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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12月16日
医生护士络绎不绝地进出产房，他们不断地检测各项指标，调换静脉点滴的药物……我眼前是分娩的最后时刻常见的混乱。我的妻子谢先铃躺在产床上，艰难地经历着人类最耗费体力和精神的过程，以将另一个生命带到世界上。在这一天，我的人生又多了一个角色，同时也多了一份重担——我成了一位父亲。
主治医生告诉我，胎儿胎位呈“sunny side up”（意为婴儿的头面向妈妈的腹部，而不是后背），胎位不正，这意味着先铃可能需要剖宫产。我在产房外焦急地踱步，比大多数准爸爸更紧张。一方面，我担心先铃和宝宝的健康；另一方面，我的心思没有完全放在产房里。那天我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安排：给科技界最有影响力的人之一、苹果公司的CEO约翰·斯卡利做一个重要的工作汇报。一年前，我作为语音识别的首席科学家加入了苹果公司。这次汇报的目的是希望斯卡利认可我的提案：在每一台Mac上都加入语音合成，并在新型Mac中加入语音识别系统。
妻子的分娩时间一延再延。我内心备受煎熬：陪在妻子身边还是冲出去参加重要的会议？我不停地看表，祈望她能及时产下宝宝，使我既能现场见证宝宝的诞生，又能来得及赶去参加会议。
面对这样的纠结，训练有素的工程师思维开始飞速运转。我权衡了投入和回报的所有选择，思考了所有选项对于结果的影响：见证第一个孩子的出生很有意义，但父亲是否在场并不会影响女儿的出生。如果错过了这次向斯卡利演示的机会，或者不是由我——最了解软件性能的项目负责人亲自上阵，很可能对项目的未来会产生重大的影响。不论斯卡利是无限期地搁置语音识别研究，还是批准了这个项目但交给其他人负责，对我都是不利的结果。当时苹果人工智能研究的命运悬而未决，如果想让成功的机会最大化，我必须出现在会议室里。正当我在产房外焦急地踱步时，同事打电话问是否要取消会议或者请同事代理，为斯卡利做演示。
“不，”我告诉他们，“我觉得来得及。”
命运最终眷顾了我。当我忙于心算时，医生决定剖宫产，我跟着妻子进入了手术室。不到一个小时，宝贝女儿呱呱坠地。我们一家三口短暂而温馨地待了一会儿，我冲出医院赶去参加会议。之后的工作陈述也一切顺利：斯卡利批准了项目，还要求公司围绕它展开全面宣传。宣传活动包括一场TED演讲、一则《华尔街日报》报道和一期在《早安美国》节目上由约翰·斯卡利和我为成千上万名观众演示这项技术。在节目中，我们用语言命令安排预约、开支票以及设定录影（VCR）等，这些都是最早的语音识别技术应用，直到20年以后才成为主流，出现在苹果的Siri和亚马逊的Alexa之中。这些成果使得我的事业飞速进步。
《华尔街日报》报道苹果公司当年的创新突破
如今回首，我心心念念的不是事业上的成功，而是产房里的场景。我感到深深惭愧的是当时如果被迫在见证孩子出生和出席公司会议之间做选择，我可能会选择参加会议。这不仅是一次会议时间与家庭生活的冲突，也是数十年来我用机器心态生活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