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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章 普通股投资的未来（写于1974年）
第20章 普通股投资的未来(26) （写于1974年）
早在我踏足华尔街之前，就已经有人对股市的未来发展做过预测，可谓是一针见血，那就是J.P.摩根的至理名言：股市会波动（It will fluctuate.）。这个论断与我对未来的预言大体相似：普通股的市场价格涨跌互现，有时甚至偏离了正常的价格区间。这也使得当时市场上的投资者（看起来像投机者）以及金融机构因为价格的波动或喜或悲。
为了佐证我的观点，我将引用个人投资生涯中两个经典的案例。
让我们回到1924年。埃德加·劳伦斯·史密斯出版了一本书，名为《用普通股进行长期投资》。书中史密斯认为，50年以来，从整体上看，股票的收益优于债券。这一研究结果为1920年大牛市的到来提供了理论基础与心理支撑。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在1924年年中仅为90点，1929年9月竟然站上了381点的高位。随后迅速崩盘，并在1932年跌至令人难忘的41点。
这也是30年来股市的新低。无论是通用电气公司还是道指，在随后的25年间，都未能收复失地。
市场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但是一些适用于过去环境的经验或做法却依然被沿用，最终导致了巨额亏损。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见。当道指只有90点时，股票市场无疑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当道指达到200点时，这个市场是否有投资价值就要打个问号了；当道指上涨到300点时，显然这个市场已经彻底失去了吸引力。
第二个例子发生在1929—1932年间。1948年，美联储发布了一项关于公众对普通股投资态度的调查报告。当年，道指只有165点，市盈率仅为7倍，当时AAA级债券的回报率仅为2.82%。无论如何，超过90%的受访者表示不愿购进股票，同时，半数人认为股票的风险较大，另一半人则表示他们对股票不熟悉。当然，这项调查完成于“牛熊”交替之际，“熊市”来临的前夕。此后，道指从165点上涨至上一年的1 050点。在金融行业，公众的看法对投资决策是没有任何参考价值的。我们怎样证明这个由来已久的真理呢？就像1974年发生的事情可以证明1948年的观点是正确的一样。
在我看来，在可预见的未来，普通股不会发生质的变化，所以只要在合适的时机介入，便可获得可观的回报。有人会质疑我的结论过于草率，比如说未考虑宏观经济的新因素与突发事件，诸如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问题、环境污染、能源危机等。也许这份长长的列表还应当加上整个社会对华尔街的普遍不信任感，因为近些年来华尔街频频爆出丑闻，比如职业道德问题、各种各样的金融交易操作问题以及贫瘠的商业头脑。
当然这些因素可能与普通股的未来价值毫无关联，但在投资决策时也应当被考虑进去。不过这不是决定性因素，也不能就此得出结论说因为有很多负面因素，就对股票投资望而生畏。对于投资者而言，真正的问题在于：什么时候，以什么价位买进股票？我们可以尝试着把这个问题分解成如下两个小问题：
· 相对于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或标准普尔500指数而言，股票是否处于合适的购入时机？
· 即使各个指数显示目前值得买入，那对于投资者而言，此次交易是否能为他带来可观的回报？
目前“双层次市场”形成的原因正是由于机构投资者更偏好高速增长的大型企业。而这种现象又间接地导致了不同类型股票的市盈率倍数相差很大，甚至出现了我职业生涯里从未见过的10:1，也许只有1929年对蓝筹股的疯狂追捧能与之抗衡。
