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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但是，我并不是主要为了实用主义而聚焦富有的人群。就像我们将会在第3章和附录中看到的，在很多例子当中，社会调查或者人口普查记录使得我们至少能在非常粗略的线索上追踪，从古代到现代殖民时期特定社会当中物质资源的分配情况。这些大概的估计能够画出来的洛伦茨曲线，大多都像曲棍球杆，而不是月牙形的，这表明极少数人与大多数人在基本生存条件方面的巨大差距。除了少数例外（例如古希腊和北美殖民地的定居者，这些我会在第3章和第6章讨论的群体），在国家水平的政权中组织起来的农业社会一般都缺乏强有力的中产阶级，他们的资源可能可以与精英群体的财富相抗衡。仅仅是这一原因，不平等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富裕阶层掌握的资源比例调节的。 [50]
最后，引入大量非常贫困的个体也会提高整体的不平等水平。在许多前现代社会，奴役和放逐外来人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有力手段。在肥沃的新月地区，新亚述帝国在从事大规模的强迫性重新安置方面臭名昭著，其中大多数是从被征服的边缘地区安置到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帝国核心区域的。大规模的转移开始于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统治时期，当时帝国的扩张和统一正处于上升势头之中。关于这一古代记录的一项调查得到了涉及1210928名被放逐者的43个事件，以及超过100个的我们不知道或者仅仅知道部分数据的放逐事件。即使这些被公布出来的数据的可靠性值得怀疑，而且尽管关于把所有人群赶出家园的论断需要小心对待——“他的土地上的人们，男的女的，小的大的，都没有例外，我带领他们前进，我把他们视作战利品”——这种做法的累积效应是巨大的。
大约在接下来的这个世纪，被放逐者的不断流入使得亚述国王得以建造、转移和供养几个都城。歌颂皇室功勋的石头浮雕传递出这样一种印象：被放逐者仅能携带少得不能再少的个人物品，例如一个包或者麻袋。他们被剥夺了以前的资产，一般只能期望勉强维持生存。当帝国达到其权力的顶峰的时候，他们的状况甚至恶化了。长期以来，在相关记录中，没有证据表明这些重新定居的对象被正式地与土著居民区别开来：他们“与亚述人在一起”。从大约公元前705—前627年，大胜仗和不断持续的扩张培育出一种高涨的优越感，这种语句在亚述征服者的最后阶段消失了。被放逐者被降级到劳力的地位且被用在大型的公共建筑工程中。
强制性移民不仅扩大了穷人的队伍，而且提高了上层阶级的财富和收入。法庭和寺庙的多种文本都提到了战俘的分配。当最后一位伟大的征服者——亚述巴尼拔国王从埃兰（现在伊朗西南部的库泽斯坦）拖来大量的被放逐者的时候，他宣称这些是“我奉献给我的神灵的精品……这些士兵……我增加了我的皇家军队……剩下的在都城中、在伟大的神的驻所、在我的官员、在我的贵族和我整个阵营中间像绵羊一样进行分割”。分配后的这些俘虏被放到授予官员的农田和果园中进行劳作，其他人被安排到皇家土地上。由于是在很大规模上实施的，这些安排提高了劳动者在整个有着低收入和没有财产的人口中的比例，同时也提升了那些接近上层的人的收入，这是一种注定会恶化整体不平等的组合。 [51]
奴隶制产生了相似的结果。对外来人口的奴役是少数几种能够在小规模的，有着较低或适中复杂性的采集者社会创造出显著不平等水平的机制之一，这不仅存在于太平洋西北部的靠海维生的觅食者社会中，还广泛地存在于部落群体中。然而又一次的，驯化和国家的形成促使对奴隶的使用达到新的高度。在罗马共和国的统治下，几百万奴隶进入意大利半岛，他们中很多人被富有阶层买来，在后者的宅第、作坊和农庄中辛苦工作。2000年之后的19世纪，在现在的尼日利亚，与“黑奴制度”在美国南方提高了其物质不平等恰好同时发生的是，索科托哈里发国“圣战主义者”也将大量的战俘分配给其政治和军事精英阶层的成员。 [52]
[1] Boehm 1999: 16–42是一个经典文献。特别是参见其130~137页关于所有这些物种中的社会关系被定义为（或多或少的）“暴虐”的原因。要注意的是，即使在人类之外的灵长类动物当中，大规模死亡形式的暴力性冲击也可能缓和等级差异，同时减少基于地位的欺凌：Sapolsky and Share 2004。
[2] 关于这些物种形成的时间，参见Pozzi et al.2014: 177 fig.2，这是写作本书时可以得到的最新和最全面的研究。将来的研究完全可能改变这些预测：仅仅三年以前，Tinh et al.2011: 4就已经提出了明显更晚的时间点。Traits of common ancestor: Boehm 1999: 154.
[3] Orthodoxy: Klein 2009: 197.Plavcan 2012: 49–50 rejects the notion of lower dimorphism,comparable to modern human levels, already in Australopithecus afarensis proposed by Reno, McCollum, Meindl, and Lovejoy 2010; Reno and Lovejoy 2015.Cf.also Shultziner et al.2010: 330–331.See Plavcan 2012: 47 fig.1 for a comparison of dimorphism in humans and other apes and 50–58 for a discussion of its likely causes.Labuda et al.2010和Poznik et al.2013: 565描述了关于现代人当中一定水平的一夫多妻制的基因证据。Bowles 2006提出了繁殖性的矫正在人类利他主义行为演化中的作用。
[4] Shoulder: Roach, Venkadesan, Rainbow, and Lieberman 2013.Fire: Marean 2015: 543,547.Stone tips for projectiles: Henshilwood et al.2001; Brown et al.2012.Boehm 1999:174–181 attributes considerable leveling effects to these developments, most recently followed by Turchin 2016b: 95–111.See also Shultziner et al.2010: 329.Language: Marean 2015: 542.Boehm 1999: 181–183, 187–191 emphasizes the equalizing potential of language and morality.Timing: Boehm 1999: 195–196, 198, with a preference for relatively recent and sudden changes, whereas Dubreuil 2010: 55–90 and Shultziner et al.2010: 329–331 give greater weight to earlier changes.目前已知的最古老的智人化石遗迹可以追溯到大约19.5万年前：McDougall, Brown and Fleagle 2005。这与Elhaik et al.2014的现代DNA研究指出的，大约超过20万年前的物种形成时期是一致的。
[5] 这一表述通常指的是从大约30万年以前一直到农业生产的出现这一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