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而不倒

6月末的一个下午，迪克·富尔德走进位于五十三街第六大道的希尔顿酒店，酒店大堂熙熙攘攘。对于即将参加的会面，他已经迟到了，这让他更加焦躁。刚刚接任雷曼总裁的巴特·麦克达德向富尔德提出了一个令人吃惊的要求：重聘曾被约瑟夫·格雷戈里解雇的高级交易员迈克尔·格尔本德和亚历克斯·柯克。这些年来，这两位被格雷戈里称为“捣乱鬼”的员工一直高调地反对雷曼不断扩大风险敞口的做法。

“我们需要这些人，”关于这个决定，麦克达德向富尔德解释到，“他们很了解公司持有的头寸。”他指的是那些雷曼持有的、希望能赶快脱手的有毒资产。麦克达德还表示，这两人在交易员中有着相当高的威信，对提振军心至关重要。

在这件事上，富尔德只能被麦克达德牵着鼻子走。因为他刚将公司的日常事务移交给麦克达德，为公司的利益考虑，他不应该在这件事情上跟他唱反调，因为公开挑战他的判断会使两人的处境十分尴尬。但在正式作出回应之前，他坚持说：“重聘之前，还是让我先跟他们谈谈吧。”

随后，富尔德便安排了与格尔本德的会面，两人已经一年多没见了。

两人在一间会议室里坐下，室内光线昏暗而且气氛紧张。“以前的事先撇开不谈，”富尔德先开了口，承认还有些纠葛需要解决，“明说了吧，有人想请你回来，你怎么看？”

格尔本德身形高大，还剃着光头，他并不喜欢富尔德这种咄咄逼人的气势，对他的虚张声势也不买账。在他看来，雷曼现在乱成这样，他愿意回去已经是帮了富尔德的大忙了。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在这之前，他已经被指定为美国国际集团首席执行官约瑟夫·卡萨诺（Joseph J.Cassano）的接班人。

“你这话什么意思，迪克？”他问。

富尔德倒了杯水，继续说道：“我们上一次这样面对面聊天的时候，哦，不是上次，是你还在公司的时候，你跟我谈你的奖金问题。我能感觉到你对自己的奖金并不满意，这让我很生气，你2006年可是拿了一大笔红利。”

格尔本德原以为这次会面能彼此握手言和，富尔德不留情面的开场完全在他的意料之外。离开雷曼的时候，他曾与富尔德开诚布公地谈过自己的奖金问题，那年他到手的红利有2500多万，他记得自己并没有大声抱怨奖金太少。“你这话就有意思了，我可不记得自己抱怨过奖金太少，”格尔本德说，“事实上，我已经非常满足了。”

“乔可不是这么跟我说的。”富尔德回应道。

当然，除此之外，他们也抛开分歧，谈起公司的情况，怀念过去的美好时光的同时，也探讨了雷曼的前景。很明显，雷曼目前必须尽快抛出手上的头寸，以尽可能地卖个好价钱。关于这一点，格尔本德认为需要尽快盘清持有资产的价值，富尔德则打算进一步筹集资本金。

会面即将结束的时候，格尔本德说：“你得清楚，我回来完全是因为巴特。”

富尔德明白，格尔本德和麦克达德私交甚好，他们在密歇根商学院时是同班同学，格尔本德在雷曼的第一份工作就是麦克达德介绍的。“没错，巴特正准备全面负责雷曼的日常事务，”富尔德装作一副无所谓的样子，“但我也希望能参与其中的一些事务。”

格尔本德不屑地看着他并回答道：“不，我认为必须由巴特全权负责。”

7月的最后一个周末，在圣西蒙斯岛海边散步的时候，汉克·保尔森和妻子温蒂看到一只赤蠵龟在沙滩上下蛋，这对于热爱自然的保尔森夫妇来说真是个美妙非凡的时刻，于是决定驻足见证这大自然的奇迹。经历了工作的奔波劳累之后，保尔森飞到这个萨凡纳以南60英里、靠近乔治亚海岸的小岛，与妻子一起享受这份难得的轻松惬意。该岛是珍禽异兽的天堂，也是保尔森整理思绪的世外桃源。他很喜欢这个总面积一万公顷的小岛，从2003年开始，他陆续投入3265万美元，购买了该岛四分之三的所有权。

这次欧洲之行颇为成功，他在伦敦呼吁为投行建立安全网，以防止整个系统的崩溃，演讲获得了广泛关注。在英首相府邸举行的招待会上，布朗对他的高瞻远瞩大加赞赏。

保尔森虽然人在海滩漫步，心却难以放松。最近的经济形势让他寝食难安，访问欧洲时他就提到：“美国经济正面临三重考验：高企的能源价格、混乱的资本市场和不断调整的房价。”除了宏观经济形势，最让保尔森担忧的就是雷曼。今天早上，他刚和富尔德在岛上的小木屋里讨论过雷曼的问题，现在形势已变得更为清晰：雷曼不可能找到买家。中东和亚洲的主权财富基金大多在12月的时候就已被所投资的美国各家银行深深套牢。现在看来，他们根本无法挽救雷曼。保尔森担心富尔德很快就会陷于被动。

但无论这些事情多么让人忧心忡忡，保尔森从不向温蒂透漏半点。不在家里谈论雷曼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汉克·保尔森的弟弟理查德·保尔森（Richard Paulson）是雷曼芝加哥分部的债券销售员。他们聊天的时候也会刻意回避有关雷曼的话题，因为他知道，一旦雷曼破产，弟弟可能就会失业。

困扰保尔森的还有另外一件烦心事，罗伯特·斯蒂尔已经成为了美联银行首席执行官的候选人，这意味着他很可能即将失去这位得力干将。美联银行是一家总部位于夏洛特市的大型银行，原首席执行官因公司在房地产市场亏损7.08亿美元而被革职。保尔森和斯蒂尔在6月份讨论过这件事，当时形势还远没有现在复杂，保尔森甚至还鼓励斯蒂尔去角逐这个职位。不过从目前的情况看，或许斯蒂尔真的要担任此职了，这将让保尔森痛失左膀右臂。眼下的形势前所未有地严峻：斯蒂尔还一直管辖着房利美和房地美，这两家都是政府发起类公司（government-sponsored enterprises），过去一直扮演着房地产泡沫助推器的角色，现在它们正濒临破产。

星期一下午，当保尔森乘坐私人飞机抵达杜勒斯机场的时候，他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金融市场已经全面崩溃，他有心施救却无力回天。房地美的股价一度下挫30%，收盘时虽有所回升，却也下跌了17.9%。房利美的股价则下跌了16.2%，达到1992年以来的最低点。其他金融机构的股价也大多如此，雷曼的股价则下滑了8%有余。就在保尔森尽力接受这些现实的时候，斯蒂尔通知他自己已经接受了美联银行的任命，消息将在星期二正式对外公布。

