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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不平等的极限
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在资本拥有者获得土地，以及政治领导人对现有的资产强加进贡规定之后，不平等程度上升了。当苏美尔人的文献资料在公元前3000年不断扩充的时候，我们已经看到了拥有大量土地并且用它们自己的劳动力进行耕种的寺庙，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贵族已经积累了相当大量的资产。只要其他群组成员同意这样，世袭领地的私有化也是可能的。债务可以作为将剩余收入转化为更多土地的有力工具：高达1/3的年利率迫使那些借款人把他们的资产让渡给贷款人，如果他们承诺以自己为担保，那么甚至可能被迫陷入被奴役的境地。这一过程不仅带来了大的不动产，也带来了耕种它们的没有土地的劳动力。债权人也许可以从管理他们自己的经济资产中得到一些用来借给他人的可支配资源，同时政治租金能在为他们提供追求这一策略上发挥重要的作用。反过来，私有化减少了委托人和支持者的传统社会义务：附着于私有财产上的社会责任越少，对于投资者的吸引力就越大。那时已经发展出多种社会地位以迎合资本所有者对劳动力的需求，例如佃农和债务奴隶，奴隶这种更为原始的从属类型也被添加到这一组合当中。我们能在4000年后观察到类似的过程，但是在一个可比较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上，在阿兹特克人当中，农村债务、无地农奴和奴隶支撑了不断上升的不平等趋势。 [42]
国家统治者的实践提供了一种侵占的模型，常常也是侵占的手段。苏美尔国王试图让自己和追随者获得土地，慢慢地潜入寺庙不动产的经营过程中，以获得对资产的控制。庙宇的管理人员把机构资产的管理与他们自己资产的管理混在了一起。渎职、贪污和武力都是早已形成的将资产据为己有的手段。公元前24世纪拉格什城的苏美尔楔形文字记录表明，当地的国王和王后接管了寺庙的土地以及附属的工人；贵族通过取消高利贷的赎回权获得土地；官员滥用船只和渔场这类的政府资产，对例如葬礼和剪羊毛这样的基本服务收取高价，扣发工人的工资，同时普遍地通过腐败来充实自己的口袋；富人从穷人的鱼塘偷鱼。先不谈这类指责有一些好处，这给人的总体印象是，这是一种特别的鼓励侵占和为个人利益而使用权利来致富的统治方式。从很早的时候开始，不断在精英圈子中进行的收购和私有财产的集中引起了统治者的关注，他们需要保护初级生产者免受掠夺性放贷人和支配性的地主的压迫，因为这些生产者被寄予了支付税收和为国家提供劳动服务的期望。从公元前31世纪中叶—前21世纪中叶，美索不达米亚的国王定期地发布取消债务的命令，试图减缓私有资本的发展。我们都知道，这注定是一场会失败的战争。 [43]
我们能在“赦免之歌”中找到关于这些紧张关系的生动例子。这是一个在公元前15世纪被翻译成赫梯语的胡里安神话。它描写了胡里安人的天气之神泰舒卜，他伪装成一个债务人出现在叙利亚西北部的埃卜拉市政厅中，形容枯槁且看起来亟待帮助。梅吉国王与该城中的强权贵族在释放债务奴隶问题上发生了冲突，这是一项被认为需要神的命令的措施，但成功地被扎扎拉这位能左右精英阶层会议意见的天才演说家反驳了。在他的影响下，议员愿意在泰舒卜欠债的时候提供金银作为礼物，在他干涸的时候提供油，在他冷的时候提供柴火，但就是拒绝按照梅吉的希望释放债务奴隶：
但是我们将不会释放（奴隶）。梅吉，你的灵魂深处将不会有喜悦。
他们提出了保持对借债人的这种束缚的必要原因：
假如我们释放他们，那么谁会给我们提供食物呢？一方面，他们是我们的斟酒人，另一方面，他们为我们准备食物。他们是我们的厨师，并且为我们清洗餐具。
梅吉面对他们的难以管束只能哭诉，并且放弃了他自己所有的对奴隶的权力。恰好在这一留存下来的文本中断之前，文中写道，泰舒卜承诺如果其他债务得到免除，将会给予他们神圣的奖励，并且威胁道，如果他们不这样做将会遭受严厉的惩罚。 [44]
这样的一些描述反映了面对精英的特权和侵占行为时，皇室权力的局限性。古代西亚城市中的国王，也不得不在与本地庙宇和其他有影响力的支持者的竞争中小心翼翼地增加他们自己的财产。在一定程度上，很多这种政治组织的平衡和相对适中的规模成为不平等干预的一种制约。然而，大规模的征服显著地改变了这种情况。对竞争对手和其领土的暴力性占领，为更为公开的掠夺以及不受传统本地约束条件限制的财富积累打开了大门。现有国家组织聚合成一个更大的结构并创造出新的等级层次，从更宽广资源的基础上给身居高位的那些人获得剩余的路径。几乎不能通过提高顶层群体的收入和财富份额来强化总体不平等的经济发展。
通过大范围的征服形成国家的不平等效应，在公元前24世纪—前22世纪的阿卡德王国的例子中是清晰可见的。如果我们不仅仅从规模上，也从多种族的异质性、非对称的中心–外围关系，以及由来已久的荣誉和等级的传统意义上定义帝国，这可以被视为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的”帝国，它对从叙利亚北部到伊朗西部的多元化社会行使着权力。这种前无古人的扩张不仅鼓动阿卡德的统治者要获得神圣的地位（现存的文本指出，里木什作为帝国的创立者萨尔贡的儿子和继承人，“认为自己属于众神的一员”，他的侄子纳拉姆辛宣称“他的城市的人要求他成为他们的阿加德城之神，并且他们在此为他修建了庙宇”），而且大规模地获取和再分配资产。当地城邦的国王被阿卡德任命的总督取代了，同时大量的土地最终都到了新的统治者和他们资深的代理人手中。由于大量最有生产力的农田都由寺庙掌握，统治者或者没收这些土地，或者指派他们的亲属和官员作为教士以掌握对这些资源的控制权。新的帝国统治阶级积累了大量的地产。他们将被征用的土地分给了过去支持他们的官员，并用其奖励他们自己的随从和下属，其中一些被称为“天选之人”。后来的传统表现出对“在草原上分配农田的抄写员”的反感。政府拨款的受益人通过购买私人土地进一步增加了他们的资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