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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1日下午，年届45岁、外表年轻却又不失稳重的美林总裁格雷戈里·弗莱明（Greg Fleming）正在公司总部与客户进行会谈。这时，他的秘书走了进来并悄悄递给他一张标着“紧急”的纸条，投资业巨头贝莱德集团的首席执行官拉里·芬克正等着他接电话。
虽然弗莱明不清楚到底什么事情那么重要，值得他中断与客户的商谈，但鉴于当前市场的动荡形势，他还是决定马上接听芬克的电话。那天上午，有关黑石将收购雷曼的流言已经被传得沸沸扬扬，事情的起因是当天早些时候，芬克在CNBC上宣称：“雷曼和贝尔斯登的情况不同，它目前的资产结构足以避免流动性危机。”但其实他的表态只不过是为了鼓励投机者的信心。
弗莱明和芬克一直关系密切。“9·11”恐怖袭击后，当美林员工从市区总部撤离时，55岁的芬克把办公室借给了弗莱明和他的银行团队。现在，他们的公司又进一步加强了合作关系。2006年，美林计划将价值5390亿美元的资产管理部门出售给黑石，以掌握其约50%的股权，弗莱明协助经纪商完成了这笔交易。黑石一直以投资银行的身份闻名，这笔交易让它控制的资产规模跃升至1万亿美元，同时也让曾在20世纪80年代创立了债务抵押证券市场的芬克在华尔街的影响力得到了进一步提升。
“这他妈的究竟是怎么回事？”弗莱明一拿起电话，芬克就冲着电话咆哮，他气得快接不上气了，“你说，这他妈的到底怎么了！他怎么能这么做？他怎么能这样对我？”
“拉里，拉里，你先别激动，”弗莱明试着让他冷静下来，“你先告诉我，你指的是哪件事情？”
“塞恩！”芬克大声吼道，他指的是美林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约翰·塞恩，“你没看CNBC的报道吗？他正在把黑石逼上绝境！他妈的，他到底在想什么！”
“拉里，我并没听说这件事啊，”弗莱明困惑地说，“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今天！就在刚刚结束的一次演讲里，他向全世界宣布准备出售黑石的股份。这个该死的白痴，怎么能这么做呢！”芬克仍然情绪激愤地大声嚷道。
“我不知道约翰做了这个演讲，但是……”
“格雷戈里，你知道的，约翰也应该很清楚，我们可是一条绳上的蚂蚱！他想这么做必须先经过我的许可，但他根本没有提前跟我打招呼——只字未提！他妈的，他有什么权利出售黑石的股份！”
“拉里，我知道我们之间有协议。你先缓一口气，我慢慢跟你解释。”弗莱明极力安抚着芬克的情绪。
“你想想，”芬克打断弗莱明接着说，“哪个卖家会向全世界嚷嚷自己将要卖东西？你想想这种行为是多么愚蠢！”
“据我所知，美林内部没有一个人想要改变我们两家公司的关系，”弗莱明说，“黑石一直是我们重要的战略资产，让我去找约翰，看看发生了什么事，然后我们三个再坐下来好好谈谈。”他承诺道，然后结束了这次交谈。
弗莱明只在前一天《华尔街日报》主持的一次讨论会上注意到塞恩的演讲，当时，他并没有明确提及黑石。相反，塞恩在发言中对行业状态的客观评估给弗莱明留下了深刻印象。“大家都在做实资产负债表，金融系统中充斥着太多的杠杆和信贷，而这种现象持续了太长时间，”塞恩的口吻就像是行业里的权威人士，“我们都可以从报纸的新闻上了解到这些情况。”
弗莱明给塞恩的办公室打电话，却被告知他不在办公室。其实，弗莱明很清楚黑石的资产负债表将会继续恶化——因为它持有了太多公司无法摆脱的次级贷款，另外似乎还需要筹集更多的资金。但是弗莱明并不希望塞恩真的想卖黑石，因为许多人都把它看做美林最稳固的资产，宣布出售计划只会给美林带来更多的压力。
和雷曼一样，美林不得不与它自身的信任危机作斗争。在过去几个月中，塞恩反复告诉投资者，公司对资产的估值非常谨慎，并且不需要筹集额外的资金，但投资者的怀疑态度还是让美林当年的股价下跌了32%。