当晚，保尔森在客厅里逐页翻阅财政部助理发给他的传真，其中一份让他分外不安。雷曼分析师布鲁斯·哈汀（Bruce Harting）在一份报告中透露，在修改后的会计准则下，“两房”需要再募集750亿美元以补充资本金。这份报告重新引起了人们对这两大抵押贷款巨头的恐惧，它让投资者意识到，如果房地产市场崩溃，他们所拥有的救生艇将仅仅是块腐烂的木板。另外，政府发起类公司通常用政府税收收入作隐形担保，一旦市场对它们失去信心，整个美国经济都将岌岌可危。

保尔森意识到市场对“两房”的不安情绪正在滋生。星期二早上，在CNBC的电视节目《扬声器》中，负责监管“两房”的联邦住房企业督察局主席詹姆斯·洛克哈德（James B.Lockhart III）试图稳定市场情绪：“‘两房’有充足的资本金，而且管理团队经验丰富，它们都在尽最大的努力以渡过这次危机。”

保尔森后来和下属聊过这次讲话，他的评价只有两个字：“扯淡。”

几个月来，保尔森和他的团队一直在讨论一个问题：一旦危机真的降临，应该如何救助“两房”？他认为“两房”在保障经济长期健康平稳发展方面的作用远远超过雷曼和其他投行。但他也知道，虽然“两房”促成的繁荣使得居者有其屋成为一项近乎正义的公众权利，但“两房”的存在也引发了不少争议，自己很可能因此陷入政治斗争的泥潭。有评论认为在次贷这趟浑水中已经性命垂危，用保尔森一年前的话来说，“两房”的争议“近似一次圣战”。

尽管“两房”星期二的股价比恐慌抛售的星期一略有回升，但仍保持在20美元以下，市场也没有表现出已经消除焦虑的迹象。虽然“两房”的信用级别仍是最高的AAA级，但他们针对债务出售的信用违约互换（本质上是一种保险）却要低5个等级。而且实际上，相对于公司的基本面，“两房”的AAA评级在更大程度上是政府隐性担保的反映。

保尔森和助手正在为两天后针对“两房”问题的国会听证会做准备，这时斯蒂尔把脑袋向会议室里探了探。

“汉克，我要走了。”

保尔森只是抬头看了他一眼：“好的，鲍勃，回头见。”

“不，不，”斯蒂尔说，“我的意思是，我要离开这里了。”

保尔森这才意识到斯蒂尔是来告别的，他立即站起来给自己的老部下送行。

走到大厅的时候，保尔森开玩笑说：“你溜得可真是时候。”

房利美的前身是国会在1938年设立的联邦国民抵押贷款协会，从它诞生的那一刻起，政界就为此争议不断。联邦国民抵押贷款协会是罗斯福在新政期间为解决大萧条中房价暴跌所带来的诸多问题而建立的。它从商业银行、储蓄银行和其他借款人手中购买债务，以降低借款人的风险、激励相应机构发放住房贷款，从而增加住房相关项目的资金供给。共和党人则将房利美视为政治对手作秀的产物。1968年，越战和大社会计划带来的巨大财政压力迫使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将房利美私有化。为了封住批评者的嘴，他于1970年为房利美提供了一个竞争对手——联邦家庭贷款抵押机构，也就是房地美的前身。

比起他们的反对者，“两房”在政治斗争中更为主动而富有进攻性，他们在国会的说客身上砸了数百万美元。对民主党和共和党来说，“两房”就是通向华盛顿权力巅峰的旋转门，共和党的纽特·金格里奇（Newt Gingrich）和拉夫·里德（Ralph Reed）曾是“两房”的顾问，民主党的拉汉姆·伊曼努尔（Rahm Emanuel）则是房地美的董事会成员。

到了20世纪90年代，房利美的首席执行官可以毫不夸张地吹嘘：“我们是住房体系里的美联储。”在巅峰时期，这两大抵押贷款巨头持有或者担保了市场总规模高达11万亿美元的美国抵押贷款市场55%的资产，尽管他们谁都没有贷出过一分钱。从80年代开始，“两房”就成了抵押支持证券的重要来源。华尔街热衷于将汽车贷款、信用卡应收款等各类债务证券化并从中收取高额佣金，而“两房”名下的大量抵押贷款正是他们最大的印钞机。

1999年，迫于克林顿政府的压力，“两房”开始发放次级贷款。舆论认为此举将使无数美国人的购房梦想触手可及，但给原本无力购房的人发放贷款蕴含着先天性的风险，正如《纽约时报》在该计划公布当天所流露出的担忧：

“即使仅是试探性地涉足次贷这一新领域，房利美也已经冒了十足的风险。这在经济繁荣时期也许会平安无事，但是一旦经济下滑，这些政府发起类公司将会惹祸上身。届时，80年代政府不得不救助储蓄和放贷机构的悲剧将会重演。”

“两房”在金融和政治领域取得的成就不可避免地助长了公司的傲慢之气。2004年，时任房利美总裁的丹尼尔·穆德（Daniel Mudd）在给老板的备忘录中写道：“我们是永远的胜利者，我们不接受任何人的哭泣求饶，也没有碰到任何有组织的政治抵抗。”正是这种自负导致“两房”最终涉足衍生产品交易，并采用了过于激进的会计方法。后来，两家公司都被监管机构发现有操纵利润的行为，被迫重编过去几年的财务报表，首席执行官也因此下台。

直到2008年3月，“两房”仍未彻底摆脱这场会计丑闻。在出手救助贝尔斯登几天后，布什政府下调了“两房”的资本金要求，作为回报，“两房”答应购买抵押贷款以帮助经济复苏。

然而，2008年7月10日、星期三那天，投资者的恐慌性抛盘使得之前的一切努力都付之东流。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前主席威廉·普勒（William Poole）毫不含糊地指出：“国会应该认识到实际上‘两房’已经资不抵债，但它却正用纳税人的血汗钱来喂养这两只死而不僵的吸血鬼。”

“真他妈难以置信！”迪克·富尔德朝站在面前的斯科特·弗莱德汉姆（Scott J.Freidheim）吼道，坐在办公椅上的身体随之陷得更深了。

有市场传言称，世界上最大的债券型基金——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已经停止了与雷曼的一切交易，受此消息影响，雷曼股票在星期四一开盘就重挫12%，股价已达8年来的最低点。另一个甚嚣尘上的传言是，史蒂文·科恩麾下的SAC资本顾问公司也停止了与雷曼的生意往来。

“我知道这是假消息，你也知道这是假消息，”富尔德告诉弗莱德汉姆，“你马上给这些家伙打电话，让他们发表声明，澄清这一切！”

这真是令人受尽折磨的一周。市场对“两房”的持续恐慌来自雷曼分析师的报告，而同时投资者还挖出了雷曼存在的相关问题。这让富尔德难以理解。雷曼在上季度就已饱受严厉批评，但随后便筹集了新的资本。在富尔德看来，现在的资产负债表比以前漂亮多了，这反映出雷曼降低债务在投资资金中所占比例、实现投资去杠杆化的决心。

