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而不倒

高盛董事会的其他几位成员还要好几个小时才能到达这里，因此贝兰克梵还有一些可以自己支配的时间。那天下午风和日丽，他决定外出饱览周围的风光。圣伊萨克大教堂横跨整个广场，教堂的金色圆顶在阴沉天空的映衬下显得格外耀眼。当天晚上，高盛的董事会成员将有机会携伴侣前往冬宫博物馆享受一次私人游览，冬宫博物馆位于涅瓦河畔，由6座沙皇时期的宫殿组成。

即使周围的整个金融世界都处在一片混乱之中，但在董事会会议召开前夜，贝兰克梵仍对高盛的现状持乐观态度。在有史以来（至少到目前看来是）最严峻的市场环境下，高盛再次证明了自己是华尔街最棒的。

还有什么地方比俄罗斯更适合做这次会议的召开地呢？中国是制造业大国，俄罗斯是商品大国，而此时商品才是王道。至关重要的是，石油价格刚刚涨到140美元每桶，而俄罗斯每天都生产着数百万桶。这使人们暂时忘掉了美国出现的那些麻烦。

汉克·保尔森在位时，高盛董事会每年都会组织一次为期4天的国外工作旅行。两年前贝兰克梵接过公司的执政大权，他一直坚持要在新兴经济体，即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之一召开这些会议。这看起来非常合乎情理，“金砖四国”这个称谓源于高盛的一位经济学家，世界的财富与力量正在向这4个国家转移。贝兰克梵果然说到做到。

圣彼得堡只是旅行的第一站，在这里他们会得到公司财务状况的最新信息并召开一次战略审核会议，之后两天他们会在莫斯科度过。高盛首席职员约翰·罗杰斯（John F.W.Rogers）此前已经动用关系安排高盛董事会与强硬的俄罗斯总理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会面。反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清楚地表明普京绝不会在美国面前做一个胆小鬼。

在漫步返回阿斯托利亚酒店途中，贝兰克梵路过了那座高大的尼古拉斯一世（Nicholas I）雕像，此时他想起那些忧心的事：如果石油价格滑落到每桶70美元该怎么办？接着会发生什么？而高盛将会怎样？虽然已取得了不少成就，贝兰克梵却承认自己“多疑且有些偏执”，就如他平时对自己所描述的那样。

现在他身处俄罗斯，此情此景唤起了一些焦虑不安的回忆。1998年，就是这儿发生的事情让高盛遭遇了巨大的麻烦，当时俄罗斯政府突然违约拖欠其国家债务，该举动震惊了世界，也让整个世界市场陷入了混乱和恐慌。他们称其为“传染”：之后不久，长期资本管理公司便遭到冲击。

一系列事件的发生使华尔街银行蒙受了巨额交易损失，高盛也未能幸免于难，不得不推迟它的公开上市计划。

随着市场逐步走出困境，高盛幸运地躲过了雷曼、美林、花旗以及摩根士丹利所遭受的那些冲击。贝兰克梵拥有一支精良的团队，不过他也很清楚，自己的成功主要归因于好运气，他说：“我们的情况的确会好一些，不过我认为只是好一点点。”

当然，高盛也涉足了高度杠杆化的有毒资产交易。同时，与那些竞争对手一样，高盛也面临着市场紧缩所引起的资金短缺问题。至于公司的债权，高盛避开了那些最为有害的资产，即那些完全以次级抵押贷款为基础构造的证券。

在高盛的反向投资操作中，两位抵押贷款交易员迈克尔·斯温森（Michael Swenson）和乔希·伯恩鲍姆（Josh Birnbaum）以及首席财务官戴维·维尼尔（David A.Viniar）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做空ABX指数，该指数是与次级债券挂钩的一篮子金融衍生工具。若他们之前没有这样做，那么无论是高盛还是贝兰克梵，结局将与现在大相径庭。