塞恩曾在保尔森麾下任高盛的二把手，7个月前，当美林爆出有史以来最大的亏损时，他被聘请担任了首席执行官，接替前任斯坦·奥尼尔[1]，以帮助美林恢复经营和管理秩序。当时，拉里·芬克认为自己才是这项工作的最佳人选，结果在浏览纽约邮报的网站时，他惊讶地发现自己竟然输给了塞恩。因此，他当周复出的计划被拖延了几天，这也许可以部分地解释塞恩给他带来的挫败感。
塞恩是一位以极度固执著称的执行官，经常被称做“机械公敌”，他被美林董事会相中是因为他刚刚获得了“起死回生的艺术家”的美誉。当初，为了对纽约证券交易所进行全面整顿，塞恩毅然离开了自己得到快速晋升的高盛。在此之前，纽约证券交易所首席执行官理查德·格拉索的一揽子巨额薪酬引起了公众的愤怒。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初正是芬克领导的交易所聘选委员会选择了格拉索。履任纽约证券交易所后，塞恩推进了一场根本性的改革（或许不足为奇，他把格拉索的薪酬削减了1600万美元），使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证券交易所摆脱了原来保守、不合时宜的经营思路。他大力削减开支：关闭了木板午餐俱乐部，解雇了交易所的专职理发师，并使交易所蜕变成一家以盈利为导向的上市公司。通过不懈努力，塞恩最终把势力强大、顽固不化的场内交易员和特种经纪人带入了电子交易时代，期间他们的反抗最终只是白费力气。
塞恩在伊利诺伊州密歇根湖西边的小镇安蒂奥克（Antioch）长大，一直被看做是擅长解决问题的天才。当他在麻省理工学院念大三时，曾去宝洁公司实习，在此期间，对于他监督的生产流水线，他提出了一个简单却又非常重要的改进建议。当时工人们正在生产象牙牌香皂，不管什么时候，一旦生产线因为出现技术故障而停滞，他们就会一直等到其完全恢复才继续工作。这位还在念大学的男孩劝工人们不用停下来。他们可以继续做香皂并先把盒子放在一边，等生产线恢复后再进行包装作业，这样他们以产量计算的奖金就不会受到影响了。最终，工人们被塞恩说服了，尤其是在他亲自帮忙堆放盒子之后。
尽管塞恩的确有自身的弱点，但把他的公众形象完全刻画成一位冷酷无情的技术专家似乎也不大公平。由于他的工科背景，塞恩给人以纯理性思考者的印象，以至于有时看起来简直像是个白痴。“当你和他交谈时，他会极其详尽地解释一件事情，以至于后来我根本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塞恩以前的高中同学史蒂文·巴斯克斯（Steve Vazquez）描述道。1999年，在高盛的一次会议上，塞恩冲着满屋子的银行家和律师说：“时不时地奉承我不会让你们感觉不快吗？”他认为自己只是在开玩笑，但其他人可不这么认为。
弗莱明最终发现，塞恩惹怒芬克一事其实是他不善言语表达的又一例明证。塞恩曾与德意志银行的投资者进行过一次由分析师迈克尔·梅奥主持的电话会议。其间，迈克尔问塞恩：“我记得你以前说过对黑石和彭博的投资感到很满意，现在你还这么认为吗？在什么情况下你才会认为这些投资没有任何意义？”
塞恩非常理性地把这个提问当作一种假设。他表示美林当然有必要关注它的全部资产，并弄清楚哪些可以转化成现金，在目前的形势下，任何一家投资银行都需要这么做。“去年年末，当我们四处筹集资金时，我们找到几种不同的选择，比如出售普通股、出售可转换债券，”塞恩回答说，“但同时也包括动用资产负债表上的有价资产，比如彭博和黑石。”
“如果我们打算筹集更多资金，我们会继续评估可选方案，并以资本效率为标准来做出最优选择。”
塞恩的回答对他自己来说可能很有道理，但因为听到他重复说“我们有充裕的资金来维持公司的运营”，投资者把这看做是一种不够微妙的暗示，于是就形成了公司运营已经出现问题的结论。电话会议结束后三天内，美林就被描述为“继雷曼之后最为脆弱的经纪公司”。
曾有那么一天，约翰·塞恩终于得到了他整个职业生涯都梦寐以求的工作：高盛集团的首席执行官。不幸的是，那天是2001年9月11日。当恐怖袭击发生时，公司真正的首席执行官——汉克·保尔森正在前往香港的飞机上，公司的联合总裁塞恩就成了百老汇大街85号高盛总部的最高执行官，必须立即承担起控制局面的责任。（另一位联合总裁约翰·桑顿正在华盛顿的布鲁金斯研究所开会。）
