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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章 投资行业的变化
在投资行业里，两个最显著的变化是计算机的应用和可得信息的增多
当一位知名经理遇到一家业绩糟糕的公司时，通常是后者占上风——公司经营会继续恶化，而经理则将声名不再。
——沃伦·巴菲特
坦诚相告——对我们，对管理层都是有益的。如果CEO经常在公开场合误导别人，那他最终也会误导自己。
——沃伦·巴菲特
了解公司管理层的过程就像是结婚——你要真正了解一个女孩，唯一的办法就是和她生活在一起。只有当你和企业管理层相处了一段时间后，你才能真正了解他们。
——菲尔·费雪
1971年，我进入伦敦金融城。那时的伦敦金融城和现在相比有很大不同。20世纪70年代时，在这里工作的员工工作时间都很短（至少和现在相比是这样）。他们甚至可以在漫长的午餐时间中喝酒。那时，你认识什么样的人和你掌握的知识一样重要，也就是说，很多人是靠关系而非个人本领获得这份工作。当时，大家关心的是你的着装是否合体，比如，鞋子是否系有鞋带，衬衫领口是否硬挺以及不可拆分。如果你不是交易所的成员却私自进入，如果查到的话，你将会被当众扒去裤子，这种惩戒最初是用来惩罚女性员工的。20世纪70年代初，我的一个股票经纪人朋友曾偷偷将我带入，不过幸运的是我并未被查出。我于1971年开始我的第一份工作——在凯塞·厄尔曼银行当职员。在最初几个星期，我的工作就是像信差一样在金融城内转悠。在公司看来，这是让我尽快了解金融城内各主要建筑物的最佳做法（不过在我看来，这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因为在我工作期间，金融城内的很多机构都变更了经营场所）。
作为培训的一部分，我还在货币市场部待了一段时间。那时，各银行的代表在相互拜访时，仍要戴着大礼帽。每个星期，我们都会到英格兰银行参加其举办的国库券（3个月到期的国债）招标活动。有一次，我跑步到英格兰银行递送标书，而当时其他银行的董事正在考虑该以何价格竞标。时间紧迫，所以一进入银行，我就在通往标书接收窗口的通道上奔跑（因为我必须在中午截止时间前将标书送到）。突然间，有个人向我叫道：“年轻人，不要在英格兰银行内奔跑！”拦住我的这个人是银行的一个信差，穿着粉红色的礼服。更麻烦的是，当我到达那个接收窗口时，里面的工作人员居然拒绝接收我的标书，因为我的标书不合格——没有按照《投标指南》上的说明来折叠，他们接受的标书必须严格按照这个规定折叠。回到办公室后，同事们都因为我投标失败而很不高兴。不过，这种投标方式在很久之前就已废除了，就像股票交易厅淡出股票市场一样。现在，所有的程序都用电子化方式进行。毫无疑问，电子化的效率更高。但遗憾的是，这没有一点人情味。
在投资行业里，两个最显著的变化是计算机的应用和可得信息的增多。在我刚开始工作时，行业通用的计算器大约有A4纸那么大，而且还需要连在电路主线上。20世纪80年代，个人计算机面世。当时，我的一位同事要求公司给他配备一台个人计算机，但老板对此感到很难理解，他不知道我这个同事要个人计算机干什么。在电子数据表出现之前，人们是无法想象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在现在这个时代中，即使目标公司离我们很远，我们也可以很方便地拿到它们的利润表和资产负债表，并用计算机计算。同样，所有的财务比率，如市盈率、收益率和投资回报率都可以用计算机算出。在原来的条件下，计算贴现现金流模型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不过现在遇到的问题是：虽然程序处理能力不断增强，但是要处理的信息量也在同步增长。与过去相比，企业现在发布的信息更多，也更有规律，且更详细。同样，经纪人发布的报告也增长了许多倍（与此对应的是，在欧洲进行调研的经纪人也成倍增加）。在从事投资管理工作的初期，我的工作就是收集别人无法得到的信息，并解释它们。而现今，情况正好相反。
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们的竞争优势在于我们拥有一个比竞争对手更先进的信息收集系统。当时，我曾到很多公司驻地拜访。离开后，我总会想，对刚拜访的这家公司，我得到的信息肯定会比其他没有拜访的竞争者要多。那时，公司发布的官方报告很少（尤其是欧洲的公司）——数据稀少，且经常延误，发布语言还不是英语。
因此，能得到更多信息是一个巨大的竞争优势，在当时没有什么经纪人帮助投资管理公司进行调研的情况下更是如此。信息优势可以让一个公司轻而易举地击败竞争对手。20世纪80年代初，欧洲大陆还没有什么本土经纪人进行调研（德国和法国除外）。
