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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言 证券分析,是科学还是艺术

    序言 证券分析,是科学还是艺术 在格雷厄姆去世30多年后,同时也是他提出金融分析应该既是一门科学又是一种职业的激进主张60多年后,他的形象依然光辉无比,这很好地印证了思想家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的那句名言:“制度是一个伟人身影的延伸。”现在,已经有来自135个国家和地区的近9万人拥有特许金融分析师(CFA)资格,有20多万名学生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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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大师的声音

    前言 大师的声音 本书首次采用文集的形式,收录了格雷厄姆关于金融分析的短篇论文。此书亦可作为格雷厄姆与戴维·多德(David Dodd)合著、2019年出版的《证券分析:原书第6版(经典畅销版)》(Security Analysis)(1)的伴读作品。 循着格雷厄姆1932—1976年思想发展的足迹,我们见证了金融分析行业从手工作坊式的小打小闹,直至发展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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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01章 证券分析师需要专业评级吗(写于1945年)

    第01章 证券分析师需要专业评级吗(2) (写于1945年) 解释性说明 1942年,纽约证券分析师协会标准委员会向其成员提出一个建议,即为证券分析师评定等级或者冠以专业的头衔。这个评级被暂定为“证券从业资格”或者“QSA”。提议的机制包括:协会及合作机构(包括上市公司协会、保险公司、投资顾问事务所等)共同成立一个资格委员会。该资格委员会有权授予达到标准的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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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02章 确保证券分析的正确性(写于1946年)

    第02章 确保证券分析的正确性(4) (写于1946年) 高级分析师最有趣且最重要的工作就是,通过分析给出投资者应当购买某只或多只股票的投资建议。我们如何判断这样的投资建议是对还是错呢?这看起来似乎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但要得到一个真正让人满意的答案,其实很难。当一位百货公司的顾客向大家推荐自己发现的宝贝时,实际上暗含着一个假设,即他所推荐的(几乎)所有商品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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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03章 用希波克拉底法分析证券(写于1946年)

    第03章 用希波克拉底法分析证券(5) (写于1946年) “务实的深思熟虑者”是对反省思维的完美概括,它让人想起帕累托派生物学家亨德森(L.J. Henderson)对希波克拉底誓言(6)所作的一个有趣解释: 该誓言的第一要素是医生需要努力地、持久地、聪明地、负责任地、不间断地在病房工作,而不是仅仅坐在图书馆里。同时,要求医生必须完全适应这项任务,而这种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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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04章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证券分析方法(写于1946年)

    第04章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证券分析方法(7) (写于1946年) 本书第3章讨论了希波克拉底法,它似乎与华尔街没有太大关系。因此,现在我们要回到“自家的后院”,继续聊一聊证券分析这个话题。毫无疑问,最近几年间,在证券分析领域里,美国证监会所做的工作是最认真、最完整的。其内容包括(至少是部分包括)三个阶段的全面分析,分别是:(a)形成估值标准;(b)收集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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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05章 探寻证券分析的科学性(写于1952年)

    第05章 探寻证券分析的科学性(8) (写于1952年) 科学的方法 正如沃尔夫(H.D. Wolfe)在上一期《分析师杂志》上发表的文章《科学是值得信赖的工具》(Science as a Trustworthy Tool)一文里所指出的那样,1科学的方法包括广泛的观察并记录事件,构建理性而可行的理论或公式,并以值得信赖的预测值为媒介验证这些理论或公式的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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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06章 普通股估值的两种方法(写于1957年)

    第06章 普通股估值的两种方法(9) (写于1957年) 在各种普通股估值方法中,最被大家认可和接受的方法就是预测公司未来一段时间内的盈利与股息支付额,然后再使用适当的贴现率对其进行资本化,从而求出普通股的估值结果。从形式上看,整个估值过程很清楚,然而在实际使用时,分析师要用到各种各样的分析技术以及假设条件,甚至还包括适度的猜测。分析师首先要确定准备分析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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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07章 普通股的新投机因素(写于1958年)