塞恩一直确信他命中注定将有一天会执掌高盛。1998年圣诞假期期间，他参与了——甚至也可以说策划了迫使乔恩·科尔津退位、由汉克·保尔森取而代之掌控高盛的“宫廷政变”。在罗伯特·赫斯特第五大街的公寓里，塞恩和桑顿一致同意支持保尔森。但同时他们认为作为一项交换条件，他们也从保尔森那获得了一项非正式的承诺：保尔森表示他只计划担任两年首席执行官，以作为返回芝加哥前的过渡，这样的话，这个位置就将留给塞恩和桑顿。他们做出这份约定的时候，科尔津正在科罗拉多州的特鲁莱德（Telluride）滑雪。
塞恩一直是科尔津的助手和朋友，所以这是个令人痛心的决定。但塞恩由衷地认为保尔森是个比科尔津优秀的领导者，并可以帮助自己拓展事业。作为执行委员会中与科尔津关系最为亲密的人，塞恩是把这个消息告诉给科尔津的不二人选，他不得不亲眼目睹他的老板强忍泪水的一幕。1999年1月11日上午，许多高盛的合作者刚刚结束假期回来，就收到了一封来自保尔森和科尔津的邮件，邮件内容简明扼要：“乔恩已经决定辞去首席执行官的职务。”
但是两年过后，保尔森根本没有退位的意思，因为他意识到还有太多的工作需要他去完成，并且他不确定他的继任者能否胜任这些工作。和其他高盛高级合伙人一样，塞恩已经腰缠万贯了。高盛首次公开募股让他瞬间便挣了数亿美元。但是每一次当他意识到老板在短时间内不会退位时，他执掌高盛的梦想就愈发变得清晰。因此，虽然塞恩和保尔森相处融洽，但其实彼此之间存在着潜在的紧张关系。塞恩为保尔森没有遵守自己所认为的协议而感到恼怒，与此同时，保尔森也在质疑这位自己一直很尊重的天才金融家是否具备一位首席执行官所需要的正确判断力。此外，他还为塞恩与高盛风格不同的露富方式感到不安。虽然塞恩在许多方面都很低调。比如，他从来不在媒体的社会版中出现。但是，他公然在拉伊市购买了占地10英亩的物业，并拥有5辆宝马。塞恩的休假习惯也让保尔森感到不满：虽然平时工作勤奋，但塞恩的假期包括在圣诞节期间去维尔度假两周、复活节度假一周，另加暑假的两周。对于保尔森这种没有休息日的人来说，塞恩的行为是非常令人难以接受的。2003年，塞恩和桑顿都已经很清楚，保尔森不会离开高盛。于是，对自己一直没能得到晋升而越来越感到不满的桑顿决定离开高盛，他离开后不久，请塞恩出去吃了顿饭。
“别再迷信汉克以前说的话了，”桑顿说，“我要是你，我就会离开这里。”
仅仅几个月以后，保尔森就提拔了一名叫做劳尔德·贝兰克梵的前商品期货交易员和塞恩一起担任联合总裁。贝兰克梵一直在公司里积累自己的权力基础，不仅是出于派系争斗的考虑，更是基于净利润的考虑，因为他所负责的业务创造了高盛80%的利润。对于塞恩来说，贝兰克梵的晋升是一个需要开始另寻出路的明确信号。
当塞恩大步迈进办公室告知他将离开高盛，转而担任纽约证券交易所的首席执行官时，保尔森沉默不语。随后，塞恩在交易所首席执行官的位置上取得了当之无愧的巨大成功。
4年以后的2007年，随着信贷危机在秋天进一步加剧，几家大银行都开始蒙受巨大的亏损并纷纷解聘它们的首席执行官，塞恩自然成为各家公司升级首席执行官的热门候选人之一。（确实如此，美林证券和花旗集团都考虑聘请他担任首席执行官，同时被考虑的还有盖特纳。）他反复权衡，同时也和妻子卡门一起商量，如果美林提出邀请，自己是否应该接受这份工作。他已经对美林的财务报表进行了审慎的调查并对其状况表示满意，尽管资产负债表上有大约900亿美元的资金投资于不稳定的贷款和衍生品，但整体风险还是可控的。更重要的是，他把这看做是掌控一家主要经纪公司的绝好机会——而他在高盛永远也得不到这个职位。除了人际交往和名誉方面的考虑，塞恩把美林看成是在自己的领域里打败高盛的平台。他估计至少将要为此付出5年时间，他向美林的董事会表示，需要两年时间来修复资产负债表，以及用另外三年时间把公司整体提升一个层次。他最终接受了这个职位，每年将获得75万美元年薪和1500万美元协议奖金。如果他能使美林的股价超过100美元，董事会还将另外向他提供价值7200万美元的股票期权。当新闻报道塞恩将执掌美林时，其股票价格应声上涨了1.6%，至57.86美元，但这与获得期权奖励还有相当的距离。
