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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深夜，消息开始传播开来，到凌晨两点的时候，世界各地的通信社都已经收到消息——韩国发展银行将不再参与雷曼的竞购。路透社则打出“聚焦雷曼如何失去韩国这根救命稻草”的醒目标题。
就在当天晚上，韩国金融服务委员会主席全光宇（Jun Kwang-woo）在首尔就此事召开了简短的新闻发布会，会上正式声明韩国发展银行与雷曼持续了一个夏天的谈判已宣告失败：“考虑到目前国内外金融市场的情况，韩国发展银行在该时点考虑入股雷曼还应慎重。”
星期二早上，迪克·富尔德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盯着电脑屏幕，心中满是怒气。韩国发展银行曾给出每股6.4美元的报价，他认为这个价格毫无诚意。对富尔德来说，这次谈判早就结束了，但对已经听到交易传闻的外界来说，这消息无异于晴天霹雳。股市一开盘，雷曼股价便一路暴跌。
消息在这时候被抖出来令富尔德尤为尴尬，因为此时备受关注的雷曼银行业年度会议正在曼哈顿中城的希尔顿酒店举行，而会议举办地距离雷曼总部只有两个街区。一辆CNBC的采访车已经停在酒店外边，准备对第二天的会议进行报道，美联银行的鲍勃·斯蒂尔和贝莱德集团的拉里·芬克将于第二天早晨出席会议，巴克莱资本的鲍勃·戴蒙德则已在前一天的会议上发表了讲话。
股市刚开盘，巴特·麦克达德便走进了富尔德的办公室。还没等他开口说话，富尔德便指着电视机咆哮起来：“又来了！他们总是妄自揣测却不愿相信真相！”麦克达德礼貌地将注意力转向了电视屏幕。
CNBC给出的标题很是骇人：“雷曼时日无多”。资深记者戴维·法布尔（David Faber）详细解释了该标题，他指出：“从现在一直到下周五，雷曼将非常难熬，因为届时需要公布公司的财务情况。”但随后他又补充道：“下周五，雷曼是否会真的公布预期损失并简单表示将继续寻求战略性替代方案？他们也许会这么做，也许是不得不这样做。但可以肯定的是，雷曼将面临一大堆问题。”
凑巧的是，麦克达德正想和富尔德谈谈法布尔提到的这个问题。麦克达德认为雷曼应该赶在计划的时间表，即下周四之前就公布财务情况，甚至可以提前到明天。“我们必须尽快把这些事情搞定。”他对富尔德说。
富尔德一边点头表示赞同，一边说：“我们得快点行动，或许还能在这次金融海啸中逃过一劫。”
虽然麦克达德在采取行动前还是通知了富尔德一声，但这只不过是走走形式，因为在这个节骨眼上，征求他的同意仅仅是为了表示尊重。麦克达德之前已经让首席财务官伊恩·洛维特（Ian T.Lowit）准备好将要公布的数据，同时他也正考虑是否同时宣布资产重组计划，即“好银行、坏银行”计划。
麦克达德的团队已经掌握了实权，他公布财务数据其实并不需要富尔德的同意，但在具体实施方面还是非常需要富尔德的合作。不管怎样，在外界看来，富尔德仍是雷曼的标志，他的存在会成为稳定市场的一个关键因素。
但考虑到目前所面临的复杂处境，麦克达德有些担心富尔德的精神状况。“我不知道他能否撑下来，他的压力太大了。”去见富尔德之前，麦克达德这样对格尔本德说。但是，从公共关系角度考虑，他们没有别的人选，而且麦克达德了解富尔德，富尔德自己也想主持这次财务报告发布会，他是不会接受其他安排的。
星期二早上，亨利·保尔森一脸沮丧地走进财政部自己办公室对面的主会议室，紧随其后的是他的顾问团队：安东尼·瑞安、杰里迈亚·诺顿（Jeremiah O.Norton）、詹姆斯·威尔金森、杰伯·马森（Jeb Mason）以及罗伯特·霍伊特。他们与杰米·戴蒙及摩根大通运营委员会之间的会议在几周以前就已经被安排好了，时间定在上午10点。该会议是摩根大通安排的一系列全天候会议的一部分，目的是在公司与政府之间建立更好的关系。这一策略是由纽约前共和党代表里克·拉齐奥（Rick Lazio）提出来的，戴蒙曾聘请他出任全球政府关系和公共政策部门的副总裁。目前，金融体系动荡不安，戴蒙知道肯定会有人呼吁加强对华尔街的监管，因此他想在事情发生之前就确保会见所有相关的政府官员，以建立一切有用的关系、尽可能地做好准备。
“谢谢大家的到来。”保尔森的开场白显得有些羞怯。事实上他现在满脑子想的仍是接管“两房”将引起的种种后果，而这一切就发生在48小时之前。他相信自己在应对这一事件时采取了十分正确的行动，但投资者似乎并不这么认为。虽然他原以为市场会因此稳定下来，但接管行动不但根本没让市场回归稳定，整个市场似乎反而逼近崩溃的边缘。
