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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位于纽约第六大道53号街的希尔顿酒店的休息室里，身着惯穿的蓝色西装和压花白衬衫、系着一条蓝色领带的劳尔德·贝兰克梵正踱来踱去，等待在服务国家峰会上的发言，该年度会议是由非营利机构组织的，旨在促进美国的志愿者服务。前不久，高盛推出了一项“巾帼圆梦”的非营利计划，准备为全球一万名女性提供商业及管理教育机会，计划所针对的女性绝大部分生活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受教育的机会有限。劳尔德·贝兰克梵将在此次峰会上针对该计划做主题演讲。他的演讲排在阿诺德·施瓦辛格之后、希拉里·克林顿之前。
休息室的另一边，希拉里一直在回电话。后来她走到贝兰克梵面前，礼貌地询问能否调换演讲顺序，因为她有个晚宴需要参加。由于并无急事，贝兰克梵是希拉里的忠实支持者，曾为其总统竞选捐了4600美元，并鼎力支持她在民主党内的初选中战胜巴拉克·奥巴马。他很乐意地答应了她的请求。
然而两分钟之后，贝兰克梵的电话也响了。“美联储来电话了，召集所有银行的首席执行官于下午6点参加紧急会议。”助理在电话里的声音既兴奋又紧张，“保尔森、盖特纳和考克斯很可能都会到场。”
贝兰克梵知道出大事了，保尔森打算召集金融界的所有首席执行官商讨雷曼的救援计划。
他看了看表，已经快5点了，施瓦辛格却还在东拉西扯、喋喋不休，而自己又刚刚调换了演讲顺序。
他试图联系高盛联合总裁盖瑞·柯恩，以了解目前的情况，但电话一直打不通。盖瑞·柯恩刚从能源与自然资源委员会的听证会上回来，很可能正在返回华盛顿的飞机上。
贝兰克梵向克林顿走过去，很不好意思地说：“很抱歉，刚才我答应让您在我前面演讲，但突然出了些急事，他们通知我赶去美联储开会。”
希拉里盯着贝兰克梵，好像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似的。
贝兰克梵觉得非常尴尬，试着解释道：“美联储从来不会在有好事的时候给我打电话，而且他们从未如此紧急地通知我开会。”
希拉里同情地笑了笑，答应把顺序换回来。
杰米·戴蒙觉得自己倒霉透了。他本来打算晚上7点到家，和大女儿朱莉娅男朋友的父母共进晚餐，这是他和妻子第一次见对方家长，朱莉娅整周都在恳求父亲见面时要举止得体，给对方留下良好印象。可现在美联储却电话通知召开全体华尔街高管的紧急会议。
戴蒙给妻子朱迪打电话说，“盖特纳刚刚给我打电话，让我马上去美联储开会。还不知道要开多久。”朱迪对丈夫的这种电话早就习以为常了。
一放下电话，戴蒙就急忙冲到走廊，告诉史蒂文·布莱克这个消息。布莱克刚刚决定参加第二天早上7点在温彻斯特举行的采购乡村俱乐部的高尔夫锦标赛。
“我们得马上去美联储。”戴蒙说道。
“你他妈的是在逗我玩吧。”布莱克惊呼道。
随后，布莱克立即给俱乐部打电话，“抱歉，”他懊恼地叹了口气，“就当我刚才是在开玩笑吧，请把我从比赛名单里划掉。”
在沙利文-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位于市中心的办公楼里，美国银行全球公司与投资银行业务总裁布赖恩·莫伊尼汉（Brian Moynihan）正在审阅雷曼的资产评估报告。这时他接到肯·刘易斯从夏洛特打来的电话。
刘易斯告诉莫伊尼汉，“我们刚接到盖特纳从办公室打来的电话，您得马上赶去美联储，他们打算召集大家一起商讨如何应对目前的局势。”
接完电话，莫伊尼汉立刻冲下楼并穿过旋转门，没撑伞便一头冲进瓢泼大雨里，他借了沙利文-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的一辆城镇牌汽车，朝美联储方向疾驰而去。
当汽车开到派克大街时，莫伊尼汉的电话又响了，此时他正擦拭着身上的雨水。
“莫伊尼汉先生，我想你们可能误会了。”蒂姆·盖特纳[1]的一个助手在电话里说道，“我知道我们之前曾邀请贵公司参加6点的联储会议……”
“对，我正在赶过来的路上。”他肯定地回答道。
出现短暂沉默之后，电话那端说：“考虑到贵公司在这次兼并讨论会议中的角色，我们觉得您出席这个会议可能不太合适。”
此时汽车还没走完第八条街区，莫伊尼汉不得不掉头返回，并打电话通知刘易斯这件事。
约翰·麦克和摩根士丹利首席财务官科尔姆·凯莱赫（Colm Kelleher）正坐在麦克奥迪轿车的后排座位上，匆忙地往美联储赶，此时离麦克秘书通知他们尽快赶去美联储参加紧急会议不过10分钟。“一定是有关雷曼的事。”凯莱赫一边往外跑，一边肯定地说。
此时天空正大雨倾盆，密集的雨滴砸在车顶上砰砰作响，令人心烦不已。更让人心烦的是西侧高速公路上的车已经排成了长龙，而他们离美联储还有好几英里远。
“这车压根就他妈的没法动。”麦克一遍又一遍地看手表，很不耐烦地说。
“这样下去我们根本到不了。”凯莱赫附和道。
麦克的司机约翰曾是警官出身，此时他注意到沿高速公路修建的自行车道。为减少环境污染，布隆伯格市长修建了这些自行车道，以提倡市民尽量采用步行或骑自行车的方式出行。
“头儿，右边的自行车道能通到哪儿？”约翰扭头问道。
麦克眼前一亮：“一直通到巴特利公园！”
约翰找到一个高速路分隔栏的缺口，低声骂了一句，随即将车小心地从缺口处挪到自行车道上，加速飞奔而去。
下午4点40分，保尔森乘坐的赛斯纳“奖状X”型私人飞机在暴雨和时速50英里大风的恶劣环境中艰难飞行，最终安全降落在新泽西州的泰特波罗机场。飞行员收起飞机襟翼，慢慢滑向机场正门。正门内停了两辆黑色雪弗兰萨博班SUV车，联邦经济情报局的工作人员正在车内等候。
此时正值交通高峰期，前往曼哈顿的这两辆汽车正在荷兰隧道中艰难地挪动。此时，美国银行的格雷戈里·柯尔和有“华尔街巫师”之称的克里斯·弗劳尔斯给保尔森打来了电话，弗劳尔斯通知他自己已经完成了雷曼的资产评估。
“实现这次并购需要政府的帮助。”柯尔很直白地告诉保尔森，同时，他还提出了一系列拟订的交易条款和促使交易达成的必要条件。
尽管保尔森无法理解柯尔为何认为自己能处于制定交易规则的优势地位，但他还是很耐心地听柯尔把话说完。保尔森想说的是，“有两个及以上的竞标者才能叫做拍卖”。他需要美国银行成为其中之一。如果在雷曼交易结束前，能够让美国银行和巴克莱银行这两个对手一直保持竞争，他的目的也就达到了。保尔森把电话递给了正在做电话记录的丹·杰斯特。（具有讽刺意味的是，20世纪90年代，在高盛金融服务部，丹·杰斯特曾在弗劳尔斯手下任职。）
柯尔告诉杰斯特，由于雷曼的不良资产数额巨大，只有政府愿意承担其中的400亿美元损失，美国银行才会同意收购雷曼。柯尔解释说：“我们已经详细检查过他们的资产负债表了，简直是一团糟。”另外，他还表示美国银行愿意分担最初10亿美元的损失，但政府应当对除此之外的400亿美元提供相应担保。作为交换，美国银行将会向政府支付执行价为45美元每股的美国银行认股权证，而美国银行当天的收盘价为33.74美元每股。柯尔在电话那头报出这些数字，杰斯特则悄悄用口型向保尔森转述。双方都摇了摇头，他们很清楚，交易在这种情况下永远不可能达成。
汽车驶过曼哈顿中心区时，保尔森打电话给盖特纳，请他帮助出谋划策。此时已经超过下午6点的会议开始时间了，会场内的美联储官员请银行家们少安毋躁，会议要等到保尔森到场才能开始。这是为了让大家知道，这次会议至关重要。
纽约联储大厦坐落在纽约自由街33号，大厦宏伟壮观，是一座老式、传统风格的金融宫殿。1927年，专业建筑评论杂志《玛格丽特·劳》曾这样评价这座当时已建成3年的建筑：“除了用‘建筑史上的史诗’来形容它外，找不出一个更合适的词汇了。”大厦以佛罗伦萨的斯特罗兹宫为蓝本，以石灰石和沙石为主要建筑材料，地下部分有三层深入曼哈顿地区的岩床，而地下金库的深度则在海平面15米以下。那里储藏着价值超过600亿美元的黄金，这些才是有真正价值的硬通货。
雷曼的命运能否改变，华尔街能否获救，都将在纽约联储大厦中见分晓。现代金融使得投资者能够在遥远地域之间以毫秒的速度转移资产，而美联储就像是保护有形资产的最后堡垒。
约翰·塞恩乘坐自己的黑色通用SUV车前往美联储。当纽约联储大厦越来越近的时候，他不禁想起以前作为高盛股东来这里的情景。那次也是为了应对一起灾难性事件——1998年救助长期资本管理公司。为了制订出一个解决方案，他连续工作了三天三夜。
显而易见的是，如果当时他们没有挽救长期资本管理公司，1998年倒下的第二张多米诺骨牌就会是同样遭遇信任危机的雷曼。
人生总是充满了讽刺。10年前的一个周六，刚过早上7点30分，塞恩在纽约联储大厦大厅里遇见了富尔德。“情况怎么样？”塞恩问。
“不太好，”富尔德说道，“现在流言满天飞。”
“这简直不可想象。”塞恩说，尽管他很清楚实际状况，但仍努力显得友好。
“别让我找到那些散播谣言的家伙，”富尔德怒吼道，“否则我要将他们碎尸万段。”
世事又回到了原点。
直到下午6点45分，会议还没有开始。保尔森、盖特纳和考克斯如同士兵一般列队前进，快速穿过一楼的长廊，赶往位于纽约联储大厦南边角落的会议室，在那里可以俯瞰自由大街和威廉姆斯大街。
会议室内，无所事事的首席执行官们摆弄着黑莓手机，一杯接一杯地灌冰水，以抵挡房间里湿热的空气。如果最初还有人对这次会议主题抱有疑问，那么在保尔森到场之后，一切已显而易见。银行家里的元老级人物、雷曼首席执行官迪克·富尔德没有到场。
“感谢各位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赶到。”保尔森道出了他的开场白。
他解释说如今雷曼岌岌可危，并告知在场的人们：“本周末前我们必须得找出解决办法。”
