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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支出或超支
第二章 支出或超支
支出
邻国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战争，我们必须跟上他们的步伐。
普鲁士选帝侯于北方战争前夕（1655—1660年）[1]
我对借债和利润这类事务毫无兴趣。我始终搞不懂它们。
菲利浦二世和其财政大臣的谈话[2]
民众繁重赋税稍减……则民力日增。
陈宏谋，中国18世纪的一位官员[3]
中国遭受的诅咒，便是官员难敷家用的微薄薪酬，由此滋生的产物可称之为“鲜花与荆棘”，荆棘是赤裸裸的敲诈与贪污，而鲜花则是给当权者的礼物。
赫德爵士的日记，1864年11月22日
13—19世纪欧洲财政体系的扩张是支出推动的。支出的形式或多或少独立于征税收入。问题由此变成了如何能够获得足够的经费来为支出筹资。[4]上涨的支出处于主导地位，之后提到的债务也是一样。与其他事情一样，中国采用的却是完全相反的逻辑。量入为出被视为财政管理的根基。[5]清朝统治者十分重视廉政。清政府提供的行政费用远低于政府实际的需求，尽管我们必须认识到政府的开支数据并不一定展现了所有的实际支出或是实际的政府活动。法定开支与实际开支相差甚远。[6]政府官员的薪水数量很少。那些应该得到薪水的人所得甚少。很多人在提供我们所称的公共服务，却得不到任何正式报酬。很多士兵总是希望能够得到一些土地，以养活自己及其亲属。最终这一政策并不十分成功，尽管土地数量非常可观。地方政府不得不私下支付许多不能由财政承担的费用，即使正式薪酬中算上所谓的“养廉银”，私下的支出仍要高出几倍。[7]比如，他们需要用自己的薪水支付幕僚的费用。这些民间专家的专长主要在法律和税收方面，他们不属于任何政府机关，因此政府官员只能自掏腰包支付其全部费用。[8]至于政府指派给他们的官吏，官员得到的资金最多也只能支付其薪酬的一部分。按照惯例，无论出自官方的津贴还是自己的腰包，政府官员都无法为其“员工”提供一份体面的工资，这就意味着官员必须或多或少地授予官吏自创收入的权利。没有任何政府资金用于支付衙役和当差的费用，而这些人实际上是不可或缺的。
当然，所有这些在实践中意味着这些官吏，无论是幕僚还是衙役或者当差，提供的所谓公共服务不得不由民众支付费用。对于衙役和当差而言，这就是所谓的例费。显然这产生了大量敲诈和贪腐的机会。官吏得不到经费，却又指望他们完成一些公务，比如建造城墙、公路、堤坝等，这使问题日益恶化。对于中国省级官员的困境，曾小萍有以下简明扼要的描述：
最终，如果官员想要完成工作，只有两种选择。他们要么挪用中央政府为其他事项拨备的款项或是挪用为国库预留的款项，要么通过收税的方式压榨人民以获得必要经费。事实上，这两件事他们都做。[9]
正如巴拉兹所言，为了完成交代的每项任务，地方官员不得不成为天才，当然实际上天才并不常见。[10]更为严重的是，国库或官仓亏空或者未能完成税收定额常常被视为道德败坏，这些官员会被置于地方官衙的台阶前示众。[11]
当然，所有类似的权宜之计都没有被计入官方账目，由此带来的收入在多大程度上可被视为政府收入也完全搞不清楚。这并不是政府的储蓄，但是从另一方面讲，它又减少了政府的开支，因此也可算作是一种收入。为了描绘中央政府开支的完整图景，我们还必须考虑皇室的开支以及由地方截留的税收所支付的开支。[12]对于这些开支，我还未见到任何系统的资料。
近观开支：军事的绝对重要性
查尔斯·蒂利在其关于欧洲国家形成史的名著中写道，在近代早期的欧洲，战争造就了国家，同时国家也推动了战争。[13]总体而言，他是正确的。在近现代时期的整个欧洲，战争一直是政府最大的支出项目：这就意味着现在为战争提供开支，或是未来为战争提供开支，即偿还先前的战争带来的债务。对战争债务的赔付很容易被忽略。这是不应该的：它往往是西欧政府总支出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文献对战争费用占总开支比例的估算往往不尽相同，因为有的只计算战争当时的开支，有的将债务利息也计算在内，而这意味着要偿付先前战争产生的相关额外费用。尼尔·弗格森估计，18世纪的欧洲领主平均将54%的总预算用于战事。他并没有将债务利息算在其中。[14]对18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40年代的亚洲、普鲁士/德国、法国以及英国，迈克尔·曼得出了同样量级的数字，当然战争时期与和平时期这些数字有所不同。[15]同样，对于战争债务的偿还没有被计入“军费支出”的分类中。阅读新近出版的有关漫长的18世纪欧洲财政—军事国家的著作，人们只能得出结论：在当时战争支出一直都是其主要支出。[16]
直到19世纪最初的10年，普鲁士在军事上的投入从未少于总预算的70%。有时这一数字甚至高达90%。[17]即使考虑到政府系统推广所谓的屯兵制，即士兵尽可能自己解决生计，这显然仍不够用。17世纪40年代的荷兰共和国作为几部关于财政—军事国家的文献未被提及的西欧重要国家，军事支出合计达到了政府总支出的87%。当时只有4%的总预算被用于偿还债务。1801年就军事支出本身而论，“只”占预算的45%，但是预算中用于债务偿还的部分却高达41%。总开支的45%用于陆军、防御工事和海军，数量高达3000万荷兰盾，约合1000万两白银。[18]无须深入分析欧洲或西欧各国的情况也足以证明它们都是相似的。这同样适用于中东欧。普鲁士作为军事国家的威名已成为传奇。在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让别人去发动战争吧，你，幸福的奥地利……应该联姻”，这句名言很久以来都被视为现实。然而，实际上哈布斯堡的军事历史与普鲁士十分相似：战争及其相关事务扮演了重要角色。[19]
就像本书其余部分那样，让我们聚焦英国。毫无疑问，布鲁尔将18世纪的英国称为财政—军事国家是正确的，尽管称之为财政—海军国家或许更贴切。这一直持续到19世纪20年代。中央政府的资金大量用于军事活动。他指出，整个18世纪每年政府开支有75%~85%用于陆军、海军、大炮以及偿还先前战争的债务。[20]爱克哈特·施雷默尔的估计甚至更高，他估计在18世纪的英国军事综合开支占政府总开支的80%~90%，在世纪之初较为接近前者，而在18世纪末则更接近后者。[21]其他的估计均在同一量级上。[22]
表15 1688—1801年大不列颠中央政府总净支出及1802—1850年联合王国中央政府总支出（单位：千英镑）
注：NR =数据不可得。 资料来源：Mitchell, British Historical Statistics，第579—580页，第587—588页。
在拿破仑战争之后军事开支骤减，不仅仅是绝对数额，占政府支出的比例也在减少。与1688—1815年相比，1815—1914年爆发的成本高昂的欧洲本土战争数量急剧减少。整体而言，此时民用支出特别是有关基础建设和教育的支出大幅增加。但是比较而言，民用支出的总额一直很小。英国的情况同样是个例外，其民用支出仍然很低，而债务清偿的支出则高得惊人。从1816年至1850年债务费用几乎都超过年度预算的50%。但是其重要性不是最近才显露出来。伴随着西班牙王位继承战（1702—1713），英国债务支出达到总支出的50%。一直到1790年这个数字都未低于35%。[23]
考虑到债务支出一直居于重要地位，英法战争之后军事支出重要性的下降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错觉。待偿债务主要是之前战争耗费的支出。最后我想说的是，政府税收和支出占GDP的比例直到19世纪七八十年代才出现下降趋势。[24]
图10 1688—1815年大不列颠债务本息占总税收的比例 资料来源：O’Brien,“The history, nature and economic significance of an exceptional fiscal state”，第31页。
表16 主要战争期间英国陆军与海军的年均支出（单位：百万英镑）
资料来源：Brewer, Sinews of Power，第25—64页，Evans, Forging of the Modern State，第412页；O’Brien,“Political economy”，第2页。
为了更具体地说明存在的差别，让我们考察一下投入资金的绝对数额。尤其是法国大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期间，开支高得惊人。1780—1830年是世界史上的重要时期，英国在陆军和海军方面的开支年均约2000万英镑。换算成等额的白银，接近清政府总的常规税收收入，而中国的人口是英国的30倍。当然我们应该了解，某些年份的总支出会大大高于平均值。无须另外讨论其他西欧国家的情况，这些国家都与英国类似：战事费用十分巨大，且不断上涨。
表17 1688—1815年英国战时财政支出与财政收入（单位：英镑，%）
资料来源：Kennedy,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第81页。
表18 1689—1815年英国为战争筹借的款项
资料来源：Macdonald James, Free Nation Deep in Debt，第339页。在计算战争费用时，津贴是按正常和平时期的防卫开支估计的。
当我们将目光转向中国的政府支出，又是一幅截然不同的景象。对于我们讨论的时期，我未发现有任何估计显示清朝中央政府的开支年均超过4500万两白银。[25]1802—1851年英国中央政府大部分时间的总支出都在每年4800万英镑以上。在此期间，平均总支出达到大约6500万英镑。对中国而言，此时政府正式的年均支出约为3500万两白银。如果假设这些白银在中国的购买力是英国的3倍，这相当于3500万英镑。这意味着按购买力计算，英国中央政府的平均花费两倍于中国政府。就人均而言，同样按购买力计算这将是30倍以上的差距。[26]即使我们将中国的平均支出增加一倍，因为实际支出肯定会更高，这一差距依然巨大。就此而言，像王文生认为的那样，乾隆作为一个敛财和花钱的能手却难以克服“前现代社会政治发展的根本限制，即与人口数量相比能够动员的资源日渐减少”，这一观点看上去有些奇怪。[27]
