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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1 克兰默 法兰克 布朗 施特克尔 普林克伊波 里敕尔 劳德 奥登巴内费尔特
披着“伦理”外衣、受着规范束缚的特定生活样式意义下的资本主义“精神”，首先必须相搏斗的对手，是人们可以称之为传统主义的那样一种感觉与作风。在此，同样必须中止做出最终“定义”的任何企图，我们毋宁得就几个特殊情况来说清其含意——当然也不过是暂定的。且从底层，也就是劳动者开始。
为了从“他的”劳动者获取尽可能最大量的劳务且提升劳动的密集度，近代企业主常用的一个技术手段是论件计酬（Akkordlohn）。例如在农业方面，收成的时候最是讲究尽可能提高劳动密集度，因为每当天候不稳定，收成速度是否能加快到极限往往关系到莫大的获利或者无比惨重的损失。以此，最常被采用的就是论件计酬制。因为，随着收益的增加与经营密度的提升，企业主对于收成加速的关注通常也愈见加遽，所以当然会一再试图通过升高劳动者的论件计酬费率，以提供他们在短时间内就能赚取非常高的报酬的机会，从而使他们有兴趣提高自己的劳动成效。只是，在此出现了一种独特的困难：提高论件计酬费率的结果，往往并不是增加，反倒是减少了同一时间内的劳动量，因为劳动者对于费率提高的响应，不是一日工作量的增加，而是减少。譬如说，每收割一亩（Morgen）地的报酬是一马克时，有个人一天收割2.5亩，所以一天就赚取2.5马克，若是将论件计酬费率提高为每亩1.25马克，那么结果并非如预期的，他会为了较高的赚钱机会而收割到3亩，从而赚到3.75马克——照理说本来应该是这样的。然而相反，他却一天只收割2亩，因为如此一来照样可以赚到2.5马克，套句《圣经》上的话说，这让他“知足”了。赚得多反不如做得少来得愉快。他不会问：我一天能赚多少，如果我把工作量放到最大程度的话？而是问：我必须做多少工，才能够赚到我一向所得的报酬（2.5马克），从而满足我的传统需求？这不过是我们称之为“传统主义”的那种心态的一个例子：人们并非“天生”就想要赚得愈多愈好，而是想单纯地过活，过他所习惯的生活，而且只要赚到足以应付这样的生活就好。无论何处，举凡近代资本主义开始借着提升人类劳动密集度以提振其“生产力”的工程时，总会遭遇前资本主义经济劳动的这种鲜明特性层出不穷的顽强抵抗，而且时至今日，近代资本主义所要面对的劳动阶层愈是“落后”（从资本主义的观点看来），其遭遇到的顽抗也就愈强。再回到我们前述的例子，既然通过较高报酬率来提振“营利心”（Erwerbsinn）的诉求宣告失败，那么反其道而行的试图便不难想见，亦即借着降低劳动者的报酬率来迫使他比以往做更多的工才赚得到向来的所得。且说，低薪资与高利润之间似乎有着连带关系，这是过去的肤浅之见，如今亦然：凡是多付到薪资上头的，必然会使利润蒙受相应的减损。资本主义打从一开始也一而再地走上这条道路，而且几百年来守着这样的信条：低薪资是“有绩效的”（produktiv），意思是，低薪资可以提高劳动成果，一如彼得·库尔 [59]
曾说过的，民众因为贫穷且贫穷当头时才肯工作——就这点而言，我们后面会看到，与早期加尔文教派的精神完全吻合。
只是，这个看似如此有效的手段，效果自有其界限 [60]
