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而不倒

迪克·富尔德激动地嚷道：“这是谁说出去的？”他怒不可遏，暴跳如雷。

6月4日，星期三，雷曼召集高层经理人召开执行委员会会议。大家坐在那里忐忑不安，整个会议室鸦雀无声。

富尔德手里拿着一份当天的《华尔街日报》，指着C1版面气急败坏地说：“这是我职业生涯里面临的最严重背叛。”这份报纸的新闻大标题上赫然写着“雷曼正在寻求海外资金”，还附着一则该死的小标题：“由于股票大跌，为寻求新的资金来源，雷曼可能向韩国求助。”

一切都前功尽弃了。上个月富尔德为抗击谣言、彰显公司实力所做的种种掩饰现在都被这条早间新闻给彻底毁了。他意识到自己一直以来的努力即将付诸东流。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富尔德虽然偶尔对记者苏珊·克雷格提起过那份会议记录，但是关于这个计划，他肯定没有透露过半点风声。但克雷格的文章简明犀利，正中要害，显然她知道雷曼正在和韩国的国有政策性银行——韩国发展银行洽谈，也清楚雷曼在首尔的首席执行官赵建镐（Kunho Cho）正在负责一笔很大的国际交易。可以肯定那天早上参加会议的人中有人泄露了消息，不然她不可能知道这么多内幕。

与此同时，戴维·爱因霍恩反对雷曼的活动也进行得如火如荼。在他五月份的演讲结束之后，雷曼的股价已经下跌了22.6%。谁都清楚，这是公司面临的又一场公关灾难。虽然富尔德知道银行家们偶尔会对一些客户泄漏机密，但这次不一样，他为之奋斗一生的公司正面临着生死存亡的考验，属下的背叛让他怒火中烧。

就在一天前，因为有传言称雷曼出现了严重的流动性问题，正打算通过美联储的贴现窗口融资，雷曼的股价受到严重打击，下跌了15%。然而该传言并非事实。

前两周，富尔德每天都忙于回应不同的传言，因为爱因霍恩的评论使人们深信雷曼已经出现了严重问题。在富尔德看来，这正是爱因霍恩想要达到的目的。富尔德的首席行政总监斯科特·福莱德汉姆（Scott Freidheim）和这个城市一半以上的公关部门都联系密切，他正全力准备反击爱因霍恩和市场上的卖空行为。福莱德汉姆问乔尔·弗兰克（Joele Frank）和史蒂文·富兰克尔（Steven Frankel）这两位危机应对专家：“他的市场号召力居然直逼我们公司，这家伙是怎么做到的？”另外，他还向公关部的经理史蒂文·利平（Steven Lipin）表示：“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无法阻止所有散播谣言的人。”在此期间，在福莱德汉姆的领导下，雷曼确定了一个应对媒体的清晰框架，他们再也不敢摇摆不定了，因为根本没人输得起。

尽管是一则真实的内幕消息，但富尔德认为克雷格的新闻报道已经越界了。他非常气愤，觉得克雷格和爱因霍恩一样，是在故意破坏他们公司的形象。这篇文章使雷曼看起来像是一个由高中生组成的小团伙、一个流言制造工厂。更让富尔德不能接受的是，自己还一直把克雷格当做是一位值得信任的记者。就在上周，克雷格甚至提出要出席管理部门会议的请求，当时富尔德觉得这个想法很可笑，但还是礼貌地回道：“我很乐意帮你，但这恐怕不行。”

当天下午，克雷格给富尔德打电话想继续做些报道，却被他毫不留情地痛骂了一顿。“你不要摆出一副非要负责任的姿态，你和其他记者没什么两样！会议上不会有你的位置！”富尔德喊道，然后用力挂断了电话。随后他甚至颁布了一条即时生效的新规定：公司的任何人，即便是公关部的人员，都不许再和《华尔街日报》的人打交道。

富尔德下达这项命令的时候，雷曼的公关部主管安德鲁·高尔斯（Andrew Gowers）就站在他的身边。他对福莱德汉姆抱怨说：“我不明白，为了遵守这个规则而把国内最大的金融报纸打入冷宫，那我们的公关工作还怎么进行呢，”

“我也不知道，”福莱德汉姆耸了耸肩回答说，“那是迪克和报纸之间的事。”

斯科特·福莱德汉姆知道是谁泄露了消息，或者说他已经有了怀疑的对象。

42岁的福莱德汉姆是富尔德核心集团中最年轻的成员。他是奇基塔公司（Chiquita）前任首席执行官的儿子，也是富尔德最理想的侦查人员：绝对忠诚可靠，并且具备杀手般敏锐的直觉。作为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与其说他是一位银行家，还不如说他是一位收入不菲的战略家。对富尔德的敌人来说，他是董事长的心腹、当权人的捍卫者，保护富尔德免受丑陋现实的影响的人。福莱德汉姆曾是约瑟夫·格雷戈里麾下的行政官，他在格林尼治郡拥有一所大房子和一支运转不息的车队，最近又从一个朋友、基金巨头埃迪·兰珀特（Eddie Lampert）手中买了一辆配有因特网的黑色通用版皮卡车，每天开着他的“移动办公室”环游曼哈顿岛。

和富尔德开会讨论完报纸事件之后，福莱德汉姆决定为老板找出泄密者。其实在前一天晚上，在与克雷格及雷曼的代言人凯莉·科恩（Kerrie Cohen）在电话里闲谈一通之后，福莱德汉姆就感觉有些地方不大对劲，但暂时还没有摸清头绪。

第二天一大早，平时很少登门拜访的埃琳·卡伦来到了福莱德汉姆的办公室，单刀直入地询问事情的进展：“你认为这有助于抬高公司的股价吗？”

这一问，福莱德汉姆立刻就明白了，原来是卡伦泄露的消息。近几年，雷曼内部管理层的人员调动越来越频繁，但福莱德汉姆一直认为卡伦不适合担任首席财务官的职务，而且他越来越讨厌她那副洋洋自得的样子，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像表演真人秀一样。虽然卡伦改善了雷曼三月份的收益状况，但考虑到她现在的背叛行为，福莱德汉姆完全可以质疑当初格雷戈里让她任职的决定了。爱因霍恩演讲的前一天，卡伦没经任何请示便与他进行了会面，这让他感到难以置信，更是为此恼怒了一个星期。早在4月份的时候，福莱德汉姆就因克雷格在另外一则新闻报道中把卡伦称做“直率敢言的雷曼爆料人”而勃然大怒，因为这让雷曼的人看起来就像是一群靠不住的骗子。另外，卡伦行事毫无原则可言，她的桌子上摆着一架私人飞机模型，还有为接受采访而准备的购物明细单。最让人看不惯的是，她竟然把《康泰纳仕投资组合》（Conde Nast Portfolio）杂志刊登的一张她的照片挂在办公室墙上。这份矫情的杂志封其为“华尔街最具影响力的女性”，拍摄的是她走下豪华轿车的场景。最后还是格雷戈里让她把照片摘了下来。