如果我们信任该领域的专家提供的资料，中国也是一样，政府将大部分资金用于军事，数量轻松超过正式支出的一半。我们通常应该谨慎对待有关的数据。我将区分官方常规性支出与战争支出，以深入探讨总开支。我找到的有关官方常规军费开支的所有估计，“出发点”都是官方常规的政府收入不超过6000万至8000万两白银。大致在1750—1850年官方常规的军费支出据估计年均至少为2500万，至多为3200万两白银。[28]王国斌指出，18世纪中叶当时的军费支出达到了每年1800万两白银。令人吃惊的是，在他看来这表现出清朝的强大。[29]马戛尔尼勋爵对此也提供了一些资料。根据一位中国军官提供的信息，他估计中国军队由100万步兵和80万骑兵组成。他指出，在和平时期这需要7400万两白银以应付常规开销，还需要同样的收入作为额外的非常规开销。两者之和占到他所估计的政府总收入的3/4。[30]180万军队这一惊人的数字远远超过任何近期学术研究得出的结论，这看起来十分夸张。这样一只庞大军队将会导致巨额的开支，而且马戛尔尼勋爵还仅指和平时期的开支，未包括大量驻扎在“长城之外”的鞑靼军队的开支。马戛尔尼勋爵估计的庞大的军队数量很可能有所夸大，其中包括很多并非真正能打仗的士兵，这些人仅被纳入统计，但是个人获得的报酬很少或者没有报酬。[31]
那么非常规的额外开支如何呢？这些开支，例如战争开支，经常从国库余额中支付。根据濮德培的估计，1747—1805年清朝主要战争的总开支约为3亿两白银。[32]当然某些年份的开支会高于其他时期。表19中的总额看起来很庞大，但是平均到每年，我们发现年均开支仅有500万两白银。1747年之前当然也爆发过战争。较高的估计是，雍正皇帝在位期间针对准格尔的战争持续了7年之久，花费了近1.3亿两白银，共4300万英镑或相当于每年600万英镑。[33]19世纪上半叶军事战争的开支开始显著减少。从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到签订《南京条约》，清政府抵御外侮共耗资3000万两白银，即1000万英镑。[34]相较而言，清朝中央政府用于镇压1850—1868年的国内起义，总耗费3亿两白银。[35]
表19 18世纪清朝耗资超过1000万两白银的军事行动（单位：百万两）
资料来源：Perdue,“China’s Environment”，表1。笔者再次强调，所列数据均为估计值。在其他著作中可能会发现，具体战役的数据与本书略有不同。目前，笔者发现的最大差别来自Wang, White Lotus Rebels and South China Pirates，第141页。其中，镇压白莲教起义的战争耗资总计约2亿两白银。需要再次说明，本书重点关注的是量级。
上述数据表明了两点。第一，相比英国，中国常规和非常规军事支出更低。如果取较高的估计值，如濮德培所讲，从1740年至19世纪初平均年正常支出可达3200万两白银。考虑到额外的战争支出，我们再增加500万两白银。这样，中国每年的总支出为3700万两白银，根据与英国购买力水平的比较，这相当于英国的3700万英镑。从18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20年代中国人口是英国的20倍，而军队支出在扣除物价因素后仅仅是英国的1.8倍。这意味着扣除物价因素之后英国人均陆军和海军的开支是中国的10倍。这些数据也体现了另一有趣的事实：18世纪乾隆时期与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以及之后的短期相比，军事支出明显高出很多。19世纪中叶，中国有人认为他们生活在一个和平年代，对一些坚信中国肯定被战争动摇了根本的西方人而言，这一观点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么离谱。道光年间的军事支出是嘉庆年间的70%，仅是乾隆晚期的50%。[36]这里提到的战争费用数据和后面提到的战争赔款数据无法令人相信，19世纪中国的问题是为抵御外敌而付出了高昂的军事准备和作战成本，就像罗森塔尔与王国斌以及文安立所说明的那样。[37]为公平起见，必须考虑中国至少有部分实际的军事成本秘而不宣，这是由于大量中国的军人特别是八旗兵，清政府会为其提供土地和为其耕种土地的农民，因此，他们可以自己承担一部分生计费用。
中英两国的非军事支出：相比英国，清朝真的更是一个福利国家吗？
军事支出在英国和中国都是最重要的单一支出类别，但是这并非唯一重要的。纵观整个西欧我们会发现，大部分政府在民政事务方面投入的比例较小甚至微不足道，比如行政和法院。这方面的支出以及一些基础设施方面的支出直到19世纪20年代才开始显著增加。然而在20世纪，基础设施、交通通信、教育和社会保障的支出占了预算的主要部分，这在18世纪是完全不可能的。
中国的主要支出也是相似的，即军人（及其家属）、法官和官员的薪水。从比较的角度有两种支出十分有趣。首先是笔者称之为水利管理的支出，如疏通河流、灌溉和防洪，考虑到中国的特殊国情，水利问题是其中心议题，中央政府实际投入的资金十分少。[38]如果将水利管理的总投入和重要性作为水利国家的衡量标准，荷兰共和国更符合这一定义。然而与中国一样，大部分水利方面的支出是由地方政府承担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水利管理的负担越来越重。但是随着维护成本逐渐增加并成为总支出的主要部分，用于扩建和创新的资金就越来越少：扩建和创新几无可能。就此来讲，正如伊懋可所言，中国已经达到了“高水平均衡陷阱”，具体而言就是陷入某种生态锁定状态。大运河的持续通航和防止黄河泛滥改道都出现了很多严重问题。中国很多地区开始出现森林滥伐和资源枯竭现象。[39]
接下来就是官仓系统的运转费用。为了保障人民生活，中国政府付出很多努力，在认为必要时为了维护官仓系统的正常运行，可以要求商人出资或者直接干预市场。很多作者，比如魏丕信和王国斌，已经做了很多关于官仓系统的研究。据他们在《养民：1659—1850年中国之仓储制度》一书的估算，官仓中储备的粮食在18世纪末期已经非常之高，1791年达到峰值，乐观估计有近4600万石。如果沿着王国斌的思路，假定每位成年人月均消费为0.3石，儿童为0.15石，那么储存的粮食足够养活1500万~2000万人口，即约5%的人口一整年。[40]实际的分配当然是另外一个问题。王国斌认为，5%的中国人口有15%的粮食是通过常平仓的派发得到的。这意味着粮食总消费量的0.75%是由官仓供给的。借由另外一个稍有不同的估算方法，王国斌得到了大致相同的结果。根据王国斌的观点，分配的粮食大致占到所有市场交易粮食的7%。根据吴承明的估计，粮食总量中只有10%通过市场交易，王国斌也支持这一结论，这意味着分配的粮食确实只占粮食总消费量的0.7%，或者说相当于约200万人的大米消耗量。[41]即使这些数据看起来不那么引人注目，考虑到中国的国土规模和令人生畏的运输问题，我们面对的仍是一个惊人的成就。这种特殊的系统在欧洲着实罕见。
为了保障人民生活，政府不仅实行官仓制度，还采取其他相关的措施。如有必要，作为一种赈灾手段政府会减免税赋。政府为穷人派发土地并经常免除其税赋。政府运营各种福利组织，如孤儿院、救济院、学校和所谓的慈善院。[42]在这方面应当且必须提到旗人的地位。他们享受国家从摇篮到坟墓的供养，拥有无数人企图从中获利的世袭特权。为军队所拨的资金很大一部分用来照顾军人的家属。艾略特甚至认为他们实际上生活在某种福利国家。[43]他正确地指出，旗人享有特别的福利规定：
每年1/5~1/4的国家收入预留出来，用于支付旗人的生活费用，这些人不到总人口的2%。这是帝国晚期财政结构最显著的特征之一。[44]
这类从政府扶助中获利的群体仅限于满足限制条件的精英，但是如果艾略特是正确的，由此分配的资源在数量上与粮仓系统的量级相同。笔者绝不是质疑清朝统治者是否真的关心他们的臣民。问题是王国斌和魏丕信这些学者及其追随者力图使读者相信，近代欧洲政府为其国民的福利（几乎）未做任何事情，这与中国父爱主义的统治者截然相反。我们已经看到，王国斌声称中华帝国由国家出资建立官仓并赈济灾荒，这表明“对物质福利的官方承诺超乎欧洲国家的想象，更不用说有关的成就了”。[45]
王国斌的很多论著都指出，在欧洲（西欧），再次使用这一常见但经常具有误导性的名词，中央政府对公共福利不感兴趣且态度消极。在任何情况下与中国相比，西欧国家的兴趣和作为都更少。这一被广泛接受的论断是不公正的。整体而言，在近代早期的欧洲，大量资金用于救济穷人，当然这也说明了欧洲存在数量庞大的穷人和广泛的贫困。[46]虽然由于因时因地差别太大而难以概括，但是基于对一些地方、地区和国家状况的调查，至少可以证明接受救济的人口占总人口的3%~25%。[47]在这方面，修正主义者宣扬中国政府的善行，批判西方统治者的残酷本性，这再次与事实相悖。
让我们深入考察有关细节。首先，粮食储备系统在欧洲并非完全不为人知。以普鲁士的勃兰登堡为例。1740年官仓的总储备能力足够20万人，即9%总人口的一年消费。[48]相比中国，这一储备系统确实主要是为军队提供食物。但是它也开始为维护国内粮食市场稳定发挥重要作用，而且这也是更广泛的扶助政策的一部分。例如在七年战争（1756—1763）之后，腓特烈二世花费了相当于整整两年的税收收入向民众派发免费的粮食、饲料和牲畜。[49]在其统治末期，普鲁士的总人口达到500万，其粮仓内储备有1.2亿千克的谷物，同时他还有足够的资金储备，可用于购买价值相当的商品。根据当时的消费水平，这些财富总共可以为100多万人提供一整年的谷物。普鲁士的官仓不仅服务于军队，他们也很乐意将谷物派发给民众，而且经常这样做。[50]西班牙也有官仓，王国斌了解这一点，但有些地方的官仓他明显不知道，比如位于阿姆斯特丹的官仓。[51]总之，官仓并不像王国斌以及其他人认为的那样，具有如此浓厚的中国特色。
更重要的是，不应该简单地把是否存在常平仓系统，作为判断社会统治者是否关心其臣民生计的决定性指标。与前面相似，在这方面谈论欧洲也没有任何意义。在18世纪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们可以发现就西欧而言，各国随着时间和地点的不同拥有不同的战略、不同的挑战，战略实施的成功也是程度各异。毫无疑问，英国与荷兰共和国是最依赖市场的国家，当需要为民众提供必需品时，除了市场还要依靠贫困救济体系。但是，即使在18世纪的荷兰共和国，政府也经常在认为合适时借助一些类似于冻结价格或者补贴面包生产的政策，努力避免骚乱。[52]在法国，直到本书讨论的时期临近结束甚至更晚，政府才开始干预谷物市场，因为民众生计太过重要，不能任由看不见的手掌控。[53]历史上确实曾出现过很多次重农主义和自由放任主义的花言巧语甚嚣尘上，但是为了保护消费者，各种极其复杂多变的政策无法被摒弃。孟德斯鸠于1748年写道，国家有责任为其所有公民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除了一小部分人以外，对多数法国人而言这是不言自明的。[54]当然，法国能否非常成功地实施这样的政策，则另当别论。答案经常是否定的。