在我大学毕业进入城市公司的时候，投资管理还不是一种很盛行的职业。当时，和我一样进入伦敦金融城的人大都选择公司理财——这种职业在当时被称为“城内职业”。投资管理在当时还鲜为人知（在开始这份工作前，我对投资管理的了解也一样稀少）。在那些设有投资部门的银行，投资管理只是你在日后从事某些重要工作前的一种历练（比如经营一家银行）。当时，投资管理的主要工作是管理一些私人账户和机构账户，比如保险公司或养老基金。听起来，你会觉得不可思议。但当时这份工作确实如此，绩效评估也处于初期，有时银行甚至对此不予关注。它们曾认为：不管员工的投资管理工作绩效如何，只要他们能选股，且能处理股票买卖事宜，这就是一项很有价值的本领。在人们眼中，进入市场就是进入股市。20世纪70年代，指数基金在英国还是新生事物，不被人们熟知。这时，一家小经纪公司——罗-拉德，发行了第一只指数基金（这代表其认同有效市场假说）。在这方面，它走在了时代前列。现在，“指数投资是投资组合的核心”这个观念已经被投资管理行业认同，特别是在大型基金里。
那时，投资管理公司本身并不进行研究，他们依赖的就是经纪人的研究报告和推荐股（通常只是一些建议，或暗示其他投资者正在做什么——当时还没有强调交易的机密性）。偶尔，他们会在一些集体午餐会上拜访一下被投资公司的管理层。当欧洲公司的管理层第一次到伦敦时，他们（投资管理公司的高管）坐在桌子的一边，而对方则坐在另一边。在一杯咖啡的时间里，他们会问两三个问题，进行一个短暂的交谈。经纪人的研究会传递到所有客户手中，规矩也不像今天这么严格（坦白来讲，那时候其实没有任何规矩可言）——无法保证所有人在同一时间内得到经纪人的研究，并保证有充足的机会跑在最前面。
通常来说，那时除了一些商业银行外，其他企业都没有交易专柜或交易部，所以每个基金经理都需要亲自参与股票买卖。每天，他们都需要耗费大部分时间在电话中与股票经纪人交谈、讨论趋势、发出订单以及接受执行报告。那时，买股票后，你可以不着急结算，等上一两天视交易的走向分配股票的归属。我想大家都听过这样一些事情——银行把成功的交易划入自己的账户，有时甚至是银行雇员的账户，而把那些不成功的交易划到客户账户名下。幸运的是，很久之前这种事情就被禁止了。
那时，也没有路透社或彭博社这样的即时咨询。我看到的第一个此类系统，是伦敦交易所的报价体系。当然，最初它只有很基本的信息，比如股价和新闻。而且也不能分析数据或得到其他信息。每一项股票交易都需要经过手工检查，董事和基金经理需要为每一份合约签字以确保正确性。早期在富达投资时，我也要这么做（最后，为了更快更迅速地签署，我使用了印章）。
投资公司的固定收益部门和股票部门之间并没有什么联系。记得和一家竞争对手的固定收益部门负责人会面时，我几乎以为是在和另外一个职业的人会面——我们彼此间的工作差别居然如此之大。同时，我们也发现自己对世界其他地方发生的事情及股票如何被估价知之甚少。美国、远东、欧洲和英国的股市彼此之间互相独立，也没有什么关联。作为英国的投资专家，我对持股公司在其他地区的业务了解很少，即使持股公司彼此之间还存在竞争。
那时，也没有什么对冲基金。私募股权倒是存在，但你很少能碰见——私募股权的交易量小，交易机会也很少。由于它们追求的是短期利润，市场竞争因此而加剧。在量化基金的推动下，越来越多的资金加入到追逐短期趋势的行列中。那些原本是长期缓和的趋势因此而变得更加动荡（上升和下跌都是如此）。从某方面来讲，市场是变得更有效了——当然是指对近期事件的反应。不过，我相信，对冲基金、趋势投资以及量化基金的增长形成了这样一种趋势，这种趋势会导致周期性的定价失误，让投资者能有更多机会从长期来思考。
另一个大的改变是定价模型。早年，我们关注的仅仅是市盈率和投资回报率，偶尔涉及股权回报率。而“公司盈利要超过资金成本”这一概念的出现是一大进步。很多公司忙碌了多年，投资者也把钱投给它们，但它们却没有为股东创造任何价值。这一进步带来的结果是：目前大部分英国富时100指数成分公司的资本回报率都永久性地提高了。
公司现在对股东负责多了。早年，很多公司并不关心股东的观点和担心，尤其是管理层对近期股票价格不感兴趣时（有时候，资本利得税让一些家族企业想要更低的股票价格）。有些公司不愿意与股东会面，也不愿意对他们的观点做出回应。我认为，股东对公司渐深的涉入及有表决权的股份提高了董事会的地位。我相信，今天大部分的英国公司，不论是经营方式还是为股东创造价值方面，都比以前更好。因此股价也应该更高（尤其是像现在这样，很少有股票没有为其股东创造价值）。与前几十年相比，它们要引人得多。
虽然在这个过程中有所失误，也遭受了一些损失，但公司在很多方面都有所提高，并形成了一个更加专业化的精英管理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