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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三清晨6点多，天色朦胧。
蒂姆·盖特纳在纽约联储总部一间狭小脏乱的卧室里醒来，他仅睡了几小时，挣扎起身时只觉得身心俱疲，他决定沿着曼哈顿岛南端、顺着东河而上开始晨跑。
伴随着斯塔顿岛驶来的第一班通勤渡轮，当晨光自港口悄然滑过时，盖特纳正遥望着自由女神像，尽力借此时刻放松一下、理清自己纷乱的思绪。过去五天里，盖特纳纠结于大堆错综复杂的数据，而这些数据不仅数量巨大，更令人无法捉摸。仅仅24小时之内，这些数据便经历了从雷曼的0美元到美国国际集团的850亿美元的转变。或许人们对这样庞大的数字很难有具体概念，简单来说，新加坡和中国台湾两地的年度预算总和也不到850亿美元。正因为这是个如此庞大的数字，盖特纳才更希望能运作足够的资金，令这次经济危机尽早结束。
远方，载着上班族的渡轮打断了他的思绪，盖特纳心想，也许拯救金融机构的意义正在于此。这些上班族早起晚归、日复一日地投入到工作中，在某种程度上看，几乎所有人的收入都依赖于金融业，因为金融驱动着整个社会经济。盖特纳暗暗提醒自己，别再去管那些惊人的数字了，别再去想结构性融资和衍生工具那近乎残酷无情的复杂性了，也别去想那些作为错位赌注的数百万奖金了，拯救整个金融系统的真正意义，就是保护普通民众的正常生活和工作机会。
然而当盖特纳走过南街海港、来到布鲁克林大桥桥下时，他不由自主地开始考虑今天可能会发生的新混乱。货币市场基金巨头第一储备基金在一天前跌破了净值（这意味着基金资产净值已跌到每份1美元以下，其净值是97美分），盖特纳对这一令人惊恐的事实极为忧虑。在此之前，甚至没人会费心去设想货币市场基金竟然会发生这种状况。货币市场基金是人们所能购买的、风险最小的投资产品之一，其特色是回报不算高，可风险相对而言也非常小。但为了追求行业内的最高回报——4.04%的年回报率，第一储备基金参与了存在风险的投资，其中包括7.85亿美元的雷曼票据。现在投资者开始集中清理他们的账户，迫使投资经理给投资者强加了7天的延期赎回限制。盖特纳担心，现阶段内，没人能知道他们最终的损失会有多大。
考虑到货币市场基金处在重压之下，而投资者的数十亿资金被锁死在了已经破产的雷曼身上，盖特纳意识到：现存的两大经纪商——摩根士丹利和高盛，很可能就是下一个雷曼。
位于纽约时代广场的摩根士丹利总部内，约翰·麦克的办公室已被恐慌笼罩，麦克与副手查马哈和戈尔曼坐在沙发上，一边喝着纸杯里的咖啡，一边不停地抱怨。他认为周三早晨的主要新闻应该能增强人们对摩根士丹利盈利报告的期望值，这是他在前一天下午发布的新闻消息，目的是让市场相信摩根士丹利不会步雷曼的后尘，从而平息大众的恐慌。仅在周二的数小时内，摩根士丹利的股票就跌了28%，麦克知道他必须得做些什么以便扭转这种局面。幸运的是，摩根士丹利的季度盈利报告显示，他们的盈利状况不错，至少比高盛的季度盈利要好。但与高盛在周二早上发布的季度盈利报告所遭到市场的冲击相比，摩根士丹利所遭受的冲击却更为沉重。摩根士丹利报告其利润为14.3亿美元，仅比去年同期下降3%。然而《华尔街日报》的头条新闻却紧咬他们不放：“高盛、摩根士丹利如今是各自为战、继续挣扎还是互相拆台”。仿佛为了充当佐证，目前的期货市场数据表明，麦克展现摩根士丹利实力和活力的打算并没能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
且不说在诸多忧虑外，麦克对货币市场基金和投资银行这两大项也开始犯愁，他还面临着一个圈外人绝对无从认知的严重问题：本周初，摩根士丹利仍有1780亿美元可用于保障运营以及应付主要对冲基金客户的借贷要求。但仅在过去的24小时里，其中就有200多亿美元应对冲基金客户要求被赎回，有些客户甚至完全关闭了他们的经纪账户。
“资金一直在流失。”查马哈告诉麦克。
“没人在意忠诚。”麦克抱怨道。他曾有过采取行动切断资金外流的想法，但查马哈说服了他，告诉他必须保证资金账户的畅通，查马哈警告说：“对市场而言，设置锁定期正是我们公司有问题的表现。”
但问题在于摩根士丹利还能承受多少资金的外流？
“我们永远不能这么做。”查马哈说。
麦克已经开始相信这是对冲基金针对公司的阴谋，“这就是他们对迪克所做的！”他咆哮道。最新证据显示，这些要求赎回的基金客户中的确有一部分需要资金，他们无法在雷曼伦敦办事处的基金账户中提款，于是就只好转求摩根士丹利和高盛了。
对麦克而言，他们需要继续为此付钱。他花了数年时间把大宗经纪业务打造成摩根士丹利的主要利润中心：世界排名前100的对冲基金中，有89家通过摩根士丹利进行交易。危机中至关重要的是，公司不能显示出丝毫的恐慌，否则他们将失去整个专营权。
“我们有信心，我们不能变得孱弱，更不能自乱阵脚。”麦克说道。
一般来说，约翰·麦克总能保持镇定与沉稳，头天早上他还向往常一样走出办公室和交易员们侃侃而谈。但事发当天，有太多事务需要处理、有太多问题需要解决、有太多东西需要担心，麦克被困在办公室里忙得分身乏术，也无法照常与员工轻松交流。
前一天晚上，他接到老朋友史蒂文·沃尔克（Steven R.Volk）的电话。沃尔克是一名律师，同时也是花旗集团副总裁，他曾在几年前协助麦克策划了摩根士丹利与添惠公司的合并。而现在，沃尔克表面上就摩根士丹利在收益报告中的良好表现向其道贺，暗地里却为另一桩合并埋下了种子：摩根士丹利与花旗的合并。
“瞧，约翰，我们就在等你说这话呢。我们并不激进，如果摩根士丹利想策略性的与花旗银行整合在一起，我们将很乐意就此展开详谈。”沃尔克说。
哦，这可真是条极具爆炸性的潜在新闻！摩根士丹利和花旗银行的合并无异于微软和英特尔的联合。
麦克、查马哈和戈尔曼就合并提议进行了详细讨论，考虑到经纪自营模式的压力，合并能够在存款方面向其提供稳定基础，摩根大通和花旗是如今仅剩的两家实力强大的银行了。
他们也都听说了美国银行就其与美林的交易在本周一召开了电话会议。肯·刘易斯的评论几乎正式宣布了经纪自营模式的灭亡。
“7年前，我曾说过商业银行将最终因为融资问题而拥有投资银行。如今我仍然坚持这个观点。投资银行的黄金时代已经结束了。”刘易斯如是说。
至少在目前，戈尔曼认为刘易斯是非常正确的。“你们认为给花旗集团回个电话是否明智？”戈尔曼问道。
麦克点了点头，让助手给维克拉姆·潘迪特的办公室打电话。麦克和潘迪特很熟，虽然两人并无私交也非特别亲近，但2000年麦克给了当时还在摩根士丹利工作的潘迪特一个重要的晋升机会。
“史蒂文告诉我，你们想做笔交易，”麦克对电话那端的潘迪特说，“摩根士丹利正经历着一个非常艰难的时期，我们正在分析和研究所有可能的选项。”
“你希望我们做些什么？”潘迪特说，“现在也正是我们要有所行动的时候，当然能帮上忙就最好了。”
但在进一步表达自己的想法之前，他却截住了话头，转而告诉麦克：“我待会儿再给你回电话好吗？这事我得先和董事会商量。”
黑黄交织的屏幕不停地闪烁，汉克·保尔森正在浏览彭博咨询终端上关于第一储备基金的更新信息。看着屏幕上不断变换的数据，保尔森心生疑虑，拥有626亿美元资产的第一储备基金是一名主要交易方，考虑到其所处的困境，它已悄然在其他领域展开活动？
“情况不妙。”肯·威尔逊走进保尔森的办公室，对他报出一连串首席执行官的名字：贝莱德集团的拉里·芬克、纽约梅隆银行的鲍勃·凯利（Bob Kelly）、北方信托的里克·沃德尔（Rick Waddell）以及阿默普赖斯金融公司的吉姆·克拉基奥洛（Jim Cracchiolo）。这些被恐慌主宰了的精英公司领导者，从清晨6点半就开始对威尔逊展开无间断的“追魂夺命式电话骚扰”。
“事情很简单，这些公司的投资者们都吵着要赎回款项，加起来超过数千亿美元。投资者对在雷曼票据上有任何敞口的金融机构都极度关注。”威尔逊解释说。
听罢此事，保尔森烦恼得坐立不安。雷曼引起的恐慌如黑死病瘟疫般在华尔街蔓延，在这种情势下，若再无相应策略和支持来扶助货币市场行业，其后果实在难以想象。威尔逊还在火上浇油，告诉了保尔森另一重磅消息：摩根士丹利也处在对冲基金要求赎回的重压之下。如果摩根士丹利破产，那么下一个关门大吉的肯定是他俩曾度过了整个职业生涯的高盛。
“每天都得面对层出不穷的新危机。”保尔森神经质似地抽动着嘴角，这种毫无笑意的笑容表明他正陷于巨大的不安和恐慌中。
保尔森对此次事件的本能反应是把私营部门的解决方案应用到解决系统性问题上来，推动企业合并以令其优势互补。
但从另一角度来看，异常的现状表明每个问题背后都隐藏着另一个问题。之前，保尔森也许会因拒绝紧急救援雷曼而备受称赞，但随之而来并影响至今的毁灭性后果却是他始料未及的。支持整个金融系统的信心已倒塌，没人能弄清现状下的游戏规则。
“他们假装与雷曼划清界限，但两天后的现在，却又着手进行另一场紧急援助。”当天早晨，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的教授努里埃尔·鲁比尼如此抱怨道。
现在，保尔森能够理解了，他赖以谋生的商业票据和货币市场，也正是高盛的专长。这场危机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另一座城市中，在他离伯南克办公室仅隔几道门远的办公室里，38岁的美联储官员凯文·沃尔什正在静静思考，他对整个现状有自己的看法与忧虑。