在所有抗议声中，最刺耳的也许要属国会的了，参议员多德的言论尤其令他感到沮丧。星期日，也就是在接管“两房”的消息宣布后不久，他便亲自将这一消息告知了多德。保尔森以为多德已经暗示会站在自己这边，但第二天他却公开嘲讽保尔森所要求的暂时性权力只不过是一个大阴谋。“他的确不想用这权力，他只不过想要火箭炮。”在周一的一次电话会议上，多德在记者面前挖苦道。
“我们的确相信了他那些话，”多德说，“被人骗一次，是对方坏，被人骗两次，是自己蠢。事已至此，没什么好说的。”不过，多德随后还是明确地提出了一个问题，到目前为止该问题还只是在华盛顿私下流传：“接管‘两房’真的能带来他们想要的结果吗？到底有没有考虑过其他做法呢？”
议员吉姆·邦宁整个夏天都在和保尔森争辩，他甚至说保尔森是个社会主义者，他指责说：“保尔森财长在银行委员会前陈词的时候有所保留，并没有将他所知道的一切都告诉我们。其实他知道“两房”已经陷入了不可挽回的境地。他始终清楚，不管当时在国会和美国人民面前说了些什么，自己都不可避免地要动用这一权力。”
尽管知道摩根大通这个会议对戴蒙来说有多么重要，但保尔森只为此抽出了不到一小时时间。“我也曾试图鼓励国会与华尔街保持沟通和对话。”他向在场的银行家解释，在他管理高盛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与华盛顿建立良好的关系是多么地重要”。
“在这里，想真正做点事比表面上看起来的要难多。”很明显保尔森是指“两房”国有化这件事，而他的听众则对这一说法暗笑不已。
当保尔森向戴蒙询问对该行动的看法时，虽然曾鼓励他努力争取将“两房”国有化的戴蒙对此给予了肯定答复，但他却表示得很委婉：“这么做是对的，我们也看到事态在周末过后变得有多么严重。”他还补充说，事情已经很明显，“两房”债券到星期一也不会获得什么流动性。戴蒙很巧妙地回避了一个问题，他没有提及股票市场似乎并没有恢复稳定这一事实。
“如果你们都这么想的话，那就把这些看法跟别人好好谈谈吧，”在他们起身离开前，保尔森说道，“我需要这些帮助，在这儿根本就没人想听我的分析。”
听完财政部长奇怪的求助请求后，摩根大通的高管分成几个小组前往国会，向他们的联邦监管机构进行必要的礼节性拜访。公司零售金融服务部主管查理·沙拉夫（Charlie Scharf）和新任首席财务官迈克尔·卡瓦纳（Michael Cavanaugh）一同拜访了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总裁希莉亚·贝尔；史蒂文·布莱克则拜访了詹姆斯·洛克哈特（James Lockhart）；他们中的几位还计划在当天晚些时候与巴尼·弗兰克会面。
不过最为重要的还是戴蒙的拜访：他将与美联储的本·伯南克会面，同行的还有公司首席风险官巴里·朱布罗（Barry L.Zubrow）。虽然资历相对较浅，但朱布罗却迅速成为了摩根大通高管中颇具分量的人物。他曾在高盛工作超过25年，并与乔恩·科尔津是密友，后者曾任高盛总裁，后来则担任新泽西州州长。如果说在摩根大通有谁对市场风险的理解能比得上戴蒙的话，那就只有朱布罗了。
戴蒙和朱布罗进入联储位于宪法大道的埃克尔斯大楼时，在通过安检机器之前，朱布罗快速瞄了一眼黑莓手机，他所看到的消息让他顿时紧张起来：雷曼股价下挫了38%，降至约每股8.5美元。
在曼哈顿下城的金融区，美国国际集团首席执行官罗伯特·维纶斯塔此时正在纽约联储13楼等待与盖特纳会面。在市场处于一片混乱之时，维纶斯塔来见盖特纳是想继续向他施压，催促其考虑向美国国际集团开放贴现窗口。尽管盖特纳已经在上个月拒绝了这一理想化提议，但这次维纶斯塔是有备而来，他带来一份更为详尽的计划书，计划将美国国际集团变成如高盛、摩根士丹利或者雷曼那样的承销商。“您需要稍等几分钟，他还在打电话。”盖特纳的助理告诉他。
“没关系，我不着急。”维纶斯塔答道。
5分钟过去了，10分钟过去了。维纶斯塔看看表，试图让自己平静下来。会面原本定在11点15分开始。
大约过了15分钟，盖特纳的一个下属走过来，很明显有些尴尬。“不瞒您说，”他说，“他在跟富尔德通话。”接着便露出一个会意的微笑，似乎是在暗示维纶斯塔或许还要再等一会儿，“他把精力完全放在了雷曼身上。”
在等待了半个小时之后，盖特纳终于出现了，他对维纶斯塔的到来表示欢迎。不过，盖特纳显然有些心不在焉，他一边焦虑地转着指间的钢笔，一边在办公室里四下张望。他刚在瑞士巴塞尔参加了一个国际银行会议并从那乘飞机赶回来。
一番寒暄之后，维纶斯塔向盖特纳解释了此行的目的：他想改变，确切的说是必须改变，美国国际集团在金融部门中的一贯角色。他说自己希望美国国际集团能转型为承销商，从而使公司有机会适用政府在贝尔斯登被收购后颁布的经济稳定紧急法案。这样能使公司以较低利率获得贷款，而通常只有政府和其他承销商才能够获得同样的低利率贷款。
