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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章 美国的国际收支：“沉默的阴谋”（写于1962年）
第18章 美国的国际收支：“沉默的阴谋”(23) （写于1962年）
美国的国际收支平衡问题是一个自相矛盾的难题。一方面，美元的国际地位确实面临着实实在在的威胁；另一方面，导致这些威胁出现的原因绝不是基本经济要素的变化，而且也与导致汇率波动的常见原因完全不同。
在这篇文章中，我将会更多地关注最近的发展情况，进一步深入分析我认为最有趣的一个问题：为什么从美国总统肯尼迪到美国钢铁大王罗伯特·泰森（Robert Tyson），都没有弄清楚（或者只是非常含糊地提到）“美元危机”背后的真实原因到底是什么？事实上，他们一致忽视了一个最重要的事实，那就是我们文章标题所提到的“沉默的阴谋”。
我将会以一种绝不妥协的姿态写完这篇文章，而且还会对其他人的观点给出非常尖锐的批评。毫无疑问，这会伤害到某些人的感情，甚至会显得有些傲慢和自负。我的理由（为什么值得这么做）是，美元的力量代表着美国的基本利益，面对存在诸多误解的当前局势，我们有必要正确地理解这个问题。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直率的表达方式可能是最基本的。
美元危机的出现与“消失”
美国的国际收支平衡问题始于1958年。1951—1957年间，美国国际收支的年均逆差值为10亿美元。这被认为是维护国际货币体系稳定的重要保障，因为其他国家可以抓住这个机会获取黄金与美元，为本国积累急需的外汇储备。但是在随后的3年时间里，情况发生了变化，美国每年的平均逆差额达到了37亿美元，随后1961年的逆差额达到了25亿美元。在这4年间，美国为提供国际“流动性”而遭受的损失额高达135亿美元，这使得美国由原来的贷方余额为67亿美元，转变为借方余额为67亿美元（具体数字见表18-1）。很明显，我们不可能按照这个速度一边持续地提供国际流动性，另一边维持美元的国际价值。因此，“美元危机”以及美元很快会贬值（相对于黄金）的说法广为流传。
表18-1 1949—1961年美国的流动性头寸与权益头寸
注：a．部分根据国际收支平衡表的数据估计。
美国政府坚决否认会导致这样的后果。政府部门声称，他们估计通过实施各项措施，截至1963年年底，美国的国际收支账户将会重新实现平衡。今年第二季度的数据表明情况确实在改变——年度逆差额回落到10亿美元以下，预期1962年的逆差规模大概会在15亿美元的水平。
9月，在华盛顿举行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例会上，来自不同国家的中央银行家都在“欢呼美元危机已经接近尾声”“不会贬值了”，它再也构不成任何威胁了。事实上，他们开始表达了另外一种担心：当美国的对外贸易赤字削减之后，他们本国的国际收支与国际流动性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美国的国际收支平衡是否完全在政府的掌握之中是另外一个问题，后面我们还会谈到这一点。）
观察家可能会怀疑，如果只凭单个季度的数据变化和其他一些官方统计报表就可以断定美元危机已经解除了，那么美元危机根本就构不成问题了。这正是我们这篇文章的观点：从1957年开始，美国流动性的减少可以直接追溯到美国对外净投资额的年增长率，而这是减少了的流动性唯一的去向。这样的变化不是影响一国外汇头寸规模的基本因素；过去它从未导致美元的贬值，当然未来除非政府故意这样做，否则也不会让这一因素成为美元贬值的“罪魁祸首”。
最近，一位参加世界银行会议的代表讽刺了目前的实际情况：“美国的国际收支并没有达到入不敷出的地步，但是美国对外投资的发展速度确实在‘寅吃卯粮’——远高于本应该保持的水平。”
接下来我们将用比较的数据证明上述说法的正确性。我们先谈一谈某些观点，这些观点认为美国过高的对外投资率并不是导致美元危机的根本原因。随后，我们要问一问，为什么这些事实几乎被完全忽视了。最后，我们会讨论这些困难的根源，并给出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