接下去，为了让在场人员充分明白方案的重点，保尔森非常直白地说：“别指望政府拨款，解决问题的主角是你们。”
“现在有两个买家，根据我的判断，他们都需要帮助。”他继续说。他没有提及美国银行和巴克莱银行的名字，但每个人都知道买家是谁。早在24小时之前，新闻就已经报导了这一消息。保尔森告诉在场的人，每个竞标者都已经向他明确表示，除非政府或其他机构能为交易提供融资，至少是部分融资，否则他们是不会收购雷曼的。
“政府是否插手目前还没有统一意见，但议会不愿意这样做。”想起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关于紧急救援的强硬表态，保尔森变得有些结巴，“你们应当拿出一个私人市场的解决方案，你们需要对市场负责。”
“我知道帮助竞争对手做交易令人感到不快，但是如果雷曼不存在了，我们的日子会更加难过，”保尔森强调，“你们应该出手。”
对于这个房间里的许多人而言，帮助竞争对手这个想法不仅仅是令人不快，而简直是一种诅咒。更糟糕的是，他们被要求提供帮助的对象是美国银行和巴克莱银行，这两者与他们根本不在一个圈子里。美国银行总裁肯·刘易斯是个刻薄的人，只要让他逮着机会，他就会贬低在座的所有人。而巴克莱银行在美国银行界一直都被认为是二流选手，一心向往闯入崇拜已久的大联盟。帮助他们除了会给在座的人带来损害，还能带来什么呢？
雷曼也并未赢得太多同情。“迪克没有资格做任何决定。”保尔森在解释富尔德为什么没有出席此次会议时带有嘲讽意味。“他拒绝接受现实。”保尔森继续说，富尔德已经“被隔离”并“无权过问此事”。
现在轮到盖特纳发言了，一位助手在会场内分发雷曼资产负债表的复印件。盖特纳厉声说：“如果你们不找出一个合适的解决方案，每个人面临的情况都会越来越糟糕。”问题很明显：雷曼实际上已经没有周转资金了。如果星期一之前还是拿不出解决方案，那么一旦周一开市，情绪恐慌的投资者就会将剩下的一点点资金全部拿走，到那时雷曼将面临破产。这样一来，雷曼交易对手方的投资者将无法结清他们的交易，一个局部问题将转变为一场大灾难，整个金融体系都将面临危险。尽管世界市场日益复杂化，维系整个市场运作的却依旧是最基本的信任。信任基础一旦消失，市场将迅速瓦解。
贝兰克梵和戴蒙都认为，雷曼破产的内在风险被高估了，至少从他俩各自公司的角度来看是这样。他们私底下告诉保尔森，高盛和摩根大通已经减持了部分雷曼资产以降低风险。贝兰克梵并不介意将这件事摆到台面上来。“很早以前我们就预见了这种情况。”贝兰克梵说。
盖特纳没有回应他们的看法，而是指示银行家们分为三个工作组。第一组估计雷曼不良资产的价值，即已经宣布分拆、由史宾柯公司运作的资产。有人马上把史宾柯公司改名为狗屎公司（ShitCo），让在座诸位感受到一点他们迫切需要的幽默与轻松。
盖特纳继续分配任务，要求第二小组制作一张各银行投资雷曼的结构图。最后，他提到早些时候在秘密会议上所描述的“熄火的情景”：如果雷曼迫于无奈申请破产保护，所有与雷曼有交易的银行将以雷曼为中央交易对手来轧平头寸，他想知道他们能否承受最后净头寸的损失。
为防止出现混乱，盖特纳重申了保尔森的立场：“联邦政府没有进行财政救助的意愿。”当他说出这句话时，一班地铁刚好从下面通过，隆隆的响声仿佛在强调这一点。
克里斯托弗·考克斯如往常一样打扮得无可挑剔，他以“伟大的美国人”为主题做了简短发言，希望强化与会者“所承担的爱国责任”。
在场的大多数银行家都对他不屑一顾，认为考克斯是个没有影响力的人，甚至把他看做是“被打入冷宫的人”。
银行家们开始交头接耳，有些话题务虚点，有些则很务实。
“我想我们是不是该谈谈美国国际集团？”当房间渐渐安静下来时，花旗集团的维克拉姆·潘迪特问道。
盖特纳瞪了他一眼，“现在要讨论的是雷曼。”盖特纳语气强硬，他正尽力避免会议失控。
“你不能仅单独考虑雷曼的问题，”潘迪特坚称，“可能下礼拜我们再讨论这事就已经没用了。”
戴蒙插了一句：“我们摩根大通的团队在那里。”据戴蒙解释，摩根大通正在劝说美国国际集团找出解决方法。
“你知道的，杰米，”潘迪特粗鲁地回答道，“花旗也有一个团队在那里，但我并不认为事情如你所想，实际上美国国际集团的局面已经难以控制。”
潘迪特和戴蒙的唇枪舌战仍在继续，越来越紧张的局面让房间里的许多人回忆起摩根大通收购贝尔斯登的那个晚上，电话会议上的盖特纳是如何在众多银行首席执行官之间斡旋游走的。那时戴蒙已经买下了贝尔斯登，当他质问潘迪特知不知道花旗在贝尔斯登有多少风险敞口时，甚至朝他嚷道：“别像个蠢货一样！”
盖特纳坚称美国国际集团还在美联储控制之下，努力使讨论回归正题。摩根大通和花旗集团是美国国际集团的顾问，会议室内只有他们对美国国际集团问题的严重性有深度了解，而这一点一直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
美林首席执行官塞恩在讨论中一直保持沉默，在场的人都清楚，美林很可能将是下一家宣布破产的银行。
保尔森提高了音调：“这次事件关系到我们的资本市场和整个国家，我们会记住没有尽力的人。”这些话对屋内的银行家来说更像是一个威胁。保尔森还提醒他们，要记得带着各自的团队在第二天早上9点前赶到美联储。
银行家们默默离开了会议室，摆在眼前的大量工作已把他们压得喘不过气了。
约翰·麦克一离开纽约联储大厦就立刻打电话回办公室。
“伙计们，这将是一个漫长的夜晚，”麦克通知助手詹姆斯·戈尔曼、瓦利德·查马哈和保罗·陶布曼，让他们做好准备，雷曼很可能会破产，“这周末我们需要很多人手。”摩根士丹利的银行家们有两个相关任务：自我保护和帮助美联储。他们不得不再次计算自己在雷曼的敞口并审核表上的衍生品，此外还得检查客户在雷曼的敞口。同时，投资银行部门开始浏览雷曼的客户名单，查看哪些客户他们可以接手。董事会也在准备召开，以便让所有董事都了解这一状况。另一组则要计算雷曼的资产价值。他们终于有机会查看雷曼的财务状况了，就算没什么事，这也是一次有趣的教益。
麦克让司机驶向自己最喜欢的圣彼得罗意大利餐馆，好为他的团队成员带点吃的，今天每个人都不得不像刚进公司的分析员那样忙活，应该用美食好好补偿他们今晚的通宵加班。
约翰·塞恩和同事彼得·克劳斯都参加了会议。离开会议室后，塞恩立即打电话给公司的律师彼得·凯利，让他这周六来美联储。接着，塞恩又打给格雷戈里·弗莱明，此时他正乘着他的育空SUV车行驶在梅里特公路上。塞恩原计划与妻子一起陪两个朋友吃饭，但现已经晚一个小时了。“这就像是一场热闹的大胃王比赛，”塞恩对弗莱明说，“但雷曼似乎没有得到任何救助。”
保尔森关于政府将拒绝提供任何援助的态度令塞恩十分惊诧，他能猜到弗莱明将会作何反应。
“必须好好考虑我们自己了，看看我们能有什么选择。”弗莱明说，“真的，约翰，我们快没时间了。”
塞恩不置可否：“先这样吧，我们各自休息，明天早上再说。”
当塞恩到达和朋友约定的丽贝卡餐厅时，他遇到了摩根大通的史蒂文·布莱克。半小时前，布莱克就开始给他的团队打电话，现在到餐馆外了还在继续。此时，布莱克正与他的团队谈论美林的前景。
看到塞恩，布莱克不免吃了一惊：下一个面临破产的就是美林，他怎么还有闲心来这里？但他很快就回过神来，若无其事地向塞恩打招呼：“哈哈，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啊，我们居然在这儿碰到了。”
“是啊，真巧，不过我得去见我的妻子和两位朋友了，他们已经等了我两小时多了。”塞恩回答道。
“反正我今天的任务是结束了。”布莱克笑着说。
看着塞恩转身走进餐厅，布莱克继续打他的电话：“你绝对想不到我刚才在这里碰到了谁……”
此时在雷曼总部，迪克·富尔德刚刚结束了与麦克达德的通话，他十分震惊，甚至是怒不可遏。麦克达德之前负责一项艰巨任务：通知所有银行高层去美联储召开关于雷曼的紧急会议。但身为雷曼首席执行官的迪克·富尔德却没有被邀请。
美联储曾联系罗基·科恩，让他通知麦克达德带着助手于周六早上到美联储开会，并特别警告不能有富尔德。科恩解释说：“美联储不想他在那儿出现。”
麦克达德支支吾吾，试图缓和气氛：富尔德在市中心的办公室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他觉得富尔德最好把时间花在办公室的人员调配上，以便与监管者及其他银行首席执行官保持联系。当然，他不会告诉富尔德，上述这些人都将亲自到美联储参加会议。
富尔德挂断了电话，突然又想起一件足以让他暴跳如雷的事情：现在是晚上9点，肯·刘易斯已经整整一天没和他联系了。美国银行的尽职调查组在几小时前离开了沙利文-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据他所知，从调查组成员的表现来看，明天他们很可能不会再回来了。
“真难以置信，这狗娘养的居然不回我电话！”富尔德向拉索抱怨。他至少给刘易斯打了6次电话，有几次还特意没有留下语音留言，目的是不想显得自己很绝望。前一天的电话让富尔德以为刘易斯实际已经与他达成一致了，可现在这人死哪儿去了？
富尔德实在是受够了，他放下一切骄傲，试着往刘易斯在夏洛特的家里打电话。
刘易斯的妻子唐娜在厨房里接听了电话。
“肯在家吗？”富尔德问道。
“您是哪位？”
“迪克·富尔德。”
听筒里沉寂了许久。琳达望着坐在起居室的丈夫，用唇语告诉他电话是富尔德打来的，刘易斯挥了挥手指，示意她推掉这个电话。
虽然有些不安，但唐娜在帮丈夫处理不想接听的电话方面非常有经验。
“您可以不用打过来了，”她抱歉地说，“肯现在不想接电话。”
富尔德非常沮丧地答道：“很抱歉，打扰了。”
放下电话，富尔德双手抱头。
“我真是个蠢货！”富尔德对着空无一人的办公室大声吼道。