。当然，资本主义为求发展，必须要有能使其在劳动市场上以低价雇用的过剩人口存在才行。但是，太庞大的一支“预备军”有时确实有利于其量的扩大，然而却有碍于其质的发展，特别是对转型为劳动密集运用的经营形态有所妨害。低工资绝不等同于廉价劳动。纯就量的方面来看，不足生理所需的薪资无论如何都会使劳动效能下滑，长此以往，这甚至意味着“最不适者生存”的后果。现今一般的西里西亚人即使拼尽全力也只能在同一时间内收割到薪资较高且营养较好的波美拉尼亚人或梅克伦堡人三分之二强的田地面积 [61]
，而出身愈近东边的波兰人肉体劳动成果就愈不及德国人。纯就生意面而言，举凡产品的制造要求任何一种够格的（熟练的）劳动之处，或是使用高价而易损坏的机器，或者一般而言需要有某种程度的敏锐注意力与创意之处，低薪资根本无法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支柱。以此，低薪资不仅不划算，而且还造成与意图正相对反的效果。因为，在此情况下，不仅绝对要有高度的责任感，而且一般还得具备一种心态，那就是至少在工作的时候去除掉不断计较怎样才能最悠闲最不费力又能赚到同样薪水的想法，并且把劳动当作绝对的目的本身——“天职”（Beruf）——来从事。然而这样一种心态绝非天生自然的。不管高薪或低薪都无法直接产生出这种心态，它只能是长年累月的教育过程的结果。现今，资本主义一旦基石稳固，在所有的工业国家以及在各工业国的一切产业领域里，都能较为容易地募集到所需劳力。然而在过去无论是何种情况下，这都是个极大的难题 [62]
。纵使现在，资本主义若无一位强而有力的助手来支持，则至少不一定总是能达到这个目的，而这有力帮手，如我们后面会看到的，在资本主义成长期间是其良伴。意何所指？我们可以再举一例来加以说明。今日，落后的、传统主义的劳动形式，特别常由女工来呈显其图像，尤其是未婚女工。雇用少女，尤其是德国少女的雇主几乎无不异口同声地抱怨：这些女工毫无丁点能力与意愿放弃传统和已学到的劳动方式以利另一种更加实用的方法得以采行，也全然欠缺能力与意愿去适应和学习新的劳动形式、去集中甚或只是去运用她们的智力。再怎么分析说明如何可能使其劳作轻易，尤其是使其收入更丰，通常面对的是她们的完全无法理解，而提高论件计酬费率，碰到习惯之壁也只能徒呼负负完全无效。与此大异其趣的——而且这点对我们的考察而言并非不重要——一般说来是唯独受过特殊宗教教育的少女，特别是虔敬派信仰流传地区的少女。我们常听说，而随机的统计调查也证实 [63]
：最完善的经济教育可能性大大地呈现于这群少女身上。思考的集中能力、“对工作负有义务”的绝对专心态度，在她们身上往往特别与积极计算获利多寡的严密经济性以及冷静的克己自制结合在一起。以劳动为目的本身，以及符合资本主义所要求的以劳动为“天职”的观念，在她们身上找到最有利的土壤，而通过宗教教育的结果，战胜传统主义因袭章程的机会也最大。对于现代资本主义的这层观察 [64]
再度告诉我们，无论如何值得问一问：适应资本主义的能力与宗教契机二者间的这种关联性，在资本主义的成长期里是如何可能发生的？因为从许多个别现象中可以推断，二者间在当时即处于类似的关联情况。例如，十八世纪时卫理公会的劳动者遭受其职场同僚的嫌恶与迫害，绝不只是或主要是因为其宗教的偏执诡异——英国有过更多更偏激的教派，而毋宁是肇因于其特殊的“劳动意愿”——从其劳动工具如此一再地被毁损的记录里即可得知。
不过，首先让我们再次回到当代，而且这回是针对企业家的情形，用以阐明“传统主义”的意涵。
桑巴特在其有关现代资本主义起源的讨论里 [65]