沃尔什刚结束了与伯南克及欧洲和亚洲中央银行高管的电话会议。电话会议中，他们解释了先前对美国国际集团所采取的措施。对于他们“让雷曼破产”的决定，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感到极为愤怒，同时，他大力游说伯南克去国会申请政府巨额援助，以重建民众对整个金融行业的信心。
相对来说，沃尔什却对另一个问题深感不安：7年前，即在担任总统经济政策特别顾问之前，他曾是摩根士丹利的一名企业并购高管。基于对原单位的了解，他几乎可以断定市场对摩根士丹利的信任正在迅速消失。然而就其个人观点，解决此问题的方法既简单又清晰：摩根士丹利需要购买一家资底雄厚的大银行，其中的上上之选正是有着大量存款，但也正在局势中苦苦挣扎的美联银行。美联银行于2006年购并了坐落在加利福尼亚州、专门负责发放按揭贷款的金西金融公司（Golden West），如今金西公司卷进了这场骤然而来的大灾难，这给美联银行带来了大量坏账，而且这些坏账正在不断浮出水面。
考虑到鲍勃·斯蒂尔是美联银行首席执行官，财政部的人被禁止与其交谈，因此担心美联银行就成了沃尔什的责任。而令沃尔什忧心的事越来越多：作为之前交易的亲历者，他清楚自己很可能成为美联银行在迫切寻找合作伙伴行动中的撮合人。同时沃尔什也意识到，仅依靠自身实力，美联银行是无法完成这笔合并交易的。
正如保尔森与高盛一样，沃尔什与摩根士丹利之间也存在着利益冲突问题。
首先，沃尔什为此求助于美联储的总顾问斯科特·阿尔瓦雷斯（Scott Alvarez），请他出具一封基于整体公众利益的澄清信，帮沃尔什摆脱与老东家有不法联系的嫌疑。
接着，沃尔什联系了斯蒂尔，让他在20分钟之内给麦克打个电话，以便于提前与麦克通个气。
接着，沃尔什打电话问盖特纳：“你是想自己打电话给麦克还是希望由我来打？”
最终，他们决定一起给麦克打电话。
尽管已经宣布破产，雷曼那些严重失眠又心灰意懒的交易员、律师及其他雇员仍在电话前忙碌，做一些倒闭前必须完成的工作。他们对迪克·富尔德于前晚发出的声明还记忆犹新：“过去的几个月相当具有挑战性，而这种挑战以我们公司申请破产保护为终结，无论从个人角度还是经济角度，这件事对你们来说都是场痛苦而严重的打击。我对此惶恐万分。”这样轻描淡写的声明对于愤怒的雇员而言，简直无异于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著名的投降广播声明，裕仁天皇也曾在广播中用同样的腔调对惊恐的国民说，“战争形势已经发展到对日本不利的状态了。”
然而，当天晚些时候，3天里只睡了4小时的巴特·麦克达德、休·麦克吉和马克·沙菲尔终于带来了好消息：雷曼破产一事虽已无可挽回，但他们得到了一份以17.5亿美元出售雷曼美国业务的协议。购买者是雷曼曾经的潜在救星——巴克莱，它仅愿意从整个雷曼产业中购买它中意的部分资产，而并非以救世主之姿挽救整家公司。无论如何，这笔交易至少能让雷曼10000名美国本土员工中的一部分保住饭碗。
因为这个“好消息”，一些感激的员工甚至在麦克达德，麦克吉和沙菲尔宣布完消息并走下楼梯时鼓掌欢庆。
麦克猜到了斯蒂尔致电的用意，并与其进行了一次愉快的交谈。麦克和斯蒂尔均毕业于杜克大学，还同为大学董事会成员。斯蒂尔接管美联银行后不久，麦克还去夏洛特看望了他，并将摩根士丹利作为其顾问公司。那次会面他们并没能达成任何协议（美联储安排高盛来帮助美联银行理清金西金融公司的遗留问题），即便如此，他俩都觉得与对方意气相投、言谈甚欢，答应时常保持联系。
“这真是个有趣的时刻，”斯蒂尔说，“我猜凯文已知会过你，你对此事也有了大概了解，所以他建议我们何不好好沟通一下。”
斯蒂尔接着往下说，他在摸清麦克的真正想法之前一直用词含糊、模棱两可，“或许对于美联银行来说这是个转机，但我们需要从各方面进行考量与审视，而现在可能正是把问题拿出来讨论的好时机……如有可能就尽快进行，时间不等人。”
“我对你们的事略有了解，”麦克回答道，“你们在时间方面是如何安排的？”他的回答也颇具技巧，既显得有些兴趣，又未给予任何承诺。
“我们已开始行动了。”斯蒂尔说。
考虑到市场正摇摇欲坠，麦克觉得这至少值得一谈。对斯蒂尔而言，不管从商业角度还是从个人喜好角度，与摩根士丹利的交易均极具诱惑力。混乱的公司内部状况让麦克无法清晰地确定一位继任者，虽然在目前状态下这并非首要问题。麦克和斯蒂尔共同的朋友、摩根士丹利董事会成员之一罗伊·博斯托克（Roy Bostock）曾私下暗示后者，若这次与美联银行交易成功，在不久的将来，摩根士丹利的继任者问题也能得到完美解决，而这将会是斯蒂尔得以经营一家华尔街顶级公司的绝佳机会。
与斯蒂尔谈过之后，麦克随即致电给高级交易家罗伯特·斯卡利，向他征求意见。斯卡利对此事心存疑虑，他并不了解美联银行的账目，而仅能掌握的部份资讯也正时刻让他警醒。尽管如此，斯卡利还是给出了肯定答案，他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即使给出其他选项也会被自动排除。除此之外，美联银行是国内拥有最大、最稳固存款基础的银行之一，当摩根士丹利眼睁睁地看着资金流失却无可奈何之时，美联银行的雄厚资金储备便显得极具诱惑力。
斯卡利接着致电摩根士丹利副总裁罗伯·金德勒（Rob Kindler），告诉他美联银行的业务发展部主管戴夫·卡罗尔（Dave Carroll）将在周二与他们会面并启动合作。
在摩根士丹利相对刻板的银行文化中，金德勒是个特例：声音洪亮，直言不讳，对乏味的旧式西装有特别的偏好。20世纪90年代，他曾经是美国克维斯史温和莫尔律师事务所的明星律师，但他却一直钟爱银行业。后来他离开法律界加入了摩根大通。他是一个总爱开玩笑的人，很快他就有了顶镶着标语的帽子，“同一家企业，同一支团队，贿赂一个领导”，这是在模仿摩根大通“同一家企业，同一支团队，做一个领导者”的口号。虽然他的风格略显奔放，但在涉及交易时他的意见总是很有价值。金德勒最初对与美联银行的合并提议嗤之以鼻，并把该观点告诉了斯卡利。他条件反射般地冷嘲热讽道：“咱们把这件事放进特定背景下来看看：鲍勃·斯蒂尔来自高盛，美联银行的投资银行家们来自高盛，保尔森也来自高盛。我们在这儿跟美联银行会面的唯一原因是，高盛不屑于做这笔买卖。”
斯卡利也有着类似的腹诽，“它看起来确实不是个好主意。”
没过一会儿，金德勒就开始情不自禁地继续发表他对这笔交易可能性的看法：“对我们来说这也有可能成为一件好事嘛，”他对斯卡利幽默地说，“至少它能给我们带来存款基础，加上一个地区银行的特许权。咱们可得好好看看这场戏将怎么演到底。”
接下来的日子里，斯卡利和金德勒联系到摩根士丹利金融机构业务负责人约翰·普鲁赞，开始启动对美联银行的数据核算，而他们最明显的关注点就在于美联银行高达1200亿美元的巨额次级抵押贷款。在对美联银行的尽职调查进行得如火如荼时，维克拉姆·潘迪特致电麦克，说了些应景体面话，相当于婉拒合并谈判，“由于时机尚未成熟，我们对贵公司深表歉意，愿在某种程度上做些什么以示补偿。”
麦克愤怒地挂掉了潘迪特的电话。摩根士丹利内部没人对美联银行抱有憧憬或兴趣，但它现在却像是舞会上唯一一位尚可邀请的单身姑娘。
“这简直是金融界的‘9·11’事件。”
汉克·保尔森说这话时，他的办公室里死一样沉寂。周三早晨，将近24名财政部职员被召集起来，他们有的靠坐在窗栏边，有的坐在沙发扶手上，有的则站在保尔森的办公桌旁用记事本匆忙记录。办公室后墙挂着一幅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肖像画，这是1792年那件真迹的复制品，经历了这个年轻国家的第一次金融危机考验。当时的财政部助理威廉·杜勒（William Duer）碰巧也是汉密尔顿的好友，他利用内部信息在政府债券上建立了一个庞大头寸。当债券价格下跌时，由于杜勒没能为这些债券套期保值而同样引起了财经界与社会层面的巨大恐慌。在这样的情势下，汉密尔顿明智地决定不向他的朋友杜勒提供救助，转而指示财政部去认购政府债券以稳定动荡不安的市场——这是个典型的老式却有效、操作简单又极具启发意义的政府干预模式。
保尔森无精打采地坐在角落的一把椅子上，紧张地轻拍着他的肚子。他表情痛苦地向财政部里的亲信们解释着过去4个小时内发生的巨变：这场危机指数在本周内所抵达的新高度，足以与7年前9月11日那场灾难相提并论。往好处看是不会有人因此受到生命威胁，但比恐怖袭击更广泛更长远的负面影响是，一些有着百年历史的大公司摇摇欲坠，其麾下遍及国内外、数以万计的工作岗位也危如倾巢之卵。
保尔森认为整个经济系统正处在崩溃边缘，那天早上杰米·戴蒙也致电表示了对现状的无限忧虑。更令保尔森头疼的是，他现在不仅要为投资银行业犯愁，连美国创新之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通用电气公司也雪上加霜地加入了崩溃名单。通用电气首席执行官杰弗里·伊梅尔特（Jeffrey Immelt）直接告诉保尔森：维持集团公司每天日常运营的商业票据资金几乎已停止滚动。而外界甚至传言摩根大通停止向花旗集团发放贷款、美国银行也停止对麦当劳特许经营商们发放一切款项；财政部的票据都在以低于1%的利率进行交易，好像只有政府支持债券是投资者唯一可以信赖的投资产品。
