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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菲特利用慈善基金做操纵工具
这些年，巴菲特正从富豪的形象逐渐转变为慈善家的形象。早在2006年6月，他就捐出85％的个人资产约375亿美元以伯克希尔股票的形式给5家慈善基金会，其中比尔与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收到300亿美元，另外的钱捐给了巴菲特妻子与子女掌控的基金会，分别是苏珊·汤普森·巴菲特基金会和他三名子女的基金会。这一举动让巴菲特被全球媒体宠得无以复加，他被誉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慈善家。
2009年以来，巴菲特和比尔·盖茨一起在各种公开场合和媒体上宣传，支持对富人征收高遗产税和所得税的观点。2010年6月，巴菲特和比尔·盖茨夫妇倡议美国超级富豪在有生之年将一半家产捐献给慈善基金。他自己还承诺将自己家产的99％捐出去。俨然一副行为高尚的无私白胡子智者形象。
盖茨基金与巴菲特基金公开宣称要提高全球医疗保健水平，减少极端贫困，赞助教育机会，每年对外捐出基金会资产的5％。难道真的是巴菲特、盖茨这些有权有势的超级富豪们良心发现，要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了吗？非也。
美国联邦国税局501c（3）条款规定，30多种非政府组织（NGO）可以免税，公益性非营利组织捐赠的机构和个人享有应缴税所得额扣除和财产税、遗产税减免。而美国有高达50％的遗产税、收入所得税、赠与税。而巴菲特与盖茨捐赠的并非现金，而是公司股份，这些资产要变现得缴纳高额的资本利得税，而捐助到基金会却可以免税。如果巴菲特将财产直接让子女继承，将要缴纳数百亿美元的税额，这还没有考虑股票抛售会导致股价暴跌的因素。盖茨与巴菲特的基金会名义上虽然是公益性的社会所有，但基金会章程与具体如何运作都是保密的。巴菲特基金会掌握在巴菲特的几个子女手中，盖茨基金会的控制权在这两大富豪家族手中。怪不得巴菲特和盖茨敢大胆鼓吹提高税收额度，原来税收负担总不会落到他们这些拥有丰富避税手段的超级富豪身上。
《孟子》云：“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意思就是，富人的后代并不一定都是善于经营的人，反而可能是纨绔的败家子弟。即使不是为了避税，让后代直接继承财产也有富不过三代的风险。创立慈善基金，规范基金运作的规则这才是可持续的让所有的家族成员与后代永享富贵的好方法。更为重要的是，还可以聘请优秀的职业经理人，保证遗产可以得到不断增值。就盖茨基金会来说，其95％的资产被用于商业投资，5％的“公益”赞助比普通公司的纳税额还要低。此外，富豪家族、政治家族之间可以通过广泛地联姻、联盟而紧密结合在一起，比如巴菲特家族与盖茨家族之间的联盟，不排除这两个家族之间将会有联姻的可能。因此，捐款到慈善基金会不仅可以逃避税收，还可以让自己的家族千秋万代一统江湖。
2007年，盖茨基金会投资.4亿美元资金给博彩公司，如拉斯维加斯金沙集团（Las Vegas Sands）、佩恩国民博彩公司等。拉斯维加斯金沙集团是全球最大的赌博集团，还曾投资25亿美元到澳门赌场，将很多国人的血汗钱席卷一空。2010年世界杯诸多的假球就是这家公司的杰作。金沙集团除了赌博外，还投资酒店等其他行业，而佩恩国民博彩公司则纯粹是开赌场，它所拥有的25735台赌博机和374张赌台每天都在吸取大众的血汗钱。
盖茨基金会还在股票、债券等各种金融产品上做投机交易牟取暴利。如2004年8月，盖茨基金会热炒中国稀土，获取巨额利润。以关注民众医疗保健与健康为宗旨的盖茨基金会尤其热衷于持有烟酒企业的股票。它对中国青岛啤酒公司、日本麒麟啤酒公司以及英国烈性酒生产商帝亚吉欧公司（Diageo）和尊尼获加威士忌公司（Johnnie Walker）都做过大量投资。2005年，盖茨基金会还投资了香烟包装的铝工业集团（Alcan）、普莱雷登斯连锁公司（President）、品厨公司（Pantry）等香烟行业的企业。
