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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改革、衰退及表现
一项针对处于世界不同地方和不同发展水平的21个小规模社群，即对狩猎–采集者、园艺种植者、牧民和农民的合作研究，识别出了两个不平等的关键决定因素：土地及牲畜的所有权和将财富从一代人传递到下一代的能力。研究者观察了三种不同类型的财富：身体型（主要是身体力量和生殖能力）、关系型（例如劳动中的伙伴关系）和物质型（家庭物品、土地和牲畜）。在这些样本中，身体型的禀赋是采集者和园艺种植者当中最为重要的财富类型，物质财富是最不重要的一种，对牧民和农民而言则是相反的。不同财富类型的相对权重是调节总体不平等程度的一个重要因素。身体型的禀赋对身体约束是相对严格的，特别是对身材大小而言，对力量、狩猎能力和繁殖成效而言则稍微少一些。关系型禀赋，尽管更为灵活，但在农民和牧民当中分布得更不均衡，这两个群体中，以土地和牲畜为代表的不平等程度测度，要比狩猎–采集者和园艺种植者之间以器皿和船只为代表的测度水平更高。不同类型财富的各种不平等约束和特定类型财富的相对重要性的结合，解释了我们所观察到的生存模式的一些差异。平均的复合财富基尼系数对狩猎–采集者和园艺种植者而言低到了0.25~0.27，但是对牧民和农民而言要高得多，分别是0.42和0.48。仅就物质财富而言，主要的差别似乎在觅食者（0.36）和所有其他人群之间（0.51~0.57）。 [20]
财富的可传递性是另一个关键的变量。代际财富传递的程度对农民和牧民而言，要比其他人高出两倍，同时他们拥有的物质财富要比狩猎–采集者和种植者的资产更适合传递。父母处于综合财富阶层顶端，他们的孩子最终也将位于相同的位置，与之相对照的是那些父母处于综合财富阶层底端的孩子在未来所处的位置。由此可见，这些系统性的差异对于人生际遇的不平等具有很强的影响力。以这种方式定义，跨代的流动性通常是平缓的：即使在采集者和园艺种植者中间，处在前1/10家庭的后代复制这种地位的可能性要比处于最后1/10想要向上爬升的这些家庭的高出至少3倍。然而，对农民而言，这一概率更大（约11倍）。对于牧民就更加高了（约20倍）。这些差异可以被归结为两个因素：一个是技术，技术决定了不同财富类型的相对重要性和特征；另一个因素为控制财富转移模式的制度，例如农耕和游牧民族倾向于向亲属垂直转移。 [21]
根据这一分析，不平等及其在时间上的持续性是三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不同类别资产的相对重要性、可传递性以及实际传递的比例。因此，那些物质财富作用不大、财产不便于传递以及继承受限的群体，注定要比那些物质财富是主要的财富类别且有高度可传递性，同时被允许留给下一代的群体所感受到的总体不平等程度要低。长期来看，可传递性是关键，这是因为如果财富在两代之间进行传递，那么产生不平等的因素，诸如与健康有关的随机冲击、平等性、资本回报率和劳动回报率，将会得到保持且会随着时间推移而累积，不会使分配性的结果回归到均值水平。 [22]
与前文提到的对于美洲印第安人部落的观察结果一致，从这21个小规模的社群样本得到的实证发现同样表明，动植物的驯化并不是显著不平等化的充分条件。对可保护的自然资源的依赖看起来是一个更为关键的因素，因为这些通常能够遗赠给下一代。在类似翻耕、修建梯田和灌溉上的投资同样也是如此。这种生产性资产及它们的改进的可继承性从两个方面引发了不平等：一方面，两者都能够随着时间推移而增长；另一方面，它们减少了代际间的差异和流动性。一项对超过1000个处于不同发展水平社会的更广泛的调查，证实了传递的核心作用。根据这个全球数据库，大约1/3的采集者社会对于动产有继承的规则，但是只有1/12的社会认可不动产的继承。相形之下，几乎所有开展了集约形式农业的社会都具备涵盖这两种财产继承的相关规则。复杂的觅食者和种植者社会则取乎其中。继承是以财产权的存在为前提条件的。我们只能推测它们产生的环境条件：塞缪尔·鲍尔斯认为，耕种有利于形成那些对采集者而言没有用或者不可行的财产权利，因为像谷物、建筑和牲畜这样的资源很容易就能被限定清楚并保护，这些前提条件是采集者所依赖的那些分散的自然资源不具备的。水生物的适应以及驯马文化这些例外情况也完全符合这一解释。 [23]
历史上，不平等现象有时会出现得很缓慢。恰塔霍裕克是安那托利亚西南部一个可以回溯到公元前8000年的新石器时代的原始城市定居点，它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的几千个居民兼顾种植和放牧。土地很充裕，它没有类似政府的结构或者社会分层的明显标志。居民居住在他们储藏粮食、水果和坚果的家庭住房里面。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石制的工艺品。在对从公元前7400—前6000年的20座建筑和9个庭院的2429件物品的全面考察中，人们发现了特定类型的器物在分布上存在差异。完整的磨盘和手推石磨在各个家庭中的分布是不均衡的，不过这些家庭一般都有多种烹煮器具和石制的工具。完好的手推磨主要发现于装饰更好的建筑中，但我们还不能由此推断这到底是代表了这些家庭具有更高的地位，还是它们仅仅承担了与食品加工相关的合作工序。大多数磨盘和手推磨都存在在它们完全损耗之前很久就被故意毁坏的现象，可能对前面的第一个推测形成反驳。这一习惯甚至可能反映的是一种广泛的对有价值资产的代际传递的禁止，尽管这可能不是一个普遍的禁令，这是因为，在美索不达米亚社会的后期，手推磨在可传承的财富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可能是因为矫正措施的积极实施限制了家庭之间的财富不平衡。 [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