盖特纳面无表情地看着维纶斯塔，问他美国国际集团凭什么可以使用联邦贷款窗口。维纶斯塔也知道，联邦贷款窗口向来只供最需要的金融机构使用，而目前此类金融机构的数量比以往多了许多。
维纶斯塔不甘心，再次提出自己的理由，用一连串的数字来支持自己的论述：对金融体系来说，美国国际集团与其他任何一家承销商相比都同样重要。它持有的890亿美元资产甚至大于一些承销商的资产规模，因此它也应该取得与之相同的资格。同时他还提到美国国际集团金融产品公司持有价值1880亿美元的政府债券。不过他告诉盖特纳，最重要的是美国国际集团已将信用违约互换的保障（对投资者来说这实质上是不受监管的保险）出售给了华尔街的所有大公司。
“自我上任以后，我们就再没签发过任何新的承销商执照，我甚至不清楚颁发此类执照的流程，”盖特纳说，“让我和其他人谈谈，看看应该怎么办。”最后，在维纶斯塔转身离开之前，盖特纳向他提出了一个真正让自己感到担忧的问题，这个问题已经困扰盖特纳整个上午了：“对你们来说，这是生死攸关的关键之举还是暂时的紧急措施？”
幸运的是，维纶斯塔对该问题早有准备。在之前与美国国际集团律师团及顾问团（其中包括沙利文-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的罗基·科恩及费城联储银行的前主席安东尼·桑托梅罗[Anthony Santomero]）的会谈中，维纶斯塔就已经在这个问题上得到了指点。如果他承认美国国际集团确实有流动性问题，盖特纳则非常可能拒绝公司转型成承销商的请求，公司也就无法获得低成本资金，而这正是公司目前所急需的。
“嗯，我只能说，这事对美国国际集团非常有益。”维纶斯塔小心地答道。
他给盖特纳留下了两份文件。其中一份是情况说明书，列出了美国国际集团金融产品公司的所有优势，并论述了为什么美国国际集团应该获得承销商资格。另一份是关于美国国际集团遍布世界的交易对手风险敞口的报告，其中包括“12000份独立合约所包含的价值约2.7万亿美元的衍生品敞口”。维纶斯塔认为该报告肯定会引起盖特纳的兴趣，报告中用黑体字描述的细节是维纶斯塔希望能让盖特纳大吃一惊的部分：“与12家主要金融机构集中保有1万亿美元的风险敞口。”不需要成为哈佛MBA，你就能明白这些数字意味着什么：如果美国国际集团倒闭了，那么整个金融体系都会为它殉葬。
此时，盖特纳却仍在为雷曼操心，他草草看了一眼便把报告扔到了一边。
在财政部，保尔森的特别助理丹·杰斯特一回到办公室，助手便告诉他高盛首席财务官戴维·维尼尔（David A.Viniar）打来电话，正在线上等他。
对杰斯特来说，由于自己曾在高盛工作过，因此接到任何从高盛打来的电话都意味着需要经历一次尴尬的谈话。与保尔森不同，杰斯特在接受华盛顿的工作时并未被要求出售其持有的全部高盛股票。此外，保尔森在加入财政部之前必须接受国会的核查与质询，而作为财长的特别助理，杰斯特并不需要经过那样的官方认证。虽然在高盛工作时维尼尔就一直是他的好朋友兼同事，但杰斯特能肯定，维尼尔这会儿打来电话是为了谈公事而不是叙旧。现在市场已经趋于失控，他们才没有时间用来闲聊。片刻迟疑之后，杰斯特拿起了电话，电话那端的维尼尔匆匆地表示了问候，之后便直奔主题。
“对于雷曼，我们能帮上什么忙吗？”
尽管这个问题的措辞很巧妙，但维尼尔挑这个时间打来电话却着实让人怀疑：杰斯特刚从盖特纳那里得知雷曼将在周三提前宣布一项39亿美元的损失。富尔德也已经私下与政府通了气，这还不到一个小时，高盛就马上来打探消息了。
由于担心违规泄露信息，杰斯特小心翼翼地回避着这个问题，但他知道维尼尔是诚心想提供帮助。维尼尔告诉他高盛有意购买一些雷曼手中质量最差的有毒资产，当然，很明显高盛只愿意出很低的价格。维尼尔想知道财政部能否出面协调并安排这笔交易。
电话一挂断，杰斯特便立刻向财政部总顾问罗伯特·霍伊特汇报了这次通话。由于外界一直流传着诸多关于高盛和政府的阴谋论，因此只要走漏一点风声，这通电话就可能引起轩然大波，他得给自己留条后路。
现在，轮到通知保尔森了。
雷曼总部大楼里，亚历克斯·柯克一路狂奔，来到麦克达德的办公室。“事情有些蹊跷，”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我刚与彼得·布里杰（Peter Bridger）通完电话。”
布雷哲是堡垒投资集团（Fortress Partners）总裁，这是一家规模巨大的对冲基金和私人股权公司。布雷哲还是高盛合伙人时，就被卷入了有关高盛阴谋论的谣言之中，加盟堡垒之后则把谣言带到了新公司。从他电话里的语气，柯克感觉出一丝不祥之兆。
