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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国家建设、民族建设与“透明性”
第八章 国家建设、民族建设与“透明性”
中英两国的国家与民族
从一开始，英国的优势就在于成为一个真正的国家。
兰德斯，《国富国穷》，第219页
自由太多，却无整体……
孙中山对中国人的评论[1]
被视为经济国家主义表现形式之一的重商主义，非常需要创建帝国作为其支撑。重商主义重视国民经济，它虽不能直接促使“现代”国家的诞生，但它必须以某些国家建构的功能作为支撑。只要地位不平等，国王依旧对其国民实施实质上的统治，那么依照现代国家的标准评判他们统治的王国就不太恰当。现代国家具有包容性特征：全民参与国家管理，归根结底，“人民”是国家的主人。重商主义统治者对人民主权的热忱鲜为人知，就此而言，他们创建现代国家的意愿并没有那么强烈。不过，他们增强国家实力的政策明显蕴含着限制各种权贵之权力，使国民更为平等的意图，如果时机恰当，还能充分调动国民拥护国家的热情。实际上，这在无意之中达到了国家建设的效果，同时也增强了国家实力。
成为一个国家具有多方面的优势。国民的归属感和凝聚力明显能够强化国家的力量。以行政和军事为例，对国家和民族“共同利益”的考虑能够把“人民群众”迅速集合起来，这样的国家在发动战争时也会处于更有利地位，尤其是在面对一个没有多数民众支持的竞争对手时。[2]一个能够动员人民群众为了他们理想的社会而奋斗，并且能够获得人民群众衷心拥护的政府，明显比一个群众对其国家缺乏责任感和热情的政府更有优势。战争期间，爱国主义可以成为一股强有力的抗战力量。没有健康（但通常是不健康）的爱国主义支撑，英国绝不可能对法国进行持久战，尤其是在对拿破仑开战期间，尽管这种爱国主义最初可能只是仇外恐外、“种族”优越感和上帝会眷顾虔诚的人等多种信念的混杂。法国大革命中出现的全民动员、全民征兵和许多教化民众的理念，受到很多国家政府的追捧并非偶然。然而有趣的是，尽管英国被多数人视为欧洲第一个现代国家，但它直到一战期间才引进征兵制度。[3]
我们不能过分夸大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期间应征士兵的“爱国”热情，对于这种能够将大量缺乏军事训练和军事技能的群众动员起来的手段，其诱惑力我们也不能低估。但如今许多人将参军作为一种职业，这与早期中东欧那些应征入伍的士兵不同。此外，大规模征兵促使社会上各行各业的人士加入其中，有助于提升军队兵源的质量。不管好坏的确切比例如何，许多专家和目前我们称之为“保守派”或“右派”的政客对欧洲历史上被描述为王朝复辟时期（1815—1848）群众动员的争论，热情都有所减弱。通常来说，在效率和凝聚力方面，严格的训练和严明的纪律比彼此间共同的认同感更为重要，也更为牢固。正如前文提到的，规则其实是专业化和大众化的折中产物。除了英国，欧洲强国力图维持一支由义务兵和职业军人组成的常备军，还有一支在战时能够迅速被动员和集结起来的后备军。从这个意义上讲，20世纪这种类型的军队是指1866—1870年而非1793—1794年大革命期间的军队。[4]
我们应随时注意，不要做过于极端的比较。然而，中英两国爱国热情和群众动员的潜力存在明显的差异。杰里米·布莱克曾明确谈及战争，但他对（中英）战争的论述有更广泛的含义：尽管中国军队在装备技术上落后于西方，但这种差距并不能解释西方列强大胜而中国惨败，相反，国家领导人没能团结和动员他们身后的人民，才是失败的关键原因。[5]这样的例证有很多：在大清帝国军队内部，士兵不忠于军官，军官之间难以合作，整个军队缺乏目标感和凝聚力。[6]满汉之间彼此也互不信任，满族担心汉人军队阵前倒戈。[7]这两个民族之间也存在一些深层的差异。此外，省级自治也很关键。“少数民族事务”（蛮夷事务）通常由地方政府解决，而没有上升到国家事务的层次。即使中国存在民族主义，几乎也只存在于反清运动中。事实上，中国人对“国家”的热爱不及他们对“故乡”的热爱。19世纪在中央政府卷入的各种战争冲突中，这一点都表现得十分清楚，部分地方觉得事不关己。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国大多数省份并没有直接参与，而是置身事外；1884—1885年的中法战争也是如此。[8]1894—1895年的中日战争，在洋务运动主要倡导者李鸿章的指挥下，北洋舰队和来自安徽省的淮军几乎承担了全部战斗任务。李鸿章无权指挥那些被其他南方将领控制的中国陆军和海军，他们对李鸿章的失败欣喜若狂。[9]一位《泰晤士报》的评论员在比较1894年的中国和日本时写道：“中日两国人民本质上的差异在于他们展现的爱国主义，日本人对战争群情激昂，而中国人却很淡漠。”[10]许多中国百姓和地方乡绅都认为，正是中央政府导致了中国在19世纪的许多战败。抵御外侮和保障民生是政府的职责，从这个角度讲清政府的确做得很不好。要在这里说明白失败缘由和影响，并不容易。清政府没能成功抵御西方侵略者是它的一大缺陷，这反过来又削弱了它的威信和实力。实际上清政府企图依靠西方列强的支持来维持自己的统治，但是这并没有发挥多大作用。邓钢在其最近的著作中列举了大量案例，证明19世纪后半叶中国不再是一个由中央完全控制的主权国家。[11]19世纪和20世纪所有的改革者几乎都希望中国真正成为一个主权统一的国家。在梁启超（1873—1929）看来，中国落后的根源在于缺乏“民族意识”，孙中山认为中国需要“新公民”，中国人“自由太多，却无整体”，民众就像一盘散沙，需要用纪律团结起来。[12]
强烈的民族认同感（或者有人可能觉得用“民族主义”一词更合适，虽然这个词可能过于强硬，对于我们讨论的内容并不非常合适）以及对于所谓的“经济动员”极为重要的国家制度，其产生和培育经常被人忽略。由此可知，对很多人来说，在本书讨论的这一时期“军事”和“经济”的差别无关紧要，不管在欧洲内部还是欧洲之外，都是如此。想想“富国强兵”这句格言，意思是国家富足，军事强盛，在明治维新期间的日本相当流行。中国的改革者也想实现富国强兵。[13]我们对“强国思想”和国家主义实际上有多么重要可能会有争论，但我们很难否认这两者对日本“强”国和经济成功发挥的巨大作用。[14]增强国家经济实力的系统性政策在国家强盛和获得绝大部分群众支持时更易获得成功。相对于缺乏凝聚力、认同感和目的感的国家的人民而言，那些生活在统一国家的人民更容易在经济现代化和国际竞争引起的剧变中做得更好。以前在英国这种现象相当明显。我们认为苏格兰并入英国看上去就相当成功。我们研究发现，威尔士在并入英国之后并没有出现严重问题，许多爱尔兰人对英国创建帝国的贡献甚至超乎我们的想象。
