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cal EPUB Text
社会的不均
未知
社会的不均
沃尔克之后的美联储主席，虽然对货币政策的效用和把控炉火纯青，尤其是对货币政策作用于市场价格的操控了然于胸，但是他们的政治风骨，也就是美联储相对于美国政府的独立性，似乎大打折扣。格林斯潘在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游刃有余，他是美联储历史上任职时间第二长的主席，任期跨越了从里根到老布什，再到克林顿和小布什这几位美国总统。格林斯潘的人生高光点，不是他历次拯救市场，把市场从万劫不复的深渊边缘拯救回来，从而为他赢得了市场的膜拜和“大师”的称号，而是他在1996年提出的劳动生产率快速提高和劳工报酬增长的速度之间的关系，以及通胀压力的方向。格林斯潘认为，只要劳动生产率增长的速度快于劳工报酬增长的速度，那么通胀的压力就很难抬头。于是，美联储继续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通胀也没有成为很严重的问题。这个劳动生产率和通胀之间的关系的理论，在提出的时候市场和学界都是持反对意见的。然而，格林斯潘力排众议，最终证明了这个理论观察的正确性。这为当时美联储货币政策的选择，提供了扎实的理论基础。
当然，我们并不知道，格林斯潘提出这个劳动生产率的理论是否只是为了当时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寻找理论基础，是不是先有了目标结论再去寻找可以证明结论的论据。但无论如何，在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和1998年俄罗斯的历史性债务违约导致当时最大和最显赫的对冲基金之一——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倒闭之后，美联储宽松的货币政策使市场避免了又一次的灭顶之灾。尽管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猎杀”了亚洲当时的后起之秀“亚洲四小虎”，然而在格林斯潘领导的美联储的呵护之下，美国经济持续繁荣，纳斯达克指数的泡沫越吹越大，一直到2000年3月。
格林斯潘早年在纽约最好的艺术学院茱莉亚学院学习管弦乐器。虽然后来他选择了不同的职业生涯，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内向的个性让他在各种政治场合里都显得格格不入。然而，正是这样一个害羞腼腆的音乐家，却在复杂的美国政坛上表现出超人的政治智慧。否则，我们如何解释他成功游走于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近20年？格林斯潘的政治情商，从他与市场沟通的方式上就可以看得一清二楚。比如，他与市场沟通货币政策的时候，措辞总是模棱两可的，不同的人可以听出不同的含义，可以有不同的解释。在格林斯潘退休之后，他的传记书作者问他给出这样模糊的措辞是不是有意为之，格林斯潘很坦白地说：“那当然。否则我怎么能保持央行的政治独立性，还要让大家都满意呢？”格林斯潘的沟通如此含混不清，以至市场当年不得不从这位大师言谈举止中的蛛丝马迹来解读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当年，一个被市场广泛接受的解读就是，当格林斯潘拿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公文包进入会场的时候，他一定是随身带着很多文件，所以一定是有很重要的政策要宣布。后来，在格林斯潘退休之后，有人问他当年市场的这个解读是否正确时，格林斯潘笑着说：“其实那得看我太太那天有没有给我打包午饭。”当被进一步追问是否带了午饭就表示工作很繁忙，意味着将要宣布的政策很重要时，格林斯潘笑而不语。
央行明显的货币宽松倾向从格林斯潘就任时就正式开始了，并且一发不可收。美联储坚持的理性预期理论和市场投机理论在市场泡沫破灭后的政策选择都是一致的，也就是要大幅放宽货币政策，帮助市场尽快修复，重新回到上行的趋势。然而，美联储在泡沫产生之前对于资产泡沫的绥靖政策，不仅使泡沫破灭后需要进行的宽松货币政策的力度越来越大，还使经济离最优的均衡点越来越远，在次优的均衡点上则越陷越深。在这个次优的均衡点上，社会资源并没有被充分分配和利用，从而直接导致了消费不足和社会贫富悬殊的现象，并且这种现象不断加剧。
如前所述，央行的货币政策并不能改变企业家对于实业投资回报的预期，这个预期是由实体经济里的投资机会决定的。央行的货币政策可以做到的，只是要不断降低投资回报的门槛，让很多之前在利率更高的情形下无法投资的低质量的项目可以获得投资，比如美国的页岩气行业。同时，不断下降的市场利率也让很多市场里本应该破产的“僵尸企业”得以苟延残喘，比如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中暴露出来的一系列不得不动用美联储借款便利的企业。投资于低效甚至是无效的项目，只能维持整个实体经济的规模以资金成本增加的速度扩张，并不能提高生产效率，社会也无法进步。众所周知，当一个企业的投资回报等于其资金成本的时候，企业账面价值的变化就等于投入的资金。投入一块钱，企业账面价值就增加一块钱，而并非多于一块钱。这种增长是用钱买回来的，对于整个社会经济的增长来说，也是如此。利率的确可以降到零以下，但这时社会整体的生产力水平并没有得到提高，而投资和储蓄的奖惩机制却被扭曲。社会顶层由于资源丰富，可以尽情地享受低利率的优势来积累财富，不断地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所以社会越来越分裂。同时，由于社会顶层的消费倾向低于社会中层和底层，也就是说，社会顶层人群的消费相对于他们的收入的占比，比社会中层和底层的人群要小得多。这个现象进一步加剧了有效消费不足的产生。