“我知道你对巴特和雷曼忠心耿耿，如果事情没到今天这步，我也不会打这个电话，”布雷哲对柯克说，“但如果这周末你们碰巧被另一家金融机构收购了，而你又不确定自己是否愿意为雷曼的对手效力，那么我诚心希望你能来找我谈谈。”
柯克愣住了，他努力稳定自己的情绪并回答说：“我深感荣幸。”但同时他的头脑在飞速运转，“我希望这种事不会真的发生，”他继续说道，“我甚至觉得你并不喜欢我。”
“我跟韦斯谈起过你。”布雷哲说。他说的韦斯指的是堡垒集团首席执行官韦斯利·伊登斯（Wesley R.Edens），“我说‘我宁可跟非常非常聪明的混蛋合作，也不愿跟我喜欢的笨蛋合作’，当然你也别误会，并不是说我不喜欢你，只是当时我就是这么跟韦斯说的。”
柯克将此事告诉麦克达德时禁不住笑了起来，他将布雷哲的那句话重复了两次。
但令人感到奇怪的并不是布雷哲的巧妙恭维，而是他电话的时机，这绝不可能只是个巧合，柯克确信一定是有什么消息被泄露了。“他怎么偏偏这会儿给我打电话？”柯克两手一摊，无奈地问道。雷曼并没有与任何一家公司进行合并谈判，至少目前还没有。
麦克达德只是盯着他，一言不发，柯克只好自己回答这个问题：“我保证他们肯定掌握了一些我们不知道的消息。”
杰米·戴蒙和巴里·朱布罗正坐在联储银行的前厅里，等着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及其幕僚的出现。会面的时间定在上午11：15～11：45，这意味着摩根大通这两位高管必须长话短说，尽量在这半个小时之内将他们计划要说的全部告诉美联储主席。
这间屋子虽然被叫做前厅，却有着9米高的宽敞空间，从这里能够俯看宪法大道。前厅正好位于委员会会议室（这个国家的主要财政政策都是在这里诞生的）旁边，而几步之外就是伯南克的办公室了。
借着等待的空闲，戴蒙环视前厅，细细研究历任美联储主席的画像，其中包括1934年上台的马里纳·埃克尔斯（Marriner S.Eccles），他是第一位获得任命的联储管理委员会主席。戴蒙很快就注意到上面缺了艾伦·格林斯潘的画像，考虑到目前经济系统发生的一切，他开玩笑说：“也许这样才合适。”（事实是当时格林斯潘的画像还未完成。）
伯南克终于出现了，他也是刚刚得知雷曼可能会在第二天宣布一个令人震惊的损失数字的。当然他是私下里得到消息的，并决定在与摩根大通高管会面时还是不透露这个消息。
戴蒙告诉伯南克他们刚结束了与财长保尔森的会面。谈话的主题很快就转向了对接管“两房”的讨论。“接管‘两房’引发的负面效应让他很烦恼。”这一点伯南克也知道，保尔森昨天早上才跟他谈过，铺天盖地的新闻报道全都是怨言与训斥之词。
随后，戴蒙开始了他的陈述，而他并没有完全准备好，他偶尔会扫一眼报告，上面有一些注释，是他在乘车来的路上匆匆写下的。
“市场普遍缺乏信心，”他说，“这一点从我们的机构和零售客户身上就能发现。此外，我们的主营业务收入也明显反映出这种迹象。”他指出，对摩根大通的业务来说，尽管当前这场混乱暂时意外地表现出有利的一面，因为顾客认为我们是最为可靠的银行之一，但是它对其他机构造成了损害，最终也会威胁到摩根大通的利益。
当然，这对伯南克来说早就不是什么新闻了，他只是坐在那里点点头，尽可能表现得庄重而礼貌。
美联储官员凯文·沃尔什（Kevin Warsh）也加入了会谈，不过他略微迟到了一会儿。戴蒙对伯南克说，他很为雷曼担心。他赞同政府将“两房”国有化的决定，但同时指出这一行动未必能起到稳定市场的作用。“政府未来将扮演什么角色，大家都在拭目以待。”他说。他想知道的是：美联储会不会采取新的救助行动？
然而，伯南克并不准备给出明确答复，在这次会面快要结束的时候，他只是说：“我们正在努力争取一切主动权，尽可能做到防患于未然。”
在雷曼，随着损失公布时间的临近，31层的气氛似乎也越来越压抑。在同事们看来，富尔德似乎连呼吸都有些困难。整个周末他都在考虑是否要给美国银行打电话，而财政部的肯·威尔逊在当天早上至少给他打了三次电话督促此事。“你必须打这个电话。”威尔逊命令道。威尔逊非常了解美国银行，他在高盛工作期间曾给美国银行做过十多年的顾问。“从战略上来说这很合适。”威尔逊还强调说。但他并没有告诉富尔德，自己也曾督促美国银行的格雷戈里·柯尔打这个电话。在更早的一次谈话中，威尔逊告诉富尔德，要想做成交易，他就得放开底价，这也是在间接警告富尔德，他已经没有多少讨价还价的资本和时间了。
罗基·科恩的办公室位于沙利文-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大楼第30层的一个拐角，从这里能够俯瞰纽约港。由于背部的病痛，他只好站在电脑前办公，此时电话响了起来，是迪克·富尔德打来的，他让科恩给美国银行的柯尔打个电话。在富尔德说话的同时，科恩匆匆记下要说的重点。这个电话极其重要，他要做好充分准备。