福莱德汉姆立即准备开战，他叫来保安人员，下令对电话记录进行调查，很快就发现了所需要的证据。前天，卡伦的确和克雷格通过电话。虽然还不能确定她是否向克雷格泄露了韩国筹资计划，但这些足够让福莱德汉姆向富尔德告发卡伦了。

福莱德汉姆走进富尔德办公室的时候，格雷戈里也在那里，于是他把调查的发现向他俩汇报，最后还表示要亲自调查卡伦，并补充说：“我们不会排除解雇她的可能性。”

卡伦的上司格雷戈里对此提出了异议。他认为目前不应该解雇包括卡伦在内的任何人，甚至不应该去打扰她。他坚称“她的工作做得很好”。富尔德也点头表示认同，他不想承受失去首席财务官的打击，至少不是在现在这样的时候，即便卡伦真的把内部消息泄露给了记者。

在富尔德心目中，韩国之旅是他们扭转局势的背水一战。因为没有接过一单生意，雷曼在首尔的银行业务实际上形同虚设，甚至从未引起过富尔德的注意。办公室的每个人都反复提醒过他，首尔业务的人事安排存在很大问题，其实所有争议都围绕两个人展开：赵建镐，一位拥有良好社会关系的银行家，举止文雅，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敲定过一桩生意；另一位是闵裕圣（Min Euoo Sung），以前负责雷曼在韩国的银行业务，后来离开公司并成功当选了声名显赫的韩国发展银行首席执行官。富尔德一直很欣赏闵裕圣，多年以前，当他还在友利金融集团（Woori Financial Group）任职的时候，就曾帮助雷曼以低廉的价格收购了总值84亿美元的不良贷款组合。但是，雷曼的部分同事和许多韩国发展银行员工却对闵裕圣担任首席执行官感到非常不可思议。他们觉得他根本不够资格，但也只能接受这个现实。

然而，闵裕圣的实力其实是被低估了，他一直拥有远大的抱负。在与新同事共同进餐的时候，他高歌了一曲“乞力马扎罗之豹”，歌声流露出他成为金融巨头的渴望。雷曼的现状为他实现目标提供了难得的机会。正式开始工作之前，闵裕圣找来朋友赵建镐共同商量对策。赵建镐带来了温文尔雅的杰斯·博泰（Jesse Bhattal），他是雷曼的亚太区总裁，工作地点设在东京。经过一番讨论后，他们下定决心做这笔交易。

除了改变现状，富尔德已经没有任何选择。6月9日，还有不到一个星期，公司就要宣布第一季度的惊人亏损了，28亿美元！这会是继美国运通公司剥离之后最可怕的消息。最近三天，股票已经下跌了18%，一旦消息公布，后果将不堪设想。富尔德正想尽一切办法来筹集资金。他还一直催老朋友、前任美国国际集团主席汉克·格林伯格（Hank Greenberg）给公司注资，同时也在争取通用电气的投资，但事实上他对这些都不敢抱太大希望。

但这一次，富尔德坚信可以和韩国达成一个具有建设性的共识，因为在考察团飞往亚洲前的星期一，雷曼的首席策略官戴维·戈德法布（David Goldfarb）点燃了老板的希望。

“韩国的情况看起来比较乐观，”戈德法布在邮件中写道，他同时也给格雷戈里发送了一封相同的邮件，“他们的确打算重组金融业并开放金融服务，并希望通过重大重组来打开局面，所以可能会对我们感兴趣。不过我个人更倾向于汉克·格林伯格或者通用电气的解决方案，如果那两条路都行不通，我们至少可以把这个作为战略基础。”

“鉴于赵建镐和闵裕圣之间的关系，这个办法可行性比较高。如果真能筹集到50亿美元，我就马上大摇大摆地进入市场，花20亿回购大量股票（狠狠地打击一下爱因霍恩）。但对杰斯和赵建镐来说，还有很多前期工作需要完成。可以看出韩国方面对这件事十分认真，渴望大刀阔斧地干一场。当然对他们来说，这可能是一个将使他们在快速发展的亚洲经济体中脱颖而出的不错时机。但同时我们也知道，以前类似的事情经常是没有下文的。所以这件事颇具挑战性。”

6月1日，雷曼的一小队银行家抵达了新泽西泰特波罗（Teterboro）机场，准备乘坐公司的公务机飞往韩国。这一行人员包括：海外高级人才、雷曼首席法律顾问汤姆·拉索，他没有什么谈生意的经验，但作为富尔德的亲信，可以充当可靠的耳目；雷曼全球并购业务负责人，杰出的银行家马克·沙菲尔（Mark Shafir）（他还是罗伯特·沙菲尔的兄弟，格雷戈里曾非常粗暴地强迫罗伯特辞职）；才能卓越的并购专家布拉德·怀特曼（Brad Whitman），他在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都致力于将国内众多的传媒公司合并成为少数几个强大的巨头。此外，还有公司全球财务负责人拉里·维森尼克（Larry Wieseneck）和美国沙利文-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杰伊·克来顿（Jay Clayton）。他们都将在韩国与赵建镐和杰斯·博泰会面。

算上在安克雷奇（Anchorage）加油的时间，整个行程花费了19个小时，雷曼的代表们个个筋疲力尽，一下飞机便打车来到位于首尔郊区的新罗酒店（Shilla hotel）休息。这家酒店很别致，大厅看起来就像是宇宙飞船，里面还有一间酒吧。

在首尔的第一次会面中，只有几位韩国发展银行和韩亚金融集团（Hana Financial）的低级别雇员参加，但也谈到了投资的话题。不过，沙菲尔和怀特曼基本断定谈不成任何交易，因为韩国公司既没有带律师，也没有聘请美国顾问。此外，这时的闵裕圣还未正式担任韩国发展银行的首席行政官，甚至连参会资格都没有。