在返回酒店的路上，贝兰克梵很难对排在路边的一辆辆梅赛德斯视而不见，这还远不是所能看见的最为奢侈的消费。他们用来如此挥霍的收益不仅来自天然气和石油，还来自于铁、镍和其他大量日益增值的贵重商品，那些被称为俄罗斯寡头的人们购买了超大型的游艇、毕加索画作及英国足球队。十年前，俄罗斯还无力支付对外债务，如今却成长为了一个增长迅速、价值1.3万亿美元的经济体。

高盛与俄罗斯之间的复杂历史还要回溯到那次令人震惊的违约事件之前。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曾想让高盛富有传奇色彩的领导人西德尼·温伯格（Sidney Weinberg）出任美国驻苏联大使。“我不会讲俄语，”温伯格就这样回绝了总统的邀请，“在那儿让我和哪个该死的说话？”

苏联解体后，高盛是第一批想要抢占该国市场的西方银行之一。柏林墙倒下3年后，鲍里斯·叶利钦（Boris Yeltsin）的新政府指定高盛为该国的银行业顾问。

事实证明，在这里所能够获得的利益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1994年，高盛曾从俄罗斯抽身而退，但最终还是回到了这里。截至1998年，高盛帮俄罗斯政府销售了12.5亿美元的国债，当两个月后的违约事件发生时，这些债券变得分文不值，公司因此再次抽身离去。现在，高盛回到这里进行第三次尝试，贝兰克梵也下定决心，一定要把握这次机会，让公司业务步入正轨。

第二天早上8点，高盛董事会会议在阿斯托利亚酒店一楼的会议室召开。阿斯托利亚酒店自1912年开始运营，酒店以约翰·雅各布·阿斯特（John Jacob Astor）四世的名字命名。有传言说阿道夫·希特勒曾计划在攻占这座城市后就在阿斯托利亚酒店举办庆功宴，当时他对取胜深信不疑，甚至提前印好了宴会请柬。

身穿运动上衣和卡其裤的贝兰克梵先就公司业绩向董事会做了一次回顾，这已经成了董事会会议的一种惯例。

但会议接下来的部分或许才是最重要的一环，演讲者是高盛的元老级人物蒂姆·奥尼尔（Tim O'Neill）。虽然公司以外很少有人知道他，但作为公司内部的高级战略官，他是个关键人物。他的前任有彼得·克劳斯和埃瑞克·明迪奇（Eric Mindich），这两人都被认为是高盛的超级明星。毫无疑问奥尼尔对贝兰克梵有着重要影响。

董事会成员在三周前就收到了一份会议内容提要，因此他们都明白为什么这个环节如此重要。在此，奥尼尔将会对公司的存续计划进行一次全面概述。对公司来说，他是一名得力的“消防队长”，虽然目前还没有出现什么大麻烦，不过识别目前所有的紧急情况是他的职责。

他们面对的问题与传统的商业银行不同，高盛并没有属于自己的存款，而从定义来看存款是更为稳定的资金来源。与所有经纪人一样，高盛在一定程度上（至少是一定程度上）需要依赖短期回购市场来获得资金。回购协议使得一些公司能够抵押所持有的金融证券。为了避免依赖于隔夜拆借市场，高盛倾向于持有更长期限的债务协议，而像雷曼那类依赖隔夜拆借市场的银行则更容易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这样的安排就像是一把双刃剑。它允许通过押注自由资金而获得巨额的杠杆资金，比如，1美元能带来30美元的债务资金，这种做法在金融领域非常普遍。而摩根大通这类银行控股公司则需要接受美联储的监管，在投资那些以债务为基础发行的债券时会面临较多限制。这一安排的缺陷在于，如果市场对公司的信心逐渐减弱，资金就会迅速地蒸发。

在奥尼尔介绍案例的时候，坐在一旁的贝兰克梵频频点头对他所做的分析表示赞同。奥尼尔解释说，贝尔斯登发生的一切并不是个别事件。早在这场危机爆发之前，独立经纪商就已经被认为是过时的事物了。贝兰克梵自己就曾亲眼见证了所罗门美邦被花旗集团收购，以及添惠公司（Dean Witter）被摩根士丹利兼并。现在贝尔斯登已经不复存在了，而雷曼也似乎正朝着这个方向发展，贝兰克梵有充分的理由感到担忧。