在富尔德看来，这些关于雷曼的假消息是空头故意捏造的，目的是持续打压雷曼股价。但已经有好几个人告诉富尔德，这些对公司不利的“泼冷水”的事都发自一个地方：高盛。这让富尔德像吃了苍蝇一样恶心，因为他的儿子里奇（Richie）就是高盛负责电信行业投资的银行家。

他觉得该亲自给劳尔德·贝兰克梵打个电话了。

“我知道这会惹你不高兴。”富尔德开门见山地说。他说他听到许多有关“高盛暗中诋毁雷曼”的小道消息。“我不知道除了你还有谁敢这么干。”他以威胁的口吻说道，似乎想迫使贝兰克梵承认干过这勾当。

贝兰克梵对富尔德的态度很是恼火，一口咬定自己与那些传言无关，说完便挂了电话。

这样的对话几乎成了富尔德的每日必修课。几天后，富尔德又听到传言称瑞士信贷正在散布雷曼的谣言。他暴跳如雷，马上把电话打给了瑞士信贷投行的首席执行官保尔·柯磊洛（Paul Calello），富尔德对他说：“你们不要这么无聊，这让我觉得是在玩打地鼠。”

源源不断的坏消息不仅影响了雷曼的股价，也使富尔德筹集资金的努力受到重重阻碍。休·麦克吉的投行团队已经尝试接触过很多潜在买家，其中包括加拿大皇家银行、汇丰银行和通用电气，但所有的努力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唯一有意接盘的买家是韩国发展银行的闵裕圣。尽管雷曼的高管们对此人已不抱希望，但富尔德仍示意银行家们应盯紧这根救命稻草。事实上，富尔德甚至想亲自飞到韩国去会见闵裕圣，以达成交易。

但他突然想，摩根士丹利的老朋友约翰·麦克能否拉自己一把？毕竟摩根是国内仅次于高盛的第二大投行。尽管摩根第二季度的财务报表并不好看，盈利比去年下降了57%，但它有充足的现金流，股价也持续上涨，完全有能力实现这笔交易。

富尔德和麦克还颇有渊源，他们是同一批来华尔街闯荡的年轻人，1968年麦克参加了美邦公司的培训项目，随后于1972年加入摩根士丹利，当时摩根还是一个只有350名员工的小公司。与富尔德一样，麦克也是通过债券交易和销售起家，并很快树立起自己名声的。麦克是一个高效的推销员，身材魁梧、英俊潇洒。当他大步流星地穿过交易大厅的时候，只要发现赚大钱的机会，就会豪情万丈地大声嚷道：“同志们，我闻到血腥味了，上啊！”碰到交易员在早上8点才读《华尔街日报》，他肯定会说：“啊哈，又被我逮到了，你被炒鱿鱼了。”与富尔德非常相像的是，麦克也常常极力维护自己人的利益，在他还是个交易员的时候，就曾经被上级禁止参与交易。

富尔德给摩根士丹利的纽约总部打了电话，随后被转接到巴黎，此时麦克正带着客户参观公司富丽堂皇的巴黎总部。

在两人都对市场、谣言和“两房”的高压发了一通牢骚之后，富尔德坦率地问道：“我们能不能试着进行合作？”

麦克已经意识到富尔德打这个电话的意图了。尽管觉得在如此低迷的市场环境下自己不可能会对该提议有多大兴趣，但他仍决定听听富尔德的想法。他觉得自己可能会有兴趣收购雷曼的部分资产，但不太可能买下整个雷曼。他告诉富尔德自己将于星期五飞回纽约，他们可以在星期六安排面谈。

富尔德急于促成这次会面，所以立马说道：“到时我去你的办公室。”

“不，这可不好，要是被看到不就落人口实了。”麦克说，“别干那种傻事，来我家吧，在我家见。”

汉克·保尔森行色匆匆地走进众议院雷伯恩办公楼的2128室。今天的听证会由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召开，主题是讨论“金融市场监管的重构”，但其真实意图是讨论“两房”问题。保尔森也想先吹吹风，以便将来能从国会取得授权，在必要的时候扳倒政府发起类公司，尽管他以前从没想过会出现这种情况。在这周早些时候，保尔森已经探过听证会主席巴尼·弗兰克的口风，弗兰克鼓励他“想要什么尽管说”，并承诺会支持他。

此刻，保尔森站在委员会委员们面前，身旁是本·伯南克。他开口道：“在紧急情况下，我们需要获得更广泛的权限来改革或者接手那些没有联邦储蓄保险的复杂金融机构，”他解释说，“我们一定要解决这些机构的问题，而为此必须获得相应支持。”

来自堪萨斯东北部的共和党代表丹尼斯·穆尔（Dennis Moore）问道：“你仍然认为政府发起类公司会放大经济的系统性风险吗？”保尔森回答：“议员先生，我想说的是，眼下任何金融机构都可能增加系统性风险，对这点的丝毫怀疑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当然，我也只是因时论事。”

当天股市收盘的时候，“时”和“事”都进一步恶化了，“两房”的总市值瞬间蒸发了35亿美元。市场对“两房”的债务及其担保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的担忧与日俱增，这是在考验华盛顿政府的决心和忍耐度——到底市场混乱到何种程度时政府才会出手相救？

尽管保尔森认为近期还不需要当天上午在听证会上所讨论的权力，但经济的整体状况却让人不得不开始提高警惕。保尔森给白宫的办公厅主任乔舒亚·博尔滕打电话试探他的口风，看能否向国会施压以尽快扩大他处理“两房”问题时所能动用的权力，博尔滕对此表示支持。保尔森还想听听艾伦·格林斯潘的建议，一番周折之后他找到了格林斯潘家的电话，保尔森和其他6个财政部工作人员都围着视屏电话，听着这位前任美联储主席从扬声器里传过来的微弱声音。

在报出一连串房屋市场数据之后，格林斯潘谈了他对这次危机的看法：这是百年一遇的危机，政府或许有必要采取一些非常措施来稳定市场。长久以来，这位前美联储主席都是“两房”的批评者，但如今他也意识到了援助“两房”是政府救市行动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对于房市的危机，他提出了一个建议，但该建议仅有供求关系方面的理论价值：他认为问题的根源是房屋供过于求，只要政府把空房子全都买下来，然后一把火烧掉，问题就能通通解决。

通话结束之后，保尔森笑着对下属说：“这主意不坏，但我们可不能真这么干。”

保尔森在他办公室旁边的小会议室里和伯南克一起用早餐，他气得面色通红，什么也吃不下。“这下麻烦大了。”他叹气道。

当天早上的《纽约时报》在头版报道，政府高级官员“正在考虑一项计划，如果‘两房’问题继续恶化，政府会考虑接管‘两房’”。

这说明，对于“两房”问题的处理方案，有人走漏了风声。

保尔森的燕麦片已经凉了，他正喝着一罐健怡可乐，他无法理解居然会有混蛋政府官员向媒体透露一个尚无定论的计划。不管那个家伙是谁，该消息肯定会进一步打击市场信心。一想到这儿，保尔森恨得牙根痒痒。