“明白了，我和他谈过之后再给你回电话。”
科恩最后斟酌了一下他的措词，然后拨通了柯尔的电话。“听我说，”他温和地说，“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们应该重新商量一下。”
“好……的。”柯尔吞吞吐吐地回答道，很明显，虽然他愿意听一听科恩代表他的客户进行游说，但对此仍持谨慎态度。
“我们要强调两点：一是要保住雷曼的品牌和声誉，二是要善待雷曼的员工。”科恩说。
接着他看了看刚才写下的谈话提要，斟酌着下一个句子，在这里，他故意停顿了一下，想使自己的话显得更有力度。
“你应该已经注意到了，价格并不是我们优先考虑的事情。”他说，“但是，当然，价格太低我们也做不成生意。”
“我们可能会有兴趣，”柯尔谨慎地答道，“我先跟老板谈谈，之后再给你答复。”
“格雷戈，我们希望能尽快促成这笔交易。”科恩告诉他。
“好的，我明白。”
一辆黑色林肯车停在宾夕法尼亚大道第601号前，戴蒙和朱布罗轻快地跳下了汽车。这栋6层高的现代石灰石建筑便是白宫西北部的摩根大通华盛顿总部，所有负责政府关系的人员都在这里工作，所以一群群身穿古驰套装、进进出出的说客就成了这里独特的一景。
戴蒙和朱布罗抵达时，运营委员会的大部分成员都已经开完了晨会，正在二楼的一间会议室里用午餐。在同事们彼此传递三明治和苏打水的同时，卡瓦纳讲述着他与希莉亚·贝尔的会谈情况，布莱克则给大家讲他碰到詹姆斯·洛克哈特的趣事。
话题最终还是转到了雷曼和它正在下跌的股价上，戴蒙也把他们与伯南克的会谈内容告诉了大家。“我想他懂我的意思了。”戴蒙说，但当一个银行家问他联储是否会出面救助雷曼时，戴蒙毫不含糊地答道：“不可能。”
布莱克看空雷曼已经很久了。在2007年1月的一次摩根大通内部领导论坛上他就曾预测：“迪克·富尔德最终将被迫出售雷曼，但他会错过最好的出售时机。”他再次向大家提起自己曾做过的预言并声称：“我早就告诉过你们，他们的结局会很惨。”
然而，会议室的气氛却因此变得更为沉重，因为大家都意识到这样一种巨变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如果雷曼破产，而政府又决定不介入的话，那么摩根大通也将遭受巨大损失。朱布罗告诉大家，一周前，摩根大通投资银行的首席风险官约翰·霍根（John Hogan）曾要求雷曼提供价值高于50亿美元的抵押品，并且在周末还就此事督促过他们，但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有收到任何回应。朱布罗见过雷曼首席财务官伊恩·洛维特，并提醒他摩根大通对雷曼的情况很担忧。
布莱克建议给富尔德打个电话，要求他马上落实抵押品。此外，大家还决定应该尽量扩大抵押协议，这样当雷曼的其他业务也开始出现问题时，他们才有能力要求追加更多资金。
鉴于大家都认为这是最好的对策，布莱克和朱布罗缓缓站起身离开了会议室。他们脸上的表情说明了一切：这不会是一次令人愉快的谈话。
布莱克打开扬声器并按下了富尔德的号码，电话一接通他就立即讲起他们所面临的困境：“你也知道，我们持有你们公司的交易敞口，目前的敞口规模在60亿到100亿美元之间，但我们缺少相应规模的抵押品。”布莱克说。他提醒富尔德，摩根大通在一周前就已经要求他们提供50亿美元的抵押。
“我们知道这时候开口提这要求让你们很为难，”他继续说道，“所以我们商量一下，看怎样做才能既解决我们的问题，又不给你们增添更大的麻烦。”布莱克认为自己已经很客气了，他本可以简单地甩下一句：“如果你们不提供抵押品，那么我们明早就让你关门歇业——我们完全有权这样做。”
起初看来，似乎富尔德明白了这番话所暗含的威胁之意。“我把我的人找来，我们一起商量商量。”他顺从地说。富尔德让洛维特也加入连线并冷静地向洛维特解释了眼下的状况。这4个人就雷曼应采取何种方式提供抵押品展开了讨论，他们研究了多种方案，或许雷曼可以将它持有的所有现金以存款的方式存入摩根大通，这样就不会影响到雷曼的资本金？
富尔德却试图将这次会谈引入另一个方向，他借机向布莱克询问摩根大通能否给雷曼提供一些现金，比如可以采取可转债的形式。毕竟，戴蒙一直以来都向富尔德表示有困难可以找他帮忙。
“我们准备明天发布损失预告，”富尔德告诉布莱克，“但如果你们认为杰米会考虑接受提议买下雷曼的一部分，我们或许得再等一天。”
对摩根大通的银行家们来说，这是个很可笑的提议，就像是某人对上门要债的债主问：“你兜里还有多余的零钱吗？”
