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而不倒

短短几个月间，华尔街和全球金融体系已经变得几乎面目全非了。前五大投资银行相继倒闭、出售或转为银行控股公司。两家抵押贷款巨头和世界最大的保险公司也都已由政府接管。10月初，随着总统大笔一挥，美国财政部，乃至全体的美国纳税人，都成了美国曾经最引以为豪的那些金融机构的大股东，这样的救援措施在几个月前都是无法想象的。

虽然华盛顿向华尔街注入了数百亿美元，但市场的混乱并没有就此平息下来。救援计划倒是起了相反的效果：投资者的信心还没有重建起来，情绪和想象力倒因此失控了。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曾把这种情绪和想象力的力量称为“动物精神”。甚至在布什总统所签署的TARP生效后，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仍继续下跌了37%。

华尔街发生的这些戏剧性事件，除了对华尔街本身造成直接影响外，对美国精神也产生了更为深远的影响。依据救援法案支付的第一笔款项立即就导致了全国性的争论：金融行业的这次风波对资本主义的未来到底意味着什么？政府在国家经济中的角色会因此受到什么样的影响？这种角色是否已经彻底改变了？

一年过去了，这些问题仍然是全国舆论最为关注的焦点。在本书即将出版之际，民众正在极力抗议政府的救援措施，以防政府逐步实行社会主义。华盛顿的救助从华尔街扩展到底特律（为两大汽车巨头通用汽车公司和克莱斯勒公司的破产重组提供了数十亿美元的资金）以及医疗保障体系，而政府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备受质疑。此外，华盛顿还任命了一位被大家称为“薪酬沙皇”的监督官，审查那些接受国家紧急救助的银行的高管薪酬支付情况。

联邦政府这样的新行动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传统的政治信仰被颠覆了，共和党的布什总统居然亲自为政府干预措施进行辩护！2008年10月17日，为了应对批评者，布什总统辩解道：“政府的干预措施并不是要接管这些公司，其目的并不是要削弱自由市场经济，恰恰相反，这些政策是为了维护自由市场经济。”

布什的声明恰好总结了救援计划的矛盾所在，即他领导的共和党政府及相关部门居然决定需要对自由市场进行一些限制——至少暂时是需要的。

从某些方面来说，汉克·保尔森的TARP计划起初只不过是他自己积极推销策略的牺牲品。该计划主要是为了防止情况恶化并稳定金融体系，但为了获得国会和选民的通过，它以“振兴计划”的形式来提出。从消费者和小企业主的角度来看，TARP实施后，信贷市场还是没能正常运转。虽然政府为了拯救银行投入了数千亿美元，但许多美国人仍然无法获得抵押贷款或者相应的信用额度。对他们来说，政府在计划中所承诺的情况好转，来得并不够快。

即使有了注资的帮助，美国一些主要银行仍然摇摇欲坠。危机发生前，花旗银行是美国最大的金融机构，如今却被财政部官员戏称为“死亡之星”。2008年11月，除了原来TARP投入的250亿美元，财政部还需要继续向花旗注资200亿美元，并同意为其数千亿美元的资产提供担保。2009年2月，政府持有花旗银行的股份已经从8%上升到了36%。就在十年前，花旗还率先推动放松金融管制，如今却将超过1/3的股份收归国有。

即使在那些一直认同救援计划的人心里，对于华盛顿如何洗脱自身罪名，仍然存在着挥之不去的疑问，其中，华盛顿在一笔交易中的角色引发了极大的争议。

2009年初，美国银行和美林证券公司的合并交易成了全国舆论的焦点，当时美国银行宣布它还需要一笔新的200亿美元的政府救助，而保尔森则表示这是“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后来，美林公司又抢在被收购前向其雇员发放了数十亿美元的奖金。事情被曝光后，公众的愤怒引发了一系列的调查和听证，而这使得政府与这些金融机构之间的幕后谈判被尴尬地公之于众。

9月份，把美林出售给美国银行的目的是挽救美林，但在推进交易的几个月里，美林的交易业务损失急剧扩大，资产管理业务也严重削弱，导致其不得不减记其持续恶化的资产价值。但这些日益严重的问题并没有被公开，12月5日，两家公司的股东都分别投票通过了这笔交易。

