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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眠不足的巴特·麦克达德和亚历克斯·柯克早上6点半就到了迪克·富尔德的办公室，他们要为即将到来的会议做最后的准备，按计划，会议将在3个半小时后开始。富尔德办公室的地板上撒满了2008年9月10日星期三的报纸，这些报道可让人高兴不起来。
《纽约时报》给出的观点是：“就在布什政府确认接管国内最大两家抵押贷款公司的短短几天之后，华尔街再次陷入恐慌。这次恐慌是由于另一家大型金融机构、投资银行雷曼面临倒闭，而这一次，政府可能不会出手相救。”
文章接下来的几段引用了一些评论，言简意赅地阐明了他们目前所面临的险境：“或许有些人担心财政部已经让纳税人承受了太多的负担，再也没有余力来接手雷曼这个包袱了。”富士-毕特克尔顿（Fox-Pitt Kelton）的分析师戴维·特罗恩（David Trone）说道。
《华尔街日报》则注意到了雷曼眼下的境况与贝尔斯登当初情况的差异。其中很明显的一点是，雷曼可以从美联储借得资金。
紧张的不只是雷曼股东，当天早上，富尔德和麦克达德开始接到交易大厅发来的报告，报告显示越来越多的对冲基金正在撤出对雷曼的投资。另一起能充分说明绝望程度的标志性事件是，位于伦敦的另类资产管理公司GLG（GLG Partners）（雷曼是该公司的最大股东，持有该公司13.7%的股份）大规模削减了与雷曼之间的业务。
就在他们再次为财务报告发布会进行预演的时候，柯克的手机响了。电话是高盛的哈维·施瓦茨打来的，他想谈谈柯克正在起草的那份机密协议。然而，在施瓦茨进入正题之前，他向柯克表示自己有些重要事情想要告诉他：“直说吧，高盛没有找到买家，我们自己进行这笔交易。”
柯克愣了一会儿，才慢慢明白施瓦茨刚刚所说的内容。
“真的？”他问道，尽量不让声音透露出震惊意味。高盛是雷曼的买家？
“没错。”施瓦茨不动声色地答道。
“好，我会再给你打回去，”柯克紧张地挂断了电话，他几乎向富尔德和麦克达德吼了起来，“伙计们，他们没找到买家！”
“这话是什么意思？”睡眼惺忪的富尔德从本子上抬起头来。
“他们是要自己买，买家是高盛，他就是这么和我说的。”
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三个人疯狂地思索着对策。麦克达德比较理性，他担心的是将要与一个直接竞争对手共享信息：他们真正想透露多少信息？但同时他又觉得他们不能反对这一计划，他认为该计划肯定是保尔森提出的。
柯克则想得更远一些。“我们为什么要接受高盛？难道你们没读过《赌金者：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升腾与陨落》（When Genius Failed）吗？”这是一本关于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危机的畅销书，由罗杰·洛温斯坦（Roger Lowenstein）所著。这本书提到，高盛曾打着提供帮助的幌子，攫取了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账簿并将其头寸资料全部下载到手提电脑里，从而在这场危机中渔利，而高盛则强烈否认这一指控。
“高盛一定是想乘火打劫。”柯克警告说。
麦克达德则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保尔森让我们接纳高盛，我们就接纳高盛。”之后便转身继续为马上就要开始的会议做准备。
楼下第27层，交易员聚在一起对雷曼的资产重组计划进行一次预演，重组计划中的“坏银行”资产拆分计划将在一个小时后的财务报告发布会上讨论。麦克达德已经安排汤姆·汉弗莱（Tom Humphrey）和埃瑞克·菲尔德（Eric Felder）向投资者解释相关内容。
在听了这个计划的细节之后，交易员们都变得出奇地安静，直到新兴市场环球业务主管默罕默德·格雷梅赫（Mohammed Grimeh）突然站了起来，寂静才被打破，他的脸色非常吓人。
“就这个？就这鸟计划？”他问道，“在过去两个月里，31楼的那些混蛋白痴们都他妈的干什么了？就这个？开玩笑吧你们？如果只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就完了！”
在汉弗莱和菲尔德向大家介绍资产重整计划的时候，格雷梅赫早已看出了其中的破绽——正如摩根大通和花旗集团昨晚所看到的一样，而这也正是他担心会被市场发现的问题。
“我们所做的不过就是把钱从一个口袋转移到另一个口袋，沉重的债务负担会在计划还没实施前就把公司带向破产。”他说，而不安的银行家们也都恼怒地私下抱怨，他们也支持格雷梅赫的看法。
达拉斯城下城，丽思卡尔顿酒店的健身房里，美林总裁兼首席运营官格雷戈里·弗莱明（Gregory J.Fleming）一边在跑步机上慢跑，一边盯着CNBC的新闻。之前一天他一直在休斯顿陪客户，另外，他还计划在乘飞机回纽约之前与这里的美林员工进行一次市政厅会议。
CNBC播出了新闻，雷曼在财务报告发布会一开始就公布了财务情况，根据记者的详细报道，雷曼还在其公布的报告中宣布了非同寻常的资产重组计划——进行资产拆分。回到房间后，弗莱明让员工给他送来一份雷曼发布的公告，公告底部有一条不起眼但却意义重大的标题：“公司仍将尽力寻求一切战略替代性方案从而使股东利益最大化”，这意味着雷曼已经准备接受一切可能的开价。他知道雷曼先前已经在低调地将业务分块出售，但这一声明却无疑是将买卖摆到了台面上，至少对那些关注雷曼的人来说是这样。雷曼，已经准备好要出售整家公司了。
以在金融服务领域的并购经验，弗莱明认为，若雷曼被拍卖，美国银行会是最有可能的买家。但如果雷曼真的卖给美国银行，这将对自己的公司——美林银行产生巨大影响。他一直把美国银行当作美林银行的自然买家，在一个月前美林的一次董事会上，作为潜在并购伙伴之一的美国银行出席了会议。
弗莱明开始寻找最适合负责与美国银行进行交易的人选。在所认识的人中，他首先想到的是他的老朋友，同时也是银行并购业务中首屈一指的法律顾问——沃切尔·利普顿·罗森·卡茨律师事务所的爱德华·赫利希。在过去十年中，赫利希几乎参与了美国银行精心计划的每一笔交易。
“形势变得越来越严峻了，”弗莱明在给赫利希的电话中说道，“我在夏洛特的朋友们近来可好？”
赫利希很清楚这通电话的目的，于是主动转移了话题：“格雷戈里，我们聊点别的吧！”
弗莱明也就不客气了：“告诉我吧，你们是不是正在考虑收购雷曼，你一定得告诉我。美国银行和美林或许还有合作空间。你我都清楚，收购美林是个更好的选择。”
这番话让赫利希很不舒服，他回答道：“这事我们以前就谈过，除非美林主动邀请我们参与收购，否则我们不会介入。但如果你真想让美国银行收购美林，现在就是个合适的时机。”
这些信息已足以让弗莱明确认，美国银行的确参与了雷曼的竞拍。
晨会之前，弗莱明还得再打个电话。但现在还不能联系首席执行官约翰·塞恩，他估计塞恩还不愿出售美林，因为之前每当弗莱明想讨论关于出售银行的应急预案时，塞恩总是表现得不以为然。他现在是给美林的交易律师彼得·凯利打电话，把与赫利希的谈话内容告诉凯利。
在讨论了种种复杂而又难以预料的后果之后，凯利提醒道：“听着，你必须确保美国银行愿意接手美林，此外，你还得先说服约翰。”
“这可有点困难。”弗莱明说，凯利也知道他和塞恩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分歧。
“这我明白，”凯利说，“但看在钱的份儿上，你就别拿架子了。”在挂断电话之前，他最后又强调了一点：他们可能得越过塞恩来做这个决策。“如果你不能说服约翰，那就直接跟董事会谈，我也知道这会破坏美林的稳定团结，但这也是为了保护股东的利益。”
因为即将召开的财务报告发布会，雷曼总部31楼的会议室比平时更为拥挤。以前此类会议都只是例行公事，但最近这次却似乎被看做是针对雷曼的弹劾案。雷曼相当重视这次发布会，不仅多请了几位律师，还特意额外开通了几百条线路以满足通信需求，技术人员正忙着确保电话会议和网络广播的通信顺畅。当天早上有媒体预测，雷曼第三季度的亏损将达39亿美元，而这将是公司有史以来的最大亏损。
富尔德步伐稳健地走进了会议室，似乎一切都如往常一样。但在场的人都知道，多年来，由于感到不自在，富尔德一直都是让首席财务官负责主持这些会议的。富尔德在桌子一端坐下，用他令人信服的招牌眼神环视了一下会议室，同时这也是报告的准备工作。他知道这是一场豪赌，就在进入会议室前一刻，他还快速扫了一眼彭博资讯终端，自己即将缓解市场对雷曼的担忧，他想看看美国股指期货是否被该预期刺激走高。昨晚，亚洲股市依然下挫，欧洲市场则跌得更凶。他今天所讲的话事关重大，将导致数百万美元的盈利或亏损，而这全取决于世界对此作何反应。
投资者关系部负责人肖恩·巴尔特（Shaun Balter）看了看他老板的神色并问道：“可以开始了吗？”
“开始吧。”富尔德答道，随即清了清嗓子。
发布会正式开始，富尔德缓缓地低下头，看着讲稿，从容地念道：“鉴于最近两天发生的情况，我们决定在今天早上提前发布雷曼的季度损失。同时我们还要宣布在财务和运营方面的一些重要变动，包括大幅削减公司持有的商业不动产和居民不动产的风险敞口，这意味着公司将进行一次重要的重新定位。”
“这些措施将会使我们的资产负债表完成一次大规模的风险剔除，并重新将重心转移到以客户为中心的业务上来。此外，这些措施还旨在缓解未来潜在的资产减记，从而使雷曼扭亏为盈，同时针对风险未经调整的股票，增强雷曼获取适当回报的能力。”
他最后总结道：“雷曼一定能渡过这个难关。十分感谢各位的关注，但我们能够控制这个局势。”
“雷曼成立至今曾遇到过无数困境，但都闯了过来，”他继续说道，“在时局困难的时刻，我们屡次同心协力、通力合作并把握住一次次机会将业务拓展至全球……我们正在走出过去两个季度的困局。”
富尔德将后面的会议交给了首席财务官洛维特，后者用清脆的南非口音给大家介绍了公司的“关键战略新方案”——这是雷曼的提法。雷曼将设法出售其包括纽伯格-伯曼公司（Neuberger Berman）在内的资金管理业务55%的股份，这将剥离公司持有的大部分商业不动产——也就是所谓的“不良资产”。
剥离价值300亿美元的商业不动产可不是个小项目，其中包括雷曼对拥有360栋高端公寓大楼的阿克斯顿-史密斯不动产信托（Archstone-Smith）以及房地产开发商桑卡的投资。剥离完成后，雷曼对其不动产的估价会立即改观。