升任高盛总裁的经历让贝兰克梵对事情变化的速度有更为深刻的体会。十年前他还是个又矮又胖、胡子拉碴、穿着直筒袜参加公司高尔夫短途旅行的人。如今，他已经是这家华尔街最出色、盈利最多公司的总裁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事业遵循典型的高盛式轨迹，与公司创始人及长期领导者西德尼·温伯格一样，贝兰克梵也出生于一个犹太工人家庭。他在纽约布朗克斯区出生，成长于林登屋，这是位于纽约东区的一个公共住房项目[1]，是布鲁克林区最贫穷的街区之一。在此类项目提供的公共住房中，你可以听到隔壁邻居的谈话，还能闻到他们为晚饭所准备菜肴的味道。贝兰克梵的父亲是专门负责为信件分类的邮局职工，母亲则是一位普通的接待员。

贝兰克梵从少年时代起就已经开始在纽约扬基队的比赛中贩卖苏打汽水了。1971年，他从托马斯·杰斐逊中学毕业，并以学生代表的身份在毕业典礼上致告别辞。16岁时，凭借奖学金和经济资助，他进入哈佛大学学习，成为家族中第一位念大学的人。他百折不挠的精神也能从其他事情上反映出来。比如，当时他正与一个来自堪萨斯城的卫尔斯利女子学院的女生交往，为了能离她近一些，他便在贺曼公司（Hallmark）找了一份暑期工作，虽然后来这段关系并没有持续下来。

本科毕业后他进入哈佛法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并于1978年顺利毕业，随后加入了多诺万律师事务所（Donovan，Leisure，Newton ＆ Irvine）。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他几乎就是在往返于纽约与洛杉矶的飞机上度过的。他难得会在周末抽点时间放松一下，比如和同事一起开车去拉斯维加斯玩21点。有一次，他们给上司留了一张便条，上面写着：“如果星期一早上我们没有出现，那就说明我们赢了。”

至此，贝兰克梵其实已经踏上了成为公司合伙人的征途，不过1981年，在经历了一次“前半生的危机”（这是他自己的说法）后，他确定自己不打算成为一名公司税务律师，因此辞去工作，转而应聘高盛、摩根士丹利和添惠公司的工作。一开始这三家公司都拒绝了他，但几个月之后，他还是成功地进入了高盛。

事情是这样的，当时一家猎头公司找到他，请他到J.Aron公司工作，这家不知名的商品交易公司正在寻找一名能够解决复杂问题并能向客户详细解释公司业务的法学院毕业生。当他告诉未婚妻劳拉（她也是一名公司律师，在纽约的菲利普斯法律事务所工作）自己找了一份卖金币和金条的销售员工作时，她伤心得哭了起来。

几个月后，即1981年10月下旬，高盛收购了J.Aron，于是贝兰克梵便歪打正着地成为了高盛的雇员。

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冲击和严重的通货膨胀之后，高盛下定决心要进军商品交易领域。通过一家重要的伦敦公司，J.Aron给高盛带来了巨大的黄金和金属交易业务，并让高盛的身影开始出现在国际舞台上。与高盛纪律严明、含蓄内敛的气质不同，J.Aron是野性而喧闹的。当高盛最终将J.Aron的交易部门搬进百老汇大街85号时，追求完美且颇具绅士风度的高管被J.Aron交易员的仪态和行为震惊了，他们看到这些交易员随意地将领带松松垮垮地挂在脖子上，还卷着衬衣袖口，无论是报价还是骂人，无一例外都是大吵大嚷，生气的时候，还会用拳头猛敲桌子甚至扔掉手里的电话。这可不是高盛的作风，在高盛为其企业文化和精密的等级制度而满怀自豪时，J.Aron却完全不拘泥于这些形式。加入高盛后，贝兰克梵曾问过自己的具体头衔，得到的回答却是：“如果愿意的话，你可以称自己为‘伯爵夫人’。”