考虑一下纪律最初的形成过程及其核心概念中的集体主义内涵，人们会惊讶于目前主流经济学如此忽视“国家”和“民族”等集体的重要性，力图直接或间接地将所有经济现象归结为个体的理性选择。对于英国这种偏好个人主义传统的国家，当我们回顾其经济发展历史时，也能发现一些像“道德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国富论”“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收入”“国家债务”“增长”等概念，所有这些概念都像“经济”一词一样蕴含着“家庭管理”的意思，无一不跟“集体”相关。回顾欧洲大陆纪律发展的历史，集体主义无疑相当重要。罗斯托在其《经济增长的阶段》一书中指出，民族主义是一个国家腾飞的先决条件，在一个国家应对发达国家威胁时也扮演着重要角色。[15]格申克龙在其《经济落后的历史透视》一书中强调，在新时代和新世界，信念对赶超者极为重要。在他看来，实现工业化和经济现代化，需要“动员全民参与”。[16]在那时，几乎所有经济学家都忽视了国际竞争也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赫尔普曼在其经典的经济增长分析著作《经济增长的奥秘》中，甚至没有提及“国际竞争”“民族主义”“赶超效应”“霸权主义”等概念。克鲁格曼认为，谈到经济就联想到国家竞争确实不可思议。[17]尽管这种观点的确令人不解，在历史上国家之间的经济竞争确实是存在的。武断地否认它，对于社会科学和实证研究并没有任何实质性帮助。克鲁格曼也喜欢提比较优势这个概念，如果没有国家，比较优势又如何体现呢？从某种意义上说，重商主义者比通常的商人、政治家和学术研究人员更明白经济是如何运行的。经济发展不是自然而然就会发生的，它需要人为地去追求。国家竞争即便不是必要条件，通常也能刺激发展。任何一个历史学家都能提出一大堆“发展意愿”的例子，正是由于清代中国长期缺乏这种国家发展的意愿，以至于直到19世纪40年代才感受到外来威胁的存在。[18]
几乎所有的史学家都极不愿意承认民族主义对经济的重要性，我可以援引本章开篇兰德斯的那句引言来证明。根据丽亚·格林菲尔德的观点，英国不仅仅是一个国家，它还是世界上第一个国家。[19]但在兰德斯看来，那与经济史毫不相关。在格林菲尔德关于现代民族主义的著作出版后，她写了一本有关“资本主义精神”的书。在该书中，她细致地分析了英国、荷兰、法国、德国、日本和美国，向世人展示“爱国情怀”是推动一国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力，在重商主义时代是如此，在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时代仍是如此。[20]按照她的说法，民族主义是确保推动增长的经济活动得以正确实施的重要因素。民族主义蕴含的本质和核心准则即平等意识和主权观念，能够带给人们民族尊严。那是爱国主义对民族事业承诺的基础。这种承诺的必要性在于，将经济包含在与其他国家的竞争之中，进而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现代经济的持续增长特性并不是内生的、自发的，它需要靠民族主义的刺激和维护。
考虑到“民族主义”的重要性，有些对清代中国欠缺民族主义的评论还是比较到位的。在清代中国，民族主义作为统一国家和民族的政治原则，薄弱至极。[21]从某种程度说，清代中国为其“松散”的统治也付出了相应的代价。总的来说，在法国大革命之前许多西方国家就具备现代民族主义的基础了，而中国的这种意识相对是比较欠缺的。它这种精简的政府结构以及大量地方自治和自我治理体系导致的结果，就是政府没有嵌入社会，而是像一层薄纱环绕在社会之外。在一定程度上，中国就是许多区域（更确切地说是省份）的集合，实际上中央的权力相当分散，因为每个省的巡抚几乎可以独立地行使他们的权力。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中央（国家）的势力压根儿没有渗透到地方。同样，清政府的最高统治者几乎完全没有制度观念和国家结构意识，也没有将中国建设成一个近代国家的手段，而这恰恰是能够推动中华民族形成的力量；从另一方面来说，中国国民也欠缺制度观念和国家结构意识，国民始终都没有把中国看成是“自己的”祖国来建设。与西欧国家不同的是，中国缺乏与中央政府谈判的社会组织，尤其是在税收和社会福利等事关大众权益方面，这也是难以动员“社会大众”乃至“社会精英”的一个原因。
民族主义是由多种因素复合而成的表现形式。现实并不那么简单，一个有趣的差异在于，有两种不同的民族主义，即自上而下的由国家产生民族的民族主义和自下而上的由民族产生国家的民族主义。[22]在本书讨论的清代中国时期，即使存在某些形式的国家建构和民族建构，建设力度也相当薄弱。我们可以发现，在中央政府任职的官员通常远离基层，很少融入社会调查实情。国家官员看不到也不想看到积极活跃的公民群体。现实中也没有大规模动员群众，为国出力。民族主义自下而上的形成条件也不充分。中国并不存在如同西方社会一样拥有地方势力的根深蒂固的贵族，他们实际上充当着国家建设过程中凝聚点或说是起航点的作用；也没有出现现有的社会精英及其“拥护者”积极投身于国家和民族建设的趋势。当谈及群众参与国家建设的热情时，我们看到的几乎全是漠不关心。当时的明白人都意识到了这些问题。为了使“地方”融入“国家”，甚至有人建议建立一套涵盖地方名流的封建制度。[23]诚如有些主张认为的，这并没有夸大：即使作为一个多文化的帝国，庞大的清帝国也延续了超过一个半世纪，甚至延续到20世纪。那些被视为与西方国家构建中的“正常”部件有所不同的机制，一定还在起作用。