负责雷曼破产事务的律师哈维·米勒（Harvey Miller）从他的办公室出来，走进威嘉律师事务所的会议室，催促同事们赶紧下班回家吃饭。天色已晚，他没有听到任何关于雷曼的消息。这不过是个消防演习罢了，他想，雷曼是不会破产的。
米勒钻进一辆出租车，回到他位于第五大道的公寓。刚打开门，他的手机就响了，是佳利律师事务所的詹姆斯·布罗姆利（James Bromley）打来的电话。佳利律师事务所如今是纽约联储的法律顾问。布罗姆利单刀直入地问：“哈维，是不是有什么破产计划？”
米勒吓了一跳。“没看出这个迹象，也没有预见破产，”他果断地回答，“目前根本没有这方面的工作，我正待在家里，我敢说，雷曼现在非常有理由相信能达成交易。”
“你确定？”布罗姆利问道。
为了让布罗姆利相信自己，米勒提到，此前他的一个同事在做相关报告时，美联储看起来对这件事一点也不着急。
布罗姆利不知该如何评价这一消息，只是咕哝：“呃，或许明天早上我们得见见。”说完就挂断了电话。
米勒走进客厅，一头雾水地对妻子露丝说，“我刚刚接到一个非常奇怪的电话……”
回到美国国际集团，维纶斯塔还在试图寻找一种快速解决方法。他和布朗斯坦决定抓住最后一个机会，再次试着问问沃伦·巴菲特。或许他们能将美国国际集团的部分资产卖给他，不管是什么。或许巴菲特的投资组合中也需要一些美国国际集团的资产。他俩打电话到巴菲特的办公室，他不在，助手将电话转到巴菲特1958年斥资31500美元购买的住处。
寒暄过后，维纶斯塔挑明了此番电话的意图：“听说您对相关资产感兴趣，哪些是您特别感兴趣的？”维纶斯塔问道。
沉默了片刻后，巴菲特说：“我们对汽车行业比较感兴趣。”
“那您是否对全美财产保险市场有兴趣？”维纶斯塔建议道。财产险是美国国际集团的主要业务，年收入约400亿美元。
“值多少？”巴菲特问道。
“我们出价250亿美元，但是可能您认为只值200亿美元，”维纶斯塔回答道，“您需要哪些信息来做出这个决策？”
巴菲特让维纶斯塔把所有信息都交给他。维纶斯塔答道：“好的，给我们一个小时，我们会把所有材料都打包，这些资料应该发到哪个邮箱呢？”
巴菲特大笑起来，他告诉维纶斯塔，自己是不用电邮的。
“那我能把它们传真给您吗？”维纶斯塔又问道。
“我这也没有传真机，”巴菲特轻声笑道，“为什么不传真到我的办公室呢？我可以开车去办公室把它们取回来。”
一小时后，巴菲特再次拿起电话，很有礼貌地拒绝了这个投资建议：“这笔交易太大了，250亿美元可不是个小数目。”维纶斯塔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有朝一日会听巴菲特亲口说一笔交易的数额太大。
“这笔交易将动用我所有的现金，而我不能做任何有损伯克希尔哈撒韦AAA评级的事。”巴菲特解释道。他提到了融资的可能性，同时也承认不想让这样的债务出现在他的资产负债表上。
“好的，非常感谢，”维纶斯塔说道，“顺便提一句，如果您以后对我们资产的哪个部分有兴趣，请告诉我们。”
美林的格雷戈里·弗莱明整晚都翻来覆去睡不着。妻子梅莉莎终于忍不住问他究竟有什么烦心事。“现在是周五的晚上，你却睡不着。”梅莉莎嘟哝道。弗莱明毫无睡意，他转向梅莉莎：“这是个不同寻常的周五夜晚，对于金融业来说，下星期将是一段非常艰难的时期。”
清晨4点30分，稍微眯了一会儿的弗莱明还是选择了起床，他脑子里一刻也没消停过。他在回忆昨晚与密友、美林董事会成员约翰·芬尼根的谈话。和弗莱明一样，芬尼根也对公司层出不穷的问题备感焦虑，他们已经达成一致，准备劝说塞恩尽量与肯·刘易斯达成交易。
“你应当促成这件事，格雷，”芬尼根催促道，“这是一个解决公司问题的办法。”
此前，弗莱明和彼得·凯利曾有过类似的谈话。“你只需要得到约翰的支持，让他支持美国银行收购美林，”凯利告诉弗莱明，“我们得开始着手做些准备工作，如果明天早上的会议没有朝我们期望的方向发展，我们就只剩36小时去促成这笔交易了。”
一直等到周六早上6点30分，弗莱明才觉得可以给塞恩家里打电话了。塞恩已经出门了，5分钟后，他在SUV后座上给弗莱明回了电话。
“我一直在考虑这件事情，”弗莱明坚定地说，“我们得给肯·刘易斯打个电话。”
塞恩吃了一惊，他几乎整晚都在考虑这笔交易是否有意义。至少到目前为止，他得出的结论和弗莱明恰恰相反。他告诉弗莱明，这周末美林可能需要通过卖出一些股份来筹集资金，以提高市场信心，但没必要立刻出售整家公司。与以往在进入正题前对团队成员的训话一样，塞恩再次警告弗莱明，“你一旦开始，就没法停下来了，谈判可能很快就会超出你的控制。”
“美国银行是我们最好的合作者，”弗莱明沮丧地说道，“如果失去了美国银行，我不知道我们该怎么办？”
塞恩的SUV车已经驶入罗斯福快车道，他答应弗莱明会好好考虑这个问题，但现在他需要把所有精力都集中在接下来的会议上。
没到早上8点，杰米·戴蒙的黑色雷克萨斯就已驶出家门，从位于公园大道的公寓前往美联储。他刚刚结束与管理团队的电话会议，正坐在后座用黑莓回复邮件。他在邮件里投下一枚重磅炸弹，告知其他人做好雷曼、美林、美国国际集团、摩根士丹利乃至高盛都破产的心理准备。他知道或许自己夸大了现实，但他们必须得做好准备。戴蒙有些焦虑、甚至是害怕这将成真，他知道的太多了，摩根大通是雷曼和美林的清算银行，它们所有的交易都得通过摩根。他能够看到它们的资产以怎样飞快的速度坍塌、缩水。同时，身为美国国际集团的顾问，这几个礼拜简直就是噩梦。他知道的或许比保尔森还要多。
现在他只希望自己的判断是错的。
弗莱明在自家厨房里踱来踱去，决定为劝说塞恩最后一次进行努力。虽然将资产卖给美国银行可能不是个很好的建议，但这或许是拯救美林的唯一办法，如果美国银行购买了雷曼，这将是一个无法想象的冲击。非常明显，如果雷曼倒了，下一个倒下的大投行就将是他的公司。美林，美国最具标志性的投资银行，正站在破产的深渊边缘。
当塞恩接到弗莱明的电话时，SUV车正疾驰在梅登大街上，即将驶入纽约联储大厦的地下停车场。一大堆记者已经在那里占领了阵地，随时准备拍照。
“到我们行动的时候了，”弗莱明坚称，“我们甚至不需要真正做成这笔交易，但至少得试一下，看看我们是否有可能合作。”
“我们得利用这个周末做些准备，”弗莱明继续说，不给塞恩打断他的机会，“我们不能等到下周可能面临威胁的时候再做这些事。”
作为一名老练的交易人，弗莱明非常清楚一个周末有多么珍贵。华尔街最大的交易往往是在收市后的周末达成的，这样能有整整两天时间来改进交易细节。若在平时，一旦消息不小心走露出去，将立刻对股价产生巨大影响，迫使交易匆匆完成，而周末就不必担心这一点。
塞恩仍然建议弗莱明多点耐心。“若雷曼没做成这笔交易而申请破产，美国银行还是可以与我们合作的。”塞恩说道。不过他向弗莱明保证：“我很清楚你的想法，我对与美国银行的并购交易并无异议。如果需要，我们就立刻与美国银行联系。”
这就是弗莱明想听到的话，事情终于有了进展。
上午8点整，纽约联储大厦的大厅里已经挤满了银行家和律师。他们聚集在年轻的索福克里斯的巨型青铜像周围，索福克里斯高举手臂，手里握着龟壳和兽角做的里拉琴，它象征着萨拉米斯之战的胜利，这场胜利保卫了希腊、乃至整个西方文明免遭东方的侵害。今天，聚集在联储的银行家们也将发动一场具有历史意义的战争，一旦失败，付出的代价可以与输掉萨拉米斯之战相提并论：他们为拯救自己于水深火热之中而战，同时，也为拯救整个西方资本主义于金融灾难而战。
一小时后，焦虑的人们如前晚一样走进了走廊末端的会议室。
他们已经预先分好了工作组：花旗、美林和摩根士丹利负责分析雷曼的资产负债表和流动性问题；高盛、瑞士信贷和德意志银行则负责研究雷曼的房地产资产，确定缺口的大小。高盛在这周早些时候就已经做完了一部分工作，因此进展很快。而花旗集团的维克拉姆·潘迪特和加里·夏德林（Gary Shedlin）则非常紧张，他们担心高盛会借机廉价收购雷曼的资产，因此对自己这组的进展步步紧盯。
“正如你们所知，政府不会插手这件事。你们必须全靠自己，找出方案、解决问题，”盖特纳说，“我两小时后回来，到时候你们最好能拿出一份能解决问题的方案。
他的语气十分傲慢甚至可笑，让在座诸位很不舒服。“他妈的，他简直是疯了。”潘迪特对约翰·麦克说，盖特纳的话给了他们“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感觉。
劳尔德·贝兰克梵问了个问题：“蒂姆，我知道你想做什么，你能否告诉我怎样才能换个角色？”换句话说，他想知道怎样才能成为买家，然后由竞争者提供补贴。贝兰克梵显然是在开玩笑，他对收购雷曼没有兴趣，但他说的笑话清楚地指出了重点：为什么要帮助竞争对手？
盖特纳避开这个问题，直接走出了房间，留下一群灰心丧气的银行家。
塞恩与同在美林工作的彼得·克劳斯和彼得·凯利找了个角落窃窃私语。
“你怎么看？”凯利问道。
“雷曼是不可能成功的。”塞恩回答说。
“那么我们也不可能成功。”凯利冷静地说。
“或许我们该考虑其他选择了。”克劳斯插了一句。
塞恩点了点头，也许最终弗莱明才是对的。
塞恩随即给弗莱明打电话，告诉他自己刚刚与克劳斯及凯利的讨论结果，并对他说：“马上安排与刘易斯的会面。”
纽约联储大厦7楼，雷曼的麦克达德和亚历克斯·柯克正满怀希望地等待与这些能拯救雷曼的银行家们见面，他们觉得自己简直就像等待见到自己买家的邮购新娘[2]。他们知道，在为雷曼争取生机的努力中，这是最后一场公开表演。
他们带来了成堆的材料，其中甚至包括两份可能是最重要的文件。一份介绍了分拆全球房地产投资公司（REI Global）的计划，另一份则是《商业地产业务概览》。换句话说，雷曼拥有的资产质量极差，没人知道究竟该如何对这些不良资产进行估价。共识只有一点：雷曼资产的价值被高估了。
即使到现在，雷曼仍否认这一点。文件显示他们已经将商业地产的价值平均下调了15%。但绝大多数华尔街银行家认为下调的比例应该更多。