保尔森知道这是他所见过最可怕的“金融恐慌”，同时也可能是他在财政部任期内、将影响他整个职业生涯的最关键的时期。前一天晚上，伯南克和保尔森一致同意，已经到了系统地把问题解决掉的时候了。之前那种一次决定一家金融公司命运的方式已不足以对付现在的纷乱局势了。在贝尔斯登事件和雷曼事件之间，有着6个月的间隔，而摩根士丹利一旦倒闭，高盛极可能在6小时之内就步其后尘。若美国各大银行前仆后继地宣告阵亡，那就只有上帝知道还会发生些什么了。
于是保尔森召集下属，集思广益，寻求一套整体解决方案。最后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无论具体操作方式如何，全面解决问题的方法都必须包含政府干预行为。虽然保尔森个人对申请政府救援这一行为充满反感，但基于现今的危机情势，他又不得不屈服并妥协。
“从财政方面着手救援可能是限定损失并停止这场危机的唯一方法。”保尔森表示，为此他们首先考虑的是将一些计划组合起来进行综合治理，但其中最大的不确定因素及需要考量之处，就是这些计划组合在政治层面是否具有可行性。
保尔森告诉下属，之前他已因美国国际集团的援助事宜被坊间非难，而这次他预料该提案必将招致大量政治批判，也为此做足了心理准备。
巴尼·弗兰克讽刺地宣布，他要提出一项建议，将雷曼破产的9月15日称为“自由市场日”。“国家对自由市场做出的承诺也只维持了一天，即9月15日星期一。”弗兰克说。
肯塔基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吉姆·邦宁也同样谴责这项政府参与的救市计划：“美联储再次抛出数十亿美元税金去紧急救援华尔街那些贪婪高于责任的机构。”
阿拉巴马州的共和党人理查德·谢尔比补充道：“我完全不同意用纳税人的钱去紧急援助私有公司的决定。”
但保尔森认为，当前第一要务是止损并化解货币市场危机。高盛前银行高管史蒂文·沙弗兰建议道，财政部在这场救市行动里只需最简单的介入并保证提供资金即可。“我们有政府威信力。”他引用了1934年的黄金储备法案来支持自己的说法。黄金储备法案专设了一项迄今总计高达500亿美元的基金，主要目地用于稳定重要市场。沙弗兰继续表示，关键在于华尔街巨头们想要开启这项资金就必须绕过国会，直接得到总统的批准。
“就这样干吧！”保尔森这样回答，沙弗兰随即溜出了房间，着手执行这项方案。
然而，要令银行业从动荡中逐渐稳定可不是一项简单的工作。立场并不坚定的经济政策助理部长菲尔·斯瓦格强调大家应勇于解决问题，而不能因担心政治援助带来的影响而回避问题。“谁也不希望美国经济重蹈日本的覆辙。”他说。
斯瓦格和尼尔·卡斯卡里重新拿出他们写于今年春天，长达10页并命名为“击碎玻璃”（Break the Glass）的文章：简而言之政治救援就是，在发生流动性危机时，由政府介入并直接从债权人那购买有毒资产，从而使他们的资产负债表恢复正常并能维持信贷展期。而政治救援计划的起草人必须知道，执行这个计划的困难和复杂程度难以想象（各银行将会为其资产定价疯狂争吵），但却能使政府以尽可能小的限度介入日常运营，这也正是一些保守派所强烈渴望的。
“这就是我们应该做的。”卡斯卡里告诉保尔森。他已经参与到政府早期致力于帮助陷入困境的房主而设立的“希望联盟”组织当中。对于让那些资产负债表存在坏账的银行发放新贷款的难度，卡斯卡里有着第一手经验。保尔森的顾问丹·杰斯特仍在纽约处理美国国际集团的问题，他通过电话扬声器争论道，他觉得相对于过于麻烦的政府购买资产行为，直接注资给机构更为简单明了。“这种方式会更便捷一些。”杰斯特说，同时解释说即便市场状况继续恶化，这些资本的注入也能帮助银行控制下降的趋势。
金融机构助理部长戴维·内森则对杰斯特的提案持有异议，他认为这种“直接又便捷”方法的困难在于它是“对国有化的诟病”。若政府直接向公司注资，自身也将合法地成为事实上的所有者，而此类国有化行为正是这间屋子里的人最想避免的。“另外，普通民众是否会认为政府又准备‘美国国际集团’他们？”内森问道，他把政府这笔还不到24小时的投资直接当动词使用。当“击碎玻璃”这个方案第一次被呈递给保尔森时，内森就充满认同感，如今，他也倾向于往该方向迈进。美国国际集团是一场他们没有资本再次承担的灾难，购买资产时必须保持政府与私营部门之间的明确界限。这项工作必须立刻开始着手准备并争取尽快在国会通过立法大纲。他们需要成吨的钱来实践“击碎玻璃”的救市计划，而且时间紧迫。
保尔森安排了卡斯卡里和一组财政部官员去实施这项计划：“击碎玻璃”是份理论上看起来很有意思但缺乏实践细节的计划书，离付诸实施还隔着从地球到太阳的距离。而保尔森只给了这些官员24小时来补充细节，以完成从理论到实践的飞跃。
会议结束前，保尔森问道，“实施这个计划要花多少钱？”
根据春季的情况，卡斯卡里估计差不多需要5000亿美元，但考虑到目前的形势，他严肃地说：“我们需要超过5000亿美元的资本来实行计划，可没人能准确把握现在这个乱糟糟的市场，也许我们会需要更多甚至是翻倍的资金。”
散会时，保尔森警告每个与会者要对此严格保密，接着他就给盖特纳打电话交换意见。
“你不能只是对外谈论关于银行资本需求的巨大数字，却没有涉及具体措施，”盖特纳告诉他，“如果外界知道了我们需要多少钱才能挽救市场而该计划最终又没能得到批准，我敢肯定，你将引发一场更为可怕的恐慌。因此在一切尘埃落定前你得万分小心，绝不能让这个计划泄露出去。”
周三下午3点左右，摩根士丹利不仅股价下跌了42%，还惹上满身谣言：最新小道消息称摩根士丹利是美国国际集团的交易伙伴，有2000多亿美元资产陷入危机。在更为巨大的冲击面前，这则小道消息的真实性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对冲基金继续要求赎回近500亿美元的资金；而德意志银行更落井下石地四处散发印有“德意志银行，可靠的交易对手”字样的广告，目的是趁乱挖走摩根士丹利的对冲基金客户。
约翰·麦克正在与他的智囊团开会，他已预料到严峻的盘后形势将会如何了。下午2点45分，对冲基金开始将资金从他们最主要的经纪商账户中抽出，并要求贷方余额和借方结余能够平衡。3点整，为迫使这些公司到第二天早上才能获得额外资本，联储将贴现窗口关闭；紧接着在3点02分，摩根士丹利的信用违约互换利差（一种规避公司违约的保险工具的成本）将激增。最后，摩根士丹利的清算银行摩根大通将会打来电话，通知他们增加抵押品以保护自己。
“一切都疯了！”与智囊团就摩根士丹利股票所遭受的突袭进行争论时，麦克几乎是大声吼道。他认为这“即便不是非法的，也是违背道德标准的”。理智层面上，他理解空头为市场提供了利益（毕竟许多人都是他的顾客），但对于已处于危险旋涡中心的摩根士丹利，这一切几乎要将其置于死地。
相较于麦克，摩根士丹利首席财务官科尔姆·凯莱赫（Colm Kelleher）更倾向于听天由命：他觉得即使卖空者不可能停下他们的动作，也无须对此予以道德层面的谴责。华尔街人都是市场唯先的动物，这一事实人尽皆知，况且为了维持自身在危机中的生存条件，他们也必须这么做。
“他们是冷血的爬行动物，啃噬着所有摆在他们面前的东西。”凯莱赫对麦克说。
麦克刚与他最亲密的朋友之一亚瑟·山姆伯格（Arthur J.Samberg）通完电话。山姆伯格是毕卡瓦资本管理（Pequot Capital Management）公司的创始人，致电麦克的目是想赎回一些资金。
“如果你真想这么做，那就把钱取出来吧。”麦克失落地告诉山姆伯格。
“约翰，这也是迫不得已，我的组合基金账户显示我在摩根士丹利有太多风险敞口。”山姆伯格说，并援引了关于摩根士丹利公司财务健康的负面谣言。
“拿着你的钱，然后告诉所有和你一样相信谣言的人，他们尽可以把名下的贷方余额全取出来。”麦克不客气地说。
麦克清楚这是摩根士丹利的敌人在故意传播负面假消息，而CNBC也不加鉴别地重复播放。他对那些无处不在的虚假报道愤怒异常，CNBC是通用电气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全球部门的一部分，于是他干脆致电通用电气首席执行官杰夫·伊梅尔特，向他抱怨这一切。
“关于这件事，我们也帮不了摩根士丹利什么忙。”伊梅尔特只能向麦克表示抱歉。
麦克的首席行政总监汤姆·奈德斯（Tom Nides）认为，他们需要坚持主动出击，以此来应对这场全新的危机。作为博雅公关前任首席执行官的奈德斯在公共关系方面成就累累、声望显赫。多年来，他一直是麦克最为亲近的顾问之一，他的影响力如此之大，甚至曾说服终身共和党成员去支持希拉里·克林顿。如今，他鼓励麦克开始电话联络华盛顿官员，以便让他们了解，颁布一项卖空禁令对挽救市场至关重要。
“我们必须想办法堵上这些漏洞。”他告诉麦克。
摩根士丹利首席法律官加里·林奇（Gary Lynch）曾任美国证监会（SEC）执法部主任一职。他自愿提出致电纽约证券交易所（NYSE）监管部首席执行官理查德·凯彻姆（Richard Ketchum）并向他指出一些可能存在的可疑交易。“我支持自由市场，同时我也支持街道自由。但当恶心的蝙蝠挤满人类通行的道路时，或许是时候让这条道路禁止通行了。”林奇说道。
奈德斯为麦克打了一系列电话，同时麦克也在联系查克·斯彻娜（Chuck Schuner）和希拉里·克林顿，请求他们站在自己的立场给证监会打电话，并提出这项建议。“这关乎到无数平民百姓以及他们的工作机会。”麦克这样告诉他们。
然而，在与证监会主席克里斯托弗·考克斯谈过之后，麦克的希望火苗便可悲地宛如风中之烛。考克斯是个自由市场的狂热份子，他的态度甚至让麦克觉得他是在故意刁难。仿佛那才是一个政府监管者应有的工作内容，仿佛那才是他应该扮演的恰当角色，考克斯既不打算对空头进行处理，也表示不会为这件事出半分心力。