从长期视角审视美国的国际收支情况
如表18-2和表18-3所示，为了突出这些数据的重要性，更好地体现最近几年的对外投资与之前所有阶段相比呈现出的特殊变化，我们用调整过的表格形式汇总了1929—1961年这段较长时期内的对外账户收支状况。表中提到的账户可以被划分为下列三种基本类型：
表18-2 长期视角下的对外收支平衡表
注：a．此处不包括国外短期投资。
表18-3 两个时期的总额对比
注：a．负投资。例如，国外投资流入额超过我们的对外投资额。
b．权益连续不断产生的收益可能会超过负债总额。
A组：所有私人部门的交易、净值，私人资本账户除外。
B组：所有政府部门的交易、净值，包含资本账户在内。
C组：私人资本账户、净值（不包括对外短期资本流动），加上“未记录交易（错误和遗漏）”。
A组包括进口和出口、各种服务、对外投资所得的转移性收入以及美国私人部门的对外汇款。这一组不包括政府服务和“军事交易”，按照官方的分类标准，这两项原本被计入“商品与服务的进出口”项目下。而我们则是将政府服务和“军事交易”计入B组的政府其他收入和支出项目下——这些项目从1940年之后变得尤为重要。
“未记录交易”与资本账户一起被计入C组。因为我们通常认为，大多数此类项目都代表的是资本流入或流出某一国，而这些流入或流出都是通过“正常的记录系统所没有考虑到的渠道”进行的。C组不包括对外短期资本流动，因为这个项目被视为平衡项目，与黄金流动项目相类似。（美国的私人部门和政府部门的海外短期投资并未与外国短期债务相冲抵，这主要是因为美国政府无法随心所欲地动用它们来满足他国对美国黄金的需求。）
将1929年后的对外收支账户分为5个时期加以分析是非常有指导意义的。这5个时期分别是：（1）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1929—1941年；（2）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1941—1945年；（3）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46—1949年；（4）朝鲜战争期间，1950—1957年；（5）美元危机爆发期间，1958—1961年。只需要将A组和B组加总起来，就可以算出上述每个时期真实的“对外贸易余额”，当然要把美国私人投资交易的净值剔除掉。这一对外贸易余额可以被视为美国与世界其他国家交易所获得的“净利润或亏损”或者“经常账户余额”，抑或是“对外国权益投资的净变化额”。
我们发现，1929—1949年的情况与最近这12年的情况不太一样——过去这12年里，贸易余额呈逆差状态，逆差额较为适中。事实上，如果我们将对外投资所获得的未汇回国内的收益也计算在内，逆差就消失了。因此，不管是从1949年开始计算，还是从1957年开始计算，如果不考虑美国政府的预支款项，那么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的海外“权益”是增加的。不过，现在政府的预支款项也被计入了国际收支差额。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美元危机期间与1950—1957年“令人满意的时期”相比，“经常性亏损”项目的值要略低一些。不仅如此，1961年，也就是美元恐慌情绪达到顶点的那一年，即使扣除了高达50多亿美元的政府海外净支出额，这一年（1946—1947年除外）美国经常账户的余额依然是历史上顺差额最高的年份之一。
对于表18-2，我们首先要关注的数字是我们的国外净投资额（C组）。事实上，1929—1949年间，美国基本上处于“负投资”的状态，因为在这段期间内，国外买入美国资产的金额超过了美国的对外投资额，两者的差值高达70亿美元。1950—1957年间，美国的年均私人净投资额基本上都在10亿美元以下。
从那个时候开始，美国的流动性就处于非常宽松的状态，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黄金储备，我们完全有理由将过多的流动性（没有任何收益）转换为具有良好收益的长期投资。不过，随后的事实证明，我们的行为很像牛市来临时投资者和投机者的行为。