王国斌及其他一些学者认为，现代早期西欧缺少政府主导的社会政策，这论断十分令人费解。成百上千的研究致力于讨论当时出现的相关政策。虽然程度不同，但西欧的世俗政权都相信，市场机制并不意味着政府不提供贫困救济和福利，让我们再次聚焦英国，英格兰和威尔士[55]从16世纪末期就开始实施首部《济贫法》，建立了由税收资助的致力于贫困救济的国家制度。济贫税被认为应由全体民众承担。在实践中，这些费用由那些被认为有能力负担的人承担，这部分人占全部人口的1/3~1/2。按照惯例，贫困救济采用派发现金方式。尽管救济穷人还有其他的资金来源，但是在整个18世纪，出自济贫税的救助无疑是英国救济支出中最大的单一组成部分。正如林德特、帕特奎恩和索拉尔等许多专家强调的那样，英国的方法非常与众不同：高度集权，非常强调对农村贫困的救济，由此支付的救济金比欧洲其他任何地方都要多。[56]相关的资金数额巨大。筹集的资金总额在17世纪90年代中期足以为3.5%的人口提供食物。18世纪中叶这一数字翻了1倍。1802—1803年这一数字提高到大约14%。[57]
表20 1748—1805年英格兰与威尔士的济贫税收入（单位：百万英镑）
注：∗为年平均值。 资料来源：Mitchell, British Historical Statistics，第605页。
所有这些数据，使我们可以比较中英两国在贫困救济方面的支出状况，从而判断王国斌的观点到底是否可信。结果是否定的。有多种方式可以证明他的错误。在这里只介绍林德特的方法，他使用了王国斌和魏丕信著述中的资料，这使之看起来较为可信。中国18世纪著名的官仓制度提供给民众的谷物，用货币衡量其价值绝不超过中国GDP的0.5%。更具体地说，他认为1735年这些谷物占GDP的0.36%，而其他估计认为，1735—1780年占GDP的0.17%~0.26%。[58]18世纪晚期这一制度的运行效果更差，而且此后占GDP的比重更低。根据魏丕信和王国斌自己的估计，18世纪粮仓制度每年耗费0.5%~2%的政府收入（他们估计政府年收入为6000万~8000万两白银），按最高估计值，即8000万两的2%，为160万两白银。[59]
表21 英格兰和威尔士贫困救济支出占GDP或GNP的比重
资料来源：Lindert,“Poor relief before the welfare state”，第114页。有人甚至发现1817年有更高的峰值，据称支出高达930万英镑，被认为达到GNP的3.1%，参见Patriquin, Agrarian Capitalism，第204页。由于要耗费成本，支出当然比收入要低一些。
按照李明珠的观点，清朝早期至道光年间灾荒赈济的总额若取最高的估计值可以达到4.46亿两白银。[60]这一总量令人惊讶，因为其年均值相对较小，仅相当于100万英镑。邓钢对清朝灾荒赈济持乐观态度，他估计1666—1877年赈灾总额换算成货币应为4800万两白银，大致相当于每年7.5万英镑。[61]与中国相比，我们认为英国的贫困救济无论是绝对值还是占GDP的比重都处于更高的量级。1800—1850年济贫税收入在530万~930万英镑，此时政府总收入处于3900万~7900万英镑。[62]从济贫院获取救济的人数相当可观。除伦敦以外，1776年英格兰和威尔士共有1970所这样的场所，可容纳近9万人。[63]1850年从济贫院获取救济金的人数有12.3万人，以其他方式获得救济的有885696人，合计占总人口的5.7%。[64]为了证明清政府积极参与贫困救济，德国学者马蒂耶斯·海因里希指出，至1850年清政府建立了362所济贫院和567所孤儿院，即每110万人中有一所国家建立的济贫院，每69.4万人中有一所国家建立的孤儿院。对于研究现代早期西欧社会福利的历史学家而言，这些数字难言可观。由于诈骗和贪腐，清政府放弃了建立国家和地方济贫院网络的想法。[65]
为了说明在荷兰共和国的转移支付中贫困救济和慈善是如何微不足道，德弗里斯和范德沃德估计19世纪初荷兰救济金的总额仅有800万~1000万荷兰盾。这意味着每人有4~5荷兰盾，相当于40~50克白银。当时每年人均GDP大约是120荷兰盾。因此，这相当于荷兰将3%~4%的GDP转移给穷人。与中国政府通过官仓或其他方式花费在穷人身上的钱相比，这显然并不少。[66]其他数据也表明，现在称为荷兰的地区曾经投入大量资金用于救济。1807年和1817年，领取救济金的人数超过总人口的10%。[67]当然这只是又一例证，说明西方在贫困救济方面，市场的成功是非常有限的。没有大量的贫困救济，情况可能会变得相当糟糕，尽管荷兰共和国与英国是否曾经遭遇饥荒，值得怀疑。
在其著作的很多地方，王国斌都承认西方政府的确关心民众的食品供应问题。但是他认为这种关心只限于城市，在乡村则毫无作为。[68]这当然不是事实。在18世纪和19世纪的英国与荷兰共和国，贫困救济金在全国各地发放，既包括城市也包括乡村。[69]特别地，英国的情况再次不适用于王国斌的理论。借用林德特在一部关于社会支出的著作中提到的：“英国将相对较多的救济金给予穷人和衰败的乡村，然而世界上其他国家却把救济金更多地给予了城镇”，“为何贫困救济金在英格兰和威尔士更多给予农村，而在欧洲大陆更多给予城镇呢？”[70]帕特奎恩明确地指出，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在英格兰农村经济中的初步发展，济贫法制度才能产生并持续下去。给穷人的工资相对较高，因为接受救济的人都处于无地或半无地状态。通过稳定劳动力市场抑制社会动荡，这一制度对资本主义十分有益。
王国斌设想的第二个主要区别是，“教会的职责是为穷人提供福利，而国家的职责是为城市中心提供必需品，欧洲对这两者有明确的区分，而中国则完全不同”。[71]且不说在这方面严格区分教会与国家的职责，对新教国家而言显然已经过时，很大程度上对于天主教国家也是如此，而且这种说法至少对于英国与荷兰共和国明显是不正确的。英国对济贫体系的组织可能是基于教区的划分，但是，这有赖于国家和世俗的立法。英国由财产税支付的强制性慈善支出，其收入和支出来自15000个教区。但税率是由议会决定的。在大多数新教国家，贫困救济由教会和国家共同负责，虽然正如林德特所言，这种情况仅限于新教国家。[72]在英格兰，教区发挥的职能就像地方政府机构。在荷兰共和国，教会并不是真正的官方国家教会，但也在贫困救济事务中发挥着实际的领导作用，而行政当局则密切关注，并在最后关头出手负起职责。[73]运作中高度分散化的私人救济受到政府济贫机构的管理和制约。[74]荷兰共和国也一直认为有必要设立纯属政府的非教会贫困救济组织，且其重要性明显在增加。
如果想要切实了解清朝和西欧的政府政策有何不同，就不能只关注数量，虽然笔者认为在数量上英国与荷兰共和国明显高于中国，而是应该关注政府提供救济的理由以及真正获得救济的人需要具备的条件。在这两方面中国和英国、荷兰共和国存在明显区别。让我们再次聚焦于这两个欧洲国家。当然，公共安全和消除动荡对于每个统治者都十分重要。但是，有一点英国与荷兰共和国以及大部分西欧国家都非常突出，而中国却很缺乏，即提供救济与“约束”“教化”“改造”受救济者之间密切相关。在西欧，接受救济总要附加一些条件。总而言之，欧洲的社会政策同时也是一种教化，甚至教化的目的更突出，而且通常是某种非常具体的经济方面的教化，而不仅仅是济贫。
关于如何救济穷人，显然会产生争论，这是必然的。对于各类贫困需要区别对待，也总有人论及此事。以英国《济贫法》为例，我们可以看到如下区分：
无法自理或从事工作且无人给予适当照顾的老、弱、病、幼等弱势群体，通常被认为应该得到保护。身体健全的穷人一般指那些无法找到工作的人，比如在某地周期性或长期性失业或者缺乏技能。应当尝试帮助这种人群，使他们脱贫，救济方法随着时代变化而改变，但是通常包括提供工作或者给予金钱两种形式。流浪汉和乞丐有时也被称为“健全的流民”，被定义为那些可以工作但是拒绝工作的人。在16世纪和17世纪，这些人群被视为潜在的犯罪分子，在工作中很有可能故意作怪。他们通常被认为需要惩罚，应被逐出市场以儆效尤，或者有时应被送到所谓的“感化院”。这些人也被称为懒惰的穷人。[75]
接下来要讨论的是，西欧有数以百计的感化院为穷人提供工作。[76]欧洲没有任何感化院能够实现自给自足，更不用说盈利了。在英格兰，人们很快就明白以给予现金的方式进行单纯救助成本要低得多。这些救助的主要作用显然是促使穷人安于现状并保持其劳动能力。[77]正如一位当时的观察家所言，“教区劳动的真正好处，在于养成勤劳的习惯”。[78]那些负责管理穷人的人试图实施监管，在其认为合适时改变穷人的行为，并且还要注意区分“有价值的”和“无价值的”贫困人群。林德特曾展示过一份有趣的违规列表，这来自1832—1838年埃塞克斯地区的一个村子，列明了在哪些情况下将不得享有或者不再享有接受救济的权利。清单的第一条就是上一礼拜日没有参加礼拜。[79]下一条则是没有如实地向教区的监管者汇报收入，拒绝薪资较低的本地农活。即使饲养宠物也被视为违规行为。[80]在丹麦，德弗里斯和范德沃德认为，救助穷人是城市管理的必要组成部分，对农村经济也是如此，[81]这同样适用于西欧大部分国家。与慈善同时实施的还有行乞禁令、劳教所或者济贫院，以及为犯人、流浪汉和乞丐等人安排工作的地方。我们后面会继续讨论国家和各类社会精英为教化民众所做的努力，尤其是在讨论劳动人口的第八章。
应对危机的社会政策有多成功？
王国斌及其合作者表明济贫措施成功与否至关重要，而英国和荷兰的案例十分有趣，且与其观点相矛盾。在英国和荷兰这两个国内市场最自由的欧洲国家，总体而言政府越来越倾向于认为“市场能够解决粮食供应问题”，并以此作为行动的依据，特别是涉及平民的粮食消费。我认为这种假设大体上确实被证明是正确的，而且“市场”结合政府采取的其他政策也能够实现这一目标。仅举一例，1671年在荷兰的几个城镇有些商人储备了大量谷物，足够满足10~12年的国内需求。[82]在荷兰共和国，危及生命的严重饥荒在几十年前就已经消失了。在德弗里斯和范德沃德关于1500—1815年荷兰经济的巨著中，我们没有发现任何关于饥荒致死的记录。[83]他们提到了18世纪发生的除了饥荒以外的各种生存危机，并且指出在这些危机中政府会干预，但是会保持合理的干预力度，而且常常采用分散化的方式。与欧洲其他地区一样，英国最后一次严重的饥荒发生在1697—1699年的苏格兰，尽管1710年也曾面临严重的困难。[84]
笔者无意将西欧描绘成一幅美好的景象，但是王国斌认为严重饥荒导致大量死亡的这类危机使（近代早期的）中国与欧洲分道扬镳，还无法确定是否真的如此，其观点不仅毫无助益，还具有误导性。饥荒确实使中国与英国和荷兰共和国走向不同的道路。[85]这两个西欧国家没有采取中国的解决方式，因为它们不曾遇到与中国类似的问题，而且它们比中国富裕很多，这也是原因之一。这绝不是说这些地区没有经历过贫困、死亡或者困难的时光。这些地区接受各类形式的政府援助的人口数量惊人，还有什么证据比数字更有力呢？但是，要注意不同的欧洲国家间存在差异，这一点十分重要。仅举一例，位处西欧核心位置的法国在18世纪还发生过不少于16次的全国性饥荒。[86]1816—1817年西方世界多个地区发生了严重的生存危机。19世纪40年代后半期物资极其匮乏，造成很多欧洲地区的人口死亡。此时的爱尔兰已正式成为英国的一部分，仍遭遇绝对灾难性的饥荒，据称死亡人数超过100万，其中大部分死于疾病而非饥饿。[87]直至1850年以后整个西欧的粮食供应才逐渐得到保障，除非爆发战争等危机。