致电名单的下一位正是保尔森，他非常同情麦克所提出的关于禁止卖空的原因，但他并不确定能否切实地帮助麦克渡过难关。
“我明白，约翰，我都理解，”保尔森说道，并试图安慰麦克，“可这件事情必须由考克斯来做决定，我尽力帮你，看看能为摩根士丹利做些什么。”
挂掉保尔森的电话后，麦克近乎绝望地联系了他最大的竞争对手高盛的劳尔德·贝兰克梵，想要与他结成同盟。“这帮人正在疯狂地抛售摩根士丹利的股票，并企图将我们的信用违约互换驱逐出场。劳尔德，高盛和摩根士丹利搭乘着同一艘四处渗水的破船！”麦克激动地说道，更是向贝兰克梵提出一起上CNBC节目的请求，以此作为一种信心和力量的宣示。
然而，在办公室里看了电视上的新闻后，贝兰克梵对麦克把查理·盖斯帕里诺（Charlie Gasparino）的报道称为“造谣”一事深觉反感，因而拒绝了麦克的抗议联盟请求。
“这与我无关，我也不想在这时候出现在电视上。”贝兰克梵直接了当地回绝了麦克。
“高盛暂时还没面临全面的危机。”贝兰克梵如此解释道，不到走投无路，他是不会与麦克联合起来对抗空头的。
因为整个计划几乎没有任何进展，奈德斯不得不再次扮演一个精明的角色。他致电纽约州的司法部长安德鲁·库默（Andrew Cuomo），认为或许库默会因急需一个奋斗目标来重振政治前程而愿意给空头们来记重锤。这是一个很容易被识破的民粹主义信息。在金融危机中，富有的对冲基金经理喜欢对赌摇摇欲坠的银行。每个人都记得艾略特·斯皮策在同一平台为华尔街的监管所做的贡献。
奈德斯决定，找到库默后，争取让他宣布一项针对空头的调查。虽然库默之前曾对卖空者有所关注，但那只能算是种表态而非实质性的警示。“如果你照我的话去推行调查，”奈德斯说，“摩根士丹利将站出来公开赞扬你的功绩。”奈德斯知道麦克会很不情愿（他可能会因此责难自己的客户），但这关乎摩根士丹利的生存问题。
在闭市前，麦克给所有的员工发了以下这封邮件：
收信人：所有员工
寄信人：约翰·麦克
我知道今天你们所有人都无比关注摩根士丹利的股票，我也如此。我们昨天宣布了高盈利收益以及1790亿美元的流动性资产储备（事实上，今天早上，每个股票分析员都在报告中凸显了这个亮点），因此今天早上我们的股票大跌和违约利差的上升让人难以置信。
我非常清楚这其中发生了些什么：我们正处在被恐惧与谣言控制的市场之中，而卖空者也趁机打压我们的股票。但我想让你们知道，管理委员会和我正在采取任何可能的方法来阻止市场上这种不负责任的举动。公司高层与保尔森财长及财政部都进行了良好的沟通，与证监会及证监会主席考克斯也就此进行过详细商谈。我们还积极地与长期股东、交易对手及顾客深入交流。在这里，我想以此鼓励你们所有人，主动与你们的顾客联系，以确保他们清楚摩根士丹利表现强劲，并拥有强大的资本头寸。
“真是荒谬，现在这种时候，我居然不能处理高盛的事情！”保尔森向他的总顾问罗伯特·霍伊特抱怨道。保尔森原定于下午15点和伯南克、盖特纳及考克斯通过电话会议来讨论高盛和摩根士丹利的危机事件。但显然，碍于其职业敏感性，除非他能弄到一份豁免声明书，否则他将不能参加会议。
如今，不只摩根士丹利的处境岌岌可危，高盛也越来越让保尔森担心了。他认为，若高盛这一金融巨头也随之坍塌，那将代表着整个金融系统的彻底毁灭。保尔森受够了自己对问题的逃避心态，并有些后悔曾签署一份道德协议，答应在其任期内不干涉任何与高盛相关的事务。那时，为表现某种诚意，对于与以前雇主的一般联系暂停一年的规定时间，保尔森答应将其延长到自己任期结束，但现在看来，他意识到自己是被这个决定反咬了一口。
盖特纳早在三月份的贝尔斯登事件之后就将这个问题提了出来。他对保尔森说：“汉克，你知道的，如果这些银行中的任何一家面临困境，除了高盛，我不知道还有谁有这个能力去接管他们。我们得做点什么来让你回避高盛的弃权声明书，如果没有你的话，我不知道该如何去处理其中的任何一件事情。”
鉴于市场的极端情况，霍伊特告诉保尔森，现在唯一的可行之道是给他弄一份豁免声明书。事实上，霍伊特早已准备好了请求豁免的材料并拟好了草稿。材料里证明，保尔森在就职前就已卖掉了名下的所有高盛股票，除了在高盛养老金计划中的剩余股权外，他不拥有任何与高盛相关联的财产。而这些养老金股权在保尔森的总资产中只是极小的一部分：65岁以后，保尔森将能得到由高盛支付的10533美元每年的养老金。所以保尔森可据此明确地告诉政府道德办公室，自己在这件事上完全回避了利益冲突。
保尔森明白只有获得豁免才能使自己参与处理老雇主的相关事宜，但这也同样会使关于他假公济私、帮助高盛度过难关的阴谋论甚嚣尘上，可碍于情势，除此之外别无他法。保尔森希望这件事至少能秘密地进行，他与霍伊特也就豁免声明书存在的保密性展开了讨论。
霍伊特联系了白宫顾问弗雷德·菲尔丁（Fred F.Fielding），菲尔丁是个深谙华盛顿的老手，对于金融系统的事，他知道该如何处理。霍伊特同时也联系了财政部道德办公室任命的官员伯纳德·纳特（Bernard J.Knight Jr.），纳特正好与白宫道德办公室的另一位同仁一起去弗罗里达州参加会议。考虑到目前市场危机的严重性，他们没做任何拖延便同意与会，并很快就接受了霍伊特的建议。
“我同意向你发放豁免权。虽然你的参与可能会影响或干涉高盛，你的行动也可能导致个别人有理由质疑政府计划和行动的一致性，但你在这个过程中所代表的政府利益，远比那些关注和置疑重要得多。”纳特在给保尔森的电子邮件中如此写道。
菲尔丁办公室的工作人员通过副本方式，将官方正式豁免文件送到财政部大楼，白宫信件的抬头上赫然写着“本备忘录提供豁免……”。
作为美国财政部部长，你有责任加强美国政府的财政管理，促进经济稳定增长，保证美国及国际金融体系的安全与稳定，以服务美国民众，加强国家安全。
目前，你在前雇主高盛公司的年金计划中拥有股份利益，但这仅占你个人投资组合中的极小一部份。出于这个原因，我们认为，你在这个计划中的经济利益不会影响你对政府服务的忠诚度。有了这份豁免保证书，你就能以个人身份充分参与到那些会影响到高盛养老金计划的事务中去，包括高盛让你在这项计划之下所履行的义务。
于是，在公众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整个豁免权事件就此完满结束，保尔森从此便能正式并自由地帮助高盛了。
“停止疯狂——我们需要时间来处理”，这是格伦·绍尔（Glenn Schorr）电子邮件的标题。他是瑞银集团一名研究银行业的分析员，周三下午，他给客户群发了上面这封邮件，并附上了他的最新研究报告。收盘时，摩根士丹利股价大幅下挫24%，跌至21.75美元每股，而在此之前，它还跌到过16.08美元每股。高盛股价跌了14%，在跌至97.78美元每股的低点后，又反弹到了114.50美元每股。这使得绍尔的这封邮件在整个市场内流传风行。
我们认为投资者应当关注风险管理和业绩，而不是仅仅关注自己是否有零售存款（根据我们上次的调查，破产银行也一样，以现在的这个速度，继货币基金赎回之后，存款也可能岌岌可危。我们认为，这种信任的缺乏和为了避免社会影响而强制大公司合并的方式，并不是最终的解决方法。”他写道，“全世界都应当认真关注这个问题，因为如果继续压榨金融系统的资产负债表，我们就会发现，这个行业的参与者将越来越少，公司和对冲基金能得到的信贷也会相应地逐渐萎缩，而资本成本将持续飞涨。”
这封电子邮件几经周转终于传到了财政部大楼，此时的保尔森正在给一长串的名单打电话，对华尔街正在发生的一切，他希望能得到最客观且现实的看法。电话名单恰好包括了私募股权基金巨人、黑石集团主席史蒂文·施瓦茨曼。
“汉克，这些天你过得如何？”电话接通后，施瓦茨曼嘲讽道。
“不是很好，你看出些什么了吗？”保尔森问道。
谈话立马变得严肃起来。“我不得不告诉你，在我看来，接下来的几天，金融系统即将走向崩溃。我对下周一你还能否让这些银行开门营业深表怀疑。”施瓦茨曼说。他还承认自己被看到的现状和预想的未来深深地吓到了。
“人们正在卖空金融机构，他们争相从经纪公司撤回资金，因为他们不想成为最后待在雷曼的那个人，而这将导致高盛和摩根士丹利的倒闭。我们无法谴责人们追求自己的利益，但你该做些什么了。”施瓦茨曼表示。
“我们正在努力，”保尔森说，“你认为我们应该怎么做？”
“或许你该学学那种西部火爆警长的处理方式。我是说，当遇上混乱事态时，他们只需走到大街上对空中开几枪，以此来证明他才是镇上的老大！而你也正在处理这些混乱失控的破事，特别在没有其他人来负责和面对的时候。”施瓦茨曼回答道。
保尔森静静地听着，一边在脑中勾画自己处在火爆西部片里的场景：“那你有什么好的建议？”
“你能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阻止对金融机构的卖空，别再考虑它对于消除压力是否有效，它可能有效，也可能无效。但这一击就能先震住那些市场参与者，让他们认识到事态有所转变，也不能再继续用同一种投资方式赚钱，这样将迫使卖空者暂停他们目前的行动。”施瓦茨曼说。
“这主意听起来真不错，”保尔森表示赞同，“它早已被列入讨论清单，我想我能办到这个，还有其他什么好建议吗？”
“如果换做是我，我会想办法限制人们赎回资金和转移账户的能力，”施瓦茨曼继续说，“没人真正想把经纪账户从高盛和摩根士丹利转出去。他们这么做只不过是想保证他们不是沉船上的最后一个人。”
“我没权力干涉客户的资金流通自由。”保尔森回答道。