在交易的背后，肯·刘易斯曾威胁说要退出这笔交易，但保尔森和伯南克马上向他施压，敦促他必须完成交易，否则将失去工作。

随着事态的发展，约翰·塞恩很快就成了牺牲品。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他被肯·刘易斯解雇了，并迅速从拯救美林的英雄变成了美林麻烦的制造者。尽管有迹象表明，美国银行首先发现并选择隐藏美林公司的问题，但当媒体报道塞恩向即将解散的美林董事会要求高达4000万美元奖金时，更多的批评纷至沓来。当人力资源部代表提出这个要求时，在薪酬委员会任职的美林董事约翰·芬尼根大声喊道：“这简直太荒唐了！”塞恩则表示，他自己对这些一无所知，而且当全体董事开始讨论他的薪酬问题时，他早已撤回了所有奖金要求。

相比之下，公众对美国国际集团的抗议最为严重。没有人想到，美国国际集团会成为这么大的一个负担，政府一开始向它提供了850亿美元的“救命钱”，但到最后政府提供给它的救援资金总额竟超过了1800亿美元。盖特纳说，最初向美国国际集团提供的贷款是有完全担保的，但很快，这笔投入看起来比银行发放给那些信用不良、没有偿还能力家庭的抵押贷款好不了多少。

现在，纳税人成了美国国际集团的所有者，而美国国际集团的高管居然花了44万美元到加州丹纳岬莫纳克海滩的瑞吉度假村去度假，此外，他们又花了8.6万美元到英国乡村进行鹧鸪狩猎之旅，国会议员们对此大声抱怨。而当新闻报道说美国国际集团向高管们支付数百万美元奖金时，民众怒不可遏，纷纷涌向美国国际集团的总部和高管的住宅表示抗议。奥巴马总统也质问道：“这是对那些让这家公司免于灭顶之灾的纳税人的侮辱，他们对此怎么能觉得那么理所当然呢？”吉姆·克拉默（Jim Cramer）甚至在他的电视节目里慷慨激昂地说：“在超市里，我们要围追他们；在棒球场上，我们要围追他们。不管他们到哪里，我们都要围追他们！”

广泛的批评甚至影响到了美国国际集团针对应该如何继续开展其业务的考虑：美国国际集团到底应该根据公众的意见来决定如何使用资金？还是应该根据自己的盈利目标来决定如何使用资金？美国国际集团的新首席执行官爱德·里迪（Edward Liddy）为此感到左右为难，最终离开了仅仅加入了11个月的美国国际集团。

同时，美国国际集团如何使用救援资金也是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超过1/4的救援资金立即被美国国际集团支付到了一些全球性金融机构的账户上，比如高盛公司、美林证券公司和德意志银行，他们通过美国国际集团出售的信用违约互换合约以及参与证券借贷计划获得这些资金。从某些程度上看，这种支付更是支持了批评者的观点，他们谴责保尔森的救援计划只是局限在华尔街内部。（尽管外国政府对救援计划没有任何贡献，但外国银行还是免不了会因此获得一些间接的资金救助。）

高盛因收到美国国际集团支付的129亿美元，成为了最大的单个支付款项接收者，同时也因此迅速招致了大部分怒火，许多人认为高盛获益是因为它背后与保尔森以及财政部一群高盛前雇员有着紧密的联系。特别是，一些人还认为，正因为美国国际集团的存亡紧紧关系到高盛的利益，所以财政部才选择拯救这家保险业巨头，而不是拯救雷曼兄弟。人们甚至已经开始讽刺财政部为“政府的高盛”。而高盛则争辩道，它拥有的债权从美国国际集团救援中获益，是因为在它所有对保险公司的风险暴露中，这部分早就被“完全担保和对冲了风险”。公平地讲，尽管还存在不绝于耳的相反看法，但高盛的确一直就是这么做的。而且，129亿美元的标题数字也存在一定程度的误导，因为其中48亿美元是高盛向美国国际集团转让其持有的证券所获得的对价。这并不是说高盛没有从美国国际集团的救援中获得特别利益，但事实的真相要比媒体所报道的略微复杂一些。

新闻报道总是相互附和，以致错过了基本事实：保尔森自己几乎没有参与美国国际集团的救援行动，救援行动主要是由盖特纳全盘策划的（部分由财政部的丹·杰斯特执行）。更为重要的是，盖特纳本身就是一位甚至比保尔森还积极主动的交易撮合人。这一事实往往为人们所忽视，但从本书以及他随后作为财政部长所推出的政策都可以明显看出来。