塞恩一上任便迅速采取行动，以便巩固美林的资本基础，希望能防患于未然。他以德崇证券（Drexel Burnham Lambert）的倒闭作为参考依据。迈克尔·米尔肯（Michael Milken）所拥有的这家公司于1990年申请了破产保护。“德崇证券倒闭的真正原因是流动性问题。”在一次美林周三早晨的风险委员会会议上，塞恩作出上述表示，并接着解释了这家公司手上没有足够现金的原因，最后他再次强调：“流动性是最重要的问题。”在12月和1月，美林从主权财富基金新加坡淡马锡控股公司、科威特投资局以及其他投资者手中共募集了128亿美元的资金。
与此同时，塞恩正在逐步瓦解奥尼尔创建的帝国。当他第一次来到美林总部时，发现保安人员为他准备了一部专用电梯。塞恩特意走向其他电梯，他一进入，里面的员工就纷纷走了出去。“怎么回事？为什么你们都下了电梯？”他问道。“我们不能和您乘坐同一部电梯。”员工们回答。“这太荒唐了，你们都给我回来。”他一边说，一边命令保安人员开放那部专门为他准备的电梯。他还通过出售公司的G-4飞机和一架直升机来削减开支。所有的削减目标都不可小觑：绢花取代了鲜切花，而那些鲜切花每年要花费公司约20万美元。
与此同时，与削减开支相反，他并没有缩减员工工资。塞恩开始花重金聘请人才。4月下旬，经过美林董事会的同意，塞恩从高盛挖来了他以前的老朋友托马斯·曼泰戈（Thomas K.Montag），让其担任美林的交易和销售主管。为了对他形成足够的吸引力，即使曼泰戈8月份才会开始工作，美林还是同意向其支付3940万美元的签约奖金。5月份，塞恩又聘请了高盛的另一名员工彼得·克劳斯（Peter Kraus），并向其许诺了金额高达2500万美元的金色降落伞条款。
塞恩和妻子都认为办公室急需重新装修，因为奥尼尔留下来的白色福米加家具与美林的其他装饰风格极不匹配。同样不妥的是，隔壁的会议室居然早已变成了奥尼尔的私人健身房，里面还有健身脚踏车和哑铃。塞恩聘请了著名的室内装修设计师迈克尔·史密斯（Michael S.Smith）（他的客户包括史蒂文·斯皮尔伯格[Steven Spielberg]和达斯汀·霍夫曼[Dustin Hoffman]）来装修他的办公室、隔壁会议室以及会客区，其中包括重新粉刷、木工和电工操作。塞恩并不在意装修的细节，而只是关注一件事，那就是史密斯已经兴冲冲地把他最喜欢的办公桌从原来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办公室带了回来。但所有这些都是有代价的，装修结束时，史密斯向公司要了80万美元并递交了一份详细的商品清单，包括一条8.7万美元的地毯、一套6.8万美元的书橱和一个35115美元的马桶。结算部的业务人员在开出这些支票时，被如此的挥霍无度震惊了，于是就保留了这些收据的副本，以便日后有机会用来指证塞恩。
塞恩使尽浑身解数来鼓舞士气，但似乎正在走向另一个极端。在美林的交易大厅，对曼泰戈奖金的暗喻数字“39.4”成为了一种强调语句的流行方式，员工们不再需要使用其他语气助词。在美林的高级管理层对塞恩预先筹集资金的努力大加赞赏的同时，普通员工却对此感到忿忿不平，他们认为作为一位管理者，塞恩并不够合格，他时而过于事无巨细，时而截然相反，反差太大了。有一次，他未经公司高级管理层同意便聘用了一位新的综合事务负责人李梅（May Lee）。第一天上班，李梅在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和其他高层一起就座，公司的经纪业务主管罗伯特·麦凯恩（Robert McCann）刚走进会议室就发现了她，然后一脸疑惑地看着塞恩，希望得到他的解释。“噢，我本来应该提前告诉你的，”塞恩语气平淡地说，“这位是我新的综合事务负责人。”
在媒体面前，塞恩总是把自己塑造成美林最伟大的救世主，这种浮夸做作的形象也激怒了许多执行委员会的成员。他还聘请老布什执政时期的国务院发言人玛格丽特·图特维勒（Margaret Tutwiler）来负责公司的公关事务。公司内部的一些人认为，塞恩很可能寄希望于目前暂时领先的共和党竞选人约翰·麦凯恩能够胜出，以便自己谋取财政部长的宝座。