从疲惫的眼神可以看出，对保尔森来说，这是个漫长的早晨：7点10分，在椭圆办公室给总统做简报；7点40分，与盖特纳开电话会议；8点，与贝莱德集团的拉里·芬克交流“两房”问题的处理办法；5分钟后，还挤了点时间与迪克·富尔德碰了个头。

股市开盘后不久，财政部的詹姆斯·威尔金森和尼尔·卡斯卡里就闯了进来，打断了保尔森和伯南克的早餐，他们报告说“两房”的股价已经下跌了约22%，建议保尔森发布声明以稳定市场情绪。正如保尔森所担心的那样，《纽约时报》的报道果然引起了恐慌，人们猜不出政府插手“两房”将意味着什么。回想起保尔森以两美元一股的价格强卖贝尔斯登，投资者不得不开始考虑：“两房”是否会重蹈贝尔斯登的覆辙？

保尔森也觉得有必要出面安抚市场情绪。上午10点30分，财政部发布了一份保尔森署名的声明：“政府当前的首要目标是在保持‘两房’现有模式不变的基础上，向‘两房’提供必要的支持。”保尔森说“保持现有模式不变”是想传递这样一个信号：他并不想将“两房”国有化，尽管他知道最后可能不得不走这一步。

保尔森走到白宫时，对消息的泄露依然怒气未消，这时正好碰上布什总统准备去独立大街的能源部听取石油和能源市场简报。“能捎上我吗，总统先生？”保尔森问道。随后，在这短短的旅途中，他向布什简要汇报了“两房”的情况。尽管多年来一直反对政府发起类公司，这次布什却相当支持保尔森的计划。当总统车队抵达能源部时，保尔森建议总统在下午的媒体见面会上谨慎发言，以防冲击市场情绪。他建议道：“要尽量强调我们正在努力稳定这些机构。”

虽然房地美股价盘中一度重挫51%，下探到3.89美元，房利美股价也最高下跌了49%，但收盘时，房地美股价仅下跌了3.1%，而房利美却下跌了22%。其间，保尔森开始与国会通电话，询问通过什么程序才可以授权财政部给“两房”注资或为其债务进行担保。

收市的时候，保尔森与联邦储蓄保险公司的主席希莉亚·贝尔（Shelia C.Bair）通了个电话，没想到她给抵押贷款市场带来一个雪上加霜的消息：联邦储蓄保险公司准备接手抵押贷款公司印地迈银行集团。这已是今年第5家破产的联邦储蓄保险公司担保银行，也是储蓄和信贷崩溃以来规模最大的银行破产案。

意识到“两房”问题可能很快就会失控，下午4点15分保尔森在办公室召集了他的智囊团，通知他们准备周末加班，以尽快想出稳定政府发起类公司的办法。他的计划很简单：得到向“两房”注资的授权，但他还是希望永远不需要使用这项权力。

他说：“我要在周日晚亚洲股市开市之前宣布这项计划。”

星期六早上，富尔德驾车来到约翰·麦克位于纽约拉伊的都铎式老房子。他对这次会面分外紧张，根本无暇享受纽约的大好天气。“上帝啊，救救我吧，”他想，“千万别走漏了风声，否则我可就完了。”他完全可以想象报纸会出现什么样的头条标题。

“早上好，迪克。”麦克在门口迎候富尔德。麦克的妻子克里斯蒂也出来向富尔德打招呼。

摩根士丹利的管理团队比他早到了一步，正在麦克的会客厅攀谈。到会的有公司联合总裁瓦利德·查马哈（Walid A.Chammah）和詹姆斯·戈尔曼（James P.Gorman）、投行业务负责人保罗·陶布曼（Paul J.Taubman）以及企业信贷和自营投资部负责人明奇·帕特里克（Mitch Petrick）。“他们肯定已经谋划了好几个小时了。”富尔德心想。

随后来的是穿着高尔夫T恤和卡其裤的麦克达德，而麦克吉则迟到了。

克里斯蒂在茶几上摆了好几盘从附近熟食店订购的点心，并说：“大家请慢用。”这群人则围坐在茶几周围的沙发上，尴尬的沉默着，此时谁都不知道该如何开始讨论。

富尔德看着麦克，似乎在说“这是你家，应该你来开场”。麦克则用冷静的眼神回应富尔德“是你要开会，该由你来开场”。

“好吧，我来开个头，”最后，富尔德打破了沉默，“我也没有一个清晰明确的计划，不过，先谈谈看吧。”

“也许我们会一无所获。”麦克注意到了屋内弥漫的不安气氛，略带沮丧地说。

“不不不，”富尔德急忙打断了他，“我们应该谈谈。”

富尔德首先提到雷曼打算出售它引以为豪的资产管理公司纽伯格伯曼。此外，他还建议摩根买下雷曼位于第七大道的总部大楼，它曾属于摩根士丹利，摩根前任首席执行官菲利普·布赛尔（Philip Purcell）于“9·11”之后将它卖给了雷曼。其中的讽刺意味不言自明。

“不管怎样，”麦克还没有完全明白富尔德的打算，“我们总还是能够合作的。”他想把话题转向雷曼的内部问题，这样即使会议一无所获，摩根士丹利也至少能多了解一些雷曼的真实情况。摩根团队开始抛出一连串问题：雷曼资产的计价标准是什么？雷曼能否在内部市场上卖掉其持有的资产？公司已经损失了多少业务？麦克达德忙着替富尔德回答这些问题，自然成为了会议的焦点。

由于司机迷路，会议开了一半时麦克吉才姗姗来迟，富尔德恼怒地瞪了他一眼。

后来，富尔德的手机响了，他向众人说了声抱歉后便退到厨房接电话。这不免让摩根的人产生猜疑：雷曼是不是同时在和其他买家进行接触？

他们不知道，电话是保尔森从财政部打来的，他告诉富尔德自己将针对“两房”问题递交一个议案。富尔德很高兴保尔森在努力稳定“两房”，他知道这也能稍微缓解雷曼的燃眉之急。

回到会客厅的时候，富尔德贸然打断了大家的谈话：“你们都知道，现在谣言四起，但我希望你们不要趁机打雷曼员工的主意。”

听完这话，摩根士丹利的执行官们大吃一惊。

出生于黎巴嫩、大部分时间待在伦敦经营摩根的银行家查马哈反驳道：“你好好想想，可别忘了雷曼的欧洲分部是借我们之力建立起来的。”

后来，会议草草收场，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也没有人打算继续谈下去了。

“这家伙他妈的到底是什么意思？”当雷曼的执行官离开后，麦克气愤地问道：“他是想跟我们合并吗？”

戈尔曼立即回答说：“他这是白日做梦！”陶布曼则有其他方面的忧虑：也许他们只是被利用来抬高雷曼股价的？“我们得小心，”他警告说，“如果我是雷曼那边的人，我也会想借机扭转局面。”

