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林传奇

未知

第3章　史密斯先生初到华尔街

（1915～1929年）

【译者导读】

如果说美林公司是美里尔一手创造的，那么现代意义上的美林证券则是由美里尔和史密斯共同创造。1916年，史密斯从阿姆赫斯特学院毕业后也来到了华尔街。在纽约，跟与他同时代的后来成为华尔街高级管理人员的许多人一样，史密斯的职业生涯从跑腿开始。来到美林后，他遇到了阿姆赫斯特校友美里尔，由此开启了两个人的友谊和商业联盟，这段友谊和商业联盟将持续40年，并成为美国商业史上最成功的联合领导的案例。

“一战”期间自由公债的发行唤醒了美国人的投资意识，使华尔街进入了发展的黄金期。战争结束后，美国的新兴产业面临广阔的市场和被战争压抑的需求，急需发展的资金，而华尔街就是它们募集资本的场所。借助资本的翅膀，美国进入了咆哮的20年代，商业信用从少数人的特权变为惠及普罗大众的福泽，金融的普及和新技术的发展使汽车、收音机、电话从奢侈品变成了必需品，华尔街取代了伦敦城，纽约取代了伦敦。这段时期，美林公司的主角还是美里尔和林奇。战后，美里尔和林奇双双从军归来，美林公司的承销业务蒸蒸日上，并打造了一个连锁店的帝国，曾经的“奇怪组合”摇身一变成了“百万富翁男孩”。

这个咆哮的20年代最终在大萧条中结束。而美里尔则在一年多之前便发出了警告。1928年5月，他给全体合伙人和客户发表了一封公开信要求他们逐渐降低股票仓位，告诫人们不要“穷得只剩下股票”；在公众、同事以及市场的不理性面前，美里尔一度找到柯立芝总统，以重金相许请其公开呼吁投资者保持理性，却再次遭到拒绝。1929年年初，美里尔力排众议制订了出售美林公司投资资产的计划；到1929年10月股市崩盘时，美林已经减持了足够多的股票，财务上处于坚不可摧的地位。

1893年6月30日，我的父亲出生于马萨诸塞州南哈德利瀑布镇。这一天几乎就是259年前他的祖上抵达美国的日子，当年他们从英国港口城市伊普斯维奇出发，搭乘伊丽莎白号邮轮抵达波士顿。我的祖父弗雷德里克·默文·史密斯（Frederick Merwin Smith）和祖母伊夫琳·巴德韦尔·史密斯（Evelyn Bardwell Smith）共有4个孩子，我的父亲是家中的长子。他的妹妹瑞秋还在襁褓之中就去世了，家中还有两个弟弟——林肯和弗雷德里克。

我的祖父是一个成功的商人，在临近霍里奥克市的地方开办了一家印刷厂。按照我父亲的说法，祖父是他所见过的“工作起来最不辞劳苦的人”。家中的族谱上出了一连串马萨诸塞州著名人士，最早可以追溯到萨穆尔·史密斯（Samuel Smith）。萨穆尔·史密斯于1602年出生于英格兰，1634年4月30日启程前往美国，与他同行的还有他的夫人伊丽莎白以及4个孩子——9岁的萨穆尔、7岁的伊丽莎白、4岁的玛丽以及1岁的菲利普。夫妇二人当年都只有32岁。

这个家庭最初定居在康涅狄格州的韦瑟斯菲尔德，萨穆尔·史密斯还成为当地社区的一个领袖人物。1661年，史密斯一家沿着康涅狄格河北上，并协助建立了哈德利镇。史密斯组建了一只民兵队伍，帮助新建立的镇子抵御印第安人的进攻，这为他赢得了“副队长”的称号。他于1680年去世，享年78岁；他的夫人6年后去世，享年84岁。在当时，这已经算是惊人的长寿了，也许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我父亲的母亲一直活到了107岁。

我祖上另一位值得一提的人物名叫海勒姆·史密斯（Hiram Smith），他生于1793年。海勒姆这个名字听起来也许并不常见，但是它可以追溯到海勒姆·阿比夫——所罗门王神庙的建筑师。在西方的《百家姓》这本书中，海勒姆这个名字的一个意思是“尊贵的人”。根据《南哈德利年鉴》记载，“海勒姆·史密斯……在很早的时候就很重视康涅狄格河的航行，并凭借他的精力与商业能力，在开拓康涅狄格州上州的商贸方面做出了比其他任何人都要卓越的成绩。当时还没有铁路，河运是马萨诸塞州西部的人民开展商贸的重要通路。事实上，作为一个船夫，他立下了丰功伟绩，他的思想和计划影响深远，以至于在康涅狄格河的两岸他被人们称为‘海勒姆王’。他是一个优秀的、乐于助人的市民，在他居住的镇子上担任过不同的公职，并曾在马萨诸塞州大法庭上 [1]

代表过南哈德利。”就在几年前，我还发现了一只海勒姆王在他儿子小海勒姆3岁生日的时候送给他的一只陶瓷杯。

1830年，康涅狄格河谷蒸汽船公司发行股票，建造五艘蒸汽动力渡轮，在从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到马萨诸塞州的威尔斯河的各个港口之间运营。其中一艘名为艾瑞尔·库雷号的船的船长就是海勒姆·史密斯。但是，这个商业行动最终以失败告终，随后海勒姆在新设立的南哈德利瀑布镇开了一家杂货店。与查理·美里尔一样，海勒姆似乎继承了创业精神和零售的基因，这种精神和基因将一直延续到我的父亲身上。

海勒姆的儿子小海勒姆出生于1848年，他也是一个正直可靠的市民，商店在他的经营下生意日渐兴隆，按照当时报纸广告的记载，商店销售“干货、纺织品、上等食品、粮食、陶器、玻璃和木制品、五金制品”以及“品种齐全的专利药品”。小海勒姆还担任南哈德利瀑布镇的邮局局长超过30年，当时将邮局设在杂货店里是一种很普遍的做法。邮件是通过船运从哈特福德寄来的。他于1890年去世，去世的时候他仍然在分拣邮件。

小海勒姆和他的夫人有4个儿子，最年轻的一个是弗雷德里克·默文·史密斯，也就是我的祖父，他出生于1862年。弗雷德里克·默文·史密斯最早是在南哈德利的一所公立学校接受初等教育，后来进入伊斯特汉普顿的威利斯顿神学院读高中并于1880年毕业。他进入了阿姆赫斯特学院，是1884级毕业班的一员。他是德尔塔-伊普西龙兄弟会非常活跃的成员，并在建造兄弟会会所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当我的父亲以及我就读于阿姆赫斯特学院的时候，这座会所仍然还在。毕业7天后，弗雷德来到了《斯普林菲尔德联合报》报社办公室，要求总编辑约瑟夫·希普利给他一份工作。他当场就被雇用并成为一名记者。在新闻行业工作2年之后，他接受了马萨诸塞州霍里奥克河谷纸业公司一份中层管理人员的工作。3年后，他又去了霍里奥克一家名为格里菲斯-埃克斯泰尔-卡迪的公司并于1895年成为公司的总裁。格里菲斯-埃克斯泰尔-卡迪公司的业务涉及美术印刷、雕刻刻模以及浮雕印刷；它有大约30名员工，并拥有国际客户。

1892年，弗雷德与伊夫琳·巴德韦尔结婚。我的祖母于1861年出生于马萨诸塞州谢尔本瀑布镇的一座农场。大约100年后，喜剧演员比尔·科斯比买下了她的祖宅。她的祖上大约与史密斯家同期抵达美国。虽然我与她的关系并不亲密，但是我同父异母的兄弟、比我年长25岁的巴德韦尔的人生受到了她的很大影响，而且她去世的时候已经接近108岁高龄了。在长达30多年的时间里，巴德韦尔和她很亲密。每年学校放假的时候，他都会在她南哈德利瀑布镇的家中住上2～3周，我父亲就是于1893年在这里出生并在这里长大的。巴德韦尔是她第一个孙子，所以她在他的身上倾注了全部的爱；之后，她对我也是非常仁慈和挂念。她是一个虔诚的、思想开明的公理会教徒，每周日都会去教堂做礼拜，巴德韦尔常常陪她同去。虽然我从没有与她一同去过教堂，但是有一天她的信仰给我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我当时正坐在起居室中一把古旧的儿童椅上，她走了过来，说道：“维尼（我当时的小名），你喜欢这把椅子么？”“是的，奶奶，”我记得我说道，“我爱这把椅子。”“温斯罗普，”她严厉地说道，“你爱的只能是上帝！”奶奶很喜欢做园艺，夏天的大多数时候，你应该能够在她家后院的大花园中找到她，双膝跪地，周围是她种的郁金香、玫瑰和紫罗兰，色彩缤纷、争奇斗艳。她是一个性格开朗和有趣的人，但她的一个妹妹露西则要沉默许多，她与奶奶住在一起并且终生未嫁。

我的祖父弗雷德里克·史密斯1928年就去世了，他是一个活跃的共和党人，并子承父业成为镇上的司库。1888～1902年，他是镇上共和党委员会的主席，并曾于1900年当选为马萨诸塞州议会的议员，任期2年。

当我父亲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南哈德利瀑布镇是一个繁华热闹的农业社区，一个典型的新英格兰地区的小城镇。霍里奥克山学院就在附近，河对岸就是霍里奥克市，是当时的制造业中心，我祖父的工厂就设在此地。父亲喜欢滑冰、打冰球，他经常和两个弟弟林肯（生于1895年）以及弗雷德（生于1899年）一起运动。弗雷德后来成为纽约市哥伦比亚长老会医院整形外科部的主任，由于我在纽约长大，因此我们非常熟悉。林肯留在了霍里奥克，做些小修小补的手艺活，但生活穷困潦倒，常常回到父母家中长期寄宿。林肯热爱箭术，我记得他在后院用他手工制造的弓箭练习射箭。

我父亲在他很小很小的时候就接受了创业心的洗礼。“我出生的那一天，”他回忆道，“我的祖母给了我一张波士顿-奥尔巴尼铁路公司的普通股。如果她当时是想向我逐渐灌输那种参与美国企业创业并分享其股票分红的荣誉感，那么她送我的这个礼物完全没有实现这个目标。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对于股东只有一个印象，就是我可以每年以参加股东大会的名义免费搭乘一次火车前往波士顿。但不知何故，我从未能够抽出时间来参加什么会议，我也没有意识到，我可以免费乘车部分原因是因为我是这条铁路的拥有者之一。”

我父亲先是就读于小镇当地的文法学校，而后去了安多佛的菲利普斯学院并于1912年毕业。之后，他也进入了他父亲的母校阿姆赫斯特学院，但是成绩平平。他打美式橄榄球，打冰球，并成为棒球队的经理。我父亲的一名同班同学是约翰J.麦克洛伊（John J.McCloy），他们是非常要好的朋友。麦克洛伊是一名律师和银行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简称“二战”）期间担任了战争部部长助理，后来成为世界银行的总裁、美国驻德国高官以及大通曼哈顿银行的主席。他后来还成为一名杰出的总统顾问，是华伦委员会 [2]

成员，并成为人称美东老一辈外交政策团体“智者”的一分子 [3]

。父亲的另一位阿姆赫斯特校友和好友是西利·比克斯利（Seeley Bixley），他后来成为缅因州科尔比学院的校长。日后，我的父亲、约翰·麦克洛伊以及西利·比克斯利将被任命为阿姆赫斯特学院的校董。巧合的是，多年之后我开始在佛蒙特州的枫林滑雪场滑雪（后来我买下了这座滑雪场），发现约翰·麦克洛伊的儿子也是枫林的老主顾。他和他的夫人劳拉之后也成为我和我夫人丽莉的好友。