“你可以免去人们签订以金融机构为标的的信贷违约互换的权利，这些信贷违约互换给金融机构带来了巨大压力。”施瓦茨曼提出了一个备选建议。
“我也没有权力这么做。”保尔森反驳道。
担心保尔森没能理解自己的提议，施瓦茨曼解释道：“瞧，你得准备宣布一些大行动来拯救金融系统，得准备一大笔资金来处理金融系统的问题。”
“我们还没打算那么做，但确实有这方面的想法。”保尔森回答他。
“在你准备好那一大笔资金之前，我认为先进行其他补救举措也不失为一个好主意，”施瓦茨曼说，“你得在明天发布一则公告来阻止市场崩溃，而且你得拿出一些话题性的东西来抓住人们的注意力。”
周三晚些时候，当首席财务官科尔姆·凯莱赫脸色铁青地走进约翰·麦克的办公室时，约翰警觉地问道：“发生什么事了？”
“约翰，”凯莱赫用他特有的断断续续的英式英语说，“到周五我们就彻底没钱了。”凯莱赫一直在紧张地关注着公司流动资产的减少，就像一名在空中盘旋等待机场清理完跑道才能降落的飞行员盯着他的油量表一样。
“不，绝不能让这种状况发生，”麦克焦急地说，“拜托，再回到财务桌上仔细看看我们的报表。”
现在，几乎每个小时都会出现新问题。
麦克之前发出的谴责卖空者的内部备忘录已经泄露出去了。一些采用卖空策略的著名对冲基金客户（他们简单地将其头寸在其他证券上对冲）正准备清销在摩根士丹利的账户，以示抗议。
“抱怨是一码事，发布一篇指责客户备忘录又是另一码事。”因为发现安然问题而出名的卖空者吉姆·查诺斯（Jim Chanos）抱怨道。他曾是摩根士丹利20年的老客户，如今却通过撤出10亿资金的方式来表达他的不满。朱利安·罗伯逊（Julian H.Robertson Jr.），第一批最成功的对冲基金之一老虎基金的创始人，在知悉备忘录内容后曾愤怒地给摩根士丹利打电话，尽管他已经停止从摩根士丹利撤回资金。
正如麦克对空头的文字攻击使他们感到恼怒一样，客户们几乎要对任何交易都愤怒不已了。麦克正在检查明天要发表的公告用语，他曾答应公开对库默的卖空审查表示支持，虽然他知道这一举动将会激怒更多的客户并促使更多人清理账户，麦克还是认为支持库默是他唯一的选择：
司法部长库默采用强硬措施以根除对金融股的非法卖空，摩根士丹利对此举鼓掌欢迎并表示坚定支持。通过启动对操纵市场和欺诈行为的广泛调查，司法部长库默展示了他努力稳定金融市场的卓越领导才能。同时，基于股票价格的异常波动（这种波动没有基本面的支持），我们支持他向证券交易委员会呼吁临时禁止金融股票的卖空行为。
凯莱赫再次去审查公司财务报表，半个小时后回到了麦克的办公室，他稍稍平静了一些。在发现一些额外的、由于未达成交易而被困的资金后，凯莱赫更改了他的预测：“也许下周早些时候我们就可以渡过难关。”
保尔森弯下腰并伸长了脖子，通过电话扬声器与伯南克和盖特纳进行三方会谈。现在已经是周三的深夜，财政部的职员们做好了又一次通宵工作的准备。
伯南克的挫败感溢于言表，他不相信这场危机可以通过个别措施或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来化解。“我们不可能一直这样做，”他向保尔森强调，“因为我们在美联储没有足够的资源，何况还有民主立法挡在前面。由国会来承担任务并控制局面是非常重要且势在必行的。”
保尔森在理论上同意这个思路，但又担心伯南克低估了一些政治因素。“我理解你们不想孤军奋战，可如果我去国会请求他们来承担任务，最糟糕的结果是他们会直接叫我滚蛋。”保尔森说，“那将使我们既脆弱，又缺乏必要手段的现状暴露无遗。”
“好比散兵坑里没有无神论者一样，金融危机里没有空想家。”伯南克对保尔森说，同时提出了一个他一天前在美联储同事身上试用过的主张，他试图说服保尔森，国会的参与干预在整场救市行动里是绝对必要的。
保尔森最终同意了该提议，他又觉得如果他们想要继续的话，或许可以推行一个让政府买下有毒资产的方案。在保尔森的理念里，该方案是政治上最易于通行的，因为它与20世纪80年代末的重组信托公司（Resolution Trust Corporation,RTC）事件最具可比性。国会在1989年成立了重组信托公司，负责处理信贷危机中超过4000亿美元的贷款，以及由747家倒闭存贷机构所持有的其他资产。当时，重组信托公司是倒闭后储蓄机构的各种贷款、资产和债券的接收者。如同保尔森现在面对的困境一样，虽然其中有部分资产质地还算不错，但大部分都属于不良资产。还有一些包括建筑和发展贷款在内的资产，甚至根本没有独立市场。这项工作令人畏惧：就重组信托公司总裁威廉姆·赛德曼（L.William Seidman）一开始的估计，即使他们公司每天卖出100万资产，处理完所有账目也需要300年时间。最终，重组信托公司在1995年就完成了此项工作，比规定日期提前了一年，对于纳税人来说，其成本是2000亿美元（折算到2008年的价值），这份账单已经比许多人在该机构创立时所担心的要小多了。
保尔森认为这个设想是有价值的，前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克尔、前财政部长尼古拉斯·布雷迪（Nicholas F.Brady）和前通货检查局局长尤金·路德维格（Eugene A.Ludwig）在当天早上提出类似计划时，《华尔街日报》对其不吝篇幅地大力推崇，也给保尔森打了剂强心针。
“新政府的主体应该有能力以公平市价大量买进处境艰难的票据，同时尽可能地使人们待在家中，企业则保持运转。如重组信托公司一般，该机制应该具有有限的生命，并由无党派专业管理者管理。”他们写道，“这场危机如同病毒一般，除非你赶在它前面将它强力消灭，否则它将吞噬最弱的一环，然后依次噬尽整个经济链条。”
家住华盛顿的汤姆·奈德斯几乎每周都会去一次纽约。周四早晨，身处在丽晶酒店的他很早就醒了，随后便去了健身房。当他在椭圆健身机上看到《纽约时报》的头版大字标题“恐惧蔓延，华尔街股票持续下跌”时，他被吓得差点从椭圆健身机上直接摔下来。
这篇新闻里有一段直接引用，摘录了有关摩根士丹利和花旗银行合并谈判的一份摘要。该摘要说约翰·麦克已经告诉维克拉姆·潘迪特：“我们需要合并，不然摩根士丹利就撑不下去了。”
奈德斯不相信这话出自麦克之口。他已和潘迪特通过电话，根据潘迪特说的情况来看，事实并不像报纸所渲染的那样。但奈德斯很清楚，不论这条消息是真是假，摩根士丹利现在都承受不住这篇报道所带来的打击。三人成虎，越多的人读到这篇报道，虚假消息在众人眼中就变得越真实。
“你看到《纽约时报》上那篇不负责任的垃圾报道了吗？”奈德斯致电麦克并询问道。不幸的是，麦克平日只读《华尔街日报》、《金融时报》和《纽约邮报》。这是因为他的一位资产管理经理曾经发起过一场针对《纽约时报》所有权的代理权争夺战，而这使得苏兹贝格家族从摩根士丹利完全撤资，从那之后麦克就取消了《纽约时报》的订阅以示抗议。
现在，麦克有理由再次对《纽约时报》表示不满了。他和同事们对潘迪特感到非常生气，他们确信是潘迪特把消息泄露出去的。
“你没有把这些说出去，是吗？”奈德斯问道。
“不，我从来就没有说过。我也肯定不会这样措词。”麦克坚称。
奈德斯知道他得立刻采取行动去验证一下《纽约时报》上这些原话引用的真实性了。但就在这时，已有其他新闻媒体给他打来了电话。
“该死的，你们到底是哪类记者？”当这篇文章的作者之一埃瑞克·达什（Eric Dash）给他打电话时，奈德斯斥责道，“你们必须撤销这篇报道。”
麦克正准备再次向员工发表演说。他渴望自己能够使他们重拾信心，尤其是在《纽约时报》的新闻报道之后。他已邀请了普莱蒙特金融集团主席尤金·路德维格（Eugene A.Ludwig）及《华尔街日报》的一位专栏作家来担任他的顾问，而这位作家刚在前些天发表了一篇社论，倡导采用类似重组信托公司的危机处理方法。
虽然身患感冒，麦克仍坚持站在摩根士丹利的主交易大厅中央向所有员工发表演讲，通过视频和声讯网络，摩根士丹利全球各地的雇员都能直接参与这场演说。麦克用一种朴实而又即兴的方式发表演讲，此时他的北卡罗来纳口音或许表现得比平时更为明显。
“相信你们已看过摩根士丹利的现金头寸，你们也已看到了我们的收益，不像人们提到的其他公司，我们拥有充足的资金和完全真实的数据。”他告诉员工们，“我们不仅在合法运作，更在努力赚钱。即使在过去8天这种糟糕的情势里，我们也赚了很多钱，但这并没让我们与众不同。如今，我们是在一个金融欺诈、谣言和含沙射影要比实际结果强大许多的市场中进行交易。”
麦克转述了他与一个“好朋友”的电话交谈，这位朋友是一名对冲基金经理，他吐露了对摩根士丹利的担心。麦克再三向他保证摩根士丹利的情况良好，然而，仅仅4小时后，他又接到这位对冲基金经理的电话，内容仍是向他求证另一个市场谣言。
“我的观点是，无论我们说什么，总会有另一个谣言传出来。”
麦克承认公司正在研究各种方案，但同时也表达了对金融业为何陷入混乱状况的困惑。
“我发现，值得注意的征兆其实就出现在不久之前。几个月前，人们说，花旗银行的模式被打破了，这种模式过于复杂、庞大、全球化且难以管理。如今，我们的模式也被打破了。我们的模式，当然也包括高盛的模式，都被打破了，这难道是因为我们不属于银行？我们的模式被打破了难道是由于我们在后3个季度持续盈利？我们的模式被打破了难道是因为我们为不让监管者介入而采取的强硬立场？问题或许是出在这里，或许不是。”
“我认为问题的症结所在是：你们如何理解这个混乱的局面？没错，这完全是一团糟。到交易大厅来了解你们如何看待这件事让我很痛心。”
麦克接着向他的雇员就最敏感的问题——股票的出售进行了演说。根据证监会的监管条例，雇员们只能在特定时期出售公司股票，比如说紧接收益报告发布的时候，也就是现在。