我自己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如下：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下——道指为85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正处在93点，影响股票价格与价值的最直接因素莫过于眼下各种期限的债券与国债全部以高利率发行。机构投资者的观点带有明显的缺陷，正如1973年早些时候所表现的那样——当时他们正大力支持股指创造新纪录，他们并没有将AAA级债券的收益率考虑进来，当时AAA级债券的收益率为7.3%，而且就在不久前则高达8.5%（后来事实证明，AAA级债券的收益率注定要在1974年超过8.5%）。而1964年，AAA级债券的平均利率为4.4%。股票的市盈率倍数似乎与债券利率存在着一定的相关关系。如果这一观点的最简单形式能为人所接受的话，那么我们必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假设当债券的回报率为4.4%时，投资道指的成分股每获得1美元的投资收益，则投资的成本（即股票的买入价格）应当为17美元；然而当AAA级债券的利率上涨至8.5%时，17美元的买入成本只剩下52%，即8.80美元。这意味着按照道指成分股目前的盈利状况，合理的市盈率倍数应当为9倍。如果按1973年每股平均盈利86美元来推算，那么道指的估值大约仅为775点。你可能会用不同的理由来反驳这一结果，认为债券预期收益率应呈下降趋势。但是预期往往与现实有一定的差距，当前的债券利率水平确实为8.5%。如果债券的回报率明显下降，那么债券的市场价格，尤其是息票利率较低的高折价债券，也将和股票一样进一步上涨。
换个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我认为道指或标准普尔指数成分股的收益率至少应相当于AAA级债券收益率的4/3倍，这样与债券相比，才有一定的吸引力。这意味着回报率大约在11%左右时才会让道指重新达到775点。用1974年上半年道指的走势与10年前的情况进行对比就能得出这个结论。
我估计，近25年来道指的年均增长率仅为4.5%。如果这个增长率能继续保持的话，那么预期增长率再加上股息支付率，总收益率大约为5%。由此看来，道指明显被高估了。同样，采用相同的方法对标准普尔500指数进行估值，会得出比道指更糟糕的结果。在过去的25年间，标准普尔425指数与标准普尔500指数保持大约5%的年增长速度。然而，与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相比，标准普尔指数成分股的平均市盈率更高，因此年均增速较高的优势被抵消掉了。
个股选择
当我们评估个股的价值时，我认为应把它们分成三类，正如我在纽交所的上市公司列表上查找它们时看到的那样。第一类为增长型企业的股票，其市盈率大多高于20倍；第二类为“质优价廉”的冷门股票，其市盈率平均为7倍，即盈利回报率为15%左右；第三类为市盈率在7～20倍之间的股票。
在我所统计的纽交所交易的1 530只股票中，有63只股票（占总数的4%）在市盈率超过20倍时被投资者抛售，另外24只股票在市盈率倍数超过30倍时被抛售。相比之下，有500多只股票（比例超过总数的1/3）在市盈率低于7倍时被抛售，这其中大概有150只股票（大约占总数的10%）在过去12个月内的市盈率仅为5倍。
如果企业的未来盈利水平比较稳定，即没有特定的增长率要求，那么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市盈率倍数才比较可靠，在纽交所上市的很多股票才能与息票利率为8.5%的债券一样有吸引力。对养老基金而言，普通股投资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不过有些股票确实被低估了。比起短期投机交易，这些股票更适合长期投资。在市盈率不足7倍的企业中，大企业如火石公司（Firestone）（销售额达30亿美元），中型企业如埃姆哈特公司（Emhart）。埃姆哈特公司曾在72年的时间里连续向股东支付股息，最近它的股价低于其每股流动资产净值。
账面价值法
经济与企业的快速发展使得很多在纽交所上市的股票市盈率显得特别低，于是导致了这样一个现象——重新计算账面价值或净资产价值，然后据此挑选值得投资的普通股。对目前市场上的大多数股票来说，我们可以运用虽然很古老但是依然有效的股票投资评价标准，即不考虑股票市场的成交价格是高还是低，只分析公司作为私营企业对个人投资者的价值。如果企业运营良好，营业收入稳定，且未来发展策略明晰可行，那么股价应该和公司的净资产价值大抵相等；因此，如果有机会以低于资产净值较大幅度的价格买入股票，这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