第一次会议结束后，维森尼克大喊“全是废话”，整个会议除了做介绍之外毫无意义。这些雷曼代表团的人在谈话的过程中甚至都搞不清楚到底在和谁讲话。比如，当时拉索正兴高采烈地和一个人进行探讨，结果发现他只是一个外部会计。在酒吧的第一个晚上，沙菲尔就向美国同事抱怨说：“靠赵建镐解决问题真是所托非人，那些被派来的家伙，即使和他们谈上一年也谈不出个结果。”

雷曼打算把股价定在40美元一股，但当天收盘时股价便已跌至30美元。没有哪个傻瓜会愿意支付33%的贴水，即便是迫切希望达成这笔交易的韩国人。希望变得越来越渺茫了。

会议没有安排会餐，银行家们一直饿着肚子开会。等到了宾馆，他们却发现这里的饮食实在太差了，金枪鱼是菜单上唯一的美食，这些日子他们几乎每天都点这道菜。

但无论是恶劣的住宿环境，还是韩国人古怪的言行，这些都没有打消拉索的积极性：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他们一定会接下这宗买卖的，并且会多付100亿美元，他们会通过调整资产负债表来获得足额贷款，”他对同事们说，赵建镐和杰斯·博泰也表示赞同拉索的观点。沙菲尔却提出不同意见：“他们绝不会这么做的！”

在给纽约的富尔德打电话时，他们都围坐在宾馆卧室的电话旁，主要是由拉索进行汇报。他满心欢喜地表示：“迪克，我感觉希望很大，我们有七成的把握和那些家伙达成交易。”

富尔德听到这个消息非常激动，但这种情绪很快就消失了。6月5日那天，这队人马空手而归，甚至连一笔小订单都没有谈成。很显然，雷曼股票不断下挫，致使韩国人不敢与其合作，不过也有可能是因为其资金不足。这让执着的拉索也丧失了信心，他对富尔德说：“我们不可能再和那些家伙谈什么生意了。”

听到这些后，富尔德沉默了片刻，随即又陷入了深深的沮丧。他在大厅里冲着公司常务董事史蒂文·贝肯菲尔德（Steven L.Berkenfeld）大声问道：“你是不是说过，你根本不信任韩国人？”

“我应该没这么说过吧。”贝肯菲尔德回答说。

“是你说的，”富尔德说，“看来你是对的。”

虽然事已至此，但与韩国方面的谈判不可能就这样悄无声息地结束了。几天后，闵裕圣给富尔德打电话，表示他还想再争取一下。富尔德指出，除非对方能派出真正的谈判者，否则一切免谈。随后富尔德给约瑟夫·佩雷拉（Joseph Perella）打电话，因为他在并购方面成绩斐然，他最近刚创立了佩雷拉·温伯格合伙公司（Perella Weingerg Partners）。

“听着，我有些事情想让你去处理，”富尔德对佩雷拉说，“一会儿你会接到闵裕圣的电话。你认识他么？就是原来在我手下做事的那个韩国人。”

富尔德详细阐述了进行这笔交易所需要的准备工作：“目前的收盘价是25美元，账面价值为32美元。我们需要一定的溢价，所以准备把报价定在35到40美元之间。”

佩雷拉对这个定价不太赞同，随后便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同事加里·巴兰奇克（Gary Barancik）。他认为韩国发展银行是一家国有机构，通常自视为地区霸主，但它从未涉足高风险的国际交易。他对巴兰奇克说：“这就好比让长岛的公共能源机构购买俄罗斯的油气资源。”

虽然如此，他们还是承诺会全力以赴。

为了管理雷曼的投资银行业务，48岁的得克萨斯人麦克吉每周都得从休斯顿来纽约一趟。每周日晚上7点30分，他都会乘坐奈特捷公司（NetJets）的私人长途客机飞往纽约，费用则由公司报销。他大概是午夜抵达纽约，然后乘车前往上西区的临时寓所。周四晚上，他再乘坐大陆航空的头等舱飞回休斯顿。

麦克吉是一位古板、守旧、精力充沛又极具野心的银行家。他曾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并获得法学学位，已经在雷曼工作了二十余载。他原来只是个不入流的银行家，在升任投资银行部负责人并加入富尔德闻名遐迩的执行委员会后，他才开始拥有一定的地位。

一段时间以来，麦克吉和他的团队对公司的管理方式存有很深的疑虑。他的部门为客户提供公司并购和股票发行方面的咨询服务，2007年该部门赚了39亿美元，堪称最辉煌的一年。但同时公司在“房子”问题上却让人担忧，顾名思义，即公司在房地产资产方面的投资状况不佳，连累了作为分红主要来源的公司股票大幅下跌。更糟糕的是，各种有关雷曼运营状况的谣言和头条报道接连不断，人们自然不敢聘用他的团队。这些正逐步影响到他们签约新客户的能力，一些客户甚至要求在合同书中指明一位“负责人”，以保证雷曼被卖掉或破产的时候，这位受托的银行家可以继续为他们服务。

一个月前，富尔德让麦克吉在31层管理部门的监督下负责为公司筹集资本。不过在麦克吉眼里，该部门做事并不专业。借此机会，麦克吉向富尔德表达了自己的不满：“投资银行部门就是靠这个吃饭的，这安排太离谱了，如果你不信任投资银行部门，我干脆辞职算了。”富尔德妥协了，把麦克吉的“得力干将”沙菲尔和怀特曼也列入了韩国一行的名单。

那次谈话之后，公司的状况越来越糟糕。所有人都清楚，下季度的损失一旦公布，公司处境将进一步恶化。高层的不满情绪日益加剧，现在针对的已不仅仅是埃琳·卡伦一个人，这些银行家认为卡伦的问题仅仅是个开始。

现在他们终于找出了给雷曼制造麻烦的罪魁祸首。这个人就是富尔德最亲近的助理乔·格雷戈里，他进行了房地产方面的风险投资并不停地调整岗位负责人，以至于这些人还没做好准备就已经上任。麦克吉和格雷戈里一直相处得不好，讨论问题时往往各执己见。最近几个月，格雷戈里一直在想办法排挤麦克吉，他故意冷落他并将其派往休斯顿负责新产品的销售。

在公布收益报告前的那个周日，也就是6月8日，所有人都在31层核查数据。身穿高尔夫T恤和卡其裤的麦克吉溜进富尔德的办公室，向他汇报了投资银行业务的收益和计划。在汇报结束并准备离开的时候，麦克吉说：

“等我们处理完这些事情，有必要好好谈谈。”

富尔德问：“谈什么？”

