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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奖得主与无名工匠
要理解这两个人工智能超级大国之间真正的竞争格局，首先要理解这种专业知识来自哪里。
1938年，在恩里科·费米（Enrico Fermi）登上法兰克尼亚II号甲板的那一刻，全球大国的势力分布被他改变了。费米当时刚刚在斯德哥尔摩抱走了诺贝尔物理学奖，但是他并没有回到贝尼托·墨索里尼统治的意大利，而是举家来到了纽约。此行跨越了半个地球，费米的主要目的是逃避意大利新通过的种族法的限制：该法令阻碍了犹太人、非洲人担任重要岗位或者与意大利人结婚，费米的妻子劳拉就是犹太人。
来到美国后，费米听说纳粹德国的一些科学家发现了核裂变原理，于是他也迅速展开了进一步的研究。他在芝加哥大学创造了世界上第一个自持链式裂变核反应堆，这个成果在曼哈顿计划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曼哈顿计划诞生了世界上第一枚核武器，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秩序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费米和曼哈顿计划代表了在专业知识领域，质量高于数量的时代。20世纪三四十年代是核物理学基础学科取得突破的时代。为了实现这些突破，一个恩里科·费米比一千个普通的物理学家都重要。这个时代的美国确立在世界上的主导地位，很大程度是由于吸引了像费米一样的天才。
但并非每次科技革命都是这种模式。通常，基础领域的突破出现后，发展的重心会很快从顶尖科学家转移到无名工匠，即有足够专业能力将这种新技术应用于解决不同问题的工程师，尤其是当技术突破性成果的应用范围遍布整个社会经济体系，而非集中于某几个实验室或者武器系统的应用时。
电的发明和大规模的电气化很好地印证了这个过程。托马斯·爱迪生让电能变得更便宜后，数以千计的工程师开始想办法利用电能，用电驱动各种新设备，重组工业生产过程。这些工程师并没有像爱迪生那样取得重大突破，但他们对电能的了解程度，足以帮助他们将电能用在机器上从而产生收益。
目前人工智能的发展阶段更符合后一种模式。由于人工智能解决了一个又一个新难题，持续占据媒体报道头条，让我们误以为仍处于“恩里科·费米”们有能力决定世界格局的时代。而现实中，我看到的是一个将突破性基础技术应用于解决多个不同问题的过程，需要大量受过良好训练的工程师。今天，这些工程师正将人工智能模式识别能力应用于贷款核发、自动驾驶汽车、翻译文本、下围棋、小度在家或小爱同学上。
深度学习先驱杰弗里·辛顿、扬·勒昆（Yann LeCun）和约书亚·本吉奥（Yoshua Bengio）——人工智能领域的“恩里科·费米”们持续拓展着研究边界。也许他们会实现新的颠覆性突破，再次打破全球科技界的格局。不过眼下应用领域的进展，还得由工程师们一手打造。
我与深度学习之父杰弗里·辛顿（左四）
2018年4月，我在全球移动互联网大会（GMIC）和扬·勒昆（荧幕上）讨论人工智能技术。
本吉奥（后排二）的多项研究成果，对深度学习的复兴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