在生产和生产率方面施加的超高压，不一定对创新产生积极作用，因为无论常理还是理论研究都表明，这一定程度上对投入研发的资金会有很大的负面影响。
[95] 例如，参见Davis,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d British Overseas Trade，第74页。Deane,“War and industrialisation”，第97页。O'Brien,“Contributions of warfare”; Rodger,“War as an economic activity”，特别是O'Brien提出了非常有说服力的论据，甚至在战争期间，英国也能持续在其经济中运用未充分利用的资源。参见本书中我对“挤出效应”的评论。
[96] Knight, Britain against Napoleon，第352—353页和第392—393页。
[97] O'Brien,“Triumph and denouement”，第197页。
[98] 对于拿破仑战争对几个国家的经济影响，参见Aerts and Crouzet,“Economic effects”; O'Brien,“Impact of the Revolutionary and Napoleonic wars”; O'Rourke,“Worldwide economic impact”。他们对于英国和法国一些传闻逸事的评论，见Knight, Britain against Napoleon，第12章。
[99] Verley, L'échelle du monde，第459—516页。
[100] 此观点参见Arrighi, Adam Smith in Beijing，第268页，他参考了McNeill的Pursuit of Power，第211—212页。
[101] 大陆几个国家的军事化，较之英国更加重要。
[102] 参见第5章注释24。
[103] 引自Bell, First Total War; Knight, Fighting against Napoleon，我的评论在第137—138页。
[104] 参见Rodger,“War as an economic activity”，第14页。
[105] 参见Fukuyama在Porter的War and the Rise of the State一书的封底的话。
[106] Knight, Britain against Napoleon，第11章。
[107] 参见Tilly, Coercion and Capital中有关讨价还价的部分。
[108] 学者清晰表述了这种联系，例如Arrighi, Long Twentieth Century，第13页、第17页和第3章；Ferguson, Cash Nexus，各章以及Weiss and Hobson, State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第79—92页和第112—139页。
[109] Olson, Rise and Decline。
[110] Piketty,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中的“World Wars I and II”以及“Shocks”。
[111] Vries, Escaping Poverty，第184—186页。
[112] 更多评论参见Arrighi, Adam Smith in Beijing，第265页。
[113] 参见第391页。
[114] James, Warrior Race，第274页。
[115] 英国东印度公司不像荷兰东印度公司那样自己建造船舶。
[116] James, Warrior Race，第274页。更多例子可参见Knight, Britain against Napoleon，第12章。
[117] Brewer, Sinews of Power，第34页。
[118] Baugh,“Naval power”，第238页。
[119] Brewer, Sinews of Power，第34—35页。
[120] Mathias,“Financing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第76页。
[121] Knight, Britain against Napoleon，第315页、第368页和第359页；或参见Rodger,“War as an economic activity”，第10页。“一艘在1805年服役的74门炮装备齐全且可用的舰艇，成本大约为8万英镑，或者说是16个棉花厂的价格。”
[122] Brewer, Sinews of Power，第35页。
[123] Baugh, British Naval Administration，第246页。
[124] Hall, British Strategy，第37页和第43页。
[125] Mathias,“Financing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第72页。比较表17和表18中对成本的估算。
[126] Brewer, Sinews of Power，第34页。
[127] Brewer, Sinews of Power，第37页。
[128] Rule, Vital Century，第276页。
[129] Bowen, Business of Empire，第271页。
[130] 参见第265—266页。
[131] Gaastra,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第3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