“高级管理人员的更换问题。”麦克吉直言不讳地回答。

“你说什么？”富尔德的注意力从那堆数据上转移了过来。

“好吧，不如我们现在就来谈谈这个话题吧。”麦克吉说完便起身把门关上，格雷戈里的办公室离这里只有几步之遥。

再次坐下的时候，他清楚地向富尔德表达了自己的意思：“你应该让乔离开。”

富尔德惊呆了。“让乔·格雷戈里离职？”他提高了音调问道，“他和我合作了25年，这可不公平，如果真这么做了，那么照镜子的时候我都会觉得羞愧。”

“不管是否公平，你都要对乔做出处理，”麦克吉回答道。“你的首席运营官根本没有尽职尽责。他很自负，时常玩忽职守，总是做出一些惊人之举，却根本不管背后的风险。”

富尔德提醒麦克吉，他只是执行委员会的一员，如此重大的决定应该与其他所有成员共同做出。富尔德说：“整个执行委员会就是一个风险委员会。”

意识到他并没有理解自己的意思，麦克吉认真地说：“你是一个了不起的领导，但将来大家评价你的时候，会指出你的致命弱点，那就是盲目宠信那些无能而只会趋炎附势的人。”

对于麦克吉最后说的那句话，富尔德基本没听，因为他一直在为格雷戈里考虑。“我不会那么做的。”他最后说道，然后就结束了这次谈话。

麦克吉离开了办公室，这下他终于明白了，格雷戈里的职位要比他稳固得多。

麦克吉离开以后，富尔德坐在办公室里，呆若木鸡。他无法想象没有格雷戈里的公司会变成什么样子。但现在不管做什么都已经于事无补了，他隐约感到自己一手创建的帝国正在土崩瓦解。

在雷曼旗下的纽伯格巴曼资产管理公司（Neuberger Berman），执行官正在公开策动反叛，想方设法从总部的混乱中脱身。该公司在2003年被雷曼收购，从没制造过什么麻烦，赶上好年景还能为公司创造盈利。但当雷曼的股票大幅下跌的时候，公司的员工开始惶恐不安。他们早已习惯从管理富人资产的业务中获得稳定收入，但现在他们的利益却受到了威胁，因为他们绝大部分的奖金都是通过股票支付的。

一周之前的6月3日，管理着纽伯格公司价值150亿美元基金的朱迪思·韦尔（Judith Vale）给雷曼执行委员会的每位成员（除了富尔德）发送了一封邮件，建议雷曼高级管理人员放弃奖金，从而为将来纽伯格的独立做准备。

纽伯格公司员工的士气降低到了冰点，这主要是因为雷曼股票占据了我们报酬的绝大部分，而我们对此已经无能为力了。

正如大多数人所认为的那样，雷曼的主要问题在于内部结构，而不是外部经济周期这么简单。相比被雷曼收购之前，纽伯格公司（位于纽约第三大街605号）的经营在很大程度上是未曾改变的。这是一种依靠人力资源的业务，其有效的运转依赖于核心工作人员的努力。不能因为其他部门犯了管理上的错误而降低核心员工的红利。

雷曼投资管理部经理乔治·沃克（George H.WalkerⅣ）是总统布什的表兄，他试图缓和韦尔的指责。

沃克给每位收到韦尔信函的人发了封邮件：

对不起，同事们。

她提出的薪水问题……是特例，仅牵扯到纽伯格公司的极少数员工，不值得浪费执行委员会的时间。为此我深感不安，在此向大家表示抱歉。

这封邮件被转发给了富尔德，他回复说：

不用担心，他们只是一些仅关心自身利益的人。

可是，这家公司还有忠诚的人吗？

虽然乔·格雷戈里的头衔还是首席运营官，但在许多雷曼高管看来，他早已有名无实。几乎没人会像他那样炫耀财富。购买直升机只是序幕，他和妻子尼基花1900万美元购买了布里奇（Bridgehampton）的一栋豪宅，虽然购买时就已经装修好了，但他们仍然请设计师全部重新装修了一遍。他自己开着宾利，还鼓励妻子乘私人飞机前往洛杉矶购物。尽管这种奢侈的生活方式每年的花费估计超过1500万美元，他仍然把大部分身家财产投在了雷曼的股票上。2008年1月，为了获取现金，他通过保证金账户抵押了75.1万股雷曼股票，根据当时的市场行情，他大约获得4000万美元的贷款。

但令雷曼内部人员反感的并不是格雷戈里的消费习惯。他的确很有钱，而且喜欢挥霍的显然也不止他一个。让人不满的是他对工作的不负责任，就算在全盛时期，格雷戈里也从未凭能力揽来过一桩大生意。他的工作就是做富尔德坚定的心腹，只要做好了这一点，他便可以肆无忌惮。他喜欢充当公司内部的哲学家，倡导工作场所的多样化，他极度热爱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Malcolm Gladwell）的畅销书《决断2秒间》（Blink）。他把这本书送给了许多人，甚至还请作者为员工做演讲，让他们在决策面临困难时相信直觉。在这个以数据分析为基础的行业，格雷戈里的做法简直是乱来。

他还一直倡导使用迈尔斯-布里格斯类型指标（Myers-Briggs Type Indicator）进行心理测试，该方法根据荣格的心理学原理把人分为16大类。（一个典型的提问是，“你喜欢思考外部世界还是自己的内心世界？”）格雷戈里根据测试结果来安排人事。他认为一直以来员工的专业素养被过于看重，而事实上头脑比经验更为重要，一个人只要聪明或有天赋，就完全可以胜任所有职位。因此他经常随意调整员工岗位，不把员工的职业发展当回事。

到目前为止，他所做的最大的调整就是任命埃琳·卡伦担任首席财务官。他和卡伦在办公室里几乎形影不离，虽然未被证实，但许多人认为他们之间存在暧昧关系。因为卡伦刚和丈夫、雷曼前任副总裁迈克尔·汤普森（Michael Thompson）离婚，就被格雷戈里提拔为首席财务官。

格雷戈里喜欢指导卡伦这类年轻的高级经理，同时也很清楚自己在富尔德权利层次中的角色：一旦要与员工进行困难的谈话，格雷戈里就会认为处理好这些是他的责任。在这一点上，富尔德则截然相反，尽管他表面看起来像硬汉，内心却有脆弱的一面。富尔德感情丰富，面对困难抉择时常常优柔寡断，尤其是涉及人事安排的时候。相反，格雷戈里更加善于社交，作为领导，他经常激励下属，并为公司设立崇高的目标。他对慈善事业非常慷慨，尤其是与乳腺癌相关的项目，因为尼基曾经患过这个病。同时，他曾花一整年的时间为雷曼和历史悠久的亚特兰大斯贝曼学院建立了一个合作项目，这在华尔街是很罕见的。