通常只有在各国激烈竞争中，国家主义才有存在价值，一个把自己看成是中央之国和“天下”的国家，在很大程度上会与其他国家渐行渐远。中国“外围”断断续续的战争对中国内地十八省的百姓并没有太大影响；而西欧长期持续不断的战争和大规模的群众动员则不断唤起民众的爱国热情。这使得欧洲人会不自觉地去厌恶邻国，而对自己国家时刻抱以热情。用威廉·詹姆斯的话说，直至他所处的时代，欧洲战争就像“双手沾满鲜血的护士培育了各国的凝聚力”。[24]有学者强调国家在中国社会中首先扮演的是道德秩序维护者的角色，这确实有一定道理，但也很难否认一个军队孱弱、统治分散的国家，在遭遇到其他因为战争而强盛的国家入侵时，很容易失去“君权神授”的地位。当然在清朝统治下，还存在其他一些“抑制”国内民主意识发展的因素。我之前就说过，满族人只是少数外来征服者。即使他们表现得足够“仁慈”，表现得像“纯粹的中国人”（汉人），他们的统治地位也只会受到越来越多的非议。此外中国南方和北方还存在差异，那些生活在内地十八省的汉族及其他民族，伴随着帝国的扩张逐渐占据了全国各地。中国也因此成为一个多民族国家，这使形成统一的中华民族的难度加大。在此之后纳入中国版图的少数民族地区，确实也出现了不少问题。中国确实太大了，所有这些因素都会阻碍民族认同感的形成。尽管有人怀疑这些问题是否真的比在很多欧洲国家还要严重。与欧洲最大的帝国相比，清代中国不仅是一个民族国家，还有一个占主导地位的民族。即使是在18世纪帝国疆域大为扩展之后，汉族人仍占总人口的90%左右。若以是否讲德语为标准划分，在19世纪末期的哈布斯堡帝国德国人所占比重约为1/4。在19世纪中叶的奥斯曼帝国，有一半的人都不是穆斯林。俄罗斯人明显是19世纪末期俄罗斯帝国欧洲部分的主体，比重超过55%，但乌克兰人的比重也超过了20%，波兰人比重约10%。另一方面，包括普鲁士王朝在内的许多帝国都没能在一战中幸存下来，而像英法这些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却幸免于难。
在前面的段落中我曾提到，民族主义或者说是先进的国家意识和国家凝聚力对经济发展产生积极影响，更宽泛地说是对现代化也有积极影响。当然，现代化进程和经济发展对推动国家主义高涨也有反作用。事实上，这种相互作用关系比我描述的要更显著。正如欧内斯特·盖尔纳在其经典分析中展示的那样，把国家主义解释为现代化和现代经济增长的产物，是理所当然的。[25]只有建立在文化共享基础上的增长才能持续，更高效的通信手段和交通方式，越来越高的教育水平和不断推进的城市化进程也能推动增长。就如历史上经常出现的那样，因果关系实际上是相互的。从这方面看，清代中国处于一个极为尴尬的境地：它既欠缺可以推动经济增长的集体意识，又欠缺有助于形成集体意识的经济增长基础。这种国家归属感和参与感并不是自然而然就能形成的。在西方史学界，对民族国家和国家主义是“原始形成”还是“后天发展而成”争论最为激烈。但是在英国并不存在这种争论，因为许多古老的西方“国家”是由统治者建立的。许多措施被用来促使人们考虑“国家利益”。
治理方式、知识和纪律
西欧国家的政府越来越关注它们的国民，乃至关注他们在想什么、做什么，所以它们便开始系统地收集国民的信息，并对国民进行监督和引导。随着所需征缴的税收和征募的士兵越来越多，显而易见，对统治者而言他们越来越需要了解自己统治的国民的确切数量以及他们住在哪儿、干过什么、拥有什么、收入如何、有什么想法等。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发现所有的欧洲国家政府都会改造它们统治或是想要统治的社会，使之变得“透明”，这个概念是詹姆斯·斯科特引入社会科学研究的，正如他所说：
要使社会“透明”，以便可以用简便的税收方式、征兵制度、预防叛乱的手段来合理地管理民众。我开始认识到，“透明”是治国理政的核心问题。在许多关键方面，早期现代化国家是很盲目的。（国家）对国民以及国民的财富、土地、位置和身份知之甚少。它缺乏一个像一张详细标注地形和民族的“地图”那样的行政系统，缺乏能够被大家共同理解的度量衡标准。统治者缺乏对国家地理及民众的清晰认识，最主要的是它缺乏可以将已知的信息“转成”可执行的一般标准的衡量方法，因此国家的干预往往很粗糙，常常弄巧成拙。[26]
国家设立标准，从而可以记录和监控那些复杂的、“不明晰的”地方社会的习惯做法。斯科特举了大量的例子，比如个人的姓氏、度量衡的标准化、土地丈量和人口登记制度、产权制度、语言和法律表述的规范化、城市规划和交通运输组织。正如福柯所言，欧洲各国政府都在“强化”对社会的管理从而使其变得“更易治理”，[27]通过可统计的方法，使土地、产量和劳动力等要素变得更加明晰，出了问题也方便处理。在中国我没发现类似的政策。中国政府没必要，压根儿也不想要进行过多的干预，更不要说动员全国的人力物力与别国展开竞争。然而这种竞争却是欧洲各国收集信息的主要驱动力。通常是将一国的经济实力、军事力量、自然科学的研究水平综合在一起，以评估一国到底是强大还是弱小，并借此找到提升本国国际地位的方法。通过收集和应用可靠信息推动国家“进步”的开明观念，盛行于从18世纪就力图理性治理自己国家和社会的欧洲政府，这并非偶然。
科学和科学家在社会进步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在近代社会早期，当科学界人士认识到科学研究没有边界时，人们就希望科技可以为国服务，而且被当作国际竞争的重要筹码。比如成立于1752年的荷兰社会科学研究院，明确提出为荷兰国家利益服务。成立于1662年的英国皇家学会，标榜自己的宗旨是“探求自然真知，为上帝创造有价值的艺术作品，发扬人类的善良本性”，但本质上它也在为国家利益服务。随着时间推移，知识和有知识的人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政府管理也需要越来越多的信息。在英国，无论社会的实际倾向如何，国家和政府对“改善”“理性”“进步”等词都非常感兴趣。[28]此外，人们也倾向于认为“科学”包括“政治经济学”和“政治权谋”。[29]像牛顿这样的科学家和瓦特这样的发明者在英国能享受民族英雄般的荣誉，而在中国则会受到打压。