上个月，在纽交所交易的股票，大约有一半的企业以低于账面价值的价格成交，近400种（约25%）股票以低于其净资产2/3的价格成交。同样有意思的是，大约1/3的普通股实际上都是以与上一年度的净资产值相等的价格成交的。超过半数的股票的成交价则是在近5年的净资产价值范围内波动。一般而言，交易价格低于账面价值的股票也属于低市盈率股票。
我大胆地向所有投资者提出建议：当股票价格低于其账面价值，或低于账面价值2/3的价位时买入并持有，等到价格涨到接近净资产值的价位时再出售。这样的投资方法简单易行，不管是对小型投资者还是对大型养老基金经理来说，都是适用的。这就是选择普通股的基本理念——能在相当于其账面价值2/3或者更低的价位买入，将它们持有到其价格回到净资产价值时再卖出，这样就可以获得高达50%的收益率，而且还不带有任何投机意味。尽管无法获得暴利，但也能取得50%的收益。虽然我无法保证这个投资策略总是有效，但从我的研究发现来看，这个策略在1961—1974年间取得了不俗的表现。
前面我曾提到过将纽交所交易的股票分为三大类，接下来，我将谈谈第一类和第三类股票。对个人投资者而言，这些市盈率倍数适中的股票是较好的投资机会，但对我而言，这两类股票都没有太大的吸引力。如果是以账面价值或两倍于账面价值的价格购买的，那很明显是一次合算的买卖。而问题是，绝大多数股票都是以5倍于账面价值的价格出售，有的甚至达到10倍，去年这一比率更高。如果在那么高的价位买入，那就肯定带有投机的性质了，而且这完全取决于买入的价位，而与企业的经营状况无关（这一观点我早在1958年的一次演讲中就提到过，比金融分析师协会更早。这篇演讲以附录形式收录于重印版的《聪明的投资者》一书中）。投机风险常与高成长型股票相伴，过去的18个月里，高成长型股票的价格暴跌，最终回归理性区间（此处我就不必举例了）。
然而，我想在此处引用一个例子，来讨论一下关于股票市场的学术理论是否具有现实的可操作性。这就是“有效市场”理论。在极端情况下，它可以推导出两个结论：（1）股价已充分反映了企业经营状况的所有信息，因此已经没有任何方法能帮助投资者获取超额收益了，即使基金和内幕消息者也一样。（2）由于市场已获取了所有信息，因此股价能“合理”“恰当”“正确”反映企业价值。这意味着证券分析师无法通过寻找价格与价值偏离的股票来获得超额收益。
对于第一个结论，我不想特别提出反对意见，不过可以明确的是，有时候投资者的确能够发现某些尚未被公众所知但已体现在股票价格里面的信息。但是，我拒绝接受下面这种说法：由于市场已获取了足够的信息来形成合理的价格，因此这个价格肯定就是正确的定价。我们可以选一家不错的公司，例如雅芳公司，作为案例加以研究。如何解释1973年每股140美元和1974年每股32美元的价格都是“正确的”呢？什么事情让雅芳公司的市值蒸发了77%（将近60亿美元）呢？这与股票市场心理因素无关。市场可能已经获得了关于雅芳公司的所有信息，而真正欠缺的是估值时的正确判断。
早在3个世纪前，法国哲学家笛卡尔（Descartes）就在他的哲学论著《方法论》（Discours de la Metbode）对这种现象进行了总结：光有聪明的头脑是远远不够的，充足的信息也是成功的关键。
我可以向读者保证，在纽交所交易的500多只市盈率低于7倍的股票当中，我们肯定能够找到被低估的股票。这些股票一定是“价廉质优”的，把这样的股票加入投资组合，这对证券分析师而言值得一试。任何一位有资格拿那么高薪水的证券分析师，都应该有能力从中选出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投资组合。
通货膨胀与投资策略
现在让我们思考一下通货膨胀环境下应采取什么样的投资策略。不管是在当前的市价水平，还是任何一个可以想象的价格水平，持续性的通货膨胀会使股票投资失去吸引力吗？这个问题让人感到有点奇怪，因为它让我想起了另外一个问题，好像就在昨天，每个人都认为，哪怕股价正处于高位，股票仍然是人们谈论的对象，并且是优于债券的投资首选。为什么？这源于股票自身的抗通胀属性。
但必须承认的是，不仅仅是近几年，可能数十年前，股票投资便已无法起到抵御通货膨胀的作用了。我指的是一种一般性的逻辑关系：资产价格越高，价值也越高，创造财富的能力也就越强；相应的，购买资产的成本也就越高。遗憾的是，这个正相关关系并未在统计学中得到证明。股权投资回报率往往会被低估，而且常在10%～12%之间波动。如果有什么变化的话，那就是在1948—1952年间，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的平均市盈率仅为7倍。