高盛的马克·温克尔曼（Mark Winkelman）被派去驯服这群不守规矩的人。荷兰人温克尔曼是高盛最早拥有的几名海外合伙人之一，一向以卓越的分析能力著称。随着电脑变得越来越小巧但功能却变得越来越强大，他意识到科技将会对交易活动产生重要影响，他也是华尔街最早意识到这一点的管理人员之一。有一次，温克尔曼看到一名身材矮小的销售员拼命从一名交易员手中抢过电话，而这名交易员正准备冲着让他遭受损失的客户大喊大叫，这是他第一次注意到贝兰克梵。

在J.Aron第二年的一次裁员风波中，即高盛的第一次大范围裁员行动中，温克尔曼保护了他的门徒贝兰克梵，使其免受波及。在其他方面，贝兰克梵也算是相当幸运的。高盛已经决定大举进军债券、商品和货币交易市场，因此承担了更大的风险。高盛在商业票据领域已经算是一个先锋了，在市政融资方面也是领军者，不过与所罗门公司及其他机构相比，高盛在固定收益领域却是个失败者。温克尔曼和乔恩·科尔津对该业务进行了全面整治与完善，并从所罗门公司挖来了一些人才。

贝兰克梵长期锻炼而成的外交手腕及其夺目的才华给温克尔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温克尔曼委派他负责管理货币交易部门的六名职员。不久，贝兰克梵就负责执掌整个部门了。

当时，与史蒂文·弗里德曼一同管理固定收益部门的罗伯特·鲁宾则反对贝兰克梵的这项职位调动。

“让一个销售员负责公司其他领域的交易，我们还从没见过这种事能行得通，”鲁宾对温克尔曼说，“你对自己的分析判断真的有把握吗？”

“鲍勃，非常感激你的经验之谈，不过我想他会做好的，”温克尔曼回答说，“劳尔德非常努力，而且是个既聪明又有求知欲的人，所以我对他有信心。”

这位年轻的律师很快就证明了自己杰出的交易才能，当时在保证一位穆斯林客户遵循可兰经禁止利息支付规定的前提下，他达成了一笔价值1亿美元的交易，该笔复杂交易还涉及对标准普尔500指数合约进行套期保值的操作，同时这也是高盛所做过的最大交易。

同时，贝兰克梵还是一位真正的阅读爱好者，在度假的时候总会随身携带一大摞历史书籍。他身上没有一点浮夸的影子，也从不自我吹嘘，他几乎就是高盛文化的理想化身。在高盛，没有人说“我做了这笔交易”，他们会说“我们做了这笔交易”。

1994年的高盛由科尔津和保尔森统治，温克尔曼因此错失了晋升的机会，对他来说是一次沉重的打击。贝兰克梵于1988年成为公司合伙人，是被指定接管温克尔曼工作的4位管理人之一。后来，温克尔曼离开了公司。

1998年，作为固定收益、货币和商品部门的联合主管，贝兰克梵已经控制了公司获利最为丰厚的业务部门，但他并没有被视作公司最高职位的不二人选。

最终，保尔森赢得了总裁的宝座，并任命才华卓越的贝兰克梵担任副总裁，同时还迫使约翰·塞恩离开了公司。为了符合所担任职务的形象，贝兰克梵刮掉了胡子，减掉了50磅体重，还戒了烟。2006年5月，当保尔森被任命为美国财长的时候，他宣布已经选定了由贝兰克梵接任自己的职位。

在贝兰克梵的记忆中，高盛始终认为自己需要一个合作者。1999年，公司公开上市后不久，执掌高盛的保尔森与摩根大通就合并一事进行了秘密会谈。但后来这些讨论戛然而止，因为有一天回到家走向自己房间时，保尔森灵光乍现，突然明白不能这么做。“从法律程序上看，当时我们准备购买摩根大通。但我突然意识到，摩根大通的规模要比高盛大得多，所以如果合并完成，实际上是它将接管我们并会把高盛的名字抹去。”他后来回忆到，“另外，对于他们可以做到的任何业务，我相信不管怎样我们一定会弄清应该如何运作。”