虽然我的父亲接受的是古典文科课程的教育，并且没有上过一节商业或经济学的课程，但是他模模糊糊地觉得他也许会喜欢证券行业。他拿着一张英语语言文学和历史专业的毕业证书，于1916年6月来到了波士顿并向一家投资银行递交了求职申请。“但是，他们对我极为冷淡，似乎并不在乎我是否为他们工作，因此我对他们也没什么感觉了，”他说道，“于是我搭上火车，前往纽约。”

在纽约，跟与他同时代的后来成为华尔街高级管理人员的许多人一样，父亲的职业生涯从跑腿开始。他的第一个雇主是伯恩布莱特公司。父亲对他的新工作开始十分满意，直到他拿到工资的那一天。“他们承诺给我一份可以维持生计的工资，但是没有说具体是多少。当我拿到了第1周的工资支票时，差点就一屁股坐在地上。只有7美元。”两周之后，他遇到了阿姆赫斯特的校友布鲁克斯·约翰逊，得知后者当时正在为一家名为美林的新公司工作，周薪10美元，尽管这只是一份暑期的工作。我父亲立即走了几个街区来到位于华尔街7号的美林公司。他被雇用了并得到了一份周薪10美元的工作。后来，他回忆道：“当天下午，我回到伯恩布莱特公司并告诉威尔考克斯先生我想要辞职。他问，‘为什么？’我说我在美林找到了一份工资更高的工作。我一生中从没见过一个比他更令人感到厌恶的人了。威尔考克斯先生认为年轻的、一夜成名的美林公司不会有什么前途，相比之下，伯恩布莱特则是一家历史悠久的知名公司。”

我父亲于1916年9月1日开始上班，3周之后他被提升至会计部做书记员，他的跑腿生涯也就此结束。“11月初的某一天，当时我正在做着一些低级别的工作，注意到有人站在我身后看我做事。他最后问道，‘你是温·史密斯么？’我答道‘是的’。回过头来，看见一个面相和蔼、身材不高的年轻人。他说道，‘我是查理·美里尔’。我立刻挺直了身板说道，‘是的，先生！’并与他握了握手。在一番简短的对话之后，他问我是否愿意去看周末阿姆赫斯特学院对威廉斯学院的球赛。我当然愿意，于是周五下午我们便启程前往阿姆赫斯特。”由此，便开启了两人的个人友谊和商业联盟，这段友谊和联盟将持续40年并成为美国商业历史上最成功的联合领导的案例。“刚开始，他和我的关系像是老板和父亲的结合，”我父亲回忆道，“后来演变为老大哥，再之后便成为合伙人和亲密的朋友。”阿姆赫斯特的人脉关系在美林公司的历史上将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阿姆赫斯特的许多毕业生都加入了公司并在公司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父亲从书记员一直干到了统计分析师的职位，然后便加入了陆军成为一名炮兵。当年他从阿姆赫斯特毕业就曾去位于纽约普拉茨堡的陆军训练营待了3周。当时看起来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是近在眼前，参加普拉茨堡的军事训练营可以为他在那里的军官学校确保一个位置。1917年4月6日，美国对德国宣战，几天后我父亲再次来到普拉茨堡报到并接受训练，随后成为第四山地炮兵部队的一名少尉。他在纽约州的雪城以及密西西比州、得克萨斯州以及南卡罗莱纳州都驻扎过。但令他感到遗憾的是，他从未被派赴海外。他的弟弟林肯倒是曾经随着炮兵部队在法国服役。

就在同一时间，查理·美里尔也想要参军，却遭遇了挫折。父亲回忆起当美里尔得知他接到军队调令后的反映：“一接到命令，我就去见美里尔先生，在他的办公室里，我告诉他我要辞职去普拉茨堡。当时的场面我至今仍然记得十分清楚，他没有对我做出回应，而是低下头趴倒在办公桌上，大约两分钟后，他抬起头来，对我说，‘祝贺你。你是怎么做到的？’”

战争爆发后不久，美里尔和林奇决定，为了在战时继续维持经营，他们两人中只有一人可以参军，另一人应该留在后方管理公司。并且，他们进一步商议的结果是，因为美里尔已经结婚并有了一个孩子，单身汉林奇应该是那个去参军的人。但是，林奇由于视力太差未能通过陆军的体检，于是美里尔向弗吉尼亚州梅耶堡的军官训练营提出了申请并立即被录取。一直都很注意保持自己英俊形象的美里尔找到裁缝范·西克尔，加急定做了全套制服——卡其裤、羊毛衫、迷彩服风衣以及一套时髦的英式军大衣。接着，他以一个军人的身份与他的朋友和同事一一话别。但是，由于有大量的军官候选人在排队等待，查理·美里尔的入伍时间被一再推延，他只能继续留在华尔街7号，心中既愤怒又尴尬。

为了打破这个僵局，美里尔说服了陆军的一个书记员对他的申请书做了修改，增加了他在斯特森青年训练营的半军事化训练经历。之后，他亲自去了一趟华盛顿，向战争部的高级官员们毛遂自荐，他的坚持给那里的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终于，当年夏天，31岁的查理·美里尔脱离了平民身份。这次不必要的分离对于他的婚姻来说则是又一次的致命打击。伊丽莎非常生气，以至于都没有和他告别。鉴于美里尔在密歇根法学院兄弟会管理膳务的经历，陆军认为他是炊事班的合适人选，准备将他派到弗吉尼亚州彼得斯堡市李训练营的烹饪烘焙学校。看上去美里尔命中注定将要成为陆军唯一的百万富翁级别的炊事班管理员了。可是，美里尔对派他“去那里”打仗感到非常不满，于是便开始寻找其他出路。步兵战斗的训练影片使他相信自己不是阵地战的材料，于是他寻求调到一个更刺激的部队——陆军航空兵，也就是现代空军的前身。

他的调动申请被批准了，1918年2月，“时髦的”美里尔（当时他年轻的战友们都是这么称呼他的）开始在得克萨斯州的圣安东尼奥附近的凯利飞行训练场接受飞行训练。美里尔驾驶的是著名的柯蒂斯JN-4型飞机，别名“珍妮”。其实它就是在木头机身架上蒙了一层织物。飞机看起来像是笨拙的老母鸡。为了让飞机能够起飞并且不出问题，每天需要花上很多功夫做日常的保养。他与教官需要通过接在一根花园水管上的马口铁罐头远距离交流。尽管如此，美里尔还是很享受这段时光，并认为这段日子是他人生中最快乐的时间之一。一位一同参加训练的战友日后回忆起他时说道：“士官生学员大多是20岁上下，30岁左右的学员看起来几乎就是老年人了。在那个年代，年轻人的机敏反应以及无所畏惧是一个好的飞行员必备的素质。查理是一个天生的飞行员。他有充分的身心准备，浑身是胆，可以克服飞行所带来的自然的恐惧，他的反应速度与比他小10岁的人一样灵敏。他对飞行态度非常认真，并下定决心要胜人一筹。”关于这一点，他做到了，1918年夏天，他被派遣到佛罗里达州的卡尔斯特伦姆训练场，接受代号为“基因”驱逐机的飞行训练，用军队的术语来说这种飞机被称为“有装甲的飞机”，但事实不过是强度很高的帆布，目的是使飞机看上去像是穿了一层装甲片。“基因”的引擎常常在飞行途中熄火，飞行员们不得不在空军基地附近的沙地灌木丛上迫降。当他完成训练后，美里尔得到通知他将不会开赴欧洲，而是继续留在弗吉尼亚训练其他飞行员。他飞行生涯的最亮点也许就是他在棕榈滩机场降落并像英雄一般受到当地人欢迎的那一刻：他带着飞行眼镜和头盔，踏着用唾沫擦得铮亮的靴子，从驾驶舱探出身来，接受人群崇拜的欢呼，其中就有他的父亲和母亲。这是一个令他动情的时刻，他父亲脸上骄傲与欣慰的表情令他感到无比的满足和喜悦。

当美里尔投身于飞行事业时，林奇在华尔街上管理着公司，看起来各方面都运行得很平稳，以至于他也重燃了参军的念头。最终，他成功地背下了视力表，并来到了华盛顿开始幕后运作。

1918年10月23日，埃德蒙·加尔弗特·林奇来到位于得克萨斯州的里昂-斯普林训练营报到，成为装甲部队的一名下士。《华尔街日报》刊登了一则美林公司的声明：

我们宣布以下消息：由于查理E.美里尔和埃德蒙C.林奇入伍，他们已经不再担任美林公司的普通合伙人，转而成为公司的特别合伙人；公司将继续使用美林公司的名字，并由以下的普通合伙人经营：保罗·贝恩、哈罗德S.马辛格、赫伯特D.威廉姆斯、伯恩哈特·本森。

23天之后，战争结束了。虽然军队并没有让美里尔获得他希望体验的战斗经历，但这段军伍生涯在领导力和管理能力方面给他上了一堂令他受益终生的课程，作为一个商人的美里尔未来将从中收益。这些价值是无法量化的，多年之后，他写下了“我在军队获得的一点知识”：

我本有充足的机会在商业活动中学到这一点，但是我没有，直到我有了指挥他人的经历。对于一个领导来说，最受他人爱戴的一个基本特质就是真诚。小伙子们不会喜欢一个试图套近乎的团队指挥官，他们希望得到公平、体谅和公正的对待：一个时而骄纵部下，时而又无视他们的性情多变的指挥官，是非常遭人痛恨的。过于看重个人在其他人心中的形象，既是不必要的，也很可能也是不明智的。一个领导最需要得到的是部下的尊重；而尊重不可能通过任何其他方式赢得，除非你能做到比手下人更加了解和熟悉工作业务，并且记住，工作干得好要及时表扬，但是不要急于批评。如果批评是必要的，必须在私下场合提出批评，并且不要让团队的其他人听到；同样重要的是，你不能因为他不断犯错误就批评他，除非你正打算就他做对的事情提出表扬。最后，同样重要的是，大多数人，至少是所有的士兵，都非常痛恨在队伍里养宠物的指挥官，并且他们会痛恨和鄙视那些宠物。

威尔逊总统公开宣战后，美国财政部立即发起了一场大范围的、规模空前的举债行动，为战争筹集巨额资金。在接下来的两年中，举债总额将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370亿美元（相当于今天的约5000亿美元）。为了帮助偿还各种贷款，美国政府呼吁美国人民购买债券，也就是所谓的“自由债券”。全美国上下竖起了各种标语来鼓舞人们的爱国心：“要自由债券还是要德国枷锁”“帮一把手，不然德皇就会下手”“逃避债券就是支持德皇”“向山姆大叔伸出援手，不然就向德皇屈膝投降”。许多美国人非常真诚地予以回应，并第一次得知他们的钱可以用来生出更多的钱。美林公司是华尔街上最早开始帮助山姆大叔销售国债并且不收取佣金的公司之一，甚至也许可以把“之一”去掉。查理·美里尔将销售自由债券当作使普通美国人养成投资习惯并点燃他们对其他各种证券的兴趣的一个好机会——这种习惯和兴趣将在战争结束后延续下来。“想一想吧，300万人购买了最近一期发行的自由债券，”美里尔在1917年写道，“这显示出我们必须将更多的时间投向小规模投资人。这个国家将迎来这一天。我们为此已经等待了很久，但是我敢预测，在战争结束前我们能够向800万到2000万人出售政府债券。那些出于爱国动机而购买债券的人将继续购买下去，因为这是最便利和安全的投资形式。”历史日后将证明美里尔当时所做判断的正确性，第一次世界大战自由债券销售也被认为对美国公众进入股票市场起到了推动作用。