就贫困救济的必要性而言，结论是在18世纪的中国，逐渐整合在一起的市场与政府在危机时分配粮食的政策相结合，使饥荒发生的频率下降，但是在我看来这并不能彻底消除饥荒。在这方面出现了一种倾向，即对当时中国民众的物质生活描绘得过于美好，对于18世纪晚期有些观点甚至更为乐观，比如彭慕兰认为“生活水准缓慢但稳步地提高”，或者如邓钢所言，“清朝的人类发展指数即考虑预期寿命、成人识字率、生活水平等因素，有所进步”。[88]食品短缺依然是一个严峻的问题。罗威廉在其关于名臣陈宏谋的传记中写道：“18世纪，陈宏谋在其漫长的地方官员生涯中曾在中国很多不同地区任职，多次遭遇严重的粮食短缺和饥荒。”[89]前文曾提到过的巴罗在其1804年的著作中提到，三年连续未有饥荒实属罕见。[90]当然这些资料都是基于个人的印象，但是我们也可以看一下魏丕信的著述，他满怀热情地讲述18世纪中国政府为抗击饥荒做了很多努力，这当然也从侧面表明了需要努力应对的饥荒频繁发生，有些甚至会危及生命。[91]认为中国发达地区的民众比西欧人生活质量更高，寿命更长，这一观点在修正主义者的论著中极为盛行，在我看来这已经遭到了驳斥。[92]在长江下游地区，1800年出生时的预期寿命女性为27.2岁，男性为28.4岁。即使是一岁时的预期寿命，中国的情况也不比英国更好。[93]中国人比英国人寿命更短且更加贫穷。因此中国统治者专注于食物和饥荒问题也就不意外了。中国是一个大国，在内地十八省之外有很多不适合耕作的地区；内地十八省则人口密集，依赖粮食输入。在18世纪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相比英国，中国的粮食供给无疑更为棘手。
表22 英国人口出生时的预期寿命（单位：岁）
资料来源：Wrigley, English Population History，第614页。
中国统治者是否解决了粮食问题？我们不能一概而论，应根据地区尤其是时代的不同区别对待。整体而言，从19世纪初中国的官仓制度开始逐渐恶化，而且政府政策普遍开始变得低效。18世纪总体上粮食供给还比较“充足”。这不意味着粮食短缺已经消失。相反，短缺发生得更频繁了。在19世纪尤其是下半叶一个完全不同的景象出现了，中国成了“饥荒之国”。[94]因此，区分各种食品短缺形式与导致死亡率大幅上升的饥荒很有必要。[95]由于空间和时间的差异，概括性地评价有关的情形非常困难。这一领域要论内容广泛，资料翔实，论断公正，首推李明珠的著述，她分析了中国北部很多地区特别是直隶地区的状况。重要的一点当然是她的研究结果极具代表性。直隶曾经是全国最贫穷的省份之一。然而直隶靠近当时作为粮食输出地的“满洲”，毗邻接受全国大量粮食朝贡、可以随意将粮食运至全国任何地方的北京。李明珠推断，在康乾盛世时期直至18世纪末，粮食短缺才演变为导致较高死亡率的真正的饥荒。此外，与欧洲最严重的饥荒相比，物价上涨比较温和。当时有人死于饥饿的报道几乎为零。甚至连提及严重饥饿的情况都很少见。她认为多熟制和国家干预的共同作用使真正的饥荒很难出现。她写道：“总体结论是饥荒救济……非常有效，这一点无可辩驳。”[96]邓钢更为直接，他认为中国1666—1877年接受饥荒或灾难救济的人口达到1.666亿~2.513亿。然而这些数字是如何计算出来的，在我看来邓钢并没有完全解释清楚，到最后他也没有详述清政府的政策在消除饥荒方面到底有多成功。[97]
李明珠明确指出，饥饿和营养不良极为普遍，杀害女婴正是贫困的标志，国家积极干预的政策有助于避免发生重大的死亡危机，然而这并未使人们在饥饿和贫困中挣扎的现象绝迹。[98]这意味着政府并不是那么成功。但是我们也不能过于乐观地估计大部分欧洲地区的境遇。李明珠继续写道，18世纪成功抗击饥荒可能导致19世纪和20世纪遭遇饥荒时更为脆弱。提供充足的食物可能引发人口增长，从长期来看只会使问题恶化。修建堤坝和水渠、着手增加食品供应、抗洪以保障安全，使农业变得越来越靠近河流。对河流生态系统的干预加剧了河流堵塞，最终导致洪水泛滥。[99]另一方面，应对饥荒的制度特别是官仓制度的效率与刚建立时相比不断衰减；相反，贪腐和欺诈却与日俱增。18世纪最后数十年，国家运营的民仓开始走下坡路，储备量越来越少，而整体需求却越来越迫切。慈善越来越成为地方事务，因为中央政府需要更多的资金供养军队，特别是1820年之后，地方防卫、法律和秩序成为当务之急。私人慈善开始填空补缺。在常平仓、慈善粮仓和社区粮仓这三种粮仓中，后面两种更多归地方管理，但由中央监督；自1799年之后这种监督也停止了。无论中国统治者的“农耕父爱主义”有什么优点，从18世纪20年代开始在粮食供给方面，他们的政策变得效率越来越低。
中国政府应对饥荒和贫困的战略与英国有所不同。经过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两国政府对其角色定位有着不同的考虑，所以不能脱离当时的情景简单地比较两者的策略和结果是否成功。[100]但是，即使考虑到这一点，也没有人能够断言在提供救济方面中国政府比英国做了更多的努力提高其臣民的物质福利，也没有人能够说明中国政府在消除饥荒方面更加成功。除此以外，我们不免要得出以下结论：英国为制定与实施社会政策付出更多的努力，也更有效率，而中国则恰好相反。
对政府支出货币化程度的简单评论
在讨论英国的政府收入时，我们探讨了政府获取收入是以货币形式还是以实物形式。让我们同样考察一下财政支出。英国政府不仅希望收入以货币形式收缴，也希望以货币形式支出。陆军和海军官兵的薪酬越来越多地以实实在在的货币支付，这已成为西欧的惯例，并且与早些时候相比薪酬的支付变得更加正规。英国政府的支出与收入往往都采用真金白银形式，甚至为穷人提供的补贴也采取货币形式。实物支付形式几乎不复存在。[101]中国中央政府最大的支出同样用于军事。与西欧国家正常时期相比，它们的军队规模较小。简而言之这包括两部分，即绿营军与所谓的“八旗兵”。绿营军部队可获得工资。那些“有战斗力”的旗人会得到工资以及以大米形式给予的津贴，为他们及其亲属提供额外的资助。有战斗力的旗人与无战斗力的旗人之比显著降低了。[102]18世纪时有战斗力的旗人仅占到所有军队的1/4，但是他们的津贴是普通绿营军士兵的3倍，这再次表明清朝汉人和满人有着不平等的待遇。为旗人支付工资越来越成为国家财政的沉重负担。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一种趋势，即政府以土地形式“支付”其津贴。这些土地可由汉人为其耕种。级别最高的旗人可以获得庄园以及必要的劳动力。艾思仁估计，那些在“乡下定居”的旗人，即这些旗人拥有大量土地，并且越来越不像有战斗力的士兵，其数量增至100万。不管具体数字如何，很多为政府“工作”的人获得货币形式的回报。除此之外，即使士兵收到了支付的工资，往往部分甚至全部都是铜钱，且依据的是官方的铜银兑换比率，而这个比率跟真正的“兑换率”几乎毫无关联。大致在19世纪的第二个25年，这一现象尤为突出。[103]这意味着工资大为减少。[104]
支付给官员的工资也同样微薄。正如本书后面讨论的那样，与欧洲相比，中国官员的数量跟他们收到的工资一样少得可怜。[105]我们进行了粗略的计算，19世纪80年代，23000名军官和文官的工资总和仅为600万两白银。每人仅有270两，大致相当于10000克白银，约等于90英镑。[106]更高级的官员按规定应支付白银，但是下属官员或者省级官员的津贴都是以铜钱形式支付的。支付公共工程的经费和交通费也同样如此。[107]中国政府用于纾解贫困和灾荒的支出十分巨大。通常认为这些问题主要是通过常平仓派发粮食来解决的。但是，救济工作很少全部采取实物形式。通常的规则都是给一半货币一半实物。[108]总而言之，中国政府显然对中国经济的货币化有所贡献，但是贡献远小于英国政府，也远不像那些认为一条鞭法改革具有划时代影响的学者所乐于主张的那样，贡献如此之大。
超支
通过贷款为政府筹集资金，难道不是英国拥有的一座金矿？
乔治·贝克莱（1685—1753），写于1735年， 出自《乔治·贝克莱文集》，第3卷，第172页
一国必须取消公债，否则就会遭遇灭顶之灾。
大卫·休谟（1711—1776）,《道德、政治与文学散文集》， 第2卷，第9篇，第28页，论公共信贷
如果政府的赤字与拖欠是恶人故意所为，能做的也不过就是加强道德规劝，惩戒最恶劣的罪犯。
曾小萍，中国传统上对统治者引发赤字的看法， 《州县官的银两》，第25页
毫无疑问，无论两者之间的差异到底有多大，在漫长的18世纪西欧的可支配收入远高于中国。英国和荷兰的可支配收入最高。但是，不仅于此。如果我们着眼于政府支出，西欧与中国之间也存在强烈的反差。两者的支出类别差异并没有这么大，尽管各有特色，但还是非常相似的。主要的区别在于数额。相对而言，尽管西欧政府征缴了比中国多得多的收入，但显然仍不够。它们几乎总是将骇人的预算赤字累积成巨额债务。[109]再一次，我们必须认识到，像英国与荷兰共和国这样的重商主义国家与其他国家存在巨大差异。英国与荷兰共和国有着比其他欧洲国家更优越的制度安排，用于处理借债以及贷款和债务问题。公共债务十分常见，用于解决相关问题的制度安排却并非如此。在整个18世纪，平均而言英国政府30%的开支都来自借款。这意味着与收入相比，支出平均高出40%。[110]
1850年之前的一段时期，英国总公共支出达到拿破仑战争以后所有时期的最高水平，高达1亿英镑。[111]这意味着英国政府花掉了国民收入中如此大规模的支出导致国家债务居高不下。当然现在有太多不同的估计，但是1815年到1825年公共债务达到最高水平时接近8亿英镑，大部分估算都认为有过之而无不及。[112]与GNP相比，这是一笔巨大的债务。8亿英镑的负债相当于888亿克白银或者24亿两白银。这是整个英国的数据，所以原则上也包括爱尔兰。人均债务大约是4200克白银。如果不包括爱尔兰，因为其财政直到19世纪20年代才与英国合为一体，那么人均债务在6300克白银以上。对于政府和社会这都是沉重的负担，即便借款的数额实际上相对较小，因为很多公债都是打折出售的。[113]拿破仑战争之后，60%的税收用于偿还国家债务。违约看似不可避免，但没有发生。经济增长让即使如此沉重的负担都变得可以承受，而且所有显然不想血本无归的大债权人都是议会的议员。[114]拿破仑战争使得国家债务上升到史无前例的规模，但是在1760—1860年英国的国家债务余额从未低于GNP的100%。那一百年中大约有2 /3的时间即从1780年至1845年，国家债务从未低于GNP的150%![115]1850年还有大约8亿英镑。[116]无论如何，预算赤字都算不上是件新鲜事。
图11 1790—1937年英国政府总支出占GNP和GDP的比例 资料来源：Daunton,“Thrusting Leviathan: the politics of taxation”，第321页。其他的估计，虽然使用了不同的方法和计算，估计结果都处于相同的量级，参见Mann, Sources of Social Power，第Ⅱ卷，第336—367页和第373页；Weiss and Hobson, State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第114页。很大一部分。已有的估计各不相同，但是如果说在19世纪初这一比例达到其峰值即GDP的大约25%，应该不算离谱。