在克林顿的第一个任期内，国会一直致力于废除1933年《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立法工作，努力解除银行、交易商以及其他金融部门之间的界限。与此同时，高盛的说客也在劝说国会制定一份相关议案，即后来的《1999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其中包括一处小小的改动以方便他们随时成为银行控股公司。该条款允许任何一家拥有实体电力工厂的银行继续以银行控股公司的形式保有该工厂。当然，高盛是当时唯一一家拥有电力公司的银行。

在贝兰克梵回忆这些历史的时候，奥尼尔用一系列提问将报告引向了尾声：我们是否有必要成为一家商业银行？如果我们真的成为一家商业银行，那么这又将意味着什么？我们该如何利用存款？我们该如何构建一个存款基础？

贝兰克梵迅速地接过问题，他想以此来鼓励大家进行讨论。“存款只为特定活动提供资金。”他提醒大家。

盖瑞·柯恩试图更加详细地解释将面临的情况。他指出，如果成为商业银行，使用全部存款进行风险交易将不被允许。他还提醒说，到时候他们将“不得不购买一些抵押贷款或开展信用卡业务或发起一些传统的抵押贷款”。然而高盛对这些都毫无经验，并且开展这些业务将意味着公司根本上的改变。

会议室的天花板上悬挂着6米高的枝形吊灯，这些董事及管理人员在吊灯下面反复讨论许多不同的想法，比如设立一家网络银行、发展公司的私人财富管理业务等等。在对这些备选方案进行了一个小时的讨论之后，奥尼尔提出了一个新的方案，从而将讨论引入了另一个方向：收购一家保险公司。

乍一看，对高盛来说，相较于成为一家商业银行，保险业看起来像是一种更为彻底的背离。不过贝兰克梵认为，与存在的差异相比，这两个行业存在着更多的相同点。与商业银行使用客户存款进行投资一样，保险公司使用的是向一般客户收取的保险费。沃伦·巴菲特成为该领域的一个大玩家并非偶然，他利用手中保险公司的保险费为其他业务进行融资。另外，保险术语“精算风险”所表示的涵义与高盛自己的风险管理原则并没有什么不同。

但高盛不能随随便便地收购一家保险公司，收购的对象必须有足够的规模，即必须能对高盛已经非常可观的资产负债表产生有力的影响。奥尼尔的首选就是美国国际集团，从某种程度上说，它是世界上最大的保险公司。美国国际集团的股价最近经历了大幅下跌，所以这笔交易或许将会很实惠。事实上，与美国国际集团进行交易早已不是什么新鲜念头了，在百老汇大街85号，好多年前就有关于两家公司可能合并的传言了。高盛的前领导人约翰·怀特黑德和约翰·温伯格都是汉克·格林伯格的朋友，他们曾暗示汉克·格林伯格，这两家公司将来很可能会进行交易。

会议室里的每个人对美国国际集团都有着自己的看法。从麦肯锡公司荣誉退休的高级合伙人拉贾特·古普塔（Rajat K.Gupta）对这一提议很感兴趣，同样对此事怀有热情的还有保尔森的密友、莎莉集团前首席执行官约翰·布莱恩。

医疗技术领域巨头美敦力公司（Medtronic）的前任总裁比尔·乔治（Bill George）却表现得有些犹豫，而盖瑞·柯恩则坦言这个想法让他感到担忧。他们不约而同地看着董事会的特殊成员爱德华·利迪（Edward Liddy），想听听他对这一提议的看法。

好事达公司（Allstate）是主要的汽车和房屋保险供给商。作为该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利迪是这间会议室里唯一在保险业务领域有实际从业经验的人。大约五年前，利迪曾尝试将公司卖给美国国际集团，当时格林伯格不屑地拒绝了他的提议：“我觉得你还是应该留着它。”

在以往的董事会议上，只要一出现有关保险的话题，利迪就会表现得毫无热情。这次他却明确警告说：“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无论美国国际集团目前看起来有多么便宜，他坚持认为“与美国国际集团纠缠在一起根本不值得”。