2001年，盖茨基金会的投资回报率高达18％。2003年，基金会回报率达到15％，赚取了39亿美元的利润，这比捐赠出去的12亿美元多得多。2007年，基金会投资利润约为40亿美元，加上股东分红与利息则利润更高达50亿美元。以基金形式来运作投资公司的盖茨基金会被众多的明眼人看穿。《福布斯》杂志不无讽刺地这样评价盖茨基金会——“这家慈善机构的工作重点似乎不是放在慈善事业而是其投资报酬上。”
慈善基金会研究专家德怀特·麦克唐纳（Dwight MacDonald）将慈善基金会描述为：“基金会就是被一伙人团团围着的一大堆钱，这些人都想从中得到一些。”即便那少得可怜的每年5％的公益捐款，都被巴菲特与盖茨这样的富豪所充分利用。基金会每年的公益捐款并非用于救济穷人，而是被利用来增强这些富豪对政治、文化、教育等社会生活的影响力。
乔治敦大学公共政策学院高级研究员艾森伯格的报告指出，巴菲特等富豪赞助那些能给他们带来好处的特权领域，如大专院校、医院和医疗中心以及艺术机构，很少向专注于穷人或少数族裔的社会服务组织、草根机构或非营利组织，这反而加剧了社会的不公平待遇。其实，富豪们能以慈善基金会名义资助这些地方，可以达到控制教育、意识形态与科研的目的。同时，富豪们还能打着基金会资助的民间研究机构牌子，引导政府的政治与经济政策，赞助对自己有利的科研项目，而阻挠对自己不利的科研项目，甚至是打击对自己不利的学者。
盖茨基金会曾捐出约12亿美元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疟疾研究。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疟疾部主管阿拉塔·科崎博士却一针见血地指出，盖茨基金会在全球疟疾研究领域一家独大，将阻碍科学家们在该领域提出不同意见，使得全球科学家共同制定卫生决策的可能性越来越小。这是因为盖茨基金会的介入而使得其他机构无利可图，很多研究机构和有异议的科学家都已放弃了疟疾研究。科崎博士是全球防传染病扩散方面的专家。他对此直言道：“由于研究经费的限制，世界上许多在疟疾研究领域处于领先地位的科学家，在研究导向上都必须与支持自己研究的机构意愿相一致。如果每个在这个领域做研究的人都要与自己的集团利益相一致，科学家进行科学研究的独立性将会越来越难以保证。”但这位性格耿直的科学家却得罪了盖茨基金会，不仅一分钱的研究经费都拿不到，还遭到基金会御用科学家的排挤。
2006年，巴菲特家族、盖茨家族与声名狼藉的洛克菲勒家族曾联手组织非洲绿色革命联盟（AGRA）来坑害非洲人。20世纪中叶，洛克菲勒基金会提供大量资金给印度来发动绿色革命。绿色革命与传统农业的区别在于：一是需要大量灌溉用水，灌溉用水则需要大量能源的支持；二是需要大量化肥与农药；三是需要拖拉机等现代化设备。现代化设备、化肥与农药的需求可以帮助美国石化工业和制造工业渗透并控制印度农业，而这些企业都是洛克菲勒家族控制的。绿色革命给印度农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土壤侵蚀、水资源短缺和频繁的虫害接踵而来。最为严重的是，印度农民依靠贷款购买美国原料而负债累累，穷困潦倒。有20万印度农民因还不起债而自杀身亡。
尽管绿色革命的失败已成国际共识，但盖茨基金会仍然和洛克菲勒家族建立非洲绿色革命联盟，通过强制或诱骗等手段，让非洲人尝一下印度人咽下的苦果。有位埃塞俄比亚学者说道：“归类于‘绿色革命’名义下的技术性变革已经在埃塞俄比亚和非洲其他地区实施多年，它完全无法解决饥饿、营养不良或贫困。”实际上，盖茨基金会不过是想向非洲出售更多美国生产的原料来牟取暴利，而非洲人所要承担的则是沉重的债务与无边的贫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