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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如果是另一种历史，那会怎么样呢？从历史到反事实分析
不平等收入和财富的获取先于国家形成并推动了国家的发展。然而，政府机构一旦建立起来，不仅会加重既存的不平等状态，还会创造出新的不平等。前现代国家为商业活动提供保护措施，并且为那些与政治权力关系密切的人开辟新的私利获取渠道，从而为资源在少数人手中积累和集中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从长远来看，政治和物质的不平等在被称为“互动效应”的螺旋式上升过程中不断发展，在这一过程中，一个变量的每一个增量都很可能引起其他变量产生相应增量。现代学者提出了许多定义，试图捕捉国家地位的本质特征。借用他们的几个要素，国家可以说是代表了一个政治组织，它声称自己拥有领土及其人口和资源，它拥有一套组织机构和人员，这些机构和人员通过颁发有约束力的命令和规则来履行政府职能，并通过威胁和实施包括暴力在内的合法的强制性措施来支持他们的行为。对于最早的国家的出现，并不缺乏理论上的解释。在某些方面，公认的驱动力量都被认为是经济发展及其对社会和人口的影响：占据优势地位的一方通过控制贸易流获得的收益，对授权领导人管理不断增长的人口和更加复杂的生产及交换关系的需求，源自生产资料获取方式的阶级冲突，以及能够强化等级制度和中央集权的稀缺资源的军事冲突带来的压力。 [30]
从不平等研究的视角来看，严格地说，这些因素中，最为重要的可能并不是特别关键：从某种程度上讲，国家的形成给社会带来陡峭且稳定的等级制度以及大量剩余与权力和地位不平等，物质财富却是必然增长的。即便如此，现在有一个不断增长的共识认为，组织化的暴力是这一过程的核心。罗伯特·卡内罗影响广泛的限制理论认为，在领土有限的条件下，人口增长和战争的相互作用解释了更为自治和平等的家庭，在依赖稀缺的已驯化的食物资源且无法摆脱有压力的外部环境时，人们臣服于独裁的领导者且忍受不平等以便更有效地与其他群体进行竞争。最近关于国家形成的理论和仿真模型同样强调了群体之间冲突的极端重要性。暴力的关键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解释大多数前现代国家的具体特征，其中最明显的是专制的统治，以及对发动战争的强烈关注。 [31]
并不是所有的早期国家都是一样的，中央集权的政体与更多的“异质”或者企业形式的政治组织共同存在。即使是这样，中央集权专制国家一般要比不同结构的对手更胜一筹。只要环境条件允许，它们就会在全世界独立出现，无论是在旧世界、美洲大陆，还是跨越了从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洪水冲积平原到安第斯的高原的一系列不同环境，均是如此。无视巨大的背景差异，它们中最著名的国家都发展为异常相似的实体。它们中都出现了在不同领域中的等级制度的扩张，从政治领域到家庭和宗教信仰系统——这是一个自我催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等级制度结构会对所有社会因素做出反应，使它们更好地融入支撑权力结构的整体系统”。阶层分化的加剧，对道德价值有非常重大的影响，这是由于对不平等的优点的信仰和接受等级制度是自然和宇宙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观点取代了古代平等主义思想的残余。 [32]
在数量的意义上，农业国家表现得极为成功。尽管这些数字更多只是一种比较克制的推测，我们依然可以猜想，3500年以前，当国家级别的政治组织也许仅仅覆盖不超过1%的地球陆地表面的时候（不包括南极洲），它们已经控制了大约一半数量的人类。在公元纪年开始的时候，我们可以在更加坚实的基础上估计，这些国家——大多数是庞大的帝国，如罗马和中国的汉朝占据了大约1/10的地球土地面积，但拥有那时所有人口的2/3~3/4。它们可能是不稳定的，这些数字传达了特定类型国家的竞争优势：庞大的帝国结构由强有力的榨取型精英阶层连接在一起。同样的，这不是唯一的结果：独立的城邦也可能在这些帝国之间的缝隙中繁荣发展，但是很少能够像公元前5世纪的古希腊那样成功地抵抗住它们庞大的邻国。它们往往被吸收进更大的实体；偶尔，它们也会建立自己的帝国，例如罗马、威尼斯和墨西哥的特诺奇蒂特兰、特斯科科和特拉科班。此外，这些帝国也会衰落，让位给更碎片化的政治生态。中世纪的欧洲是这种转变的一个特别极端的例子。 [33]
然而，更为常见的是，随着新的征服者政权重新巩固较早的权力网络，帝国产生了另一个新的帝国。从长远来看，这就造成了一种从不断变得更有规律的中国的“王朝周期”到东南亚、印度、中东和黎凡特、墨西哥中部和安第斯山脉区域的较长期波动的周期性颠覆与复原的模式。欧亚草原地区在位于其南方的农耕社会产生的财富的刺激下，也催生了很多从事掠夺性袭击和征服的帝国政权。国家也随着时间推移而成长。在公元前6世纪之前，地球上最大的帝国的面积是几十万平方英里 [03] 。在接下来的1700年间，其最强有力的继承者在常规上都会以一整个数量级的程度超过这一数值，到13世纪，蒙古帝国范围从中欧一直延伸到太平洋。同时，领土只是其中一种度量标准：如果我们用人口密度来解释长期性增长，我们会看到帝国统治的有效扩张甚至是更为剧烈的。在比今天甚至更大的程度上，我们人类曾经集中在欧亚大陆的温带、中美洲的部分地区和南美洲的西北部地区。这些就是帝国繁荣发展的地区：几千年来，大多数人类都生活在这些庞然大物的阴影中，其中一些走到了远高于平民百姓的地位之上。这就是创造了我所定义的“最初的1%”的历史环境，是由竞争性但经常紧密纠缠在一起的精英群体所构成的，这些群体尽了他们最大的努力来捕捉由国家建立和帝国整合所调动起来的政治租金和商业收益。 [34]
前现代国家的形成将少数统治阶级从大量的初级生产者中分离出来。尽管常常在内部还有分层，精英阶层超越并集体控制了形成国家基本建设单位的独立本地社区。欧内斯特·盖尔纳的著名图形以无比清晰的方式反映了这些结构（见图1.1）。 [35]
图1.1 农业社会结构的一般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