早上的会议就这样结束了，他们没有做出任何有关美国国际集团的决定。午餐过后，这家保险公司被再次提及，不过提及的原因完全不同。美国国际集团和华尔街的一些公司都通过高盛进行交易，同其他许多公司一样，美国国际集团也会将其持有的证券进行抵押。问题在于美国国际集团声称它所持有证券的价值要远远高于高盛的判断。虽然为高盛提供服务的审计机构已经着手对此进行调查，但这其中还存在另一个问题：负责审计的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同时为美国国际集团服务。

在来自纽约的一份视频会议报告中，普华永道的一位高级经理向高盛董事会汇报了调查的最新情况。其中包括董事会与美国国际集团之间的分歧，即美国国际集团是如何对资产组合进行估价的，用华尔街术语表达就是如何“盯市”。贝兰克梵向董事会表示，高盛的高管一直认为美国国际集团是“盯着让市场投资者相信”（marking to make-believe）。

然而奇怪的是，在莫斯科那次会议上却没人提及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即当高盛考虑与美国国际集团合并时，没人将有关抵押物的分歧当作一个潜在的致命缺陷给提出来。此时的美国国际集团正深陷麻烦之中，甚至将高估所持有的证券价值当作权宜之计。这些问题同样没人提及，下午的会议反倒转向对普华永道进行谴责，高盛联合总裁乔恩·温克里得（Jon Winkelried）尖锐地质问道：“若一家公司分别代表两家机构，而它们在同一件抵押物的估值方法上存在明显分歧，身处这个角色，普华永道应该如何处理？”

这已经是普华永道第二次在高盛的董事会上遭到批评了。2007年11月，高盛董事会与美国国际集团第一次在抵押物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当时涉及的标的价值总计超过了15亿美元。为了防备美国国际集团的倒闭，焦虑不已的高盛开始购买信用违约互换作为保险。因为当时并没有人真的认为美国国际集团会倒闭，所以购买此类保险相对比较便宜：只要1.5亿美元，高盛就能为价值约25亿美元的债务投保。

高盛董事会以一种更为悠闲从容的方式结束了在圣彼得堡的短暂停留。晚上10点之后北方的天空依旧明亮，13位董事携伴侣乘坐贡多拉小船沿着闻名于世的运河畅游了这座城市。

星期天，高盛董事会成员飞往莫斯科，在红场附近的丽思卡尔顿酒店集合，准备进行这次会议的第二项议程。当天晚宴上的发言人是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虽然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最近刚刚被选为普京的继任者，但是在很大程度上，权力依然掌握在弗拉基米尔·普京手中。许多外国投资者担心俄罗斯做出的开放市场并使其自由化的承诺很快就会失效，特别是考虑到权力还掌握在能源工业的手中。

戈尔巴乔夫曾主导了结束共产主义统治的改革，但高盛几位董事对克里姆林宫还是怀有一种奇怪的如同对待前苏联政府的“恭敬”态度。他说：“俄罗斯目前已经意识到了成为民主国家的潜在可能性，并且正敞开怀抱迎接新思想和国际投资。”

一些董事开玩笑说，如果世界上还有一家酒店没被安装窃听器的话，那么肯定就是这家。

非常凑巧的是，当天傍晚，美国金融界的另一位关键人物也抵达了莫斯科。莫斯科是财长汉克·保尔森五天欧洲之行的一站，之后他将去柏林、法兰克福，然后是伦敦。

他这个月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旅途中度过的：访问波斯湾国家；到日本大阪出席八国集团财长会议；现在又要穿越欧洲和俄罗斯。他觉得此次出访最重要的一站是伦敦，并准备在位于圣詹姆斯广场的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Chatham House）[2]进行演讲。保尔森认为这将会是一次至关重要的演讲。在助理戴维·内森的精心运作下，这次演讲将预示着一场正在酝酿的全面金融监管改革。仍在为雷曼这类公司担心的同时，保尔森知道自己需要采取新的措施来处理那些问题机构。趁着当前的局势看起来还比较稳定，他希望能赶在问题集中爆发之前采取行动。