图12 1690—1850年大不列颠/联合王国的国家债务占GNP的比例 资料来源：Macdonald, Free Nation Deep in Debt，第355页。如第二章注释112所示，有些估计高于麦克唐纳给出的数字。
为了展现这些借款的规模，最好的办法就是与同一时期的中国进行比较。我们已经提到过18世纪50年代、19世纪30年代和19世纪80年代中国GDP的估计值。对中国GDP的估计在时间上最为接近的是1833年超过40亿两白银的较高估计值。[117]如果以克来计就是1500亿克白银。如上所述，英国大约8亿英镑国债，相当于888亿克白银。不管中国GDP的估值具体为多少，英国作为一个人口比中国一些省都要少的国家，在19世纪前半叶成功实现了经济蓬勃发展，并且开启了工业化进程，而英国的负债如以白银表示超过中国GDP总量的一半还多。如果用人均指标计算，这一数字甚至更加惊人。18世纪20年代初，包括大不列颠及爱尔兰的整个联合王国国家债务合计约每人4200克白银。如果不将爱尔兰作为债务人，这一数字还要再高50%。为了便于论证，我们假设当时中国的GDP为40亿两白银。考虑到当时中国有4亿人口，平均每人大约10两白银或者说375克白银。简而言之，人均国家债务如果以白银表示，包括大不列颠及爱尔兰在内的英国是中国人均年收入的11倍。当然这些充其量只是估计，也要考虑到一克白银在中国比在英国可以买到更多的东西。但是即使我们的数据还可以更精确、更具可比性，我们的核心结论也不会变，即按照实际值和人均值计算，英国政府的开支远远超过中国政府，它积累了巨额债务，并因为经济起飞而侥幸逃脱债务的困扰。更令人惊讶的是，经济学家莱因哈特和罗高夫最近声称，公共债务与GDP之比居高不下（他们定义为90%及以上）会导致显著的低增长，这一观点在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中广为流传。[118]他们的结论受到了质疑。[119]尽管如此，他们的反对者也承认，英国在工业化阶段的公共债务水平相当高，通常很容易导致严重的危机。
作为欧洲商业资本主义的另一典范，荷兰共和国也出现了巨额国家债务。18世纪有好几次险些酿成危机，但是最终也没有出现令其崩溃的财政或金融困境。荷兰共和国财政的稳定性超乎想象。[120]它从不曾出现因为负债过高而失控的现象，也未出现过流动性短缺的问题。即使根据极为谨慎的估计，1790年荷兰的外债也至少处于5亿~6.5亿荷兰盾。此时荷兰的黄金时代已持续了超过100年。[121]此后荷兰王国也没有因为背负巨额负债而陷入混乱或者贫困潦倒，1810年当时在法国国王统治下的荷兰政府确实对这笔债务违约了。这使得荷兰为负债支付的利息降至原来的1/3，而且余下的债务得以延期。在1813年法国离去之后这项举措也未废除。[122]1820年根据可得到的估计，虽然荷兰负债无数但依然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并且拥有巨额的对外投资。[123]19世纪初荷兰投资者每年可以从对外投资中获取超过5000万荷兰盾的收益。在人均国民收入为150~200荷兰盾的情况下，从对外投资中获得的收益已经达到大约每人25荷兰盾。当时的对外投资总量均摊到每个人则是人均GDP的1.75倍。荷兰流动性的另一例证是，对国内外政府债务的投资额总额超过15亿荷兰盾或者说4亿两白银，显著高于当时中国政府的收入。[124]
荷兰共和国确实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后不再是强国，整个18世纪其实际人均纳税额基本保持不变，显然这不是整体财政资源枯竭的标志，而是金融界不愿再为其大国政策提供经费的表现。间接税在18世纪早期就已经达到上限，所得税和财产税是否会显著增加取决于精英阶层缴税的意愿，而他们的意愿并不强烈。荷兰在19世纪才较晚地实现工业化，这并非缺乏私人财富。财政赤字虽然一直是件平常的事，但在第一任荷兰国王威廉一世统治时期（1814—1840）经常处于相当高的水平。[125]
图13 荷兰省的公共债务 资料来源：De Vries and Van der Woude, First Modern Economy，第117页图4.2。荷兰省是荷兰共和国七个省中至为重要和富有的一个。1荷兰盾大约相当于10克白银。
表23 荷兰共和国（至1805年）/荷兰王国的公共债务与利息支出（单位：百万荷兰盾）
资料来源：Pfeil, Tot redding van het vaderland，第351页。
英国与荷兰共和国有着极高的负债。法国的债务占国家收入的比例明显更低，但其绝对值依然很大。对于其到底有多大，学者们的观点有很大分歧。理查德·邦尼估计18世纪80年代初法国公共负债总额相当于GNP的56%。[126]博舍尔认为1787年为80%。[127]麦克唐纳称1788年达到65%。[128]布罗代尔则认为1789年不会低于150%。[129]由于对国家负债的规模与在GDP中的占比每位学者的观点都如此不同，很难决定该以哪个数据为准。取得共识的是，法国国民议会于1789年继承了近50亿里弗尔的公共负债。[130]这相当于超过220亿克白银或者人均900克。我们从来没有确定无疑的数据，但是这也能体现即使在法国公共负债也十分高。对于法国政府，负债总会带来大麻烦。前文已经提到过法国的违约。[131]所有这些都没有摧垮法国经济。19世纪上半叶在战争结束超过25年之后，财政动荡并且支付了大笔赔偿金，法国仍是世界上最富有、最现代的国家之一。令人惊讶的是，1818年法国的国家负债已经少于作为战争胜利一方的英国。负债的人均估计值为80法郎或者360克白银。就总量而言大约是110亿克白银，这少于GDP的50%。[132]在当时的英国，公共负债大约为人均4600克白银。有文献表明，关于法国低负债的部分解释是，在大革命刚开始时将大量国内财产充公，使得其他人更多地承担了战争成本。[133]法国的国家负债直到19世纪70年代一直都低于GDP的一半。[134]
本书的主要目标在于，考察中国和西欧国家之间存在的重大区别。就此而言，我在本章的结论一目了然：大部分西方国家，主要是英国这一世界上最富有、最具影响力的国家，拥有巨额公共负债，远超过清代中国。直至19世纪50年代，中国仍对国家债务一无所知。此外几乎所有西欧国家都知道如何应对负债，因而债务对经济没有造成重大的结构性伤害。这一说法一定程度上也适用于西班牙。同样令人惊讶的是，尽管传统观点认为清代中国是一个肆意剥夺臣民财产的专制国家，但是在近代早期的大部分时期，在货币贬值和债务违约的同时大量掠夺私人财产的案例对于西欧国家的政府也是“寻常事”，除了英国与荷兰共和国这两个例外，而这些在当时的中国却闻所未闻。
超支几乎是所有西欧政府的共同特点。[135]总体而言，主要例外就是共同组成瑞士的几个微型共和国，而且在整个近代早期用于防御的支出都极少。[136]也有像瑞典这样的暂时例外。17世纪30年代它遣散了近18万人的军队，还设法使国家免于任何债务。在18世纪的大部分时期，普鲁士也是一个特例：可能是因为当时的政府过于节俭，采用所谓的屯兵制度以限制军事支出，并且从国内征缴了大量收入。然而在大规模战争结束时，或者更具体地说在战争将要失败时，情况才有所改变。1786年以后收入减去支出之后的盈余不复存在。1794年普鲁士政府已经开始动用国库盈余，而且出现了公共债务。当普鲁士直接卷入抗击拿破仑的战争时，这对其财政产生了巨大影响，而现存体制的弊端也暴露无遗。普鲁士没有灵活的借款机制，所以只能支撑短期战争，必须速战速决。甚至在18世纪90年代政府总收入也没有增长，结构改革也尚未推行。政府开始借款，但是大部分资金来自普鲁士自身。随着1806年的战败，改革迫在眉睫。[137]无论被法国勒索的赔款到底是多少，1815年普鲁士出现了2.06亿塔勒的公共债务。另一估计为2.87亿塔勒，[138]即人均约为600克白银。总额小于GDP的一半。直至1848年，国家债务占GDP的比重明显下降，仅为11%。[139]
军事凯恩斯主义
对于欧洲财政—军事国家的支出和超支，军事起着主导作用，这并不令人吃惊。很多学者表示，对于经济上更成功的国家，当然首先是作为第一个工业国出现的英国，军事支出应被视为对经济的凯恩斯主义刺激。在本书的后面章节，我将更为一般性地简单讨论一下暴力和战争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本章只关注军事支出或超支可能产生的凯恩斯主义效果。在《亚当·斯密在北京》一书中，意大利知名学者乔瓦尼·阿里吉声称，近代早期欧洲大量的军事支出对经济有促进作用，并称之为“军事凯恩斯主义”。这一概念首先是由威廉·麦克尼尔提出的，[140]他给出了如下定义，“军事支出作为总支出的一部分，刺激了本国居民的收入增长，进而导致税收和政府筹资能力的增加，这又为新一轮军事支出的扩张提供了支持”。[141]我将以英国漫长的18世纪为例，讨论这一观点。[142]对于中国这并不成立：清朝的军事支出相对较小，在军事方面也未出现超支。我将从一个评论开始我的分析，尽管我不想将其作为主要议题，但还是必须指出，就我个人而言，对于本书讨论的内容，我并不认为“军事凯恩斯主义”是一个恰当的概念。“凯恩斯主义”一词意指“赤字开支”。就此而言，如果阿里吉一贯明确地指的是政府借款或货币创造，那么这一定义不无助益。通常凯恩斯主义与对抗消费不足和投资不足的斗争或是与其对立面联系在一起。如此一来，问题就变成了英国政府的军事支出是否可以视为类似情形，以及与这种情形的相符程度如何。为了解答这一问题，我们必须在其众多资金来源中找出支付这些支出的来源。大部分常规性政府收入来自税收。在漫长的18世纪，英国征缴的大部分税款来自对非常普通的消费品征收的消费税和关税。我看不出对普通商品征收税金并将其转移给军队，为何能够创造出额外的需求和增长。多数时候，绝大多数普通纳税人如果不缴纳税款也会把这部分钱花掉。对富人征税并用于军事支出，有可能真正促进经济繁荣，并最终增加税收收入。我们这里讨论的是那些如果不缴税就不会被花掉的钱。军队将越多的钱返还给国内经济，效果当然也就越大，而这在很大程度上便是英国的实情。根据这一假设，税收有助于抗击消费不足和投资不足。如果政府借债，也能达到使闲置资金流转起来的类似效果。通过这两种手段中的任意一种增加资金供给，政府就可以尝试并实现类似的宏观经济效果。只有政府真正提高了总消费和总投资，才能被称为“凯恩斯主义”政策。
依据这些衡量标准，对于正处在工业化进程中的英国而言，承担战争成本的几种方式的凯恩斯主义效果如何，人们可能会严重质疑。如果税收增加，拿破仑时期就已出现的所得税可能真的可以促进政府支出的增加。但是在我们讨论的整个时期，这样的税收并不常见。至于那些借钱给政府的人，他们可能真的提高了流通资金的总量，并有效地促进了需求。但是这些人这样做是要求回报的。他们希望其资金能够得到偿还，并且要附加利息。因此政府支出中很大一部分都是由债务偿还构成的。[143]而偿还债务的资金来自税收，这些税收又大都来自对普通商品的征税，这实际上降低了消费。这种为政府提供的贷款基本上可被视为延期缴纳的税款，通常只有经济扩张时才有能力偿还，而原则上这会减少总消费和总投资。[144]
