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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6 路德派 基督新教 清教主义 贝札加尔文 梅兰希顿 加尔文派 埃克预定论 马丁·路德
事实上，从非常表面的关键契机出发，已经清楚显露出，基督教虔信的最深沉内在形式的代表者里，出身于商人圈子的数目有多么大。特别是，虔敬派 [20]
的最热切的信奉者里不可胜数地是来自此一出身。人们或许可以设想，这是内在不适应商人职业的天性对于“拜金主义” [21]
的一种反动，而且确实如圣方济 [22]
及其他许多虔敬派教徒那样，改宗者本身往往如此主观表述其“皈依”的始末。同样的，一个显然常见的现象，亦即有那么多大规模资本主义的企业家——直到罗德兹 [23]
为止——是来自教士家庭，或许也可以被试图解释成对于青少年时期的禁欲教育的一种反动。然而这样的解释方式碰到以下情况可就不灵光了，亦即：当练达的资本主义企业精神，与贯穿并规制整体生活的虔信的无比强烈形式，同时着落在同一个人与群体的身上时。并且，这并非零星个案，而是在历史上占有重要角色的基督新教教会与教派的整个集团独树一格的特征。特别是加尔文派，举凡其登场现身之处 [24]
，便显示出这种结合。在宗教改革的扩张时期里，加尔文派（如同其他任何新教教派）很少在任一地区与某一特定的阶级相结合，然而特色独具且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典型的”是，法国的胡格诺派教会里的改宗者当中，修道僧与实业者（商人、工匠）却特别为数甚伙，尤其是在迫害的年代里 [25]
。西班牙人早就知道，“异端”（die Ketzerei，指尼德兰的加尔文教派）“提振了商业精神”，而佩蒂爵士 [26]
在其有关尼德兰资本主义兴隆的原因探讨里，便得出与此完全一致的见解。戈泰因 [27]
指称加尔文教派的分布地为“资本主义经济的温床” [28]
，实有其道理。于此，我们当然也可以说，这些分布地大多发源于法国与荷兰的经济文化，而这两国经济文化的优越性才是上述状态的关键所在，或者说这也是因为流放的重大影响以及与传统生活关系撕裂所致 [29]
。然而，在法国本身，如同我们从柯尔伯特的奋斗当中所得知的 [30]
，即使是在十七世纪，事情还是如出一辙。奥地利——不消说其他国家——便时而直接引进新教的制造业者。只不过，并不是所有的新教教派好像都一起在这个方向上发挥同样强大的作用。加尔文教派在德国似乎也强力发挥了此种作用；比如“改革派”这一宗 [31]
，在乌伯塔 [32]
，如同在其他地方，相较于其他宗派，似乎更加促进了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例如比起路德教派 [33]
，不论就大体而言或就各地情况来说，特别是在乌伯塔，此派的推进作用俨然可证 [34]
。至于苏格兰，巴克尔和英国诗人特别是济慈 [35]
都强调了此种关系 [36]
。更加醒目显著而只消稍加提示一下就行的是，在新教诸派里，其“超尘出世”如同其财富在在为人所称道的那些教派，特别是教友派与门诺派 [37]
，无不是宗教的生活规制与事业精神的最强盛发展两相结合在一起。前者在英国与北美所扮演的，正是后者在尼德兰与德国所扮演的角色。在东普鲁士，尽管门诺派教徒绝对拒绝服兵役，但由于他们是工业不可或缺的担纲者，腓特烈·威廉一世 [38]
也只得听任了事，这只不过是许许多多众人皆知、足以见证此种势态的事实之一，只是有鉴于这个君王的性格，这应该是最强而有力的一个事证。最后，在虔敬派信徒身上，同样可以看到强固坚定的信仰与同等强盛发展的事业精神与成果的两相结合，这也是无人不知的 [39]
——光是想到莱茵河地区和卡尔夫 [40]
一地的情形便已足够。因此，在这仅止于大体初步的描述里，无需再堆砌更多的事例。因为，这少数几个例证已经全都显示出一件事：“劳动的精神”、“进步的精神”，或人们倾向于归诸新教所提振起来的精神，并不能被理解成现今通常所说的“俗世享乐”或“启蒙主义”之类的意义。路德、加尔文、诺克斯与沃特 [41]
的早期基督新教，与我们现在所说的“进步”实在没什么关系。现今连最极端的宗教家都不想加以拒绝的现代生活的整体层面，是昔日的基督新教所正面敌视的。因此，如果说昔日的新教精神的某些特定表征与近代资本主义文化之间有某种内在亲和性存在的话，那么我们好说歹说也不能试图由其（所谓的）多多少少唯物主义的或当然是反禁欲的“俗世享乐”当中去寻求，而毋宁应从其纯粹宗教的特性当中去寻求。孟德斯鸠 [42]
提及英国人时（《法意》20：7），说他们“在三件重要事情上远比世上其他民族都要来得先进，那就是信仰、商业与自由”。那么，他们在营利领域上的优越性——连同（属于另一关联层面的）他们对自由政治体制的运作特质——会不会是和孟德斯鸠所称许他们的那种虔信程度有所关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