洛维特继续说道：“雷曼以交易为目的所持有的不动产组合包括了各种资本结构的资产，它们在资产负债表上以购买成本和公允价值两者中的较低的那个进行簿记及资产减记，但在资产被真正出售之前，这些其实都只是浮动盈亏。环球不动产投资公司（REI Global这个新实体用这样一个缩写词并不贴切）将以持有到期为目的的方式对资产计值，以免受市场波动压力的影响，并且不会被迫在市场价值低于其认定的内在价值的情况下出售其资产。”
表面看来，这一资产剥离计划是个干净利落且大方得体的解决方案。它将问题资产剥离出雷曼的资产负债表，就像富尔德所说的那样，瘦身后的雷曼会更为强大。但雷曼却对前一天晚上在摩根大通和花旗集团会议上银行家们所担心的问题避而不谈：新公司肯定需要注资。在其自身都需要留存尽可能多的资本的时候，雷曼从哪里筹集资金来实现这一计划？
在不到半英里之外、中央火车站旁的办公室里，戴维·爱因霍恩正与分析师团队挤在一起收听从扩音器里传来的雷曼发布会新闻。他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雷曼居然还在试图逃避对那些垃圾（有毒资产）的减记。他们到底想怎样？他很清楚，这些问题资产的实际价值要远远低于雷曼对外宣称的价值。
“他们竟在媒体面前公然叫嚣不会对那些资产进行减记！”爱因霍恩对他的分析师们说。他注意到雷曼声明中的一句话：“环球不动产投资公司可以在不受市价波动影响的情况下管理资产”，而且，雷曼还宣称，这部分剥离拆分的不动产资产将以“持有到期的方式进行会计处理”。
换句话说，正如爱因霍恩一直抱怨的那样：“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操纵财务数据。”
在曼哈顿下城的纽约联储大楼里，史蒂文·沙弗兰和工作人员也在收听这次发布会，有些人同样对所听到的一切感到难以置信。财政部特别助理沙弗兰应保尔森要求在前一天晚上便飞抵纽约，在雷曼情况急剧恶化的情况下帮助协调财政部、联储银行和证券交易委员会三方之间的沟通。虽然他和大部分联储银行职员在前一晚就看到过这个计划，但现在亲耳听到却是完全不同的感受。作为一位高盛的前投资银行家，沙弗兰恼怒地摇摇头说：“这是行不通的。”
随着投资者会议的继续进行，沙弗兰告诉身边的职员：“这事妙就妙在，这些人都是投资银行家，平时通过向陷入困境的大公司提供建议以获得报酬。你们都听过那句老话——医生不应该给自己看病吧？雷曼的事情看来就是这种情况。”
雷曼发布会的提问环节进行到将近一半，德意志银行的著名分析师迈克尔·梅奥（Michael Mayo）便直接抛出了关于新公司融资的问题：“根据计划，你们大约需要向新公司注入70亿美元的资本金，”他的声音通过话筒传了过来，“通过出售部分投资管理业务（盈利能力相对较强的投资管理业务）能够获得大约30亿美元资金，余下40亿你们准备怎么解决？”
洛维特停顿了一下，想起前一天晚上在与摩根大通和花旗集团的银行家们的会谈中提到的那条明确指示：千万别提具体的数字，那会把一切都搞砸的。梅奥现在提的正是他避之唯恐不及的问题。
“我们认为并不需要额外筹资来满足70亿美元的资金需求，”他回答说，同时尽量让声音听起来像对公司资本状况颇有信心，“因为在拆分之后，雷曼主体所保有的杠杆资产会小于本季季末时的规模。”
换句话说，雷曼的资产重整计划实际只是在会计处理上耍了个花招：由于资产被剥离，雷曼的规模会变小，杠杆率降低，因此所需的资本金也会更少。
梅奥仍对雷曼的计划持怀疑态度，但按照华尔街的规矩，他没再深问，这不是个适合摊牌的场合。
有那么一会儿，富尔德看起来似乎可以欢庆胜利了：雷曼的股票在当天上午上涨了17.4%，这或许能给他一点急需的喘息空间。
大西洋彼岸，在位于伦敦金丝雀码头的总部会议室里，巴克莱资本的高管们正聚精会神地听着雷曼的发布会并详细地做着笔记，他们用假名登记参加雷曼的发布会。自从4月接到当时还在财政部的罗伯特·斯蒂尔打来的电话后，巴克莱资本的鲍勃·戴蒙德这几个月一直在考虑购买雷曼的事。6月份，戴蒙德正式向董事会提议收购雷曼，而董事会之前也在讨论拓展美国境内业务的计划。但董事会最终否决了该提议，除非“雷曼能贱卖”，就像董事长约翰·瓦利（John Varley）所说的那样。戴蒙德随后也将这一信息如实反馈给了斯蒂尔。
不过现在看来，收购雷曼的时机似乎已经成熟了。戴蒙德一天前告诉瓦利：“现在的局势已经如此危机，但我却至今没接到财政部的电话，这让我很惊讶，因为财政部知道我们愿意以一个不至于太低的价格收购雷曼。”那天是星期二，当时戴蒙德正在一所优秀的商学院——宾州大学沃顿学院做招聘宣讲。这时，他的电话震动了起来，当看到是瓦利的电话时，他唐突地中断了宣讲并走下讲台。“如果要和董事会见面，那我们明天就得行动。”瓦利告诉他说。从宾夕法尼亚到希思罗机场的直达航班只有三班，而且是隔夜到达，戴蒙德选择了其中一班。
戴蒙德在最后一分钟搭上了这班回伦敦的飞机，他想重新寻求董事会对收购雷曼计划的支持。他必须说服瓦利和董事会，而这一切都必须要快。
瓦利是一名典型的保守英国绅士，他妻子的家族是银行的创立者之一，同时也是个贵格派家庭。他举止温文尔雅，衣着得体考究，业余爱好是桌球和钓鱼。与戴蒙德相比，他更加厌恶风险。然而，无论他个人的职业偏好如何，瓦利总是给戴蒙德很大的空间，即使戴蒙德的交易风格让他隐隐感到有些不自在。
瓦利和戴蒙德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一直都是复杂而微妙的，他们都参与了2003年公司最高职位的竞争。虽然瓦利最后胜出，但戴蒙德的薪水却几乎是上司瓦利的6倍。（2007年，戴蒙德领到4200万美元，而瓦利的薪水则只有840万美元。）这些年来，戴蒙德一直拒绝担任巴克莱董事，以避免被要求公布自己的薪资协议而引起尴尬——这样一份薪资协议会使他被英国小报讥讽为“肥猫”。尽管他的头衔并没有这样写明，但在很多人眼里，戴蒙德才是巴克莱集团事实上的首席执行官。2006年，德累斯顿佳信证券公司（Dresdner Kleinwort）的一位分析师曾写了一份标题极具煽动性的报告：《鲍勃·戴蒙德3∶0胜约翰·瓦利》。
雷曼的发布会刚结束，巴克莱的高管们就已经达成了一致意见：准备参与雷曼的竞购，但条件是价钱要够低，瓦利曾反复重申这一点。
戴蒙德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拨通了鲍勃·斯蒂尔在美联银行的新号码。“还记得我们关于雷曼的那次谈话吗？”他问道。
“当然记得。”斯蒂尔答道。
“我们现在有兴趣了。”
财务报告发布会结束后，雷曼股价暂时性地稳定了一阵，但仅仅几个小时后，富尔德就碰到了新问题：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宣布，它们准备重新评估雷曼的信用级别，并且还警告说，如果雷曼不能尽快“与一家更强大的金融伙伴达成战略性合作协议”，穆迪将下调雷曼的信用评级。
富尔德决定给摩根士丹利的首席执行官约翰·麦克打电话，他需要寻求更多的选择。另外，与他和肯·刘易斯及劳尔德·贝兰克梵之间的关系比起来，富尔德实际上更相信麦克。
“听我说，我必须采取行动了，”富尔德告诉麦克，“让我们试着合作吧。”
麦克一直由衷地喜欢富尔德，也听出了富尔德声音中的压力，这让他感到很担心，但他对购买雷曼却没有任何兴趣，他甚至觉得富尔德给自己打电话求助只是在自欺欺人。
“迪克，我也想帮你，只是这样做没有任何意义，这点我们之前就谈过了，”麦克说道，这使富尔德想起了夏天在他家的那次会面，“我们的业务有太多的重叠部分。”
尽管如此，挂掉电话后，麦克还是考虑了与雷曼合作的可能，并发现自己居然对此愈发感兴趣了。虽然他本能地觉得摩根士丹利不可能收购雷曼，但这是在其股价还处于40美元时的判断，考虑到现在的价格，这笔交易从财务角度来说或许还是很有吸引力的。
“我想了想，”他给富尔德回了个电话，“我同意你的提议，我们应该谈谈。”
富尔德对他能重新考虑这一提议表示感谢，但麦克沉默一下之后坚定地说道：“迪克，你知道我是个直肠子。我真的很喜欢你这个人，但我还是得把事情说清楚，这不是一次双方实力相当的合并，最后只能由一个人来管理公司，我们必须把丑话说在前面。”
一阵尴尬的沉默之后，富尔德终于回答道：“我还没想过这一点。”迟疑了片刻之后，他又说：“让我再想想，我会再打给你。”
二十分钟后，富尔德拨通了麦克的电话。
“你说的没错，”富尔德说，这些天来发生的一切让他的声音也显得沉重，“我想做件正确的事，看看我们能做些什么吧。”
富尔德提议让双方高管见个面，自己和麦克则不出席，就让他们来决定这到底是不是个好主意。
会议时间就定在当天晚上，地点则在摩根士丹利联合总裁瓦利德·查马哈的家里。
鲍勃·戴蒙德用手指轻敲着桌子，等着财政部的托尼·瑞安接电话，这电话是鲍勃·斯蒂尔建议他打的。“托尼，”戴蒙德一开口就问道，“你还记得我和斯蒂尔的那次对话吗？”
瑞安一下子被搞糊涂了。
“哪一次？”他问道，努力表现得好像自己知道戴蒙德在讲什么。
“关于雷曼的。”
“哦，哦，当然记得。”
“我给你打电话是因为我觉得这事值得和汉克谈谈，即使谈完发现并非如此也没关系，只是直觉告诉我，我们应该谈谈。”
瑞安答应会尽快让保尔森和他联系。
一小时后，秘书把盖特纳打来的电话递给了戴蒙德。“需要我帮什么忙吗？”盖特纳问。
戴蒙德告诉他自己对购买雷曼一事非常感兴趣，当然，前提是价格要够低。
“那你为什么不给富尔德打电话？”盖特纳问道。
“你不明白，”戴蒙德说，“我不想把这事搞得太张扬。”他把自己收购荷兰银行的失败经历告诉了盖特纳，当时这件事让巴克莱相当难堪。“我们不想让别人认为是在随意插手，”戴蒙德说，“这不合适。”
在盖特纳看来，这种不必要的谨慎态度是典型的英国人作风，而不应该是戴蒙德这样一个美国人的风格，即便如此，他还是听了下去。
“需要让外界认为，我们是应你的邀请才加入的，并在你的引领下行事，”戴蒙德坚持道，“你们曾问过我，有没有一个能让我对收购雷曼感兴趣的价格，如果有的话，‘要帮忙尽管说’。这并不意味着我要给富尔德打电话，这完全是两码事。”
盖特纳被含糊其辞的戴蒙德搞得有点不耐烦了，他再次问道：“为什么你不能打给富尔德？你怎么就不能给他打个电话呢？”
“你知道的，我打电话是要问他能不能把公司贱卖给我，”戴蒙德说，“除非你们出面牵线搭桥，否则这事行不通。如果你们不愿意，那没关系，我们就当这事没发生过。”
虽然巴克莱银行不想给人留下乘人之危的印象，但他们的确是在趁火打劫。