“好吧，现在就让我们搞清楚这些资产项目和融资方式，并达成共识。”麦克达德对柯克说。他们开始巨细靡遗地查阅这些文件，努力弄清楚资产负债表上负债、衍生品、应收账款、应付账款、回购及长期负债的情况。
每当遇到材料里的细节问题时，麦克达德就给被称为“金融界真正的百科全书”的兰·劳维特（Lan Lowitt）打电话。每当劳维特解释完一个特别难懂的地方时，麦克达德便不由得感慨：“真该把劳维特请到这里。”
他们完成这些准备工作之后，保尔森的特级助理史蒂文·沙弗兰（Steven Shafran）打来电话，让他俩去见见有可能成为救世主的人。保安引导他们来到楼下的主餐厅，许多银行家都在那里等着。这些华尔街最杰出公司的银行家们像是走进了一个由政府发起的土耳其大卖场，时刻准备血拼。
雷曼的执行官被安排在大厅最远角落的一张桌子，他们望着那些座位目瞪口呆。坐下之后，柯克对麦克达德说：“你知道我们像什么吗？就像是一群在角落里头顶蠢材高帽的小孩！”
麦克达德听完大笑起来，这时，瑞银集团的几位银行家刚好经过，也不明就里地跟着笑了起来。“怎么了？”其中一人问道。柯克翻了翻白眼，明确地表示：不要招惹我们。“他妈的，你说怎么了？”柯克如此答道。在情况变得更糟糕之前，华尔街的核心成员忽然出现了：维克拉姆·潘迪特、约翰·麦克、约翰·塞恩和彼得·克劳斯。他们在桌前坐下，开始商讨正事。夏天的时候，麦克还在家中招待过麦克达德并商讨合并的事，现在却用同情的口吻说道：“天呐，对你们的事我感到很难过，这真是太残酷了。”塞恩则静静坐着，小口呷着咖啡，有太多理由让他不得不这样想：我也可能会像他们一样。麦克达德把文件分发给在座的人，并准备解释相关数据，克劳斯却开始质疑其中一些假设条件，幸好潘迪特及时制止。“好了好了，”潘迪特不耐烦地挥了挥手，“你们该回去做份内的事。”潘迪特对雷曼的银行家说：“给我提供一份你们完备的融资方案，然后我们再决定是否提供资金。给你们两个小时的时间来完成这件事。”
5分钟后，一名保安走到麦克达德和柯克面前：“我奉命带两位去另一层楼，以方便你们进行工作。”美联储本想另外提供一个会议室，但由于房间不够，他们就被安排到了美联储的医疗中心，一个临时办公室已经布置停当。如果没有别的含义，所有这一切简直是个完美的隐喻，雷曼的高管立刻意识到了这一点。柯克看着挂在墙上的电击设备，面无表情地说：“唉，这真是再恰当不过了，很明显我们就是心脏病患者。”
与此同时，美国银行的格雷戈里·柯尔、乔·普赖斯（Joe L.Price）及律师爱德华·赫利希正赶往市中心，参加早上10点与保尔森和盖特纳的会议。他们已不打算收购雷曼，柯尔甚至将一部分职员送回了夏洛特。
还没等他们到达目的地，赫利希的电话就响了。从显示的区号看，他猜这电话来自弗莱明。赫利希犹豫了片刻，不知是否应该接这个电话。
在他们动身之前，团队已经讨论过该怎么处理弗莱明的电话。克里斯·弗劳尔斯建议柯尔不要再在这件事情上浪费时间，除非约翰·塞恩打电话给肯·刘易斯并亲口说“我想做这笔交易”，否则一切都是废话。
尽管有些恼怒，最终赫利希还是接了电话。
“我想和你们谈谈，”弗莱明兴奋地说，“约翰说了，他希望我们能够促成这次合作。”
赫利希已经听够了这样的陈词滥调，对这种话很是厌烦。
“格雷戈里，现在我想重申之前说过的话：除非约翰·塞恩邀请我们，告诉我们美林希望达成这笔交易，否则我们是不会做的。实际上我现在就和格雷戈里·柯尔在同一辆车上，我把电话给他，让他来告诉你我们是认真的。”
柯尔接过电话并说：“听着，我们对此感兴趣，但是我们希望塞恩能亲自开口。”
“好的好的，”弗莱明回答道，“我会再打给你。”
美国银行对收购美林一直很感兴趣，对于弗莱明的示好，柯尔、普赖斯和赫利希都有理由给予关注。他们三人都知道一些别人不知道的怪事。感谢上帝，这些怪事从来没有泄露出去，否则，他们就会成为华尔街的笑柄。
事实上，肯·刘易斯一年前就希望与美林合并，美林当时的首席执行官还是斯坦·奥尼尔。除了奥尼尔和美国银行的部分高管，没人知道这个消息，甚至连美林和美国银行的董事会都不知道。
去年九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天，奥尼尔从威彻斯特的家开车前往曼哈顿的新时代华纳中心，在刘易斯的豪华商务公寓里与其会面。这次会议由赫利希牵线搭桥，奥尼尔是一个人，刘易斯却带着柯尔。
作为此次会议的先决条件，奥尼尔早就提出了每股90美元的并购价，对于美林当时每股70多美元的价格来说，已经溢价颇多。刘易斯和柯尔直接进入商讨阶段，他递给奥尼尔一系列报告，从某些可操作层面向奥尼尔展示美林与美国银行合并后将呈现的状况。正当刘易斯准备深入讨论该计划时，奥尼尔站了起来，抱歉地说想去卫生间。快过去20分钟了，奥尼尔却还没回来。刘易斯和柯尔十分焦虑，一方面担心他是不是身体不适、在卫生间出了什么事；另一方面又有点灰心，因为他好像是开溜了。
最终奥尼尔回来了，仿佛一切正常，什么都没发生。刘易斯耸了耸肩，继续浏览报告。然而当他准备继续探讨时，奥尼尔却阻止了他。
“如果我们打算交易，那起码得有一个合理的溢价。”奥尼尔说，他想把收购价提到100美元每股。“我做了一些事后分析，并更加深入地考虑了这些问题。”奥尼尔随后解释说，通过对美林的资产管理、零售业务及投资银行业务进行从局部到整体的分析，他的结论是应该调高合并价格。
奥尼尔报出的数字让刘易斯大吃一惊。他几乎不想再和奥尼尔讨论下去，但随后还是决定勉强继续。但他暗示奥尼尔，如果要提高价格，“美林就得更多地削减成本。”
“根据我前面提供的报价，你觉得应当削减多少成本？”奥尼尔问。
根据手中的报告，刘易斯认为必须在两年内削减60亿的成本。
这是个大数字，即便对以削减成本闻名的奥尼尔也是如此。若报价为100美元每股，数字只会变得更大。
“你为什么认为我是适合的人选呢？”奥尼尔问道。
“你将是管理团队中的一员，但坦白地说，到现在为止，我还真没好好考虑过有关整个架构的问题。”刘易斯诚恳地说道。
答案明显不能让人满意。奥尼尔表示，若合并后他们不得不按刘易斯所说的大规模地削减成本，他就得当公司总裁，这样至少有人可以更好地照顾美林的员工。刘易斯马上被激怒了：“你的意思是不是，我卖掉我的管理团队以达成交易，最后却提高你的利益？”
听完这话，奥尼尔低下头发了一会儿呆。最后，他终于开口说道：“感谢你在这件事上花费的时间，感谢你的报告和想法。从理论上说，如果美林要进行战略合并，我认为美国银行是我们最感兴趣的合作者。”随后他转身向门口走去，留下最后一句话：“我会考虑你所说的每一点的。”
然而从那以后，刘易斯再也没有得到奥尼尔的回音。
他并不知道，奥尼尔第二天就把与刘易斯会面的事告诉了美林董事会成员阿尔贝托·克里比奥雷（Alberto Cribiore），还有具体的谈话内容。作为美林董事会最具权威的代表，克里比奥雷明确表示不接受合并计划，该计划就这样被搁置了。
克里比奥雷操着浓重的意大利口音说：“斯坦，肯·刘易斯就是个傻瓜！”
美国国际集团的第16层楼如同蜂房一般热闹无比，数百名银行家与律师在各个房间进进出出，对美国国际集团各项待售资产进行尽职调查。
在最厉害的挑剔者到达之前，摩根大通的道格拉斯·布朗斯坦与戴蒙进行了一次简短的电话会议，他把维纶斯塔拉到一边并嘱咐道：“我们之前讨论说需要200亿或300亿美元的资金，但现在可能需要准备更多了，因为雷曼可能在本周末宣布破产。”
“市场将变得更为严峻，”布朗斯坦警告说，“或许要准备400亿美元。”
维纶斯塔大吃一惊，他面临的挑战几乎立即增长了一倍。
一分钟后，所罗门兄弟的前负责人，曾为科尔伯格·克莱维斯·罗伯特公司工作，美国国际集团减价出售的投标人之一德里克·莫恩先生走出了电梯。维纶斯塔以前跟他挺熟，但已有许多年没有联系了。他们最后一次见面还是在2004年，当时莫恩当着维纶斯塔的面被查尔斯王子解雇了。10多年前，也正是莫恩，因为在舞会上怠慢了史蒂文·布莱克的妻子，从而与戴蒙发生冲突，最后被桑迪·威尔扫地出门。
这周末，整个金融界都安危难料，维纶斯塔、戴蒙和布莱克都期待来自莫恩的帮助。当维纶斯塔不得不满脸笑意地迎接莫恩时，他不得不承认生活真是充满了讽刺。
几分钟前，全国最大的私募股权巨头之一，得克萨斯太平洋集团的戴维·邦德曼（David Bonderman）与其团队一同抵达了美国国际集团。邦德曼曾成功挽救了大陆航空公司，并因其不轻言放弃而声名大噪，但他对金融公司却心存疑虑。2008年4月，他买入华盛顿互惠银行价值13.5亿美元的股份，在此之后不到半年的时间里，他眼睁睁地看着这笔投资几乎损失殆尽。
维纶斯塔越来越紧张了，他感觉所有的投标人都企图榨干美国国际集团。
也许是察觉到了维纶斯塔的忧虑，保险业巨鳄安联集团的董事会成员保罗·阿赫莱特纳（Paul Achleitner）博士提前结束了在西班牙马略卡岛（Majorca）的度假，飞来会见维纶斯塔并参加这次调查会议。
“我能和你单独谈谈吗？”他问道。
“当然可以。”维纶斯塔回答。
阿赫莱特纳是克里斯·弗劳尔斯邀请来的，后者还特意派了一趟专机，横跨大西洋把阿赫莱特纳接过来。
维纶斯塔和阿赫莱特纳找了个安静的角落以便谈话。
“我想让你知道，我和这些秃鹫不同，”阿赫莱特纳指着杂乱人群里的私募股权投资者们说，“我代表安联。如果要投资，我们可能会与他们同时出资，但我们将做出自己的决定。”
“谢谢您，非常感谢。”维纶斯塔感激地说，随后又回到那群秃鹫当中。
时间一点点地过去，人群变得越来越拥挤。维纶斯塔和美国国际集团团队很快就开始分不清每个人代表的是谁。
当高盛的克里斯托弗·科尔（Christopher A.Cole）带领一小群银行家出现时，美国国际集团请来的黑石集团银行家约翰·斯图津斯基（John Studzinski）立刻警觉了起来：高盛？谁邀请的？