6月11日，拉里·芬克打电话给弗莱明，表达他对塞恩有关出售黑石股份表态的愤怒。这个电话清楚地表明，美林于12月份从主权财富基金新加坡淡马锡和科威特投资局所筹集的资金仍然不足。而且事后证明，美林为这些交易所付出的成本比当时所评估的高得多。根据投资协议，如果美林以较低的价格发行新股，这些投资者将获得额外的补贴，以补偿他们因所持美林股份被稀释所造成的任何损失。而与此同时，美林的股价正在急剧下跌。当前的情况是，如果要增加10亿美元的新资本，美林实际上很可能不得不筹集将近三倍于此的资金，以补偿2007年的投资者的损失。尽管塞恩不知道最终的确切数字，但他已经可以预见第二季度的表现将比第一季度更糟糕。
到目前为止，美林的问题对于华尔街的其他人来说已经变得越来越明显，给人的感觉是塞恩并没有牢牢地把握住公司的局势。在一次电话会议上，银行分析师梅奥说了一段后来让塞恩和芬克陷入纠纷的话：“你现在给人的感觉就好像是‘边走边看’，一边发生损失，一边筹集更多的资金。即使你可能并不认同，但这是目前整个行业给人的感觉。如果大家的运作方式都一样，你凭什么说只有你的公司能遥遥领先呢？”
“我并不认同你对问题的描述方式，”塞恩回答说，“去年年末，我们筹集了128亿美元的新资金，而我们的亏损是86亿美元。另外，我们还从别处筹集了50%的资金，因此我们筹集的资金远大于亏损的数额。今年第一季末的情况也一样，我们亏损20亿美元的同时，筹集了27亿美元，所以我们一直都在增加资金。”
但这是远远不够的。
就在美林董事会任命他担任首席执行官几个星期后，塞恩迎来了一项非常微妙的任务：给他的前任——斯坦·奥尼尔打电话（他刚刚结束了一项价值1.615亿美元的出口包装谈判），询问是否可以单独约见他。为了避开媒体的耳目，他们决定在奥尼尔私人律师位于市中心的办公室共进早餐。
寒暄几句之后，奥尼尔目不转睛地盯着塞恩并问道：“言归正传，你要和我谈什么？”
塞恩很清楚，如果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可以解释美林的问题所在，即说明为什么在次级债务和其他风险资产上投资了272亿美元，换句话说，这也是华尔街的问题所在，那么这个人就是奥尼尔。
“好的，正如你所知道的，我刚刚上任，而在这之前你做了5年的首席执行官，”塞恩小心翼翼地说，“我非常希望聆听你对这里所发生事情的任何见解，比如事件中的人物，以及其他方面的东西。这对我和美林都将产生非常大的帮助。”
奥尼尔沉默地摆弄着他面前的水果盘，过了一会儿抬头望着塞恩说：“非常抱歉，我认为我并不是回答这个问题的合适人选。”
与美林的大部分高级执行官相比，奥尼尔属于完全不同的类型，最明显的一点，他是一名非裔美国人。美林公司一直由白种的爱尔兰天主教徒所主导，他的继任是一项重大变革。不管以什么标准衡量，奥尼尔的经历都算是一个传奇的成功故事，他的祖父是一名黑人奴隶，奥尼尔的大部分童年时光是在亚拉巴马州西部的一座农场里一个没有室内管道设施的木屋中度过的。斯坦12岁时，他的父亲把全家搬到了亚特兰大的一个公共住宅区，并很快在附近的通用汽车装配工厂找到一份工作，通用汽车公司成为斯坦·奥尼尔走出贫困的转折点。高中毕业后，他凭借工作研究奖学金进入通用汽车学院（即现在的凯特林大学），代价是他每在学校学习六周，就需要在密歇根州弗林特的装配线上工作六周。后来，奥尼尔还在通用汽车公司的资助下进入哈佛商学院学习，并于1978年毕业。1986年，当奥尼尔在通用汽车公司的纽约财务部门工作了8年后，在通用汽车公司前任财务主管的劝说下，他加入了美林证券，并在这家经纪公司里负责垃圾债券的交易。通过辛勤的工作和业务指导老师强有力的支持，奥尼尔很快就在美林的团队中崭露头角，最终全面负责垃圾债券业务，并在华尔街的联合排名中位居榜首。1997年，奥尼尔被任命为机构客户业务的联合主管，转年升任首席财务官，并在2002年成为首席执行官。