星期三下午，本·伯南克出席了当地联储银行的一个会议，但他发现自己很难集中精力。尽管华尔街一片混乱，但他并没有中断对联储银行区域性分支机构的常规访问，这次他造访的是圣路易斯联储银行，该分支机构设在下城区北布罗德韦街（North Broadway）一座不起眼的石灰石大楼中。
但即使身在圣路易斯，伯南克也未能置身于雷曼危机之外。之前他就与盖特纳和保尔森就此事打过两次电话，一次是在早上8点30分，另一次则在下午1点，而按计划，下午6点还要进行第三次通话。
在下午的通话中，盖特纳和保尔森告诉伯南克他们又遇到一个让人头疼的问题：美国银行要求放宽针对他们的资本充足率要求。“他们被惹恼了，因为他们原以为只要能成功收购全国金融公司，就有资格和我们谈条件了，这简直是痴人说梦。”保尔森解释说。
盖特纳则主张不管用什么手段，一定得先把美国银行的人弄到纽约来，这样他们才能开始进行审慎调查，盖特纳担心他们正在错失良机。
保尔森让伯南克亲自给肯·刘易斯打个电话，看看他能否出面摆平此事，保尔森再次强调：“我们得给他们行个方便。”
在圣路易斯联储银行的一间临时办公室里，伯南克拨通了刘易斯的电话。
“你真应该过来看看雷曼的情况，”伯南克坚称，同时依然对自己这个交易撮合人的新角色感到有点不自在，“放松资本充足率的问题我们会想办法，如果你们还有什么其他需要，也可以跟我们说。”
刘易斯对伯南克的电话表示感谢，并表示自己已经计划派人去纽约与雷曼进行商谈了。
伯南克认为自己的任务已经完成，便重新将注意力转移到圣路易斯之行的目的上来：拜访圣路易斯联储银行的职员并与该分支机构的新任主席詹姆斯·布拉德（James Bullard）尽可能地多接触。布拉德在4月接替了威廉·波尔（Willian Poole），波尔也曾是诸多坦率直言的联储主席之一。凑巧的是，那天波尔正好在华盛顿就联储银行的救助计划发表了一次演讲。由于市场一直在猜测政府有必要出手救助雷曼，因此他的言论分外引人注意。
“据我所知，除了明确‘两房’能够获得帮助以外，联储银行和财政部一直对谁有资格获得美联储资源一事保持缄默。”波尔在他的讲话中说道。
“美联储1975年拒绝帮助纽约市，1979年拒绝帮助克莱斯勒，”他提醒他的听众们，“但是在有了贝尔斯登这个先例之后，下一次再拒绝就没那么容易了。”
“我估计，除非美联储拒绝向一家大型且颇具影响力的公司提供帮助，否则谁也不会知道美联储贷款的界限在哪里。”
肯·刘易斯对美联储寄望甚高，刚挂断伯南克的电话，他便给盖特纳打了过去。刘易斯告诉盖特纳，自己与伯南克的通话很让人振奋，但在准备金问题被正式解决之前，他是不会派人去纽约的。
“我们正在为此而努力。”盖特纳说得很有礼貌但也非常坚决。
但刘易斯并不满足于这样的口头承诺。“我们在这件事上耽搁得太久了，”他抱怨说，“如果你想让我们插手雷曼的事，那我们就需要一些书面承诺。”
刘易斯给出了最后通牒，这让盖特纳很吃惊，他回答说：“你已经听到美联储主席的承诺了，如果你连美联储主席的话都不相信，那我们的问题可就没那么简单了。”
当意识到盖特纳并不为他的威胁所动时，刘易斯自己退缩了，他最终答应将于周四早上派一队高管去纽约开始审慎调查。
星期三，富尔德一整天都在不知疲倦地打电话，他几乎联系了华尔街的各家大公司和华盛顿的各类主要人物。与此同时，他也在密切关注市场动向，看有没有出现新的恐慌迹象。
现在的形势越来越明朗了，情况不容乐观：雷曼股价在盘中曾一路坚挺，却在收盘前最后一小时开始下跌，最终收于7.25美元，较前一交易日下跌了6.9%。雷曼的信用违约互换也遭遇滑铁卢，上升了135个基点，达到610个基点的水平，这就意味着为了保护1000万美元的雷曼债券不被雷曼破产所拖累，投资者每年需要支付61万美元的保费。现在的价格清楚地表明投资者正继续看空。雷曼借资产重整计划扭转命运的希望正在迅速破灭。
富尔德的电话轰炸也收效甚微。当天早些时候，他还与劳尔德·贝兰克梵有过一次很不愉快的谈话，贝兰克梵打电话抱怨道，雷曼结束与高盛的商谈让他感到很沮丧。当天早上，亚历克斯·柯克和马克·沃尔什（Mark Walsh）与高盛的哈维·施瓦茨及他的团队在中城的一家律师事务所里进行了一次两个小时的会谈，但柯克和沃尔什都不愿向高盛公开所有公司账簿，并且很快就结束了会谈。
富尔德也和保尔森谈过，他试图让富尔德相信接受巴克莱的收购将非常有利。但富尔德对该前景很不安，他的解释是：雷曼已经在与美国银行接洽，他不想让任何事影响该交易。
“迪克，”保尔森耐心地提醒他说，“肯·刘易斯拒绝你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而其他人又表明了收购意向，我们得尽量争取这些机会。”
但富尔德似乎更想将注意力转向那个困扰他已久的问题：谴责那些做空者，他向保尔森表示这些人“会毁了雷曼”。他还花了10分钟恳求保尔森给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克里斯托弗·考克斯打个电话，督促其颁布一项卖空禁令并对外宣布将发起一项调查，反正只要能给他争取一些时间、让他能有机会恢复过来就行。傍晚，富尔德和办公室就在走廊另一端的雷曼常务董事史蒂文·贝肯菲尔德，聊起市场大肆做空雷曼股票一事，富尔德用自己那句名言评价此事：“完全是短视和歪曲！”
此时，在伦敦紧邻皮卡迪利大道旁的圣詹姆斯大街上，巴克莱资本的鲍勃·戴蒙德正在一家私人俱乐部等人。他邀请雷曼欧洲分部前主管杰里米·艾萨克斯（Jeremy Isaacs）来此处喝一杯。如果说还有谁能以内部人士身份对雷曼情况做出精准评价，并且还熟悉雷曼的各类数据和企业文化，这个人一定是艾萨克斯。就在4天前，他正式宣布了从雷曼“退休”的计划。
当麦克达德即将接任雷曼总裁这件事日渐明朗的时候，艾萨克斯便离开了雷曼。事实上，他或许本不该赴这次约会，因为他正在与雷曼协商一份500万美元的离职合约，该合约预计将于第二天敲定。协议中有一部分规定要求他同意不会“有不利于雷曼的行为”或“贬损雷曼”，并且“保守公司机密。”
今晚，他冒着违反合约的风险赴约，只是希望能救雷曼一命。
瓦利德·查马哈的公寓位于曼哈顿上东区的一栋联排别墅内，该区仅有三栋此类配备专人看门的别墅。这幢堪称艺术品的石灰石建筑紧挨着第五大道，只有9间公寓。这里与市中心和派克大街那群乌合之众的银行家都保有一段安全距离，在这里举行讨论摩根士丹利与雷曼合并一事的会议再合适不过了。查马哈的太太和孩子们都在伦敦，事实上他自己大多数时间也住在伦敦，所以这里就完全属于参加会议的人员了。
晚上9点，查马哈和摩根士丹利另一位联合总裁詹姆斯·戈尔曼以及摩根士丹利团队的其他成员都在厨房里来回踱步，他们在等赫伯特·麦克达德和雷曼代表的出现。“我们至少要表表姿态，”查马哈提醒他的同事，“但也得有心理准备，这次会议可能不会有任何结果。”
麦克达德、休·麦克吉、马克·沙菲尔、亚历克斯·柯克及雷曼其他几位高管终于到了，憔悴苍白的脸色清楚地表明了他们这些天有多不容易。
戈尔曼还在证券业和金融市场协会（SIFMA）工作的时候就认识麦克达德了，当时他们都是协会董事。仅仅一周前，他们还就摩根士丹利乘雷曼之危挖走公司人才（其中包括雷曼最好的私人财富顾问）一事有过一次紧张谈话。麦克达德在盛怒之下给戈尔曼打了电话：“你不能这样做，我们现在的麻烦已经够多了，你这样会害死我们的。”最终，戈尔曼放弃从雷曼挖人，而这两人也都是经验丰富的老手了，因此这事很自然就过去了。
为了安抚一下大家的情绪，查马哈开了瓶欧瑞纳亚酒庄（Tenuta dell's Ornellaia）2001年份的波尔多葡萄酒——每瓶价值180美元。大家很快就在客厅里挑位置坐下了。
麦克达德对大家说，今晚的情景有点似曾相识，就在几个月前，几乎就是现在客厅中的同一群人，也曾聚在一起讨论相同的话题。只是现在雷曼已经陷入绝境——当然这话他并未讲出来。接着，他开始告诉大家，雷曼正努力通过各种渠道筹资：变卖资产，甚至还要卖掉整个公司。他怕自己说得还不够清楚，因此明确表示若摩根士丹利有兴趣买下公司，他不会在一些条款细节上过多计较。他还补充道，“高层的去留问题”不应成为收购障碍，这算是回答了由谁来管理合并后公司的问题。麦克达德实际上完全放弃了富尔德。
“如果你们想让我们中的某些人留下，那我们就留下；如果你们不需要我们，我们就走人，现在全由你们说了算。”他说。
沙菲尔告诉麦克达德，做一笔交易“就像是蹲一次监狱”，但他觉得公司合并将带来大幅削减费用的机会，毕竟这也是公司合并最基本的目的。
尽管沙菲尔对这笔交易做了上述乐观陈述，查马哈还是清楚地意识到这样大规模的公司合并无疑将导致一次血洗——数百甚至数千名员工要被裁掉。他还很清楚，任何公司进行合并时，即使有好的一面，该好处也很不确定。
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这些银行家仔细查阅了雷曼的财务数据及持有的各类资产，他们想看看在这些资产中是否有摩根士丹利需要的。但随着讨论的深入以及一份份报告被来回传递和翻阅，结论逐渐变得清晰：雷曼和摩根士丹利没有合作的基础。查马哈随即表示他认为摩根士丹利董事会无法在短时间内向雷曼提供任何实际帮助。在场的各位都明白，他的意思是雷曼已经病入膏肓、无可救药。
麦克达德一行人走后，戈尔曼严肃地看着他的同事，似乎是在提醒他们：这也可能发生在我们的身上，但他只是说，“我们正看着他们，而他们正看着死神。”
天刚蒙蒙亮，格雷戈·柯尔穿过西格拉姆大厦（Seagram Building）前的广场，进入前厅。西格拉姆大厦是一座38层的现代派建筑艺术杰作，同时也是派克大街的标志性建筑。柯尔看了看手表，等着特约顾问的到来。
美国银行派柯尔负责与雷曼之间这笔可能的交易，星期三晚上，他带着规模达一百多人的美国银行高管团队从夏洛特飞抵纽约，在沙利文-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位于中城的会议中心开始了对雷曼的审慎调查。柯尔还找来福劳尔斯给他们提供帮助，福劳尔斯是一位深谙银行业奥秘的私募股权投资者。柯尔是美国银行的资深银行家，为人低调，在华尔街也没有什么关系；而福劳尔斯却曾经是高盛银行家，快言快语而且口无遮拦，他那些风险颇高的交易经常让他登上报纸头条。考虑到这些，这两人的组合看起来颇有些奇怪。
但在考虑要怎样处理雷曼问题的时候，柯尔首先想到的便是拉上福劳尔斯并肩作战。福劳尔斯可以在不到半分钟的时间内看完一家公司的资产负债表，并做出清晰、合理的判断。他在20世纪90年代末离开高盛并开始了自己的事业，成立了一家投资于银行业的私人股权公司，而他在该领域也的确做得非常出色。他对日本新生银行的一项投资就使他赚得了大约5.4亿美金。他的名字常常出现在美国顶级富豪的名单上，他曾以5300万美元的价格买下曼哈顿上东区的一栋联体别墅，这在曼哈顿不动产领域创下一个纪录。