    第07章 普通股的新投机因素(10) (写于1958年) 我曾经要求哈特利·史密斯先生(Hartley Smith)向大家介绍我时把重心放在我的高龄上,因为接下来我要讲到的内容能从某个角度折射出我在华尔街度过的漫长岁月,以及随之而来的各种各样的经验总结。在这段漫长的岁月里,虽然一些新的市场条件或新的市场环境常常周期性地出现,给这些经验的价值带来一些挑战与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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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08章 特殊情况(写于1946年)

    第08章 特殊情况(12) (写于1946年) 对处于特殊情况下的经营者和被低估的证券来说,1939—1942年是一个全盛时期。这几年,市场的走势对持有普通证券的投资者十分不利,证券经纪公司也是惨淡经营。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很多价格较低的工业股票却迎来了较大的涨幅——主要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让行业内的二流企业获得了更大的发展机遇,成长的速度比行业龙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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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09章 通过投资股票积累财富的若干问题(写于1962年)

    第09章 通过投资股票积累财富的若干问题(13) (写于1962年) Ⅰ 这篇文章主要谈论的是通过普通股投资来实现储蓄或者财富积累的系统性计划。这种计划可能包括: · 主要投资于股票的养老金计划,例如为大学教授准备的教师退休基金会(CREF); · 原理相似的新型年金产品——可变年金; · 系统地买入共同基金或封闭式基金; · 个人定额投资计划,例如每月买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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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0章 通胀的国库券与“紧缩”的股东:公司是要榨干它的所有者吗(写于1932年)

    第10章 通胀的国库券与“紧缩”的股东:公司是要榨干它的所有者吗(14) (写于1932年) 五折出售美国 在公开市场上,有超过1/3的工业公司股票,其交易价格低于公司速动资产的账面净值。许多普通股的售价都低于其公司财务报表上的现金价值。 那些商业贷款风险低的公司并不需要借钱。在这样一个新时代里,股东会为它们提供大量的闲置现金。公司的财务主管高枕无忧,但是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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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1章 资本雄厚的公司是否应该将现金返还股东(写于1932年)

    第11章 资本雄厚的公司是否应该将现金返还股东(15) (写于1932年) 在前面的文章中,我们提到了这样一个问题:企业持有的现金资产与其股价存在严重的不匹配。这个现象,一般而言,我们都认为是企业大量增发新股所导致的。增发新股将钱从股东的口袋里转到了企业的账户上。根据纽交所的数据,1926—1930年间,仅挂牌交易的企业,就通过这种方式获得了至少50亿美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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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2章 资本雄厚却正在亏损的企业应该被清算吗(写于1932年)

    第12章 资本雄厚却正在亏损的企业应该被清算吗(16) (写于1932年) 目前,我们面临的是前所未有的新情况:超过1/3的工业企业售价低于净流动资产,还有大量企业的市场价格低于他们可支配的现金。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已经在之前的文章中指出了三个可能的原因: · 第一,忽略了基本的事实; · 第二,强制出售和无力购买; · 第三,由于担心现有流动资产会流失而不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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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3章 关于股东与管理层关系的问卷(写于1947年)

    第13章 关于股东与管理层关系的问卷(17) (写于1947年) 1947年6月,格雷厄姆向纽约证券分析师协会的会员们发放了一份调查问卷,共包含7个问题,均与股东—管理层之间的关系有关。有效回收573份问卷。我们的目的是将此次问卷调查的结果记入综合性的教科书《证券分析》,且该书的合作作者也参与了此次问卷调查。纽约证券分析师协会的会员们可能会对围绕着下列各个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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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4章 如何避免对公司盈利重复征税(写于1954年)

    第14章 如何避免对公司盈利重复征税(19) (写于1954年) 税收改革法案正在进行中,人们对这次改革普遍寄予厚望,希望能够缓解股息收入的双重税负压力。显然,没人支持重复征税,它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为了增加政府的税收收入。彻底取消重复征税至少会给财政收入带来35亿美元的损失。鉴于当前美国政府巨大的财政赤字,这样的损失不容忽视,但又无法通过其他的税收收入得以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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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5章 控股股东与外部股东(写于1953年)