布莱克看着朱布罗，仿佛在说：富尔德没明白我们在说什么。他小心翼翼地回答：“我没什么好主意，但如果说你正在作这样一个打算的话……要实现这个想法真的会很困难，让我们再商量商量吧，回头再告诉你有没有我们可以帮忙的。”
5分钟后，在与同事进行了一轮快速而审慎的讨论之后，布莱克又重新拾起富尔德的电话。
“迪克，不会有人愿意……我们爱莫能助，坦白说，大家现在都只考虑自己的利益，其他什么都顾不上了，”布莱克解释道，“很抱歉我这么说，不过我还是建议你给美联储打个电话，看看他们能否试着组织一个类似于长期资本管理公司那样的计划，把所有资金聚到一起。”
电话那边沉默了一会儿，随后便传来富尔德冰冷的声音：“这对我们的股东来说可真是太糟糕了。”
布莱克强忍住没笑出声来，“没人会在乎你的股东的。”他答道。
富尔德强压着自己的挫败感，想再和布莱克谈谈。“我刚和维克拉姆（Vikram）谈过，”他说，“花旗派了一行人来和我们资本市场部的同事及几个管理团队会面，我们想看看能否有些资本市场类的解决方案，好让我们在预告损失的同时也宣布相应的解决方案。”
花旗？富尔德在开玩笑吧？“好的，”布莱克谨慎地说，“我们也可以派些人过去。”
布莱克立即给摩根大通投行部负责人道格拉斯·布朗斯坦（Doug-las Braunstein）打了个电话：“我希望你和约翰·霍根都过去。”他向道格拉斯解释了一下眼下的情况，随后做出了安排。“我不知道他们到底想要什么。事实上，花旗对此事有想法或许正说明那根本行不通，”他轻笑道，“不过还是去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以及他们在计划些什么吧。”
汉克·保尔森紧紧盯住屏幕上显示的彭博资讯，仔细地监视着雷曼的股价。现在是下午2点05分，雷曼的股价下跌了36%，已经降至9美元了，这是自1998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他刚和富尔德通了电话，富尔德向他通报了与美国银行谈判的进展。保尔森很高兴富尔德终于开始认真对待这件事了，但他又担心一切都太迟了。
就在这时，保尔森将频道换到CNBC，在诸多电视新闻评论中，它的新闻评论员所做出的推测颇具启发性。
“股价之所以表现出目前这种狂跌态势，是因为很多人坚信雷曼正一步步走向破产。”莱登伯格证券公司（Ladenburg Thalmann）资深银行业务分析师迪克·波夫（Dick Bove）说道，“我认为正是这一想法导致市场做空雷曼股票。”
《华尔街动向》（Wall Street Signs）栏目主持人埃琳·博内特（Erin Burnett）则反对他的看法：“但如果人们仍对雷曼抱有信心并将其视为交易对手呢？这难道不足以说明一些问题吗？”
“这里有个关键问题你需要明白，雷曼倒闭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波夫答道，但很奇怪的是，他对雷曼股票给出了买入评级，并设定了20美元的目标价格。“对它的竞争对手（高盛、摩根士丹利、花旗集团、摩根大通）来说，雷曼倒闭也不是一件好事，因为如果雷曼倒闭，压力紧接着就会转移到美林身上，接着不知道又会转到谁身上。”
“此外，让雷曼倒闭也不符合美国政府的利益，”波夫又强调说，“虽然我不能百分之百地保证，但你要相信，雷曼一直在与纽约联储沟通、与本·伯南克沟通，或许还有汉克·保尔森，因为他们都不想让雷曼破产。”
这话说得太对了。保尔森拿起电话，他想和盖特纳谈谈，看看他们是否还有其他选择。
此时，纽约证券交易所响起了闭市的钟声，雷曼股票在这一天遭受了沉重打击——下跌45%，以7.79美元的价格收盘。此起彼伏的电话让麦克达德的秘书应接不暇，麦克达德自己则在帮助新任首席财务官伊恩·洛维特准备第二天财务报告发布会上要用到的数据。他们已经下定决心，无论什么内容，必须尽早公布一些信息，因为投资者迫切需要听到他们的声音。
麦克达德已经安排拉里·维森尼克（Larry Wieseneck）和布拉德·怀特曼于当天晚些时候去和摩根大通及花旗的高管会面，地点就在盛信律师事务所位于中城的办公室，而麦克达德必须提前就此事给他们一些指点。他们可能会请求其中一家或两家银行提高雷曼的信贷额度，也可能请求他们考虑帮助雷曼筹资。而最后一项工作，同时也可能是最容易出错的一环，他必须确定如何将雷曼的重组计划即“好银行、坏银行”计划介绍给投资者。这个任务之所以如此具有挑战性，是因为目前没人能够或是愿意给雷曼持有的大量有毒资产进行估价。