柯尔对银行家鲜有信任，但福劳尔斯却是个例外，柯尔尤其欣赏福劳尔斯的冷静，他做交易的时候从不拖泥带水，在生活中也是如此。2007年，就在次贷危机发生之前，他们还联手买下了一家学生贷款公司沙利美（Sallie Mae），但他们很快就意识到这笔交易是个错误，因此，在当年余下的时间里，他们一起努力消除这笔交易所带来的不利影响。柯尔并没有因为沙利美的交易而记恨福劳尔斯，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福劳尔斯引用了并购协议中后来招致法律诉讼的“逃生舱口”，最终让两人得以全身而退。
福劳尔斯的作用不仅是为他们提供建议，因为柯尔认为他或许正渴望与美国银行联手买下雷曼，甚至可能愿意买下雷曼名下风险最高的那部分资产。
24小时前，柯尔终于联系上了福劳尔斯，他正在东京参加新生银行的董事会会议。“你会想看看雷曼的情况的，而我们想和你合作，”柯尔告诉他，“你能为此回一趟纽约吗？”不用柯尔多劝，福劳尔斯迅速地安排了一辆车送他去机场，他要经历14个小时的飞行才能回到曼哈顿。
抵达曼哈顿的时候，受时差影响，福劳尔斯脸上带着明显的疲惫神色。和他在一起的还有高盛前合伙人雅各布·哥德菲尔德（Jacob Goldfield）。
（罗杰·洛温斯坦曾在他的《赌金者：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升腾与陨落》中写道，在高盛试图援助困境中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时，有位银行家暗中将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信息下载到手提电脑上，而哥德菲尔德恰好就是该书所描绘的这个人。一天前，当提到担心将公司数据泄露给高盛时，亚历克斯·柯克让富尔德提防的也正是此人。）
哥德菲尔德对雷曼也很了解，因为在春天他就曾帮助汉克·格林伯格审查过雷曼的情况，当时有一组投资者购买了总值60亿美元的普通股和优先股，而格林伯格就是其中之一。
在飞机上，福劳尔斯研究了雷曼前一天公布的第二季度报表，其中有一点引起了他的关注，他知道这将成为讨论的焦点：雷曼持有的不动产资产的价值。这些资产真值250亿～300亿美元吗？
桌子上已经摆好了咖啡和点心，柯尔、福劳尔斯和格林伯格在沙利文-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提供的一间会议室里展开了工作。
这将会是漫长的一天。
在对雷曼的资产重组计划进行了24小时的仔细考量之后，华尔街的分析师们得出了一致结论，他们否定了这一计划的有效性以及雷曼为此所做的努力。星期四早上，分析师纷纷给客户发出了大量邮件，表明自己对雷曼所持有的疑虑，从而进一步加大了雷曼股价的下行压力。雷曼股价在前一天下挫了7%，至7.25美元，现在则跌得更低了。
“管理层未能成功消除股票的下行压力。”高盛的一位分析师威廉·塔诺那（William Tanona）在邮件中写道。
自2007年4月起，分析师迈克尔·梅奥就一直对雷曼股票给予买入评级，但目前在给客户的邮件中，他却对雷曼前景做了更加悲观的预测，他担心信用评级机构进一步看空雷曼将带来副作用：“评级机构态度的变化是一个意外的利空消息，而这一消息将可能引发恐慌性抛售。”换句话说，接下来就只能削价出售了，梅奥随即撤销了买入评级。
美林的盖·莫什科夫斯基（Guy Moszkowski）也不看好雷曼的出售前景，他在分析报告中写道，雷曼可能会被迫接受“折价收购”——这是华尔街的说法，指以低于公司股票市值的价格收购该公司。
那些认为雷曼根基依然稳固的分析师现在也开始意识到一个事实：恐惧战胜了理智，人们无视雷曼的基本情况，雷曼快速下跌的股价激发了市场恐慌并制造了一个自我实现的预期，迫使雷曼必须迅速找到买家。
在华尔街分析师纷纷开始给富尔德的公司撰写墓志铭的时候，只有一个人站出来声援雷曼，这个人就是约翰·麦克，富尔德曾寄望于麦克能接手雷曼。当天早上的时代杂志引用了麦克的评论：“他仍像往常一样斗志昂扬，但毫无疑问，现在的形势正在慢慢消磨他的意志，但不管换了谁都会是一样的。”
然而，麦克却刚刚在私下里通过电话告诉了富尔德一个令他震惊的消息：他认为摩根士丹利会放弃和雷曼的并购会谈。
但是，雷曼仍有一线生机。盖特纳使富尔德确信，尽管巴克莱没有直接联系富尔德，但他们有意竞购雷曼，盖特纳还把戴蒙德在伦敦的电话号码给了富尔德。
“他知道你会给他打电话。”盖特纳向富尔德保证。
“我知道我应该给你打电话。”富尔德稍后就拨通了戴蒙德的电话。
但戴蒙德却很诧异，他觉得自己已经跟盖特纳说得很清楚了，他不想直接与富尔德谈交易的事，而觉得应该由美国政府出面撮合这笔交易。
“我想我们应该谈谈。”富尔德表示想和戴蒙德接洽。
“我觉得我们没什么可谈的。”戴蒙德回答道。
富尔德被弄糊涂了：盖特纳让自己打这个电话，但戴蒙德现在却说他不感兴趣？
富尔德不想勉强谈下去，便结束了谈话，接着就打电话给盖特纳。
“我刚刚和鲍勃·戴蒙德通过电话，”他情绪激动地说，“他说他没兴趣，你不是说他想跟我们谈谈的吗？”
“没错，他的确是想，”盖特纳坚称，“你应该再给他打回去。”
5分钟后，富尔德又拨通了戴蒙德的电话。
“我刚告诉过你，我们没兴趣。”戴蒙德重复道。
富尔德现在感觉自己就像在玩什么猜谜游戏，他又一次打电话给盖特纳：“我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给他打了两次电话，每次他都对我说没什么可谈的。你告诉我他有兴趣，他自己却说没有，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盖特纳保证说戴蒙德确实有兴趣，并坚持让富尔德再给他打最后一次电话。
富尔德的最后一次努力终于有了回报，戴蒙德突然愿意谈判了。
“我们今晚就飞过来，”戴蒙德说，“还有一组人将在星期五早上出发。”
此话一出，事情便正式敲定：巴克莱银行和美国银行现在是竞争对手了。
富尔德有所不知，那天早上，戴蒙德和他的团队一直在与盖特纳和保尔森沟通，他们还达成了一项协议，巴克莱会尽快审阅雷曼账簿。因此，富尔德为救雷曼所作的努力其实都只是一种形式。
在动身飞往纽约的前一晚，戴蒙德希望能得到一些承诺，从而让自己这趟纽约之行能有所收获。在与保尔森的电话中，戴蒙德曾特意问他巴克莱是否是雷曼的唯一投标者。他已经从新闻上得知美国银行也有意收购雷曼，而经验告诉他，美国银行不单是个可怕的对手，还是个潜在的搅局者。
一年前，美国银行介入针对荷兰银行的收购战，这场对决让巴克莱银行直接与包括苏格兰皇家银行在内的一个银团展开竞争。美国银行同意以210亿美元的价格购买荷兰通用银行（ABN）旗下设在芝加哥地区的拉塞尔银行（LaSalle Bank），该举措意味着美国银行能将这笔收购交易中最具价值的资产收入囊中，而苏格兰皇家银行最想得到的也正是这块业务。本来荷兰银行的资产中少了这块肥肉将使巴克莱的收购报价极具优势，但巴克莱最终还是输掉了这场收购战，而美国银行却成功地将拉塞尔银行收入囊中。这次交易失败给戴蒙德造成沉重打击，也打破了他扩张的美梦，他始终认为美国银行在这次收购交易中渔利颇丰。
“如果美国银行介入，那就不要让我们陷入这样的窘境，”戴蒙德告诉保尔森，“我们不想再次输给美国银行。”
“投标不可能没有竞争者，”保尔森答道，“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你们的形势更为有利，我保证你们这次不会难堪。”
在通话结束之前，戴蒙德还想说清楚另一件事：他希望能做一笔摩根大通收购贝尔斯登那样的交易，换句话说，他想寻求某种形式的政府协助。
保尔森坚决表示政府不会提供任何帮助，但他又补充说，“我们会想办法给你找些外援。”
汤姆·拉索匆匆闯入迪克·富尔德的办公室，他阴郁的表情立刻引起了富尔德的注意。现在大楼的31层已是一片阴霾，拉索的表情自然相当引人关注。
“怎么了？”富尔德厉声问道。
“我刚与托马斯·巴克斯特通完电话，”拉索说道。他口中的巴克斯特是指纽约联储总顾问，“他说盖特纳希望你退出纽约联储董事会。”拉索停顿了一下，给富尔德留了些消化这条消息的时间，“考虑到我们目前的状况，如果您继续担任纽约联储的董事，形势会过于复杂，争议也太多。”
盖特纳的要求其实并不算意外，为了给雷曼找到一个买家，政府也许将不得不补贴一部分钱，若最后真走到这一步，那盖特纳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外界认为他在假公济私：帮助自己董事会的成员，帮助他们自己人。出现一丝偏袒迹象就可能酿成大错，所以他必须谨慎。
即使如此，富尔德还是将此事视为个人的奇耻大辱，他垂下了头，眼睛盯着桌面，满脸沮丧。有那么一阵子，他看起来好像快要哭了，但他还是使自己镇静下来，低声说道：“我无法相信这是真的。”
富尔德和拉索一起口述，并让人记录下来了一份给纽约联储董事会主席史蒂文·弗里德曼的辞职信：
亲爱的史蒂文，
我在此正式提出申请，请求辞去在纽约联储董事会中的职务，对此我深表遗憾。鉴于雷曼目前的状况，我很遗憾没有时间再投入到董事会的事务中，为了保证董事会的利益，我在此提出辞呈，即时生效。为董事会效力的时光很愉快，向董事会和纽约联储致以无上敬意。
谢谢。
真诚的
伴随着一声克制且沉重的叹息，富尔德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他在“迪克”两字上画了一个大大的“D”。
上午，在松树街70号的办公室里，鲍勃·维纶斯塔忧心忡忡地踱着步。过一会儿，他要与信用评级机构进行一次重要会面，穆迪之前曾威胁要降低美国国际集团的信用评级。他刚与盖特纳通完电话，询问自己之前提出的将美国国际集团转型为一家承销商的事进展如何，同时他也向盖特纳施加了一些压力。“我们现在忙着处理雷曼的事，”盖特纳向他表示了歉意，“明早再谈吧。”
现在才上午10点半，但市场已经嗅到了一丝恐慌气息，尽管过去一周维纶斯塔一直在尽全力平息这种恐慌。美国国际集团债务的保险费率已经上升了15%，跃升至612个基点，处于历史最高水平。这意味着在未来五年中，为保障1000万美元美国国际集团债务的安全，投资者每年要付出61.2万美元的成本。雷曼显然在不遗余力地筹集资金，投机者预计美国国际集团很快就会面临同样的困境。此外，对那些针对雷曼倒闭投保的投资者，美国国际集团或许还要支付天文数字的赔偿金。
