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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大起大落
衡量不平等有很多种方法。在下面的章节中，我一般只使用两个最基本的指标：基尼系数和总收入或财富的百分数份额。基尼系数衡量了收入或物质资产的分配偏离完全平等状态的程度。如果某一特定群体的每个成员都收到或持有相同数量的资源，则基尼系数为0；如果一个成员控制了所有这些，而任何其他成员什么也没有，则接近1。因此，分配越不均衡，基尼系数就越高。它可以表示为分数或百分数，我更喜欢前者，以便更好地将其与收入或者财富比例分辨开来，后者一般是以百分数的形式给出的。这些份额告诉我们的是，对一部分给定的人口来说，总收入或总财富中的某个部分是由某个特定的群体得到或占有的，该群体自身是依据它在总体分配中所处的位置来定义的。例如，被广泛引用的“1%”代表的是这些单元（通常是指家庭），它们比给定群体中99%的单元都享有更高收入或者能够处置更大资产。基尼系数和收入份额是两种互补的测量工具，强调的是给定分配的不同性质：前者计算不平等的总体程度，后者则对分配的模型提供了急需的深刻理解。
这两个指标都可以用来衡量收入分配的不同版本的分布情况。在税收和公共转移支付之前的收入被称为“市场”收入，转移支付后的收入被称为“总”收入，除去所有税收和转移支付之后的收入净额被定义为“可支配”收入。在下文中，我只涉及市场收入和可支配收入。每当我使用“收入不平等”这个术语的时候，如果没有进一步说明，我指的就是前者。对于大多数有记载的历史，市场收入不平等是唯一可以被了解或估计的类型。此外，在现代西方建立广泛的财政再分配制度之前，市场、总收入和可支配收入的分布差异一般都很小，这在今天许多发展中国家中是一样的。在这本书中，收入份额总是以市场收入的分配为基础。关于收入份额的当代和历史数据，特别是分配比例最顶层群体的那些数据，通常源于财政手段干预前的收入的税收记录。在个别地方，我也谈到了不同比例或者收入分配特定的百分数之间的比率，这是不同收入水平的相对权重的替代性测度。虽然存在更复杂的不平等指数，但其通常不适用于那些需要交叉使用高度多样化数据集合的长期研究。 [9]
物质不平等的测量进而提出了两类问题：概念性的和证据性的。这里有两个重要的概念问题值得注意。首先，可获得的大多数指标衡量和显示的是，因人口中的不同部分占有的资源份额不同而来的“相对”不平等。相反，“绝对”不平等聚焦的是这部分人口所产生的资源在“数量”上的差异。这两种方法往往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结果。考虑这样一个人口样本，其中在顶层10%的家庭平均收入是在10%底层家庭平均水平的10倍，也就是说是10万美元相对于1万美元的相对水平。随后，国民收入增加一倍，而收入分配不变。基尼系数和收入份额与以前一样。从这个角度看，收入上升没有增加这个过程中的不平等。但与此同时，顶层和底层10%群体的收入差距增加了一倍——从9万美元增加到18万美元，使得富人比低收入家庭获得了更大的收益。同样的原理也适用于财富的分配。事实上，几乎没有任何可信的情况表明，经济增长不会导致绝对不平等的加剧。因此，相对不平等度量标准的前景可能要更为保守，因为它们将注意力从持续增长的收入和贫富差距转移到有利于物质资源分布的更小和多向变化上。在这本书中，我遵循惯例，优先使用基尼系数和最高收入份额等这些相对不平等的标准测度，但在适当的时候会注意它们的局限性。 [10]
另一个问题来自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对于满足生存需求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敏感性。至少在理论上，单个人完全有可能拥有某个特定人群中的所有财富。然而，没人在完全被剥夺收入的情况下能够继续生存。这就意味着，关于收入的最高可行基尼系数值注定要低于其名义上的上限，即1。更具体地说，它们不能超过满足最低生活需求的资源总量。这种限制在大多数人类历史中出现的比较典型的低收入经济体中尤为强有力，今天世界各地仍存在这种情况。例如，在一个GDP两倍于能维持最低生活标准的社会里，即使单个人在任何其他人赖以生存的需要之外成功垄断了所有收入，基尼系数也不会超过0.5。在更高的产出水平下，由于改变最低生活标准的定义，以及在很大程度上贫困人口无法维持发达经济体，其最大不平等程度进一步得到控制。名义基尼系数需要进行相应的调整，以计算所谓的榨取率，即在给定的环境中理论上最大可能的不平等水平已经实现的程度。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对于任何长期的不平等程度的比较显得尤为突出，但最近才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我在本书结束部分的附录中更详细地讨论了它。 [11]
这就引出了第二类问题：与证据质量有关的问题。基尼系数和最高收入份额是大体上一致的不平等测度：它们通常（虽然不是一成不变地）随着时间变化而朝同一个方向移动。两者都对底层数据源的缺点很敏感。现代的基尼系数通常来自家庭调查，从中可以外推出国民收入分配。这种模式并不特别适合捕捉最大的收入群体。即使在西方国家，名义基尼系数也需要进行向上调整，以充分考虑到高收入人群在其中的实际贡献。此外，在许多发展中国家，这种调查往往缺乏必要的质量以支持可靠的国家层面的估计。在这种情况下，更宽的置信区间不仅会阻碍国家之间的比较，而且也会使得跟踪调查随着时间的变化更加困难。衡量财富整体分配的努力甚至面临着更大的挑战——不仅在发展中国家中，相当多的精英资产被认为藏匿在海外，甚至在像美国这样的数据丰富的环境中也是如此。收入份额通常是从税收记录中计算出来的，其质量和特征在不同国家和时期差别很大，而且容易受到逃税动机的扭曲。低收入国家的低参与率和政治驱动的应税收入定义带来了更多的复杂性。尽管存在这些困难，但在“世界财富和收入数据库”中，越来越多的关于最高收入份额的信息得到汇编和在线出版，使我们对收入不平等的理解有了更坚实的基础，并将注意力从例如基尼系数这样有些不透明的单值测度转移到更为明确的资源集中度指数上了。 [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