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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一些阿卡德人的记载有助于我们详细了解精英阶层财富的增长。神王纳拉姆辛的管家耶蒂–梅尔在帝国的不同区域拥有差不多2500英亩 [04] 的土地。梅萨，公元前23世纪末的一位显要人物，控制了超过3000英亩土地：他被授予了其中的1/3，以维持自己的生存，他购买了剩下的土地的使用权。他的土地被分给了更低级的管理者、手艺人和随从，其中只有少数人获得了超过90英亩的较大份额，大多数人不得不获得非常小的地块。对物质资源的需求因此在国家层面上急剧增加。再加上掌权者很少顾及既有的所有权模式的重新分配资产的能力，生产性资源在帝国的融合创造出一种“赢者通吃”的环境，为一小部分的精英带来了不成比例的利益。一位著名的专家断言，“阿卡德的统治精英享受的资源要远远超过他们之前的苏美尔贵族所认知的水平”。 [45]
帝国的架构有潜力以一种与经济活动的回报不相关的方式来影响收入和财富的分配，并将物质不平等变为权力关系重组的副产品。大规模的政治统一能够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提升对高端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以及使企业家投资已经建立起来的交易网络，来扩大资本所有者和其他人之间的差距，改善商业活动的整体环境。它促进了城市的发展，特别是在都市的中心，从而也加剧了物质不平等。它使大众需求和期望免受与中央政府捆绑在一起的富有的精英阶层的影响，给予他们追求个人收益上的更完全的自由。除了其他因素之外的所有这些因素，都有助于收入和财富的集中。
但是，帝国的统治也以一种更为直接的方式塑造了不平等。国家主导的对政治精英成员和行政人员的物质资源分配，将政治不平等转变成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它直接且迅速地在经济领域再造了权力不对等。前现代国家中权力代表制的本质要求统治者与他们的代理人和支持者，以及原有的精英一起分享收益。在这样的环境下，对生产性资产而言，指定剩余的拥有权可能比正式的产权更为重要。这在那些劳动力提供的服务代表着国家和精英收益主要组成部分的社会特别正确。在印加帝国，劳役安排在历史上有着非常广泛的记录，但强制性劳役在埃及、西亚、中国和中美洲这几个地方也很普遍。授予土地几乎是一个赏赐核心伙伴的普遍方式，夏威夷的酋长、阿卡德和库斯科的神王、埃及的法老和周朝的天子、中世纪的国王和新世界的查尔斯五世都分配过土地。他们试图让这些受俸的不动产在初始受益人的家族中被继承，并且最终它们变成私有财产几乎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但是，即使当其成功实现的时候，这些转变仅仅是延续和固化了起源于政治领域的物质不平等。
在土地和劳动力的授予之外，参与国家财政的征收是以权力为基础的精英获得财富的另一个重要的路径。这一过程得到了如此好的证明，以至一本很厚的书才能对其进行分析。这里只给出一个人们不太熟知的例子，在奥约帝国，即现代社会早期、西非的一个较大的约鲁巴国家，各地的小王和臣属的酋长在参加首都举行的年度盛会之前都聚集在当地的朝贡中心。作为贡品的贝壳、牲畜、肉类、面粉和建筑材料，通过一些官员被献给国王，这些官员被指定担当特定进贡者群体的代表，并且有资格获得这些贡品的一部分作为对他们承担麻烦任务的补偿。不用说，正式的报酬常常只是这些财政官员从他们提供的服务中获得的个人收入的一个适中比例。 [46]
到3000多年前的中巴比伦时期，几个世纪以来一连串的帝国王朝教会了美索不达米亚的居民一个重要的道理——“国王就是财富走向其身边的人”。他们可能不知道，但如果了解了也不会感到惊讶，这一点其实几千年来在全世界都是如此。暴力性掠夺和政治偏好极大地补充和扩大了源于生产剩余和继承性资产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这些经济和政治发展之间的相互作用产生了“最初的1%”。我无法使得布鲁斯·特里杰对于阿兹特克贵族的精辟描述更进一步，他写道：
（他们）穿着棉质衣服、凉鞋，戴着羽毛制品和玉石装饰品，居住在双层的石屋中，吃着人们进贡的鲜肉，公开喝着巧克力和发酵饮品（适度地），娶小妾，随意进入皇宫，能在宫廷餐厅进餐，在公共仪式上表演特殊的舞蹈。而且，他们不用纳税。 [47]
一言以蔽之，这是前现代社会不平等的公开面目。出于他们同类相残的癖好，这一特定的精英阶层得以将那种对他们来说甚为常见的，靠榨取他人血汗来维系的消费，提升到一个难以言表的程度。对人类历史的多数情况而言，非常富有的人确实“不同于你我”——甚或是我们更为普通的祖先。物质的不平等甚至可能塑造了人们的身体。在18世纪和19世纪，当医疗知识的进步最终使得富人有可能“购买”更长的寿命和更好的身体之时，英国的上流社会人群众所周知地俯瞰着发育迟缓的群众。如果这些看起来不太（很不）完美的数据是可以信赖的，这种差异可以在时间上拉回到更久之前。埃及的法老和青铜器时代希腊的迈锡尼的精英似乎显得比普通民众高一些。一些严重等级分化社会中的骨骼数据表明，其身高上的差别要比那些分层化不太强烈的社会的大一些。最后，最重要的是从一种达尔文主义的观点来看，随着精英拥有更多女眷并繁育了大量后代，物质不平等通常都会在比较极端的程度上转化成生殖上的不平等。 [48]
诚然，前现代社会中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程度并不是由其人脉深远的精英群体的贪婪所单独决定的。来自古代巴比伦的次精英圈子中遗产和嫁妆差异的证据使得我们可以对经济增长和商业化影响下的不断上升的差异有一个模糊的认识。在下一章和第9章中，我提供了在欧洲和北非的不同地区，罗马帝国统治之前、中间和之后不同时期有关房子规模的考古证据，这些反映了城市平民在消费不平等上的明显差异。即便如此，尽管毫无疑问可以举出更多材料（特别是在葬礼的记录中，对前现代社会的大多数时间而言，即使不是不可能的），也很难收集关于普通人群中的收入和财富分布的有意义的信息。 [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