“你究竟为谁工作？”斯图津斯基问科尔。起初科尔奇怪地沉默了，最后他开口说：“嗯，我们在这里有好几个客户”。斯图津斯基盯着他，希望能听到更多内容。这时负责高盛私募投资事务的理查德·弗里德曼恰好从这经过，屋里所有人都注意到他的到来。高盛实际上是不是为自己而来？“我们待在这儿，”科尔继续说道，“和安联、安盛以及高盛的资本伙伴一起工作。这看起来实在是太混乱、太矛盾了。”
斯图津斯基怀疑这些回答，甚至有些偏执地去18楼找高级秘书顾问内森·哈里森（Nathan T.Harrison）。“听着，”他对哈里森说，“我要你像老鹰一样紧盯着这些家伙，不管发生了什么，第一时间告知我。”
美国银行的团队也正一刻不停地忙碌。这支队伍包括格雷戈里·柯尔、乔·普赖斯（Joe Price）以及爱德华·赫利希，他们一起走进纽约联储大楼，准备参加上午10点半与保尔森和盖特纳的会议。而两个街区外，弗劳尔斯正从美国国际集团徒步赶来。
在盖特纳办公室外等待的时候，柯尔告诉整个团队富尔德如何给刘易斯家打了一整夜电话。
“迪克……真是个混蛋！”弗劳尔斯说。
保尔森、盖特纳及丹·杰斯特刚进房间，气氛立刻就冷了下来。保尔森讨厌弗劳尔斯，他们多年来一直在明争暗斗，这一历史甚至可以追溯到高盛准备上市的时候。保尔森击败了弗劳尔斯，成为高盛的投资银行部负责人，弗劳尔斯则称保尔森是个“白痴”，不久之后他便离开了高盛。保尔森对弗劳尔斯说，在公司准备首次公开募股的关键时刻，他的辞职简直可耻。弗劳尔斯在新股发行前就已买断了合伙关系，辞职走人，然而在首次公开募股被取消之后，他又打算重新回到公司。他们之间的那次谈话针锋相对，差点吵起来。
为了打破紧张气氛，盖特纳问道：“有什么最新消息？”
柯尔说，美国银行明显对收购雷曼不感兴趣。要达成交易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让政府帮忙，拿出比前一天美国银行所要求的更多的资金。他表示，他们已经确定至少有700亿美元的问题资产需要由美国银行提供担保，这个数字只可能变得更大，而他们之前预计的却只有400亿美元。鉴于该情况，除非保尔森愿意给予支持，否则美国银行将不再打算考虑这事。
同时柯尔又表示，他担心富尔德仍在寻求溢价。“在这一点上，迪克·富尔德根本没有发言权。”弗劳尔斯回答道。
“不要担心，没人在意他们的想法，”保尔森告诉他们，“到了这一步，迪克·富尔德想什么已经不重要了。”
会议中，赫利希的手机响了起来，是弗莱明打来的。之前他已经摁掉了两个电话，赫利希低声向柯尔说明电话是弗莱明打来的，请他允许自己接这个电话。
“怎么了？”赫利希不耐烦地问。
“好了，他会在下午两点半举行会议。”电话那边的弗莱明大声嚷嚷。
“你就不能让塞恩给刘易斯打个电话吗？”赫利希问道。
“现在不行，”弗莱明说，“塞恩说他现在不能打电话，他正和保尔森一起开会。”
赫利希翻了个白眼：“不，他没有。格雷戈里，我正在美联储与保尔森一起开会。我刚刚走出房间，我可以看到塞恩，他就在下面的大厅里。”
赫利希越来越怀疑弗莱明并没有得到塞恩允诺，他重复道：“听着，他必须打这个电话。我都能出来接你的电话，他就不能出来给刘易斯打电话吗？”
“他会的，我保证。我以我的名誉担保，刘易斯飞抵这里后，我绝不会让他面对一个空荡荡的会议室。”弗莱明坚定地说。
“他必须亲自打电话。”赫利希再次坚持。
赫利希重新回到会议室，此时会议已经接近尾声。政府依旧不愿卷入乱局，但保尔森试图阻止美国银行退出针对雷曼的并购。
会后，人们纷纷离开，克里斯·弗劳尔斯却悄悄把保尔森拉到一旁：“我想跟你谈谈美国国际集团。”弗劳尔斯略作停顿，确定没人听到后，他继续说：“我在那工作过一段时间，发现了一些不寻常的事情。”他拿出一张纸，与前天分发的文件一样，上面记载着美国国际集团的现金流情况。从上面看，最迟到周三，美国国际集团将面临资金短缺。
“看看这个窟窿有多大，”弗劳尔斯指着那笔下周到期、必须支付的50亿现金说，“美国国际集团已经完全失控，他们已无能为力。”弗劳尔斯提出要与维纶斯塔一起回美联储，以便仔细核查那些数字。保尔森则努力掩饰看到数字时的惊愕，不想让弗劳尔斯如愿以偿地发觉自己的焦躁。
弗劳尔斯走出会议室，在走廊里赶上了美国银行的队伍，得意地说，“有些重要的情况他们也不知道。”
保尔森、盖特纳和杰斯特都来到盖特纳的办公室。杰斯特强调他们必须保证美国银行从始至终参与并购，直到拍卖结束。就算美国银行打算退出，它也必须保持沉默，尤其是在巴克莱面前。
然而保尔森的精力则转移到美国国际集团的文件上了，他脑子里一直在盘算这些数字。“情况比我想象的要糟糕得多，美国国际集团现在深陷泥潭。”过了许久，保尔森无奈地说道。
盖特纳在电话里告诉维纶斯塔，他们刚刚见了调查过美国国际集团的克里斯·弗劳尔斯。“他正在考虑挑选一些资产并打包购买。”维纶斯塔答道。听到维纶斯塔的话，政府官员们面面相觑，他们都被弄糊涂了：“弗劳尔斯不正在给美国国际集团做咨询吗？”然而很快杰斯特就会意地向保尔森笑了笑。这就是弗劳尔斯，一个耍两面派的高手。所有人都明白过来了，弗劳尔斯是想依靠政府资助来买下整个美国国际集团。“他根本就是个麻烦的源头”，保尔森感叹道，“他才不想挽救这个国家！”
讨论继续回到刚才的数字上。维纶斯塔解释道，他办公室里正坐着一大堆竞标者的代表，美国国际集团希望在周末之前卖出足够多的资产，以偿付即将发生的支出。
盖特纳建议维纶斯塔今天晚些时候过来一起审阅美国国际集团的报表，以便让他们更好地掌握这个计划。
“好的，”维纶斯塔回答道，并笑着加了一句，“我不会带弗劳尔斯过来。”
楼下，首席执行官们从宴会厅到会议室提交进度报告，保尔森和盖特纳则负责进行收集。
每组都交来了已经完成的内容，不过总量都很少。一部分问题在于众人对雷曼资产的真实价值有不同看法，尤其是臭名昭著的商业地产相关资产。雷曼的评估价格是410亿美元，其中贷款326亿美元，投资84亿美元。大家都知道，它远远够不上这个价格，问题是究竟差多少？
有一种估计方法被称为“蓝色减记”（Blue Writedowns），通过电子表格把雷曼的商业地产贷款按评估值减掉1/4，结果小于240亿美元。其他人则认为情况只会更糟糕。大家所传阅的一张手写表上涵盖了更多估计项目，最后得出的结果只有雷曼自己估计的一半。
同样的情况发生在住房抵押贷款上。雷曼自己估价172亿美元，“蓝色”表格则评估为140亿美元，其他人则认为实际仅有约92亿元，若再严格一些，可能就只剩一半了。
潘迪特还想提另一个问题：他想再次讨论美国国际集团。于是加了一句：“美林的情况会怎样？”
约翰·塞恩就坐在旁边的不远处，气氛一下子变得非常尴尬。
“你们替我做好这些，我确信我能够处理美国国际集团和美林的事，”保尔森答道，“约翰就在这里，谈论美林让我觉得有点不舒服。”
雷曼的破产律师哈维·米勒（Harvey Miller）刚和纽约联储的代表结束了一场糟糕的会谈。坦白地说，他无法回答他们提出的任何问题。这让他十分困窘，只能不断地用同样的话来搪塞：“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得到任何消息，现在雷曼的员工不是在美国银行，就是在巴克莱。”纽约联邦官员离开之后，米勒向同事抱怨道：“这简直就是胡扯。”
以前米勒对付过更加难缠的客户。破产是件棘手的事，但在他担任破产律师的职业生涯里，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被排斥在外。他打电话给雷曼总理事会的史蒂文·贝肯菲尔德，向他抱怨这一情况。贝肯菲尔德努力向米勒解释为什么不能如他所需地及时传达信息：“现在的问题是，银行里的金融团队几乎全去市区向联邦官员汇报最新情况了。”
“我明白了，”米勒冷冷地回答道，“巴克莱银行那边有什么最新进展？”
“我们依然满怀希望，然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更多消息。”
“那美国银行呢？”
贝肯菲尔德顿了顿，答道：“他们一直保持沉默。”
米勒并没有获得令人鼓舞的消息，他甚至觉得自己已经可以闻到破产的气息了。为了应对可能发生的破产，他的律师小组已经开始做一些准备工作了。没人希望雷曼立刻申请破产，但它头上笼罩的阴云却越来越浓厚。米勒决定立即开始行动，他通知法伊夫雷曼打算申请破产，他们至少需要花费两周时间来完成文书工作，现在就要开始着手准备了。
正午过后，他给下属发了一封邮件，邮件名称是这么一行：“紧急！代号：生死之战。十万火急，火速驰援。”
在塞恩和彼得·克劳斯讨论如何制定战略时，弗莱明打来一个电话。
“我已经约好了，”弗莱明激动地说，“下午你将与刘易斯会面。”
塞恩知道面谈是个好主意，但还有一个问题。“保尔森不会希望我们这样做。”他提醒弗莱明。美国银行已经成了唯一一个可能拯救雷曼的救星，它并购美林就等于宣判了雷曼的死刑。他并不知道美国银行已经放弃竞购雷曼。
“保尔森的支持者是纳税人，”弗莱明回答，“我们的支持者是美林股东。保尔森的确有权介入这事，或许我们最终得听他的，但这并不意味着非得按他的想法来。或许他不愿意，但除非他直接下令不能这样做，否则，只要我们认为这是在维护美林股东的最大利益，我们就必须这么做。”
塞恩仍在犹豫，他想确定自己没有把公司推到不利境地。
“我已经安排好下午2点30分见面了，”弗莱明强调，然后认真加了一句，“但是你得先给肯打电话。”
“为什么？”塞恩问道，他感到迷惑不解。
“因为他想听到你的声音。”弗莱明答道。
“什么意思？”
“别问那么多，你就告诉他纽约天气很好，你很想与他见面。”
“我不明白为什么要打这个电话。”塞恩坚持道。
“约翰，你得打给他。”
“你真烦人。”塞恩生气地拉高了嗓门。
“你知道吗？这周末可能会发生同样的事，”弗莱明头一次冲他老板大声说话，“必须给他打电话，不打给他，他是不会飞过来的。”
塞恩最终同意了。他们决定30分钟后在美林位于市中心的办公室碰头，讨论这次会面的细节。