随着流动性的减少——这里流动性指的是在不引起货币供给紧张的前提下对外投资的能力，美国对外投资的年增长速度变得越来越快。剔除掉其他投资者投资行为的抵消作用，美国的资本转移额从1949年的6亿美元增加到1955年的13亿美元，1961年进一步增加到46亿美元（这46亿美元里包含了6亿美元的未记录交易）。实际上，美国的对外投资额已经超过了本应该维持的投资水平。
面临的挑战
我认为，正是由于对外投资的比例上升速度太快，才会导致美元危机爆发。其他人从各个角度对这一观点提出了质疑或挑战，不过认真考虑这些反对意见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清状况。第一种观点认为，单独把投资项目拎出来作为承担危机责任的“替罪羊”，这样做根本没有合理的理由，因为美国的贸易不平衡是多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例如，从借方角度来看，对外国的巨额援助费用以及海外军事费用就是其中一个影响因素。美国商务部国际收支部门的负责人沃尔特·莱德尔（Walter Lederer）就是这种观点的坚持拥护者。他说：“不管怎样，只要资本流动与其他交易项目之间始终存在相互抵消的关系，那么在评估国际收支状况时，就应该同时考虑这两者，我们不能认为其中的某一方比其他的交易具有更‘基本’的作用。”
这番话听上去似乎意味着，每年的对外投资额可能会对相关的贷方项目产生较大比例的抵消作用。如果事实如此，那么在分析当前美国所面临的困境时，认为对外投资项目便是美元危机的根本原因的分析结论显然是不合适的。
但是，具体的事实和数字又是如何呢？让我们先看一看表18-4。表18-4将1949年和1961年的数据放在一起进行了比较。在1949年的时候，美国的经常账户有少量逆差，但美国的对外投资要稍微低于外国人投资美国的数量（将未记录交易视为投资）。因此到1949年年末的时候，美国的流动性依然有小幅增加。1961年，美国的经常账户有将近15亿美元的顺差，然而对外净投资额却变成了40亿美元的逆差，因此最终导致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超过了25亿美元。
表18-4 1949—1961年美国国际收支余额发生变化的原因
注：cr代表增加；dr代表减少。
如此明显的变化，贸易账户、政府支出与对外投资这三大项目都是导致问题出现的原因吗？无法确定哪个才是最主要的原因？美国获得的巨大贸易顺差主要得益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重建的巨大需求——1961年的商品贸易顺差额（53亿美元）与1949年基本相当。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怎么能把贸易逆差归咎于出口的落后，像某些人一样，把“出口商品定价太高以至于销路不好”作为借口？
此外，美国商品与服务的合并贷方余额（不包括政府部门）比1949年高出6.75亿美元。确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美国政府的对外援助项目与军事开支就是导致国际收支赤字的罪魁祸首。不知道这些专家是否注意到，1961年美国政府在这些方面的支出要比1949年少9.4亿美元？那么，既然这个项目已经有所改善了，那为什么还要把美国国际收支逆差的后果归因于这个项目呢？这样做符合逻辑吗？由于对外投资是唯一发生显著逆向变化的组别，而且变化的幅度确实比较大，因此当人们看到这些数据时，容易把它当作导致美国国际收支失衡的罪魁祸首。
反对理由
不过，反对者再次谈到，这些海外投资同时产生了较为强烈的抵消作用，因此它对美国的整体流动性并没有造成太大的损害。我们首先要考虑的是美国从中获得的收入。1961年，美国海外投资获得的收益合计为36.45亿美元，与美国39.51亿美元的对外投资规模相差无几（此处没有包括未记录交易）。每年的对外投资规模与对外投资的收益在金额上如此接近，这从很大程度上说明对于美国近期的国际收支逆差，对外投资项目并不应当承担太大的责任。
这一论点听上去好像很合理，但实际上却是谬论。它没有考虑到，即使不把1960年和1961年的所有新增投资都计算在内，只按照1959年末美国450亿美元的对外投资规模来计算，1960年与1961年依然能够获得这么多的投资收益。
