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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4 第一部第二卷第二章注释
未知
第一卷 问题
第一章 宗教信仰与社会阶层
在一个各种宗派信仰混杂之处，只消一瞥其职业统计，往往便会发现一个屡见不鲜的现象，此一现象在天主教的报章与文献 [4]
及德国的天主教会议席上一再引起热烈的讨论，那就是：在近代的企业里，资本家与企业经营者，连同熟练的上层劳动阶层，特别是在技术上或商业上受过较高教育训练者，全都带有非常浓重的基督新教的色彩 [5]
。不只是在信仰宗派之别与国籍之别相一致之处，也就是与文化发展程度相一致之处，就像德国东部地区的德国人与波兰人之间那样，而是几乎举凡是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于其兴盛时期里大展手脚、按其需求而致使人口在社会上产生阶层分化而职业上产生结构分化之处——而且情况越是如此，就越是明显地——在宗教派别的统计数字上显现出这种现象来。诚然，在近代大型工商企业里，基督新教教徒在资本拥有 [6]
、经营领导与高阶劳动上的相对优势人数 [7]
，亦即相对于新教徒占整体人口的百分比来，他们在此等事务上的超高比率，部分而言要回溯到历史的成因上 [8]
，而且可以推溯到远远的过去，在其中，属于何种宗派似乎并不是经济现象的原因，在某种程度上倒可说是其结果。要从事上述这些经济职能，部分是以资本拥有、部分是以所费不赀的教育为必要条件，多半是要两者兼备，而现今则非得是遗产继承者或是某种程度的富裕人士不可。昔日帝国的许许多多极为富裕的、受惠于自然与交通且经济上最为发达的地区，特别是大多数的富裕城市，在十六世纪时皈依了基督新教，而此事的后作用力如今仍使基督新教徒在经济的生存斗争里受惠不已。那么，如此一来就形成了一个历史问题：经济上最为发展的地区为何会对宗教革命具有如此强烈的倾向？答案绝非如我们一开始所想的那么简单。诚然，自经济的传统主义里解放出来似乎是个重要的契机，此一契机必然强烈支持了怀疑宗教传统与全面反抗传统权威的倾向。然而，其中必须要考虑的一点，也是如今往往被忘怀的一点是：宗教改革的意义并不在于消除教会对于生活的支配，而毋宁在于以另一种形式来取代原来的支配形式。的确，旧有的是一种极为松弛的、实际上当时几乎让人感受不到的、在很多情况下不过是形式上的支配，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以人们所能想见的最为广泛的程度、深入到家庭生活与公开生活的所有领域里、对于整体生活样式无休止地苛责与严阵以待的规律。天主教教会的支配——“惩罚异端，但宽容罪人”，以往如此更甚于今——如今仍为呈现彻底近代经济面貌的民众所服膺，如同十五世纪末世上所知最为富裕、经济上最为发展的地区的人们之服膺于它那样。加尔文教派的支配 [9]
，如其于十六世纪施行于日内瓦与苏格兰，十六七世纪之交施行于尼德兰大部分地区，十七世纪施行于新英格兰以及一度于英国本身，对我们而言，是教会所能施加于个人的统制里最令人无法忍受的一种形式。当时旧有的城市贵族的广大阶层，不管是在日内瓦或荷兰或英国，感受正是如此。出现在经济最发达地区的宗教改革者所加以非难的，并不是教会对于生活的宗教支配太多，而是太少。到底为什么，当时正是这些经济发展最先进的国度，而且，如我们后面会看到的，在这些国度里正是当时经济上崛起的“市民的”中产阶级，会忍受那种史无前例的清教的专制暴政（puritanische Tyrannei）？不只如此，还为了要替其辩护而发展出一种英雄主义？就这样一个市民的阶级而言，英雄主义还真是空前绝后闻所未闻的，就像卡莱尔不无道理所说的，这是“我们最后的英雄主义” [10]
。
然而，进一步来看，重要的是：或许如我们所说，在近代经济里，基督新教徒于资本拥有与领导地位上占了较重的分量一事，如今部分而言必须理解为这不过是他们在历史传袭上平均较有利的财产条件的结果，但另一方面，种种现象显示，因果关系无疑并非如此。在这些现象里，稍举几例便可明白：首先，不管是在巴登、巴伐利亚或匈牙利，一般确实可见的是，天主教徒的父母通常给予其子女的高等教育的种类与新教教徒的父母所给予的大异其趣。天主教徒在“较高的”教育机构的学生与毕业生里的百分比，整体而言远远落后于天主教徒在人口里所占的比率[1]，此事在很大的程度上或可归因于上述遗产继承的差别上。不过，在天主教徒的毕业生当中，从近代的，特别是为了技术研习与工商职业做准备且一般而言为了迎合市民的营利生活之故所设的特定的学校——诸如实业高中、实业中学、高等小学——毕业的百分比，同样也明显远远落后于新教徒 [11]
，然而提供人文高教的预备教育却是他们所偏好的。此一现象是上述方法所无以解释的，而相反，此一现象本身却必然足以说明天主教徒较少从事资本主义营利的缘故。不过，更加引人注目的一个事实，有助于我们了解为何天主教徒较少参与近代大工业的熟练劳工阶层。工厂大幅度地从手工业的子弟那儿补充其熟练的劳动力，也就是让手工业为其准备劳动力，并在准备完成之后将之交付给企业，而此一众所周知的现象在基督新教徒的雇工身上远比在天主教徒雇工那儿本质上强烈许多。换言之，天主教徒的雇工显示出一直留守在手工业里的强烈意愿，所以比较多成为工匠师傅，而基督新教徒则相对较多流入工厂，为的是在这儿占有熟练劳工层与工业经理层的高阶位置 [12]
。在这些事情上，因果关系无疑是这样的：得自教育的精神特性，以及特别是此处经由故乡与双亲家庭的宗教气氛所制约的教育方向，决定了职业的选择与往后的职业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