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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不平等的帝国
人类引发的暴力长久以来就有竞争对手。在过去，瘟疫、天花和麻疹肆虐整个大陆，甚至比最大的军队或最狂热的革命者所希望做到的还要强有力。在农业社会中，细菌传染会使人口大量损失，损失的人口有时达到总人口的1/3或者更多，这会使劳动力稀缺，并使其价格高于固定资产和其他通常保持不变的非人力资本的价格。结果，随着实际工资的上涨和租金的下降，工人获益，而房东和雇主受损了。制度安排可以调节这些转变的规模：精英通常试图通过许可和武力来维持现有的安排，但往往不能使具有平均作用的市场力量受到控制。
流行病完成了这个具有暴力性矫正功能的四骑士组合的最后一环。但是，还有其他更和平的机制来减少不平等吗？如果我们想到的是大规模水平上的矫正，答案一定是否定的。审视整个人类历史，我们能在各种记录中观察到的、每一次主要的物质不平等程度的压缩都是由这四个矫正力量中的一个或者多个因素驱动的。此外，大规模的战争和革命不仅仅对那些直接参与这些事件的社会起作用，世界大战和暴露于挑战者之下也影响了那些所谓旁观者的经济状况、社会期望和决策。这些涟漪效应进一步扩大了根植于暴力冲突的矫正力量的影响。这就使得1945年之后世界很多区域的发展与之前的冲击带来的持续性影响分开了。虽然拉丁美洲在21世纪初的收入差距的下降可能使其成为最有希望的、非暴力性平等化过程的候选人，但这种趋势在范围上仍然相对较小，而且其可持续性是不确定的。
其他因素的影响效果是混杂的。从古代到现在，土地改革与暴力或暴力威胁有关联的时候，不平等程度更有可能降低——没有暴力的情况下可能性很小。宏观经济危机对收入和财富的分配只有短暂的影响。民主本身并不能减轻不平等。虽然教育和技术变革的相互作用无疑会影响收入的离散程度，但历史上的教育和技能的回报，被证明对暴力冲击非常敏感。最后，没有令人信服的经验证据支持这样的观点，即现代经济发展降低了不平等程度。没有任何一种良性的压缩手段，能够取得一些甚至与上文所谓的四骑士所产生的效果稍微接近的结果。
然而，冲击会减弱。在国家崩溃之后，其他国家迟早会取而代之。瘟疫消退后，人口收缩会逆转，人口的重新增长逐渐恢复了劳动力和资本的平衡，达到了以前的水平。世界大战持续的时间还是相对较短的，其效应也都会消弭在时间流逝当中：最高税率和工会密度下降了，全球化程度上升，“冷战”结束，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风险已经退却。所有这些使得近期发生的不平等程度的复苏变得更容易被理解。传统的暴力矫正力量目前都处于休眠当中，并且不太可能在可预见的未来回归。依然没有出现类似的有效的平等化替代机制。
即使在最先进的发达经济体中，再分配和教育也不能完全吸收税收和转让之前不断扩大的收入不平等压力了。发展中国家能够比较容易摘到低悬的平等化的果实，但财政约束依然强大。似乎没有一种简单的方式来投票、调控或教导我们如何更大程度地实现平等化。从全球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也不应该让我们感到惊奇。就我们所知，在没有遭遇重大暴力冲击以及更广泛影响的环境中，人们几乎不会看到不平等状况收缩的景象。未来会变得不同吗？
本书不涉及的内容
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差异并不是具有社会或历史意义的唯一不平等类型：源于性别和性取向的不平等也是如此，在种族和民族方面，在年龄、能力和信仰等方面，教育、健康、政治发言权和机遇的不平等也是如此。因此，这本书的英文书名并不准确。然而，像“暴力性冲击和从石器时代到现在及以后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全球历史”这样的英文副书名，不仅会使出版商失去耐心，而且也会被读者排斥。毕竟，权力不平等在决定物质资源的获取方面始终发挥着核心作用，但一个更详细的标题将会立刻显得更加准确，同时过于狭隘。
关于经济不平等，我并没有试图去论及各个方面。我所聚焦的是社会内部的物质资源分配，这是一个重要且得到很多讨论的主题。我考虑特定社会中的情况，没有明确指向那些刚才提到的许多其他不平等的来源，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也很难长期追踪和比较这些因素对收入和财富分配产生的影响。我主要想回答为什么不平等程度会下降的问题，以及识别矫正的各种机制。宽泛地说，在我们人类接受食物生产及其导致的一般性必然结果，定居生活和形成国家，并且承认某种形式的世袭财产的权利之后，关于物质不平等的向上压力已经成为一个既定事实——人类社会存在的一个基本特征。对这些压力在几个世纪和几千年的演变过程中的细微之处进行思考，特别是对我们可能粗暴地标识为胁迫和市场力量之间的复杂协同作用，将需要对更长的时间跨度进行单独研究。 [7]
最后，我讨论了暴力冲击（以及替代机制）和它们对物质不平等的影响，但没有一般性地探究两者之间的反向关系，即是否（以及假设如此，那么是如何）由不平等促成了这些剧烈的冲击。我不愿意这样做有好几个原因。由于高度的不平等水平是历史社会的一个共同特征，因此不容易解释关于那种外部环境下的具体冲击。在有着可比较的物质不平等程度的现代社会当中，内部稳定性变化很大。一些经历过暴力性关系破裂的社会并非特别不平等。某些冲击主要或完全是外生的，最显著的是通过改变资本和劳动平衡矫正了不平等的传染病大流行。甚至人类造成的事件，如世界大战，也深刻地影响着那些没有被直接卷入这些冲突之中的社会。关于收入不平等在加速内战爆发中的作用的研究凸显了这种关系的复杂性。所有这些都不应该用来表明，国内资源不平等不可能促成战争和革命的爆发或国家崩溃。这仅仅意味着目前没有令人信服的理由能确定总体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与暴力冲击的发生之间有系统性的因果联系。正如最近的研究工作所表明的那样，对具有一种分布维度的更具体特征的分析，例如分析精英群体之间的竞争，可能在解释暴力冲突和国家崩溃之间的关系上更有前景。
出于本研究的目的，我将暴力冲击视为对物质不平等产生影响的一种离散性现象。设计这种方法的目的是评估作为矫正力量的这种具有长期冲击性的影响力，而不论是否有足够的证据来证实或否认这些事件与先前的不平等之间存在有意义的联系。如果我将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因果关系的单一箭头方向上，即从冲击到不平等，会鼓励人们从事反向关系的进一步研究，那就更好了。可能永远不会产生一个合理的解释，将随着时间变化而产生的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可观察到的变动内化。即便如此，不平等和暴力冲击之间可能存在的反馈循环肯定值得深入探讨。我的研究只不过是这个更大研究项目的一个组成部分。 [8]
这是如何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