然而，阴谋论还是不断涌现，而且叙述也变得更为详尽。“高盛是否邪恶？”《纽约》杂志的封面如此问道。作家马特·泰比（Matt Taibi）在《滚石》杂志的文章里创造了一个新的比喻，把高盛描述为“一只披着仁慈面孔的吸血鬼乌贼，无情地将其吸血触角伸向任何带有金钱气息的角落。”TARP资金注入几个月后，高盛报告其2009年上半年盈利为52亿美元。6月，高盛就还清了100亿美元的TARP资金，并于7月支付了11亿美元来赎回发行给政府的认股权证，该认股权证曾被作为TARP注资的一部分。对于高盛来说，尽管已经是一家银行控股公司，但它的商业经营已经恢复如常。

与其他公司一样，有关高盛成功的真正问题是：当政府和纳税人向公司的商业行为提供一种隐含的、或直接的担保时，监管者应该如何应对这些公司持续冒险经营的行为？公司这种持续冒险的行为往往能产生巨大的利润。事实上，2009年第二季度，高盛的VaR，也就是在险价值，一直高达2.45亿美元，而一年以前，这个数字还是1.84亿美元。迄今为止，高盛的交易做法还是很见成效的，但如果它赌错了方向呢？不管怎样，就像全国其他最大的金融机构一样，高盛仍然处于大而不倒的境地。

这次金融危机是否可以避免？这个问题值1.1万亿美元——迄今为止的救市标价。

问题的答案是“也许”。但要想阻止危机，早在2006年春天，汉克·保尔森宣誓就职财政部长之前，就应该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危机的种子在几年前就已经种下了，这些种子包括：20世纪90年代后期，放松银行管制；推动居者有其屋计划，鼓励宽松的贷款标准；历史性的低利率，从而创造了流动性泡沫；华尔街的薪酬制度鼓励短期冒险行为等等。所有这些共同掀起了这次惊涛骇浪。

当信贷危机的第一个信号出现时，采取措施可能就已经太晚了，因为届时大规模的调整是不可避免的。不过，即使在危机临近时，寻求使危机破坏力降至最低的对策也是合情合理的。既然，从加入布什政府的第一个夏天起，汉克·保尔森就一直预测市场将要出问题。而且，多年以来，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主席盖特纳也一直警告说，全球金融市场的相互交织，很可能使之在金融恐慌中变得更为脆弱。那么，他们这些人是不是应该在实际危机发生之前多做一些准备呢？

值得称赞的是，几个月来保尔森的确公开谈到，要让政府接管濒临倒闭投行的这项权力正式化。不过，他从未直接向国会提出这个要求，另外，即使他提出了，也未必能获得通过。可悲的现实是，华盛顿通常是在实际危机发生后才开始对其有所关注的。

当然，这又引出了一个更为尖锐的问题：一旦危机不可避免，政府的干预将使它缓和还是更为糟糕？

毫无疑问，如果政府袖手旁观，任由这些金融巨头走向破产倒闭，最后对市场所造成的冲击必将远远超过现在实际所发生的。但同时，不可否认的是，包括保尔森、伯南克和盖特纳在内的联邦政府官员，所做的一系列前后矛盾的决策也加剧了市场的动荡。比如，他们为贝尔斯登提供了安全网，接管了房利美和房地美，却任由雷曼依法破产倒闭，随即又出手拯救美国国际集团。这一切到底遵循怎样一种模式呢？采用的规则又是什么？这些问题似乎并没有明确的答案。当投资者变得困惑，不清楚一家公司到底是会得到挽救，还是走向破产，甚至是被国有化时，他们自然而然就开始变得恐慌。

2009年2月，蒂姆·盖特纳承认，“旨在提供信心和保证的紧急行动过于频繁，因而增加了公众的忧虑和投资者的不确定性。”

当然，现在仍有许多华尔街内外人士认为，政府任由雷曼破产的决定是一个根本性错误。经济学家、美联储前副主席艾伦·柏林德（Alan Blinder）说，“到了雷曼破产那一天，一切都于事无补了！”

无论如何，雷曼没有被拯救都已成为一场悲剧——并不是因为这家公司应该被救助，而是因为它的破产最终给市场和全球经济所造成了严重的冲击。也许，经济不管怎样都会崩溃，但雷曼的破产无疑加速了这一进程。