美林公司向投资人寄出了10万封信件，敦促他们支持政府的行动，并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宣布“我们将我们公司的设施毫无保留地供政府和公众使用，并将以不盈利、不收取任何佣金的方式，办理对即将发行的贷款的认购”。然而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商业操守管理委员会认为美林公司刊登广告的做法并未得到交易所的批准，公司因此受到了纽约证交所管理层的谴责。美里尔道歉了，但是在20世纪接下来几十年里，他和他的继任者们还将与纽约证交所的规则和制度产生更多大的冲突与对抗。

当战时的勇士们回到华尔街的时候，无论以何种标准衡量，美林公司都可以说获得了成功。公司在底特律和芝加哥开设了营业部，成为纽约证交所的会员。1916年4月29日，一台新型的道琼斯股票报价机被安装在了公司位于华尔街7号大楼一层的办公室中。当天，道琼斯指数开盘报117.16点，收盘报115.77点。美里尔和林奇被人们称为“百万富翁男孩”，至少在纽约城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他们成了富人，当时联邦所得税法刚实施不久，他们两人都位于所得税税率最高的15%那一档。他们究竟有多少钱，可以从一个件事中管窥一二，1917年美里尔前往底特律与蒂姆肯-底特律车轴公司的总裁A.H.迪莫里完成一笔交易，双方在最后阶段就7.5万美元的金额发生了分歧（大约相当于今天的120万美元），美里尔提议通过抛硬币的方式打破僵局。他要了背面，赢了。

当美里尔和林奇这两位主要合伙人正准备回归平民生活的时候，他们差一点就遭遇了一场罢工。他们发现，由于生意不景气，大多数销售人员都辞职离开了，而留下来的工作人员则提出了一长串要求，并准备组织一场罢工。关键时刻，美里尔身着军装出现在了“笼子”里——这是军队对指挥中心的俗称。据当时的一位目击者回忆道，他说道：“也许你们还没有意识到，下个月，许多人就将从战场上回来，他们将要寻找工作。这家公司不会被吓倒。如果你们有任何合理的要求可以提出来，它们都会得到合适的处理。如果这还不能让你满足，那你可以立刻收拾东西走人。如果你想继续在这里工作，回到你的办公桌前，给我一点时间来考虑你的要求。”

很明显，大多数员工留了下来。

1918年，停战协定签署后不久，我的父亲回到了华尔街，并很快获得了一次升职。“我成为一个债券销售员，虽然我在一段时间内并没有正式得到这个职衔。事实上，在几年时间里，我一直都是一个平庸的销售员。我用了大概4～5年时间，在按了无数次门铃之后，业绩才逐渐有了起色。”这段时间对他来说令人失望和气馁的。1920年，商业活动一度有所改善，但是1921年美国再度经历了一场短暂但十分严重的衰退。有很长一段时间，他的推销活动连续遭到拒绝。“当时我学到了一点，”他说道，“那就是要比其他任何人都努力地去工作。我每天很早就开始工作，深夜了才结束。即使这样，我的努力也经常得不到回报。幸运的是，我在这段时间也得到了一些帮助。一个名叫梅耶的人，个头不大，他给了我很多支持。我去见了他几次，然后，有一天他给了我一笔大订单。他说，‘你就是那个可以打理我生意的人——认真严肃，诚实正直’。这句话确实让我为之一振，让我感到我并没有在浪费时间。还有一人，他有可能成为我的客户，我每个月都会诚心诚意地去拜访他，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去拜访他的秘书，后者总是对我说，他出去了，或者正在见人，或者在开会，总之在一个我见不到他的地方。我感到非常沮丧，如果再从他那里得到一个‘不’字——也就是见都见不到他，我就真的无法忍受了。后来我想，就再试一次吧。我去了，他立刻会见了我，并订购了50份债券。就是这些事鼓励着我一直不放弃。”

就是在这段早期的华尔街生涯中，我的父亲和历史（以及危险）来了一次不期而遇。1920年9月16日，他走在华尔街上正要和一个朋友共进午餐，就在离他一个街区之外的地方，在摩根公司门口，无政府主义者引爆了装在马车上的炸弹。这场爆炸当场夺走了30个人的生命，是最后一刻的一通电话使父亲躲过此劫。这就是著名的“华尔街大爆炸事件”。

弗雷德里克·刘易斯·艾伦（Frederick Lewis Allen）的《仿佛昨日》（Only Yesterday）记述了20世纪20年代的历史，他在书中写道：“1920年夏末，红色大恐慌 [4]

的程度已经明显有所减退，这一点在一场真实的灾难袭来时表现得尤为明显，在经历了很可能是由无政府主义团伙所策划的9月16日爆炸事件后，美国人民出人意料地镇静，并没有惊慌失措。”艾伦是这么描述当时的场面的：“……周边工作的人正要准备外出用午餐，就在这个时候，突然闪过一阵刺眼、略带浅蓝色的白光，并爆发了一声恐怖的巨响，接着无数窗户上的玻璃开始掉落，噼里啪啦地砸在地上，还有男人与女人们的尖叫。”炸弹的威力巨大，“30个人当场死亡，数百人受伤，摩根办公室的内壁也震出了裂缝，相邻街区的窗户被震得粉碎，一个铁块被气浪抛进了公平大厦 [5]

34层的银行家俱乐部的窗户。”

艾伦还写道：“这场爆炸的受害者并不是这个国家的金融权贵们，而是银行柜员、交易员、华尔街上跑腿的人和速记员。”在这场混乱之中，我的父亲没有能够找到他的朋友，之后他才得知这位朋友已经命丧爆炸现场。我的母亲后来告诉我，如果不是因为那通电话，我父亲认为他本也应出会现在爆炸现场。

尽管有了这次与厄运擦肩而过的经历，我的父亲仍然继续努力销售债券，他的努力在1923年得到了回报，那一年他被派到了美林位于麦迪逊大道与43街交叉路口的营业部并被任命为债券部门的负责人。一两年之后，他又回到了下城的总部，成为助理销售经理。从这时候起，这位冉冉升起的年轻管理人员与美里尔成为亲密的朋友，他们两人的未来也将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我父亲从刚开始在美林公司工作的时候就发现两个主要合伙人之间频繁地发生争论，这种情况将一直持续近1/4个世纪。其他经理也都记得两人怒目相对的场面，就像是美国内战著名的汉普顿锚地海战中莫尼特号战舰与梅里迈克战舰对峙的场景：林奇前额青筋尽爆，美里尔的蓝眼睛闪露凶光。两人的辩论毫不留情面，都擅长进行长时间、大嗓门、想象力丰富的恶语相向。这些意见分歧的根源，是两人对人生截然不同的态度。美里尔富有远见，林奇则更加现实主义，但是只有美里尔认识到做生意需要两者兼备。

因为他们是合伙人，所以两人之间有一个基本的谅解，如果要实施任何一项重大举措，都必须获得二人的一致同意。通常情况下，往往是美里尔试图说服林奇有必要采取行动。莉莲·伯顿能够回忆起很多这样的例子，林奇仔细地听美里尔恳求整整一天，一言不发。接着，通常是在傍晚将尽的时分，林奇会简单地说一句，不行，然后便带上帽子回家去了。美里尔的女儿多丽丝还生动地记得她小的时候，父亲在电话里与林奇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他们相互之间所说的话糟透了。”她说道。在这许多场冲突的背后，是林奇咄咄逼人的本性和美里尔以牙还牙的决心。

我的父亲认为林奇的角色非常关键，对于冲动急躁的美里尔，林奇就是他的刹车。美里尔1956年去世后，他对同事评论道，如果说美里尔提出了十个想法，那么其中只有两个是好主意。迈克尔·麦卡锡从我父亲那里接管了公司，他将美里尔称为“梦想家”，并称：“这就是为什么他和林奇是一对绝佳的搭档。林奇是一个冷血的人。美里尔会有很多想法，而林奇会看一眼冷冰冰的数字，然后说道，‘查理，你现在不能这么做。因为这个或者那个原因，等等’。于是这个想法就被搁置了。”在这些场合，美里尔认为林奇非常惹人厌烦。然而，奥克塔维娅·美里尔始终对林奇的能力报以很高的评价，在两人争吵过后她会批评自己的儿子，说道：“你和林奇是好搭档。永远不要忘了这一点。”

虽然美里尔一直无法全面解释他与他的合伙人之间复杂的化学反应，但是他认为林奇是他最好的朋友——但是林奇并不这么认为。他邀请林奇在他1925年第2次婚礼上担任伴郎，而一年前林奇结婚的时候，美里尔仅仅在一旁观礼。两人之间不和的部分原因是美里尔认为他作为公司的创始人是比林奇资历更深的合伙人（二人当时是平分利润）。

当林奇的做法未能达到美里尔的商业道德标准时，美里尔也会发脾气。例如，1929年4月，美里尔写了一封刺耳的信件，谴责他的合伙人没有遵照他所做出的明确口头和书面指示，干涉与一家连锁杂货店的微妙谈判，让公司陷入了利益冲突之中。“我们在没有通过适当程序得到第一国众公司允许的情况下，与胡塞洛夫斯进行了谈判，你可以想象我发现这一情况后的愤怒之情和反感之心。”他对合伙人写道。

就像美里尔所预测的那样，购买自由债券的经历改变了美国人的理财观念。随着债券的到期，持有人明白了如何用他们的钱来生钱，而那些希望扩大经营的资本家们则发现了一座装满了新资本、正等待开启的宝库。位于两者之间的，是那些乐于牵线搭桥的投资银行家。当时到处都有赚钱的机会。时机也是恰到好处。长达4年多的战争使英国的财政不堪重负，纽约已经取代了伦敦成为全球金融中心。条条大路都指向了华尔街。

关于这一时期持有股票的人数，很难找到可靠的统计资料，但是可以有几分确信地说，战争开始前有50万到200万美国人拥有股票和债券，而到了1929年投资人的数量已经达到了500万到1000万。纽约证券交易所一天的交易量可以达到上百万股，过去这被视作市场恐慌的表现，到了20世纪20年代已经成了稀松平常的事。

在经历了一场战后衰退之后，美国的经济在1922年恢复了增长，并持续繁荣了7年之久，人们后来用“咆哮”这个词来形容整个20世纪20年代。1913年制定的联邦所得税制度并没有像许多人所警告的那样遏制消费者支出。对商品的需求，尤其是汽车、收音机和电话，非常强劲，以至于后来这三件商品由奢侈品变成了必需品。对于汽车而言，贷款买车成为一种可能。信用曾经是专属于富人的一种特权，现在也已经惠及普罗大众了。自然而然地，这种观念也蔓延到了股市当中，支付保证金购买股票成为一种普遍的做法。

美林公司设立了一些规模不大的项目来向大众普及关于投资的知识，尽管这些项目与之后的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大规模知识普及不可同日而语。其他几家经纪行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来鼓励小投资人，甚至比美林做得更进一步。随着美林公司的日常交易业务稳步增长，公司也继续大踏步地发展已经非常熟悉的零售连锁店股票承销业务。1919～1929年，公司承担了约75只股票的发行工作，其中约有一半是连锁店。在几乎所有这些交易中，美里尔和林奇都会为自己留下大量的股票。其中有两笔承销业务尤其令人感到可喜可贺——帕乔格-普利茅斯纺织厂（美里尔未来岳父的公司）以及液体碳公司（林奇在纽约的第一个雇主）。