想象一下，一个实体经济里，90%的底层人群与10%的顶层人群平均分配国民收入——90%的底层人群获得50%的国民收入，同时10%的顶层人群也获得50%的国民收入。这就是美国社会的现状。许多其他国家社会贫富悬殊的现象虽然没有那么严重，但是也和美国类似。对于社会里90%的底层人群来说，收入的增长持续落后于他们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在这样的经济体里，供给一定是经常过剩的。这是因为缓慢的收入增长无法刺激需求，同时快速提高的劳动生产率则使供给不断增加。最终，市场商品价格将会下跌。因此，严重并日益恶化的收入不均是全球经济在复苏了近10年之后仍然受到通缩威胁的最主要原因，也是不断实施宽松货币政策的恶果。
2014年以来，工人工资的增长速度似乎开始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通胀压力也在静静爬升。然而，收入不均的恶化抑制了通胀上升的速度，这让央行官员有更多的余地去做量化宽松试验。这样温和的通货膨胀以及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意味着财富集中的程度比收入更甚，使资本市场更容易出现泡沫，而经济、市场对于利率的微小变动也更脆弱。美国的收入不均已经接近两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之前的水平。如果以史为鉴，社会巨变似乎将至。历史上，在这些灾难性的事件发生之前，收入不均的现象都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并保持着相对稳定的状态。如果没有主动的社会体系改革，收入不均就将在未来一段时间里维持现状。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无情地揭露了美国社会贫富差距过大的现状，美国还掀起了“Black Lives Matter”（黑人的命也是命）的社会运动。
能够让美联储有不断实施宽松货币政策的空间，除了不断下行的弱通胀，甚至通缩的压力，还有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特殊地位。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地位让建立在美元债务基础上的货币宽松形成了闭环。理论上，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是可以无限扩大的。因此，美国的负债不同于新兴市场的许多国家，是本币美元负债，而非外币负债。只要美元保持储备货币地位，美国的负债能力在理论上就是无限的。这个与许多西方观察家看到中国2009年之后负债的急剧飙升而唱空中国，最终却失败的原因是一样的——中国大部分的负债也是本币负债。只要中国人民银行拥有印发人民币的权力，那么中国的负债能力在理论上也是接近无限的，更遑论中国这么多年以来积累的巨额储蓄了。与日本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状况类似，中国有着丰厚的储蓄和印发本币的能力。
当然，负债也不是毫无成本的。负债不断上升，即使利率不断下降，利息的负担也在不断上升，还有到期的本金。维持负债规模，不让其崩塌，主要是通过增加税收，以及货币贬值和通胀实现的。显然，增加税收虽然是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但它也是最不受欢迎的政策，尤其是对富人征税，这样的政策一定会遭到选民的一致反对。如果当不上总统，即便有增加税收的豪情壮志，也是枉然。所以逻辑上只剩下另一个选择，就是货币贬值和通胀。通胀可以让未来等值的债务的实际负担悄悄减少。因此，一直以来，通过通胀来减轻债务负担都是一剂良方。由于部分美债的持有人是外国主体，美元贬值意味着这些主体手上持有的美债的价值相较于之前有所减少，所以美国政府的债务负担也就由此减轻了。
这个政策选择，只是一种两害相较取其轻的做法，也必将损害美元信用。自从20世纪70年代脱离了金本位制，美元的购买力已经下降超过90%，美元信用其实受到了极大的破坏。欧元的崛起和人民币未来的国际化，都是美元信用下降的折射。从美元自身的周期来看，美元已经开始进入一个走弱的周期，美元开始贬值的趋势随着美联储无底线的印钱越发明显。在2020年4月CNBC（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的一次专访中，现任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详细讨论了美联储的货币政策选择。主持人问鲍威尔如何实施他的宽松货币政策，鲍威尔说：“其实我们就是在印钱。理论上，美联储可以无限印钱，并发放到美国人的手里。”这个回答与之前格林斯潘对于宽松货币政策的回答相比，已经再没有任何的掩饰。甚至在伯南克时期和耶伦时期，为了稳定市场波动，帮助经济增长，他们还用了“量化宽松”这种技术名词来做掩护，隐瞒美联储真实的货币政策动机。到了鲍威尔时期，美联储已经觉得没有任何掩饰的必要了。或者鲍威尔切身地感受到来自特朗普总统和其他政客的政治压力，美联储完全失去了政策独立性。
格林斯潘在任的时候，市场问他的货币政策是如何构思形成的，他回答说：“有的时候是早上上班前泡在浴缸里想出来的。”这是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构思政策的方法。曾经，阿基米德泡在浴缸里想出了浮力定律，格林斯潘也很应景地泡在浴缸里想出了如何“放水救市”的政策。格林斯潘在学术和市场方面的成就毋庸置疑。然而，由于以美联储为代表的央行官员偏好宽松货币政策，经济周期的起伏愈演愈烈，市场泡沫越发严重，社会分裂越发悬殊，美元的国际地位没落也逐步揭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