雷曼的首席执行官理查德·富尔德的确犯了些错误，这些错误有些是出于忠诚，有些是出于狂妄，有些甚至可能是出于天真。但是，与在这次事件中总是先考虑个人利益的那些人不同，富尔德的所作所为看起来并不是出于贪婪的驱动，更多时候，他只是想要好好地保护自己深爱的公司。富尔德以前是一名交易员，他的职业生涯里充满了死里逃生的经验，直到最后，他仍然相信自己可以战胜这次危机。

尽管保尔森反对这种看法，但不可否认，对救助又一家华尔街公司将引发的舆论哗然的恐惧，至少是他处理雷曼困境时考虑的因素之一。一位参与过那个周末政府会议的人士曾十分坦率地告诉我：英国政府表示，批准雷曼和巴克莱的交易将使它面临巨大的压力。巧得出奇的是，美国政府也表示，“如果我们救了雷曼，我们将会备受指责。”

之后的事实表明，当初联邦政府就应该采取一些行动来救助雷曼，因为那时候政府甚至都准备好了去救助行业内随后出现危急情况的其他公司。这只能说明一个事实，那就是针对挽救濒临倒闭的投行，联邦政府还缺乏一套成熟的制度。最后，保尔森、盖特纳和伯南克都被迫采取了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称之为“交易性政策”的措施。

与规章制度不同，交易通常是临时准备的，速成的东西就其本性而言往往是不完善的。无论是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还是财政部，通过通宵会议所确定的交易都只是他们一时的产品，没有什么本质区别。

另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是，单是雷曼兄弟在美国的业务，其实是不足以引起这场席卷全球的高度恐慌的。值得赞扬的是，美联储明智地决定允许雷曼兄弟的经纪自营商在母公司申请破产保护后继续开展业务，这使得在美国境内的平仓交易进行得非常顺利。但其他国家却是一片混乱。英国和日本的商业条例要求雷曼的经纪业务部门立即关闭，并冻结了投资者所持有的数十亿美元资产，这些资产遍及海内外，可能更为重要的是，有些资产还是在美国。许多对冲基金突然面临现金短缺，迫使它们为了满足追加保证金的要求而立即抛售资产，这进一步推低了资产价格，从而又导致了更多的抛售行为，如此循环反复。

华盛顿对这些副作用完全没有准备，因为政策制定者似乎并没有考虑到其行为的国际影响。而这次疏忽也为加强全球金融监管者的有效协调的必要性提供了有力的论据。

后来，保尔森为了捍卫当初的决定，好几次对为何没有拯救雷曼进行辩解，但这些解释大多自相矛盾。2009年1月4日，迈克尔·刘易斯（Michael Lewis）和戴维·爱因霍恩（David Einhorn）在纽约时报的一个专栏里写道：“一开始，财政部和美联储声称，他们任由雷曼破产倒闭是为了向鲁莽经营的华尔街公司传递一个信号，即政府是不会总是为它们提供担保的。但后来混乱接踵而至，人们开始指责让雷曼破产是一件极为愚蠢的事情，这时候财政部和美联储又改变了说法，声称他们没有挽救这家公司是因为缺乏法律授权。”

巴克莱交易的失败，证明了美国政府确实缺乏挽救雷曼的调控工具。当初，摩根大通银行刚好充当向贝尔斯登输送紧急贷款的媒介，与贝尔斯登的情况不同，雷曼却没有可用的金融机构来担任这种角色，因而也就没能获得政府贷款。同时，由于美联储已经认定雷曼没有足够的抵押品，因此雷曼也无法以一家独立公司的身份来获得借款，所以实际上除了申请破产保护外此时雷曼已别无选择。

不过，这些并不足以解释在雷曼与巴克莱磋商的过程中，为什么保尔森和美国政府没有采取更多的措施以促成谈判。2008年9月14日，星期日上午，在与英国监管者的一系列繁忙通话中，保尔森和盖特纳都没有主动表示要向巴克莱的收购提供政府方面的支持，以减少巴克莱的风险、缓解英国监管者的忧虑。

保尔森认为，英国的监管机构不可能在他们认为交易必须完成的12小时内批准巴克莱与雷曼的交易。从这个角度考虑，进一步的谈判只会浪费宝贵的时间。由此看来，保尔森的决定可能是正确的，不过，他是不是放弃得过早了一点呢？人们对此提出质疑也是情有可原的。