如果说这些事还不够他忙的话，那还有另一件：富尔德刚才的一番话让麦克达德很困惑，富尔德说保尔森刚给他打了电话，建议雷曼向高盛公开公司账簿。按富尔德的话说，高盛的意见对财政部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此外，承蒙高盛的一片好意，保尔森还要求对雷曼的保密数据进行一次仔细检查。
虽然麦克达德向来都不是高盛阴谋论者，但现在也觉得富尔德的话让人很困惑，不过片刻之后，他还是拨通了高盛资本市场部总裁哈维·施瓦茨（Harvey M.Schwartz）的电话，“我是遵照了汉克的指示给你打电话的。”他开口解释道。
在一阵尴尬的对话之后，麦克达德走过大厅找到亚历克斯·柯克，让他立即给高盛的施瓦兹打电话以安排双方会面并让对方签署一份保密协议。
“这是保尔森亲自下的命令。”他解释道。
下午4点半，保尔森让助手克里斯托·维斯特拨通肯·刘易斯的电话。肯·威尔逊刚刚把与富尔德的通话内容向保尔森进行了简短的汇报，这已经是今天的第7次通话了，内容当然还是关于美国银行的。威尔逊告诉保尔森他现在要做的就是直接向美国银行的首席执行官提出建议。保尔森和刘易斯并不熟，只是几年前在夏洛特（Charlotte）的一次午宴上碰过面，那也是他们仅有的一次正式会面。当时保尔森还在高盛工作，而肯·威尔逊将保尔森引见给刘易斯，只是为了表明高盛对他们目标客户的忠诚。
“刘易斯的电话已经接通了。”维斯特说，保尔森随即拿起了电话。
“肯，”他语气严肃且开门见山，“我打电话是想跟你谈谈雷曼的事。”稍作停顿后他接着说：“我希望你能再考虑一下。”
电话那端沉默片刻之后，刘易斯答应会再考虑，但他又补充说：“从战略上来说，我不知道这对我们有多大意义。”同时，他明确表示价格一定要合适：“如果这笔交易还划算的话，我有可能会接受。”
刘易斯告诉保尔森，这笔潜在交易最让他担心的就是富尔德，他担心富尔德依然对价格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他向保尔森讲述了他们7月份那次令人不快的会谈。
“现在已经由不得他了。”保尔森向他保证说。这句话就像一粒定心丸，因为它等同于说：“你可以直接跟我谈。”
下午7点半，盛信律师事务所大楼第13层的会议室里挤满了摩根大通和花旗集团的高管，此时，他们已经有些不耐烦了。“这两个小时只会是浪费时间。”摩根大通的约翰·霍根对他的同事道格拉斯·布朗斯坦悄声说道，而布朗斯坦只是冷冷地笑了笑。
拉里·维森尼克向密友加里·谢德林（Gary Shedlin）打了个招呼，加里是花旗集团全球金融机构并购部的联合总裁，也是拉里在新泽西克里斯特蒙特俱乐部的高尔夫球友。拉里接着又打量了一下周围的人，当意识到在场的人有些还不认识时，他拿出一张纸让大家签上自己的名字。如果要与这些人共享保密信息，他希望能确切地知道是在和谁打交道。
摩根大通派来的大多是风险部的人，这让维森尼克很不安，他本希望能多来一些交易部的银行家，一些能帮他们拿主意的人。“这些都是风险部的人。”他告诉同事布拉德·怀特曼，二人在角落里低声交谈，商量着对策。维森尼克认为，这次会议的目的本该是商讨如何拯救雷曼，而不是让摩根大通来进行详细调查，看看一旦雷曼倒闭他们将遭受多少损失。
维森尼克为会议的延迟向大家致歉，他向大家解释道，他们还在等雷曼投行业务的全球负责人休·麦克吉。
为这次会议，布朗斯坦带来了自己的全部人马，他抱怨道：“我们这么多人在这里，总不能等他一个晚上吧。”
会议室里的紧张气氛逐渐升级，最终，怀特曼接到了麦克吉发来的一封电邮，让会议先开始，因为看样子自己一时半会儿是过不来了。
会议开始了，维森尼克请大家安静下来，他为大家详细介绍了雷曼的资产重组计划——将旗下的不动产进行拆分并转移到一家“坏银行”名下。大家一致认为这计划不错，但考虑到这也许要等数月才能见成效，大家都有些担心现在行动是不是为时已晚。此外，雷曼还需要向这家“坏银行”注入一定量的资本以防止其迅速倒闭。
维森尼克随后让大家提问，但很快他就被摩根大通银行家们铺天盖地的问题给激怒了，这些问题大多与帮助雷曼筹资毫无关系。“账簿规模有多大？建模时用的假设条件是什么？”霍根问道，“听起来，要实现这个计划你们还需要先筹集资金。”雷曼的代表们并没有说什么，只是建议他们与雷曼首席财务官联系。
在维森尼克看来，这些问题实际上都是在打探雷曼的流动性状况：对手方是否还与雷曼交易？现金头寸的情况如何？尽管这些问题是任何一个审慎投资者都会有的合理担忧，但维森尼克和怀特曼却怀疑，他们此时提出这样的问题更多是为了保护摩根大通的利益。与其他人不同，谢德林的问题则直接提到可能挽救雷曼的各种潜在交易组合，但毕竟势单力薄，他的声音很快就被其他银行家给淹没了。
