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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瘟疫、饥荒和战争
在其他情况下，技术进步使得社会和经济变得不平等。几千年来，生活在加利福尼亚沿海，即现在圣芭芭拉和文图拉地区的丘马什人，一直使用着简单的船只、采集橡子，过着平均主义觅食者的生活。大约公元500—700年，丘马什人引入可供远洋航行的厚木板制成的独木舟，这种能够装载十几人并深入海洋60英里探险的独木舟使得丘马什人能够捕获更大的鱼类，并且使他们成为大洋沿岸贝壳贸易的中间人。他们把从海峡群岛获得的燧石销售给内陆部落，交换橡子、坚果和稻科植物。这就产生了一种等级制的秩序，拥有多个妻子的首领控制了独木舟，享有领土的准入权，在战争中领导他的族人，并且主持仪式性活动。作为回报，他们从追随者那里获得食物和贝壳。在这样的环境中，采集制社会的社会阶层复杂度能够达到相对较高的水平。随着对于集中的本地资源依赖性的增强，人口的流动性开始下降，同时职业的专业化、严格界定的资产所有权、边界防御，以及通常涉及奴役俘虏的相邻群体之间的激烈竞争引发了等级制度和不平等。 [15]
在觅食者当中，这种类型的适应可能仅仅在特定的生态环境中才能实现，并且通常不会扩散到这个环境之外。只有食物资源得到驯化才有可能在全球范围内改变经济活动和各种社会关系，在稳定的食物来源缺失的情况下，赤裸裸的不平等可能仅仅存在于被全世界更为平等的觅食者包围的、海洋和河流沿岸的小块地区。但是，这是不可能的。各种各样的可食用植物开始在不同的大陆上被驯化，首先是在距今大约11500年前的亚洲西南部，然后是在10000年前的中国和南美、9000年前的墨西哥、7000多年前的新几内亚，以及大约5000年前的南亚、非洲和北美。而动物的驯化真正发生的时间，时而超前，时而跟随着这些创新活动。从采集到耕种的转变可能是一种并不总是遵循着线性轨迹的冗长过程。 [16]
这对于黎凡特的纳图夫文化和其在新石器时代的继任者，即这一转型的最先见证者而言，是尤为正确的。从大约14500年以前开始，更为温暖和潮湿的气候使得区域性采集者群体的规模增大，并且使他们能够在更为稳定的定居点开展活动，他们捕获了大量的猎物且收集了数量充足的野生谷物，这让他们至少需要一个地方来储存这些食物。这种物证非常有限，但展现了一些权威专家所称的“早期的社会等级制度”的征兆。考古学家发现了一个可能是供公共使用的较为大型的建筑，其中还有一些可能花费了大力气制造出来的特殊的玄武岩研钵。根据计算，在大约14500—12800年之前的纳图夫文化早期出土的遗体中，有8%佩戴着来自几百英里外的贝壳以及一些用骨头或牙齿制成的装饰物。在其中一个遗址中，三位男性有由贝壳制成的头饰陪葬，其中一个头饰边缘有4排贝壳装饰。只有一些墓地拥有石头工具和小的雕像。大型的烧烤坑和炉床的出现可能表明，这种类型的具有再分配功能的宴会在美洲西北部出现得更晚。 [17]
然而，无论社会分层和不平等程度在这些良性条件下得到了怎样的发展，它们都在距今大约12800—11700年前的、被称为“新仙女木事件”的寒冷期逐渐消失。由于当地资源的减少和资源情况的不可预测，幸存下来的觅食者恢复了流动性更强的生活方式。气候在距今大约11700年前恢复稳定，这与最早种植诸如单粒小麦、双粒小麦、小麦和大麦等野生作物的证据相吻合。在大约11500—10500年前，定居点得到了扩张，同时食物最终得以在个体家庭储存，后者表明了所有权概念的改变。一些例如黑曜石之类的外来材料的首次出现，可能反映了一种表现和巩固地位的欲望。10500—8300年前这段时期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具体信息。在距今大约9000年前，位于土耳其东南部的由不同区域组成的名为卡越努的村庄，其建筑和出土物在大小和质量上存在差异。较大型的和修建得更好的建筑物装饰着罕见的和外来的工艺品，同时位于距离广场和寺庙更近的地方。然而，只有一小部分的墓葬里面有黑曜石、珠子或者一些工具，卡越努村里面的4个最富有的室内墓葬中，3个坐落于紧邻广场的房子里面。所有这些都可被视为精英地位的标志。 [18]
毫无疑问，在接下来的1000年中，我们观察到的大多数不平等状况可能是由农业造成的。但是，也存在一些其他路径。我在前文已经提到了，在食物资源野生或未驯化的情况下，对水生动植物的适应能产生相当大程度的政治和经济差异。在其他一些情况下，引入经过驯化的马匹，将其作为运输工具，那么即便没有食物生产，也能产生不平等效应。18世纪和19世纪，在美国西南边界的科曼奇部落中，形成了一种尚武的文化，这些人依靠欧洲的马匹进行战争和长途突袭。他们主要的食物来源是美洲水牛和其他野兽，他们将通过贸易及抢劫获得的玉米作为采集获得的野生植物的补充。这些安排支撑了较高的不平等水平：俘获的男孩被用来照看富人的马匹，拥有的马匹的数量将科曼奇家庭相当明确地分为“富人”、“穷人”和“非常穷”三种类型。多数情况下，觅食、种植和农业社会不总是系统地与不同水平的不平等联系在一起的：一些觅食群体可能比一些农业社群要更为不平等。一项关于北美258个印第安人社群的调查显示，物质不平等水平的主要决定因素是剩余的规模，而不是野生动植物驯化本身。2/3没有或者几乎没有任何剩余的社群都没有显现出资源分配的不平等，产生了中等或大量剩余的社群中有4/5存在资源分配的不平等。这种相关性要比不同的生存模式和不平等程度之间的关系强得多。 [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