    第15章 控股股东与外部股东(20) (写于1953年) 公司民主管理的实际操作情况与公司的控制问题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如果某家公司的普通股东或者外部股东对董事会成员的选举没有任何实际的影响力,那么民主的基本概念或者“人民的权利”在这里基本上也不适用。大多数股东都会要求公司信息公开,他们可能会在公司年会上主张自己拥有讨论或批评的权利,然而他们却无法管理或掌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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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6章 战时经济与股票价值(写于1951年)

    第16章 战时经济与股票价值(21) (写于1951年)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时,华尔街的分析师就准确地预测到准战时经济或者战时经济将会来临,随着物价控制政策的执行,政府至少会实行配给制,同时征收比较重的超额利润税。尽管他们都认为整个经济总量已经很大了,但是依然相信战争将会使公司的净盈利严重减少。这样的预期,再加上身处战争环境,导致整个市场普遍预期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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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7章 影响充分就业的结构性关系(写于1955年)

    第17章 影响充分就业的结构性关系(22) (写于1955年) 1946年的时候,我们对充分就业的承诺还在持怀疑态度,然而到了今天,充分就业承诺已经逐渐成为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一个普遍接受的前提条件。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认为政府有责任控制失业率的不断攀升。 早些时候,我们主要关注的是如何履行这一责任,不过到了今天,这一点已经不那么重要了。过去13年间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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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8章 美国的国际收支:“沉默的阴谋”(写于1962年)

    第18章 美国的国际收支:“沉默的阴谋”(23) (写于1962年) 美国的国际收支平衡问题是一个自相矛盾的难题。一方面,美元的国际地位确实面临着实实在在的威胁;另一方面,导致这些威胁出现的原因绝不是基本经济要素的变化,而且也与导致汇率波动的常见原因完全不同。 在这篇文章中,我将会更多地关注最近的发展情况,进一步深入分析我认为最有趣的一个问题:为什么从美国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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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9章 金融分析师的未来(写于1963年)

    第19章 金融分析师的未来(25) (写于1963年) 从过去25年的记录来看,职业金融分析师对于未来不应该感到恐惧。回顾历史,25年前纽约金融协会只有82位职业金融分析师,然而到了今天,这个数字已经增长到2 945,而且其中一部分人在北美、欧洲、远东等国家和地区从事相关的工作。 不仅如此,目前共有29个分析师行业协会,其中包括金融分析师联合会。如果计算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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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0章 普通股投资的未来(写于1974年)

    第20章 普通股投资的未来(26) (写于1974年) 早在我踏足华尔街之前,就已经有人对股市的未来发展做过预测,可谓是一针见血,那就是J.P.摩根的至理名言:股市会波动(It will fluctuate.)。这个论断与我对未来的预言大体相似:普通股的市场价格涨跌互现,有时甚至偏离了正常的价格区间。这也使得当时市场上的投资者(看起来像投机者)以及金融机构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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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1章 对话本杰明·格雷厄姆(写于1976年)

    第21章 对话本杰明·格雷厄姆(27) (写于1976年) CE(查尔斯·埃利斯[Charles D. Ellis]):根据您在华尔街打拼60年的经验,您对普通股的总体看法如何? 格雷厄姆:普通股同时具有重要的投资特征和投机特征。随着企业将未分配利润用于再投资,偶尔的通货膨胀也会导致股价起起伏伏,总的来说股票的净价值在逐渐累积,因此在几十年间,普通股的投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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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2章 本杰明·格雷厄姆:有关证券分析的思考(写于1972年)

    第22章 本杰明·格雷厄姆:有关证券分析的思考(28) (写于1972年) 老师(帕特·埃勒布莱赫特[Pat Ellebracht]):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电视讲座系列栏目,特别感激您能够抽出时间与我们进行谈话交流。 格雷厄姆:对我来讲,这是一个全新的经历,我希望它能够给我们所有人带来不一样的感受。 老师:作为普通的个人投资者,如果他想在长期投资过程中获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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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3章 对金融分析师有着重要意义的10年(写于1974年)

    第23章 对金融分析师有着重要意义的10年(29) (写于1974年) 本次研讨会的主题是——“价值的复兴”(The Renaissance of Value),这意味着“价值”这个概念曾经一度被华尔街束之高阁。价值分析的衰落伴随的是投资与投机之间原本泾渭分明的界限已变得日趋模糊。在过去的10年间,人人都成为投资者,他们当中有人买入了股票期权,也有专门的卖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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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4章 与格雷厄姆共处的1小时(写于1977年)