更糟糕的是，之前被纽约总检察官指控存在财务违规行为而被迫离开美国国际集团的汉克·格林伯格一有机会就向他发难。“你们这些人都他妈的等什么呢？”格林伯格质问道。他想知道为什么他们没有更加迅速地采取行动来拯救公司。
除这些压力外，还有一件事急需处理，即虽然格林伯格已经离开公司，但维纶斯塔还得解决他引起的诉讼，而这个案子已经拖了很久了。格林伯格之前已在亚洲建立了美国国际集团分公司，并在日本和中国尚不规范的市场中占据着绝对优势，他原本还指望能通过亚洲的人脉替公司筹集些资金。他告诉格林伯格，自己已经让盛信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杰米·甘布尔（Jamie Gamble）与格林伯格的律师戴维·波伊斯（David Boies）安排了一次会面，看能否找到一个格林伯格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
对维纶斯塔来说，目前最紧迫的问题或许是这周早些时候与杰米·戴蒙所谈的内容。“似乎我们的努力还不够。”维纶斯塔对戴蒙说，催促他帮忙募集新的资本，或是直接让摩根士丹利贷款给美国国际集团。
“你也知道，你碰到的问题比我们预料的更为棘手，”戴蒙回答说，“我们的模型显示，你们的资金在下周就会耗尽。”
直到此时，维纶斯塔才终于接受了这个事实：摩根大通或许并不愿意给自己的公司提供更多资金。美国国际集团财务主管罗伯特·根德（Robert Gender）之前已经警告过他有可能发生这种情况，但维纶斯塔当时并不完全相信他的话。“摩根大通向来嘴硬，”他提醒根德，“花旗倒是好说话，你说什么他们都答应，但也只是‘答应’”。而一向谨慎的根德只是不太高兴地回答道：“坦白说吧，其实我们可以接受摩根大通强加给我们的部分条款。”
戴蒙一直在鼓励维纶斯塔制订一个大致计划，即使不完美也不要紧。“你不必非得一步到位，”戴蒙告诉他，“你只要让市场知道你要干些什么，然后转身去做就是了。如果你需要筹集资本，那就直接告诉他们。”
“那不正是雷曼昨天干的蠢事嘛。”维纶斯塔心想。
让他们恐惧已久的与穆迪会面的时刻终于到来了。摩根大通的史蒂文·布莱克也赶来就此事给美国国际集团一些支持，同时他还要帮忙解答有关美国国际集团筹资的问题。维纶斯塔自己声称会尽一切努力筹集资金是一回事，而若摩根大通总裁坚称会支持美国国际集团的筹资行为，那意义就完全不同了。这次会议事关重大：即使穆迪只将美国国际集团的评级下调一个等级，公司也需要追加价值105亿美元的抵押品。如果标准普尔也跟风调低评级（就像维纶斯塔形容的那样：盲人给盲人指路），美国国际集团需要追加的抵押品价值则很可能上升至133亿美元。假如评级真的被调低，而美国国际集团又无法筹到额外资金，那公司就等于被判了死刑。
会议进行了不到15分钟，穆迪的分析师就明确表示，他们会将美国国际集团的评级下调一级甚至两级。据维纶斯塔估算，如果穆迪将在周一调低评级，则他们至少还有3天时间来凑齐抵押品。但这也意味着，他必须在周三，最迟周四之前筹到这笔天文数字的款项。
摩根大通的布莱克则担心实际上他们的时间没那么多，照他估计，星期二上午就是最后期限了。会后，他将维纶斯塔拉到一旁并警告说：“你们的评级肯定会被调低，所以最好现在就开始想办法。”
维纶斯塔点点头说：“我完全同意，我们确实需要做好准备。”
离开的时候，布莱克甚至比来之前更不看好美国国际集团，他想：就算他们行动得再快，一切也已经太晚了。
通用汽车大楼占据了第五十九街和第五大道交叉口的整个街区，就在这栋大楼里，威嘉律师事务所（Weil，Gotshal ＆ Manges）富有传奇色彩的破产律师哈维·米勒（Harvey Miller）此刻正从桌旁站起身来。他围着办公室踱了一圈，凝视着书架上摆放的德士古公司的卡车模型和东方航空公司的喷气式飞机模型，这两件模型是他经手的最著名的两件案子所留下的纪念品。
75岁的米勒是破产法领域最受人尊敬的权威，他的顾问费约为每小时1000美元。除了德士古公司和东方航空公司，他还参与了尚彬（Sunbeam）、德崇证券以及安然的破产案，此外，在20世纪70年代的纽约财政危机中，他还是代表纽约市出庭辩护的律师之一。
米勒的冷静沉稳总能给人带来踏实的感觉，此外，他对服装的品味、对歌剧的热爱及对语言的驾驭能力也都声名远播。
米勒在布鲁克林附近的格雷夫森德（Gravesend）长大，父亲是一名木地板推销员。后来他就读于布鲁克林学院，是家里第一个获得大学学位的人。服完兵役后，他进入哥伦比亚法学院继续求学。
当时，公司金融方面的法律事务仍然是由白人占据主导地位的，但破产却是其中为数不多的被小型犹太人事务所垄断的领域之一。1963年，米勒加入了一家专事破产案的小型律师事务所塞利格松-莫里斯（Seligson＆Morris）。6年后，公司治理专家艾拉·米尔斯坦（Ira Millstein）把米勒召至麾下负责破产业务，并对威嘉律师事务所的业务进行重组。
当天午后，公司主席史蒂文·丹豪舍尔（Stephen Dannhauser）给他打来电话并提出一个惊人的问题：公司能不能抽出人手为雷曼破产做些准备工作，只是以防万一。米勒对此表示理解，他自己也一直在关注财经报道。雷曼是一个非常重要客户，事实上，它是公司最大的客户，每年雷曼支付的咨询费都不少于4000万美元，他对雷曼也非常了解。
丹豪舍尔接到雷曼常务董事史蒂文·贝肯菲尔德的电话，示意他们应该把事情都安排好，以防在接下来3天内出现什么变故。在丹豪舍尔挂掉电话前，贝肯菲尔德强调要丹豪舍尔保守机密，不要把谈话内容泄露出去，他联系威嘉律师事务所的行动甚至没有通知富尔德。
作为一名破产律师，米勒已经习惯与客户“共舞”——脆弱的双人舞。他曾说：“处理破产案就如同跟一只800磅的大猩猩共舞，它想跳多久，你就得跳多久。”
然而，仅仅几个小时之后，米勒就再次接到处境艰难的雷曼打来的电话。
“我是托马斯·拉索，雷曼的首席法律顾问，”电话那头怒吼道，“你们在给雷曼准备后事？”
米勒吃了一惊，他并不认识拉索。“嗯，对，确实如此，”他答道。
拉索并不想跟他讨论细节，只想告诉他一件事：“你要明白，这件事你不能告诉任何人。现在形势紧张，我们不能走漏半点风声！”
米勒本想让他放心，表示自己明白此事的利害关系，但拉索却抢先一步，焦虑地问到：“你们现在有多少人在负责此事？”
“嗯，大概4个，”米勒告诉他，“嗯，这件事目前还处于准备阶段。”
“对，只是准备而已，”拉索强调说，“不要再告诉其他人，必须严守消息。”
拉索挂掉了电话，留下米勒独自纳闷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在沙利文-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雷曼的人员已经与美国银行展开了谈判。此时，迪克·富尔德决定给还在夏洛特的肯·刘易斯打个电话。毕竟，在他看来，如果两家机构要合并，双方的首席执行官该直接谈谈了。
富尔德拨通了刘易斯的电话，他先对与美国银行的合作发表了一通感慨，这些都是他内心的真实感受。他说两家银行合并，将使雷曼一流的投行业务与美国银行规模巨大的商业银行业务连结在一起，这让他感到兴奋和激动。他还说，双方合并后所形成的新实体将足以和摩根大通及花旗集团相媲美，并将把美国银行打造成一个真正的金融产品超市。
刘易斯耐心地听着，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回应。在他看来，他并没有和富尔德交涉，他只是在与美国政府谈判。坦白说，富尔德的话根本就无关紧要。
在结束通话之前，富尔德满怀信心地说：“你我都知道，我们的合并肯定能成功，很高兴我们能成为合伙人。”
贝莱德总部位于第五十大街，紧挨着麦迪逊大道。这天收市的时候，贝莱德正在这里举行一场为期两天的董事会会议。作为贝莱德的股东之一，美林在董事会里拥有两个席位，这天出席会议的是约翰·塞恩和格雷戈里·弗莱明。收市的时候，他们两人迅速用黑莓手机查看了一下当天的收盘价。美林股价下跌了16.6%，降至每股19.43美元，是除雷曼之外当日跌幅最大的投行，而雷曼的股价则下跌了42%，降至每股4.22美元。雷曼已经陷入如此多的麻烦中，而市场似乎普遍认为美林将步雷曼后尘。
中间休息的时候，弗莱明出去打了个电话。他整天都在想着自己和赫利希上次关于把美林卖给美国银行的谈话。他现在还没有向塞恩说起这件事，而是想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让事情自行浮出水面。
但是，他私下里已经与美林的董事会成员同时也是密友约翰·芬尼根（John Finegan）谈过了。和弗莱明一样，芬尼根也是天生就有些多虑，他也担心塞恩会反对卖掉美林，毕竟他10个月前才刚被任命为美林首席执行官。
弗莱明现在需要联系罗基·科恩，他既是弗莱明的密友，也是雷曼的律师。弗莱明迫切想知道雷曼与美国银行的会谈进展，他还想知道雷曼目前的处境到底有多么绝望，由此他才能推断美林的处境。
弗莱明的电话打来时，科恩正在和雷曼团队一起与美国银行商谈相关事宜，他走出会议室接听了这个电话。弗莱明很随意地向他问好，就像普通的问候一样。一番寒暄之后，他突兀地提起了美林股价下跌一事，并且还告诉科恩：“我们正在想对策，我不知道到底有几条路。”
但科恩很快就明白了弗莱明的意图，他知道美林绝无可能收购雷曼。虽然只是并购业的新手，他也知道弗莱明或许想让美林与美国银行合并，而这就必须阻止雷曼的计划。
“我没什么可说的。”科恩告诉他。
弗莱明不再遮遮掩掩，他向科恩吐露了实情：“我们必须找到买家，现在的股价看起来非常危险。如果雷曼倒下，那下一个就是我们了。”
科恩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只好找个借口赶紧挂断电话。他不能向其他人透露这个电话，至少现在还不能。
史蒂文·布莱克离开美国国际集团，回到自己摩根大通的办公室，他向戴蒙讲述了这次会议的情况，他将把它形容为“该死的噩梦”。他让蒂姆·梅因（Tim Main）给施赖伯打个电话，查看美国国际集团的最新预测，并问问施赖贝尔是否已经签署了业务意向书——实际上就是摩根大通帮助美国国际集团解困的详细条款。
梅因告诉布莱克，那份文件还没签，但他下午会再打个电话询问此事的进展。“我们能把每周一次的争论定在下午2点吗？”他半开玩笑地问道，他与美国国际集团的人向来关系紧张。
梅因最后终于拨通了施赖贝尔的电话，开门见山地问道：“关于那份业务意向书你们有什么进展？”
施赖贝尔一直认为这份文件的条款有些苛刻，摩根大通不仅索要一笔1000万美元的酬金，还要求在今后两年内插手美国国际集团的所有大单生意。