表18-5就是考虑到了这一点，因此计算出来的结果更加合理可靠。如表18-5所示，在最近4年时间里，美国合计140亿美元的私人对外投资共创造了12亿美元的收入，仅相当于资本流出额的10%不到。如果我们能够将资本流出总额从每年45亿美元左右减少至10亿美元的话（这种程度的资本流出规模减少之后，会让当期的投资收入略微减少一点），那么就有可能把1960年和1961年的整个国际收支“赤字”全部抹平（这两年正是美元危机最严重的时期）。
表18-5 1958—1961年对外投资额对美国海外投资收入的影响
注：a．包含净值约为12亿美元的未记录交易。
考虑到这一背景，那些巨额资本流出说的支持者进一步辩解说，巨额资本的流出还以资本品出口的方式创造出了其他重要的贷方项目，如果对外投资额没有增长的话，这些额外的贷方项目本不应当出现。因此，很难找到一个正确的方法来评判资本流出对美国国际收支平衡的总体影响到底有多大。
从某种狭义的角度来看，这当然是完全正确的。不过，我们也找到了一些数据，来说明所谓的“抵消额”大概是多少（这些数据源自美国商务部于1960年出版的《美国海外商业投资》[U.S. Business Investments in Foreign Countries]研究报告）。数据表明，1957年美国对外投资花在工厂设备上的费用共49亿美元，而从美国本土购买的资本品大约为10亿美元。1957年美国对外投资的总规模是32亿美元，其中有20亿美元用于“直接投资企业”。
从这些数据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每年美国的对外投资有30%左右的比例会被抵消。另一方面，1957年，设立在海外的直接投资企业向美国出口的商品总价值为37亿美元，明显大幅高于海外国家从美国进口的商品价值（据上述研究报告的“不完全统计”，后者的规模大约为26亿美元）。美国商务部的这份研究报告重点强调了直接投资企业所在地的外国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储备更多的美元。其隐含的意思也非常清楚，那就是除了带来投资收益以外（前面已经讨论过），这样的直接投资对美国国际收支状况的净效应是弊大于利。
沉默的阴谋
表18-1至表18-4的数据应当已经清楚地证明了，美国对外投资增长速度的大幅上升应该对近期的美元危机承担主要责任。不知道我的读者中有没有人已经从当局发布的各种信息或数据中看到问题的这一面？至少，在去年9月之前，我还没有发现这一点。现在我要好好研究一下之前人用了哪种方法分析该问题以及使用这种方法的理由。
目前，人们还没有意识到贸易逆差所导致的流动性损失与对外投资造成的流动性损失两者之间到底有哪些根本性的差异。1962年1月，经济顾问委员会经过讨论，决定将这两种类型的交易合并到一起，取名为“基本账户”。
难道企业对外投资建厂，其经营所得的盈利或亏损具有相同的意义，都是“基本的”吗？与此相反，加拿大的分析人员就很认真地将两者分别称为“经常账户余额”和“资本流动净额”。从1955年开始，加拿大政府就面临着经常账户极端不平衡的状况，而同一时期内，美国的经常账户则保持着基本平衡的格局。将这两个国家的情况综合分析，我们应该形成这样的认识，即加拿大正在经历真正的外汇危机，而美国的美元危机可能只是表面上的危机或虚假的危机。
1961年2月，肯尼迪总统做了关于美国国际收支平衡问题的特别咨文，他是这样阐述的：“我们的出口额大大高于进口额，但是这还不足以弥补海外军事基地建设、美国私人企业的海外投资、美国政府对外经济援助以及贷款项目的所有支出。”
请注意，对外投资刚好被夹在对外军事支出和政府援助这两项之间，就好像它们的本质特征是相同的。这种将对外投资放在所有支出项目之中的处理方式，用同样的方式对待它们，具有很强的误导性。
1962年5月，在给美国商会发表演讲时，肯尼迪总统进一步提到：“每年我们花费在海外驻军、防事工程建设以及履行海外安全防卫承诺等方面的支出高达30亿美元。如果贸易余额不足以承担这笔支出，我们还有两个备选方案：第一，输出黄金，我们现在就是这么做的；第二，取消安全防卫承诺。”此处并没有提到对外投资。事实上，如果不考虑投资的话，美国的贸易余额足以负担起政府的所有海外支出。
