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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现代社会的伦理探求
未知
导读：现代社会的伦理探求
王楠
在社会科学领域中，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堪称最知名的作品之一。甚至在学术圈外，也有许多人知晓它的大名。毕竟，身处现代社会，面对资本主义的精神起源这样的主题，人们多少都有着某种好奇心。但不得不承认，书中诸多费解的宗教和神学概念、长达数页的冗长注释实在令人望而生畏，韦伯的文笔也多有繁复错杂、迂回曲折之处，令许多读者乘兴而来，抱憾而去。
在学术圈内则是另一番景象。通常虽视韦伯为社会学大家，但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感兴趣的，可不只有社会学家。在经济、宗教、历史甚至政治研究领域，它都有着极广泛和持久的影响力。但这“影响力”，决非意指众口一辞称道追随。相反，自它面世之日起，就引发了无穷的争论和批评。同时代德国的学者和宗教界人士，少有人支持韦伯持有的“资本主义精神”观点与其宗教根源的解释。海峡彼岸的英国著名学者R.H.托尼，则责备韦伯轻视了社会现实条件对精神与思想的“反作用”。这本著作的英译者塔尔科特·帕森斯，虽称赞韦伯正确认识到价值观对人类行动的影响，但也认为它缺乏“更为老练精致的社会科学分析方法”。到了二战后的1960年代，在韦伯的故乡德国，学者们更是从批判官僚化、资本主义和威权领袖的视角来关注韦伯，而资本主义的“伦理”意涵早已被人遗忘了。
不过，始终处于批判的焦点，倒也意味着这本书提出的问题总也绕不过去。无论人们是否喜欢，结果是否美好，二十世纪的历史，正是资本主义在世界各地不断扩张蔓延的历史。二三十年代的美国、六七十年代的“亚洲四小龙”、八九十年代的中国，每当资本主义蓬勃兴起的时候，人们都会想起这本著作，或许正是因为，如何面对资本主义这个问题是无法逃避的。即使在业已“发达”的西方世界，韦伯的幽灵也总是挥之不去。试举一例：在出版于2007年的《世俗时代》中，查尔斯·泰勒对现代社会精神变迁的解释与批判，仍然极为倚仗韦伯的“新教伦理命题”。
这本书究竟想要告诉我们什么？为什么它看上去如此难读？它引人反复思考和争论的魔力又究竟何在呢？
一、
韦伯身处的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德国，正处于极为困难的转型重建时期。1871年，俾斯麦领导的普鲁士凭借武力和外交手腕，实现了德意志的强力统一。但更为艰巨的任务，是面对资本主义和现代社会的冲击，建立能够有效应对现代社会的组织和团体，在精神和伦理的层面，完成民族的内在统一。统一后的德国，由多个不同的邦国组成，他们原本风俗各异、传统有别。有的是工商业发达的城市，市民文化深厚；有的则是森林地区，有着乡村自耕农和天主教的传统；有的地区城乡分界不分明，新教人文主义与地方市镇自治相得益彰；有的地区则以农村为支柱，施行带有封建色彩的庄园制，农民高度依附于庄园主。要将这样彼此差异极大的地区，融汇为具统一语言、文化和政治结构的民族国家，谈何容易！
但受统一大业的激励，又怀抱跻身世界诸强之志，德国在普鲁士的主导下，一方面在国内的城市乡村积极发展农工商各类资本主义经营，一方面又以武力传统自傲，在国际上推行军国主义色彩的殖民扩张政策。韦伯支持统一德国作为民族国家而崛起，但他决非庸俗民族主义狂热与对外扩张的支持者，而是清楚地看到，统一和强大的德国，能够作为德意志民族文化传统和伦理品质的载体，为人类的文明贡献自身的力量。但是，德国自身转型未稳、内修不足，又急于追求财富和权力地位，在世界诸国面前炫耀自己，导致它丧失了原有的优良品质，落入现代社会的陷阱。
韦伯清楚地看到，原本由普鲁士容克地主阶层和官僚公务员承载的朴实无华、踏实苦干的“普鲁士精神”，逐渐溃败消失。在资本主义大潮冲击下，容克地主一面得精打细算地经营庄园产业，一面又要大把花钱，炫耀某种从未有过的“传统贵族”范儿。他们主导的德国政治精英阶层，既充斥着军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狂热傲慢，又暗中左右国家经济政策，牺牲民族整体和长远发展来谋求自身的眼前利益。原本依附于地主的庄园农民，受波兰更为廉价的劳工排挤，带着对自由的渴望，来到大城市加入工人的队伍，成为无产阶级大军的一员。原有的社会组织结构日益瓦解，整个社会被阶级分化与斗争彻底撕裂。
主导政治的保守阶层，只能一面开动官僚行政机器，依靠兢兢业业的普鲁士官员进行社会治理，一面狂热地宣传无真正社会组织和伦理基础的民族神话和帝国主义。许多大学教授和文化界的文人墨客，加入保守宣传大合唱者有之，厌恶资本主义的世俗经营、背过身去怀念消逝的过去者有之，在形而上沉思和自我陶醉体验中自诩发现了新世界、在讲台上扮演新的宗教先知者有之。社会日益碎片化、平面化，完全依赖于官僚行政的巨大机器来治理和维持稳定，用物质福利和廉价的幸福主义来喂养大众。这正是“无灵魂的专家”与“无心的享乐人”携手共居“铁笼”的虚无年代。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探索了在这样的时代重建伦理与社会的可能性。
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