“我知道现在是一个你们可以出售公司股票的时期，我也知道有一部分人对公司非常担心，或许你们所有人都在担心。你们可以自由地出售手上握有的股权，公司或我个人既不会去检查这件事，也不关心。就我个人而言，我绝不会卖出摩根士丹利的股票，或许有人会说：约翰，你拥有大把股票，根本无需担心。没错，正如你们所知道的，我确实是公司股票的大份额占有者，我也确实很担心，可我更期望能够让你们安心。因此，如果你们真想要卖掉摩根士丹利的股票，那尽管放手去做吧。”麦克坚决地说。
当轮到雇员提问时，摩根士丹利一直持悲观态度的经济学家史蒂文·罗奇（Stephen Roach）就空头问了个尖锐的问题：“约翰，在卖空者里，就算不是绝大多数，也有许多都是我们的客户。如果让你和他们中的某一位待在同一间屋子里，你打算对他说些什么？”
麦克深深地吸了口气：“嗯，我仔细考虑这件事已经很久了，我的直觉反应是，我很生气，并且我想告诉他我的想法。我会说，首先，我不想和你以及所有这样的人再进行交易了；其次，我想说，我理解他们也有自己的工作，赚取利益是他们分内的事。但如果可能，我并不打算把自己卷入那样的讨论之中。”
“这就是我曾经想说的，我想有必要在这里说明一下之前我们通过备忘录对此事所表达的愤怒。对于卖空事件，摩根士丹利有权愤怒，我们也的确很生气，并感到无比不安，但与此同时，我们又不得不去正视和解决它。发表备忘录并非为了鞭笞我们的客户，并告诉他们是如何放弃摩根士丹利和所有员工的。我们经营这家公司的目的就是尽可能地为客户提供优质的服务。有些人想要中止合作，我们会稍后再处理这些问题，随他们去吧。我们不是更应该集中精力完成那些有建设性、于事态有帮助的事情吗？现在这个时候，在这样的情势下，发泄并四处宣扬自己的想法，或者翻遍通信录给你能找到的所有人打电话抱怨，都不能解决问题。”最后，麦克补充了发言的重点：“当有人扰乱我们时，我心里无比期望能给他们一记迎头痛击。但我现在不会这么做，也不希望你们这么做。”
高盛内部的恐慌情绪再也掩盖不住了。这种焦虑情绪最明显的表现是，高盛联合总裁加里·科恩已经从他惯用的位于30层的办公室搬了出去，占用了全球证券销售部主管哈维·施瓦茨的办公室。在新办公室里，科恩可以透过玻璃和保持敞开的大门，看见并听清楚交易厅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美联储联合了其他中央银行，已宣布准备投入1800亿美元刺激金融系统的恢复，但该方案看起来并没能明显起效。高盛股价开盘后下跌了7.4%。悬挂在高盛交易大厅墙上的纯平电视正在播报CNBC财经节目，屏幕左下方有一行煽动性文字：“你的钱安全吗？”
这正是高盛的客户们将要开始自省的问题。高盛本身的信用违约互换利差正以公司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形式膨胀，这表明投资者正迅速接受一件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实：高盛也如风雨危楼、摇摇欲坠了。这直接导致仅在两天内，高盛股价便从133美元每股狂跌至108美元每股。
每5分钟就有一名业务员带着关于某对冲基金声明要从高盛撤资的最新消息冲进科恩的新办公室，他们同时附上了这些对冲基金联系人的电话号码，以便科恩能及时向这些负责人说明情况。由于摩根士丹利延缓了它的付款，现在部分投资者将要开始考验高盛了，比如他们会提出支取1亿美元的要求来看看高盛能否支付。在任何情况下，科恩都能够立刻通过电话解决这些需求，因为如果他不能及时并成功地处理好这些状况，那么这些客户将会立即抛弃高盛，绝不留情。
对于高盛来说，好消息是撤资的速度仅比资金流入的速度快一点点。在某种程度上，高盛能够在其他公司仍处于危难之中时，保持自身的资本积累，毕竟对冲基金需要立足于某些投资银行，才能将其交易付诸实施。当塞克资本的史蒂夫·科恩（Steve Cohen）向高盛转移了数十亿美元时，交易员们在大厅里欢呼庆祝。
另一方面，乔治·索罗斯的助理、身价超过35亿美元的斯坦利·德鲁肯米勒因怀疑高盛的偿付能力而在这周早些时候就将他的大量财产转移了出去。如果像德鲁肯米勒这样知名的对冲基金经理已对高盛失去信心的消息传播开来，哪怕只有这么一件事，也足以引发客户群的大量撤资。科恩给德鲁肯米勒打电话并试图说服他把这笔钱存回高盛。
“我们也是老朋友了。”科恩试图从私人角度劝服德鲁肯米勒。科恩还曾以德鲁肯米勒的名义在自己的住处为其举办过一场慈善鸡尾酒会，“瞧，我正在做的一件事就是分清谁是我的朋友谁是我的敌人，我正在为此而‘详列清单’。”
但德鲁肯米勒对科恩的软性威胁无动于衷，他回击道：“随你怎么说，我在乎的只是我的钱。”与其他对冲基金不同的是，德鲁肯米勒的基金的确主要由他自己的财产构成。“这是我的家底了，”他说，“我首先得顾住我自己，至于你爱把我列在哪张清单里，我一点儿也不在乎。”
“这么做也是你的自由，”科恩的措辞十分小心，但他又补充道，“但你的这种举动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改变我们的关系。”
在戴维·卡罗尔（David Carroll）以及美联银行团队到达摩根士丹利的半个小时前，金德勒给斯卡利打了个电话。当时金德勒正在他的办公室里，盯着窗外在楼下安营扎寨的摄制组。
“华尔街那么大，我们为何要选择在这里与美联银行的人会谈？”金德勒问道，“外面挤满了记者！”
“别担心，我会把一切都安排好的。”斯卡利向金德勒保证，他已做足事前准备，决定让卡罗尔及美联银行团队从四十八大街的员工通道悄悄进来以避免记者的围堵。
关于此次会面，金德勒的唯一目标就是他能把双手放在美联银行的抵押贷款上，以便他能亲自检验这笔抵押贷款，这也是他能真正了解美联银行真实价值的唯一途径。这里没有任何承诺。整笔交易包含了1250亿美元的贷款，包括各种预定的可调整利率类型，比如“自主选择还款类型”，这意味着贷款者能灵活地选择每个月怎样还款，甚至还可以选择还款金额。其中还有一个选项，仅需每月支付贷款总额所产生的利息即可。
摩根士丹利同时还坚持要求查看美联银行的商业计划书，但卡罗尔推掉了这个请求，他回应道：“我们的总顾问认为，这要求可能需要容后再议。”
由此，金德勒确信美联银行在试图掩盖些什么，他恼怒地给摩根士丹利的总顾问加里·林奇打了个电话，并让他把这些问题交给他在美联银行的相应业务负责人简·舍伯恩（Jane Sherburne）去解决。
“这是个很大的法律问题，”舍伯恩解释道，“如果大家都有诚意做成这笔交易，那么在并购协议公开之前，我们不能交出这些数据。”
林奇也开始产生怀疑，他自言自语道：“难道美联银行的数据比大家了解到的还要糟吗？”
“好吧，如果是这样话，我只能说得不到实际数据，摩根士丹利是不会同意交易的。”他对舍伯恩说。
舍伯恩的态度开始变得温和起来。
劳尔德·贝兰克梵衬衫大敞，领带歪斜，一脸沮丧地坐在电脑面前紧盯着显示器，他的股票价格已经跌了22%，现在仅为89.28美元。如今他开始渐渐意识到，他的股票所承受的巨大压力并非一场意外或遭池鱼之殃。他刚结束与克里斯托弗·考克斯的电话交谈，贝兰克梵告诉这位证监会主席：“事态的发展越来越显出它有着明确的预谋性，你应该清楚，已经到了你该为这件事做些什么的时候了。”
在贝兰克梵的邮箱里有另一封来自他的交易员的邮件，上面说摩根大通正试图通过散布有关高盛正江河日下的消息，来挖走他的对冲基金客户。
这轮较量正变得越来越激烈、越来越险恶。
贝兰克梵在过去24小时内不断听到类似传闻，他觉得这种谣言简直多得离谱，并为此感到愤怒。在他看来，这些谣言已彻底失控了，另一方面，他也根本不相信摩根大通会向自己的客户诋毁高盛，因为这种举动非常愚蠢。
贝兰克梵感到自己正变得焦躁，就像昨天与他谈话时的麦克一样。
他致电戴蒙试图平静地解释所面临的问题，“我们得谈一谈，我不想不负责任地说你就是那个散布谣言的人，但有太多迹象和证据都指向了你。”
“也许有人瞒着我做了些什么，”戴蒙回答说，“但我曾明确指示过，我们不会在这件事里算计我们的竞争对手。”
贝兰克梵并不买他的账：“可是，杰米，如果他们继续背着你这么干，你也根本无法阻止他们啊！”为了更清楚地表达自己的观点，贝兰克梵甚至试图通过电影《好人寥寥》（A Few Good Men）来理清现状：“是你下令红色警戒的吗？你有没有说过你的人不会干涉任何事？”
戴蒙在电话那端耐心地听着，尽量避免刺激贝兰克梵的情绪。
“杰米，关键在于，我并不认为是你让他们这么做的，但只要你愿意叫你的手下闭嘴，这一切都将因你的威慑力迎刃而解。”贝兰克梵说道。
即使被恐慌情绪所笼罩，高盛也仍然是高盛，戴蒙并不希望与他们爆发正面冲突。因此半小时内他就吩咐史蒂文·布莱克与摩根大通投资银行的前任首席执行官比尔·温特斯（Bill Winters）一起，向公司全员群发了一封电子邮件：
我们不希望任何摩根大通的员工针对某些美国证券经纪商进行不理性的资本化操作。我们正在按照通常的商业模式、以合作伙伴的身份与摩根士丹利以及高盛并肩而行。虽然他们都是强大的竞争对手，但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我不希望任何人通过趁火打劫的方式掠夺他们的客户或员工。我们愿意尽自己的可能来对他们的业务提供帮助，而不是做一些会对他们产生负面影响的事。