增加任何形式的货币总供给，肯定会产生凯恩斯主义的效果，但是如果一个社会已经实现了所有资源的充分利用，这也很容易导致价格上涨。然后，大部分效果不过是幻觉罢了。在某种程度上这就是扩大货币供给促进有效需求的理由，就此而言，军事支出肯定可以对英国经济起到促进作用，特别是在资源未充分利用时。此时，问题就变成了英国的军队和战事的影响是否太大，以至于过度扩张并挤出了可能更具生产性的经济活动，或者它们是否将未利用的资源动员起来。[145]杰弗里·威廉姆森想知道为何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经济增长如此之慢，从现代角度看它确实如此。他认为，拿破仑战争期间英国确实出现了这样的挤出效应，这可以解释上述问题。他认为英国没有足够的资源在支撑代价高昂的战争的同时，还可以实现快速工业化。[146]经济学家使用“挤出”一词，通常是指政府开支耗尽了那些本可以由私人企业使用的金融和其他资源。我认为，在这方面威廉姆森是不对的。实际上在我看来，对那些想要借钱的人而言，挤出效应会使利率上升。尽管存在巨额的政府借款和急剧增加的税收，资金并没有变得稀缺，至少在利率仍然充当资金供求的良好指示器时是这样。利率依然非常之低。1714—1832年有关高利贷的法律继续对商业贷款实行利率最高不超过5%的限制。政府债券的利率甚至更低。工业化进程中的英国甚至在拿破仑战争期间也未遭遇过总储蓄紧缺的困扰。[147]其他资源包括劳动力似乎也并未出现极为紧缺的状况。肯定存在某些资源瓶颈和价格上涨，但是未出现真正由稀缺导致的物价暴涨。比如，在1792—1815年这段时期，居民消费价格仅仅翻了1倍，而商品的价格甚至上涨得更少。[148]即使在拿破仑战争激战正酣时，实际人均收入和消费并未下降，物价也没有大幅上涨。甚至在此时，英国显然还有未利用的或是未充分利用的资源。我只能赞同罗杰的观点，“如果税收和借款是如此沉重的经济负担，我们就必须……要问，为什么拿破仑战争结束后遭遇的是经济暴跌，而不是经济繁荣”。[149]
我认为，军事凯恩斯主义有效刺激英国经济的案例肯定存在，但是现在缺乏的是对这一点的深入分析，特别是分析坏的过度支出和好的过度支出有何不同。在这方面也有很多明显的例证，表明以赤字增加军事支出最终妨碍了经济发展。就严格的实证与统计检验而言，我只能引用弗格森的评论，“如果尽可能地扩展我们的视野，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与英国或美国的实际增长之间似乎并不存在长期的统计相关性，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150]无论如何，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学者的出发点不再是“隐含地假设……流入政府口袋的钱，都白白浪费了”。[151]
无论公共债务对现代早期经济实际上有何影响，将公共债务视为对抗投资和消费不足的一种手段，这种完全凯恩斯主义的和实证的解读在当时还十分罕见。[152]确实可以发现为数不少的学者对公共债务持积极态度，因为这可以将闲置资金带入流通中，为生产性投资提供资金，扩大流动资金的规模，然后导致利率下降。我在本章开篇引用了贝克莱的话，在1735年他也十分想知道，“这种借款是不是英国超越法国的主要优势？或许我应该更进一步，超过欧洲所有其他国家？”[153]有一段时间，休谟也因借贷降低了利息而对借贷持积极态度，他声称：“利息是国家的晴雨表，利息的降低是人们生活富足的标志，这几乎屡试不爽。”[154]有些人不认为借贷真的有风险，只要借款来自该社会的其他成员就行。许多人认为公共债务只是一种必要之罪，以避免更严重的恶果：
发行国债是为了保护我们的自由和财产，使我们最具优越性的宪政不至于堕落为教皇制或奴隶制。这鼓励帝国最优秀的臣民在革命中投入他们宝贵的生命和财富，以赢得漫长而耗资巨大的战争。[155]
尽管这一论点有重要的支持者，但是那些希望增加当期收入或利用储蓄支付战争成本的人，其论证从未取得太大的进展。随着时间的推移，公共债务变得过高的观点开始流行起来。例如亚当·斯密说它是“有害的制度”，至于休谟，我在本章开篇已引用过他的话。他们都逐渐开始相信，国家债务弊端重重，尤其是像英国这样高的债务。[156]
总之，就我们讨论的内容而言，军事凯恩斯主义、推测性的自我实现机制，以及由此开启的良性循环，这些概念相当模糊。在某种程度上类似军事凯恩斯主义这样的情况确实存在，我认为英国就是如此，在英国找到相关例证的机会一定很大。为了确定其影响，有必要更为细致地分析涉及的资金及其来源与用途。将战争视为一种经济活动加以研究，特别是像奥布莱恩和罗杰所做的那样，肯定前景广阔，成果丰硕。阿里吉有时认为，他正在研究的真正的良性循环有赖于以下一点：军事投资是绝好的有助于贸易和帝国建设的投资。可能确实真的如此，但是这与凯恩斯主义有什么关系呢？
羸弱的中国
清代中国的情况也很不一样。官方税率相当低，而且实际税负甚至更低。前面我们提到过豁免税赋与转移支付、补贴、永不加赋以及其他一些情况。在新古典主义和制度主义文献中有一种思想甚为流行：除了黄金时期以后的荷兰共和国和光荣革命以后的英国外，所有前工业化国家仿佛都是由“坐寇”统治的“强盗”国家，总是贪婪地横征暴敛。对于现代早期的中国，这一观点明显是不正确的。中国的统治者不是总在力图实现收入最大化的“掠夺者”。他们更倾向于削减开支而不是增加收入。在漫长的18世纪，没有一位清朝皇帝的预算出现过财政赤字。通常情况下，国库会有盈余。当然这并不排除在某些特定地区会出现由军事支出导致的凯恩斯主义刺激，比如四川—西藏地区。[157]在康熙皇帝和雍正皇帝统治时期以及乾隆皇帝统治的很长时期，户部的国库中积累了很多资金。这些皇帝在内务府的部库中也积累了大量物资，保有盈余，而不像西方国家通常都是赤字。18世纪70年代户部有8000万两白银，这是18世纪的峰值。1796年盈余也有7000万两白银。此时乾隆皇帝已经完成了“十全老人”中一多半的活动。在白莲教起义的末期，盈余已经彻底消失。从那之后，盈余再也没有超过3350万两白银。[158]但是即使在道光皇帝统治末期，1850年户部依然有800万两白银。[159]政府虽然耗尽了盈余，但是国库还没有亏空。政府甚至依然没有任何贷款。据林满红所讲，19世纪40年代户部赤字接近常规收入的4%。她说当时政府收入是1.2亿两白银，那么这意味着一年的赤字是500万两白银，相当于不到200万英镑。[160]中国政府将财政赤字保持在低水平的方法，即通过削减开支减少赤字，至少从欧洲的角度看是非常令人惊讶的。当税收欠款增多导致收入趋于下降时，中国政府就会感到不得不如此应对。[161]
[1] 引文出自Porter, War and the Rise of the State，第111页。
[2] 引文出自Macdonald, Free Nation，第128页。
[3] 引文出自Rowe, Saving the World，第332页。
[4] 我改写自Bonny, Economic Systems and State Finance书的导言，第13页。
[5] 该资料和1887年的引文，出自Stanley, Late Ch'ing Finance，第86—89页。
[6] 晚清时期法定开支和实际开支的差异，参见Wang, Land Taxation，第53—57页。
[7] 这些费用也被称为“反腐费”或者“养廉银”，参见Hsü, Rise of Modern China，第62页。
[8] 有关幕僚的资料，参见第一章注释336。
[9] Zelin,“Yung-cheng reign”，第207页。
[10] Balazs, Political Theory and Administrative Reality，第54页。
[11] Thornton, Disciplining the State，第2章。
[12] 有关内务府直接报销的开支，参见Chang,“Economic role”，第270—271页。
[13] Tilly, Coercion, Capital, and European States，第3章。
[14] Ferguson, Cash Nexus，第43页。
[15] Mann, Sources of Social Power，第2卷第373页。
[16] 参见O'Brien and Yun-Casalilla, Rise of Fiscal States; Storrs, Fiscal-Military State; Torres Sánchez, War, State and Development。
[17] 参见Gorski, Disciplinary Revolution，第3章；Mann, Sources of Social Power，第2卷第373页。与几乎大多数欧洲政府相反的是，普鲁士中央政府在整个18世纪花费都不超过收入。
[18] 't Hart,“United Provinces”，第312页。
[19] 参见Hochedlinger,“Habsburg Monarchy”。
[20] Brewer, Sinews of Power，第40页。
[21] Schremmer,“Taxation and public finance”，第325页。
[22] 参见Ferguson, Cash Nexus，第43—51页；Harley,“Reassessing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第218页；Mann, Sources of Social Power，第2卷第373—374页；O'Brien,“Political economy”; Mann,“Power with profit”，第12页；Weiss and Hobson, State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第113—121页。
[23] 前一时期参见Brewer, Sinews of Power，第117页；后一时期参见Ferguson, Cash Nexus，第140—141页。
[24] Mann, Sources of Social Power，第2卷第11章，尤其是表11.2和表11.3。参见第368页的表述：“这一趋势如此明显且出人意料。我坚信，与多数读者的预期相反，政府活动在国民经济所占比重的减少，出现在18世纪中叶至20世纪早期。”英国有几分特别：虽然它的税收和支出直到19世纪20年代还明显高于欧洲平均水平，但从此之后，两者都开始减少，并最终低于欧洲平均水平。此外，从19世纪20年代以后，间接税的重要性下降，同时直接税的重要性提高，但在欧洲其他国家，情况恰好相反。参见Daunton,“Trusting Leviathan”，第323—324页。
