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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全面战争
一旦我们试图将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研究扩大到更久远的时间，以上分析的所有这些问题都相形见绌了。定期的收入所得税的征收很少早于20世纪。在没有家庭调查数据的情况下，我们必须依靠代理数据来计算基尼系数。在1800年之前，整个社会的收入不平等只能借助社会表进行估计，后者是当代观察家拟定的，或者是由后来的学者牵强推断出来的不同人口所获得的近似收入。更值得一提的是，关于欧洲部分地区的越来越多的数据可以追溯到中世纪中叶，从而揭示了单个城市或地区的情况。在法国和意大利城市中关于财产税的幸存档案记录、荷兰对房屋租金收入的税收和葡萄牙的所得税，使我们得以重建资产，有时甚至得知收入的基本分布。近代早期法国农业用地分散程度的记载和英国继承性不动产的价值也是如此。事实上，基尼系数可以成功应用到在时间上更为遥远的证据上：罗马统治下的埃及晚期的土地所有权模式；古代和中世纪早期的希腊、英国、意大利，以及北非和墨西哥阿兹特克人房子的大小变化；巴比伦社会当中的继承份额和嫁妆的分布；甚至是恰塔霍裕克这建立在几乎一万年之前、世界上已知最早的原始城市聚落之一的石制工具的散布，都是这样进行分析的。考古学使我们能够把物质不平等研究的边界推回上一个冰期的旧石器时代。 [13]
我们还可以获得一系列不直接记录分配状况的替代性数据，但我们已经知道这些数据对收入不平等水平的变化是敏感的。土地租金与工资的比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以农业为主的社会当中，劳动力价格相对于最重要的资本类型价值的变动，能够反映归属于不同阶级的相对收益的变动：上升的指标表明，地主的繁荣是以劳动者的牺牲为代价的，造成了不平等的加剧。一个相关的衡量标准，即人均GDP与工资的比率也是如此。GDP中的非劳动收入份额越大，这一指数就越高，收入就可能越不平等。可以肯定的是，这两种方法都有严重的弱点。对于特定的本地场所，租金和工资的报告是可信赖的，但并不一定对更大的群体或者整个国家具有代表性，同时对任何前现代社会的GDP进行猜测，不可避免地会有相当大的误差。然而，这些代理指标通常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个轮廓，使我们能看出随着时间推移的不平等趋势性变动。实际收入是一个能够更广泛获取，但缺少一些启发意义的代理指标。在欧亚大陆西部，以谷物等价物表示的实际工资现在已经追溯到4000年前，成为识别异常升高的工人实际收入的实例，这是一种可能与不平等程度降低相关的现象。尽管如此，那种不能通过参照资本价值或GDP数据做出必要调整的实际工资信息，对反映总体收入不平等程度来说，依然是一个粗糙的、不甚可靠的指标。 [14]
近年来，我们已经见证了前现代社会税收记载研究，以及对于实际工资、租金与工资比率，甚至是GDP水平的重构的可观进展。毫不夸张地说，要是在20年，甚至是10年以前，这本书的许多内容不可能被写出来。对历史上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开展的研究的规模、范围和进度，使我们对这一领域的未来充满希望。不可否认的是，漫长的人类历史不允许我们对物质资源分配进行哪怕最基本的定量分析。然而，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可以识别随着时间演化的信号。精英阶层所展现的财富是最有希望的不平等标志——而且往往实际上是唯一的。当精英阶层在住房、饮食或者是墓葬等方面奢华消费的考古证据让位给更为适度的遗物或者社会分层的迹象完全消失时，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断出某种程度的平等化。在传统社会中，富人和权力精英阶层的成员往往是仅有的控制了足够的收入或资产，从而可以承受重大损失的人，这些损失在有形的记录中是可见的。人类身高和其他生理特征的变化也同样与资源的分布有关，尽管其他因素，如病原体负荷，也起着重要的作用。我们越是远离以更直接的方式记录不平等的数据，我们的理解就注定会变得更具推测性。然而，除非我们准备进行扩展，否则描述这种全球历史简直就是不可能的。这本书就试图这样做。
在这样做的过程中，我们面临着文档资料上的一个巨大的梯度，即从有关美国近期收入不平等程度上升背后驱动因素的详细统计数字到文明的曙光中隐约存在着资源失衡的迹象，在这两者之间还存在着多种多样的数据集。所有这一切以一种合理连贯的分析叙述方式结合起来，给我们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在不小的范围内，这是这个导言标题中所援引的不平等的真正挑战。我选择用我自己看来处理这一问题的最好的方式来组合这本书的每一个部分。紧接着的这部分内容从我们的灵长类祖先开始，一直到20世纪初的不平等的演变，因此章节顺序按年代顺序进行排列（第1~3章）。
这一情况，在我们转向四骑士——暴力矫正的4种主要驱动力量之后，就会发生变化。在描写这一四重奏组合的前两个成员，即战争和革命的部分时，我的观察分析开始于20世纪，随即返回历史当中。这其中的原因其实很简单。以大规模动员战争和改造性的革命为手段的矫正，主要是现代性社会的特征。20世纪10—40年代的“大压缩”不仅产生了目前为止关于这一过程的最好证据，而且以范例的形式代表并确实构成了它（第4~5章）。第二步，我寻找这些暴力性破坏的来路，从美国内战一直追溯到古代中国、罗马和希腊的历史，以及从法国革命到近代时期的无数次起义（第6~8章）。我在第6章最后部分讨论内战的时候依循了同样的轨迹，从当代发展中国家的这类冲突的结果一直回溯到罗马共和国结束的时候。这种方法使我在探讨它们是否能被应用到更遥远的过去之前，在现代数据基础上建立根基牢固的暴力矫正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