在20世纪20年代，美林公司是华尔街上最会做广告的公司，也因此得罪了金融界的许多大公司，后者认为刊登广告有损金融业的尊严，美林公司作为“圈外人”以及“初生牛犊”的名声也更加巩固。美里尔对广告真实性有一种近乎偏执的苛求。事实上，早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出台关于注册和“充分披露”的规定之前，美林公司就对它所承销的股票发布详细的招股说明，这一点让美林公司在华尔街中脱颖而出。如果一只证券可以作为长期投资的标的，公司会做出推荐。如果公司存在风险，这些风险会被详细说明。“购买并持有美林公司承销的证券的小额投资人一定会因为多年来的分红和资本利得而感到欣慰。”美里尔的传记《将华尔街延伸到主街》（Wall Street to Main Street）的作者埃德温J.珀金斯写道。

但是并非所有的美国人都那么幸运。数以百万计的初次投资者被卷入了这场投资狂欢，以至于一段时间内，购买股票就像是在赌马，而参赛的大多数赛马都有着获胜的记录。1920～1928年，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股票价格几乎翻了一番，大约价值500亿美元的新证券被销售一空。到了1930年，其中大约一半变得几乎或者彻底一文不值。

回归平民生活后不到一年，美林公司完成了一笔交易，为J.C.潘尼承销300万美元的优先股，当时J.C.潘尼在全美国经营了数百家百货商店。潘尼出自一个不领薪水的浸礼会牧师之家。1902年，他在怀俄明州的边境矿业小镇凯默勒开设了第一家干品杂货店，店名叫作“黄金法则”。从一开始他就有开展连锁经营的远大理想。最初的商店只有一个房间，25英尺宽，40英尺长，位于小镇的主街附近，夹在一家洗衣店和一家寄宿公寓之间，柜台和货架是用送货的木框临时拼凑起来的。潘尼和他的妻子住在阁楼上，家里需要用水必须从附近的一家中餐馆运过来。潘尼的顾客几乎都是矿工，他的商店必须与矿业公司自己开设的商店竞争，后者会给顾客提供容易获得但价格不菲的信用额度，而潘尼则坚持要求他们支付现金。那些矿业公司的商店在一旁坐等潘尼的商店倒闭。但是只收现金的政策使得潘尼可以把价格压得很低；而且，为了给辛苦劳作的顾客提供便利，潘尼的商店每天从早开到晚，周日也不休息。开张第一年，他的销售额就达到了约2.9万美元，到了1910年，他已经在西部各州开设了20家连锁店。在战争期间，公司将总部搬到了纽约，为向全国扩张做准备，不久之后，J.C.潘尼公司和美林公司就相遇了。第一次融资后不到4年，潘尼在家乡密苏里州的汉密尔顿买下了一家他幼年曾经工作过的商店，这也是他的第500家商店。到了20世纪中期，潘尼的商店总数达到约1700家，以至于美国人会争相请求J.C.潘尼公司在其社区附近开店。

对于查理·美里尔来说，他从与潘尼的交易中还获得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收获。一来，潘尼在他的商业经营中运用“黄金法则”，这一点加深了美里尔自己关于诚实守信会带来好生意的信念。二来，只收现金的政策确实能够压低价格，利润率上的损失则通过更高的销量得到了弥补。潘尼最具创新性的政策是允许商店经理拥有各自所管理的店铺的部分股权，并从其成功的经营中分享收益，或分担管理失败的损失。不久之后，美里尔会将这些经验运用到他自己的公司中去，首先是杂货店的生意，其次是经纪行的业务。

我对于J.C.潘尼的个人记忆只有一个，就是我母亲去参加他的百岁寿辰。她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收集潘尼一生中各个年份的便士分币 [6]

，并把它们收集在一本集币册中。我还记得我母亲非常兴奋地把集币册送给潘尼先生的场景。

但是，J.C.潘尼不是美林公司唯一的成功案例。除了克雷斯吉公司外，美林公司在战后初期还承销了另一家连锁店G.R.金尼的证券，金尼公司大约有100家连锁店，面向普通消费者销售鞋类产品，后来公司几经变更，成为今天的鞋柜公司 [7]

。为了处理日益增长的业务，美林公司也开始快速扩张。1919年，公司将总部从华尔街7号搬到了百老汇街120号公平大厦的31层，其经纪业务也在全国范围内扩张，1919年洛杉矶营业部开张，1920年丹佛营业部开张，1921年密尔沃基营业部开张。1924年，为了更好地服务“普通投资者先生”，公司位于纽约市上城营业部的工作时间延长到工作日晚上的7点～9点。

到了20世纪20年代，公司的总部以及6家区域营业部一共雇用了约50名员工。其中包括美里尔在阿姆赫斯特的同班同学，例如赫伯特·梅尔彻和萨姆纳·柯布；还有家中的亲属，例如查理姐姐的第一任丈夫哈罗德S.马辛格和她的第二任丈夫道格拉斯·芬德利；以及两个未来将走上现代美林公司领导岗位的人——我的父亲以及詹姆斯E.汤姆森。其他最终留在美林公司的人也都将成为大人物，包括肯尼斯·马丁，约翰·沃克、乔治B.希斯洛普、威廉H.邓卡克、罗伯特L.鲁克以及米利亚·卢比扎宁。莉莲·伯顿成为秘书团队的领导，与她共事的还有埃丝特·金和玛格丽特·弗朗西斯。

美林的统计分析部门开始很不起眼。日后将成为美林合伙人的赫伯特·梅尔彻（Herbert Melcher）回忆道，当美里尔第一次面试他的时候，他被问到对股票和债券行业了解多少。他的回答是“一无所知”。美里尔的回应是，“那么，我们就安排你在统计分析部工作吧，你可以学习”。然而，这个听起来很高端大气的部门当时其实只有一个员工，梅尔彻说道：“学习就是每天阅读穆迪和标准普尔的分析报告，连续读3个月。之后就是挨家挨户敲门推销政府债券，持续大约6周。接下来就到了推销其他投资产品的阶段，指导方向就是‘走出去，能卖给谁就卖给谁’。”

销售团队中甚至还有一名女性。1919年美国的女性还没有选举投票权。当年，安妮·格里姆斯（Annie Grimes）正在华尔街寻找工作。她最初接触的两家公司都把她回绝了，但是后一家公司的人事经理告诉她美林公司刚刚搬到百老汇街120号，公司正在扩张。于是她就去了，查理·美里尔亲自迎接了她，并告诉她是否雇用她的决定权在萨姆纳·柯布，当时柯布是美里尔的销售经理。柯布面试完毕后站起身来指着一张附近的办公桌对她说：“看见那个空着的座位没有？把你的帽子挂起来，开始工作吧。”就这样，她加入了不断壮大的销售员队伍，和她的男性同事一道（其中也包括我的父亲）挨家挨户地按门铃。后来，美里尔创立了《家庭圈》（Family Circles）杂志，她将负责杂志广告版面的销售。

然而，就美林公司长期以来在性别平等方面糟糕的记录而言，格里姆斯只是一个特例。事实上，尽管美里尔受到了他母亲很大影响，但是他曾经对他的儿子说道：“一个受过教育的妇女会让我感到紧张。”直到20世纪70年代，一场联邦公平雇用机会委员会的审讯才让美林和其他华尔街的公司认识到，女性、非洲裔美国人、西班牙裔美国人应与白人男性一样获得同样的工作机会。最终，有天赋的女性能够在美林公司获得重要的职位，这要归功于唐·里甘以及他的继任者，这也将成为美林公司传说的一个重要部分，并一定会让安妮·格里姆斯感到骄傲，尽管这一天来得太晚了。

战争结束后，两个合伙人之间形成了一种非正式的、松散的分工：美里尔负责连锁店业务，林奇负责所有其他业务。后者曾有过一次短暂的涉足石油业的经历，当时的石油业随着汽车工业而蓬勃发展。1919～1922年，美林公司为6家不同的石油公司承销了9笔证券，总金额超过1400万美元。每一笔交易都给公司带来了可观的利润。公司在20世纪20年代最重大的一次失败是承销了沃林制帽公司100万美元的优先股，时间是在1920年，当时决策的依据是公司对战后发展前景的乐观预测。1923年，美林公司还购买了沃林制帽公司2.4万股普通股，并以无担保票据为抵押给了沃林制帽公司一笔金额很大的贷款。但此后不久就发现，预测出现了错误，接着沃林制帽公司就进入了破产清算。美林公司以及根据公司建议购买了沃林制帽公司股票的客户损失惨重。两个合伙人为了缓解客户的痛苦，允许这些客户以承销商的价格购买一家连锁店的股票——这一做法在今天是违法的，但是在当时是一种普遍的做法。然而，还有一名心怀不满的投资人对公司提起了诉讼，纽约证券交易所也介入进来。雪上加霜的是，美林公司员工原本约好要向纽约证交所商业操守委员会主席温斯罗普·博尔（Winthrop Burr）提供沃林制帽公司账簿，但因故未能如约出现。怒火中烧的博尔召唤查理·美里尔前来对这一无礼之举做出解释。“这场会谈持续了大约1小时，”美里尔回忆道，“从头到尾，博尔一直在狠狠地责备我，把我骂得很惨。博尔重重地拍着桌子，说他的委员会将向我们彻底地证明他们的权力和权威。”美里尔做了道歉，但是他认为博尔的敌意要直接追溯到1917年，当时公司因为未经许可就刊登了自由债券的广告而冒犯了纽约证交所的当权人士。

美林公司历史上还有一笔重要的交易是关于美国的另一个新兴产业：电影。1915年，美里尔和林奇以个人的身份涉足电影行业，他们被任命为百代交易公司（Pathe Exchange，Inc.）的董事会成员，百代交易公司是法国百代影视公司新设立的美国子公司，百代影视公司总部位于巴黎，自1896年起开始制作电影。百代是通过法律界的人脉关系得知美里尔和林奇其人，任命两人成为董事会成员的目的显然是为了在战争时期保护公司在美国的利益。对于他们付出的努力（无论是多是少），美里尔和林奇每人获得的收入是每年5万美元，这是一个天文数字（大约相当于当前的80.9万美元），并且很难得到合理的解释，因为他们对这个行业毫无经验。美里尔的传记作者埃德温·珀金斯对此的猜测是，“也许美国市场的利润非常之高，而法国的管理层则习惯于四处乱花钱，以至于没有人认为对两位合伙人在董事会服务所支付的薪水超出了合理水平”。

在战争开始前，美国的电影院中放映的大多数电影都是在欧洲制作的，当时还是无声电影的时代，因此语言不构成任何障碍。但是战争中断了欧洲大陆的电影制作，于是美国的电影业填补了欧洲同行留下的空缺。战争结束后，百代的巴黎总部与美国子公司之间产生了摩擦，在他人的劝说下，美里尔和林奇买下了百代的美国子公司。和美林公司投资的其他一些领域一样，电影当时仍被认为是不甚体面的行业。事实上，舞台剧表演界甚至开始用“正规”这个形容词来形容自己的表演，以求与电影形成区别。但是到了1921年，美国的电影业已经从五分钱放映场走进了大荧幕影院时代，并逐渐形成了一种复杂的叙事风格。奢华的电影院拔地而起，导演们用变换的灯光和不同的拍摄视角进行着实验，电影的风格流派开始逐渐形成，明星制度开始确立。所有这些要素很快将被一个词所概括：好莱坞。主要电影公司是福克斯、洛氏和百代。票房利润相当可观，但是仅靠票房是不足以支持电影行业的扩张的，于是电影制作业的巨头们选择了迅速募集资本最便捷的道路——华尔街。