奥尼尔所执掌的美林公司是由查尔斯·美瑞尔（Charles Merrill）在1914年创建的，这个强壮的佛罗里达人被他的朋友们称做“好运查理”，他的目标是“让华尔街主宰纽约”。美林在全国近100个城市设立了经纪分行，通过电传打字机与总部进行联系。他通过各种促销措施来推动股票市场的民主化和公开化，比如在由美国通用磨坊公司的Wheaties品牌赞助的比赛中分发股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间兴起的投资行业中，美林和它的公牛商标超越了共同基金巨头富达集团（Fidelity）和其他任何一家银行，成为了最耀眼的一颗明星。1983年到1999年，持有股票的美国人在全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无论是直接持有还是间接持有，比如通过共同基金和退休投资计划持有）翻了一倍多，已接近一半。美林公司是“美国的牛市”（1971年被首次使用的广告语），并且整个美国都看好美林公司的前景。
然而，到2000年，昔日“凶猛的野兽”却已经变成“迟钝的牧群”——美林变得过于庞大和自满。20世纪90年代，为了加快全球扩张的步伐，美林进行了一系列狂热的收购，员工人数也迅速膨胀至7.2万人（与它最接近的竞争对手摩根士丹利的员工人数为6.27万）。与此同时，诸如电子交易集团（E-Trade）和美国交易（Ameritrade）等网络交易公司的兴起以及其极具竞争力的交易折扣，使得美林传统的实力基础零售经纪业务的地位被逐步削弱。另外，由于美林的许多投资银行业务都是建立在数量而非盈利的基础上的，因此前几年网络公司进入股票市场的趋势也给美林造成了巨大冲击，暴露出了它高成本、低收益的脆弱盈利模式。
正是奥尼尔将美林的规模收缩回可控的水平。尽管同事们都劝他慢慢来，尤其是在“9·11”事件（在此次事件中美林有3名员工罹难）带来的创伤还未淡去时，奥尼尔还是一意孤行，而并不怎么考虑缩减规模将给公司士气和文化带来的影响。令人惊讶的是，不到一年，美林的员工总数就被裁减了25%，大约有1500名员工失去了工作。
“我认为这是个伟大的公司，但伟大并不代表仁慈，”奥尼尔当时对此做出说明，“我并不想改变公司文化里的一些东西……但我不喜欢让企业沉浸在母爱和父爱的氛围里，就像美林妈妈（Mother Merrill）这个名字所暗示的一样。”
随着他的晋升，管理层频繁变动的问题也同样令人吃惊。在2002年12月奥尼尔正式成为首席执行官之前，公司的19名执行委员会成员中，就有将近一半离职。显然，奥尼尔将会封杀任何他有理由不信任的人。奥尼尔对他的助手说：“冷酷，并不总是坏事情。”
奥尼尔因喜欢奋力打击胆敢反对自己的同事而闻名。有一次，美林证券的首席律师彼得·凯利（Peter Kelly）就他的一项投资提出质疑，奥尼尔竟然直接叫保安把凯利从自己的办公室拖了出去。一些雇员开始把奥尼尔的高层管理团队比喻成“塔利班组织”，奥尼尔则被称做“毛拉·奥马尔（Mullah Omar）”。
大力削减开支的同时，奥尼尔还计划改变策略，希望通过高风险、高收益的经营思路重振美林。奥尼尔这项策略的参照物是高盛，高盛早就不仅仅是代表客户进行交易，而是动用自己的账户积极大胆地进行高风险交易。他积极地跟踪高盛的季度数字，并经常向助手询问该公司的绩效表现。巧合的是，奥尼尔和劳尔德·贝兰克梵住在同一栋大楼里，他几乎每天都能见到自己所追踪的人。贝兰克梵和妻子把奥尼尔戏称为“多普勒·斯坦”（Doppler Stan）。因为每次当他们在走廊里遇见奥尼尔时，他都不会停下来，而是绕道走开，他们觉得奥尼尔这么做可能是为了避免当面交谈的尴尬。
开始的几年中，通过推动经营思路的转型，奥尼尔的确给美林带来了丰厚的利润。2006年，美林通过使用自有及客户资金一共赚得75亿美元，而2002年这一数字仅为26亿。几乎是在一夜之间，美林就成为了蓬勃发展的私募股本投资的主要玩家。
此外，奥尼尔还加强了公司对杠杆的利用，尤其是在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方面。他观察雷曼这类公司是如何通过抵押贷款的投资大发横财的，并希望美林也能参与其中。2003年，他从瑞士信贷银行高薪挖走了抵押贷款证券化的明星人物——34岁的克里斯多夫·里希亚迪（Christopher Ricciardi）。美林还经常通过抵押贷款证券等债务工具来发行担保债务凭证。仅仅在两年内，美林就成为了华尔街最大的担保债务凭证发行商。