当然，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和标准普尔425指数的盈利在1947—1951年和1963—1973年间大约增长了两倍。而在同一时期，两大指数成分公司的账面价值大约增长了三倍。可以这样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企业经营收入的增长可以简单地归因于未分配利润的再投资使企业的净资产价值得以快速增长。在这28年间，没有一家企业的股价翻了一番。换句话说，通货膨胀并没有让普通股的股价迅速上涨。
这是一个很好的理由——当然还有其他理由，说服投资者不管市场价格如何，都不要太热衷于股票投资。谨小慎微是我信奉的长期投资理念之一。但现实情况如何呢？在通货膨胀的预期下，是否应当说服投资者放弃那些表现强势的企业（收益率大约为15%的企业）呢？我的答案是“不”。
机构投资者或个人投资者真正的选择是什么？在通货膨胀的预期下，哪怕是市盈率倍数较低的股票也难逃悲惨的命运。投资者可以将自己持有的资金投资于短期现金管理工具，这样也能取得不错的回报率，然后寄希望于将来通货膨胀最终必将使所有股票的股价全线下跌，包括那些市盈率倍数较低的股票。当投资者坚信目前股票的市场价格高于其真实价值时，这样的选择是很合理的。但这只不过是对未来市场走势的一种猜测。投资者还可以将资金投资于实物资产，例如不动产、黄金、大宗商品、名画等。请允许我在这里罗列三种值得关注的情形。
首先，把大额资金，比如几十亿美元，投资于除不动产以外的其他实物资产，并不会导致这些实物资产的市场价格大幅上涨，而闭合的投机循环最终的结局必然是市场崩溃。其次，投资于不动产本身就具有较大的风险。因为这背后存在着众多的风险源，如新业务的拓展、融资风险以及市场的系统性风险。
我想要说的第三点与通货膨胀的积极作用有关。所有的投资者都必须意识到，未来的预期通货膨胀率确实有可能达到11%，甚至更高，因此在设计总体投资理财方案时，必须要引入所谓的“具体对象因素”（concrete-object factor）。我的意思是，投资者不应当只满足于将大部分资金以现金或现金等价物的形式持有，例如银行存单、债券以及各种类型的应收账款等。经过一段或长或短的时间，但到底多久谁也说不清，事实将会证明，通过持有普通股投资组合而间接地投资于土地、房屋、厂房、存货等资产是更明智的决策。而普通股的投资策略执行起来相对较为简单。我的观点是，在分析个人的财富资源时，值得把这个理念当作一个特殊的可测量标准来试一试。对养老基金以及其他投资组合来说，这种方法也是适用的。
显然，在介绍分析未来股票投资策略的一般性方法时，我并没有将那些公共事件，诸如能源危机、环境压力、汇率波动等，看成金融决策的主要影响因素。在分析股票的价格与价值时，这些因素会与其他不利因素一样被计入公式。这些不利因素包括：较低的盈利能力倾向；杠杆率的提高也会使应付利息的金额随之增加。这些因素对企业的未来能起到多少影响作用，更多地依赖于经济学家和证券分析师的评判——也许和过去一样，评判的精确性并不会高到哪里去。
机构优势、有效市场和证券预测
基金经理是不是更偏向于投资股票？毫无疑问，在过去的近10年里，基金经理一直存在这样的偏向，这成为抬高股价的重要力量，从而使得股票的收益率逐渐超过了债券的收益率。面对高收益率的诱惑，债券市场数十亿美元的资金“叛逃”到了股票市场，并在股票的市盈率倍数相对较高时，从原持股人手中接盘。随后，便相继传来了被深度“套牢”、对股票投资失望的传闻。现如今，机构投资者已经看清了股票投资的真相，因此最近几年来，不仅这种偏向已经迅速消失了，甚至还有些矫枉过正的嫌疑，以至于像我这样的“老前辈”不得不提醒大家不要“歧视”低价股票，因为这样做也是不合理的。
2 000亿美元的机构资金投向股票市场，再加上11 000名专业的证券分析师一直在努力“打败平均值”，这些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请允许我引用海因里希·海涅（Heinrich Heine）的诗句，它描述了150年前德国政府指定45名教授加入某个质询委员会时的情形：
45位教授——
祖国啊，他们会毁了你！
如果45名教授就能有如此威力，那么11 000名分析师聚集在一起该有多厉害呢？