但是，一旦到了考量员工忠诚度的时候，格雷戈里就会变得冷酷无情，容易做出过激的决定。2006年夏天，富尔德在爱达荷州太阳谷的度假屋里为雷曼的高级执行官主持退休仪式。全球股本投资业务负责人亚历克斯·柯克（Alex Kirk）曾批评过格雷戈里是个不忠的麻烦制造者，柯克本应该在此次仪式上发言，但由于生病而不能到场，后来病情有所好转，他便通过视频广播参与这次仪式。当看到视频里的柯克精神十足时，格雷戈里气极了，他认为柯克根本没有生病，不出席这个仪式是对富尔德的侮辱。“我要解雇他。”他大声喊道。这时，柯克在雷曼的盟友不得不向公司股权业务负责人巴特·麦克达德求助。在巴特的劝说下，格雷戈里才最终冷静了下来。

马克·沃尔什（Mark Walsh）是雷曼负责不动产操作的交易员，是个不善交际的工作狂。但在富尔德和格雷戈里的下属中，数他成就最大。沃尔什是爱尔兰裔美国人，出生于纽约扬克斯，自20世纪90年代从信托公司购买商业抵押品开始，他就小有名气，当时这家公司是由联邦政府为解决储蓄危机而建立的。作为一名训练有素的律师，沃尔什似乎对风险产生了免疫力，这一点给富尔德和格雷戈里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大胆启用沃尔什并赋予他极大的自由，这使得他的交易速度远远快于其他竞争者。仅用了四周，他就帮开发商阿拜·罗森（Aby Rosen）完成了购买西格拉姆大厦的交易，该交易价值3.75亿美元。之后，沃尔什就经常向朋友吹嘘自己是如何迅速做成交易的。

每次成功都会激发对更高成就的追求，进而带来更大的生意，比如雷曼和地产公司加州阳光的合作就是这种情况。当时的地产投机者主要在洛杉矶城外购买地产，而加州阳光公司获准在那里进行住宅开发，然后把特许权转让给开发商。雷曼在这种看起来稳操胜算的交易上投入了20亿美元。沃尔什在操作资产和负债时几乎不受任何限制。通过该项特权，他将雷曼扯进一个押了全注却没有对冲保护的赌局。这个赌局就是REIT（房地产投资信托），在没问题的时候可以大赚一笔，可一旦局势不对，就将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

10月份，沃尔什达成了一笔震惊整个市场的大交易，雷曼和美国银行以171亿美元债务融资加上46亿美元过桥股权融资的价格收购了阿奇斯登-史密斯信托公司（Archstone-Smith Trust），一家全国性的公寓楼物业及高端房产投资运营商。虽然该公司资产质量很好，但由于对租金上涨前景的过高估计，收购价格定得太高。这项交易很快就开始出现问题，尤其是在信贷市场收紧的时候。但如果给富尔德一个终止交易的机会，他仍会选择拒绝。因为一直以来，一旦做出承诺，公司就会遵守信用。格雷戈里还为此做了一次巡回演讲。他对雷曼的同事们说：“这些危机都是暂时的，我们一定能渡过难关。”

本质上来说，格雷戈里和富尔德骨子里仍是固定收益产品出身的交易员，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从20世纪80年代起世界变化得如此之快。一开始他们都从事商业票据业务，这可能是公司业务中最常规、风险最小的一部分。而现在的固定收益产品交易已经与他们那个年代大不相同了：银行正在创造越来越复杂的产品，大部分已经脱离了标的资产，带来了更高的风险，这一事实通常会被忽略而且也很少有人有兴趣去了解。尽管雷曼曾雇用过一个口碑不错、之前在高盛集团工作过的经济学博士梅德林·安唐斯科（Madelyn Antoncic）担任风险管理总监，但实际上她并没有参与任何相关工作。在执行委员会讨论与风险有关的事情时，她通常被要求回避，而到2007年年底，执行委员会干脆将她除名了。

为了给别人留下深刻印象，格雷戈里总爱在业务主管面前发表对市场的意见，但这么做的后果却往往是沦为别人的笑柄。以至于后来有些业务主管考虑将他的建议作为反向指标，比如，如果格雷戈里说油价会大幅反弹，他们就会卖空石油。

最近几年，的确有越来越多的高管开始讨厌格雷戈里，并认为他对公司的发展缺乏预见性。很多人都意识到公司可能正在进行一场大赌博，但高层却对此无动于衷。相反，若有谁胆敢批评公司的发展方向，他就会被当作叛徒扫地出门。一个现实的例子就是与格雷戈里相识20余年、曾在雷曼担任两年固定收益部门负责人的迈克尔·格尔本德（Michael Gelband）。2006年年末，在一次有关奖金问题的讨论中，格尔本德提醒富尔德，辉煌的时期即将过去，但公司还没有对这一情况做好准备。他还对此提出警告：“我们必须做出调整。”富尔德听完没说什么，并且看起来很不高兴。

与此同时，负责固定收益产品交易的业务员越来越多地谈论美国经济即将出现问题。2007年2月，不良债务交易业务负责人拉里·麦卡锡（Larry McCarthy）向他的团队发表讲话，描述了一幅可怕的场景：“市场马上就会出现多米诺骨牌效应，商业银行即将受到冲击，危机感会让其开始实施去杠杆化操作，而这会引起消费者借款困难，推高息差。”

麦卡锡继续说：“现在许多人都相信全球化已经打破了过去的自然商业周期，其实他们都错了，全球化没有改变任何东西。在目前的情况下，雷曼资产负债表所孕育的风险将置我们于非常危险的境地，我们根本难以承受这样的考验。”

紧接着，格雷戈里就邀请格尔本德共进午餐，并表示“只是聊聊天”。事实上，这两人从未有过共同语言，因此格尔本德认为其中必有玄机。他们在第32层的经理餐厅见了面，聊了一会儿之后，气氛便发生了变化。

“你知道的，”格雷戈里语气坚定地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处理事情的方式有点不同，你必须积极一点。”

“积极？”格尔本德问道。

“面对风险，你总是犹豫不决，这让我们失去了很多生意。”