尽管如此，有一点大家还是能够达成共识的：在雷曼确定它所需要填补的“资金窟窿”（即到底需要注入多大规模的资金）之前，不应该对外宣布这一资产重组计划。“你们还不知道自己到底需要多少资金，”霍根告诉他们，“贸然宣布这个计划，只会给市场增加更多不确定因素。”他警告说：“这会毁了雷曼。”
谢德林则说得更直接：“我们认为，在人们普遍认为你们仍存在巨大资金缺口的时候，实施这样一个资产重组计划非常危险。”他说：“主动向大众承认一个巨大的资金缺口，却无法填补，这样只会让你们在市场上更加被动。”
会谈无果而终，但维森尼克和怀特曼至少还是明白了两件事。第一件：别想着对外宣布该计划，但如果非这么做不可，提及筹集新资金问题时要非常小心，千万不能提具体数字。
然而，另一件则让他们清楚地认识到所处的困境：只能靠自己了。没有银行愿意给他们提供新的信贷额度。
会议结束后，布朗斯坦和霍根走出大楼，刚穿过莱克星顿大道，他们就给杰米·戴蒙和史蒂文·布莱克打电话。
“事情是这样的，”霍根几乎是冲着手机大吼，“我觉得雷曼死定了。”他们把关于雷曼打算在第二天宣布消息的所有细节都告诉了戴蒙和布莱克。
“我们得坚持原来的立场，盯住所有事情，把潜在风险一一列出，”霍根坚持说，“我可不想栽在这上面。”
在美国银行位于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市的总部里，格雷戈·柯尔拨通了财政部肯·威尔逊的电话，威尔逊此时正待在办公室里，很不客气地拒绝了多个电话。威尔逊一直在等这个电话，一旦柯尔通知自己，他马上会乘飞机到纽约开始对雷曼进行审慎调查。
柯尔终于打来了电话，却是为了其他事情。“我们在里士满联储局遇到了一些麻烦。”他解释道。自美国银行在7月完成了对全国金融公司（Countrywide）的收购之后，由于担心其健康状况，监管者、里士满联储局主席杰夫·莱克尔（Jeff Lacker）一直向美国银行施压，要求他们筹集新的资本。作为弗吉尼亚州、马里兰州、北卡罗来纳州、南卡罗来纳州、哥伦比亚地区以及西弗吉尼亚州部分地区的正式监管者，通过对准备金的监管，里士满联储局对辖区内的金融机构享有很大的权力。
“他们一直在瞎搞，”柯尔向威尔逊抱怨说，这是威尔逊第一次听说这回事。柯尔告诉他，美国银行在1月份考虑收购全国金融公司（这项收购是政府暗中促成的，目的是避免公司突然倒闭）的时候，联储曾暗中许诺，如果这笔交易成功，就会放松对美国银行的资本要求，至少肯·刘易斯是这么理解的。
对全国金融公司的收购在两个月前就完成了，但此时莱克尔却威胁要强令美国银行大幅削减分红。美国银行之前并没有将这些谈话对外公布，就是希望能在消息走漏之前解决这个问题。整个下午美国银行都在和里士满联储局通电话，试图弄清楚他们与莱克尔之间的问题，但收效甚微。“我们需要你的帮助，”他告诉威尔逊，“否则，我们很难有所进展。”
威尔逊立刻就明白了这个电话的真正意图：美国银行正把雷曼当作与政府谈条件的筹码。美国银行可以拉雷曼一把，但前提是政府得提供帮助。刘易斯是借柯尔之口把事情给挑明了。
威尔逊承诺会调查此事，随即拨通了保尔森的电话：“你听了这件事肯定会大吃一惊……”
晚上10点，沮丧的麦克达德仍在雷曼总部第31层的会议室开会。他刚得知美国银行不准备来纽约了（原计划是第二天上午），但他并不知道具体原因。“我们现在是跟时间赛跑。”他抱怨道。
几小时之前，麦克达德把富尔德劝回了家，好让他在明天的财务报告会之前能休息一下，因为他需要以最佳状态出现在众人面前。富尔德离开后，他一直在浏览各类媒体的报道：他们会说些什么？他们能说些什么？他们又会怎样说呢？
麦克达德刚刚就首席财务官洛维特所负责的陈述部分对他进行了指导，维森尼克和怀特曼则结束了与摩根大通及花旗集团的会面，此时也回到了公司。
在进入会议室之前，他们和杰瑞·多尼尼（Jerry Donini）、马特·约翰逊（Matt Johnson）及其他6位银行家凑到了一起，怀特曼向他们描述了整个会谈的情况。“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他摇了摇头总结道，“就像是一场摩根大通的风险评估会！”
随后，他们一起去见麦克达德，在会议室里，维森尼克和多尼尼向大家介绍了雷曼的资产重组计划，维森尼克还把摩根大通和花旗集团之前给他们的建议告诉了大家。“不管我们想不想融资，我们都必须小心措辞。”多尼尼警告说。
大家决定收工的时候，已经是凌晨1点半左右了。一小队黑色林肯轿车排列在大楼前的第七大道上，等着送这些银行家回家。5个小时后，他们就得回到办公室，这点时间或许能让他们洗个澡并小睡一会儿。他们觉得，接下来这一天或许将决定未来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