虽然百代的票房收入普普通通，但它是一个稳定而可靠的赚钱机器。公司以《波琳历险记》（Perils of Paulines）系列而出名。百代最耀眼的明星是哈罗德·劳埃德（Harold Lloyd），这个喜剧演员可以以敏捷的身手攀上高楼的墙壁并在楼顶之间来回跳跃。有时，公司也会与道格拉斯·菲尔班克斯、玛丽·皮克福特等大牌演员合作，但是它最好的、持续时间最久的作品是它的新闻影片系列“百代新闻”，鼎盛时期一度每周在大约1.3万家影院上映。

美里尔参军后就从百代的董事会中辞职了，但是林奇留了下来，所以两人决定由林奇前往巴黎来完成这次收购。按照他一贯的凡事认真准备的风格，林奇认为他必须掌握法语并且在谈判中只说法语。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雇用了一个名为哈梅尔的会说法语的男管家，在林奇赴法国之前的几周里，哈梅尔和他形影不离，一同上班一同回家。林奇不分日夜地顽固地向词汇、语法和语音发起进攻。结果是可以预料的。“当林奇前往巴黎的时候，”莉莲·伯顿说道，“他可以毫不迟疑地说着非常可怕的法语。”在认识到主人的英语比他这个客人的法语要好之后，林奇放弃了他这次语言上的冒险。接下来，经过3个月的艰苦谈判，林奇完成了这笔交易，使他和美里尔控制了百代美国公司。然而，就在他回到纽约后不久，林奇发现公司的账簿严重高估了公司的存货情况。当两个合伙人揭露出百代美国公司管理不善以及公司可能对贷款银行存在欺诈情况后，银行同意延长还款期，前提是美林公司必须接手百代美国公司的日常运营。就这样，两合伙人发现他们开始经营一家他们原本买来只想作为一项投资的公司，而且这是一个他们一无所知的领域。

林奇从零开始，把电影行业从里到外研究了一遍，在接下来的5年时间里，百代公司几乎占据了他全部的时间和精力。已经36岁的林奇还是一个单身汉，他搬出了美林公司位于百老汇街120号的办公室，搬进了百代公司位于中城的营业部，并开始了炼狱节奏的工作。每天他在办公桌前吃午饭，在吃东西的时候还嚷嚷着发布命令。百代的财务主管、日后也将成为美林公司合伙人的约翰·休姆（John Humm）是这么描述林奇的工作方法的：“林奇开展后续工作的方式令人生畏，每一件事他都记在一张小纸片上，他的口袋里塞满了各种纸片。如果有些业务已经开展了一段时间，他会在不完全了解之前细节的情况下突然介入进来。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定期的检查会使他完全掌握最新的情况。他过目不忘，熟知百代的每一个方面，没有一个角落是他不知道的。我从没见过如此勤奋工作的人……对他来说，什么都不是障碍。他想做的事没有做不成的。”这些努力得到了回报，林奇将百代公司变成了一个挣钱的机器。大约就是在这段时间，据说J.P.摩根曾经评论道，林奇是整个纽约城商业判断力最强的人。当得知这一评价后，据说林奇的答复是，“如果摩根先生能够更加认真地考虑这个问题，他应该会发现纽约城里有许许多多有着良好判断力的人，所以任何这种比较都无法做得完全正确。我以为，这句评价的全部含义就是我能够不厌其烦地去发现事实真相”。

尽管百代最终获得成功，但是在林奇管理百代公司的最初阶段还是有许多斗争。1921～1922年的经济衰退侵蚀了公司的利润，美里尔和林奇认为百代公司的普通股不值什么钱，以至于用它来做桥牌的筹码。但是之后，经济触底反弹。林奇严厉的管理方式使百代公司成为电影界高效率的典范，并使百代公司重新走上盈利之途。百代与杜邦公司合作生产胶片，对伊斯特曼-柯达公司近乎垄断的行业地位提出了挑战。接着，随着百代的竞争对手开始建造并购买自己的影院，电影行业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如果美里尔和林奇想继续做电影生意的话，他们必须跟进。最终，两个合伙人都不愿意将资本投入这一带有风险的行业，于是他们在1926年把百代公司卖给了一个银团合伙人，其中就包括了约瑟夫P.肯尼迪，一名华尔街的银行家，也是未来的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他的儿子当时只有9岁，日后将成为美国的总统。而当时，约瑟夫P.肯尼迪已经以擅长算计和操纵好莱坞公司股票而闻名。

百代美国公司的售价是290万美元，几乎100%都是盈利的。此外，两个合伙人还从百代公司普通股的分红以及债券和股票的清算中获得了数以百万计的收入。这是林奇最光辉的时刻。美里尔说，如果没有林奇，他余生中所取得的成就都不可能发生。他心里想到的就是林奇对百代公司的处理。

“百代的插曲也是很重要的，因为它给了林奇一个机会，使他与美里尔的商业关系更像是一条双行道，”传记作者珀金斯说道，“美里尔1914年创立了公司，他发起了大多数涉及连锁店的交易。但是，百代公司是林奇个人努力的结果，而这件事的成功巩固了两个合伙人之间牢固的合作关系。通过这家电影公司，林奇获得了一个投桃报李的机会，为美里尔的财富和权力做出了重要贡献。”

如果美里尔和林奇继续留在电影行业，他们可能也能做得很好。许多公司在大萧条期间接二连三地破产，但是好莱坞几乎没有受到任何影响。事实上，随着有声电影的出现，票房收入大幅增长。突然之间就有许多人抢着去拍电影，一度被视作低效率、高风险投资的电影行业摇身一变成为华尔街的宠儿。但是，美里尔关注的是别处，他看到了巨大的市场潜力，要将连锁店的概念运用到美国最大的零售行业——食品零售业。他想象了这样一个体系，集中采购杂货、土畜和肉类产品，共享仓储、分销以及运输；共同生产面包、咖啡、软饮料、调料以及提取物等产品。一个全国范围的连锁店将意味着更多的运营资本，以及闻所未闻的规模效益。通过大规模购买低价采购食品，存放在技术最先进的仓库中，通过现代化的运货卡车第一时间送到干净、现代化以及精细化管理的零售商店。

换言之，这就是如今被我们称为“超级市场”的东西。查理·美里尔并没有发明超级市场，但是在超级市场的发展过程中他显然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人物，如今美国人购买食品的支出占其可支配收入的比例低于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这部分要归功于美里尔。事实上，许多年后，他对他的儿子说道：“如果有一天我能够上天堂，这是因为我使洛杉矶的牛奶价格每夸脱 [8]

降低了1美分。因为这件事，也许圣彼得会原谅我做过的许多其他事情。”

就这样，两个合伙人用他们从1926年出售百代权益中获得的可观利润购买了西夫韦公司（Safeway Stores，Inc.），这是美国西海岸的一家连锁食品杂货店，在南加州增长迅速，一共开设了322家分店。西夫韦公司是萨姆·西利格（Sam Seelig）于1914年创立的。萨姆后来欠了批发商韦尔登（W.R.H.Weldon）的债，他用商店的股份还债，从而使韦尔登获得了控股地位。1925年，韦尔登决定出售他的所有权，以此吸引资本和管理层，这两样东西都是西夫韦公司发展所亟须的。美里尔看到了这个机遇并迅速行动。购买的价格是350万美元。当交易达成后，他请韦尔登推荐“全美国最好的食品杂货店经理”来经营，韦尔登告诉他此人名叫马里昂·巴顿·斯卡格斯（Marion Barton Skaggs），他是位于俄勒冈州波特兰市的斯卡格斯联合商店的拥有者。

与J.C.潘尼一样，马里昂·巴顿·斯卡格斯也是一个浸礼会牧师的儿子，他的父亲在爱达荷州的美国瀑布市开了一家小杂货店。在他27岁的时候，斯卡格斯用1088美元的价格从父亲那里买下了总面积576平方英尺 [9]

的商店，并将他关于成功经营杂货店的理念——大宗购买、低毛利率付诸实践。他的商店货物陈列得非常有效率，很容易够得着，所有销售都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几年后，他的兄弟们也加入进来，分店的数量也开始增长。公司吸引了一流的商店经理，并通过提供利润分享计划的方式把人才留住。到了1926年，斯卡格斯已经拥有了超过400家商店，而查理·美里尔所面临的问题不是他有没有找到正确的人，而是如何劝说他加入新的西夫韦公司。也许是对1916年未能说服沃尔特P.克莱斯勒投入美林公司的怀抱记忆犹新，美里尔此次决心一定要拿下斯卡格斯。然而，他第一步就犯了一个错误。1926年6月，他派林奇和另一个合伙人约瑟夫·美里尔（他与美里尔并无亲戚关系）前往波特兰，却不知斯卡格斯对东海岸的银行家怀有强烈的成见，而林奇和美里尔，还有他们的圆顶硬礼帽、西装马甲背心，正是东海岸银行家的典型代表。这两位使者空手而回，几周之后，美里尔亲自前往西部，要以他最完美的南方口音来说服斯卡格斯。

他们在波特兰市的本森酒店的一个套间里谈了八天七夜。谈判结束时，他们达成了一个简单的协议：查理将负责提供融资，由斯卡格斯来经营公司，公司总部将搬至加利福尼亚州的奥克兰市，而且任何时候，只要斯卡格斯认为需要，查理就会来西海岸与他碰头。收购斯卡格斯商店的价格是150万美元以及3万股西夫韦公司的股票。这两个商业上的新合伙人发现彼此志趣相投，而且在未来的艰难岁月里，他们将成为可靠、紧密的盟友。在斯卡格斯身上，美里尔看到了他认为价值高于一切的职业道德和毫不妥协的诚信人格。而就斯卡格斯而言，他一直都记得这一场会面。

“我想说，而且我认为这么说是完全适当的，我遇到查理·美里尔的那一天，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一天，无论是从个人的角度，还是从生意的角度，”他日后回忆道，“那些年里，我们并肩工作，在那间酒店里的8天时间中建立起来的相互尊重和信任从未受到损害。查理·美里尔聪明机敏、诚实正直，在我们合作的这些年里，他总是做的比说的多。”

“他的父亲是一名医生，我的父亲是一名牧师。我们都在乡间长大。我们有很多共同之处。我们都非常自信，我们也都很独立。尽管如此，我们相处得很融洽。美里尔能够用我听得懂的词汇和术语提出他的建议，而且毫无疑问他也能理解我的意思，因为我们两个在各自带了一名律师提供咨询建议的情况下仍然达成了协议。”

美里尔将对西夫韦公司的经营控制权放手给了斯卡格斯，这与他在之前投资中的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此前他和林奇都会承担起积极管理的经理人角色。但是美里尔知道，如果他想得到斯卡格斯，这一次他就必须破例。后来，我的父亲曾经引用此次让步的故事作为一个例证，指出美里尔是一个高明的谈判者：“查理是一个天才，在一场微妙、复杂的谈判中，他能够提出协议的基本条款。他的建议是真诚的、有逻辑的，从一开始就使谈判对手相信他是坦诚的，这一点从来都是商业谈判中最基本的一点。为了实现对自己有利的条款，他会用尽一切手段，可能会变得相当强硬，当然是在不破坏谈判气氛的情况下；但是，一旦他认识到对手有合理的理由，他就会立即做出妥协。西夫韦交易达成的关键，就在于他做了一个巨大的让步。如果他固执己见，这笔生意最终一定会告吹，或者将会在长期导致严重的损失。”