但在格尔本德看来，雷曼实际上是进行了许多无意义的交易，公司的杠杆率太高，风险很大，而且这些业务并不是雷曼的专长。有时候，公司甚至似乎没有任何明确的经营策略。比如，为何斥资近1亿美元收购毫无价值的澳大利亚经纪公司格兰杰证券（Grange Securities）？另外，除了沃森是雷曼的长期客户，同时也是麦克吉的老朋友之外，有什么理由可以充分解释对老鹰能源公司（Eagle Energy，查尔斯·沃森创立的天然气电力公司）的收购？对各种融资收购乐此不疲的同时，公司向私人股份公司发放的贷款也在不断增加。其中有些原来可以通过证券化卖掉，但如今这种渠道已经被堵住了。

但这一切似乎都没能影响格雷戈里，真正令他不安的只是那些雷曼没能插手的交易，比如另两家地产公司针对斯图维桑特镇-彼得库伯尔村（Stuyvesant Town ＆ Peter Cooper Village）作价54亿美元的收购。这是一个位于曼哈顿东部毫无规划的综合公寓项目，拥有约超过1.12万套公寓。雷曼联合由史蒂文·罗斯（Stephen Ross）创办、曾是时代华纳中心开发商的瑞雷提德公司（Related）加入竞标，但最终他们输给了铁狮门房地产公司（Tishman Speyer）和拉里·芬克（Larry Fink）的贝莱德房地产公司（BlackRock Realty Advisors）。更具讽刺意味的是，雷曼曾把铁狮门公司当作最亲密的客户，还曾于2005年帮它以17亿美元的价格收购大都会保险公司大厦（MetLife Building）。

房地产部门按规定报告了固定收入业务的情况，格雷戈里认为格尔本德应该为斯图维桑特镇的收购失败负主要责任。“我们有必要做出一些调整”他这样说，暗示格尔本德应该裁减他的员工。

第二天格尔本德去找格雷戈里，当时格雷戈里正在开会。格尔本德闯了进去，说：“乔，你说你想做一些调整？那好，该调整的是我。”

“你在说些什么啊？”格雷戈里问道。

“就是我啊，我成全你，我现在就离开公司。”

雷曼第二季度的收益报告是在6月9日星期一早晨6点30分公布的，亏损高达28亿，每股5.12美元，迪克·富尔德的反应是“我非常失望”。讨论收益报告的电话会议安排在上午10点，正是CNBC播放狩猎节目的时间。

“迪克·富尔德就是雷曼，雷曼就是迪克·富尔德，”桑德斯·莫里斯·哈里斯集团（Sanders Morris Harris Group）的乔治·鲍尔（George Ball）说。“你们公司的管理层代表的是公司形象……但它现在已经被毁得体无完肤了。”

富尔德正在他的办公室里和格雷戈里一起收看有关雷曼的采访节目，这时绿光资本的戴维·爱因霍恩出现在屏幕中。

“今天早上您是否说过‘这些我都告诉过你’？”CNBC的记者问爱因霍恩。

“不错，我提到的许多事情最后似乎都被今天的新闻所证实了。”他回答说。在这种场合下，爱因霍恩显然是在尽可能地让自己听起来很谦逊。

爱因霍恩透露了他对加州阳光和阿奇斯登这两家公司资产账面价值减值程度的担心，并讨论了雷曼推迟公布报告的原因。然后他严肃地告诫大家：“现在到了消除偏见和避免人身攻击的时候了，注意力应该转向认真分析公司下一步的态势。”

下午，一位非常顽固的CNBC记者查理·嘉斯普林诺（Charlie Gasparino）开始逼问雷曼发言人凯莉·科恩，想从她口中确认自己得到的有关格雷戈里和卡伦即将被解雇的内幕消息。在私下的交谈中，科恩对此不屑一顾，认为这是毫无意义的谣言。

但是嘉斯普林诺仍不肯罢休，他继续向她施压，想让她向上司福莱德汉姆求证此事：“我已经得到乔和埃琳即将离开公司的消息，除非你们公开澄清，否则我就准备这么报道。”

当嘉斯普林诺使出新闻界套取信息的惯用伎俩，扬言要报道将扰动市场的敏感信息时，大部分执行官都会妥协，尽管心里可能恨得咬牙切齿。尽管福莱德汉姆认为短时间内不会发生任何人事变动，但在正式对外否认该消息之前，他还是走进富尔德的办公室想最终确认一下。

“这将牵涉到我的个人名誉，”福莱德汉姆对富尔德说，向他暗示自己一不小心就会名誉扫地，“我必须弄清楚你是否打算辞退乔和埃琳。”

“不，”富尔德回答说，“我根本没考虑过这件事。”

“好，那我再去问问乔，”福莱德汉姆说，“因为我还需要确认他也没考虑过这事。除非能确定这不会发生，否则我不会以自己的名誉对外做出回应。”

当福莱德汉姆询问格雷戈里的时候，他急忙回答：“绝对不可能，你可以告诉嘉斯普林诺，你已经和我谈过了，答案是不可能。”

瞒住嘉斯普林诺很简单，但要控制公司内部的紧张情绪则非常困难，那些银行家和经纪人情绪都很激动，在不安与紧张中还夹杂着一丝愤怒。

那天傍晚，麦克吉把拜诺·德安格林（Beno·t D'Angelin）发给他的邮件转发给了富尔德。拜诺·德安格林曾是麦克吉的老搭档，一起管理过雷曼在伦敦的投行业务，他离开公司后便设立了一家对冲基金。很明显，麦克吉正试图向富尔德传达某种暗示。

前几天，很多很多的银行家给我打来电话，我的情绪变得非常糟糕……这是我第一次真正感到担忧，我们六七年来付出的全部心血可能就要付诸东流了。依我之见，必须立刻做两件事：

1.一些高级管理人员必须谦逊一点，不要盲目自大，要发自内心地承认已经犯下的错误。不能再说：“我们很棒，只是市场不认可我们。”

2.高层人事必须立即做出一些调整。让人永远无法理解的是，居然至今还没人对目前糟糕的局面负责，大家甚至都若无其事。

富尔德脸色阴沉地读完了这封邮件，并回信给麦克吉，保证他将安排与这些高级投资银行家共进午餐，给他们一个畅所欲言的机会。

富尔德还没有意识到，一场“宫廷政变”即将发生。一周之前，在东街62号、位于麦迪逊正右方的林克斯俱乐部（Links Club），15名经纪人进行了会餐。这次会餐的目的在于商议如何让富尔德迫于压力解雇格雷戈里。他们一致决定，如果富尔德不同意这么做，他们将以集体请辞相要挟。