我们并不相信有人参与了任何形式的不正当活动，但我们想强调现阶段富有建设性的举动会有多么重要。现在正在这些经纪机构身上发生的事并不是理性的，并且对摩根大通、全球金融系统以及整个国家都是有害的。
将近中午，汉克·保尔森重新审视了他的员工通宵起草的、关于处理不良资产的最新条款。保尔森希望这份草案能被国会接受，而此刻，他的核心团队都聚集在他的办公室里，围在角落的沙发椅子上坐着。
“看起来好多了，”他一边翻着草案一边说，“简单明了。”说到这里他顿了顿，环视了一下房间里那些睡眼惺忪的面孔。“我想重申一遍，我们得尽快把这份草案递交给国会，”他说，“我们得简化一切操作，极度简化。我们得按照试图鼓励银行和金融机构积极参与的方式去做。我绝不愿看见任何相对应的惩罚性措施出台。这件事关乎我们银行和金融机构的再融资及资产定价。”
现在只剩下一件事需要做了，这也是核算整个计划里至关重要的部分：成本。
虽然，不良资产收购计划在理论上是有意义的，但为了让它能真正起作用和有效率，保尔森清楚地知道他们得从国家最大的几间银行买入大量不良债券。其成本之巨大，极易被整个华盛顿定义为是另一笔紧急援助。
保尔森坐在沙发上看着坐在左边的顾问卡斯卡里。
这时候最关键的是，花费这么多钱是否意味着他们要向国会要求提升国家债务限额——这是用来要求国会投票通过提高国家所能担负得起的国家债务限额的政治导火索。国家债务限额刚于7月份被提升至10.615万亿美元。
就在大家讨论提议的立法框架时，卡斯卡里却认为他们应该完全绕开这个问题：“如果不涉及国家债务限额的话，我不知道方案能否起效。或者我们为什么不干脆认为，这不受国家债务限额的限制呢？”
“我们不能这么做，”保尔森指出并补充道，“我既不希望这个提案触及国家债务限额，也不愿国会否决它。这就是问题所在，大家都开始高度关注这个问题。”
“我做了些相关分析。”菲利普·斯瓦格看着他的笔记本说。他已计算出若形势不进一步恶化的话，他们只需要5000亿美元。
保尔森一向认为自己是个在财政事务上十分保守的人，对他而言，答案显而显见：“好吧，我认为在这两个选择中，更负责任的做法是调整国家债务限额。”他说完就吩咐负责联络国会事务的立法事务助理部长凯文·弗罗默重新起草议案。
“或许我们可以以后再提出债务限额的相关议案，没必要现在就把它加在里面。”弗洛姆回答道，他的说法和保尔森的要求相左，“我们从未向国会提出通过立法建议来修改国家债务限额。我们所面临的困难是，必须先解决眼前的问题，再清楚地告诉国会他们得解决我们眼前的问题。他们处理这些问题是因为他们害怕不这么做的后果。这只是一个抬价的问题。”
由于时间紧迫，他们最终决定不在文件里提及国家债务限额问题，但在事后，等国会已经接受整个计划并彻底无回旋余地时，再将这问题甩到他们面前。
在会议即将结束时，保尔森提出了最后一个问题：“美联银行也许会倒闭。”他通过私人关系从凯文·沃尔什那里得到消息，美联银行的财务情况比他们想象的严峻很多。每个人都理解他所说这件事的重要性。毕竟，他们曾经的同事鲍勃·斯蒂尔现在是这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如果美联银行倒闭了，我将会再次跑向国会。所以我实在希望它最好能在一月份之后再倒闭。”他的话引起一片哄堂大笑。
“杰米刚打电话来试探着打听什么？”星期四中午，科尔姆·凯莱赫（Colm Kelleher）走进约翰·麦克的办公室时告诉他说。“他说他打电话过来是想看看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凯莱赫补充道，“我觉得有点奇怪。”
麦克说公司联合总裁詹姆斯·戈尔曼刚报告过，说他也接到过类似的电话，更早的时候盖特纳也打来电话，他建议麦克与潜在的并购合作伙伴——戴蒙谈谈。
“很明显，他联系我们是因为想做这笔交易，”凯莱赫说，“杰米总喜欢兜圈子说话。你应该听说过杰米的名言‘在我吞掉他们之前，让我们交个朋友’吧？”
麦克被这些建议弄得非常恼火，他甚至不想跟戴蒙做这笔交易，因为他知道这笔交易将会涉及太多复杂细节。但碍于眼下摩根士丹利的状况，他知道自己最好停止揣测戴蒙的想法，干脆打电话给他直截了当地问清楚。
“杰米，盖特纳让我给你打个电话，”当几分钟后打给戴蒙的电话被接通时，麦克出其不意地说道，“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吧，你愿意做成这笔交易吗？”
“不，我不想。”戴蒙也直截了当地回答道。这是今天他接到的第二个来自愤怒的竞争对手的电话了。
“哦，这倒真挺有意思，”麦克反驳道，“你打电话给我的首席财务官，又联系了我的总裁，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只是试着要给你们一些帮助。”戴蒙回答道。
“如果你真想帮忙，那就直接跟我说。别再给我的部下打电话了。”说完，麦克挂断了电话。
高盛位于15楼的固定收益产品交易部门在周四的午餐时间里几近瘫痪。交易员们死盯着交易终端，却没有任何交易在进行，不过，即使市场持续疲软，他们仍会继续紧盯高盛的交易系统。高盛股价已跌至85.88美元每股，这几乎是近6年来的最低水平。同时，道琼斯指数下挫了150点。当天早晨，中心地带咨询公司的资产组合经理迈克尔·佩洛夫（Michael Petroff）这样告诉法新社：“现在，每家金融机构都是在困境预期下进行股市交易的。我们都知道，现在的股票市场非常情绪化。”
高盛联合总裁温克里德来到15楼的固定收益部，尽量安抚大家的紧张情绪：“如果我们需要的话，我们能在一个小时之内募集到50亿美元。”他这样跟那些交易员们讲，是想让他们知道一切都在正常运作。
就在下午1点钟，市场以及高盛的股票行情都有所好转，高盛股价上升至87美元每股，紧接着又升至89美元每股。交易商匆忙地扫视着他们的屏幕，试图找出股价上升的缘由，他们发现英国金融服务局发布了一条关于禁止卖空29支金融股票的30天禁令，这其中也包括高盛。这与贝兰克梵和麦克努力想说服美国证监会的克里斯托弗·考克斯去做的完全一样。
高盛交易大厅里的扬声器立刻开始生气勃勃地活跃起来。一名年轻交易员在广播中播放着从网上找到的《星条旗之歌》以示庆贺。近40名交易员站在桌子上，将手贴于胸前，高唱起国歌，并不停地相互击掌致庆。市场正在反转，我们的旗帜巍然不动。
9分钟之后，有关保尔森正努力完成一件大事的消息开始在市场中四处传播。彭博资讯的头条“舒默声称，财政部、美联储正在重新权衡，决定采取更广泛的方案来缓解危机”进一步鼓舞了市场。
下午3点01分，股市收盘。当查理·盖斯帕里诺在CNBC上报道他从华尔街得到的消息时，华尔街所有的交易员都拧大了音量：联邦政府正准备组建“某种类似重组信托公司的计划”，以便“从银行和经纪商的资产负债表上部分或全部地清除不良资产”。交易商把“重组信托公司”解读为“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于是股价立刻被抬高了。在盖斯帕里诺开始发表讲话到市场停止交易的这段时间里，市场飙升了108点，从恶性循环中得到了短暂的喘息。
在财政部，保尔森和卡斯卡里与盖特纳和伯南克开了一个小时的电话会议，他们正努力寻找一条政治障碍最小的路径来对银行实施援助。伯南克被这个计划烦透了，他倾向于支持直接性资本注入，这种方法在其他国家曾被使用并显现出了较好的效果。
盖特纳最初对这个“决定性行动”的必要性有所抱怨，而现在却突然开始谈论向所有金融机构的任何形式资产打开联储贴现窗口的可能性。这将会是一个投资者拍手称快的勇敢举动。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卡斯卡里说道，“如果美联储想富有创造性地展示一下他的权威性，它难道就真的可以绕过立法程序来完成这一切吗？”
保尔森恼怒地瞪了卡斯卡里一眼，因为这恰好是他一直期望盖特纳能够说服伯南克去做的——这样的话保尔森就不必再到国会走一趟了。
“我们不能那么做。”伯南克告诫盖特纳。
电话会议必须快点结束，因为保尔森和伯南克在下午3：30还有个安排，他们将在白宫西楼与布什总统进行简短会晤，而伯南克还得从美联储开车去白宫。
在保尔森和卡斯卡里步行穿过停车场并走向白宫的3分钟路程里，保尔森接到了来自南希·佩洛西的电话。
“部长先生，”她严厉地说，“由于市场上出现了一些混乱状况，我们希望明早能与您见一面。”
考虑到自己需要尽快赢得国会对那项计划的支持，保尔森回答道：“议长女士，这件事等不到明天早晨了，我们今天就应该会面。”
一到总统办公室，财政部官员就占据了位于房间正中央的沙发。副总统切尼，总统办公室主任，同时也是来自高盛的保尔森的老朋友乔舒亚·博尔滕，以及其他一些来自白宫的工作人员不久也抵达了，当然还有伯南克和沃尔什。
保尔森毫不含糊地告诉布什总统，金融系统正在崩溃。“总统先生，如果我们不能大胆行事的话，”他说，“我们将会面临比大萧条更惨烈的衰退。”伯南克对此也表示赞同。
布什总统正努力理清思路，以理解造成这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准确原因，他问道：“我们怎么会变成这样？”
保尔森无暇顾及这个问题，因为他知道回答它将花费太多时间，还可能陷入令人晕头转向的、关于近10年管制过度松懈的解释，这其中他和那些过度热心的银行家以及寅吃卯粮、进行贷款的房主都难逃其疚。他继续着自己的发言，向总统描述他想让国会至少批准5000亿美元用以执行购买不良资产的计划，并解释他希望这个计划能够稳定市场。