富尔德尽管很沮丧，却从未轻言放弃。从麦克家出来后，他经亨利哈迪森大道一路驱车回到曼哈顿的雷曼总部。他和盖特纳约好在那天下午安排一次电话讨论。最近，富尔德的外聘律师、沙利文-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主席罗基·科恩（Rodgin Cohen）向他提出了一个稳定公司的新建议：主动将雷曼变成银行控股公司。科恩解释道：“这样可以给雷曼提供一个无限的贴现窗口，就像花旗集团和摩根大通那样。”此举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投资者对雷曼未来的担忧。但这也意味着雷曼必须放弃现在的计划，接受纽约联储的监管。

现年64岁、温文尔雅的科恩来自西弗吉尼亚，既是政界要员，也是华尔街最有影响力却最为低调的人之一。尽管他身材不高，说话声音轻柔，却在美国银行业首席执行官和监管当局中拥有极广的人脉，最近30年，他几乎涉足了每一宗大型银行交易。因为他的存在，盖特纳才意识到美联储的力量其实没想象中的大。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科恩和富尔德每天都通电话，他们试图制定一个解困计划。科恩经历过太多的银行倒闭，不希望雷曼重蹈覆辙。比如，1984年夏天，为了找出能拯救伊利诺伊斯州大陆国民银行和信托公司的方案，科恩曾在芝加哥一个闷热不透风的房间里连续待了好几天。美国康涅狄格州代表史都华·麦金尼（Stewart McKinney）当年曾宣布，“我们想出了一种新的银行组织形式，叫做‘大而不倒’。大而不倒，这可真是一种奇妙的东西。”当时45亿美元的政府救助计划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科恩促成的。此外，他还是JP摩根接手贝尔斯登的幕后推手，曾组织过与盖特纳办公室连线的电话会议。

在侄子结婚的前夜，科恩在费城酒店的房间里来回踱步。他加入了雷曼和纽约联储的电话会议。

“我们正在认真考虑转型为银行控股公司的可行性，”富尔德先打开了话题，“我们认为这有利于取得更为主动的地位。”科恩提议雷曼可以利用旗下犹他州的小型工业银行来吸纳存款，以满足监管要求。

电话另一边的盖特纳和总顾问托马斯·巴克斯特（Thomas Baxter）则担心富尔德的做法有些冒进。“你全面考虑过这样做可能带来的影响吗？”他问。

为了参加此次会谈，巴克斯特缩短了在玛莎葡萄园岛的行程。他详细解释了转变成银行控股公司的一些条件，重点是需要降低经营风险，采取与传统银行一样的保守作风，彻底改变雷曼侵略性的企业文化。

先不谈雷曼转型为传统银行的技术性问题以及这样做将传递给市场的信号效应，盖特纳认为此举风险很大，他说：“我担心人们会认为你是在孤注一掷。”

富尔德沮丧地挂断了电话。他想过所有可能的方法，却没有一个能付诸实施。他和麦克达德甚至开始考虑将雷曼精简为一家对冲基金和一家精品投资银行，并尽可能做得低调，以避开大众投资者的视线。但这样的计划也需要先筹集资金才能实行。

当晚，富尔德给科恩打电话，得知科恩的侄子在婚礼上病倒了，他的律师正在医院候诊室里帮忙。富尔德认为已经到了考虑其他方案的时候了，他问科恩：“你能联系上美国银行吗？”

对富尔德来说，出售雷曼一直是他的心头大忌。2007年他曾自负地夸下海口：“只要我有一口气在，就绝不会卖掉雷曼。如果谁想在我死后卖掉雷曼，我就是从坟墓里爬出来也要阻止他！”他曾想做一笔大型并购，那时候他差点就买下了拉扎德投行，甚至连公司的名字都想好了，就叫雷曼拉扎德。如果交易成功了，可以将雷曼糟糕的债券销售部变成享誉全球的顶尖专业机构，从而将会是他雷曼职业生涯里最为耀眼的一笔。2001年9月10日，富尔德与拉扎德公司的威廉·路米斯（William R.Loomis）和史蒂文·格鲁布（Steve Golub）在他当时位于世贸中心的办公室里开了个会。他们原本计划在会后继续进行讨论，结果，“9·11”事件发生了。

后来布鲁斯·沃瑟斯坦接手了拉扎德投行，他想重开收购会谈，同时开价60亿～70亿美元，富尔德被他的漫天要价激怒了，很快谈判就无果而终了。

“显然我们对‘价值’的看法差别太大了。”富尔德嘲弄道。在富尔德看来，绰号“抬价王布鲁斯”的沃瑟斯坦真是人如其名，“但我绝不会当冤大头的！”

很快，科恩就拨通了美国银行负责交易事务的顶级银行家格雷戈里·柯尔（Greg Curl）在美国银行总部夏洛特的移动电话。对华尔街来说，柯尔这位60岁的前海军情报官一直是一位神秘人物。在过去10年里，他几乎策划了美国银行的每一笔交易，但他却是个不易接近和了解的人，即使在公司内部他也总是独来独往。

科恩和柯尔有过几次接触，但对此人也是琢磨不透，他小心翼翼地解释道，自己是代表雷曼打这个电话的。

“有兴趣做笔交易吗？在我们所考虑的机构中，您是最佳人选。”科恩说道，并表示如果柯尔有兴趣的话，可以让富尔德也加入会谈。

虽然柯尔对这个电话颇有兴趣，但他仍然不置可否，因为他明白雷曼一定是无路可走了，不能太早答应对方。“我得先跟老板谈谈，”他说：“待会儿再给你回复。”

柯尔口中的老板指的是美国银行的资深首席执行官肯尼斯·刘易斯（Kenneth Lewis），这位来自密西西比州沃尔纳特格罗夫市的知名银行家曾立志要在华尔街最擅长的资本游戏中扳倒华尔街。（他小时候曾经被两个男孩子围殴，他母亲在房子里看到了，于是走出来说：“你们可以揍他，我不会拦着，但是，你们必须得单挑才行。”）

半小时后，柯尔给科恩回电话说愿意听听他们的想法，科恩通过沙利文-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的电话交换机连线富尔德，建立了一个三方通话。

双方以前并没有见过面，在一番简要的自我介绍之后，富尔德抛出了话题。

“雷曼可以使你们的投行业务如虎添翼。”富尔德解释道。若雷曼和美国银行的投行业务进行合并，美国银行可以在雷曼的董事会中占有少数席位。他邀请柯尔与他面谈以进一步探讨相关事宜。

这一下激起了科尔的兴趣，他答应星期日会从夏洛特飞往纽约。没能直接与刘易斯进行协商让富尔德觉得有些别扭，但对刘易斯来说，有充分的理由选择让柯尔单独前往：一旦会谈消息泄露，刘易斯可以矢口否认与富尔德交涉过，从而把整件事推得干干净净。

在事情敲定之前，柯尔明确提出自己最大的担忧：“我们希望这件事能够绝对保密。”