，区分了“需求满足”（Bedarfsdeckung）与“营利”（Erwerb），视其为左右经济史走向的两大“主轴”；前者致力于满足个人的需求大小，后者则跨越了需求的门槛而致力于追求利得与获利的可能性，二者决定了经济活动的形态与方向。他所指称的“需求满足的经济体制”（System der Bedarfsdeckungswirtschaft），乍看之下似乎与我们此处所表述的“经济的传统主义”并无二致。如果我们把“需求”的概念视同为“传统的需求”，那么二者事实上是一致的。但是如若需求不限于传统需求，那么按照桑巴特在其著作的另一处 [66]
对“资本”所下的定义，依其组织形式应被视为“资本主义的”经济的一大部分都要被划出“营利”经济的范围之外，从而属于“需求满足经济”的范围。换言之，在私人企业家的指导之下，以一种资本周转的形式（包括货币与具有货币价值的财货），通过购入生产手段与卖出产品以达致获利目的的经济——无疑就是“资本主义企业”的经济——也同样可能带有“传统主义的”性格。这在近代经济史的过程里非但不是个例外，反而正是个通则——尽管饱受“资本主义精神”一波又一波日益强大的侵扰而一再中断。一个经济的“资本主义”形式与引领此一经济的精神之间，一般而言确有“适合的”关系（adäquate Beziehung）存在，然而并非“法则性的”相互依存关系（gesetzliche Abhängigkeit）。尽管如此，我们在此还是暂且要用“（近代）资本主义精神” [67]
一词，来指涉那种以我们在富兰克林之例上所见到的、将工作奉为天职有系统且理性地追求合法利得的心态，这是出于历史的理由，因为那种心态在近代资本主义企业里找到其最适合的形式，另一方面，资本主义企业则在此心态上找到最适合的精神推动力。
然而，这两者也很可能分别各自存在。富兰克林自己充满着“资本主义精神”，而当时他的印刷工场在形式上与任何手工业经营丝毫无异。我们还会看到，我们称之为“资本主义精神”的那种心态的担纲者，不但绝不仅止于，或者主要是身为商贸贵族的资本主义企业家，而毋宁大多是力争上游的产业界的中产阶层 [68]
。即使到了十九世纪，此一心态的典型代表，并非利物浦或汉堡等地身负祖上传来商业资产的上流士绅，而是曼彻斯特或威斯特伐利亚地区 [69]
往往出身寒微而出人头地的新贵。其实早在十六世纪情形业已如此，当时兴起的工业主要大多是由这样的新贵创办的 [70]
。
比如一家银行，或大出口商、大型零售商，或是以转售家庭手工制品为业的大规模货庄，确实只有以资本主义企业的形式才有可能经营。然而，他们可能全都是在非常传统主义的精神下营运：发行纸币的大银行根本无法以其他方式经营；一整个时代的对外贸易全都奠基在带有强烈传统性格的独占与规制的基础上；在零售业方面——我们说的可不是现今那些向政府呼叫求援的、规模既小又欠资本的游手好闲之辈——终结古老传统主义的革命正在进行中；正是这样一场变革摧毁了旧日形态的批发体系，而近代的家内劳动不过是在形式上与这旧体系有类似之处而已。这场革命的经过如何？有何意义？尽管我们是如此熟悉，但还是要再举个实例来加以说明。
直到上个世纪（十九世纪）中叶，货庄批发商的生活，至少在欧陆纺织工业的某些部门里 [71]
，依我们今日的概念看来，是相当悠闲的。我们可以将其生活情形略做如此想象：农人带着他们的纺织品（以麻布来说，往往大多或全都是由自家生产的原料所制成）到批发商所住的城里来，经过详细的、通常是官方的品质检查后，依惯常的价格领取货款。批发商的顾客是贩售点远在各处的外来的中间商，他们多半并不依样品选货，而是按传统的品质要求直接从货栈里购货，或者在交货日期很久之前就向货庄的批发商下订单，然后再由货庄转而向农民下订。亲自上门购货的顾客虽有，但不多，而且久久才来一次，其余就靠通信以及慢慢愈来愈多的样品寄送来补足。营业时间并不长，一天恐怕就五六小时，有时更是少得多，有市集的时候营业时间就会拉长些。收入还可以，足以维持像样的生活，光景好时，尚可累积一笔小财富。竞争者之间由于营业方针颇为一致，彼此的关系也相对融洽，天天泡在“小酒馆”里痛饮，气味相投者更是燕游往还，生活步调一派闲适舒缓。