机构投资者进入证券市场有利于证券市场平稳运行，并能运用数学工具对企业进行合理的估值。至少从理论上来说，这能抑制股价不合理的波动。然而，我必须承认，我没发现机构投资者给整个市场带来了什么好处。股价的波动幅度较之机构投资者进入前更大。原因是什么呢？我只能说，机构与金融分析师并未表现出比普通民众更谨慎、更有洞察力的职业态度。他们似乎也屈从于同一个目标，简单地说就是狂热地追求“业绩”。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没有注意到投资与投机的明显区别。因此我怀疑将来很快就会爆发出一些法律诉讼案件，均与1968—1973年期间银行机构的信托投资责任有关，因为金融机构没有严格遵守谨慎准则的相关司法要求。
下面我要用几个具体的实例证明机构投资者对理性、稳定的股价形成毫无帮助。标准普尔出版的《每月选股指南》显示，大约2 000家保险公司以及投资基金买入了美国航空公司的股票，但是其中没有看到银行及其信托部门的身影。到了1970年，受访机构共持有430万股美国航空公司的股票，持股比例大约占到总股本的22%。1970年，美国航空公司的财务报表显示，每股亏损1.3美元，随后公司公布的1971年与1972年年报又显示每股有13美分与20美分的盈利。于是在1972年，所谓的有效市场仅凭13美分的盈利，就把美国航空公司的股价推高至49.875美元。这可是每股盈利的250倍啊！那么，我们的金融机构有没有阻止这种愚蠢的股票投机行为呢？在股票价格疯狂上涨的过程中，他们有没有减持股票套利呢？恰恰相反。《每月选股指南》显示，就在同一时期内，143家机构又增持至670万股，占美国航空公司总股本的50%。1974年的最新数据显示，大约117家基金仍然持有570万股，占总股本的20%。与此同时，1973年，美国航空公司报亏4 800万美元，股价从1972年的50美元的高点跌至1974年的7.5美元。
这个故事没能显示出机构投资者对合理股价、有效市场做出任何实质性的贡献。相反，他们似乎是一群“搅局者”。
越来越多的机构意识到，他们不能仅凭自己的投资组合获得市场的平均收益，除非能雇用到高人一等的金融分析师与证券分析师。从逻辑上看，这就使一些机构投资者将标准普尔500指数作为预期业绩的评估标准。于是，这会促使他们在构建投资组合时直接复制标准普尔500指数或标准普尔425指数的成分股组合。如果真的这样做，那么客户就会质疑基金公司凭什么收取那么高的管理费。（附带一句，如果未来机构投资者在构建投资组合时真的直接复制标准普尔500指数的成分股组合，这个半玩笑、半当真的预言真的变成现实的话，这将是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市场回归，又重新回到了50年前的股票投资模式。第一批投资基金是真正的“信托”，而且是“固定信托”。一开始时就确定投资组合，而且一旦确定就不会更改；只有在一定必要条件下，才可以调整变动投资组合。）
修正后的“固定基金”会给证券分析师留有更多的余地。构建股票投资组合时可以先参考标准普尔指数的成分股组合，然后在此基础上再做修改。更简单的做法是直接复制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的成分股组合。投资经理或决策者需要获得调整投资组合的权限，而且还要给出理由证明换入的股票能带来更多的收益，以及被替代的股票有可能发生损失。在调整投资组合时应引入责任制，这样也许有助于提升业绩。
事实上，尽管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和标准普尔指数存在着一定的价格泡沫，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在其中寻找“质优价廉”的股票。如果这个逻辑没有问题的话，那么任何有能力的分析师都有一个通过推荐某些公司的优质替代股票来赚钱的绝好机会。
请大家牢记，既然已经开始投资股票了，我不建议大家都采取将所有的自有资金只投资于一只股票的策略。相反，我认为每个人都应构建一个投资组合，例如，债券占25%、股票占25%，剩下的50%资金，随着价格波动在股票与债券之间不断调整。若个人的投资策略趋于保守，那么债券的投资比例可达50%以上，反之亦然。
