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cal EPUB Text
译后记
经过近四十年持续快速的增长，中国经济的崛起正在深刻改变世界经济的格局。按照不同的核算方法，中国已经、正在或者将要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经济体。鉴于中国的人口和劳动力超过所有高收入国家之和，如果中国人均收入水平能够达到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由此对世界经济产生的影响不言而喻。实际上，2016年以来发达国家政治风向的变化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这种力量格局变化的回应。
中国经济崛起吸引了全世界学者的关注，尤其是在经济史学界。在近代之前，中国一直是世界上规模最大，在很长时间以来也是最为先进的国家，其作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的地位至少延续到19世纪中叶。然而在工业革命之后，西方国家先后走上了人均收入持续提高的现代经济增长之路，而中国囿于传统模式所谓“高水平均衡陷阱”之中难以自拔，以致中西方在经济、社会、政治和军事等领域的差距持续扩大，这就是著名的中西方“历史大分流”。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近四十年的高速增长应该被视为对历史大分流的回应。显然，如果洞悉二百年前中西方历史分流的原因，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我们理解和预见中国是否可能实现向发达国家的趋同和赶超，以及如何实现。
制度是决定各国长期经济增长表现的根本原因，这大概是经济学界为数不多的共识之一，而国家作为一种制度，显然发挥着基础性的作用。国家通过财政体系和财政收支、货币金融体系、官僚体系和军事系统以及采取的具体经济政策，塑造了整个社会的各项具体制度，从而决定了个人、企业和其他行为主体从事各项经济社会活动面临的激励与约束，进而决定了各国经济增长的长期绩效，而这反过来又会对制度的演进产生深刻的影响。这也是本书的基本论点和逻辑线索。
作者在本书中挑战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彭慕兰和王国斌为代表的加州学派的观点，后者认为在历史大分流前后，中西方制度效率相仿，中国甚至在某些方面还优于西方，但是西方对新大陆的殖民所产生的资源暴利以及其他的偶然因素，使其摆脱了资源的束缚，从而走上了以劳动节约型技术为基础的现代经济增长之路。作者通过大量翔实的历史数据说明，与西方相比，中国各个方面的制度均简陋而低效。与传统观念不同的是，两者的关键区别不在于西方的自由放任与中国严密的专制，事实可能恰好相反，中国传统的制度架构决定了它对经济社会的干预是非常薄弱和有限的，这并非国家有意为之，而是受到国家能力羸弱的限制。最为典型的就是中西方征税能力和征税效率的比较，中国实际税负可能远轻于英国，但是也恰恰因为如此，中国无法提供经济增长所需的软硬件基础设施，从而使其长期的经济绩效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就此而言，中国近四十年的快速增长显然得益于之前建立的强大的国家机器，能够提供高质量的教育、基础设施、社会安全等公共服务。然而遗憾的是，如何驯服和约束这一日益强大的国家机器，避免为少数利益集团所俘获，本书未着太多笔墨。
本书作者皮尔·弗里斯原为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全球经济史教授，现任阿姆斯特丹社会史国际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对中西方近代历史均有精深的研究，除在专业杂志上发表论文外，还有多部关于中西方比较的著作出版。本译稿根据作者2015年提供的版本译出。译文尊重作者原意，以保持原著风貌。由于译者水平所限，译稿难免有错误和疏漏之处，敬请读者予以指正。
本书由我和我的学生共同翻译，具体分工如下，前言、导论和结语由我翻译，张鲁瑶和袁琳、马俊宇、毛咪、吴岩、徐宁吟、张琪、张力娇、胡映等同学分别翻译了第一章至第八章的内容。译完后，我对全书做了统校，部分内容做了重译。中信出版社的吴素萍与孟凡玲两位女士分别作为本书的策划和责任编辑，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大量心血，特此致谢。
郭金兴 2018年8月于南开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