星期日上午，财政部的戴维·内森和凯文·弗罗默（Kevin Fromer）坐在内森办公室的沙发上，翻阅他们准备提交给国会的一份关于请求取得紧急情况下向“两房”注资的授权的草案。办公室地上扔满了从附近咖啡店里买来的三明治外包装袋。大部分职员都从星期六清晨一直工作到现在，期间只回家睡了几个小时。因为提案必须在晚上7点之前准备妥当。

突然保尔森面目狰狞地闯了进来，他手里扬着一页草案吼道：“这他妈的是什么玩意！‘临时紧急授权’？临时？”他几乎是在咆哮，“我们想要的可不是过期作废的权力！”

草案中提议国会给予财政部为期18个月的紧急授权，财政部与国会的联络员弗罗默探了探身子，向保尔森解释：“你不能要求国会给予你永久性的……”

保尔森很少在众人面前发飙，但这次他一进办公室就没打算克制自己。

“首先，是我在做决策，不是你们。”保尔森继续朝他们吼道，“其次，这只是权宜之计，但我不想让继任者再经历同样的麻烦。我们一定要解决这些问题，我不想留下一个烂摊子！”

内森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是蒂姆！”他看了来电显示后大声说道，但很快就意识到自己打断了保尔森。这两天，盖特纳几乎每小时都会打电话询问事情的进展。

内森和弗罗默试图让保尔森冷静下来，他们向他解释道，在向国会申请授权时，比起永久性的权力，申请暂时性的权力在政治上更容易被接受。用弗罗默的话说，这只是“同一个意思的不同表达”，在拥有授权期间，他们依旧可以做出影响深远的决策。

保尔森逐渐认识到这种政治谋略的重要性，才平息了怒气，让他们继续工作，自己则匆匆地走了出去，正如刚才突然闯了进来一样。

星期日下午，格雷戈里·柯尔穿着一件运动夹克和一条宽松的裤子出现在施格兰大楼。该楼是沙利文-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位于市中心的办公室所在地。柯尔是早上从夏洛特乘坐私人飞机抵达纽约的，他的公司有五架这样的飞机。

他在空荡荡的接待区挑了个位置坐下，等候富尔德和科恩的到来，不过他并没有指望这次会面能取得什么成果。尽管“老板”希望能够征服商业银行界，却尽力回避这种赚快钱的投资银行业务。“不，对于投资银行，我们这点小钱高攀不起。”要是在一个月前，他肯定会这样干脆地回答。他负责的投行业务就一直是拖后腿的，差不多一年前，该业务第三季度的利润竟然骤降了93%。当时刘易斯在评论中称自己“对投行业务已经彻底失去了兴趣。”

柯尔很快就被带到一间会议室，仔细听取富尔德详细的交易计划。富尔德打算将雷曼三分之一的股份出售给美国银行，并把两家的投行业务合并到雷曼旗下。

柯尔一边听着一边心里暗暗吃惊，但在表面上却一直不动声色。这次会谈与他想象的完全不同，他原以为这次是雷曼在寻求援助，但听起来却像是雷曼要收购美国银行：美国银行聘请富尔德特许经营自己的投行业务。

富尔德认为任何投资都将“推动我们的股价飞涨”，并给美国银行创造更多的价值。他还为美国银行购买雷曼的部分股权而不是整家公司找了个合理的解释：有利于留住公司那些精明能干的银行家。“如果他们觉得公司盈利前景黯淡的话，你就留不住他们了。”他说，并为证明自己的观点举了个例子：银行的全面合并往往会造成原有人才兑现股权并离开。

在富尔德侃侃而谈时，柯尔频频点头表示同意，但他最后坦白地表示，他的老板刘易斯只有在制定了清晰明确的规划、确保能在合理期限内取得公司控制权的情况下才会有兴趣考虑这笔交易。

这时科恩替富尔德插了句话，在他们看来，“合理的期限”是2～3年，具体取决于投资的成效。

会谈正顺着柯尔的意愿进行，他表示自己对这笔交易很感兴趣，只是在应该涉足投行业务还是继续并购其他商业银行的问题上，他与刘易斯常常意见相左。“我对零售银行业务不感兴趣，”柯尔吐露了自己的观点，“它容易受到诉讼、监察和监管者的影响。”

“我个人倾向于跟你们合作，”他继续说，“不过，实不相瞒，肯可能比较愿意买下美林或是摩根。”

富尔德被搞糊涂了，柯尔这话什么意思？

“你觉得我们能达成一些共识吗？”富尔德问道。

“我不知道，”柯尔说，“我还是得问问老板，这事他说了算。”

傍晚时分，胡子拉碴的保尔森穿着牛仔裤在大厅里踱来踱去，喋喋不休地问着手下们关于“两房”提案的问题，以至于他的首席顾问詹姆斯·威尔金森不得不把他拉到一边语气生硬地说：“您别给我们添乱了，我们还要工作呢。”

为了缓解压力，保尔森决定骑自行车在空荡荡的华盛顿大街上溜达一圈。但他心中怎么也放不下“两房”的拯救计划，以及该计划对自己传奇生涯的影响：他是一名共和党人，也是一名市场主义者，现在居然要求国会授权用美国纳税人的钱向造成房市繁荣与萧条的两家机构注资。另一方面，在与这两家机构对抗了几十年之后，扳倒它们的机会终于来了。但得到期盼已久的授权之后，他真的会使用这项权力吗？获得授权本身就足以安抚市场情绪了吗？他一边不停地蹬着自行车，一边希望他的假设能够成真。

保尔森回来的时候，公共事务助理部长米歇尔·戴维斯正在考虑应该选择什么场合来正式宣布这个提案。“大楼塞不下这么多记者和摄影师，”她说，“我们可以把您安排在外边的台阶上。”内森走到窗边看了看天，提醒说天气预报报道将会有雷阵雨。

“那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她一边说，一边想着有没有一个可以搬到室外的讲台。“但无论如何，您得先回家换身衣服，”她指着保尔森皱巴巴的牛仔裤说道，“您可不能就这样出去。”

下午6点，把脸刮干净并换了身蓝色西服的保尔森走到财政部门口台阶上的演讲台前，准备公开发言，演讲台是从4楼临时搬下来的，台下围满了匆匆赶来的记者。

“‘两房’在我们的住房金融系统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它们必须以现有的股份制形式继续发挥作用，”保尔森宣读着一份声明，“在目前房屋价格持续调整的过程中，‘两房’对住房市场的支持尤为重要。”

“政府发起类公司的债权人遍布世界各地。只有保证这些债券的坚挺，才能维持人们对金融系统的信心，保持金融系统的稳定。因此，随着机构框架的不断完善，我们必须采取措施摆脱现在的困境。”

“为了保证政府发起类公司有充足的资本继续它们的使命，我们的计划中包括对财政部的临时授权，必要时可以购买‘两房’股票。”