也许针对保尔森在整个危机过程中的决断是利是弊的争论将永无休止。但无论是谁，只要他坐在保尔森的位置上，即在一个民众支持率持续低下的无能政府里任职，就一定会面对这种争议。换作别人，甚至可能只会无所事事、一事无成，然而，保尔森却为此异常努力地工作。一年过去了，危机中保尔森所采取的许多措施都为市场的稳定奠定了基础，他和奥巴马政府、盖特纳以及伯南克都因为成功扭转了形势而获得好评。迄今为止，许多接受了TARP资金援助的大银行都返还了资金，纳税人也获得了40亿美元的收益，不过，这并没有扣除直接投给美国国际集团、花旗集团以及其他类似公司的数亿美元，这些公司可能永远也无法归还这些资金。

巴尼·弗兰克用历史学家的眼光去审视保尔森的所作所为，并阐明了保尔森所面临的困境。他指出政治上的问题是这样的：你无法从已被避免了的灾难中获得好评，你也不能跑去对选民说：“嘿，事情的确很糟糕，但你知道吗？如果不是因为我，情况将变得更糟糕！”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因此而留名于世界历史的。

对于2008年9月所发生的事情，了解其中的真相固然重要，但只有把从中吸取的教训真正地用于提高金融体系的稳健性并避免将来的危机，事情才能变得有意义。如今，华盛顿有了一次难得的机会来研究和推进对基本监管结构的改革，但从现在情况看来，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也可能被白白浪费掉。

除非这些监管机构能进行彻底的改变，采取如下一些措施：对大型金融机构的杠杆经营采取更为严格的限制，对鼓励冒险行为的薪酬支付方式进行约束，以及严厉打击在股票及衍生品市场上散布谣言和操纵价格的行为，否则，仍然会有许多公司大而不倒。并且紧接着发生的就是不可避免的泡沫破裂，如此循环往复。

金融行业一直在幕后支持着更为广泛的经济增长，比如支持新的商业模式的起始运作、帮助成熟公司进行调整和扩张。但是，在引发危机的这些年中，金融部门不甘于幕后，来到了前台。华尔街的目标变成了为自身赚取尽可能多的手续费，而不是为客户谋求利益。在本书即将出版之际，那些旨在让金融系统重归正轨以及控制风险的建议，充其量也只不过不温不火。值得欣慰的是，最糟糕的时刻应该已经过去了，奥巴马政府似乎也已经把注意力转移到了其他更为重要的事情上。

与此同时，华尔街虽然元气大伤，却并没有因此一蹶不振，它已经开始轰轰烈烈地寻找新的利润点了。风险也随之重新进入这个系统，贪婪的投资行为再次流行了起来。大家都为预期的商业地产崩盘进行筹资准备，随时打算加入这一生难得一次的廉价交易中。也许最令人不安的是，自负依然是华尔街这部机器中最为核心的部分。虽然这次金融危机破坏了许多事业和信誉，并留下令人焦头烂额的烂摊子，但同时也让那些从危机边缘被拉回来的幸存者有了一种刀枪不入的真实感觉。因此，在目前的环境下，最为缺乏的仍是真正的谦卑感。

最后，这个幕后故事表明，无论是机构还是整个系统，它们的大而不倒与这些公司的经营者和监管者都有着莫大的关系。未来很多年，人们都应该好好研究这个时期所发生的事情，因为甚至下一代的银行家和监管者也很可能会面临同样的挑战。

救市之后，有关争论仍然甚嚣尘上，杰米·戴蒙在给汉克·保尔森发去的一封短笺中引用了罗斯福总统于1910年4月在索邦大学发表的题为“共和政体中的公民权”的演说里的一段话：

当一个强者跌倒或者一个实干家做得不够完美时，只会在一旁指手画脚的批评家，算不了什么。荣耀属于那个真正站到竞技场上的人，他的脸上满是灰尘和血汗，尽管一次次地失败，却仍然顽强地奋斗，因为世界上根本不存在没有失败和缺陷的成就。他明白热情和奉献的意义，并完全投身于有价值的事业中。最后，若是成功了，他能享受胜利的喜悦；就算失败了，至少他也会因曾经全力以赴而无怨无悔。所以他永远不会与那些冷漠胆小、不知何谓成功和失败的灵魂为伍。“

戴蒙挑选的这段话恰到好处。罗斯福描写了一个英雄，但对于其成功与否的表述却模棱两可。这也正好描述了保尔森、盖特纳、伯南克以及在这幕戏里出现的几十家公共和私人机构的状态，他们的功过将留给历史来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