与杰拉尔德·多尼尼一样，金融服务部门负责人杰夫·韦斯（Jeff Weiss）也没有出席会餐，但他们都通过电话参与了主要讨论。韦斯建议应该避免正面冲突。“迪克还没做好充分准备，”他说，“你们不能逼他，要慢慢来。现在一切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也许几天之后他就能顺利地解决这个问题了。”

在第二天召开的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富尔德看起来非常疲惫，就像一个打了很长回合的拳击手。虽然还没从比赛中出局，但他必须开始尝试其他方法。为了使公司上下团结一致，他必须做出更多调整。

他承认：“公司中存在一些不安因素，我们没有团结起来，并且犯了一些错误。”然后，他建议大家坐下来共同商讨，并表示愿意针对“怎么做才能重拾信心”的问题听取每个人的意见。

所有高层都参加了这次会议，比如乔·格雷戈里、汤姆·拉索、休·麦克吉、巴特·麦克达德和史蒂文·贝肯菲尔德以及其他一些通过电话参与的高管。唯一没参加的是埃琳·卡伦，因为她一直在给投资者打电话。

富尔德要求麦克吉先发言。“我们的士气从没这么低落过，”麦克吉向委员会表示，“我们必须公开承认错误，如果继续装作没有做错任何事情，我们的处境只会更加糟糕。”

麦克吉停顿了一下，接着又平静地加了一句：“我们的高级管理层需要进行调整。”

“你是什么意思？”富尔德打断了麦克吉的发言。

“我们必须做出一个交代，这是外界的呼声，也是我们团队的需要。”

麦克吉没有对格雷戈里指名道姓，但在场的每个人都明白他说的是谁。事实上，在上个月的执行委员会上，格雷戈里还真提出过辞职请求。“如果需要有人为此做出牺牲，我愿意身先士卒。”他坚决地说道。不过，当时所有人都把这番话看做是装腔作势，因为认为这几乎不可能发生，所以格雷戈里才敢轻易提出辞呈。

富尔德一直坐着倾听。每个主管都轮流发表意见，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建议，但没有人赞成麦克吉调整管理层的提议。

拉索一直看着麦克吉，他想说明团队的重要性，后来格雷戈里的发言表达了他的观点。“我们应该杜绝类似周一早晨那样的胡乱指挥，”他坚决地说，“关于这件事情，我们应该团结一致。这些年来，我们一起做过许多决定，虽然大家可能性格各异，但只要我们一起努力，一定能渡过这次难关。”

其他人发言时，麦克吉把黑莓手机藏在桌子底下，悄悄地给同事杰弗里·韦斯发了几个字：“我完蛋了。”

回到办公室，麦克吉给在休斯顿的妻子苏茜打电话，直截了当地告诉她：“我可能本周末就要离开这里了。”

那天下午，雷曼办公楼的第31层变成了一个闲谈的场所，人们分成许多不同的圈子，试着猜测下一步将要发生的事情。虽然错过了高层会议，但埃琳·卡伦一定也听说了那里发生的事情。她深信正处在被解雇边缘的是自己，而不是格雷戈里，如果最终需要被迫辞去首席财务官一职，她希望公司还能给她提供其他岗位。所以她给富尔德发了一封邮件，里面只有两句毫无目的的话：“请您相信，我非常热爱目前的管理工作。对于公司的业绩表现和受损的公众形象，考虑到我无法摆脱干系，让别人接替我的职位或许有利于改善目前的状况。”

富尔德没有对此做出答复。

6月11日，星期三，在雷曼办公大楼第32层带有原木装饰的私人餐厅里，富尔德正在和投资银行家们共进午餐，与此同时雷曼的股价又跌了21%。富尔德知道，这次午餐准是麦克吉的杰作，真正的考验已经到来了。

他猜对了，局面成了一对五：麦克吉、罗斯·史蒂文森（Ros Stephenson）、马克·沙菲尔、杰弗里·韦斯和保罗·柏加（Paul Parker）。他们希望借这个机会向老板解释为什么需要对管理层进行调整：房地产方面的投资正在拖垮公司，优秀的员工正逐渐离开，而像埃琳·卡伦这样的新人却被提升到超越自身能力的位置。乔·格雷戈里的心情很糟但却仍然没有真正意识到目前公司面临的风险，如果要追根溯源，一切皆因他而起。

“答案很明显，某些人必须付出代价。”马克·沙菲尔说道。

“乔和我共事30年了，”富尔德反驳道，“他很擅长本职工作，在事业上也取得过辉煌成就，并且一直为公司呕心沥血。就因为这个季度业绩糟糕，你们就要求我牺牲他？”

“这不仅仅是本季度业绩糟糕的问题，”麦克吉回答说，“这是一种压抑已久的宣泄。”

富尔德沉默了一会儿，低头盯着食物，却一口也吃不下：“你是想告诉我，想让我……”

“不是，不是！”在场的银行家异口同声地说。他们当然不是想让富尔德离开，他的离开必将会使公司彻底崩溃。但目前的局势刻不容缓，富尔德必须跳出自己的世界来考虑问题，只有彻底摆脱束缚才能做出最有利于公司的决定。

这个批评富尔德倒愿意接受。“我懂了，这就是我得到的反馈意见，”他说，“我知道该怎么做了，我会做出正确决定的。”不过，他还是没有明确表示将解雇格雷戈里。

“散会前你们还有什么要说的吗？”他问在场的银行家。

“格雷戈里那家伙对很多事情都不明白。”韦斯直言不讳地说。

“我知道了。”富尔德答道。

这些银行家起身离开会场走向电梯时，没人知道富尔德准备怎么办。看起来他不大可能解雇格雷戈里，没有迹象表明他已下定决心做出重大调整。不过，麦克吉和银行家们都因富尔德愿意给他们畅所欲言的机会而感到欣慰。

当楼上的午餐还在进行时，格雷戈里下楼回到了办公室。他获悉了有关消息，并感觉到人们对他的敌意正在不断加深。富尔德曾在公司里多次发表关于士气的评论，暗示他做好受罚的思想准备。对那些无理的评论和办公室的谣言他都很清楚。的确，如果说格雷戈里只关注一件事情，即他所提倡的“文化”，那么他正眼睁睁地看着它崩坍瓦解。