利用飞机上的时间，他对演讲稿又进行了一遍检查并做了最后修订，因为一旦抵达莫斯科就没有时间做这些事了。“为了纠正大型机构‘大而不倒’的预期，我们必须改进现有的管理工具，从而保证巨型复杂金融机构的破产倒闭能够有序进行，”他打算这么说，“正如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经常提到的那样，并不是一家机构太大或牵涉范围过广以至于不能倒闭，真正的问题是不能迅速地对其进行破产清算，我们目前拥有的工具还非常有限。”

发表这种言论可是一步险棋，这等于向全世界公开承认政府因权力有限而不能防止严重衰退。该观点会进一步侵蚀市场的信心，但保尔森很清楚必须把这些说出来，因为当务之急是马上控制目前的局势。

星期六晚上，在美国大使馆斯帕索楼（Spaso House）的椭圆餐厅，保尔森与俄罗斯财政大臣阿列克谢·库德林（Alexei Kudrin）一起共进晚餐。保尔森星期天的日程已经全部排满，包括6次会议和一个电台采访，此外还有与梅德韦杰夫和普京的私人会面。此前保尔森已经告诉记者他打算与俄罗斯讨论一下对待一些政府持有的巨额投资基金的最佳做法，即那些主要由富有的中东国家所设立的主权财富基金。

晚餐结束后，保尔森还要进行当晚的最后一次会面。就在几天前，保尔森获悉在他停留莫斯科期间，高盛的董事会恰好也在莫斯科，于是他让吉姆·威尔金森安排了一次会面。这不是什么正式的会面，而是单纯的社交活动，只是为了叙叙旧。

“谁会相信这该死的理由！”威尔金森心想。应付经常流传在华盛顿和华尔街的高盛阴谋论已经让他和财政部焦头烂额了，现在保尔森还要与高盛董事会进行私人会面？而且是在莫斯科？

6月份，拉里·芬克的贝莱德集团在阿布扎比的宫殿酒店（Emirates Palace Hotel）为其董事举办了一次鸡尾酒会，会上保尔森和高盛的人有过短暂接触，除此之外，在就任美国财长的近两年时间里，他没有和高盛董事会的任何人私下见过面。

由于担心这次私人会面可能带来的影响，威尔金森打电话给财政部总顾问请求批准。罗伯特·霍伊特（Robert Hoyt）却对这次会面并不怎么在意，他说只要能保证是“社交活动”，那么这次会面就不会和相应的道德准则产生冲突。

尽管如此，在协调会面细节的时候，威尔金森还是对罗杰斯说：“这件事我们还是别声张的好”。他们决定，戈尔巴乔夫的晚宴一结束，就请高盛董事到保尔森的套房进行会面，而保尔森也不会将这次社交活动记录在官方日志上。

那天晚上，高盛董事会一行人共乘一辆巴士，在穿过十几个街区后，到达了坐落在缇维斯卡雅大街（Tverskaya Street）的莫斯科万豪大酒店。一些人觉得这简直是在参演一部谍战片，既有宏伟的莫斯科市中心，又有各种安保情节。穿过有巨大喷泉的明亮大厅后，他们被护送上楼，来到美国财长的房间。

“快请进，”保尔森愉快地对他们每个人表示欢迎，并热情地和其中几位握手和拥抱。

随后的一个小时里，保尔森向老朋友们讲起了在财政部的新鲜事，以及对经济的预测。他们询问是否还会有银行面临倒闭，比如雷曼。作为回答，保尔森谈到了政府取得处理问题银行的相关权力的必要性。这也算是对即将进行的演讲的一次演练。“尽管如此，”保尔森告诉他们，“以我个人的观点来看，未来我们还有一段艰难的路要走。不过从历史经验来看，或许到年底我们就能熬过去了。”

在第二天用早餐的时候，贝兰克梵和一位董事谈起了前一天晚上保尔森的论断。“我不明白他为什么那样说，”贝兰克梵揶揄道，“情况只会越来越糟糕。”

[1] 公共住房项目，特别指供低收入者使用的住宅。——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