股票之所以会在人们的投资组合中成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因为大家认为其他投资工具都缺乏流动性吗？对于这一问题，人们有不同回答。首先，如果将资金投资于短期或长期债务工具，无论期限长短，都不会影响流动性问题。其次，我个人认为，在制定投资决策时，流动性应是次要的考虑因素，因为过多的追求高变现能力会造成更多的价值损失。最后，作为普通股的替代性投资选择，对名画、商品等无经常性收入的投资资产，应当在多大程度上考虑其流动性，这个不好判断。我的直觉是，比起债券每年能获得8.5%的息票利息收益，没有经常性收入要比流动性因素更为重要。
指数化经济与政府干预
“指数化经济”的具体内涵是什么呢？上文我们已经讨论了通货膨胀对股票的影响。根据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的观点，我认为指数化经济不具有操作性，而且已经超出了本文的讨论范围。实际应用常见于工会合同里对生活成本进行指数化调整，包括一些养老金计划的调整。曾经也出现过指数化债券，是由雷明顿·兰德公司（Remington-Rand Corporation）在欧文·费雪（Irving Fisher）（当时费雪是该公司的董事）的坚持下发行的。然后根据生活费用指数的变化，对每期息票的金额进行指数化调整。可以想象，虽然存在不确定性，但是这种想法也许会重新流行起来。不过，现在越来越多债券的息票利率随当前的债券收益率以及银行借款利率的变化而变化。随着花旗集团发行了6.5亿美元1989年到期的浮动利率债券，看来浮动利率融资工具将会变得越来越流行。
始于40年前的罗斯福新政让我们对国家干预经济的事情都很熟悉。政府干预经济对普通股的价值具有双刃剑的作用。1935年前的10年间，经济大萧条肆虐，在“钱荒”的背景下，政府出面“兜底”的利好能对股市起到一定的提振作用。但是，与此同时，政府的政策对企业的经营运作设置了很多限制，增加了额外的负担。迄今为止，政府干预经济的净影响效果似乎都是有利的，至少对股价如此。只要对比一下1949年前后道指与标准普尔500指数的走势图，就能发现这一点。通过比较我们发现，股价在1969—1970年间以及1973—1974年间的下跌，似乎只是股价总体上行过程中的小幅回调而已。
经验证明，最后一个问题暗示的对股票的各种不利因素，与普通股过去面对过并已经战胜的各种障碍并没有太多的不同。我的预测是，这些问题终将解决。
但是，我又不能在文章中对那些可能损害股票价值的因素只字不提。那就是，由于对近年来金融界的表现不满，公众正慢慢对其丧失信心。我坚信，更大的危机已经植根于现行的股票价格之中，未来会最先从华尔街发端并扩散开来。英国作家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和奥利弗·戈德史密斯（Oliver Goldsmith）都写道：“历史不过是对人类的罪行、蠢行与不幸的记录。”这句话很好地诠释了1968—1973年间的华尔街。我没有篇幅来一一列举那些既不谨慎也缺乏效率的商业案例。这些商业案例往往是金融机构与个人职业道德缺失所致。而这都无法用贫穷与无知来为自己脱罪。有没有人听说过整个产业是由于承接了自己无力应对的过多业务而导致濒临破产的？然而，这样的事情就发生在1969年我们引以为豪的纽交所，交易所的后台工作一塌糊涂，甚至还爆出了证券丢失的丑闻。同一时期内，许多公司不适当的金融交易行为也让人感到一片阴郁。
在重拾公众信心的问题上，华尔街花费了数年时间，美国政府也相应地出台了多部法律。但是，股价表现得并不尽如人意。可我认为，对于真正的投资者来说，这是值得庆幸的好消息。对于养老金基金经理来说，这也是一个利好消息。5年之前，他们能想象得到现如今竟然能买到收益率高达8%～9%的AAA级债券，或者是收益率为15%甚至更高的好股票吗？目前，投资机会随处可见，不过也有一些荒唐的想法：将股票在机构之间以不断上涨的价格来回转让，从而让股票的市场价格上涨25%。如果真打算这样做的话，那就好像在尝试用鞋带将自己提起来一样无用。
最后，请让我用自己最喜欢的诗句作为本文的结束语。华盛顿农业部大楼宏伟的楼梯前方悬挂着一幅巨大的画作，画的下方就雕刻着这句诗：
O fortunati nimium…（etc.）Agricolae！
这句话是古罗马诗人维吉尔（Virgil）对他那个时代的罗马农夫说的，我愿将它送给现在和未来的普通股投资者：
“啊，渴望获得财富的投资者啊，只要你们意识到自己拥有的优势，你们便可获得上帝赋予你们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