    第24章 与格雷厄姆共处的1小时(30) (写于1977年) HB(小哈特曼·巴特勒[Hartman L. Butler, Jr.]):格雷厄姆先生,非常荣幸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午后拜访您。当鲍勃·米尔恩(Bob Milne)获知我们要来拉荷亚(La Jolla)时,他建议我不仅要拜访您,还应该随身带着录音机来。我们有太多的问题想要请教您。首先,我们可以谈一谈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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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序言 证券分析,是科学还是艺术 1. Lucien O. Hooper, “Should Security Analysts Have a Professional Rating? The Negative Case,” The Analysts Journal(January 1945), p.41. 2. Benjamin Graham, The M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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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译者后记

    一直以来,本杰明·格雷厄姆都被认为是“价值投资之父”,他所倡导的价值投资,不管是在欧美等发达成熟的资本市场,还是在中国等新兴的资本市场,都有大批的追随者。但价值投资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呢?作为普通投资者的我们真的领悟了格雷厄姆所说的价值投资了吗?以中国A股市场为例,2013年是题材股、创业板的大牛市,而另一边,代表传统价值投资意义的主板持续低迷,导致很多人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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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 影响充分就业的结构性关系(写于1955年)

第17章 影响充分就业的结构性关系(22) (写于1955年)

1946年的时候,我们对充分就业的承诺还在持怀疑态度,然而到了今天,充分就业承诺已经逐渐成为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一个普遍接受的前提条件。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认为政府有责任控制失业率的不断攀升。

早些时候,我们主要关注的是如何履行这一责任,不过到了今天,这一点已经不那么重要了。过去13年间如此优异的就业率,特别是我们的实体经济甚至连1954年这么恶劣的环境也能扛过去,已经给美国经济注入了一针强心剂,从而可以继续向前发展,不再像以往那样总是“开倒车”。

这一乐观的论调被一些人以不同的方式加以重新阐释。不过,他们要表达的核心思想都是相同的,那就是:为了维持充分就业,要么是企业必须以更快的速度无限扩张下去,要么是政府部门(不管是哪个政党上台)将会尽一切可能干预经济活动,以免让普通群众陷入恐慌。换句话说,这一观点意味着,积极的商业活动和近乎充分就业的状态是有保障的,唯一的问题是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我们到底该不该接受更严重的通货膨胀呢?1953—1955年的牛市也许已经反映出了未来这一革命性的新观念对投资者思想的渗透。在金融分析师或者学习经济学的学生准备接受或者拒绝这一关键性假设之前,他可能对一些长期的经济关系有过比较深入地思考,而这些长期的经济关系均与过去是否实现了充分就业有一定的关联。现在我们已经获得了理论上值得信赖的一些总体数据,这些数据包含4个方面的基本要素,这些要素综合起来最终能够决定失业人数会有多大的变化。这4个要素是:(1)劳动生产率;(2)人均产出(或者消费);(3)劳动时间;(4)劳动力。这4个基本要素的数学关系体现在如下的方程中:

失业人数=劳动力-GNP(或消费)-[每人每小时的GNP产出(即劳动生产率)×每个工人年平均工作小时数]

在这篇文章中,我准备讨论一些比较重要的定量关系——上面列举的4个变量彼此之间早就存在这种关系,然后将记录与最近当局对1965年的规划方案加以比较。规划方案以及我们大部分的统计资料都是来自(国会)联合委员会(Joint Committee)的研究人员新近发布的一份经济报告,这份报告的标题是《下一个10年美国经济的潜在增长情况》(1954年10月)。

为了更好地实现我们的目标,有必要将1900—1953年的这段时间分成跨度大约相等的4个时期,以便更好地考查这4个因素的百分比变化情况,也就是:1913年与1900年相比较,1927年与1913年相比较,1940—1941年的平均数与1927年相比较,1953年与1940—1941年的平均数相比较。按照克利夫兰信托公司(Cleveland Trust Company)的总体经济活动指数来衡量,我们选取的这些年份均不属于衰退期。不过,1953年应该被划入经济的繁荣阶段,而其他年份的经济数据与基准年份相比或高或低,具体如下:

1900年---------+3%

1913年---------+4.5%

1927年---------+3%

1940—1941年----–1.5%

1953年---------15.5%

根据我们前面提到的公式,要维持充分就业的状态主要取决于3个基本的定量关系之间的相互作用情况:

· 劳动生产率和产出比率。这一比率一方面衡量的是生产率(每人每小时的GNP产出)的增长情况,另外一方面衡量的是消费能力或者生活水平(人均GNP)的增长情况。它会推导出中间计算结果Ⅰ,也就是单位人口必需的劳动时间的变动情况。

· 劳动时间的变动情况。这是一个综合系数,用总的劳动时间除以被雇用的工人数量。与第1步的中间计算结果Ⅰ相比较,进一步推导出中间计算结果Ⅱ,它衡量的是单位人口必需的工人数量(被雇用)的变动情况。

· 劳动力人口数的变动情况。这里最重要的数字就是与总体人口数量相关的劳动力人口数。根据中间计算结果Ⅱ,我们可以推导出最终结果Ⅲ,也就是单位人口失业率的变动情况。

表17-1向我们提供了研究所需要的基本数据以及一些重要的结论性数据。在表17-2中,前面我们讨论过的这些定量关系以百分比的形式向我们展示了4个时间段的变化情况。在表17-3中,我们计算了大概的平均百分比,然后再将这些百分比计算值与前面提到的研究人员对1953—1965年的估计值加以比较。

表17-1 基本的经济数据

注:a.联合委员会1954年10月报告。

b.年龄不满14周岁的儿童被计为0.5。

表17-2 不同时期的百分比变化情况a

注:a.根据较高的值计算百分比增长率,详见正文。

b.调整后的人均值。

表17-3 1953—1965年的预期变化情况与历史平均变化情况的比较分析

注:a.调整为12年。

b.调整后的人均值。

我们必须要提醒读者,表17-1至表17-3的计算结果有两个不同寻常的特征,我们认为这两个特征会让这些计算结果变得更有意义。第一,我们的人均数据是基于“调整后的人口总数”来计算的,这意味着年龄低于14岁的孩子只算半个成人。这么处理的目的是考虑到这个年龄段的儿童数量占总人口数的比例出现了显著性下降,从1900年占总人口数的32.3%下降到1940年占总人口数的23.1%。

第二,我们的百分比变化都是以“较高”的数据作为比较基础的。举例来说,当数值从100上升到200,我们认为增长了50%,如果从200跌到100,我们认为下降了50%,这两者都是以200作为比较基础。这一改进的计算方法有很多优势,特别是在连续的比较计算中,优势更为明显。

当我们认真研究不同时期的百分比变化时,一些有趣的结构性关系让我们印象非常深刻。具体说来,这些关系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 在过去的53年时间里,生产力以加速度的比率在前进。由于生产力本身发展的速度很快,如果没有其他因素中和的话,这会导致市场减少对工人数量的需求,于是就业率将难以提升。

· 人均GNP或消费,同样在每个时间段都保持在一个比较合理的稳定增长率水平。尽管1940—1953年这段时间内的升幅最大,让人感到很振奋,但是从变化幅度来看,这属于例外情况。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企业的飞速发展——1940—1941年还稍低于平均值,而到了1953年,就创下了最高纪录。

· 对于就业来说,最重要的数据并不是单独考虑劳动生产力的变化情况或者消费的变化情况,而是考虑其相对增长率的变化情况,也就是我所说的劳动生产力和产出比率。在我们考察的4个时间段里,有3个时间段的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都大于产出(或消费)的增长速度,于是导致“劳动生产力过剩”。在1947年发表的一篇相关文章中——这篇文章包含更多类型的考察周期长度,我发现“劳动生产力过剩”的现象在所有经济活动类似的时间段里都存在。1

只要存在劳动生产力过剩,其必然的结果就是减少单位人口的人均工作时间。在1900—1953年期间,调整后的人均工作时间从1 308个小时下降到1 001个小时。如果每周的劳动时间没有缩短,那么人均就业率将会下降23%,因此1953年才会有1 600多万的劳动力人口失业。