保尔森发言后几分钟，天边响起一声惊雷，但很快天又放晴了。

保尔森刚在伯南克和考克斯右侧坐下，就嗅到这次听证会浓浓的火药味。他在财政部门前的公开讲话未能提振市场信心，事实上似乎还起了反作用，因为这给市场制造了新的疑惑，人们不知道他所寻求的新“权力”到底意味着什么。星期一房地美股价下挫3.7%，降至7.11美元；而房利美股价则下挫5%，降至9.73美元。保尔森感到说服行动已经刻不容缓了，既是针对国会，也是针对市场。

他向参议院银行委员会解释道：“我们提出这项议案并不是因为‘两房’情况突然恶化。近期事态的发展使得政策制定者和政府发起类公司认为有必要采取措施对市场做出回应，在必要时可以临时增加流动性和资金支持，为企业提供保险，以增强市场信心。”

随后铺天盖地的问题向他压了过来，保尔森强调自己寻求的权力只是“暂时性的”，希望能以此说服那些国会议员。“这很好理解，”他说，“如果你手里拿着的是支小水枪，你将不得不经常使用它。但如果人们知道你拥有一枚火箭筒，那么也许你永远都不会用到它。”

但一些议员并不买他的账。

“昨天我打开报纸一看，还以为自己一觉醒来到了法国，”肯塔基州的共和党议员吉姆·邦宁说到，“可惜不是，现在是美国在搞社会主义革命。现在的财政部长要求我们开一张空白支票，然后他就能随心所欲地购买‘两房’的债券和股票。与此相比，美联储收购贝尔斯登资产真是小巫见大巫了。想想美联储和财政部是如何处置贝尔斯登的，再看看我们今天所讨论的问题，我很想知道政府下一步会如何干预私有企业？更重要的是，政府何时才会停止？”

面对这样的责难，保尔森显然情绪有些消沉，但他仍尽力反驳：“我们只是想让政府提供未定形式的最后担保，但担保实际兑现的概率非常小，给纳税人带来的成本也会最小化。”

“你觉得我们会相信你的鬼话吗？保尔森部长？”邦宁自以为是地问道。

“我相信我所说的每一句话，而且我有很丰富的市场经验……”保尔森在邦宁再次打断他之前赶紧补充道。

“如果政府当真要实行该计划，资金应该从哪儿来？”邦宁继续发问。

“当然是由政府来筹集资金了，不过我要说的是……”

“政府的资金从何而来？”邦宁气愤地追问道。

“纳税人。”保尔森不得不承认。

“保尔森部长，我知道你在写提案的时候诚意十足，”邦宁接着说，“但1月一到，你的任期就满了，而其他人仍得坐在这张桌子前为我们的所作所为向纳税人负责，至少我们中的大部分人都得如此。”

尽管被扣上了“社会主义者”、“紧急救援先生”的帽子，汉克·保尔森仍坚信自己正在打一场正义的战争，这是拯救美国经济体系的关键一战。但他的一切努力却使自己面临一种尴尬的局面：即使没被扣上意图颠覆美国生活方式的大帽子，至少也被摆到了民众的对立面。他不明白，为什么没有人明白现在的情况有多糟。当天下午，另一派系的人也加入了反对者的阵营。因为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克里斯托弗·考克斯听从了他的建议，开始着手打击恶意做空“两房”及包括雷曼在内的其他17家公司股票的行为，这马上招致了对冲基金的不满。

斯蒂尔离职以后，保尔森发觉在应对任期内最大挑战时自己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他很珍视自己的同僚，他们是一个卓越的团队，但问题在于，在这场快速升级的战争中，他们是否拥有足够的火力来应对？当天下午，他给丹·杰斯特（Dan Jester）留言求救，这位43岁就退休在家的高盛银行家曾担任高盛首席副财务官，目前住在得克萨斯州的奥斯汀市，管理着自己持有大部分份额的小基金。保尔森担任高盛首席执行官时就很器重杰斯特，称他为留着长发的“人体计算器”，他希望能说服杰斯特再次出山，以帮助解决政府发起类公司的问题。

前一天晚上，从家里给达特茅斯的旧交肯德里克·威尔逊（Ken-drich Wilson）打了个电话后，保尔森突然感到几分绝望。10年前，他劝威尔逊从拉扎德跳槽到高盛。后来，作为高盛金融机构集团负责人，威尔逊被各家银行视为高盛的顶级幕僚，同时也被尊为业界元老。保尔森非常看重威尔逊的判断力，甚至把他的办公室设在布罗德街85号第31层，就在自己办公室旁边。

“肯，我真的急需帮助，我需要一些成熟理智的建议。”电话一接通，保尔森就连忙说道，“斯蒂尔去了美联银行，我希望你能考虑屈尊加入我的团队。”保尔森认为威尔逊不是那种为钱所动的人，他甚至愿意拿1美元的名义薪水，为本届政府担任最后6个月的“特别顾问”。保尔森建议威尔逊暂时离开高盛。

已经61岁的威尔逊正在考虑退休的问题，他表示自己会考虑考虑。

“我需要你的帮助，”保尔森接着恳切地说，“我有一堆问题，一大堆难缠的问题。”

深为上蹿下跳的股价和“雷曼命不久矣”的谣言苦恼的富尔德在7月份召开了一次公司董事会会议会上，他向各位董事汇报了针对这两方面进行纾困的最新进展。

雷曼董事会成员背景迥异，既有深谙金融游戏规则的江湖老手，也有一窍不通的初级玩家，但大部分成员都是富尔德的老友，或是公司以前的客户。他们包括：75岁的戏剧制作人罗格·柏林德（Roger Berlind），61岁的前海军少将、红十字会会长马萨·约翰森·伊凡斯（Marsha Johnson Evans），以及两年前加入董事会的83岁高龄知名女演员蒂娜·梅里（Dina Merrill）。在金融江湖混迹多年的则有：81岁高龄的所罗门兄弟前首席经济学家亨利·考夫曼（Henry Kaufman），IBM前首席执行官约翰·阿克斯（John Akers），60岁的沃达丰无线通信公司前总裁克里斯托弗·金特（Christopher Gent）。这10名外部董事中，有4位年龄在74岁以上。

富尔德特意邀请拉扎德投资银行的银行家加里·帕尔参加会议并演讲。帕尔最近与富尔德交流了意见，并表示如果董事会想听听外界的意见，他可以尽绵薄之力。

身材瘦削、胡子浓密的帕尔是金融界最杰出的银行家之一，他曾多次参与大型公司的融资活动，比如2007年末的摩根士丹利和花旗集团。富尔德可能信不过帕尔的老板布鲁斯·沃瑟斯坦（Bruce Wasserstein），但却十分看重帕尔。