斯卡格斯没有浪费任何时间，立刻着手干了起来。他选择了一家洛杉矶的商店，对它进行了重组，按照他所设想的方式开展经营。其他商店的经理会来这里进行观摩，并被要求复制这里的模式。西夫韦公司的销售稳步攀升。接下来的3年中，美里尔会完成一笔接着一笔的交易，将众多连锁店网络并入西夫韦。他在搭乘火车前往亚利桑那州菲尼克斯市的途中，将他的新婚妻子丢在一家酒店里，前去与拥有24家商店的“钱货两清”公司的管理层谈判。他对杂货店的生意了然于胸，给谈判对手留下了深刻印象，几个小时后，他就把合同装进了口袋，与他的妻子在火车站碰面，继续赶下一班火车离开。就这样，西夫韦公司并购了得克萨斯州艾尔帕索地区的新方法公司的24家商店；华盛顿特区的圣尼特瑞公司的429家商店；巴尔的摩市及其周边伊斯特恩公司的67家商店；加利福尼亚州和夏威夷州皮格利-维格利公司的82家商店；堪萨斯城地区博德公司的224家商店；还有其他，不一而足。

1926年，西夫韦公司拥有670家门店，到了1929年年末，门店数量已经增长到了2660家。在大萧条期间，美里尔想尽了一切办法来保护西夫韦公司不受到影响，他在给林奇的信中写道：“对我来说，西夫韦的意义比钱更重要。我已经将我的生命倾注其中。”到了20世纪50年代，当美里尔不再对西夫韦公司积极行使管理权的时候，西夫韦在全国范围内已经拥有超过2000家门店，年销售额超过20亿美元。而且，更为重要的一点是，西夫韦的经历催生了美里尔的第二个伟大构想，他日后会将之称为“美林-皮尔斯-芬纳-史密斯”。

20世纪20年代末，美里尔通过提供融资打造了一个连锁店帝国，而西夫韦公司是这个帝国皇冠上的明珠。这个帝国还包括其他食品零售企业，例如全国茶叶公司、第一国民公司、温·迪克希公司，琼斯兄弟茶叶公司以及前途一片光明的新兴零售商，例如西部汽车公司、人民药业公司、勒纳商店公司、纽波利公司、城市无线电商店公司、萨利·弗洛克斯公司、奥本海默·柯林斯公司以及丹尼尔·里弗斯公司。这些承销的业务使美里尔与弗兰克·梅尔维尔、莉娜·布莱恩特之类的人物联系起来，弗兰克·梅尔维尔（Frank Melville）创造了托姆-麦克安连锁店，并通过他的商店销售4美元/双的廉价鞋品；而莉娜·布莱恩特（Lena Bryant）是一名立陶宛移民，她为孕妇设计了一款特别的裙装，这款裙装的成功让她一时乱了方寸，以至于她开设第一个银行账户的时候把自己的名字都写错了。在美里尔提供的融资支持下，克雷斯吉的门店数量在这个10年中从184家增长到了678家；J.C.潘尼从312家增加到了1452家；梅尔维尔从19家增长到了480家；金尼鞋业从366家增长到了756家；人民药业从8家增长到了117家，沃尔格林从23家增长到了440家。这些由美里尔提供融资的公司一直存续到了今天，其中一些还在用着最初的名字，另一些并入了其他一些新公司，例如鞋柜公司（Foot Lockers）、CVS、大联盟公司（Grand Union）以及凯玛特公司（K-Mart）。美里尔于1956年去世，6年后，山姆·沃尔顿（Sam Walton）在堪萨斯州的罗杰斯市开设了他的第一家沃尔玛门店，凭借低廉的价格和优质的客户服务，他把沃尔玛变成了全球最成功的一家公司。来自夫妻店家庭的孩子查理·美里尔对这一切功不可没。

越来越富有的投资大众迫不及待地供应着资本，而美林公司看起来则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公司的口碑极好，由美林推出的投资项目几乎都是一经推出就被抢购一空。在此情况下，公司制定了一项政策，每次发行证券都预留10%给销售员的个人客户。尽管如此，投资的机会还是僧多粥少。最终，公司决定，将承销业务轮流分给不同的销售员，这样确保在任何一次证券发行中，至少有一个销售员能够有机会完全满足他的客户的需求。

随着业务的增长，美林的分支机构数量也在增加。到了1927年，美林公司纽约办公室的总部仍然留在百老汇街120号，同时还在东43街11号开设了一家上城营业部；在芝加哥、底特律、丹佛和洛杉矶开设了分支机构，在克利夫兰、辛辛那提、密尔沃基、明尼阿波利斯以及圣路易斯开设了代表处，对俄亥俄州的扬斯敦和旧金山开设了长途异地服务。美林公司已经成为纽约、芝加哥、克利夫兰和底特律证券交易所的会员，以及纽约场外证券交易所（于1953年更名为美国证券交易所）的会员。单单1926年一年中，美林公司就承销了16家连锁店的证券发行，总金额达5.9亿美元，当年它在连锁业承销市场中占有的市场份额超过了50%。公司的承销部和商业票据部雇用了75个销售员，除此之外，公司还设有一个独立的研究部和一个公共关系部，后者负责所有与广告有关的业务，并为新闻媒体供稿。工作强度很大，美里尔在给他母亲的一封信中抱怨道：“我太累了，尽管我很成功。”奥克塔维娅·美里尔答复道：“你的疲倦是与成功相伴的，你应该对此感到高兴，因为你还没有尝过屡屡失败后的那种疲倦感。”

20世纪20年代，由查尔斯·芬纳（Charles Fenner）和阿尔菲厄斯·比恩（Alpheus Beane）创立的芬纳-比恩公司（Fenner&Beane）采取了一系列大胆的创新举措。芬纳-比恩公司在证券研究领域是行业的领导者，在20世纪20年代，它即开始出版《双周评论》（Fortnightly Comment）的新闻通讯刊物，对受到金融界广泛关注的证券和商品市场进行分析。后来，它又出版了《证券与产业调查》（Security and Industry Survey）刊物，它将成为日后的“美林-皮尔斯-芬纳-比恩公司”早期客户的必读刊物。

1928年，芬纳-比恩公司开始向公众发布年度财务状况报告。尽管3年后公司停止了这一做法，而且报告中的信息量也十分有限，但它却领先了美里尔一步（美里尔自1940年起决定发布公司的年报）。1926年，市场供应过剩导致许多种植园面临灭顶之灾，芬纳-比恩公司发起了一项新闻宣传计划，打出了“灾难威胁着南方”的标语并主张提供低息银行贷款以阻止灾难的发生。公司于1928年发布了一份基础性的财务报告并向所有客户散发。它制订了一个内部培训计划，并培养了一批职业研究人员。当纽约证券交易所于1938年放松对刊登广告的管制后，芬纳-比恩公司又成为第一家利用新规的公司，发起了一场广告行动，来向广大公众普及关于股票和商品的知识。

这些举措无疑都被查理·美里尔所注意到了并对他产生了影响，到了1941年，美里尔将决定与这家公司进行合并。

美里尔的名誉和财富与日俱增，但是他的婚姻状况却每况愈下。婚姻的滑坡从1920年他的儿子查尔斯出生后便开始了。伊丽莎这次的怀孕特别艰难，最后的3个月一直卧床，双脚吊起。在蒙特克莱居住了近10年后，美里尔已经对新泽西的乡村生活感到厌烦了，为了能够逃避这种生活，并与他不断扩大的朋友圈和商业伙伴离得更近，他将家庭又搬回了曼哈顿。伊丽莎不想搬家，但是美里尔很坚持。一夜之间，他的社交生活节奏便加快了。美里尔的新家位于公园大道471号，每周这里都会举办几场欢庆的晚宴聚会，到了周末全家会来到位于长岛尽头的海边寓所休养，在这里饮酒、用餐并举办宴会。此外，还有朋友之间的礼尚往来。带着两个孩子、性情内向的伊丽莎对这种生活方式感到非常不舒服，夫妻之间经常发生争吵。而多丽丝的长大也使伊丽莎的天主教信仰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有一天，美里尔出差回到家，得知在他不知情也未经他同意的情况下，多丽丝接受了她的第一次圣礼，他对此大发雷霆。到了这段时间，争吵和暴怒已经成为家常便饭。在公务场合永远是一个充满耐心的谈判者的美里尔，到了家中就变得不能容人、脾气暴躁。他有了几次婚外情。1924年夏天，他从家中搬走，并住进了马格里酒店，大约就在这段时间，他开始与海伦·英格拉姆（Hellen Ingram）交往，后者是《轮廓》杂志的主编和出版商，这是一本总部位于杰克逊维尔、面向佛罗里达州上流社会的杂志，类似地方版的《名利场》。海伦比美里尔小14岁，她拥有许多伊丽莎没有的特质——善于社交、性格活泼、富于艺术气息和能量。两人于1923年第一次在杰克逊维尔相遇，次年，海伦即北上来到哥伦比亚大学进修新闻学课程。她的到来与美里尔的离婚处于同一时期。

在当时，纽约州法律中允许离婚的唯一原因是通奸及极度的家庭暴力。尽管美里尔显然符合第一项所描述的情形，但是伊丽莎还是带着两个孩子搬到了杰克逊维尔定居下来，这样就为二人按照佛罗里达州法律以一种不那么尴尬的法律程序离婚铺平了道路。双方的离婚代理人都是萨姆·马克斯，他是美里尔在斯特森预备中学读书时的室友。当法律程序有所拖延的时候，美里尔要求马克斯加快程序，因为当时他已经深深地陷入了与海伦的恋情并急于娶她为妻。1925年2月12日，在经历了近13年的婚姻后，美里尔在杰克逊维尔得到了离婚判决书。5天后，还是在杰克逊维尔，他和海伦在新娘家中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婚宴。而13年又4天之后，他们会再度回到这里，在同一处法庭离婚。与此同时，伊丽莎带着多丽丝和小查尔斯回到了纽约，独自度过了她的余生，因为她所信奉的宗教不允许她再婚。虽然双方有时也会在费用开支和孩子养护上产生分歧，但是美里尔还是承担了财务上照顾孩子以及前妻的责任，尽管他的心并不是总在那里。“虽然我的母亲和父亲离婚了，而且父亲再婚了，但是他与母亲的关系仍然很友好，”多丽丝多年后写道，“他对我和弟弟谈起母亲的时候，毫无怨言，只是称赞。”

美里尔再婚后在纽约的格林威治村买了一幢房屋，距离他与伊丽莎第一段婚姻刚开始时购买的房屋并不远。他花了5万美元重新装修，并亲力亲为，亲自监督诸如地板、瓷砖、家具等诸多细节的施工，向承包商抱怨账单的问题，甚至因为有一张桌子略有损坏而从一张发票上扣减了55美元。搬进新家后不久，美里尔又在位于长岛东头富人聚居海滨小镇南安普顿购买了一座带有白色外墙和罗马立柱的南北战争之前风格的别墅。查理和海伦此前开车经过小镇寻找房屋的时候，他被这座名为“果园”（因为里面种了苹果树）的房产强烈地吸引住了。这座庄园是由斯坦福德·怀特和查尔斯·麦克基姆在世纪之交为纽约的金融大亨詹姆斯L.布里斯设计的，最初拥有大约35个房间，后来经过一系列扩建增加到了44个房间。每当美里尔做出一个决定后，他总会迫不及待，这一次他是在一出百老汇歌剧中场休息的时候签署了购买的文件。