[25] 一般性的概览，参见Ma,“Rock, scissors,paper”，图3；同样参见Hsü, Rise of Modern China，第61—63页；He, Paths toward the Modern Fiscal State，第5章和第6章，该书特别关注1850年以后；Rosenthal and Wong, Before and Beyond Divergence，第201页。所有有关总正式收入和国库余额的资料，均表明支出水平很低。
[26] 当然，这只是粗略的估计。我曾估计，英国在上述50年间，平均人口总量为2300万，中国为3.75亿人口。和前文一样，我只想展示量级。
[27] Wang, White Lotus Rebels and South China Pirates，第22页。
[28] 这一数据基于我阅读的以下文献，Elliott, Manchu Way，第308—310页；Lee, Political Economy，表1.6; Van der Ven,“Onrush of modern globalization”，第179—180页。19世纪中期的情况，Sir Thomas Wade估计，兵部的支出为30874540两白银，在旗兵和绿营军之间平均分配，参见Wade,“Army of the Chinese empire”，文献出自Powell, Rise of Chinese Military Power，第19页。
[29] Wong,“Politiques de dépenses sociales”，第1407页。
[30] 参见Cranmer-Byng, Embassy to China，第255—256页。总共1.5亿两白银，人均不足半两白银。
[31] 其他重要的评论，参见vein Barrow, Travels in China，第193—195页。
[32] Perdue,“China's environment”，表1。
[33] Bartlett, Monarchs and Ministers，第121—122页。
[34] Deng,“Sweet and sour Confucianism”，第28页。
[35] He, Paths toward the Modern Fiscal State，第131页。至于更高的支出估计，参见Deng, China's Political Economy，第33页。在我看来，此文的数据并不太合理。
[36] Lin, China Upside Down，第286页和第295页。
[37] 参见Rosenthal and Wong, Before and Beyond Divergence，第200—207页。文安立强调中国问题的外部因素，参见Westad, Restless Empire，第25页。他认为，19世纪中国“几乎没有”任何灾难是源于帝国发展过程中的内在缺陷。相反，灾难来自暴政、外敌入侵、战争和叛乱。其他的评论可参见本书第218页引用的王文生的观点。
[38] 有关资金的绝对量和相对量，参见，比如，Hsü, Rise of Modern China，第63页；Wong,“Politiques de dépenses sociales”。与西欧政府相比，清朝中央政府收入很少，并且由于军事方面的大量支出，导致政府无法在水利管理方面再花费太多。
[39] 伊懋可关于水利工程的维护费用增长、“生态锁定”与政府在生态事务中发挥作用的观点，参见Elvin,“Three thousand years of unsustainable growth”; Elvin, Retreat of the Elephants; Elvin and Liu, Sediments of Time。大运河的情况，参见Leonard, Controlling from Afar; Pomeranz, Making of a Hinterland。黄河的情况，参见Dodgen, Controlling the Dragon。概览参见Marks, China.Its Environment and History，第5章和第6章。
[40] 资料来自Will, Wong and Lee, Nourish the People，第21页附表A.1，清朝官仓系统的储存量达到每年粮食产量的7%，参见Deng, China's Political Economy，第21页。
[41] 参见Wong，载于Will and Wong, Nourish the People，第483—484页。据邓钢估计，中国每年30%的粮食在市场上销售。
[42] 参见，比如Rowe,“Social stability”，第546—550页。
[43] Elliott, Manchu Way，第311页。
[44] Elliott, Manchu Way，第311页。如第204页的说明，他们的人均总支出大约是绿营军的3倍。也可见于第119页和第139页。
[45] Wong, China Transformed，第98—99页。
[46] 对西欧近代早期贫困和经济发展的启发性分析，参见Lis and Soly, Poverty and Capitalism。
[47] 有关欧洲（西欧）现代早期贫困救济的一般性概览，参见Jutte, Poverty and Deviance。18世纪以后的情形，参见Lindert, Growing public。由比较视角聚焦英国，参见Harris,“From poor law to welfare state?”; Innes,“The state and the poor”; Innes,“Distinctiveness of the English Poor Laws”; Patriquin, Agrarian Capitalism; Solar,“Poor relief and English economic development”。
[48] Schmoller and Naudé, Getreidehandelspolitik und Kriegsmagazinverwaltung，第278页。也可参见Clark, Iron Kingdom，第92—93页。
[49] Oppenheim, Europe and the Enlightened Despots，第42—45页。
[50] Hubatsch, Frederick the Great，第60页。这位普鲁士统治者的各类“社会”政策，参见第55—72页。
[51] 参见Wong载于Will and Wong, Nourish the People，第516页；De Vries and Van der Woude, First Modern Economy，第656—660页。
[52] De Vries and Van der Woude, First Modern Economy，第654—664页。
[53] Miller, Mastering the Market。
[54] Miller, Mastering the Market，第1页。
[55] 苏格兰有自己的贫困救济制度。
[56] 参见Lindert, Growing Public，第3章和第4章；Patriquin, Agrarian Capitalism; Solar,“Poor relief and English economic development”。
[57] Innes,“The state and the poor”，第229页和第226页。我们发现甚至还有更高的估值，参见Sokoll,“Armut und Familie”，第58页和第62页。
[58] Lindert,“De bonnes idées”，第1422—1423页。
[59] Will and Wong, Nourish the People，第494页。
[60] Li, Fighting Famine，第248页。
[61] Deng, China's Political Economy，第23页。关于现代早期中国的数据差异很大，这令人倍感沮丧。
[62] Mitchell, British Historical Statistics, 605页和第581—582页。
[63] Daunton, Progress and Poverty，第471页。
[64] Evans, Forging of the Modern State，第426页。
[65] Heinrich,“Welfare and public philanthropy”，第126页。
[66] De Vries and Van der Woude, First Modern Economy，第600页。
[67] Van Zanden and Van Riel, Strictures of Inheritance，第122页。
[68] Wong,“Qing granaries and world history”，第519—520页。
[69] Lindert, Growing Public，第56—58页。
[70] Lindert, Growing Public，第56页和第58页。
[71] Wong,“Qing granaries”，第518页。将近现代西欧国家视为世俗政权，王国斌不是唯一一位持有这种观点的中国史学家。也参见Antony and Leonard,“Dragons, tigers and dogs: an introduction”，第4页；Thornton, Disciplining the State，第23页。
[72] Lindert, Growing Public，第43—44页。
[73] De Vries and Van der Woude, First Modern Economy，第656页。
[74] De Vries and Van der Woude, First Modern Economy，第654—666页。
[75] 引文出自http: / / cs.mcgill.ca/~rwest/ wikispeedia/ wpcd/ wp/ p/ Poor_Law.htm。于2014年12月16日查阅。
[76] 参见第387—396页。
[77] Lis and Soly, Worthy Efforts，第477—478页。
[78] 引文出自当时的Patriquin, Agrarian Capitalism，第139页。
[79] 教会与国家之间区分是如此明显！
[80] Lindert, Growing Public，第48—51页。
[81] 笔者改写自De Vries and Van der Woude, First Modern Economy，第658页。
[82] Barbour, Capitalism in Amsterdam，第89页。
[83] De Vries and Van der Woude, First Modern Economy.