欧洲各国政府对收集和使用数据越来越感兴趣（“统计”一词的词根与“国家”相同，并非偶然），将之用于广泛的用途，积极采取措施以培养一个强大的国家必需的那种社会和经济。[30]一个比较明显的例子就是人口普查和登记制度的完善。当然，地图测绘技术也使整个社会变得更加清楚明晰。社会上可以获得的地图数量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它们也因此成了普通商品。在这方面，可以参考本书第38—39页的论述。在这里我也必须提醒，不能忽视概率和风险计算方法的发展及其在保险等领域的应用，政府对此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我们这里考察的这些发展，是欧洲的普遍现象，而非总是英国在起示范作用。[31]我们发现英国在推广全国地籍登记方面进展相当缓慢。在推行人口普查和登记制度方面，英国也不是领先者。英国直到1801年才开展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爱尔兰在1821年之前都未被收录在内。地籍制度和人口普查之所以对英国的统治者显得不那么重要，是因为英国的主要税收收入不是来自土地而是来自消费品，甚至在我们讨论的这一时期，英国都没有建立义务兵役制。法国在1794年大革命期间引入了公制（metric system）, 1799年权威性的公制被固定下来。但是并非没有反复，1812年之后，市制（pre-metric units）又重新被允许使用。直到1837年公制才再次成为法定度量衡。谈到拿破仑时期的法国以及法国占领区法律体系的“理性化”这类革命遗产，很难高估其价值。正如我们所知，英国没有采用公制。英国开启了时间标准化的先河。英国邮局率先对全国范围内的邮车运营时间实行统一标准。随着铁路在英国的推广，全国范围内采取统一的时间标准也就迫在眉睫。因此所谓的“铁路时间”也就演变成了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855年，英国98%的公共时钟都使用这个时间。[32]这类标准化对科学、技术、政治乃至法律都有重大影响。应当注意的是，科学家倾向于独立制定更多的标准，政府在这方面也乐于效劳。没有丰富的信息和标准制度，现代经济生活是难以想象的，而这些大多是由政府机构提供和强行推广的。标准化降低交易成本的效果相当可观。一般来说，国家在收集、提供信息和制定标准方面的价值经常被低估，但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清代中国不仅国力“薄弱”，而且计量标准的“基础”也相当薄弱。
唯有永恒的创新才能推动现代经济持续增长，创新要依靠发明，依靠重大的科技突破。如今，研发和自然科学在科技创新中发挥着基础性的作用。最发达的经济体都是知识经济。在“起飞阶段”，科学发挥的作用自然不容小觑，但没起到主导作用。最近有几本比较优秀的著作出版，它们讲的是各种有用和可靠的知识在第一产业发展中发挥的作用。[33]在这里重复它们的内容或者总结成几句话，没有任何价值。所谓的新增长理论也倾向于把知识经济定位为国家发展的核心。[34]这些著作表明在起飞阶段，英国政府在科技发展以及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方面直接参与程度并不高。他们还认为，我们不能过分夸大英国的积极作用和建设性作用。在法国更是如此，当然其成效更不显著。通常情况下政府不会自己开展研发项目，也不会大规模支持私人研究和私人教育。工业化过程中的英国是一个知识经济国家，而不是一个政府政策直接驱动的国家。然而英国政府扮演的角色虽然不那么直接，但在制度和硬件设施方面对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发挥了根本性的作用。英国政府认同的是一种科学的世界观，它并不反对研究，更重要的是它也不反对那些可能对当时社会造成不良影响的发明和创新。英国政府尊重科学家、发明家和企业家，而且经常激励他们，给予他们奖励和荣誉。所有这些做法都相当重要，并且与欧洲之外的其他地方形成鲜明对比。清朝与此不同，其政府从不做这些具有重要作用的事情。当然，在欧洲各国，英国政府在这方面并不是做得最好的。
我在本书中的一个观点是，英国在演变成近代国家的过程中，拥有比清代中国更好的基础性权力。当然，这种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制度和物质基础。制度变迁已经被多次提及，这里我们主要讨论物质方面的基础设施。在这方面，交通运输发挥了基础性作用。[35]由于科技和制度的改变，1700—1830年英国道路交通的效率提高了近两倍。政府的角色主要限于获得议会授权，进而设立高速公路收费关卡。同一时期，英国运河的航运能力也几乎提高了两倍，这对煤炭资源的跨区域调配和利用有重要帮助。当然，轮船的发明使用也是激动人心的创新。然而，海外贸易在19世纪后半期才真正实现腾飞。但在此之前也出现了一些降低贸易成本的事情：因为有皇家海军的保护，“市场运转更加顺畅，海运也更加安全”。[36]这虽然不那么激动人心，但也相当重要，特别是对于产自北方的煤炭要安全运至伦敦来说。19世纪上半叶，每年煤炭的海运总量约50万吨。对效率的提高，国家扮演的角色也越来越重要。至于铁路建设，英国中央政府并不乐意发挥太大作用，但又不能把这一切全推给市场，邮政服务也是如此。在这些方面，英国政府还是做出了实质性的贡献，也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样在这些方面，从乾隆皇帝直至清帝国灭亡，清政府的有效作为显著减少，起到的作用也越来越小。[37]中西方的差异再次引人注目，中国的劣势也越来越明显。