就在塞恩挂断电话后不久，约翰·麦克走了过来。
“我们得谈谈。”麦克平静地说。无需多言，大家都明白这句话的真正含义：我们需要一起做笔买卖。
“你说的对。”塞恩说，他同意当天晚些时侯会面。这将会是忙碌的一天。
在美联储大楼4楼，巴克莱银行的戴蒙德正焦急地踱来踱去。
从上午的情况看，雷曼和美国政府貌似把重心放在了美国银行身上。他开始怀疑自己被利用了，美国政府只是把他当作诱饵以钓出美国银行，则便让后者在并购雷曼时付出更高的价钱。
然而刚过下午两点，美联储工作人员便在巴克莱会议室门口贴了一张写有“投标者”的标识，戴蒙德又隐约觉得自己的投标或许已经被认真考虑了。而美联储食堂的工作人员这时也终于送来了午饭，尽管这都是些小事，在他眼里却是鼓励的信号。
尽管如此，戴蒙德心里明白，在并购雷曼之前，还有一个大问题需要与保尔森及其他政府官员讨论。上午在伦敦的法律总顾问马克·哈丁（Mark Harding）通过内部电话会议告知他，如果巴克莱发出收购雷曼的公告，让股东投票批准需要30～60天。这意味着从签署收购交易到股东投票通过这段时间里，巴克莱必须找出一个担保雷曼交易的方法，这是整个并购计划的关键，否则一切将竹篮打水一场空。倘若没有确定的交易担保，雷曼的交易伙伴将立即停止和雷曼的业务往来，如此一来雷曼的资源将变得对巴克莱来说一文不值。这是一场信心的考验，交易对手需要看到雷曼身后强有力的支持，正如摩根大通对贝尔斯登所做的那样——摩根承诺在并购完成之前担保贝尔斯登的所有交易。但问题在于，如果没有股东批准，巴克莱在并购雷曼方面最多只能投放35亿美元资金，并且投放过程可能和交易完成的时间一样漫长。
保尔森和盖特纳曾多次明确告诉戴蒙德，美国政府不会插手资助，但是戴蒙德无法把握这是否仅是一种谈判姿态。在他眼里，英国政府的态度则非常清楚——它绝对不会对交易伸出援手。
巴克莱需要一个强大且有钱的伙伴，戴蒙德则需要与智囊团一起找出这个伙伴。该智囊团由巴克莱资本主席阿奇博尔德·考克斯（Archibald Cox，水门事件检察官之子）、首席运营官里奇·瑞西（Rich Ricci）以及总裁杰里·德尔·密斯耶（Jerry del Missier）领导。此外，戴蒙德还要听取外部咨询顾问迈克尔·克莱恩（Michael Klein）的意见。克莱恩原是花旗集团一位睿智的资深银行家，由于不想被潘迪特的新团队边缘化，数月前刚从花旗集团辞职，如今仍是市场上抢手的人才。为了阻止他为竞争对手工作，花旗与克莱恩签了一份让他赋闲一年的协议，并为此支付了2800万美元补偿金。戴蒙德坚信克莱恩是个不可或缺的人才，说服潘迪特在紧急时期暂时中止了克莱恩的赋闲状态，以便让这颗星星在巴克莱闪耀。
智囊团开始讨论交易担保的问题，克莱恩大声问道：“谁有可能提供担保？”
“一年前碰到这种事，你可以去找美国国际集团，他们会很好地为你处理这件事，不是吗？”德尔·密斯耶（Del Missier）问道。
显然，现在不再有这种好事了。于是克莱恩提议：“巴菲特如何？”“可以，但他只做对自己有利的事。”德尔·密斯耶补充道。
在花旗时克莱恩与被誉为“奥马哈先知”的巴菲特做过交易，有这位先知的全部电话号码，打了一圈电话后，克莱恩终于找到了他。当时巴菲特正在加拿大艾伯塔省埃德蒙顿市的费尔蒙特麦克唐纳酒店，准备以神秘嘉宾的身份与他第二任妻子艾丝翠·孟克斯（Astrid Menks）一起参加一场庆典。
克莱恩打开扬声器，使巴菲特可以与戴蒙德及其团队进行对话。德尔·密斯耶开始向巴菲特解释这份担保的重要性：“雷曼与别人作交易，卖出美元并买进日元，对方银行在提供日元之前必须确认雷曼将会提供美元。如果有人担心这笔交易没法完成，那整个买卖就砸了。”
巴菲特明白其中的利害关系，但他不理解为何要保留雷曼的往来账户达两个月之久。出于礼貌，他建议道：“如果您能够传真一些书面说明给我，我很乐意回去之后看看这些资料。”
巴菲特挂掉电话，若有所思地走向汽车，准备参加庆典，他想起以前接过一个类似的电话，结果是一团糟。1998年，在拯救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前一周，高盛的乔恩·科尔津打来电话，问他是否愿意加入一个收购庞然大物的团队。当时巴菲特正准备与盖茨夫妇一起去阿拉斯加旅行，他让科尔津发一些资料给他。接下来的一整天，他一边观赏派克河畔的灰熊，一边徒劳地期待着卫星电话能连上，非常狼狈。巴菲特曾试图为自己与高盛和美国国际集团之间的交易牵线搭桥，结果不但徒劳无功，还浪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或许他不该再对华尔街的家伙们如此礼貌了。
美联储楼下，首席执行官及他们的下属围着自助餐桌开始用餐。尽管任务艰巨，但他们现在什么都做不了。没带电脑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因为懂财务分析的人要么正在楼上与雷曼小组讨论，要么已经回办公室了，留在他们面前的只有堆积成山的财务报表。
为了打发时间，一群高管开始在一个角落里恶意模仿保尔森、盖特纳和考克斯的言行举止。“啊，嗯，啊，嗯。”一个银行家学保尔森的结巴嘟嘟囔囔；另一个则大叫“加油干，聪明点”，这是在嘲弄盖特纳尖声尖气的敦促；第三个人则惟妙惟肖地模仿着克里斯托弗·考克斯，大家都认为那家伙根本不懂复杂的金融。“2加2？我能用计算器吗？”在另一个角落里，摩根的首席财务官科尔姆·凯莱赫（Colm Kelleher）正玩着他黑莓手机上的碎砖机游戏。很快，一场非官方的比赛就要开始了，每个玩家都在为自己争取得分。
午餐后，大家被召回主会议室。人们注意到约翰·塞恩突然不见了。如果说除了雷曼的未来，还有什么话题能够引起这些首席执行官的注意，那就是他们自己公司的命运。对他们来说，雷曼的破产意味着什么？下一个牺牲品真的会是美林吗？抑或是摩根士丹利、高盛？甚至是摩根大通、花旗集团？尽管摩根大通这类商业银行有着大量且稳定的存款基础，但在一些业务的资金筹集上仍采用着与投行相同的方式，即通过定期提供短期商业票据合约进行融资。这项业务对市场信心的侵蚀已经拖垮了贝尔斯登，现在又轮到雷曼，这两家投行不断下降的信誉只能助长卖空者翻云覆雨的手腕。
突然，约翰·麦克开始质疑整个拯救计划，并质问为何不让美林也倒闭。当时暂时代替约翰·塞恩的彼得·克劳斯就坐在离他不远的地方。该问题迅速令全场陷入沉默，有人猜测他只是在戏耍大家，也许他想趁机低价收购美林？众人并不知道几小时前他已经和塞恩接上了头，并安排了晚上的会面。
戴蒙惊讶地看着麦克，刻薄地说：“如果我们这样做了，你觉得富达集团通知你不再向出售短期票据的电话还要等多久？”
塞恩最终给肯·刘易斯打了电话，对话简明扼要，仅仅讨论了见面的一些细枝末节。塞恩很在意细节的准确性，他第二次给刘易斯电话，仅仅是为了确认该从时代华纳中心的哪个入口进去。
开车去刘易斯的公寓之前，塞恩在市中心的办公室约见了弗莱明并讨论了详细策略。他明确地对弗莱明表示，会谈只是试探性的，他只想卖一小部分股权，最多百分之二十。
“他不会接受的，”弗莱明警告说，“刘易斯会说想买下整个美林。”
塞恩自己打开车门，径直驶出大门。他升起车顶上钢化玻璃材质的遮阳篷，掠过南塔，加速向位于中央公园附近的刘易斯住处驶去。
刘易斯热情地接待了塞恩，会客室内虽然能欣赏到令人震撼的景观，但缺乏艺术品和家具，很明显，这间公寓是公司的财产。
“就目前的情况而言，”塞恩一坐下就说道，“我很关心雷曼倒闭将对市场和美林造成怎样的影响。”停了几秒后，他缓缓说道：“我想知道，你是否有兴趣买下美林9.9%的股权并为其提供大量的流动性资金？”
“没兴趣，”刘易斯直截了当地回答，“但是我对买下整家公司很有兴趣。”
“我来这里不是为了卖掉整家公司的。”塞恩说这话的时候脸上带着淡淡的笑意。他没有料到刘易斯居然如此激进。
“这才是我所感兴趣的。”刘易斯坚定地回答道。
塞恩顿时紧张起来，试图寻找折中立场：“这是否意味着我们有两个选项——卖9.9%或100%？”
“当然，”刘易斯表示同意，“但请记住我的话，我对9.9%没有兴趣，我真正感兴趣的是100%的兼并。”
刘易斯和塞恩用另外半小时谈论了交易的各个方面，内容涉及兼并的战略理由和尽职调查团队的构成情况。刘易斯建议他们下午5点再次碰头，和“两个格雷戈里”（即格雷戈里·柯尔和格雷戈里·弗莱明）一起开个会。
“我做不到。”塞恩告诉刘易斯。
刘易斯觉得很奇怪，既然塞恩过来是想做成这笔生意，为什么又不能在两小时后碰头？难道他有更好的去处？还是说他同时在与另外一些人谈？
即将离开的时候，塞恩停下并提出最后一个要点：“我必须把我们的对话告诉汉克”。他解释说：“万一日后他发现了我们的会谈，我担心他会认为是我搞砸了雷曼的交易。
“你知道的，”刘易斯回答道，“我更喜欢和美林做生意。你尽管告诉他我们的讨论内容，因为若没有政府支持，我们是绝不会购买雷曼的。”
最后，两人分别通知了保尔森。保尔森听到这消息后非常惊讶。据他目前所知，巴克莱打算购买雷曼，而美国银行又在讨论收购美林，事情全搅在一起了。
“又是语音信箱，”沮丧的富尔德向汤姆·拉索抱怨，“没人接电话！”
他找不到任何想找的人：保尔森、盖特纳、考克斯、刘易斯，甚至连他的雇员麦克达德也联系不上。他们都待在纽约的美联储，但就是没人接他的电话或打回给他。
他想知道最新的情况。整个周六他都穿着蓝西装和白衬衫，待在办公室里，就像上班一样，但却没收到来自美国银行或巴克莱的任何消息。
电话终于响了，是罗基·科恩从纽约联储打来的：“我想我们遇到麻烦了，美林正和美国银行进行接洽。”
“什么？”富尔德咆哮道。
科恩解释说，他刚和盖特纳开完会，他在会上再次试图说服盖特纳，为了避免整个银行系统的崩溃，政府极有必要出手相助。科恩一再重申：“如果没有政府的帮助，到周一，美林就不复存在了。”