他明白其实从几个月前开始自己的势力就已经在慢慢的削弱了。富尔德逐渐开始重用公司产权部门负责人、最受欢迎的职员巴特·麦克达德，他诚实、聪明、遵守纪律，有数不清的优点。事实上，在贝尔斯登公司倒闭后不久，麦克达德就成为了富尔德名副其实的“核心成员”。

麦克达德曾在固定收益部门待过很长时间，并把该部门经营得很好。2005年他被调往效益较差的产权部门，公司里好多人都认为这是格雷戈里对付潜在竞争者的典型处理方式。但不可否认，像麦克达德那样的天才在任何危急场合都能游刃有余。

虽然麦克达德很低调，没在执行委员会上发表任何看法，但他私下里曾当面指责格雷戈里在雷曼扮演的角色，用不太客气的语气对他说：“请为公司做正确的事情。”尽管他所说的缺乏说服力，并没有像麦克吉那样让富尔德清楚地了解到格雷戈里已经失去了威信，但一直以来，几乎所有员工都很清楚他的意思。

富尔德刚回到办公室几分钟，格雷戈里就进来了。

“我认为我应该辞职。”他略带犹豫地说。

“你这是怎么了？”富尔德说道，并挥手示意他回去，“回你办公室去，我有51%的选票，你是不会被辞退的。”

5分钟后，富尔德过来找格雷戈里，他正和拉索交谈，讨论着刚才提到的事情。

格雷戈里表示，他认为市场希望公司能采取一些措施，他坚称“他们呼唤新的领导者”。他转过来对富尔德说：“所以公司必须做出调整，而这个人不能是你，我会主动请辞的。”

“这不是你的责任，”富尔德告诉他，“这是一种通病，每个公司都会有，并不是你的错。”

一直一言不发的拉索此时忍不住插话道：“迪克，我认为乔是对的，对公司而言，这是最好的选择。”

于是，富尔德终于违心地做出大家期待已久的决定，解雇格雷戈里。他强忍着眼泪，低声重复道：“我不想这样，我不想这样，我不想这样的。”

格雷戈里来到埃琳·卡伦的办公室，很委婉地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她：“出于对公司的忠诚，我准备离开公司，作为上司，我想向你提出最后一个要求，我们一起辞职。”

虽然已经向富尔德发邮件请辞，但卡伦仍然感到很难受，她无法相信事情真的已经发展到了这个地步。

几分钟后她就去找富尔德：“我失去了投资者的信任，我认为我该辞职了。”她说这话的时候声音在颤抖。

富尔德再次感到不知所措，眼里噙满泪水。但他已经身不由己了，只能继续忍痛接受。他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试着冷静下来，好准备任命新人。随后，他打电话给杰弗里·韦斯。

“我正在听从你们的建议。”他告诉韦斯。

“哦，好的。”韦斯答道，但并不很清楚富尔德的用意。

“我正在听从你们的建议。”富尔德又重复了一遍，似乎在暗示他很重视韦斯在午餐时提的建议。

“你是想知道我对巴特·麦克达德的看法吗？”韦斯问，他基本同意用麦克达德取代格雷戈里。

“不，”富尔德说，“没必要。”

麦克吉接到电话的那个晚上，他正和一个大学同学在第十五街的牛排餐厅马洛尼·波尔切利（Maloney ＆ Porcelli）吃饭。电话是富尔德打来的，麦克吉走到餐馆外的绿色遮阳篷底下接电话。

“很简单，我只是想让你知道你已经在我的考虑范围之内了，”富尔德说，“我已经做出决定了。”

“你说什么？”麦克吉问道。

富尔德没有回答。

“或许我是一个得克萨斯大傻子，”麦克吉接着说，“你能说得再明确点吗？”

“我听你的，”富尔德说，“我已经做出决定了。”

然后他通知麦克吉准时出席次日早晨8点的特别执行委员会会议。

麦克吉这才恍然大悟。

周四早晨6点，凯莉·科恩收到来自查理嘉·斯普林诺的电子语音邮件。

“嘿，凯莉，你最好现在就给我回个电话，因为有些问题……你们这些家伙曾明确否认我所听到的传闻，但据我所知，这些事情的确发生了。所以你最好现在就回电话！对，就是现在！还是别让我报道此事，否则你和雷曼都将面临严重的信用危机，所以马上给我回电话。”20分钟后，他还在说：“最好在这条语音播放结束前就给我来电话，我不是在开玩笑！”

早晨5点30分，科恩就被叫来和斯科特·福莱德汉姆一同起草新闻稿，宣布格雷戈里的辞职和卡伦的请退决定，卡伦已经和富尔德谈好，将以另一职位继续待在公司。虽然新闻稿说得不是很详细，不过可以看出，格雷戈里也将继续留在公司。作为一位特别的高级顾问，富尔德允许将他的名字保留在工资名单上，并且继续享有获得退休金和延期补偿的资格。虽然格雷戈里的职业生涯结束了，但似乎他的老朋友并没有彻底把他逼入绝境。在新闻声明中，富尔德提到格雷戈里：“乔和我搭档30年了。对于我们今天所处的位置以及公司已经取得的成就，他功不可没。做出这个决定对在座的每一位来说都是无比艰难的。”

福莱德汉姆也帮富尔德发了一份面向员工的通知：“我们的信用在逐渐瓦解，当前的市场环境迫使我们采取相应措施，以重拾大家的信心。”

由于这次重大的人事调整，那天早晨的报纸没有刊登任何其他关于雷曼的新消息。

当富尔德回到办公室时，福莱德汉姆递给他一份新闻稿让他过目，随后他们就召开了执行委员会议，富尔德看起来心急如焚。

“这是我所做过的最艰难的事情，”他说，因为他一直把格雷戈里当作自己的朋友和商业伙伴，“乔是为了集体利益而牺牲自己的。”

“我经常说如果有一个人需要做出牺牲，那个人应该是我，”格雷戈里说，“不要再浪费这次机会了。”

富尔德的眼泪看起来要再次夺眶而出了，格雷戈里握住他的手，平静地说：“没关系的。”

“你还想说点什么吗？”富尔德问卡伦。

“不，不，”她回答道，只顾擦掉脸上的泪水。

宣布任命巴特·麦克达德接替格雷戈里之后，富尔德大声说：“他是我们当中最优秀的管理者。”

但雷曼显然没有时间来庆祝麦克达德的任命。会议结束时，富尔德给了格雷戈里最后一个诚挚的拥抱，然后目送他慢慢地走出了会议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