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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大压缩
在第五部分对瘟疫的分析当中，我从得到的有记录的例子——中世纪后期的黑死病（第10章）逐渐转向更少为人所知的例子，从而使用了相同策略的一个修改后的版本，这些例子的其中一个（1492年后的美洲）正好更接近近期，其他则位于更古老的时代（第11章）。其原理是相同的：在我寻找其他地方类似事件之前，在现有可获得的最好证据的基础上，建立流行病大规模死亡带来的暴力性矫正的关键机制。第四部分关于国家灭亡和制度崩溃，我对这一组织原则进行了逻辑总结。在分析大体上局限于前现代历史的现象之时，年代学几乎不重要，从任何特定的时间序列中得不到什么结果。特定案例的日期比证据的性质和现代学术规范更不重要，后两者随着空间和时间的差异会有相当大的变动。因此，在我转向讨论其他我不太详细讨论的例子之前，我先举了几个得到很好验证的例子（第9章）。第六部分，关于暴力性矫正的替代方案，大部分是按主题排列的，因为我在转向反事实结果（第14章）之前评估了不同的因素（第12~13章）。最后一部分与第一部分一起形成了我的专题性分析，又回到按年代顺序进行排列的格式，从最近的不平等复苏（第15章）转到相邻或者更遥远未来的矫正作用的前景（第16章），这就完成了我整个的演化性概览。
作为一项汇集了东条英机时期的日本和伯里克利时期的雅典，或者是古典时期的低地玛雅人和当今的索马里的研究，这可能令我的历史学家同行困惑不解，但我希望对有着社会科学背景的读者来说，这种困扰会少一些。正如我之前所说，探索全球不平等的历史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如果我们想找出在有记录的历史中的矫正性力量，我们需要找到方法来弥合学科内外不同专业领域之间的鸿沟，并克服数据质量和数量上的巨大差异。长期性的分析视角需要非正统的解决方案。
这有关系吗
所有这些都提出了一个简单的问题。如果很难在不同的文化中研究不平等的动态，从长远来看，我们为什么还要做这样的尝试呢？对这个疑问的任何解答都需要解决两个单独但相关的问题——经济不平等今天重要吗？为什么它的历史值得探索？普林斯顿大学哲学家哈里·法兰克福最出名的是他早期《论瞎扯》（On Bullshit ）的研究，他通过在序言开始部分对引用的奥巴马的评价进行反驳而开启了他的《论不平等》（On Inequality ）：“我们面对的最根本挑战不是美国人的收入普遍‘不平等’。实际上是我们太多的人民‘贫穷’。”毫无疑问，贫穷是一个变动的目标：在美国被视为穷人的人在中非看来却并不如此。有时贫穷甚至被定义为不平等的一个函数（在英国，官方贫困线被设定为收入中值的一个比例），尽管绝对标准更为常见，例如世界银行所使用的以2005年价格表示的1.25美元的门槛值，或者是参考美国的“一篮子消费品”的成本。没有人会否认，不管如何定义贫穷，它都不是受人欢迎的，这其中的挑战在于证明“这样的”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对我们的生活有负面影响，而不是证明可能与之相关的贫穷或巨大财富。 [15]
最精明的方法集中于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经济学家已经一再指出，很难对这种关系进行评估，而且问题的理论复杂性并不总是与现有研究的经验规范相匹配的。即便如此，一些研究认为，不平等程度的增加确实与低增长率有关。例如，较低的可支配收入的不平等不仅导致经济增长更快，而且导致增长期更长。不平等似乎对发达经济体的增长特别有害。甚至有些人支持这一备受争议的命题，即美国家庭中较高的不平等水平促进了信贷泡沫，从而促发了2008年的大萧条，因为低收入家庭利用现成的信贷（部分是由上层人士的财富积累产生的）借款以跟上更富裕群体的消费模式。相比之下，在更严格的贷款条件下，财富不平等被认为阻碍了低收入群体获得信贷的渠道。 [16]
在发达国家中，更高的不平等与代与代之间较少的经济流动性有关。因为父母的收入和财富是衡量教育程度和收入的有力指标，不平等往往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自我延续，而且前者越高，就越会不平等。基于收入的居住区域隔离的不平等效应也是一个相关的议题。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美国的大都市地区，高收入和低收入地区的人口增长以及中产阶层的萎缩，导致两极分化加剧。特别是富裕的社区变得更加孤立，这一发展有可能导致资源集中，其中包括当地资助的公共服务，这反过来又影响儿童的人生机遇，阻碍了代与代之间的流动。 [17]
在发展中国家，至少某些种类的收入不平等增加了内部冲突和内战的可能性。高收入社会面临着不那么极端的后果。在美国，不平等被认为是通过使富人更容易施加影响而在政治过程中发挥作用的，尽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会怀疑，是否是巨大的财富而非不平等本身造成了这一现象。一些研究发现，高水平的不平等与自我报告的较低幸福程度有关。只有健康似乎不受这样的资源分配的影响，与收入水平相反：尽管健康差异导致收入不平等，但反过来仍然没有得到证实。 [18]
所有这些研究的共同点是，它们关注的是物质不平等的实际后果，以及为什么它可能被认为是一个问题的重要原因。对资源分配不合理的另一套反对意见是建立在规范伦理和社会公正概念之上的，这种视角远远超出了我的研究范围，但在一场常常被经济问题支配的辩论中应该得到更多的关注。然而，即使在纯粹的工具理性的有限基础上，毫无疑问，至少在某些情况下，较高的不平等水平与收入和财富水平的拉大对社会和经济发展是有害的。但是，什么构成了“高”的水平，我们如何知道“增长”的不平衡是当代社会的一个新特点，还是仅仅使我们更接近于历史上常见的条件？还有，用弗朗索瓦·布吉尼翁的术语，那些正在经历扩大的不平等的国家应该渴望回到不平等的一个“正常”水平吗？如果就像许多发达国家一样，现在不平等现象比几十年前还要高，但比一个世纪前低，这对我们理解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决定因素有什么帮助呢？ [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