盖特纳刻意选择了一个模糊的回答：“我们正在为美林寻找解决办法。”但科恩和富尔德都知道这实际上意味着什么。这也解释了美国银行到现在还对他们保持沉默的原因。他们都没有忘记柯尔在夏天对他们说的话，“买下美林是刘易斯的夙愿”。这更解释了为什么这礼拜早些时候科恩会接到美林弗莱明打来的那个刺探消息的奇怪电话。
“简直难以置信，”富尔德说完就极其颓废地陷入沙发中了。
高盛的盖瑞·柯恩和戴维·维尼尔及以前的同事彼得·克劳斯抓住待在纽约联储的空闲时间小聚了片刻，克劳斯一周前才从高盛跳槽到美林。
“彼得，咱们出去走走。”柯恩提议道。随后三人走出联储大厦前门，来到自由大街上。
“情况怎样？”走出一段路后柯恩问道，暗示他知道美林正处在压力之下，其压力之大或许超过了会议室中的任何其他成员。
“就是在流动性上遇到了问题。”克劳斯回答道。“摩根大通刚刚将我们的即日担保金限额提高了100亿美元，”他停顿了一下，“我们还好，总的来说我们还好。”
“彼得，我们能指望你们做成交易吗？”柯恩问道。
克劳斯一直看着地面，过了好一会才回答：“可以。”与高盛的任何交易都不仅能支撑美林摇摇欲坠的财务状况，还可以增加会议室里那帮聪明家伙的信心。
“你为什么一直都不说呢？”柯恩问，“我们永远是朋友，但我们一起坐了一天半，你却什么都没说。”
他们继续在大街上走着，克劳斯提出应该开个会。他认为美林需要出售大约10％的股份来换取一定的信用额度，以便度过此次流动性危机。这与塞恩一开始想从刘易斯那里得到的方案一模一样。
他们约定第二天去高盛的办公大楼开会。
纽约联储大厦的结构很特别：不能通过位于自由大街的正门进出，而要选择麦登（Maiden）道上的员工进出口并向保安出示驾驶证，登记名字后，里面会有专人负责护送。
突破摄像师和记者的重重包围，美国国际集团的维纶斯塔与其顾问终于走出了美国国际集团的总部，所幸这些摄像师和记者都没有认出他们维纶斯塔的顾问团包括：摩根大通的道格拉斯·布朗斯坦、盛信律师事务所的杰米·甘布尔（Jamie Gamble）以及沙利文-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的迈克尔·怀斯曼（Michael Wiseman）。他们准备与保尔森和盖特纳进行会面。
“你打算从哪儿募集资本？”盖特纳突然问道。
维纶斯塔表示他相信现在一切正在顺利进行中。现在已经有了不少竞标者，其中甚至包括弗劳尔斯、科尔伯格·克莱维斯·罗伯特公司和安联集团。
维纶斯塔继续补充说，更大的好消息是他已经说服了纽约州立保险部门的总监，后者批准美国国际集团抵押保险监管资产以获得大约200亿美元资金，这笔资金可以满足美国国际集团的资本需求。除此之外，迪纳罗还批准美国国际集团额外融资200亿美元以填补这个窟窿。维纶斯塔还暗示，他也许还能从伯克希尔哈撒韦再保险公司的阿吉特·贾恩（Ajit Jain）处得到50亿美元的贷款许可。这样一来，就只剩下150亿美元的资金缺口了，但他向监管者表示，美国国际集团至少还有250亿美元资产准备出售。
听完这些，保尔森和盖特纳起身离开了会议厅。他们听到了想要听到的事情：局面正在改善。
门卫打开镶着铁边的玻璃门，让塞恩、克劳斯以及他们的同事托马斯·蒙塔格（Thomas K.Montag）进入瓦利德·查马哈公寓的客厅。为了讨论公司合并事宜，这是一周之内在这里召开的第二次秘密会议了。塞恩有点担心被认出来：众人之中，贝莱德集团的拉里·芬克与他着装最为相似。
麦克、查马哈和戈尔曼都在客厅门口等候。
加入摩根士丹利之前，戈尔曼曾负责美林的私人业务整整五年，他很快就发现代表美林的团队成员中没有一个是为公司服务了10个月以上的，这个事实令他目瞪口呆。戈尔曼参与了美林帝国的建立，他的哥哥尼克至今仍在美林工作，而美林却即将被这些对公司传统一无所知的银行家卖掉，这让他难以接受。
塞恩打开了话匣子，他想寻求一笔交易。“鉴于雷曼的现状，”他说，“我们认识到，现在是做出抉择的时候了。”
克劳斯飞快地浏览随身携带的账簿，开始审查数据。对于刚加入美林几天的克劳斯，查马哈和戈尔曼都认为他恐怕连同事都还没认全，就更别指望他能对美林有多了解了。（事实上在这周早些时候，为了钻研公司的资产负债表，克劳斯一直加班到凌晨3点。）
然而他的知识缺陷很快就暴露了。当戈尔曼问到摩根士丹利最感兴趣的美林零售业务时，塞恩、克劳斯和蒙塔格都不知道准确数据。
尽管如此，麦克仍表示十分感兴趣，并不停地询问下一步计划将会是什么。
“周一晚上我们有一次董事会会议，”他解释道，“我们可能于周二开始做尽职调查。很明显，这项工作十分有趣，但也非常复杂。”
塞恩焦虑地看了克劳斯一眼，然后转向麦克：“不不不，你不明白，我们得赶在亚洲股市开市之前做出决定。”
戈尔曼变得疑惑了：“你说的决定指的是什么？”
“我们希望在那之前签一份协议。”塞恩冷静地说。
麦克对这个回答感到颇为吃惊，他说：“我们可以继续交流，但我不知道这在根本上是否可能。”
走出公寓之后，塞恩看着克劳斯说：“很明显，他们不像我们这么焦头烂额。”
美林的格雷戈里·弗莱明赶到沃切尔·利普顿·罗森·卡茨律师事务所时，美国银行的柯尔已经在那里了。柯尔在4个小时前决定把100余名银行职员派回夏洛特。根据他当时了解的情况，与雷曼的交易已经希望渺茫，他认为这里已经不再需要这些工作人员了。没想到现在与美林的交易却成为可能。柯尔利用等待时间给办公室打电话，他需要这些职员立即乘下一航班飞回纽约。不过现在的状况有点滑稽，当晚仅美国航空公司有三趟直达纽约的航班，而且已经全部满员了，他不得不让人去联系飞机租赁公司。
柯尔领着弗莱明走进事务所一间事先预定的会议室，并从餐饮台上拿了些曲奇饼干。落座后，他立刻询问弗莱明的看法，即他们正处于达成交易的哪一阶段？
“我想我们应该在周一早晨就对外宣布。”弗莱明说。
“那太快了。”柯尔对这个安排感到有些意外。
“你应该十分了解美林。”弗莱明继续说。尽管并不知道所有细节，但他是少数几个知道美林前首席执行官斯坦利·奥尼尔曾与刘易斯谈过并购事项的人。“我了解你已经完成的所有工作，所以我也开诚布公，你要做的只是告诉我你需要什么。”
在接下来的半个小时里，他们草拟了一套能让美国银行在24小时内认真核查美林账本的行动方案。柯尔重温了一年前与奥尼尔讨论时就已经做过的工作，并提出要带克里斯·弗劳尔斯一起过去，因为后者能给他提供一些建议。夏天的时候，弗劳尔斯曾打算购买美林的一些不良资产（这些资产最终被卖给了孤星国民银行），这样他们就可以在谈判中占据有利地位。美国银行甚至已经为这笔交易起了个代号：阿尔法计划。
会间休息前，他们讨论了价格问题。弗莱明开门见山地说，他希望并购价格是每股30美元甚至更多。相比周五美林17.05美元的收盘价，该报价意味着超过76%的收购溢价。这是个令人战栗的数字，尤其是在现在美林正处于公司有史以来所遭遇的最为严重的一次金融危机的背景之下。但弗莱明感到别无选择：美林在一个月前就以每股22.05美元的价格向一些大投资者卖出了85.5亿美元的可转换股票，比如新加坡国有的淡马锡公司，他必须替他们争取一个合理的溢价。
对大多数银行家来说，如此高的价格必然导致谈判中断，但柯尔理解弗莱明在高价背后的用心。弗莱明辩称美林股票萎靡不振仅仅是暂时现象，他需要一个合理价格以反映出一个“正常化基础”。弗莱明还提醒柯尔，仅在一年半之前，美林股价还高于80美元每股。
柯尔对于并购有着明确的看法：没人想超额支付，但如果想要成交，你就应该出高价以保证它不会被竞争对手买走。
“好吧，”柯尔说，尽管他尚未同意弗莱明的报价，但他也明确表示不会将它全盘否定，“我们得大干一场了。”
这是个天气宜人的周六，很适合在圣彼得餐厅的露台上享受晚餐，这家意大利餐厅位于麦迪逊大东五十四街南侧，风景优美。就在本周，圣彼得主办了一次华尔街大亨午餐会，众多名人云集于此：派瑞拉·温伯格合伙公司的企业并购业务负责人约瑟夫·佩雷拉、贝莱德集团的拉里·芬克、纽交所前任主席理查德·格拉索、露华浓（Revlon）总裁罗纳德·佩雷尔曼（Ronald O.Perelman）以及美林前任首席执行官戴维·科曼斯基（David H.Komansky）等。甚至前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和他的顾问弗农·乔丹（Vernon Jordan）也出席这次午餐会了。
当晚，麦克和摩根士丹利的管理团队选择了餐厅一个靠外的安静位置。对查马哈来说，这是个让他放松并好好抽根雪茄的机会，他已经劳累一整天了。
为银行家们引导座位的赫拉尔·多布鲁诺（Gerardo Bruno）是一位来自意大利南部的风云人物，他和他的三个兄弟共同拥有这家餐厅。麦克脱下上衣并把它搭在了椅子上。很快，保罗·陶布曼、凯莱赫和加里·林奇（Gary G.Lynch）纷纷来到餐厅与他们碰头。今天有许多事情等着他们讨论。
点完一瓶巴巴莱斯科红酒后，他们开始议论这灰色的一天，特别是最后与美林打交道的疯狂一小时。麦克向当时不在场的人详细叙述了与塞恩的谈话内容。
“然后他说‘你能在24小时内完成它吗’。”当麦克学塞恩说这句话时，整张桌子都笑翻了。
“他妈的没门。”科尔姆·凯莱赫接了一句。
笑声渐渐平息后，麦克抛出了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假如危机蔓延到整个行业，他们是否还需要做这笔交易？
查马哈最先发表他的看法：“听着，现在并没有太多我们感兴趣的合作伙伴，如果需要找个时间讨论一下，现在正合适。”
戈尔曼也加入了讨论，他解释说，根据1小时前与塞恩的谈话，美林极有可能与美国银行合并。这一猜测或许在24小时之内就会成为事实，而这意味着美国银行将不再是可供考虑的合并伙伴。戈尔曼对塞恩、克劳斯和蒙塔格试图出售美林的鲁莽行为摇头不止，毕竟这些人刚加入美林不久，对美林还不太了解。