前文我们已经论述了收集信息对统治者的重要性。然而，政府政策措施并不仅限于收集它们希望了解和需要处理的事务的信息：它们也应当了解和改进自己的行为。正如斯科特在《国家的视角》一书中提到的那样，信息之间有明确的联系，特别是要了解“你的”臣民和统治之间的联系。哈布斯堡王朝的皇帝约瑟夫二世毫不掩饰地讲道：“一个君王要想治理好一个国家，必须首先清楚地了解他的子民。”。[38]国家在发展经济方面扮演着重要作用，最好的例证就是政府一直努力把国民变成它们认为的正直、文明开化、遵纪守法、勤劳（本书认为最重要的一个特性）的人：简言之，也就是那种愿意为统治者增加国家财富和出生入死的人。从现代化时代开始，随着民众越来越多地被关注，我们发现所有的西欧和中欧国家都在努力把民众变成“思想正确”“行为可期”“表现正常”的人。毋庸置疑，这一“驯化”或者说“开化”的过程，可以说是欧洲现代化早期主要的社会历史特征。致力于创造“现代男人”的文学作品数量多得惊人。[39]有时这是由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推动的，有时是由新教教会和天主教会的“神职人员”推动的，有时是由雇主或者那些把自己看成是“文明人”的“资产阶级”分子推动的。通常来说，出于一些共同的原因，这些“社会精英”共同努力，最终创造出一些品质相似的“善人”和“顺民”。如果得不到中央政府的鼓励，大多数“驯化”即使坚持一段时间也没有多大效果。结果，政府实际成了支持者甚至是说教者。一个有纪律的社会的出现，往往与军队、官僚体系、济贫院、收容所、（手工）工厂和学校等有纪律的组织的出现相伴而生。
我们已经暗示过，那些数百万士兵参与的军事革命对训练和纪律的重要意义。军事人员也被期待以密切协调的方式表现得更为专业。[40]士兵们被期待的是按照清晰且合乎逻辑的指令行动，而不是单独行动。战争不再是彰显个人主动性和勇气的场合，而是需要集体的协同努力，而且要按照计划和策略进行。如今人们流行把军队比作“战争机器”，这并非偶然。马克斯·韦伯把军事纪律比作所有纪律“之母”（即发源地）也就不足为奇了。[41]军舰和商船上的纪律相当严格，就像在一个流水线工厂开展工作。[42]我们在新的官僚体系中也发现了相同的原则。政府公职人员越来越被要求按照规则和纪律办事。西欧各国政府逐步创建了一套“理性的”直接统治制度，同时清除那些“不好管控”的贵族、世袭公职人员、包税人、腐败且尸位素餐的公职人员的“间接统治”。在有些情况下，“间接”统治者逐渐由那些按章办事、纯粹为政府效力或不为任何私人效力的“真正”官僚取代。同样要注意的是，不要忽视这些过程，也不要把它们看成是理所当然的。成功的过程往往是曲折的。总的来说，比军队更加专业化的官僚体系在19世纪依旧不够成熟。但是在此之前它就明确了应该朝哪个方向发展。
这种纪律革命开始在全部人群中扩展。出于某些原因，社会“精英阶层”开始依靠“社会大众”，反对那些被认为是“不开化的”“不守规矩的”或者是“懒惰的”行为。如果我们赞同威廉·坦普尔和亚当·斯密的学说，税收甚至都是用来操控劳动阶级道德的方式。[43]从经济史学家的视角来看，创建一支守纪律的劳动力队伍的大量创新性举措特别有趣。当人们开始为了赚取工资而为那些没有亲属关系的人工作时，纪律就显得越来越重要。工作、闲暇和贫困的概念完全改变了。劳动是一项工作甚至是一种职业，但任何情况下都不是义务的观念开始盛行。在整个欧洲，救济院、贫民院、拘留所和类似的场所被建立起来，以“改造”那些不自觉接受改造的人。他们被迫努力工作，从而变成福柯所说的“顺民”。[44]乞讨和流浪成为要受惩罚的罪行，不工作也被视为犯罪。惩戒所在整个北欧激增。在荷兰称为“习艺所”而在德国和奥地利称为“监狱”的机构，数量大增，它们也可以翻译成“纪律坊”。在1750年的英格兰，几乎每一个市镇和工业区都有自己的劳教所。我们已经说过，这些劳教所关押过许多人。欧洲国家在开展道德和社会规训以及“文明教化”时，表现得异常活跃。国家政策、工人自身的贫困以及新的消费模式导致工作人数、工作时间和工作强度大大增加。这些辛劳的增加在欧洲早期现代化过程中被称为“勤勉革命”。[45]这种革命在工业化之初并没有停止，一些学者甚至认为这种状况只会加剧。按照经济史学家沃斯的说法，从1750年至1830年，英国劳工的工作时间至少增加了20%。[46]劳工的工作受到更多监督，采用大机器生产之后生产速度也大大提高。但“勤勉革命”绝不是独特的欧洲现象。事实上，这个概念首先是在分析德川幕府时期的日本时提出的。[47]“勤勉革命”同样适用于中国现代化的早期。[48]但是生活在中国和生活在欧洲的人，其工作实际上差异很大。我也会用一些篇幅简要讨论这些差异。
随着大工厂时代的到来，社会对受过系统培训的劳工的需求变得更加迫切。[49]无法想象一个没有纪律的工厂会怎样。有大量文献证明，有纪律的劳工在现代工业中的重要作用。学者斯蒂芬·马格林就坚称，设立工厂的主要原因是确保“老板”能够控制产品的生产过程和管理他们的工人。本书提到一个特别有趣的问题就是，西方国家（包括日本）和中国以及其他不发达国家，在这个方面的差异究竟有多大。格里高利·克拉克认为，纪律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什么有些国家富，而有些国家穷。按照他的说法，贫困国家的劳动力素质普遍较低，这些国家的工人缺乏纪律性，经常旷工，以至于工厂不得不雇用更多工人。[50]尽管这扯得有点远了，但我仍然要说，只要懂点西欧工业化常识的人，都知道工厂纪律对雇主和工人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这些旨在改变西欧人民思维、心灵甚至是举止行为的举措如此之多，以至于任何人都可以质疑王国斌在其《转变的中国》一书中提出的观点：“近代欧洲国家不太认同中国人赞同的塑造社会道德情操是统治国家的根本逻辑。”[51]他对农村人口的有关论述确实有些道理，但我们也必须清楚一点，欧洲重商主义盛行的发达地区远比中国的城市化成功得多。早期生活在欧洲城镇的人如果听说政府不关心他们的道德，会感到相当惊讶。在一定程度上，王国斌对欧洲现代化早期社会历史的特殊解读或许正像他理解的那样，类似于由教会主导的欧洲“道德改革”运动的确存在。按照王国斌的说法，“中国政府改造农民内心思想的举措与欧洲国家形成鲜明对比，因为欧洲的这些事务都是由教会做的”。[52]王国斌区分了世俗权威和宗教权威以及“公共”领域、“道德”领域和“宗教”领域，但这种划分对宗教改革后的欧洲有点武断和不合时宜。一位研究现代化早期宗教历史的荷兰专家坚定地认为：“在现代化早期，世俗权威超越教会权力的趋势一直没变。”[53]由宗教改革产生的所谓“宗教国家”，通常是借助主教在政治团体中的势力来维护教会的利益。[54]这当然适用于那些新教流行的国家，但在天主教国家也存在类似情况。萨蒙认为在16世纪的法国农村，每个牧师都“是政府的一位代理人”，这在法国大革命期间被制度化；多恩也在一篇有关18世纪信仰新教的普鲁士的文章中写道：“每个新教牧师就是一名国家公务员。”[55]我们还可以在一些有关德国现代化增长过程的文章中明显发现，如今我们称为“政治”“道德伦理”和“宗教”的概念明显被混淆了。