以上情形不管从哪一点上看来，都是一种“资本主义的”组织形式——无论我们是着眼于企业家的纯粹在商言商的性格，或是着眼于资本在事业里的翻滚运转上不可或缺的这个事实，或者最后着眼于经济过程的客观面向或簿记的方式，皆是如此。然而，这仍属“传统主义的”经济，如果我们从激发企业家的精神这一点来看：传统的生活方式、传统的获利率、传统的劳动量、传统的事业经营方式、传统的劳资关系，以及本质上传统的主顾圈子、招揽新顾客与商机的方式等，全都支配着事业经营，成为这群企业家的——很可以这么说——“风格”（Ethos）的基础。
有一天，这种悠闲的状态突然被捣毁了，而且往往全然没有发生组织形式上有任何根本改变的情形，比如转变成集中经营或机械织造等。所发生的事或许仅仅只是这样：有个出身某批发货庄家庭的年青人从城里来到农村，精心挑选符合他需要的织工，逐渐强化对他们的监督与控制，以此使他们从农人转变为工人，另一方面，通过尽可能直接接触终端客户的方式，将零售业务全都掌握在自己手中，并且亲自招揽顾客，年年按例造访他们，尤其是完全因应客户的需求与愿望来调整产品的品质以迎合他们的“口味”，同时开始实行“薄利多销”的原则。如此一来，这样一种“理性化”过程无论何时何地总是会发生的结果，这时也出现了：若不跟进，就得退场。田园牧歌的场景在激烈的竞争苦斗展开下全面崩解；巨额的财富赚了来，但并不放贷取息，而是不断投资到事业上；昔日安逸舒适的生活态度，让位给刻苦的清醒冷静；迎头跟进的人就出人头地，因为他们不愿消费，只想赚钱；仍想按老路子过活的人势必得节衣缩食 [72]
。而且，在此至关紧要的是，在这类的情形里通常并不是什么新货币的注入，才带动了此番变革——在我所知的一些情况里，从亲戚那里筹借个数千马克就足以使整个革新过程上路——而是新的精神，亦即“近代资本主义精神”，灌注了进来。近代资本主义扩张的原动力为何的问题，首要并不在于追究可供资本主义利用的货币量从何而来，而是，尤其是，在于资本主义精神之发展的问题。举凡此种精神觉醒并且能发挥作用之处，它便会自行筹措到所需的货币额来作为运作的手段，但反之则不然 [73]
。虽然如此，此一新精神的登场通常并非安然平顺。猜疑，有时是憎恨，尤其是道德的愤怒，一般而言会如潮水般涌向最初的革新者，关于其生平也往往开始制式的飞短流长，绘声绘影地传说他有不可告人的丑事——我就知道许多个这样的例子。少有人能坦率承认，正是这样一种“新式的”企业家，唯独具有一种异常坚毅的性格，方能始终保持清醒冷静的自制，从而避免道德上与经济上的沉船灭顶；除了眼光明锐与行动力具足之外，尤其是极为坚决且高度突出的“伦理”资质，才能使他在这样的革新里赢得客户与劳工绝对不可或缺的信任，一直保持张力以克服无数的对抗，尤其是能够担负起现在所要求于企业家的、与安逸的生活享受无法并存，甚且与日俱增紧迫密集的工作。这些是与适合于过去的传统主义迥然有异的另外一种伦理资质。
上述这种变革，表面上并不起眼，但对于此一新精神之贯彻于经济生活中实具决定性意义，而开创此种变革者，通常并非经济史上任何时代都惯见的那些蛮勇厚颜的投机者与经济冒险家，也不是那些只不过是个“大金主”的人，而是在严苛的生活训练中成长起来，心细又胆大，尤其清醒且坚定、敏锐且全心投入工作，带有严格市民观点与“原则”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