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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6 西拉书 千禧年 犹太律典 弥曼差学派得未使 耆那教 法利赛人 巴比伦俘囚 威廉·麦斯特
以此,将“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看做是理性主义整体发展的部分现象,似乎是最好理解的,而且此种精神应该是从理性主义对于终极人生问题的原则态度衍生出来的。如此一来,基督新教唯有被当作只是扮演了纯粹理性主义人生观的一个“初熟果”的角色时,方才成为历史观察的对象。只是,当我们认真地试图这么做时,立即显示出这样的解题办法根本是行不通的,因为理性主义的历史显示出它在各个人生领域里绝非平行应和地向前发展。例如私法的理性化,如果我们将之理解为法律素材在概念上的单纯化与编整,那么达到至今为止最高程度的,是古代末期的罗马法,而在一些经济最为理性化的国家里,私法的理性化程度却是最为落后的,特别是在英国,罗马法的复兴因为当时有势力的法律家行会的作梗而失败,反而是在南欧的天主教国家,罗马法往往保持支配性的优势。十八世纪时,纯粹现世本位的理性哲学盛行之处,并不仅限于,甚或主要是在资本主义最高度发展的国家。伏尔泰 [81]
思想迄今仍是拉丁语系天主教国家里广大的上流阶层与(实际上更重要的)中产阶层的共同财产。不仅如此,如果将“实际的理性主义”(praktischer Rationalismus)理解为:有意识地把世界上的一切连接到个我的现世利益上,并且以此为出发点来做判断的生活样式,那么这样的生活形态过去是、现今仍是诸如意大利人与法国人那种骨子里深植着“随心所欲”的民族真正典型的特色;借此,我们已可说服自己,此种理性主义绝非资本主义所需的那种人以“职业”为使命的关系得以滋长茁壮的土地。人们正可从最为不同的终极观点、循着相当歧异的方向来“理性化”生活——这个简单却又常被遗忘的道理,应当放在任何有关“理性主义”的研究的开端。“理性主义”是个历史概念,其中包含着无数的矛盾,所以我们理应加以研究的是,那个曾经是而且至今一直都是我们资本主义文化最特色独具的构成要素,亦即“天职”思想与为职业劳动献身——一如吾人所见,这从享乐主义的利己观点看来是如此的非理性——得以从中滋长茁壮的那种“理性的”思考与生活,到底是何种精神孕育出来的?在此,让我们感兴趣的,正是存在于此一“天职”观(如同存在于任何“职业”概念)当中的那个非理性的要素,到底从何而来的问题。
第三章 路德的职业观:研究的课题
如今明显无误的是,在德文的“Beruf”这个词里,而且在或许更加清楚表示的英文“calling”一词里,至少提示着一个宗教观念:由神所交付的使命(Aufgabe),而且愈是强调这个词在具体情境里的力道,就愈能感受到这样的意蕴。如果我们从历史上就各种文化语言来追查这个词,那么首先便能得知,在天主教占优势的民族里,找不到我们对所谓的“职业”一事(就生活上的地位与一定的工作领域而言)含义相类似的表达字词,古典时代也是如此 [82]
,反之,这样的字词存在于所有基督新教占优势的民族里。而且我们更可得知,这和各语言的民族特性——诸如所谓的“日耳曼民族精神”——一点关系也没有;它的现代意义反倒是源自《圣经》的翻译,尤其是来自翻译者的精神,而非原文的精神 [83]
。在路德的《圣经》翻译里,似乎是《西拉书》的某处(XI: 20—21) [84]
首次以完全贴合现今意涵的方式运用此词 [85]
。其后,这个词很快地就在信奉基督新教的民族的日常用语里带有其现在的含义,然而,在此之前,这些民族的世俗文献里从来就未曾出现过类似此一词义的蛛丝马迹,即使是宗教文献里也未见任何端倪,而就我们所知,唯独在一位德国的神秘主义者 [86]
那儿出现过,而他对于路德的影响是众所皆知的。
如同此词词义,其思想也是新的,是宗教改革的产物——再怎么说这也是众人所知的。然而,这并不是否定,在中世纪甚或(希腊化时代后期的)古代,曾经有过包含在这个天职概念里的、对于世俗日常劳动的正面评价的一些苗头。关于这点,后面会谈到。但无论如何,有一点绝对是全新的,那就是:将世俗职业里的义务履行,评价为个人的道德实践所能达到的最高内容。这是承认世俗日常劳动具有宗教意义的思想所带来的必然结果,而且首度创造出此种意涵的职业概念。换言之,在“天职”的概念里表达出了所有基督新教教派的中心教义,那就是摒弃天主教将道德诫命区分为“命令”(praecepta)与“劝告”(consilia)的做法,转而认为,经营为神所喜的生活的唯一手段并不是借着修道僧的禁欲来超越俗世的道德,反而是端赖切实履行各人生活岗位所带来的俗世义务,这于是也就成了各人的“天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