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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黑死病
一些人一定在这些留存下来的物品上花费了巨大的努力：据现代学者估计，不管在哪里，那时的人都需要花费15~45分钟来雕刻一个珠子，这就意味着需要一个人在每周工作40个小时的情况下，用1.6~4.7年来完成这些任务。最少需要抓住75只北极狐才能获取那两个儿童墓葬中的一条腰带和头饰上附着的300个牙齿装饰物，考虑到完整无缺地获得这些牙齿的难度，实际需要的狐狸的数量可能会更多。尽管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会给予这一群体的成员足够多的空余时间来完成所有这些工作，但依然存在的问题是，为什么他们最初会希望从事这项工作。这三个人看起来没有与他们日常使用的衣服和物品埋在一起。属于儿童的那些珠子要比那个成年男子的小，这意味着这些珠子是为他们特别制作的，要么是在他们生前，要么更可能仅仅是为了他们的葬礼而制作的。基于一些我们不知道的原因，这些人被视为特殊的。但显然，这两个孩子并没有成长到能够通过自身努力获得这种特殊待遇的年纪，更可能的情况是他们由于家庭原因获得了这样的地位。成年男性和男童身上可能存在的致命伤，以及导致女孩一生残疾的股骨短缩，只不过增加了其中的神秘感罢了。 [10]
尽管到目前为止，在旧石器时代的考古成果中，还没有比桑吉尔墓葬更为壮观的墓葬出现，不过也有一些比较豪华的墓葬在更远的西方被发现。大约在同一时间，在摩拉维亚的下维斯拖维采，三具遗体佩戴着复杂的头饰被置放在赭石染过的地上。较晚一些的例子就更多了，利古里亚海岸的阿里纳坎迪德洞穴中建有一个很深的洞墓，墓室中那28000年或者29000年前的由红赭石染过的台子上，安放着一具配饰奢华的未成年男性遗体。他的头部周围有大量穿孔的贝壳和鹿的犬齿，它们最初可能附着在有机物制成的头饰上。除此之外，还有猛犸象牙制成的坠饰、麋鹿角做成的4个权杖，以及用外来的燧石制成的非常长的刀片也被放在了他的右手位置。大约16000年前被埋葬在圣日耳曼河旁边的年轻女性戴有贝壳和牙齿制成的装饰品，后者是大约70枚穿孔的红鹿犬齿，它们应该来自200英里以外。在大约10000年以前，仍处于采集阶段的全新世初期，一个三岁的孩子和1500颗贝珠一起埋葬在多尔多涅的拉玛德莱娜的岩棚中。 [11]
这些发现很容易被解释为不平等出现的最早预兆。先进且标准化的手工生产、在高度重复性工作任务上的时间投资，以及使用来自遥远地方的原材料等，这些证据让我们看到了这种比当代狩猎–采集者更为先进的经济活动。它也暗示了社会差异通常并不与觅食活动的存在有紧密联系：这些儿童和成年人的奢华墓葬显示出一种先天赋予的，甚至是继承的地位。尽管很难从这些材料中推断出等级关系的存在，不过这至少是一种看起来合理的选项。但是，这里没有长期的不平等的迹象。复杂性和地位差异的上升从本质上看起来还是暂时的。平等主义不一定是一个稳定的范畴：社会行为可能因变化的环境，或者甚至是复发的周期性压力而不同。同时，获取如贝类这样的海洋食物资源的能力作为社会进化的摇篮，不仅鼓励了领土意识和高效领导能力的形成，更是最早的对沿海生活的适应。尽管这种对环境的适应能够追溯到10万年以前，然而，至少到目前为止，这一时期还没有新兴阶层和消费差异存在或出现的相关证据。我们所知道的是，旧石器时代中的社会和经济不平等依然是零星和短暂的。 [12]
不平等的大分化
直到上一次冰期结束，气候条件进入一个难得的稳定期之后，不平等才开始出现。作为第一次超过了10万年的间冰期的较温暖时段，全新世创造出了一种更有利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环境。这些改善使得人类能够获得更多能量且人口数量得以增长，也为越来越不公平的权力和物质资源分配打下了基础。这就导致了我所定义的“不平等的大分化”，即向新的生存方式和社会组织形式的转变，这一转变侵蚀了觅食者的平等主义信念，并用一个持久的等级制度和不同等级间的收入财富差距取代了这一信念。要使这些转变能够实现，就必须要有能够抵抗侵占的生产资料，并且它们的所有者要能够以可预测的方式获得剩余。通过耕种和放牧的方式进行的食物生产能够同时满足这两个要求，并且成为经济、社会和政治变化的主要动力。
然而，植物和动物的驯化并不是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在一定的条件下，采集者也能够以一种相似的方式利用那些未被驯化的自然资源。在可以捕鱼或者仅仅在特定的生产力水平较高的地方，也可能产生属地性、等级划分和不平等。这种现象，即人们所知的对海洋或者河流的适应，在人种学的档案材料中有详细的记载。从大约公元500年开始，从阿拉斯加到加利福尼亚的北美西海岸沿线，人口增长所带来的对鱼类资源的压力，促进了以采集为生的人群对于高度区域化的有鲑鱼资源的河流实施控制。这有时伴随着从人们住着大致相同的住宅的社会（无阶级社会）向分层社会的转变，这种分层社会以一所大房子里住着主人一家、随从以及奴隶为特征。 [13]
一些细致的案例研究已经注意到了资源稀缺性和不平等的出现之间的紧密联系。大约公元400—900年，在英属哥伦比亚的基特利溪旁边的遗址上，曾有一个临近费瑟河的社区，构成这个社区的几百名成员靠当地的鲑鱼维生。从这一考古遗址判断，鲑鱼的消费量大约在公元800年开始下降，哺乳动物的肉取代了其地位。在这个时候，遗迹中出现了不平等的标志。在那些最大房子的遗址坑里发现的鱼骨中，很大一部分来自成熟的帝王鲑和红鲑鱼，两者都是富含脂肪和卡路里的珍贵奖赏食物。相对的，在两个最小房子的遗址中，发现的却是更为幼小和营养较少的鱼类骨头。和许多同样处于这种分层水平的社会一样，通过仪式性的再分配，不平等同时得到了赞颂和缓解：大到足够给一大批人群准备食物的烧烤坑意味着富裕和有权势的人为整个社区的人组织了宴会。1000年之后，首领之间通过展现慷慨来进行竞争的冬节仪式成为整个太平洋东北部地区的共同特征。相似的变化也发生在同一区域的布里奇河遗址上，大约在公元800年，随着大型建筑的所有者开始积累贵重物品，并不再在户外准备公共食物，穷人开始依附于这些富有的家庭，不平等从此开始制度化。 [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