“关于那份回购承诺你们有什么进展？”施赖贝尔气愤地反问道。
梅因之前便听到一些流言说施赖贝尔同时在与黑石集团和德意志银行谈判，本来就已经很愤怒的梅因这会儿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了。“你他妈的开什么玩笑？你还指望我们借钱给你？”他吼道，不过这才仅仅是开场白。“你们还敢和我们玩儿阴的，告诉你，美国国际集团完蛋了！你们瞒着我们跟其他银行谈判，别以为我们不知道，你们正在瓜分整家公司！”
“你别冲我吼，”施赖贝尔冷冷地说，“我不吃你这一套，我要和鲍勃谈。”
5分钟后，施赖贝尔气愤地将这段话复述给维纶斯塔，维纶斯塔随后给布莱克打了个电话，要求他对梅因的行为做出解释。
布莱克非但没有道歉，反而对维纶斯塔也大发雷霆，指责维纶斯塔的行为。“你们毫无紧迫感。你们这些人根本就搞不清楚状况，要知道你们必须做出决定了，”布莱克说，“每次我们要求点什么，你们就拖拖拉拉不去做。我们3个星期前就把业务意向书送过去了，但施赖贝尔还在推三阻四，就是不签。”
“你想让我们做什么我们都会照做，”布莱克终于厌倦地说道，“但如果一直是这种态度，那你最好……我们也许该退出了。你可以找别人来干。现在的局势已经很危险了，而你的伙计们完全不明白你们的处境。”
“如果事情真的让你们那么苦恼，那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维纶斯塔问道。
星期四傍晚，当肯·刘易斯的电话打过来时，保尔森其实已经知道他想要说什么了。
“我们已经详细审查了雷曼的情况，除非有政府的援助，否则这笔交易我们不能做。”刘易斯不动声色地说：“我们做不了，因为我们很难达成共识。”和当时诸多批评雷曼的人一样（其中还包括大量因恐慌而涌入市场卖空雷曼股票的股东），刘易斯也认为雷曼对自己的资产估值过高，收购雷曼会使美国银行承担巨大的风险。
鉴于巴克莱资本的鲍勃·戴蒙德早已无奈地找过自己，乞求美国政府能在雷曼的并购交易中给予帮助，因此保尔森早就想到刘易斯也会这么做了。
但保尔森仍然不想动用美联储资金，至少目前还不想。这在政治上令人难以接受，特别是在当前媒体还在抓着政府救助“两房”这件事不放的形势下。如果这件事最终要演变成一次谈判的话，那么保尔森还不想过早地亮出手中的底牌。
但他也知道，他需要美国银行参加此次竞购，所以他只是说：“好吧，如果你们在资产问题上需要帮助，尽管把需要告诉我们，我们会想办法让你们达成共识。”
刘易斯有些吃惊，他说：“我记得你好像说过政府并不会提供资金支持。”
“我会尽力争取，”保尔森承诺道，“我们想让私营机构介入。”
让私营部门介入是保尔森和盖特纳整天都在讨论的一个方案。如果美国银行或巴克莱拒绝独自收购雷曼的话，那就让多家银行组成一个国际财团来提供资金援助，以促成这笔交易。但不管是保尔森还是盖特纳，至今都没能提出一个详细计划，因为即使是在经济环境最好的时期，想让银行家们凑在一起组织一个银团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刘易斯沉默了一会儿，他对保尔森暗示要提供的帮助并不满意。他不想介入这样一个“半政府-半私营”的联合拯救计划，他想要“杰米式交易”。他很清楚自己那些竞争对手也不太可能自掏腰包，成全美国银行独占便宜、收购雷曼。
尽管如此，刘易斯还是答应会继续对雷曼进行审查，同时也考虑给出一个投标价。鉴于现在的形势已经如此危急，一切都成败难料，他觉得自己最终会得到一些帮助——无论是什么形式的帮助。
星期四下午，汉克·格林伯格的律师戴维·波伊斯来到盛信律师事务所的办公室和美国国际集团的律师们会面，参与这次会面的包括盛信律师事务所的董事长迪克·比蒂（Dick Beatie）和杰米·甘布尔。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这个会议或了解会议的目的。在4年的公开较量之后，美国国际集团现在准备与格林伯格达成和解，而这将使格林伯格重回公司的怀抱。维纶斯塔已经叮嘱过比蒂和甘布尔找个地方和波伊斯坐下来谈一谈，设计出一个能一劳永逸的方案。
在当前动荡的市场中，维纶斯塔迫切想对外宣布格林伯格将重回美国国际集团担任名誉主席。这消息肯定会对市场形成冲击，但维纶斯塔希望这次和解能给他们争取一些时间并赢得投资者的信赖，毕竟大多数投资者都还是格林伯格的追随者。
维纶斯塔也知道格林伯格热切地想帮助美国国际集团筹资，此外，考虑到格林伯格与亚洲和中东那些富有投资者之间的密切关系，他会成为公司一项宝贵的资产。
协议的细节还需进一步商谈，但他们已经达成了一个粗略协议，这将给双方的争端画上一个句号。美国国际集团将归还格林伯格声称属于自己的价值1500万美元的艺术品、文件和不动产，并替格林伯格支付其为自己辩护所需的诉讼费用——格林伯格牵涉进了多起针对他的法律求偿案件。作为回报，格林伯格将把胜达国际（Starr International）以信托形式持有的约2500万～3000万股美国国际集团股票移交给美国国际集团，而这些股票也正是他们之前争执的核心。总的来看，按美国国际集团当天的股价计算，该协议将花费格林伯格8.6亿美元，但美国国际集团会撤销针对他的高达43亿美元的诉讼，并让他重新回到如此深爱的公司。
在协议的基本要点敲定之后，穿着蓝色运动外衣和黑色迈乐休闲鞋的波伊斯向在场的各位表示感谢，他还建议他们把维纶斯塔和格林伯格也请到这间会议室来，以便向他们提交这份协议，并在接下来的一周里圆满执行该协议。
“周末给我打电话。”波伊斯在转身离开时说道。
雷曼全球财务主管保罗·图纳吉（Paolo Tonucci）惶恐地放下了电话，“我必须马上跟你们谈谈！”他轻声告诉巴特·麦克达德和罗基·科恩，“我们遇到一个真正的大麻烦。”
在沙利文-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位于中城的办公室里，雷曼在此协助美国银行进行审慎调查，本来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但现在图纳吉却告诉麦克达德和科恩：“摩根大通要求我们追加50亿美元的额外抵押！我刚与摩根大通证券业务部主管简·贝叶斯·拉索（Jane Byers Russo）通过电话。她说我们最迟明天就要把这笔钱转过去，而且在周末之前她或许还会再要求100亿美元的抵押。”
“什么？”科恩问道，显然这一要求大大出乎他的意料，“听起来令人难以置信，我搞不懂，我知道大家现在都处在恐慌之中，但这也太过分了。”
图纳吉把这消息告诉了他的上司、雷曼首席财务官伊恩·洛维特及办公室里的所有人。
“简直是胡说八道！”麦克吉大声吼道，打破了一阵尴尬的沉默。
图纳吉和洛维特给富尔德打电话，告诉他这个消息，另外，他们还与杰米·戴蒙开始了电话会议。“听着，我们需要你们把抵押品转过来，”戴蒙这样告诉大家，此时他刚刚加入连线。他还说考虑到雷曼现在越来越糟的状况，这个要求很合理。富尔德冷静地告诉戴蒙，自己会让团队想想办法。然而，图纳吉悄声对雷曼的其他人说：“难到迪克不明白吗？我们根本就办不到。”戴蒙也担心富尔德对这一要求根本就没当回事，于是厉声问道：“你记下了吗？”电话挂断的时候麦克达德已经十分愤怒了：“我们必须得给美联储打个电话，杰米不能这么干。”
在这群人中，科恩与美联储打的交道最多，而他并不认同这种做法：“我确定杰米之前已经跟美联储打过招呼了。杰米态度强硬，如果没有美联储的默许，他是不会这么做的。”
在接下来的10分钟里，会议室里的人七嘴八舌地议论开来，但主题只有一个：他们正试图把我们彻底搞垮。最后，大家决定最好的选择还是给盖特纳打电话。
科恩拨通了盖特纳的电话并打开了扬声器，他迅速地向盖特纳解释了眼下的情况，但盖特纳却表现得无动于衷，似乎一直在等着他们打这个电话。麦克吉紧张地看了一眼麦克达德，似乎在说：我们完蛋了。“我总不能建议一家银行不要去防范风险吧。”盖特纳一本正经地说。
科恩想婉转地告诉盖特纳，摩根大通这么做只是为了削弱竞争对手：“他们真有必要这样防范风险吗？”
“我没资格对此妄加评论。”盖特纳回答道。
下午6点，保尔森、盖特纳、伯南克和考克斯进行了一次战略电话会议。保尔森认为他们即将进入危机状态，他担心周末会出现另一个贝尔斯登。然而，这一次，他决心要让事情有个不同的结局。用他的话说，他认为应该准备一个“类似于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解决方案”，换句话说，他赞成鼓励私营公司联手构建资金池，并以此共同拯救雷曼。盖特纳也认同这个做法，而华尔街的一些巨头显然也支持这个做法。就在当天早些时候，盖特纳接到了美林的约翰·塞恩和花旗集团的维克拉姆·潘迪特的电话，他们提的建议也是如此。
还有一件事让保尔森非常担心：美国银行和巴克莱显然都下不了决心完成收购雷曼的交易。他越来越觉得美国银行只是在走过场，而他也担心巴克莱同样没有达成最后协议的诚意。“这些英国人向来都是说一套做一套。”保尔森告诉他们。此外，他还有一种特别的直觉，巴克莱的主席约翰·瓦利是个靠不住的人，这一点他在高盛的时候就知道。“照我看，”保尔森说道，“瓦利是个优柔寡断的人。”
保尔森强调，或许最重要的是，他们没法像对待贝尔斯登那样拿出一笔政府资金来救雷曼，从政治上来说，他们负不起这个责任。“我不想被冠以‘救市先生’的头衔，”他坚持说。那次救助引发了各界的强烈抵制，这是参加此次电话会议的人都亲历过的，无需多言，他们也不希望同样的事情重演。
盖特纳对采取如此强硬的态度还有些犹豫，但按他的说法，他犹豫只是因为“我们不想把投资者都吓跑，对我们来说，这笔交易的竞价者仍然是越多越好。”
虽然如此，他还是很快就和其他3个人站到了同一阵线，他们达成了一项协议：若无意外，他们将在周五晚些时候给华尔街的巨头们打电话，请他们到纽约联储会面，政府将敦促他们提出一个“私营”的解决方案。
同时，保尔森嘱咐他们，必须明确地表明态度：政府绝不救市。
布莱恩·施赖贝尔摘下了他的粗框眼镜，揉了揉眼睛，他对美国国际集团每日现金账簿的检查结果表明，如果不立即将其持有的资产变现的话，公司很快就会出现资金短缺。他开始焦急地思考着现在能给谁打电话，哪家公司有能力立即给美国国际集团提供所需的帮助呢？
他首先想到的是克里斯·弗劳尔斯（Chris Flowers）。他的基金中有几十亿美元可用于购买金融服务业的资产，而且他曾经是一位金融服务业的银行家，对保险业非常了解。只要有兴趣，他能够立即行动并调动资金。他们曾一起工作过，弗劳尔斯还曾寻求与美国国际集团合作，一起收购一些小型的保险公司。