“我们可以给刘易斯打个电话。”戈尔曼建议道。
麦克一直认为美国银行和摩根士丹利的合并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事实上，早在危机爆发之前，麦克就经常和朋友们半开玩笑地说，这是他的“退出战略”。当股价高涨时，他常常认为与美国银行合并能够证明自己成功地重铸了摩根士丹利，这家他深爱的公司将重现昔日辉煌。从战略上说，两家公司彼此是最适合的合并对象：美国银行是杰出的商业与零售银行，但投资业务较弱；而摩根士丹利的情况则正好相反：它是优秀的投资银行，但缺乏稳定的存款。或许合并所带来的最好结果就是，在夏洛特（美国银行总部所在地）长大的麦克能够荣升新银行的总裁，同时回到夏洛特安家并退休。
但今晚，麦克明白事情并非如此。“如果美林与美国银行合并了，美联银行将会怎样？”麦克问道。
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中，他们又分别对接洽摩根大通、汇丰及同样坐落在夏洛特的美联银行的好处争论不休。凯莱赫建议联系全球最大的主权财富基金中国投资公司，而保罗·陶布曼则提到了日本三菱公司。
无论他们选择谁，麦克始终坚持一点：“我们不该匆匆忙忙地做任何事情。”尽管外人未必赞同，但他还是提醒大家这是显而易见的：他们是摩根士丹利，是全球金融的主宰。这周五，尽管比一个月前缩水不少，但公司市值仍超过500亿美元，其规模也绝对不可小觑。另外，他们在银行里还有1800亿美元存款。
一直以来，摩根士丹利首席财务官凯莱赫都在努力保持良好的流动性，以应对如今所面临的困境。摩根士丹利在市场上享有很高的信誉，因此不可能受到任何实质性的冲击。但凯莱赫同时也承认，若雷曼被巴克莱收购、美林被美国银行并购，他的公司将面临一种难堪的局面。
查马哈抿了一口酒，冷静地说：“接下来我们的状况将会好转。”
已经晚上8点多了，饥肠辘辘的杰米·戴蒙走进位于JP摩根总部49层的行政餐厅。
运营委员会已开足马力工作了整整一天，他们一直在计算雷曼、美林、摩根士丹利、高盛、当然也包括美国国际集团的风险敞口。餐厅工作人员被要求加班，以保证食物供应。今晚提供的主食是烤玉米薄饼，虽然可能比不上市中心的美联储所提供的食物，但比戴蒙印象中的要好吃。这也是他第一次在合作伙伴新装修的餐厅里吃晚饭。
晚餐吃到一半，戴蒙起身在落地窗前来回踱来踱去。从这个角度能看到曼哈顿全景。半小时前太阳就已经降到帝国大厦以下，整座城市都笼罩在雾气中。
戴蒙仔细思考着当天发生的事，并意识到情况有多么糟糕：“他们想让华尔街来承担后果。”他把这个想法告诉屋里那些因加班才刚吃完晚饭、现在正在休息的银行家，希望他们能明白保尔森所面对的政治压力。“人们认为我们是一群领着过高工资的混蛋，现在没有哪个政治家或总统会签署援助计划。”因为这将引起民粹主义者的愤怒，他们会问：“为什么要设法救助那些唯一的工作就是赚钱的人？”
“我们撞到冰山上了，”戴蒙向他的员工大声喊道，仿佛他正站在泰坦尼克号的甲板上，“轮船正在进水而音乐仍在鸣奏，我们却没有足够的救生艇！”他苦笑着说：“有人将必死无疑。”
“所以，不如接着享受香槟和鱼子酱！”
说完，他返回餐桌，吃下最后一口烤玉米饼。
在美联储，困难重重的巴克莱似乎正取得一些进展。当天早些时候，戴蒙的顾问迈克尔·克莱恩（Michael Klein）提出了一份让所有人都为之振奋纲要。戴蒙感兴趣的并不是雷曼的房地产资产，他想要的是“优质银行”：剥离那些问题资产后的雷曼。
克莱恩的计划很简单：巴克莱将购买“优质”雷曼，而美联储大厅中的全部对手银行则负责为雷曼的不良资产负债融资。该计划让戴蒙暗暗吃惊，目前伦敦的董事会和英国的监管者对这项交易仍不够重视，但如果这是一笔“干净的”交易，他可以很轻易地说服他们。而支持“不良资产银行”的计划将一共耗费35亿美元。
午夜过后，巴克莱团队准备从会议室离开。但刚走到楼下，他们又被拉进旁边的一间会议室，被要求解释对于竞争对手、也就是现在仍待在美联储的银行家，他们有何打算。这是个狡猾的策略：他们实际上被要求出卖业内最为痛恨的竞争对手，以此补贴自己的出价。
尽管时间已经很晚了，但高盛、花旗、瑞士信贷及其他公司的一群银行家仍在美联储逗留。克莱恩用尽可能温和的方式来解释巴克莱的计划。房间里的人马上就意识到，该计划意味着华尔街这帮银行家将不得不拿出约330亿美元资助ShitCo（狗屎公司）。对其他银行来说，如果希望借此避免雷曼破产将造成的冲击与其投资巴克莱或雷曼还不如投资他们自己。
按克莱恩的说法，银行家们可以拥有一家如堡垒投资公司或黑石集团一样的特殊投资公司，而雷曼的房地产资产和私人股权资产则将被划入它名下。
该想法并未得到热情回应。克莱恩以前在花旗的同事加里·夏德林（Gary Shedlin）第一个站出来反对。或许因为在花旗共事时冲突不断，他们私底下的关系至今还很紧张。
夏德林问：“想要做成这笔买卖，一共需要募集多少股本？”
“那很重要吗？”克莱恩回应道，他看起来并不觉得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你问这干什么？”
“你正在报价，”夏德林反驳道，“所以我们得知道你准备怎样为它融资。”
巴克莱的阿奇·考克斯（Archie Cox）被这个问题搞得很沮丧，他消极地回答道：“我们不会再为交易增加一分钱。”
克莱恩意识到这些银行家还没弄清楚交易的构成，于是又解释了一遍。雷曼的不良资产属于这些银行家，巴克莱不会插手，它只想收购雷曼的优良资产。
听完他的解释，会议桌上的这些人面面相觑：他们的确是被要求向一个竞争者提供补贴。巴克莱不愿接受雷曼最糟糕的那部分资产，而这却是他们被要求买下的部分。
夏德林沉默了。尽管在座的银行家并不满意，但不得不承认，该提议已经是众多坏方案中最好的一个了，接下来他们打算拟定一份条款说明书。房间里这些睡眼惺忪的银行家自己都觉得难以置信：这笔交易居然逐渐成为了可能！
“我们发现了一个大问题，他妈的简直太严重了！”摩根大通的道格拉斯·布朗斯坦向他在美国国际集团的团队成员大声嚷道，此时时针刚刚跨过午夜十二点。
室内灯火通明，一队银行家正埋头于笔记本和电子表格，他们刚刚发现了美国国际集团新的财务漏洞：它融券业务的实际损失比记载的数据多出了200亿美元。
“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可不止400亿，”布朗斯坦吼道，“而是600亿！”
如今，美国国际集团一片混乱。它的计算机系统过于陈旧，以至于此前做尽职调查的人一直没有发现，在过去的两周之内，它的证券借贷业务迅速地损失了大量资金。随着摩根大通的挖掘越来越深入，美国国际集团的一些可疑操作也被发现了：摩根大通一方面发行长期抵押贷款，另一方面又用短期票据为自己融资。这样做的结果是，每当标的资产按揭贷款发生贬值时，它就不得不发行更多的票据，这种状况在这之前几周的每一天里都在发生。
摩根大通高管菲尔德曼惊叹道：“简直令人难以置信。”随后便怒气冲冲地离开房间去找美国国际集团的布莱恩·施赖贝尔。
他终于找到了施赖贝尔并对他说：“我们需要你立即签署审计委托说明书。这真是越来越荒谬了，我们居然在这待了整个周末！”
戴蒙和史蒂文·布莱克命令菲尔德曼要求美国国际集团立刻签署审计说明书，否则马上就带所有人离开。毕竟，就如布莱克所提醒的那样，如果美国国际集团没有签署审计说明书，摩根大通不但不能获得赔偿，反而将面临诉讼费用的损失。或许更重要的是，他们想要确保自己所花的时间和付出的努力都能获得相应的回报。布莱克告诉菲尔德曼，不管有什么抱怨，都可以直接找他的老板。
施赖贝尔由维纶斯塔授予了签字权，但他心里感到非常恼火。在美国国际集团的团队里，资历较浅的摩根大通团队一直被称为“希特勒青年团”，即便如此，菲尔德曼怎么能在当前这种时刻向自己施压、要求签署这样的文件呢？现在整个美国国际集团都摇摇欲坠，而摩根大通的职员却在向他讨要薪水。
一开始，施赖贝尔还试图建议让公司的法律顾问负责所有文件的签署，但菲尔德曼不同意。
施赖贝尔终于忍无可忍了，他咆哮道：“我签不了这个！董事会不会同意签署这份说明书的。这太恶心了，这是一种侮辱，这简直太下流了。签了这份说明书，我连自己都没法交代！”。
菲尔德曼曾当面称施赖贝尔为“该死的傻瓜”，现在他的忍耐也冲破了极限：“如果你还不签，我立刻让摩根大通的所有员工收拾东西走人！”
听到这句话，施赖贝尔一下子就蔫了，他愤怒地掏出钢笔并签下了名字。
周日凌晨3点，200多位来自美国银行和美林的银行家及律师们继续在沃切尔·利普顿·罗森·卡茨律师事务所为完成尽职调查而冲刺。
格雷戈里·弗莱明已经快24小时没合眼了，他在文华东方酒店定了房间，好让自己不用开车回拉伊市。
美林的交易律师皮特·凯利（Peter Kelly）走进会议室，对正在收拾东西准备收工的弗莱明说：“我刚刚得到一条消息。”
弗莱明情绪高涨地说，他已经开始与柯尔讨论价格问题了，而且他有理由相信，美国银行很可能愿意接受高达每股30美元的价格。
那一刻，凯利认为弗莱明一定是在开玩笑。
“我不敢相信，他们居然准备向我们支付每股30美元的价格？格雷戈里，这笔交易是不可能的。这个价格说不过去。别忘了是我们在求人家。”
“反正我告诉你，”弗莱明坚持道，“我认为他们会考虑这个价格。”
“他们不过是在耍你，只是你自己不知道罢了，”凯利厉声说道，“醒醒吧。那群人只会把我们领上祭坛，然后和我们商量每股3美元的收购价。如果我们不同意，他们马上就会让我们滚蛋。”
“不要对此产生怀疑，皮特，”弗莱明坚称，“这笔交易肯定会成功的。”
[1] 蒂姆是蒂莫西的昵称。——译者注
[2] 菲律宾女性以“邮购新娘”形式嫁到发达国家。——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