· 当然,劳动时间的缩短正好可以抵消劳动生产力过剩的问题。在每个时间段内,每周工作小时数都有所下降,但是却是以一种不规律的比例下降。没有证据表明每周工作小时数会按照维持充分就业状态所需的劳动时间进行同步调整。但实际的结果显示,与这一目标相差并不大。

这里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劳动生产力过剩是否就是美国经济的一个结构性特征。如果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高于消费的增长速度是一个必然的趋势——50年来的数据已经证明了这个结论,每周劳动时间的逐步降低(或者,更好一点,每年劳动时间)将会成为阻止失业率攀升的一个必然手段。

· 劳动力数量相对总人口数量的比例关系与其他几个因素彼此之间是相对独立的,因此它对失业率的影响作用也是独立的。在过去53年的时间里,劳动力数量增长的速度稍快于总人口增长的速度。如果按照不调整的人口计算,每1 000人劳动力数量从407人增加到420人,如果按照调整后的人口计算,每1 000人劳动力数量从456人增加到485人。如果不考虑其他因素的对冲作用,单单是这一差别,就会让1953年的失业人数增加几百万。

上面这个关于劳动力数量的推论有些违反常理。其中一个就是,生活水平的大幅提升应当对应着劳动力数量占总人口数量的比例下降。(事实上,女性参加工作所产生的抵消作用大于儿童劳动力的减少以及退休提前这两个因素的合力。)劳动力数量的变化让政府感到困扰,原因在于这种变化基本上完全集中在1927—1940年这个时间段。因此在这段时间,它进一步加重了由劳动生产力过剩所导致的失业状况。

· 最后,我们必须意识到,失业率——这是最后一个也是最关键的数据,最终反映了4个决定性因素之间的边际关系。这4个决定性因素分别是:

不断增长的劳动生产率;

不断增长的消费支出;

不断减少的劳动小时数;

劳动力数量的变化。

如果只是劳动生产率有所增长,那么只需要两年时间,它就会导致严重的失业问题;常见的劳动生产力过剩可能在6年时间里导致失业率攀升;而劳动力数量的反常变化对失业数据造成影响则可能需要12年的时间才会显现。

至少,从理论的角度来看,这是实现充分就业目标最重要的障碍。我们相信,当决定就业人数与失业人数的这几个重要变量之间出现轻微的不平衡时,强势的政府干预是必不可少的。

1952—1954年之间的发展情况也佐证了这一事实(具体的数据并没有列在表17-1至17-3里)。在这两年里,人均实际产出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但平均失业人数却几乎翻了一番,从167.3万人增加到320万人。作为控制变量的劳动生产率增长了4.4%,部分抵消了劳动时间和相对劳动力数量1%的下降所带来的影响。

对未来的预示

联合委员会的研究人员在经济报告中提出了对1965年的预测,这一预测也是建立在前面分析的基础上——虽然这个分析还不够全面。他们的研究结论表明,在10年左右的时间里,经济可能会达到让人满意的均衡状态,国民生产总值将会达到5 350亿美元,较1953年增长47%,但价格水平却不会发生任何变化。

按照他们在研究报告里提供的模型,为了实现这一平衡关系,必须满足三个结构性的关系要求。首先,用于储蓄的可支配收入必须从当前的8%调低到6%,目的是将这些钱用于消费。其次,各个政府部门的非军事支出增长速度要远远快于GNP的增长速度。最后,每周的劳动时间必须大大地缩减。尽管没有很清楚地说明,但是报告的讨论内容暗示着,只有缩减劳动时间,才能将失业率维持在可接受范围内。

总之,与1953年的水平相比,经济环境要求人们减少工作时间,降低储蓄额,并且政府也应该增加国内支出。这听起来好像有些颠倒是非,但这确实是20世纪美国经济过剩的真实反映,而经济过剩的原因正是不断提高的劳动生产率水平。