会上一位董事希望帕尔能介绍一下市场到底糟糕到了什么程度。带着一贯的自信和怀疑态度，帕尔开始了在董事会上的发言。

“形势不容乐观，”他一开场就说道，“在经历了贝尔斯登和城市债券保险公司[1]的破产事件之后，我们从中吸取了教训。”为了使雷曼的董事们明白他们所面临的严峻形势，他进一步解释说“流动性状况改变的速度远比你所能想象的快得多”。并建议他们别把贝尔斯登的破产看成是百年一遇的小概率事件。“评级机构也靠不住，”他继续说道，“你以为自己总是与他们保持一致，但公司的实际情况总是比评级结果更糟。坦白说，这样的市场环境下很难筹到钱，因为外部投资者很难评估现在的资产价格。”

“好了，加里，”富尔德不耐烦地打断了他的讲话，“够了。”

会议顿时陷入一阵尴尬的沉默，有的董事认为富尔德发飙是因为帕尔的讲话过于消极，其他一些则认为富尔德很及时地打断了帕尔对自己公司厚颜无耻的宣传。几分钟后，帕尔悄悄地离开了会议室。

一个小时后，帕尔回到他位于洛克菲尔中心的拉扎德公司办公室，秘书告诉他迪克·富尔德已经在电话那边等着了。

帕尔本来还有点期待对方的道歉，但他一拿起电话，富尔德就大声嚷道：“你真该死，加里！你他妈的为什么要吓唬我的董事？还只顾宣传自己的公司？我真该炒了你！”

帕尔沉默了一会，雷曼没有签订业务约定书让他有些失落，接着他就反唇相讥：“这恐怕有点困难，迪克，因为你还没有聘请我们。”他稍稍稳定了一下情绪，接着说：“很抱歉，我不是故意跟你唱反调的。”

“以后别干这种蠢事了。”富尔德说完就挂断了电话。

第二天，也许是出于对孤立无援的担忧，富尔德意识到似乎昨天不该那样指责帕尔。在他的意识里，打断帕尔是因为他不合时宜地宣传拉扎徳，而不是因为他暗示了公司的危机。但木已成舟，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他给帕尔打了个电话，希望能修复彼此之间的关系，并邀请他出席另一个会议。

“你还在生我的气吗？”富尔德懊悔地问道。

7月17日，星期四早上6点45分，肯·威尔逊正在韦斯特切斯特郡的机场排队等候安检，他准备到蒙塔纳州度假，顺便可以钓钓鱼。这时他的手机响了。

“肯尼，我们真的很需要你，”电话是布什总统打来的，“现在正是你为国效力的时候。”威尔逊和布什总统是哈佛商学院的故知，但他知道这个电话肯定不是总统自己的意思，这是保尔森惯用的手段，他一定是着急得不行了。对于想要的东西，保尔森一定会追求到底，即便是需要最高权威的支持。

周末，与高盛的同事谈妥后，威尔逊给保尔森打了电话：“我愿意加入工作。”

7月21日晚上，保尔森参加了盖特纳在纽约联储特意为他举办的晚宴。此次晚宴的目的就是制造财长与华尔街巨头碰面的机会，其中包括杰米·戴蒙、劳尔德·贝兰克梵和约翰·麦克。

这是他当天第二次参加华尔街重量级人物的聚会，之前他刚参加了在艾瑞克·明迪奇办公室为自己举办的午宴。艾瑞克以前是高盛的交易员，现在则管理一家名为埃顿公园资本管理公司的对冲基金。午宴上，保尔森表示自己正在等待关于政府发起类公司法案的通过。现在，威尔逊和杰斯特都已经答应加入财政部，法案通过的可能性也正在增加，保尔森稍稍松了口气。在与旧同事应酬之际，他还不忘向美林的约翰·塞恩表示祝贺，塞恩前几天刚刚将45亿美元的彭博股票顺利脱手。

但雷曼却仍让保尔森忧心忡忡，晚宴后的秘密会谈更是加重了他的担忧：他和盖特纳安排迪克·富尔德和美国银行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肯·刘易斯在纽约联储的会议室里进行会面。过去两周中，富尔德多次给保尔森打电话，想让他替雷曼出面联系美国银行。

“你这是让我强卖，这招没用，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你自己直接跟他说，”保尔森告诉富尔德，“我是不会给肯·刘易斯打电话让他买下雷曼的。”

晚宴快结束的时候，保尔森走到刘易斯身边，紧紧握住他的手，和颜悦色地说“盈利情况不错啊”，同时向他使了个眼色，示意自己知道稍后的会谈。虽然当天早上的财报显示美国银行第二季度盈利下滑了41%，但仍然好于华尔街分析师的预期。接下来，花旗集团、摩根大通、富国银行的盈利都出乎意料地好于预期，这些消息至少能暂时提振市场信心。

当保尔森转身想要离开、其他高管也开始起身闲逛的时候，盖特纳走到刘易斯跟前，靠近他并低声说：“你待会要和迪克会面是吧？”

“没错。”刘易斯答道。

盖特纳给他指了方向，告诉他密谈的房间。显然盖特纳也已经跟富尔德说过了，因为刘易斯注意到屋子另一头的富尔德正看着他们，紧张的样子活像个在等待初次约会的小男孩。看到富尔德起身离开，刘易斯刻意往相反的方向走，在半条华尔街的眼皮底下，他俩都得小心，不能泄露半点会谈的迹象。

最后两人又原路返回。刘易斯回到房间的时候，富尔德正跟美联储的一个官员吵得火热。这仅仅是两人的第二次见面，富尔德盛气凌人的腔调让刘易斯吃了一惊。

富尔德花了大约20分钟向刘易斯解释他的计划，其实就是重复一周前他与柯尔谈的那套方案。富尔德表示不会以低于25美元每股的价格出售雷曼，而当天雷曼的收盘价是18.32美元。刘易斯则觉得要价太高了，他没有理由以这个价格接下雷曼。除非是白送，否则买下雷曼对他来说根本不值得，但他把这话咽了回去。

两天后，刘易斯给富尔德回了电话。

“我想这笔交易不适合我们。”为了给以后的洽谈留点余地，刘易斯说得尽量委婉。

中午12点35分，打电话通知保尔森这个坏消息的时候，富尔德一度情绪失控。现在他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了韩国人身上，他再次向保尔森施压，想让他出面给韩国人打电话。虽然之前应富尔德的请求接洽了巴菲特和美国银行，但保尔森这次却一口回绝。

“我是不会给韩国人打电话的，”保尔森告诉他，“如果你想吓走买家，就打电话告诉他们，保尔森认为他们应该买下雷曼。”保尔森解释说，他的插足只会让买家对雷曼的前景更加怀疑。最后他说：“迪克你放心，如果他们找上门来问我，我一定会替雷曼说好话。”

在这漫长的一天中，富尔德还听到最后一条坏消息。当天晚上，巴特·麦克达德给富尔德抄送了一封邮件，一名交易员对不利谣言的来源进行了大胆猜测：“事情很清楚，高盛正通过对冲基金给雷曼和其他银行造成巨大的下行压力。我觉得这一点值得与您分享。”

富尔德回复道：“我们该为此感到非常吃惊吗？记住，不管别人怎么想，至少我很震惊。”

[1] 两家都曾是拉扎德的客户。——作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