肯尼迪总统故意忽视不断增大的投资支出，可能是为了达到两个重要的目的：首先是阻止工资和价格水平的上涨；其次是为了游说美国庞大的军事力量承担更多的海外安全防卫义务。对第一个目标而言，宣称美国的出口额应该大幅增加能起到一定的作用；对第二个目标而言，肯尼迪总统是在暗示美元的地位正面临危险，需要得到军方的支持。
1961年3月，美国钢铁公司的财务主席罗伯特·泰森也阐述了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不过他的用词更激进一些。但是在我看来，他的说法问题更大。他说：“解决国际收支失衡的唯一办法就是想办法提高或者修复我们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接下来的这句话清楚地反映了罗伯特·泰森说这番话的真实用意，“因此我想，这意味着美国必须用强硬手段终结温和的工资通胀时代”。
我们大多数人都同意工资通胀的局面应该被终结。但是，我们中有一些人并不认为工资通胀会伤害美国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贸易数据也证明，1960年和1961年是和平时期贸易顺差额最高的两个年份，远远超过了1950—1957年的平均水平。
沉默还在继续
《华尔街日报》总是喜欢追踪报道自己讨厌的人和事。去年7月，《华尔街日报》用一篇社论做出了如下总结：“尽管人们对我国的国际收支逆差有很多困惑，不过，最根本的事实其实很简单。美国企业很喜欢不断扩大出口盈余，因此，肯定是政府的国内政策以及国外政策导致了逆差的出现。”《商业周刊》的报道虽然语气更为审慎，但是往往不尊重事实。它用自己的方式在同一时间表达了相同的观点：“如果大家不反对的话，简单来说，就是美国政府承担的海外军事防务以及国际经济援助的费用太高了，以至于现有的国际贸易顺差负担不起了。”没有任何出版物提到我们所说的不断增加的海外投资，如果不是这些不断增长的海外投资，我们也不可能会面临美元危机。据测算，美国每年对外投资的规模大概是80亿美元而非40亿美元，因此实际的逆差规模应当为70亿美元。无论如何，美国政府推行的各项政策以及海外防务项目依然要为如此高的国际收支逆差承担责任。
这些不准确的报道已经影响到了其他期刊，甚至出现了更加夸张的评论。也许最有代表性的言论就来自我自己的报社，同时也是美国国内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之一：“如果国际收支失衡这个谜题始终解不开的话，那么在理论上，美国政府将要面临国际破产的灾难……美国欠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债务超过了其他国家欠美国的债务。美国的负债大于美国的资产……美国的债务包括进口、海外军事支出、对海外企业的投资以及对外国的援助。”
请注意，这里将对外投资列在了美国的“负债”之列，相应的结论就是，美国正处于国际破产的边缘。毫无疑问，有人预测美国的黄金价值将会下降，一些人开始将巨额黄金转移到瑞士和其他地方。
去年9月，英国财政大臣终于从正确的视角公开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分析，他这样说道：“这一次的贸易赤字非常特别，美国经常账户的顺差规模巨大，之所以会出现赤字，原因就在于海外援助、防务以及对外投资支出太多。应当说这并不是真正的国际收支失衡，而是对外过于慷慨而导致的失衡。”这段话的隐含意思是巨额的对外投资是美国对外“慷慨”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么说并不准确，不过它确实与慷慨的捐助有些类似，因为这种投资绝对是自愿的。
我主要想搞清楚为什么主流经济学家没有认清眼前的现实，没有充分注意到对外投资在美元危机过程中发挥的关键性作用。相关的观点太多了，无法一一列举出来。简单来说，去年出版的权威书刊共刊登了主流经济学家研究美元危机问题的13篇论文，但是这些文章几乎没有做出什么真正的贡献，根本没有意识到对外投资对整个局势所起的关键作用。
专业人士为何会犯这样的错，我很难解释。一种说法是，我自己的分析完全是错误的，无疑很多读者会觉得这很有可能。出于自我维护的角度，我唯一能说的就是，希望他们可以重新回顾一下前面我提供的数据和证据，在判断谁对谁错之前，先认真地分析一下它们。