和其他银行一样，构造和出售担保债务凭证给美林带来了丰厚的手续费收入。但这还远远不够，美林希望自己能成为一家全线生产商：业务囊括发放抵押贷款，把贷款打包成证券，然后再拆分、生成担保债务凭证等。为此，美林一共收购了超过30家抵押贷款服务商和商业房地产公司。2006年12月，美林甚至以13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全美最大的次级抵押贷款公司——第一富兰克林金融公司（First Franklin）。
但是正当美林准备在抵押贷款业务领域大展拳脚时，房地产市场首次发出危机的信号。2005年末，当房地产价格达到峰值时，全国最大的保险机构之一、向来通过出售信用违约互换（credit default swaps）为担保债务凭证提供担保的美国国际集团突然宣布停止向任何级别的次级贷款证券提供担保。与此同时，2006年2月，把美林打造成超级担保债务凭证集团的里希亚迪离开了美林，转而经营一家小型的投资公司科恩兄弟（Cohen Brothers）合伙人投资公司。他离开后，美林的执行官陶·金姆（Dow Kim）把担保债务凭证业务的后台支持人员都召集了起来，并向大家呼吁，无论“付出任何代价”，都要保持美林顶尖担保债务凭证发行商的地位。后来，金姆做成了一笔被他称做科斯塔·贝拉（Costa Bella）的交易——发行一款价值5000亿美元的担保债务凭证，美林仅从中赚取了500万美元手续费。
但是，曾帮助美林聘请里希亚迪的另一位执行官杰弗里·克朗索（Jeffrey Kronthal）却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它威胁的不仅仅是像科斯塔·贝拉这类夸张的项目，更是整个担保债务凭证市场，因此他开始向高层提出警告，他认为公司至多只可以保留30亿美元的基于各级别次级贷款的担保债务凭证。克朗索的谨慎有悖于奥尼尔成为华尔街抵押贷款之王的野心，显然他待不了多久了。2006年7月，作为最能干的风险管理者之一的克朗索离开了美林，取而代之的是原先在美林伦敦办事处工作的执行官，39岁的奥斯曼·塞莫西（Osman Semerci）。塞莫西以前连交易员都不是，而只是一个衍生产品的推销员，更重要的是，他根本没有在美国抵押贷款市场工作的经验。
尽管一直存在着管理上的危机，但美林仍持续扩大抵押贷款证券化和担保债务凭证业务的规模。直到2006年末，次级债务抵押市场终于非常明显地开始瓦解——价格暴跌、违约率不断上扬。即使在已经意识到一个明显的危险信号，自身无法从美国国际集团获得保险赔偿以对冲风险的情况下，美林还是构造了价值近440亿美元的担保债务凭证，相当于前一年发行总量的三倍。
然而，即使对此表示担忧，美林的高级管理层也不会把这种情绪表现出来，因为有强大的内在动力促使他们坚持到底。尽管有一部分没被卖掉（会计规则允许银行在一定条件下把证券视为已售），构造和交易担保债务凭证产生的7亿美元巨额收益将为他们带来丰厚的奖金。2006年，金姆获得了3700万美元的奖金；塞莫西获得了超过2000万美元；奥尼尔则获得了4600万美元。
2007年，美林仍然保持了高速发展的势头，仅在前七个月就承销了300多亿美元的担保债务凭证。尽管美林风险投资的收益出奇地好，奥尼尔还是忽略了一个关键性因素——他没有对即将发生的衰退做出任何防御措施，现在才开始关注风险管理显然为时已晚。其实美林一直都有负责市场风险和信用风险的部门，只不过这两个部门都不直接向奥尼尔汇报工作。这两个部门分别由首席财务官杰弗里·N·爱德华兹（Jeffrey N.Edwards）和行政管理总监、埃克森石油公司（Exxon）前任主管、奥尼尔的亲信阿赫马斯·法卡哈尼（Ahmass Fakahany）负责。
不久，一直隐藏在业务中的隐患开始显现出来。5月份，负责管理担保债务部门的金姆宣布将离开公司，转而创立一只对冲基金。于是公司内部的一些同事开始怀疑之前的运营策略能否维持下去，塞莫西和达尔·拉坦奇奥（Dale Lattanzio）却对此观点进行了反驳。在7月21日的董事会上，他们坚持认为公司担保债务凭证的风险几乎全部都被对冲掉了，即便出现最坏的情况，公司的损失也将仅为7700万美元，奥尼尔立即站了起来，赞扬这两位主管为此所做的工作。