地方议员要求政府实施全方位监管的主张得以实现，在政策理论和实践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政策规章不再只关乎政治，有些也牵涉社会良好秩序及其建立方式……在现代社会，它们（即治安管理条例）处理的是民事私法问题，涉及婚姻、家庭、监护和继承以及产权、劳工和信用等方面。当然，它们也涉及宗教、道德、社会安全及其他“公共”领域……在三十年战争（1618—1648）之后的那段时期和18世纪，大量政策法规颁布施行，宗教仅仅成为国家行政管理的一小部分。但直到18世纪，德国王储接受的治国理政的教育理念仍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不过这种理念主张国王应该为民而非虔诚地为国效力。[56]
在教化民众的活动中，西欧的教会和国家实际上配合相当密切。有大量文献讨论德语所称的“社会管教”，其实就是在现代化早期国家和教会教化民众的举措。[57]天主教和新教之间存在一些差异，新教教会被“改革”过，而且它们的教规改革更加“彻底”。这对经济史学家的研究来说非常重要，因为新教改革历法，尽量废除圣徒日和宗教节假日，从而明显增加每年的工作时间，这些举措非常成功，效果也很明显，尤其是在广大新教国家。[58]重新回到我们对国家整体比较的主题，英国依靠法律建立起了一套单一的信仰忏悔体系。英国国教是英国的官方宗教和官方教会。英国教会的成员享有某些特权，但那些被称为异教徒的人直到1832年都受到歧视。对1688—1832年英国是不是一个“宗教国家”的争论，相当严肃和激烈。[59]我以前就指出过，实施济贫法有助于宗教和国家当局的融合。对此，我认为不必进一步深入探讨。
任何读过相关文献的人会得出两种不同的结论。首先，在欧洲现代化早期，无论是天主教国家还是新教国家，在习俗改革方面都下了不少功夫。在西欧现代化早期，宗教改革与反宗教改革、宗教审判、惨烈的宗教战争、政治迫害、宗教监禁等，从根本上塑造了西欧历史。在所有新教国家，国家权力从教会转移到了政府手中，比如宗教审判要依照世俗规则；世俗权威战胜了宗教权威。其次，这些改革几乎全是世俗权威和宗教权威的共同努力。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世俗政权和宗教力量的相对重要性方面以及在其政策可能带来的影响后果方面，国家当局关注的内容可能会发生改变。但是，任何一个学习过那个时期历史的学生能了解的只有王国斌的观点：世俗政权没有兴趣诱导国民的士气和斗志，以及国家和宗教的区别与分离。现在我们认为的宗教与国家的“分离”其实直到19世纪才出现，在许多西欧国家政治、宗教和道德的联系甚至从未被割断过。
当然，我们不可能真正去证明这个观点。但根据我对中国与西欧国家的比较，西欧国家更热衷于训练官僚、军队和工薪劳动者。也就是说中国的官僚更多受到严密监视。但同一时期的清代中国军队却军纪涣散，虽然有一些工薪劳动者，但他们经常旷工。我特别想指出的是，西方努力造就的是以赚取工资为目的、可以作为“生产要素”的劳动力，而非单纯的从事小农生产的劳动力。尽管中国政府曾经在教化和指导民众方面比西方国家更加积极主动，但从经济视角来看，我仍然认为西方国家教化和指导民众的意义更大，因为西方国家注重提高效率和简化程序，而中国注重教人修身养性。中国政府当然对其劳动力的表现也很关心，然而绝大多数劳动力分布在农村并从事小农经济。当然，政府律令在这些地区也是适用的，但依法享有决策权的家庭（男性）户主几乎享有不受国家和任何他人限制的自由，可以做出他们认为合适的任何决策。[60]在英国，与没有亲属关系的人一起工作或者为没有亲属关系的人工作，是非常平常的事，但在中国并非如此。在18世纪的英国，无产阶级已经成为整个劳动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同一时期的清代中国却几乎没有无产阶级。对于农村家庭，中国统治者按照性别确定了男耕女织的职业角色。[61]不论其成败效果如何，我都认为中国统治者关注的更多是传统和体面，而非经济效率。
[1] 引文出自Schell and Delury, Wealth and Power，第133页。
[2] 对于“民族团结”和“公民资格”之类的因素在发展军事力量时发挥的作用，我在导论注释232—233和第260—263的文献中已经提到，我之所以将“民族团结”和“公民资格”加上引号，是因为它们是一些现代词汇，跟我描述的时代并不相符。
[3] 征兵案例参见James, Warrior Race。
[4] 这里我几乎完全是参考Sheehan,“What it means to be a state”，第14页。
[5] 参见Black, War and the World，第181页。
[6] 参见Folsom, Friends, Guests and Colleagues，第61页。在这里，Folsom指的是清朝军队镇压太平天国运动。
[7] 这一观点可以在以下文献中找到，Crossley, Orphan Warriors，第54—55页。
[8] 参见Overdijking, Lin Tse-Hsu，第100页注释1。
[9] 参见Hsü, Rise of Modern China，第14章。
[10] 引文出自Paine, Sino-Japanses War，第237页。该评论发表在《泰晤士报》1894年12月26日第4版，但也没有理由认为19世纪早期的情况有所不同。
[11] 参见Deng, China's Political Economy，第5章。
[12] 参见Schell and Delury, Wealth and Power，第92页、第101页和第133页。
[13] 参见Pines, Everlasting Empire，第164页。
[14] 关于这一作用，我参考了Greenfeld, Spirit of Capitalism，第3章，以及Norman, Japan's Emergence。