按照研究人员的预测,考虑到控制失业率水平的核心变量关系,我们已经计算出了1953—1965年间的失业率的百分比变化情况。具体的数据都列在表17-3中。

有必要强调的一点是,我们估算的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要稍快于1940—1941年到1953年的增长速度。不过,预计的消费支出(人均GNP)将会比1940—1941年到1953年的水平稍微低一些。事实上,这一水平比1900—1953年整个期间的年平均水平还要高出10%。其结果就是引发大量的劳动生产力过剩(10.4%),人均所需的劳动工时数出现了相应的下降。

我们预计(或者说要确保),每周劳动时间下降的幅度与50年以来的平均水平基本相当。这三个因素的综合影响效应便是人均就业人数会下降2%,其中0.5%的影响效应会被相对劳动力人口数的小幅下降所抵消。最后的计算结果表明,以调整后的人口为基础,每1 000人里的失业人数由11人上升到18人。

当然,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预测值。(不过,研究人员警告我们说这个预测值是建立在经济能够实现高速增长的基础之上,而真实的增长速度可能要比预计的要慢。)这当然不是乌托邦,因为与前面我们已分析的4个时间段相比,这一预测值与美国经济增长的真实水平是非常接近的。

即使我们觉得这个预测很合理,但是若想用这些数据来指导投资与商业决策,我们脑海中还是要牢牢记住两点忠告。第一个忠告就是在未来12年间,经济快速增长的过程中也许会伴随着相当长时间的持续衰退,而且这两种情况会交替出现。在1900—1941年的三个考察周期里,尽管从整个考察时间范围来看,经济表现出了比较好的持续增长态势,但是中间依然经历过经济衰退。

避免经济周期性地出现衰退,从而避免出现较高的失业率,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两者是相互独立的。国民经济能够像1953—1954年那样有效地抵抗消极因素的不利影响吗?不管是我们前面的分析,还是联合委员会提交的研究报告,是否能针对这个重要的问题给出一个肯定的答案,对此我持怀疑态度。

第二个忠告与总失业率的边际特征有关。前三个决定因素的反向小幅度变动可以让最终的失业率数据从令人相当满意变为让人头疼。例如,如果劳动时间减少的是2个小时,而不是之前的3.5个小时,那么失业人口的计算结果将会翻倍,例如可能达到600万之多。第4个重要的变量——劳动力,它的威力也不输给前面三个因素,也能给失业率数据带来大麻烦。

最近几年,美国经济的表现实在令人满意。但是,如果我们据此判断说美国经济已经可以抵御衰退与失业,那还有点为时过早。而且,经济衰退与失业的特征也是不同的。

1913年及以后年份的数据均来源于联合委员会的报告。劳动工时数按照政府统计的就业人数进行了调整,与报告里面的数据不一样。1900年的数据来自于不同的渠道,不过我们在选择数据时尽可能地与联合委员会提供的报告数据保持一致。

“按照较高值计算百分比”方法的运用

在本文中,凡是需要计算百分比增长的地方,我们都是用较高的那个值或最终的值作为比较的基准。一直以来,我都认为这一传统方法更适合经济学家和证券分析师的研究工作,且优于用最初的数据作为比较基准的做法。我之所以在此处敢大胆地使用这一方法,是因为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公布的名为《欠发达国家出口市场的不稳定性》(Instability in the Export Markets of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 1952)的研究报告就使用了该方法。正如这个研究报告的附录B所指出的那样,与普通的百分比计算方法相比,“按照较高值计算百分比”的方法具有以下几个优势:

· 在评价100、80、100这个序列数据的变化情况时,如果使用“按照较高值计算百分比”方法,计算结果是先下跌20%。然后再增加20%。可是,若是使用传统的计算方法(这方法还有些麻烦),计算结果则是先下跌20%,然后增加了25%。

· 在使用这一方法时,单次最大涨幅永远低于100%;同理,单次最大跌幅也永远低于100%(只使用正数)。

· 对于下列两组数据,10、5、8、10和5、10、8、5,当我们使用“按照较高值计算百分比”方法时,它们的平均绝对波动幅度是相同的;而当我们使用普通的百分比计算方法时,它们的平均绝对波动幅度差别很大。

要注意,“按照较高值计算百分比”的方法只适用于比较连续的数值的变化情况。在计算盈利、死亡率或者类似变量的百分比变化时,这个方法是不适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