有着22间卧室的果园使美里尔每个周末都可以以盖茨比的方式宴请宾客。霍奇·卡迈克尔、海伦·海丝和格洛丽亚·斯旺森 [10]

都曾在此小住，海伦还记得有一天晚上她坐在音乐房，而乔治·格什温和格特鲁德·劳伦斯正在那里为一出百老汇歌剧谱曲。美里尔的外孙罗宾·麦戈万（Robin Magowan）回忆他童年时在果园的时光，说道：“在我看来，这里应有尽有：一间老式的冰窖，成排的鸡笼；两头奶牛，它们的主要作用似乎是为我们两家供应家庭制作的冰激凌；四头猪；一间大犬舍，火焰般肤色的塞特猎犬汪汪的叫嚷，它们是麦克的后代，而麦克的等身肖像就挂在临近大厅入口处的墙壁上。从屋子后面望过去，古典的罗马柱将人的目光引向三段式的意大利花园，两侧是紫藤缠绕的长廊，罗马式的神像，一座铜塑的喷泉在迷宫似的黄杨木树林里吐着泡泡。在我20多岁看到阿兰布拉宫 [11]

之前，我从来没有见过比果园更像天堂的花园。”美里尔为果园付了多少钱也许没人知道，但是他在余生之中都对这座房产善加利用，1944～1956年他就是以这里为基地指挥新的美林公司开展运营。

与此同时，林奇的个人生活也有了进展。1923年，他放弃了在曼哈顿私人俱乐部租住的房屋，买下了一间位于公园大道570号的共有式公寓。同年，他在位于长岛东端的西汉普顿的海边大宅做客的时候，萌生了购置一间周末休假寓所的念头。仅用了一个下午的时间，他就买下了一间有22间卧室的别墅，他将其称为“林丘”，因为这是他的房屋，而且位于沙丘的旁边。美里尔很快给他寄了一封信，称他是“埃德蒙·林丘大公”。置办了房产之后，林奇开始着手找一个妻子。他找妻子的方法就和他做商业决策一样认真和细致。好几个可能之选都被他拒绝了，而后，林奇自己也被别人拒绝了，但是这位婉拒了他的女士把林奇介绍给了一位朋友——西格娜·福纳利斯（Signa Fornaris），一位富有魅力的、带有异域风情的新奥尔良女士，她的父亲是西班牙人，母亲是法国人。

西格娜遇见林奇的时候，她正要离开纽约前往巴黎。第二天，当她即将登上大西洋的旅途时，一个巨大的果篮被送到了码头给她，上面还附有一张林奇的便笺。她在国外停留了大约有6个月，在此期间，林奇认真地考虑着这个最新的候选人。当她回到新奥尔良的时候，林奇正在美里尔的家里，并试图给她去电话。当时伊丽莎就在旁边，据她回忆道：“他对接线员大发雷霆，因为她在新奥尔良找不到一个名叫西格娜的女生。他在电话旁边待了1个小时，大声嚷着，‘但是我告诉你了，我不知道她的姓氏！怎么你们就不能通过她的名字找到她呢？我真是受够了’。他甚至对着接线员把西格娜的外形描述了一番。后来，不知发生了什么奇迹，他最终接通了电话，得知了她的住址，并决定在去洛杉矶的途中在新奥尔良停留几天。”几天后，林奇向她求婚了，当他离开的时候，他对西格娜说他会在洛杉矶给她打电话，等待她的答案，如果答案是肯定的，他会立即回到新奥尔良和她结婚。许多年后，在金融界的社交圈中会流传着这样一个编造出来的故事，在这场对话中，西格娜犹豫不决，而林奇最终爆发了：“见鬼，赶快做出你的决定，这可是长途电话！”

于是，在1924年，艾迪·林奇在他39岁生日就要到来的时候结束了他的单身汉生涯。林奇的重心很快就转向了家庭，在20世纪20年代结束的时候，他已经是3个孩子的父亲了，他也越来越不愿意为了工作而放弃家庭的生活。美里尔心怀不满地回忆道，在关键的1929年，“我负责抓总，是那个负责任的、积极的合伙人。而林奇先生，那一年大多数时间不是在南方就是在国外，而当他在纽约的时候，他的心思完全在税赋上。萨姆纳·柯布当时是管理合伙人；总的来说，柯布做了我让他去做的事情，他也主动承担并胜任了日常的经营性工作，他的助手是温·史密斯，而当我说完这3个人之后，我基本上就把所有的人都说到了……记住，这是一家大公司，做着许多生意，但是在我的总监督下，只有两个人负责着公司的经营”。

在此期间，1923年，我的父亲与格特鲁德·英格拉姆（Gertrude Ingram）结婚，她毕业于史密斯学院，之前已经结过一次婚，并有了一个5岁大的儿子。她是一名富有的明尼苏达农业机械销售商的女儿，他的父亲有着很强的统治欲，导致她在孩童和青年时期总是对自己缺乏信心。她第一次婚姻嫁给了一个酒鬼，并于1921年离婚。我的父亲和格特鲁德于1925年有了一个孩子，取名为巴德维尔·里斯·史密斯，他们一家人——父亲、母亲以及两个同母异父的兄弟，住在新泽西州的恩格尔伍德-克里夫斯地区。当时，还没有横跨哈德逊河、连接新泽西州和纽约的乔治·华盛顿大桥，我的父亲乘坐渡轮往来华尔街上班。从各种方面来说，20世纪20年代都是一段稳定、幸福的家庭生活，但是到了大萧条期间，他们的婚姻关系将急转直下。

在普通人赚快钱梦想的推动下，20世纪20年代末，股票市场势不可当。和现代博彩业的状态一样，赚钱的故事被广泛流传，并进一步加剧了疯狂。数以百万计的人关注着股票报价单，其中有大声咒骂通用汽车的诗人，也有竖起一只耳朵偷听后座乘客最新小道消息的车夫。人们涌进纽约，租着房间和公寓以便离事发的地点更近一些，并发誓要一直留在这里，直到他们找到财富为止。豪华游轮将富有的客户从欧洲带来，并在船上向他们提供交易服务，使这些乘客在海上也能够想方设法赚钱。

美林公司在不断地增长和壮大，但两个主要合伙人在公司管理方面显然既无天赋、也无兴趣。另一方面，我的父亲有一种特殊的能力，能够让关系复杂的各个办公室以一种有效率的、团队合作的方式忙碌和运转着。他在公司的管理职能也不断扩大，到了1929年1月1日，他成为一名完全合伙人，并与萨姆纳·柯布密切合作以尽快适应他的新岗位。

在这段时间，查理·美里尔开始认为股票市场股价过高了，对于谨慎的投资者而言，是时候开始收缩了。1928年3月的一个晚上，美里尔在家中写了一封致所有美林公司客户的信，第2天他把信带到办公室并交给了研究部主管罗伯特·鲁克（Robert L.Rooke），让他发送给所有客户。鲁克目瞪口呆地看着文章的题目：《现在是时候摆脱负债了》。一时缓不过神来的鲁克把信给办公室的其他人传阅了一遍，得出的共识就是：“老板一定疯了。”美里尔已经获得了林奇的同意，尽管后者极不情愿。林奇此次之所以同意，是因为两个合伙人因为担心两人的分歧使公司陷入瘫痪而建立了一种交替使用否决权来解决分歧的制度。最近的一次，从空军时代就对航空业充满热情的美里尔提议支持唐纳德·道格拉斯研发的一款新型飞机，但这一念头被林奇否决了。林奇还想否决这封警告信，但是他还欠着美里尔一次。接着，美里尔不顾低级别合伙人和员工的反对，命令鲁克把信寄出去。这封1928年5月31日的信是这么写的：

我们认为你应该知道，除了极少数公司，今天所有通过我们融资的大型公司都没有任何长期负债。这种情况并不是因为好运，而是由于执行了公司的管理层和我们自己的精心制订的计划，这些计划的目的是使公司能够处于一种坚不可摧的地位。

我们向这些重要的大公司提供的建议也应该被所有其他级别的投资人遵守并使他们从中获益。我们不能敦促你们不加辨别地出售所有证券，但是我们确实要以确切的语言建议你们利用当前价格高涨的有利局面，把自己的财政状况安排妥当。我们建议你们出售足够多的证券以减轻你们的负担。

就这样，在股灾爆发前17个月，查理·美里尔成为华尔街主要人物中第一个对股市崩溃提出警告的人。美里尔还将信件的副本寄给了报社，第2天《纽约时报》在一则新闻中将它称为“在当前市场状况下……一家公司所给出的最直白的建议”。在一些无人关注的角落里也有一些发出警告的声音，但是却被嗤之以鼻，认为他们动机良好但是过于天真，可能是受到了反资本主义力量的鼓动。我们无法知道究竟有多少美林公司的客户因为听从了美里尔的建议而避免了灾难或降低了损失。据我父亲所说：“有一些我们的客户听从了他的建议，但是不幸的是，随着市场行情的挺进，他们感到后悔并责怪公司应当为他们的账面利润损失负责。总体而言，回过头来看这封信的效果，我觉得当时的趋势过于强烈，不是任何一个个人可以扭转的，进而言之，我认为从效果上说，这则极好的建议可以说基本上是无足轻重的。”

金融界的同仁不支持，这让美里尔开始静下来思考，也许就像他们在办公室所说的那样，“老板一定疯了”。当这些自我怀疑挥之不去的时候，美里尔去看了一个心理医生，这在当时看来是非常激进之举。在看了五到六次医生之后，他前去听取诊断结果。美里尔回忆道：“医生让我坐在他的桌边。他打开了一个抽屉，拿出了几张纸，我立刻就认出这些是我知道的一些公司的证券交易水单。他说道，‘美里尔先生，你确实很疯狂，以至于我想让你看一看，我的账户里已经一只股票都不剩了’。”医生听从了病人的建议。

就这样，信心得到加强的美里尔开始寻找全国范围内的知名人士来传递反对投机狂热的信息，他找到了卡尔文·柯立芝总统，他也是阿姆赫斯特的校友，并刚刚宣布不会寻求连任。利用阿姆赫斯特的这层关系，美里尔得以赴白宫觐见，并开出了成为美林公司合伙人、年薪10万美元或利润的10%的条件；作为回报，柯立芝将作为公司的公共关系代表，通过每周的广播讲话以及其他途径让美国的投资者恢复理性。这是一个难以拒绝的出价（10%的利润意味着每年收入可以达到40万美元），而且，总统也与美里尔一样对经济感到悲观。但是，柯立芝拒绝了。他是带着一笔可观的遗产入主白宫的，并利用了内部关系和职务之便积攒了一笔小小的财富。回归私人生活后，他大部分的钱是通过各种写作项目挣得的，包括一本索然无味、言不由衷的自传。在他与美里尔会面后的几个月，柯立芝最后一次发表国情咨文演说，并激情洋溢地说道：“没有任何一届国会所面临的经济前景要比当前的这一届国会所面临的更加喜人。”

美里尔在这段时间的活动（警告信、看心理医生、向柯立芝开出条件）是非同寻常的，对他的举动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这出于对国家和人民真切的关注。“他并没有将他过人的直觉用于某些中饱私囊的秘密行动、欺诈行为或是操纵市场，”埃德温·珀金斯在美里尔的传记里写道，“当大多数其他公司的经纪人还在鼓励客户借更多的钱购买更多股票的时候，查理指示他的销售人员对顾客以保证金方式购买股票提出规劝。”他认识到的是，现在的风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他的客户需要理解以保证金方式购买股票的风险。