[15] 参见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中的民族主义部分。
[16] 参见Gerschenkron, Economic Backwardness，第22—26页。
[17] 参见Krugman, Pop Internationalism。
[18] 参见Weiss and Hobson, State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第184页和结论部分。
[19] 参见Greenfeld, Nationalism；作为比较，可以参见Colley, Britons。
[20] 参见Greenfeld, Spirit of Capitalism。这段的其余部分，取材于该书的第1页、第3页和第23页。
[21] 有关清朝统治下的国家主义参见Dikötter, Discourse of Race; Dittmer and Kim, China's Quest; Duara, Rescuing History; Esherick,“How the Qing became China”; Schell and Delury, Wealth and Power; Zhao, Nation State by Construction。
[22] 关于国家主义的特征、起源、形式及其与国家形成之间关系的经典文献，我参考的是Gellner,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Hobsbawm, Nations and Nationalism，以及Hutchinson和Smith的许多著作，例如Nationalism。对于中国与欧洲之差异的比较分析，参见Wong, China Transformed。
[23] 参见Duara, Rescuing History，第5章分析了所谓的“封建”传统中中央有限的控制，以及血缘或亲属关系发挥的广泛作用。
[24] 参见James,“Moral equivalent of war”，第1283页。在第1293页他补充说：“战争是唯一一种能够训练出一个完整集体的力量。”有关的介绍，参见Sheehan,“What it means to be a state”，第13页。
[25] 参见Gellner,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26] 参见Scott, Seeing Like a State，第2页。
[27] 参见Foucault 1970年和1980年在法兰西学院所做的有关“政府治理”的演讲，具体参见由Palgrave Macmillan出版的Michel Foucault, Lectures at the Collège de France合集。
[28] 英国的“改善”“理性”“进步”等情形，可以参见Borsay,“Culture of improvement”; Caton, Politics of Progress; Macleod, Heroes of Invention; Mokyr, Enlightened Economy; Porter, Enlightenment，以及Spadafora, Idea of Progress。
[29] 有关国家主导的科技进步的文献，可以参见Gascoigne,“Royal Society”; MacLeod, Heroes of Invention; Shapin,“Image of the man of science”。有关政治权谋和政治经济学的文献，可以参见Hoppit,“Political arithmetic”，以及Poovey, History of the Modern Fact。
[30] 关于英国的情况参见Higgs, Information State; Palmer, Economic Arithmetic。在这里有必要指出各种类型的会计方法、问责机制、测量方法，参见Soll, Reckoning，第7章和第8章。有关地理覆盖范围方面的分析，参见Headrick, When Information Came of Age; Heilbron,“Measure of Enlightenment”。此外还有Black, Power of Knowledge; Dudley, Information Revolutions。
[31] 参见Bernstein, Against the Gods。
[32] 参见Zerubavel,“Standardization of time”。
[33] 这里我提到的书主要指Jacob, First Knowledge Economy; Leonard, Mothers of Innovation; Mokyr, Enlightened Economy。
[34] 参见拙作Escaping Poverty中“Economic growth, theories of economic growth, new”。在拙作出版后，另一位作者的著作才出版，Mazzucato, Entrepreneurial State，作者认为，国家为创新提供了主要的资金，也像企业家一样，有权进行高风险投资，参见其折页。
[35] 我的观点跟Mokyr一致，参见Enlightened Economy，第10章。
[36] 参见Menard,“Transport costs”，引文出自第275页。
[37] 参见Kim,“Transport in China”。
[38] 参见Kain and Baigent, Cadastral Map，第195页。