[84] Daunton, Progress and Poverty，第56页和第410页。更多有关英格兰的资料，参见Wells, Wretched Faces。有关苏格兰饥荒的资料，参见Devine, Scottish Nation，第3章。
[85] Wong, China Transformed，第25—27页。
[86] 参见Daunton, Progress and Poverty，第56页。从1740年到1810年，法国出生时的平均预期寿命比英国少7年，参见Livi Bacci, Population of Europe，第135页。
[87] 参见Donnelly, Great Irish Potato Famine; Gráda、Paping and Vanhaute, When the Potato Failed; Post, Last Great Subsistence Crisis。在爱尔兰饥荒中，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伦敦政府无意帮助爱尔兰二等公民，或者对此不感兴趣。
[88] 参见Pomeranz,“Without coal?”，第249页；Deng, China's Political Economy，第23页。
[89] Rowe, Saving the World，引语参见第167页。
[90] Barrow, Travels in China，第191页。
[91] Will, Bureaucracy and Famine。至于不那么乐观的资料，可以参见比如，Kuhn, Soulstealers。
[92] 参见，比如Pomeranz, Great Divergence中“Living longer? Living better?”部分中对“寿命更长假设”的批评，或者更一般地，对清朝人口统计的乐观描述，参见Bryant,“The West and the rest revisited”，第421—433页；Wolf and Engelen,“Fertility and fertility control”，以及下一注释对“当时很多中国人可能‘生活得更好’”这一观点的驳斥，参见第一章的注释178—182。
[93] Elvin and Fox,“Marriages, births, and deaths”。
[94] 19世纪后半叶灾难的情形，以及对18世纪后半叶中国各地更为悲惨的描述，参见Davis, Late Victorian Holocausts，第64—79页和第11章。湖北省1644—1911年的情况，参见Ho, 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附录IV。
[95] 一些区分，参见Li, Fighting Famine，第8页。
[96] Li, Fighting Famine，第247页。她关于康乾盛世的结论，参见第246—248页。
[97] Deng, China's Political Economy，第23页。
[98] Li, Fighting Famine，第382页。
[99] Li, Fighting Famine的导言部分。
[100] 在第六章，我们将更细致地考察这些政策。
[101] Innes,“The state and the poor”，第229页和第241—243页。有关货币的总额，参见第195页。
[102] 有关“旗人制度”的研究，参见Elliott, Manchu Way; Isett, State, Peasant, and Merchant。艾思仁讨论了“满洲”与中国北部八旗兵的历史。驻扎在新疆的士兵主要以国营农场和开荒为生，有关资料参见Millward, Eurasian Crossroads，第98—105页。
[103] Lin, China Upside Down，例如第5页和第12页，以及索引中的“士兵”。
[104] Lin, China Upside Down，第130页。有关17—19世纪士兵实际收入的下降，参见Liu, Wrestling for Power，第170—190页附录B。对于长江三角洲农业收入，有着相似的观点，参见Allen,“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105] 参见第250—255页。
[106] Chang, Income of the Chinese Gentry，第42页。这一数量看起来非常庞大，但是中国政府官员必须从私人口袋中支付各种“正式”的支出，参见第136—138页。与英国官员的正式收入相比，中国“高官”的平均正式薪酬确实少得可怜。比如，英国的工资参见Knight, Britain against Napoleon，附录1; Ni and Van,“High corruption income”，第2篇根据1773年的规制法案，英国东印度公司印度总督的薪水是每年2.5万英镑，参见Robins, Corporation that Changed the World，第112页。
[107] 例如，参见Lin, China Upside Down，第2页和第12页。
[108] 参见Will, Bureaucracy and Famine，第133页。我指的由政府实施的官方救济。由私人提供的救济一般是实物。参见上述著作的第139页。
[109] 参见Ferguson, Cash Nexus第1部分和第2部分；Körner,“Expenditure”和“Public credit”; Macdonald, Free Nation，第148—399页；Mann, Sources of Social Power，第2卷第358—509页。
[110] 整个时期的情形，参见Schremmer,“Taxation and public finance”，第319页。战争期间的情况，参见Kennedy,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第81页。
[111] Mitchell, British Historical Statistics，第587页。其中给出的政府总支出数据，最高值出现在1815年，达到1.129亿英镑。
[112] 与以往一样，存在很多不同的估计。Ferguson, Cash Nexus，第129页，声称英国的国家债务在1821年达到峰值，即GDP的268%，大约为7.8亿英镑；O'Brein认为峰值为1819年的8.34亿英镑，参见O'Brien,“Fiscal and finan- cial preconditions”，第23页；Schremmer,“Taxation and public finance”，第354页，认为峰值为1820年的8.48亿英镑；Macdonald, Free Nation，第350页和第509—510页，认为峰值为1821年的8.56亿英镑；举最后一个数字，Davies, History of Money，第300页，声称峰值为1816年的9.02亿英镑，包括8.16亿英镑的长期债务与8600万英镑短期债务。通常使用的数据，参见Mitchell, British Historical Statistics，第600—601页。
[113] 数据来自Macdonald, Free Nation，第350页。他参考的一项估值，认为1794—1817年形成了5.69亿英镑的债务，但只换回了3.96亿英镑的现金。
[114] 英国发生过政府尝试逃债的案例。但是，总体而言，自光荣革命之后，政府的记录是无可挑剔的，这与法国和西班牙等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参见Ferguson, Cash Nexus，第146—147页。
[115] 资料来自Macdonald, Free Nation，第348—355页。我改写了他的论述。比较一下Clark, Farewell to Alms，第158页图8.8。
[116] 参见Mathias, First Industrial Nation，第463页。
[117] 参见第98页关于中国GDP的估计。
[118] Reinhart and Rogoff,“Growth in a time of debt”，第578页。
[119] Cecchitti, Mohanty and Zampolli,“Real effects of debt”，作者认为公共债务超过GDP的85%就会拖累经济增长。有关的评论参见Herndom, Ash and Pollin,“Does high public debt consistently stifle economic growth?”。
[120] Veenendaal, Jr.,“Fiscal crises and constitutional freedom”。
[121] De Vries and Van der Woude, First Modern Economy，第4章，第144页。
[122] Veenendaal,“Fiscal crises and constitutional freedom”，第133页。同样参见Van Zanden and Van Riel, Strictures of Inheritance，第90—106页。
[123] 根据Maddison, The World Economy，第264页，荷兰在1820年依然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
[124] De Vries and Van der Woude, First Modern Economy，第4章第3.2节。
[125] 参见Van Zanden and Van Riel, Strictures of Inheritance，第99页。
[126] Bonney,“The eighteenth century.II”，第345页
[127] Bosher, French Finances，第22页和第255页。
[128] Macdonald, Free Nation，第241页。
[129] Braudel, Civilization & Capitalism，第3卷，第307页。
[130] Macdonald, Free Nation，第241页注释261和第321页注释38。
[131] 参见第79—80页
[132] Bonney,“The eighteenth century.II”，第382页。
[133] 拿破仑不喜欢借债，参见第80—81页。
[134] 资料出自Dincecco,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s，第142—144页；Ferguson, Cash Nexus，第130—131页；Piketty,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第132—133页。
[135] 参见Körner,“Expenditure”和“Public credit”; Macdonald, Free Nation，第249页。
[136] Körner,“Expenditure”，第414页。
[137] Wilson,“Prussia as a fiscal-military state”，第121—124页。
[138] Bonney,“The eighteenth century.II”，第367页。
[139] 参见Dincecco,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s，第159—160页；Ferguson, Cash Nexus，第131页。
[140] McNeill,“Industrialization of war”。
[141] Arrighi, Adam Smith in Beijing，第266页。更多资料参见Arrighi, Long Twentieth Century，其中“军事凯恩斯主义”那一部分。
[142] Arrighi不是遵循凯恩斯主义方法的唯一学者。持有相同观点的还有MaNeil，以及我在讨论战争引发的需求产生的“动员”效果时，提到的那些作者，参见本书第293—294页。
[143] 参见第175页。
[144] 参见Bonney, 1995年版本的导言，第14—15页。
[145] “过度扩张”的概念，参见Kennedy,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后记”部分。这对于每个强国都是至关重要的，“投入战争，或者将大部分国家‘制造能力’投入‘非生产性’的军备，一国就要承受该国经济基础遭到侵蚀的危险”。Kennedy,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第539页。“挤出效应”的概念，参见第214页。
[146] Williamson, Did British Capitalism Breed Inequality?，第162页。
[147] 引文出自Mathias,“Financing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第72页。与本文思路相同的更为广泛的分析，参见O'Brien,“Contributions of warfare”，第21— 36页。
[148] 参见图4。
[149] Rodger,“War as an economic activity”，第11页。
[150] Ferguson, Cash Nexus，第403—407页。请注意，拿破仑战争之后军事支出在GDP中的比重明显下降。参见第174页。
[151] Rodger,“War as an economic activity”，第10页。
[152] 关于信贷的争论，特别是关于公共债务的争论，参见Hont, Jealousy of Trade，第4章；Hoppit,“Attitudes toward credit”，第3章。
[153] The Works of George Berkeley（London, 1820），第3卷，第172页。
[154] Hume, Essays，第303—304页。
[155] Hoppit,“Attitudes to credit”，第316—317页，引文出自1733年，但是Hoppit没有说明引文的出处。
[156] 引文出自Hoppit,“Checking the Leviathan”，第286页；Rothschild,“English Kopf”，第39页。
[157] 参见Dai, Sichuan Frontier and Tibet，第6章。
[158] 数字引自Chang,“Economic role”，第272页；Wang, White Lotus Rebels and South China Pirates，第201页；Woodside,“Chi’en-lung reign”，第270页。有一幅图展示了康雍乾时期户部的白银盈余，参见Lin,“Shift from East Asia”，第94页。
[159] Lin, China Upside Down，第9页和第10页。因此，文安立认为在19世纪早期国库已经空了，这是错误的，参见Westad, Restless Empire，第9页。
[160] Lin, China Upside Down，第136页。在完成了这份书稿以后，我阅读了以下文献，Chen,“Financial strategies”，其中的资料包括1709—1850年清政府国库的白银储备，以及1838—1908年的政府财政盈余。这些数据与我在本书中给出的数据有所不同，但是，这不会改变我论点的主旨。清朝中央政府一直遵循“预防性储蓄”的策略。
[161] Lin, China Upside Down，第135—1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