同时，他也赶忙指出施行这项政策的后果，并暗示总统，购买不良资产是一种比单纯购买银行股份更合适的方案。
布什点头表示同意，但仍旧对5000亿美元的数字惊惶不已。他问道：“5000亿美元够吗？”
“足够了，它会起到效果的。”保尔森向他保证。虽然保尔森也想再提高一下数额，但他还是对总统说：“我想我们也只能拿出这么多了。”
他们都明白这将会是一个非常政治化的议题，但保尔森坚持说：“我们肯定需要通过国会的批准，财政部没有这么大的审批权利。”
保尔森停了停，之后补充说：“理论上讲，伯南克总是能办好这种事的。”
保尔森出人意料地开始玩弄起政治来，想试试他究竟能把伯南克推多远。据保尔森了解，伯南克有着几乎不受限制的能力，这只是取决于他想不想使用而已。
“伯南克，你能做好这件事吗？”布什总统问伯南克，他感觉这是个好机会。
但伯南克一点儿也不想被置于这样一种境地，他努力地回避道：“这明显属于财政政策，而不是货币政策。”他采用了专业术语进行回答。
布什明白了：“我们得按照事态的需要来解决这个问题。”他对此表示同意，但考虑到他那很低的民意支持率，他知道自己很难在国会上帮这项计划说什么好话。
“你们大家都应该行动起来。”他对保尔森和伯南克说。暗含的意味十分明确：你们得靠自己。但同时他也强调，他们应该尽早把这项计划提交给国会进行审批。
在他们离开白宫的时候，卡斯卡里转向保尔森，“我简直不敢相信，你竟然把这么大的压力加在伯南克身上。”
保尔森只是笑了笑：“我想他应该能扛得住。”
目前高盛股价收在108美元每股，这比此前86.31美元每股的低谷要好多了。即使市场形势正反转走高，劳尔德·贝兰克梵也一直未能平静。现在，他的办公室里坐着加里·科恩、首席财务官戴维·维尼亚（David Viniar）、联合总裁乔恩·温克里德、约翰·罗杰斯（John Rogers），以及戴维·所罗门。他知道既然摩根士丹利还未倒闭，那高盛应该也还能待在安全区域里，尽管这种认知一点也不能令他感到安慰。
当天早些时候，加里·科恩和联储的凯文·沃尔什通了电话，以便针对目前所面临的金融海啸集思广益。沃尔什抛出一个观点，他认为也许高盛应该谋求与花旗集团的合并，这种合并或许有利于同时解决双方的问题：高盛能够因此而得到大量的存款基础，而花旗集团能够获得受到投资者追捧的管理团队。
科恩对这个建议表达了自己的疑虑：“这或许不会奏效，因为我无法获得他们的资产负债表。”他解释道，“而且这其中还掺杂着许多社会问题。”这里所谓的“社会问题”是另一个华尔街暗语，它指的是此后由谁来掌控公司。高盛的管理层不见得会高度认可潘迪特以及他的团队。
“别担心那些社会问题，”沃尔什对他说，“我们会解决它们的。”
这又是一个微妙的暗示，它表明一旦交易达成，潘迪特将会被扫地出门。
但贝兰克梵对这种方案并不是特别感兴趣。一直以来，罗基·科恩都在鼓励高盛考虑把自己转变成一家银行控股公司，就像摩根大通和花旗集团那样，这可以让高盛拥有对联储贴现窗口的无限制使用权。当年夏天，科恩把同样的提议提交给盖特纳，让他考虑能否这样转变雷曼，但盖特纳没有同意。虽然盖特纳当时否决了这项提议，可科恩确信，考虑到现在危险的市场形势，盖特纳应该会给这份提议一个不同的答案。
近些年来，将高盛转变成银行控股公司的提议不时地被提起，最近的一次是在俄罗斯召开的董事会夏季会议上，他们讨论了持有更多存款的必要性。贝兰克梵承认，在这样一个高资金成本的环境下，高盛对少量短期融资的依赖使投资者感到不安，而存款基础则会提供一种更为稳妥的资金来源。尽管如此，贝兰克梵一直反对这个提议，因为它的实施是以增加监管作为昂贵代价的。但在这种特殊环境下，贝兰克梵意识到，事情正不可阻挡地朝这个方向迈进。由于银行已经暂时拥有了美联储的贴现窗口使用权，并且美联储已经在高盛内部安排了几名工作人员来监督公司，贝兰克梵开始相信，政府那点额外管制的前景并不会显得十分繁重。
“除非你能把他们吓跑，这招才会管用。”
这是当晚在保尔森和伯南克准备到南希·佩洛西的办公室去会见国会领导层之前，吉姆·威尔金森向保尔森提的建议。
按照威尔金森的估计，除非他们能够说服国会相信世界正逐渐走向灭亡，否则他们绝不会通过向华尔街提供5000亿美元的一揽子援助方案。共和党会抱怨说这是社会主义作风；民主党则会对救助白领中的知名人士吹毛求疵。
在佩洛西办公室外一张有节疤的木桌子边，20多名国会议员聚集起来即将会见保尔森、伯南克以及出于礼貌才受到邀请的克里斯托弗·考克斯。
佩洛西宣布会议开始，她首先欢迎大家的到来，并感谢大家“能在这么仓促的通知下”出席此次会议。
说话从不夸张的伯南克开始严肃地说：“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一直对大萧条做着专业研究。我可以根据历史负责任地告诉大家，如果我们不采取大规模行动，美国必将重新陷入另一轮大萧条，此番遭遇将史无前例。”
坐在桌子那端的参议员查尔斯·舒默深深地倒吸了一口凉气。
保尔森满怀感情地继续向大家解释着自己提议的机制：政府将会购入不良资产从而帮助银行净化他们的资产负债表，此举也将通过重塑资产价格及促使银行业更加健康来抬高资产价格，这也就有助于经济的恢复。这便是保尔森不断重复强调的“救助缅因街”。
坐在伯南克身边的巴尼·弗兰克认为，保尔森对于“缅因街”的借喻是一个不真诚的计谋，为的是让华尔街中饱私囊。这一举措只不过是通过对大银行的救助来混淆视听，对于大多数被贷款套牢的美国百姓没有任何直接帮助。
“那些房主怎么办？”他嘲讽地问道，“你怎么不向华尔街那些董事会兜售你的计划？”
“弗兰克说的对。”克里斯托弗·多德附和道，理查德·谢尔比则非难地把这个计划描述为“空头支票”。
保尔森解释说，他明白大家的忧虑，并继续抛出他“将市场上的捣乱分子震慑出场”的手牌，坚持认为这绝对必要，“我不想考虑我们不这么做的后果。”他说他希望国会能够在几天之内就通过这项立法，并承诺在数小时之内就向他们呈递准确、完整的计划书。
“如果它未获通过，那么我们就只能听天由命了。”保尔森说。
坐在伯南克对面的哈里·里德（Harry Reid）带着一种困惑的神情看着保尔森，他对国会能否在这么短的时间内通过如此巨额的议案深表疑虑：“你明白你在让我做什么吗？”他问道，“光是让这些共和党们答应参加这次会议就花了我48个小时。”
“哈里，”被保尔森和伯南克的陈述吓坏了的肯塔基州议员米奇·麦克康奈尔（Mitch McConnell）打断了他，“我认为这势在必行，我们应该努力去做这件事，并坚信我们能够做到。”
当首席行政总监汤姆·奈德斯告诉麦克这个好消息时，麦克还待在他位于时代广场的办公室里。汤姆告诉麦克，他认识的证监会内部人士已经确认，证监会正准备出台禁止做空金融股票的禁令，这项将影响到799家不同公司的措施会在次日早晨发布。
关于该法案悬而未决的谣言已经闻风而起了。由于麦克支持卖空禁令，最著名的卖空者吉姆·查诺斯已经把钱从摩根士丹利中全部撤出。如今，查诺斯正处于备战状态，他说：“这显然是对监管权的政治逢迎，事实上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卖空方正在传播任何关于破坏市场的谣言来拉低股价。”
这一天，摩根士丹利的股价下跌了46%，却又在即将收盘时发生了巨大逆转，最终收盘时仅下跌了3.7%，即80美分。被夹在政府介入和禁止做空禁令的流言之中，麦克希望他能拥有一些喘息的空间。
虽然他知道公司实际上正在经历苦难：对冲基金仍在试图兑现；其他银行则纷纷购买保险以应对摩根士丹利的摇摇欲坠，为此他们大概动用了10亿美元进行套期保值。在过去的两天之内，美林已针对摩根士丹利1.5亿美元的债务购买了保险进行套期保值。花旗集团、德意志银行、瑞士联合银行、联博控股以及加拿大皇家银行为避免市场暴跌时损失惨重，也都有类似的自我保护行动。
麦克知道现在公司最需要的就是投资者大量入股摩根士丹利，给予摩根士丹利资金上的支持。“我不知道这种事如何才会发生。”他向奈德斯倾吐了自己的心声。摩根士丹利曾被认为过于保守，麦克却使公司在最糟糕的时机下背负了更多的风险。现在他们已经走到了这一步，在这场前所未有的风暴中，摩根士丹利处在破产边缘。
麦克想到了一位对摩根士丹利非常感兴趣并能进行高额注资的投资者：中国投资公司——中国第一个由政府出资的主权财富基金。摩根士丹利中国区首席执行官，51岁的孙玮是一个精力旺盛的人，她与中国政府有着十分亲密的关系。在24小时之前，她已经开始了与中投公司总经理高西庆的会谈。她恰好与他一起在阿斯彭参加一场由特迪·福斯曼（Teddy Forstmann）主持的会议。特迪是杠杆收购之王，20世纪80年代后期，他在抢夺雷诺·纳比斯科公司的竞标战中得到了“门口的野蛮人”的称号。鉴于中投公司已经拥有摩根士丹利9.9%的股份，高西庆向孙玮表明，他对于买下公司49%的股份十分感兴趣。对于维持摩根士丹利的存活，高西庆有一个主要动机：2007年12月，他曾向摩根士丹利投资了50亿美元，而这笔投资现在仅剩25亿美元。另外一个原因是：他在黑石集团首次公开发行中的投资也已贬值了70%。如果摩根士丹利倒闭了，他的愿望也就落空了。
麦克和奈德斯就这笔交易进行了讨论，尽管他俩对此都没有特别的兴趣，但在现有的选择中，这或许是唯一可行的选项了。麦克知道高西庆是杜克大学校董事会（Duke trustee）的成员，也知道高西庆正计划于周五晚飞抵纽约与他们进行会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