[39] 我使用现代“男人”一词，不是偶然的。当时也付诸很多努力来教化妇女，但是其重心不在于“改变”她们的公共行为，而是使之在私人生活中安于现状，服从权威。研究这些主题有很长的传统，Weber、Elias和Foucault的著作是主要的灵感来源。我仅列出以下文献，包括一些较老的文献，如Burke, Popular Culture; Muchembled, Popular Culture and Elite Culture; Spierenburg, Broken Spell; Raeff,“Well-ordered police state”。更新的文献参见Gorski, Disciplinary Revolution。罗威廉的著作关注18世纪的中国，他认为很多中国官僚，如果不是绝大部分的话，力图使中国成为一个“秩序井然的警察国家”，而Raeff认为这是近代早期西方政治领袖的主要目标。参见Rowe, Saving the World，第333页。一般而言，可能确实如此，但在我看来，对劳工的教化，却并非如此。
[40] 有关军事发展的文献很多，这里我仅给出一个有关英国的：James, Warrior Race，第四部分。
[41] 参见Weber, 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第686页。
[42] 参见Frykman,“Seeleute”。
[43] 参见Ashworth, Customs and Excise，第334—335页。
[44] 参见Foucault, Discipline and Punish，第3.1部分，第135—170页。
[45] 参见De Vries, Industrious Revolution，第3章。有关De Vries对这个特殊解释所做的评论，参见Allen and Weisdorf,“Industrious revolution”; Malanima, Pre-Modern Economy，第238页。
[46] 参见Voth, Time and Work，第130页和第270—271页。
[47] 参见Hayami,“Great transformation”; Hayami, Saito and Toby, Emergence of Economic Society，尤其是序言部分。
[48] 参见Pomeranz, Great Divergence，其中有关工业革命的部分。
[49] 有关通常意义上劳动力培训和工厂工人培训等特殊问题的文献，按作者姓名字母排序：Furniss, Position of the Laborer; Lis and Soly, Poverty and Capitalism和Worthy Efforts; Marglin,“What do bosses do?”; Pollard, Genesis of Modern Management; Rule, Experience of Labour; Steinfeld, Invention of Free Labour; Thompson,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和“Time, work-discipline and industrial capitalism”; Vogt, Time and Work。
[50] 参见Clark, Farewell to Alms，第16章和第17章。在357页还有这样一句话：“劳动力的质量显然是制约低收入国家经济效率的关键因素。”
[51] Wong, China Transformed，第97页。王国斌持类似的观点，即帝王的野心和权力，在空间范围和种类方面都远超西方国家。他认为，欧洲国家“对精英和大众的教育与道德”缺乏深度关切，对潜在的推翻政权行动也缺乏积极的关心和忧虑，参见Wong, China Transformed，第101页和第103页。
[52] 参见Wong, China Transformed，第97页。
[53] 参见Van Rooden,“Kerk en religie”，第394页。
[54] 宗教国家是指施行某种特定宗教，并将某种义务强加给人民的国家。
[55] 参见Salmon, Society in Crisis，第79页；Dorn,“Prussian bureaucracy”，第409页。
[56] 参见Munch,“Growth of the modern state”，第208—211页。有关现代化早期国王与教会错综复杂的关系，参见Von Greyerz,“Confession”以及后面的参考文献。
[57] 参见Behrens,“Sozialdisziplinierung”。这类社会规训通常直接和宗教国家联系在一起。
[58] 参见Gorski,“Little Divergence”，第175—177页；De Vries, Industrious Revolution，第87—92页。
[59] 参见Clarke, English Society和“England's Ancien Régime”。有关争论可以直接谷歌搜索“England confessional state”。有关天主教的特殊地位及其反对者的论述，参见Colley, Britons，第324—334页；Daunton, Progress and Poverty，第478—479页、第481—482页。
[60] 参见De Moor and Van Zanden,“Girlpower”; Wolf,“Europe and China”。
[61] 有观点认为，迫使妇女在家相夫教子的原因是中国浓厚的文化传统的压力所致，参见Goldstone,“Gender, work and culture”; Huang, Peasant Family and Rural Development; Mann, Precious Records，第6章。他们认为这种文化传统压力对经济只有负面影响，Bray就认为妇女享有的劳动成果与其劳动付出不对等，参见Bray, Technology and Gender，以及Pomeranz,“Women's work, famil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Gardella认为女性工薪阶层的出现源于采茶业的发展，参见Gardella, Harvesting Mountains，第172—173页。很明显，在现实中统治者对许多忠告都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