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认同这个乐观的估计。“他妈的，他们到底在耍谁啊？你们是在用这些荒谬的数字来耍我吗？”美林性情直爽的律师彼得·凯利在会后直接问爱德华兹，“真不敢相信，董事会的成员怎么没有吓得尿裤子？”
随着市场条件的恶化，他们所采用的估价方法被证明是根本毫无依据的。7月份那次董事会结束两周后，弗莱明和法卡哈尼给美林的高层主管写了一封信，大致向他们描述了公司正在不断恶化的情况。
与此同时，奥尼尔开始变得沉默抑郁，并沉迷于高尔夫。周末，他经常自己一个人到一些有名的俱乐部打高尔夫，比如南安普敦的辛尼科克山俱乐部（Shinnecock Hills），一玩就是13个回合。
8月和9月，美林担保债务凭证资产组合的价值持续缩水。10月初，公司预期该季度的损失约为50亿美元。仅仅两周后，这个数字就暴增至79亿美元了。无奈之下，奥尼尔向美联银行（Wachovia）发出了一份合并的提议。10月21日，星期日，奥尼尔和美林的董事会成员共进晚餐，当他们讨论巩固公司资产负债表的各种可选方案时，奥尼尔提到了与美联银行接洽的事情。他多少有点预见性地告诉他们，市场正岌岌可危：“如果这种情况持续较长一段时间，我们和其他所有寄希望于通过隔夜短期拆借或定期回购协议来筹集资金的公司都将会有麻烦。”但董事会并没有在意他提到的最后一点，而是对奥尼尔未经授权就与美联银行进行合并商谈的行为感到恼羞成怒。“我只知道我的职责就是想办法。”奥尼尔申辩道。两天后，董事会在他缺席的情况下召开，并一致同意迫使他辞职。几乎没有人同情奥尼尔，一位美林的前雇员在接受《纽约客》杂志采访时表示：“即使是擦窗户，我也不会雇斯坦，他对美林所做的一切简直就是犯罪。”
6月下旬的一天早晨，纽约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Michael Bloomberg）坐在他黑色萨博班小汽车的后排座位，离开位于79号街的公寓（一栋由褐色砂石装饰的建筑），前往市中心赴早宴。
和往常一样，戴着美国国旗襟针的布隆伯格漫步走进坐落于第十五大街停车场对面的纽约简餐厅（New York Luncheonette），他的保镖则在外面等候。一找到座位，布隆伯格便向约翰·塞恩致以问候。纽约简餐厅是布隆伯格所钟爱的餐馆之一，最近他还曾带当选希望较小的总统候选人巴拉克·奥巴马来此进餐。
虽然布隆伯格对塞恩个人不是很了解，但他曾和美林有长期的合作关系，并且在合作中收获颇丰，因为从以他命名的金融数据公司成立起，美林就一直支持它的发展。布隆伯格曾是债券交易集团所罗门兄弟公司的合伙人，负责公司的信息系统部门，并在1981年创立了自己的终端商务公司，生产为交易者提供实时金融数据的设备，而美林则是第一家购买他公司设备的客户。1985年，美林以3000万美元的价格收购了彭博公司30%的股份，后来又减持了其中的三分之一。
当迈克尔·布隆伯格当选纽约市长时，他将自己持有的68%的公司股份托管给一家保密委托机构，而不再过问公司的任何事情。事实上，即便是与自身密切相关的事情他也不再过问，甚至在公司发生重大问题的时候同样如此，正如约翰·塞恩即将提及的事情。考虑到拉里·芬克将濒临崩溃，塞恩觉得他应该保留公司所持有的黑石的股份，但他目前急需资金，因此希望布隆伯格愿意回购美林所持有的20%的彭博公司股份。如果市长拒绝这项交易，那么美林是否有权利在公开市场上抛售它所持有的彭博股份将变得非常不确定，因为当初的交易合同签订于1986年，双方都知道合同的内容非常隐晦。
在餐厅隐蔽的角落里，这两人正一边品着咖啡，一边亲切地交谈，他们以前都是债券交易员，同时又都是滑雪爱好者，所以一见如故，交谈起来也非常默契。
“我们可能会用一整个夏天的时间来做这件事情。”塞恩以略微含糊的口吻表示，并尽量不表现出任何不安情绪。谈了不到半个小时，他们就一致同意推动这笔交易。塞恩和市长道别后便立即返回办公室，告诉弗莱明他们可以立即开始研究这笔交易了。
[1] 斯坦是斯坦利的昵称。——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