从1928年一直到1929年新年，美里尔一直在推动林奇和其他合伙人按照他向顾客提出的建议行事。1929年2月21日，查尔斯·莫顿·美里尔医生病逝，在参加完父亲的葬礼后，美里尔留在棕榈滩陪伴他的母亲，并陷入深深的思考，关于他个人的损失，他对经济持续悲观的看法以及他的同事未能听从他的告诫。思考的结果是一封致林奇的措辞强烈的信件，写于1929年2月25日；信上列出了美林公司价值4450万美元的投资并要求制订一项系统性的计划来加速出售这些资产：

现在，无论这些证券对我们来说成本是多少，我都认为我们持有了太多的证券。而且，即使我们掌握的资金是我们现有的两倍，我仍然会倾向于全部清盘或部分出售我们持有的证券。我有太多的理由支持这一观点，因此没有必要再重复阐述一遍；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就是，出于谨慎的考虑，不要“穷得只剩下股票”。金融的天空并不晴朗，最高权力机构、金融界乃至全世界最强大的力量——美国联邦储备体系已经发出了一则又一则的警告，告诫一场风暴正在来临。任何“没有被金钱冲昏头脑”的人，只要他愿意，就能够看到这些预兆。不用考虑所得税的问题如何如何，寻求庇护才是正确的做法。

我完全不喜欢当前的局面；我不喜欢经济的前景，我也不喜欢我们欠着钱。最重要的是，我不喜欢当前纽约办公室中充斥的那种无动于衷、麻木不仁的态度。柯布，还有你，还有其他所有人被什么邪魔附了体，以至于对当前的形势视若无睹，并对一触即发的大爆炸完全漠不关心。即使价格水平总体还不是那么高，即使我们持有的股票还没有为我们赢得巨额利润，我仍然希望进行清盘，并让我们的公司处于A1的信用等级。幸运的是，对我们而言，几乎我们拥有的所有证券都获得了高额利润；为什么还要拒绝将这些利润中的绝大部分兑现成为现金，这一点对我而言是一个无休止的、无法解开的谜。对你我而言，只要我们能够将持有的股票变成现金，并安安稳稳入睡，12.5%的所得税还是25%的所得税，究竟能有什么区别。

当我必须承担一种无法忍受的担忧和焦虑的负担时，生意对我而言已经没有任何兴趣了。我宁可少挣很多钱，如果这是少操心所必须付出的代价。我们去年10月已经彻底地讨论了一遍，并明确决定、一致决定我们要采取一个谨慎、保守的政策；在进行任何新投资之前，先将我们过去的投资变现。这一政策只得到了部分的执行，我们现在发现自己已经到了一种满仓股票、身无分文的境地。我告诉你，我完全不喜欢这种状况……你没有直截了当地说你反对清盘，但是我注意到你并没有这么做，而且你也不允许其他人这么做。

在这个极度繁荣的时代，很多公司建立了良好的声誉，但是当困难的时代来临时，它们是经不起严峻考验的。我反复地注意到，当公司很穷、时局艰难的时刻，反而可以最大限度地齐心协力；这也许是自我保护的法则在起作用；而有钱了之后，却会带来问题。在我看来，你我两人在我们都已经荣华富贵之时、在我认为前景极端值得怀疑之时，我们的目标却产生了分歧和冲突，这实在是糟糕透了。

我还有一件事要说；如果我在坚持清算的问题上犯了错误，那么这个奢侈的错误我承担得起。你，以及我所有的合伙人，都应该迁就我的意见。将股票变成现金，是我做生意的理念。我总是期望能够按照这些原则开展经营；我所有的合伙人都知道这一点，都知道这是我的理论、我的政策，并且，既然如此，除非他们愿意完全遵守这一广泛的、基本的政策，否则就不应该与我一起做生意。如你们所知，我倾向于和谐而非冲突；我希望感受到我的愿望得到了尊重，并能够得到执行，而不用诉诸更强烈、更不应该采取的方法。但我要很遗憾地说，在我看来，我说什么、做什么，如果我的要求是以礼貌、理性的语言来表达，都起不到任何效果。对我而言，这种情况是无法忍受的。我感到非常不快，特别是在这个时候我还要写这么长的一封信。这不是我第一次表达观点，也不是第二次、第三次，但我希望，这是最后一次。你和柯布是我最依赖的人，你们要保持警觉；这不仅仅是你们的权利，也是你们的责任，为了保护我们大家，来执行一项冷静、合理的政策，并且应当立刻行动起来。

这是一封令人惊叹的信件。美里尔指责林奇是这场致公司于险境的无所作为的主要幕后推手。但是，林奇已经逐渐撒手日常的经营管理，重心转向享受休闲的生活。他憎恨他的合伙人总是以资产负债状况相威逼，甚至指责美里尔是因为父亲去世而变得精神失常。林奇非但没有卷起袖子和美里尔并肩作战，反而离开纽约赴巴黎度了一个长假（1921年林奇在与百代公司谈判时在巴黎停留了一段时间，此后他就成为一个亲法派，并热衷于法国的文化）。两个合伙人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美里尔利用林奇不在时赋予他的代理权开始采取一系列的单方面行动。在经过了几个月的争执不休后，林奇最终妥协了，他从巴黎捎回话来：“我不认同你的观点，但是我不会不同意你的行动。如果你希望这么做，那么就卖掉我持有的所有股票吧。”在1929年的春季和夏季，美里尔继续减仓出售的行动。没有证据显示出林奇曾经对美里尔的审慎举措表示出一丝谢意，但是两年之后，美里尔在一封信件中提醒林奇：“我从没有因为你或其他合伙人没有百分之百地支持我的观点而给你们找茬。但是，事实就是，我不止一次地、反复地提出、建议清算持仓的股票，现在回过头来看当时的情况，在没有得到支持的情况下，居然有这么多的股票被变现为现金，这实在是令人感到惊讶。”尽管林奇并没有表示感激，许多其他听从了美里尔建议的商业伙伴和客户都公开表示并一直对他心怀感激，是他先人一步的洞察力使他们和公司从一场即将到来的熊市中脱身出来，而在接下来的3年里市场将下跌85%。

1929年股市崩盘时期，投资人因为血本无归而纵身从窗口或大桥上一跃而下的场景已经变成了美国民间口口相传的故事。事实上，从1929年10月29日黑色星期二，到1929年年底，大约10周的时间里，一共有8起此类的自杀事件记录在案，其中只有4起是由财务损失所引发。实话实说，纽约城当年秋天的自杀率要比之前的夏天还要低一些。

10月29日，华尔街以及全美国的经纪行都在疯狂地工作来执行卖出的命令，联络使用保证金账户进行交易的客户，接听客户询价的电话，但是当时股票报价机已经比实际价格慢了数个小时，因此电话上什么价格也询不到。当时，美里尔的做法是鼓舞人心的。我父亲回忆起那段永远不应该被忘却的时光时说道：“我们从身体上承受了可怕的压力，当时我们中的许多人连续48个小时在办公室工作，只能抽空在沙发或椅子上打个盹。在此期间，查理状态惊人；他也工作了同样长的时间，他保持了冷静和镇定，并表现出了领导的才能，鼓舞人心。他给了我们巨大的信心，以至于我们这些在美林的人从来没有像其他众多金融界的人士那样感觉到世界末日即将到来。”

林奇在黑色星期二当天也在现场，但是美里尔的秘书埃丝特·金称他没有发挥什么感召力。“负责保证金账户的员工疯狂地工作，提出一份又一份账户需要追加保证金（以及继续追加保证金）的客户名单，林奇和他们在一起，并不断地追问，‘琼斯欠我们多少钱？史密斯等人欠我们多少钱？’，他几乎要把员工逼疯了。终于，他们再也无法忍受他了，其中一名员工过来找我，询问他能否见一下美里尔先生。我把他带到了美里尔的办公室，他对美里尔说，如果不立刻把林奇从保证金账户办公室弄出去，所有负责保证金账户的员工就要辞职走人了。美里尔先生以一种非常冷静、沉着的语气让他回到办公室，几分钟后他就会过来拯救大家。接着，他确实这么做了。他对林奇先生说，‘出来一下，艾迪，我需要和你谈谈。’当他把林奇弄出来之后，美里尔便让他不要再回去了。”

下午5点，所有员工被要求留在办公室，帮助给无法通过电话联系上的客户发电报。埃丝特·金一直待到了凌晨2点半，当她第2天早上来到办公室的时候，美里尔也到了，他说他待到了早上7点，刚刚回了趟家冲了个澡，换了身衣服。“他还是那么镇静，笑眯眯的，让人感到精神为之一振。”她说道。美里尔对莉莲·伯顿说道，他对事件的发生感到非常沮丧，但是也感到了宽慰，因为这证明了他的理性。美林公司的合伙人和员工们继续夜以继日地工作，一直持续了几周时间。元旦当天，赫伯特·梅尔彻来到了办公室，看到美里尔还坐在桌边，便问道：“你怎么还没走？”查理开玩笑地答道：“我一晚上都没离开。”

在1930年年初，美林公司已经挺过了市场崩盘，而且显然状况要比绝大多数经纪行都好。公司仍然持有相当数量的由其帮助融资的公司的股票，例如西夫韦和麦克罗里，但是美林公司已经减持了足够多的股票，足以存活下来。“我们比其他人幸运得多，”我父亲说道，“因为一个非常简单的原因，即我们的两位高级合伙人在公司持有的现金余额高达2000万美元。因此，我们处于一个坚不可摧的地位，即使在市场恐慌时期，我们也有信心，知道公司不会受到真正的伤害。”

在大萧条期间，查理·美里尔专注于经营西夫韦连锁杂货店，并在连锁杂货店行业掀起了一场革命。日后，他又将经营连锁杂货店的技巧用于证券行业

[1] 即马萨诸塞州州议会的前身，当时的州议会还行使上诉庭的职能。——译者注

[2] Warren Commission，由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设立，负责调查美国前总统肯尼迪被刺事件。——译者注

[3] 《智者》（The Wise Men）是一本关于美国外交政策制定者的图书，讲述“二战”前后的6名美国外交政策制定者的生平，他们是迪安·艾奇逊（杜鲁门总统的国务卿），查尔斯·博伦（美国驻苏联、菲律宾、法国大使），阿弗雷尔·哈里曼（罗斯福总统特使），乔治·凯南（美国驻苏联、南斯拉夫大使），罗伯特·阿弗雷特（杜鲁门总统的国防部长）以及约翰·麦克洛伊。——译者注

[4] Big Red Scare，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受到欧洲无政府主义者和左翼政治的影响，美国的社会和政治局势日趋紧张，社会躁动以及暴力活动加剧，反左翼分子因此开始渲染对无政府主义者或极端左翼人士的危害，并在全社会范围内引起了一场对极左分子的恐慌，被称为“红色大恐慌”。——译者注

[5] Equitable Building，华尔街地标建筑，原公平人寿保险公司总部所在地。——译者注

[6] 便士（penny）与潘尼（Penney）的名字是谐音。——译者注

[7] Foot Locker，美国著名鞋品连锁零售商，总部位于纽约曼哈顿。——译者注

[8] 1美液夸脱= 0.946 353立方分米。

[9] 1平方英尺= 0.092 903平方米。

[10] 均为当时美国演艺界的名流人士。——译者注

[11] 阿兰布拉宫是一个位于西班牙南部格拉纳达摩尔王朝时期修建的古代清真寺-宫殿-城堡建筑群。——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