施赖贝尔了解到弗劳尔斯目前在沙利文-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还在检查雷曼的账务。
“我们有个大麻烦，”施赖贝尔告诉他，“我们的现金很快就会耗尽。嗯，你也知道，我们只有……你知道的，我们机会不多了。”
“我正忙着处理雷曼的事，”弗劳尔斯回答道，“我正在和美国银行合作。”
“明天你能不能来我这一趟？”施赖贝尔问道。
“我们会过去看看的，”他随口回应道，他还不确定雷曼这边的事明天能不能了结，接着他又补充了一句，“我知道这真的很重要。”
结束了与盖特纳及伯南克的电话会议后，保尔森把公共事务助理部长米歇尔·戴维斯叫到办公室。
“我跟刘易斯和戴蒙德都谈过了。不出所料，他们都说想要得到政府补贴。”保尔森告诉她。“但佩洛西和其余人都反对我们这样做。”他又补充说。国会议长已经明确表示她反对任何进一步的救市行为。
戴维斯拿来几篇文章，都是各大报纸已经发布在网上的报道。显然，政府可能实施的救助行动将是明天新闻界关注的焦点。
几分钟前，也就是晚上7点03分，道琼斯通讯社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开头便写道：“陷入困局的雷曼控股公司很可能会被出售，但一个关键问题是，如果美联储真的出手相助，它将以何种方式提供增援？”
“你不能让这成为明天的新闻头条，不能让明天的报纸出现这样的消息，”戴维斯摇摇头，“大家都会想，噢，汉克带着钱来了。你也不希望这样开始谈判。”戴维斯曾在政府任职，她很清楚布什政府在这种事情上的立场，她还知道政府即使只是考虑一下救助一家华尔街金融巨头的可能性，也会引发诸多政治争议。
此外，还有一个原因会使政府救助雷曼的行动演变成公共关系的噩梦，虽然谁也没提及此事，但她和保尔森都心知肚明：布什总统的弟弟，同时也是佛罗里达州的前州长杰伯在雷曼担任私募股权投资顾问。布什总统的表兄，乔治·沃尔克（George H.Walker IV）是雷曼的执行委员会成员。此外，还有保尔森的弟弟理查德。毋庸置疑，明天各家媒体将会借此大做文章。
“我们该打几个电话。”她督促道，巧妙地暗示保尔森应该向媒体放出消息，让外界知道政府不会对雷曼采取任何形式的救助。
保尔森仔细地考虑了一下自己面临的两难局面。他与媒体打交道一向都很谨慎，而且尤其痛恨故意透露消息给媒体的行为。但他相信戴维斯的直觉，而且无论如何他都不想蹚这滩浑水。
“做我们该做的吧，”他告诉戴维斯，“只是，你知道的，不要提到我。”
星期五早上，保尔森一起床便开始仔细阅读当天的晨报，他想看看戴维斯的工作是不是已见成效。他希望他们传达的信息已经足够明确：听好了，不再有救助行动。
华盛顿的态度也不难猜到：无论如何他们都不想救助华尔街。那些权威们现在能议论的也只是道德风险，就好像什么新症状刚刚上升为全球性的流行病。如果政府这次出手拯救雷曼，以后再出现系统性风险的时候，大家就会认为政府救助是一个默认的解决方案。
还有什么事情能比让自己的决定登上国家主要出版物的封面更让人有成就感呢？谢天谢地，犯一次错误[1]就够了，下不为例。保尔森满怀期待地翻开了侧重金融领域报道的《华尔街日报》，结果却大失所望。他读了报纸关于金融危机的头版文章，但他认为这篇文章对政府救市的问题只是小心地避而不谈，根本没有对此给出强有力的评论。这篇文章的作者对保尔森目前的处境所给出的最详细描述也不过就是这样一句话：“公众希望美联储官员近期不要再像出售贝尔斯登或是上个周末接管住房抵押贷款两巨头（房地美和房利美）那样，组织另一次救助行动。”
《纽约时报》的评论文章则更令他感到失望：“鉴于财政部和美联储正在合力促成一次有序交易——出售雷曼，很难判断美联储今后还会不会对其他交易提供支持，特别是仅在布什政府接管国内最大的两家住房抵押贷款融资公司几天之后。”
不，他们还没理解我的意思，保尔森想。
接着，他翻开了《华尔街日报》的社论版。通常来说，社论版的格调更高，符合保守派的一贯的风格，文风睿智。在外界充斥着刺耳的右翼舆论的时候，读社论版会给人一些安慰。其中一篇具有代表性的署名文章标题为“雷曼的命运”，它的观点却恰恰出乎保尔森的意料。
“至少在贝尔斯登的案例中，仍有些对系统性风险的合理担忧。当时联储的贴现窗口尚未向投行开放，因此仍有可能引起更大规模的流动性恐慌。”
“但在雷曼的案例中不太可能出现这一情况。联储已经向美林和摩根士丹利等投行开放了贴现窗口，而且联邦监管者已经对雷曼的资产价值及公司各种各样的交易对手进行了几个月的检查。如果美联储继贝尔斯登和“两房”之后再次介入救助雷曼，那么以后在危机当中，政府实施救助就会成为一件毫无悬念的事情。我们事实上将拥有一项新的给予华尔街隐形担保的联邦政策，而这会鼓励华尔街承担更多的风险。”
读完了这篇社论，保尔森心想：没错，非常正确。但这样说还不够，他要让所有银行都清楚地了解到，政府不会再出手支援了，不会再有“杰米式交易”。但他必须小心行事，不能留下任何让人误会的空间。
保尔森一上班就穿过大厅来到米歇尔·戴维斯的办公室，闷闷不乐地问：“该怎么办？”
“我宁愿在今天立即就说我们不想动用政府的钱，到周日晚上再解释为什么被逼到这步田地，”戴维斯告诉他，同时问道，“要我给理耶斯曼打电话吗？”
理耶斯曼是指CNBC的财经记者史蒂文·理耶斯曼（Steven Lisman），但他通常被人们称为“教授”。戴维斯和他关系很好，而且曾成功地向他透露过其他信息。保尔森认为理耶斯曼不但聪明而且同情他们的处境，更关键是理耶斯曼能把消息迅速且准确地传递出去。
对，就是教授，保尔森微微一笑，教授会知道该怎么处理这种情况。
爱德华·赫利希正坐在办公室里准备美国银行的竞购方案，他把电视调到了静音状态，直到早上9点45分，CNBC频道下端出现一条滚动新闻：“最新消息、一手资料：政府不会出资参与拯救雷曼的计划”。他立即调高了音量，想听听理耶斯曼在向CNBC的并购记者戴维·法布尔（David Faber）说些什么。
“我刚从财长保尔森的熟人那里得到消息，”理耶斯曼解释道，“他说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政府不会出资参与拯救雷曼的计划。”
赫利希把音量调得更高了一些。
“他们说有两个原因使雷曼的交易不同于贝尔斯登和‘两房’的情况，”理耶斯曼继续解释道，“一是市场已经意识到了有异常情况，而且至今已经有超过6个月的时间可以做准备；二是一级交易商信贷便利（PDCF）现在已经启用，投行可以借此使用美联储的应急窗口，因此有条件进入有序程序。”
这个话题很有得谈，“教授”把发言机会转给了同事：“戴维，你对此有何看法？”
“这是一场有趣的赌博，”法布尔回答说，“政府是否愿意说：‘嘿，你自己保重吧’？对债权人和信用违约互换市场（雷曼无疑在该市场的众多交易中充当了交易对手）的每个参与者来说，极限风险将会是什么，关于这个问题现在仍存在争议。”
理耶斯曼补充说：“我肯定美联储正在寻找一个合适时机，让它有机会说‘道德风险依然存在。如果在过去的6个月里你没有对此提起重视，那么你就有麻烦了’。”
赫利希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赶紧跑进对面的会议室，里面大批的银行家及美国银行的高管还在仔细研究着大堆文件。
“你刚才听到他们在CNBC上讲的话了吗？”赫利希上气不接下气地问柯尔。柯尔不仅没看到这消息，而且看起来还有些不耐烦——竟然还有人在这种时候问这样的问题。
“听着，伙计们，我们真的有麻烦了。”赫利希大声说，他发现会议室里的人似乎都没拿他的话当回事儿。
赫利希将理耶斯曼的采访详细地复述了一遍，但柯尔只是眨了眨眼睛。赫利希何必对CNBC的报道那么认真？对柯尔来说，CNBC是个专业的谣言制造厂。
“这是财政部放出的消息，”赫利希再次强调，“是保尔森的意思，他们是在提醒我们呢！”
赫利希深知媒体的这套把戏：一周前，他在财政部亲历了政府接管“两房”的过程并目睹了全过程，财政部通过它最钟爱的记者理耶斯曼巧妙地将消息散播给公众。
会议室的气氛顿时就变得阴郁起来，就连柯尔也承认赫利希说的确实有道理。
“你觉得他们在这件事上有多认真？”柯尔问道。
在回曼哈顿上城参加第二天的贝莱德集团董事会之前，约翰·塞恩决定先跟美林的董事会成员开个电话会议。现在市场动荡不安，谣言满天飞，他想让外界明确地知道美林依然稳固。那天早上已有一篇新闻报道援引了斯图尔特投资顾问公司（Stewart Capital）首席投资官马尔科姆·珀利（Malcolm Polley）的话：“我认为市场传达出来的信息是，如果雷曼倒下了，那么下一个受害者很可能就是美林。”
塞恩首先向董事会介绍了近期的市场波动，而且这一波动仍没有停止的迹象。依期货市场的走势看，很明显，股市很可能一开盘就会猛烈下跌。前一天美林的股价已经下跌了16%，今天的情况只会更糟。
话题很快就转到雷曼上来。塞恩将自己知道的情况告诉给各位董事，他带来的消息与先前媒体的报道别无二致，只不过塞恩的消息是直接从盖特纳那里得来的：美国银行和巴克莱都在竞购雷曼。
丘博保险的行政长官约翰·芬尼根（John Finnegan）对此有些担忧。“雷曼就要垮了，接下来空头就会冲着我们来，”他告诉塞恩，“告诉我，我们的下场又会有什么不同？”
塞恩被这番话弄得很沮丧，他从来就不喜欢别人挑战他的观点。“我们可不是雷曼，”他说，眼睛在镜片后面闪闪发亮，接着他又强调了一遍，“我们可不是雷曼。”
塞恩恢复了以往的镇静，他沉着地将美林的优势向董事们列举了一遍：“我们的资产管理业务无论如何都会有价值，而且我们还拥有贝莱德一半的股权，这项资产无论如何也会有点价值，所以说，我们的股票是不会跌到一文不值的。”
富尔德更加坐不住了。现在是上午9点30分，雷曼股价一开盘便下跌了9%，降至每股3.84美元，而在过去的12个小时里，戴蒙德没有收到任何消息。
“事情进行得怎么样了？”富尔德问道，他终于打通了戴蒙德的电话。
“我刚刚得到董事会的正式批准，我们可以参与对雷曼的竞购。”戴蒙德说。今天凌晨，他才从伦敦飞抵纽约，刚开始对雷曼的公开资料进行审慎检查。
但在继续这一话题之前，戴蒙德觉得应该向富尔德挑明一些事情。“老实说，”他态度颇为强硬，“局势对你们来说很不妙，因为只有价格足够低，我们才有兴趣做这笔交易。”
富尔德靠在椅背上，看着对面听着电话的拉索，他一切都明白了。
“我们应该谈谈，你应该对我的想法和计划有个确切的了解。”戴蒙德说。他建议中午在私人网球会所见面，这家位于派克大街和第五十二大街上的会所只向会员开放，他们可以在里面找到一间私人会议室。
“不，不，不，你不明白，我不能出去，”富尔德坚称，“这附近全都是记者。你过来吧，我们从后面把你悄悄接进来，我派我的车去接你。”