未来的危险与可能的补救措施
即使问题的根源在于“过于慷慨”，同时再加上海外投资规模过大，对美元的国际地位来说，这也确实是一个真实的威胁。1962年上半年采取的改进措施并不能保证美元从此脱离了危险境地（必须指出，判断美元脱离危险的标准是每年的流动性损失不应该超过10亿美元）。
长久以来一直让人感到满意的贸易余额也许即将迎来恶化的拐点，而海外军事支出可能还要大幅度上涨。在本文写作时（1962年10月28日），面对国际危机真有可能会爆发的危险环境，这些因素显然会进一步增加危机发生的外部可能性。
假设在接下来几个月时间里，美国政府不能有效遏制流动性的损失，同时假设美国的对外投资依然保持着较高的增长速度，那么美国政府又应当采取哪些措施来应对呢？很明显，我们不可能指望通过实施减税刺激政策来促进工厂的现代化程度，从而使得短时间内美国商品的出口量大幅度增加。想依赖这种方法来快速解决问题的提议完全是荒诞不经的，但是一些高级官员却屡屡提及。
政府部门大幅削减海外支出当然值得考虑，但是这要求美国的政策做出根本性调整，而当前的国际局势根本不允许美国这样做。目前，政府已经提高了利率水平，希望能够吸引或者留住来自国外的短期资本，不过这并不能改变美国的总体流动性状况，只不过是阻止了美国的短期负债被转换为黄金流出美国。
在高利率的诱惑下，是否会有大量的长期资本流入美国，这还是未知的；在任何情况下，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或其他目标而从根本上彻底改变国内利率结构的做法都会招致人们的强烈反对。接下来我们讨论一下另外三种可能采取的措施。
第一种措施是美元贬值。无论这是否能真的解决问题，都会引发论战。如果美国继续坚持庞大的海外投资规模，同时将美元贬值，那么又如何证明这样的“破产行为”是合理的？有没有哪个国家、公司或者个人曾经因为这么一个完全不合理的理由破产过吗？
第二种措施是节衣缩食，这看上去很符合逻辑。换句话说，就是削减每年新增的海外净投资，使其规模正好与其他交易所获得的盈余相当。这与个人的投资行为有关——个人投资者会将扣除了生活费用、税负以及捐款以后余下的收入用于投资。
在那些外国债券与股票的市场价格波动较为剧烈的国家，实施这样的政策最有吸引力。美国对这些地区的投资规模一直都很大，而且1962年的投资规模比以前还大，达到了10亿美元左右。
迪伦秘书长已经表示，如果有必要，政府将会采取一些措施限制美元外流。另一方面，强制性地降低私人部门的海外投资额又与美国金融自由的目标相违背。我们所有人都不愿意看到这些措施被执行——尽管从英国的财政历史来看，英国政府曾经多次实施过类似的政策。
在我看来，反对意见较少的最佳解决方案是由美国公司和／或美国政府出面向国外借入长期资本。从本质上来讲，美国目前面临的困难就在于它借入的是国外短期资本，而这些资金却被用于对外国进行长期投资。显然，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就是用海外的长期借款为海外的长期投资提供资金，使两者的规模相互匹配。这实际上并没有减少美国当期或总体的流动性余额，只是降低了短期负债的规模。
与在美国国内的浮动利率借款相比，这样的做法将会导致美国对外的利息支付额显著增加。但是，如果美国的新增投资项目能有足够多的盈利，那么就完全负担得起新增的利息支出。如果负担不起相应的利息费用，那美国政府就不应该采用这个方案。
也有人认为这样的借款是“不可能的”，因为外国的资本市场组织结构不够完善。然而，欧洲各国的投资者正在把大笔的钱借给这些国家的企业；美国的一些企业已经开始在海外市场上融资；证券到期时，海外投资者可以自行选择还款货币为本国货币还是美元，这还是很有吸引力的。
这里真正的问题并不是“我们能否从国外借到长期资金”，而是“我们的借款成本到底是多少”。考虑到美元作为国际主要货币要支付的额外成本，有必要认真考虑一下借款的规模。从国外借入10亿美元要支付1.5%的额外成本，也就是说要额外支付1 500万美元的利息。加上这笔利息支出，国际收支平衡表的借贷双方余额都将超过300亿美元，而美国的国民生产净值约为5 500亿美元。如果将来每年多支出的这1 500万美元能彻底消除美元危机的威胁，那么这一点代价又显得不值一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