早上10点14分，路透社打出这样的标题：受抵押贷款危机影响，美国国际集团股价下跌20%。
标准普尔的分析师凯瑟琳·赛弗特（Catherine Seifert）刚刚发布了一份研究报告，称美国国际集团股价下跌是因为“市场对美国国际集团能否将其持有的抵押贷款关联资产脱手感到担忧。由于投资者仍在等待公司给出进一步消息，我们预计股价将会继续波动。”
这些消息引起了鲍勃·维纶斯塔的警觉，他越读越觉得有必要给杰米·戴蒙打个电话。摩根大通的人愈发让他感到失望了，他需要一些能让自己安心的消息。
“杰米，我们的评级要被调低了，”维纶斯塔告诉戴蒙，并补充说，“你得帮我想想怎样才能筹到180亿美元，9月末的计划已经泡汤了。”他原打算在9月末发布涉及整个公司的审查结果及一项新战略。他停顿了一下，让戴蒙把这个消息好好消化一下，“如果你们帮不了我们，那现在就告诉我，但这周末无论如何我们都得有所行动。我们聘请你们就是为了这个，”他继续说道，声音微微提高了一些，“听着，如果你们做不到，那就告诉我，现在就告诉我。”
“我们也想有所行动，”戴蒙说，声音里带了一丝歉意，“给我5分钟，我再打给你。”
戴蒙回电话的时候先代表公司向维纶斯塔道歉，并说不会再让布莱克负责这件事了，他改派自己的另一个副手——公司投行业务部负责人道格拉斯·布朗斯坦接手这项工作。布朗斯坦一向以严肃且务实著称，在摩根大通一路高升之后，公司把一些最大的交易交给了他。20世纪80年代，他曾效力于第一波士顿，这也是他入行后的第一家公司。后来，他转投大通银行，曾协助大通银行进行收购JP摩根公司的谈判，并帮助摩根大通买下了美国第一银行（此举同时也将戴蒙招入摩根大通麾下），然后就是贝尔斯登的交易。“我们派布朗斯坦带团队过去，看看周末能帮你们在筹集资金方面上做些什么。”戴蒙向他保证，自己一定会“控制住局势”。
在结束与戴蒙的通话之前，另一个电话打了进来，是盖特纳，他终于又回来找维纶斯塔了。
“进展如何？”盖特纳问道。
“我们正在努力筹资，”维纶斯塔解释说，“我们正在联系一些买家，估计这个周末会过来。今天晚些时候会有进一步的消息。”
“今天上午我们会派市场部的人过去帮忙。”盖特纳告诉他，他的语气则表明这不是个提议，而是命令。“随时告诉我最新进展。”盖特纳说完就挂断了电话。
通话时间还不到30秒钟。
雷曼的问题让汉克·保尔森如此担心，以至于他都没注意到助手克里斯托·怀斯特（Christal West）一直在试图告诉他：英国财政大臣阿里斯泰尔·达林（Alistair Darling）打电话过来了。
保尔森是最近两年才认识达林的，尽管他们也进行过双边互访，但关系并没有因此而更为密切。保尔森觉得达林更像是一个政客而不是商人，此外，达林也没有保尔森那样丰富的金融市场实战经验。但保尔森重视达林的判断，同时也很钦佩他的行动力。一年前，英国最大的抵押贷款银行之一北岩银行濒临破产之时，达林采取了迅速而果断的行动。通过授权英格兰银行给北岩银行提供数十亿美元的贷款为其存款提供担保，达林阻止了一次针对北岩银行的挤兑风潮。这一事件给保尔森敲响了警钟。
达林刚刚结束了在尼斯举行的欧洲各国财长会议，会议持续了一整天。他先是随便聊了几句，一阵尴尬的沉默之后，他挑明自己打电话是想谈谈巴克莱的事情。“你应该知道，我们很担心这笔交易。”他严肃地对保尔森说。
保尔森试图让他放松，向他解释另一个买家——美国银行也参加了竞购。他还提到雷曼在全球经济系统中的重要性，强调巴克莱与雷曼联姻将使前者成为一家立足华尔街的国际性金融巨头。保尔森还补充说他正在尝试组织一个银团，不管最后接手的是巴克莱还是美国银行，该银团将为交易提供支持。
尽管如此，达林仍然用英国人一贯的含蓄方式对任何潜在的收购表示担忧，他固执地说：“巴克莱不应该再承担任何超出自己承受能力的风险。”
保尔森却满怀信心地向他保证无需担心，并承诺自己整个周末都会随时向他通报事情进展。
鲍勃·戴蒙德乘坐富尔德的奔驰车抵达雷曼总部，从后门进入了公司，目的是避开在前门驻扎的大批摄影记者。为了不让雷曼职员看到来访者，保安人员用货用电梯把戴蒙德护送到楼上，径直把他带到富尔德的办公室。
富尔德给他倒了杯咖啡。富尔德一脸焦虑，戴蒙德则睡眠不足，两人的气色看起来都非常不好。
戴蒙德显然急着要去盛信律师事务所，他的银行家团队刚在那里开始了对雷曼的审慎调查，而他想亲自去研究、解读那些数字。他把当天的计划告诉了富尔德，接着又开始讨论雷曼和美国银行之间各种各样的协同优势和业务重叠。
戴蒙德话还没说完，富尔德就打断了他，并且表示自己有些话不吐不快。富尔德一开口，戴蒙德就感到一种接近于恐怖的紧张。
“看着我的眼睛，仔细听我说，”富尔德说，“我们两人不可能都留在公司最高层，这点你我都知道。”他停顿了一下，目不转睛地盯着戴蒙德：“我愿意退出，只要对公司有利就行。”
对富尔德来说，这已经是他所能做出的最大让步：放弃他深爱的公司。
对戴蒙德来说，这一刻让他颇为难堪。他从未想过富尔德会留下，也不想让富尔德留下。
“如果有什么办法能让我帮助公司完成过渡，帮助公司的客户，我一定会尽全力的。”富尔德说。
“我一直听说你是个好人，”戴蒙德安慰他道，“现在你用行动证明了这点。”
在罗斯福快车道拥挤的车流中爬行了20分钟之后，克里斯·弗劳尔斯终于在中午之前赶到了美国国际集团总部。他被带进一间会议室，维纶斯塔、施赖贝尔、史蒂文·本辛格等人都已经在里面等候了。施赖贝尔立即给大家发了一份概要，这份资料只有一页纸，按日历的形式总结了公司的每日现金流状况：从周五一直到下周三期间的每一天，根据穆迪可能给出的信用评级测算了公司在几种不同情景下的现金流状况。如果这些高管之前对自己一直研究的这个难题还没有一个全面认识的话，那么施赖贝尔的总结则把这个问题彻彻底底地说清楚了。这份“日历”显示，随着资金缺口的日益恶化，到下周三，母公司（美国国际集团）的现金流将为负50亿美元。
弗劳尔斯看着这些数字，惊讶得瞪大了眼睛：“你们碰到大麻烦了。”
“没错，但如果我们能顺利筹到资金的话，这就不成问题了。”维纶斯塔说。
“你们考虑过申请破产保护吗？”弗劳尔斯突然问道，这下他触到雷区了。
“为什么这么说？”本辛格问道，显然他很不高兴。
“呃，我可以向你保证，”弗劳尔斯告诉他，“如果你们在下周三不能支付50亿美元，他们真的、真的会被惹翻。所以，随你们怎么说，只是如果周三收不到钱的话，他们肯定不会高兴的。”
就在这时，杰米·戴蒙回电话了，他也加入了会议。
施赖贝尔给戴蒙描述了潜在的现金流问题以及他们的解决方案。“我已经开始筹备这周末的事情了。”他解释了当天下午该怎样与可能的买家接触，还调查了公司各部门持有的现金数量和分配情况。
施赖贝尔还没有盘点完，戴蒙就打断了他的话。“你是个聪明的家伙，但你是在白费功夫。”戴蒙坚持认为，施赖贝尔刚刚所描述的最坏情况远远不够，他嘲笑说：“你们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这根本是外行人的所作所为，太可悲了！”
更糟糕的是，戴蒙认为他们压根没读懂自己的财务数据。在他看来，施赖贝尔只是在陈述一些独立的信息，它们既没有被加总也没有被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分析。
“你们要对这些数据进行处理，”他说，“想要得到真实的数据，你们就要坐下来细细研究，弄清楚真实的资金缺口规模，而不是随意编造一些数字。公司融券的规模有多大？你们必须逐份翻看合同，彻底地研究，做些真正的工作。然后你们还要列出一个名单，看看谁能帮忙填上这个缺口。你们不会不知道，这可不像拖欠信用卡账单那么简单。”
维纶斯塔只是默默地盯着扬声器，从他们与桑迪·威尔共事起他就非常熟悉这一套：杰米是个急性子。最好别理这一套，维纶斯塔心想。但他同时又很清楚，最糟糕的是，戴蒙的长篇大论可能是对的。
美国国际集团的人尴尬地想把谈话拉回到轻松缓和的气氛中来，而此时弗劳尔斯建议他们给沃伦·巴菲特打个电话。他与巴菲特并不熟，他们上次进行交谈时，弗劳尔斯还曾力劝巴菲特在3月份那个起决定性作用的周末买下贝尔斯登。在这个需要立即开出大额支票的危机时刻，巴菲特显然是那种能够提供帮助的人。
“沃伦！”弗劳尔斯拨通了巴菲特的电话后热情地问候道，就好像他们是最好的朋友一样。他向巴菲特提起了他们过去合作过的交易，接着便谈到这个电话的目的。他说手上有一份报告，显示美国国际集团很快就会面临资金短缺。他还告诉巴菲特这张数据表过于简单粗糙，“或许我本该用它来跟踪我的杂货账单。”
巴菲特被他这话逗乐了，弗劳尔斯继续说道：“他们就是一群白痴！”在这里，他故意停顿了一下：“但公司的价值还是很高的。”他解释说想让巴菲特给美国国际集团投资100亿美元，事实上，他希望他们能一起投资。
然而，巴菲特并不怎么想蹚这趟浑水。“你要知道，我现在的身家可不比从前，”他笑着说，“我手头也有点紧张。”他也不确定自己是否想介入汉克·格林伯格和艾利布罗德（Eli Broad）间的争斗，他们两人现在都在发起对美国国际集团的收购攻势。他告诉弗劳尔斯，自己唯一有兴趣看看的就是美国国际集团的不动产和意外伤害险业务。
“或许其中真存在好机会，”弗劳尔斯表示认同，“请至少允许我让维纶斯塔给你打个电话。”
弗劳尔斯回到会议室告诉大家，巴菲特不太可能参与进来，但他还是敦促维纶斯塔与巴菲特联系一下。
维纶斯塔从未见过巴菲特，他随即打了电话并开始他的推销，但还没等他说到重要部分，巴菲特就打断了他。
“我看过你们的年报，”他说，“你们的公司过于复杂，我没有足够的自信。听着，我们是不可能合作的，不要浪费你的时间了。你还有许多事情要做。”
但巴菲特仍给维纶斯塔留了最后一丝希望：“如果你们想出售其中的一些资产，我或许会有兴趣购买……不过也说不准。”
维纶斯塔对他能抽时间听听自己的想法表示感谢，随后便沮丧地挂断了电话。
到了中午，谣言已经在雷曼内部传开了——董事会可能要解聘富尔德。随着雷曼股价继续下跌9.7%，至每股3.71美元，甚至连媒体也开始公开谈论此事了。
此时，交易大厅里的雷曼员工显然也已经是怨声载道。与华尔街上的其他机构不同，雷曼雇员拥有公司25%的股份。华尔街的短期逐利倾向常常招来外界的指责，但持有本公司股票的雷曼员工有着5年的锁定期，由于股票不能出售，员工所拥有的巨额财富便与公司命运密切相关。到了周五，这些股票的市值与1月31日相比已经缩水了93%，100亿美元就这样蒸发了。（富尔德拥有公司1.4%的股份，即约1090万份股票，损失了6.492亿美元。）同时，具有残酷讽刺意味的是，当天早上雷曼员工还收到一份备忘录，禁止大家抛售手中的未受限股票。这是每季度财务报告发布期的惯例，每次都要求员工在几周内不要出售手中的股票。
有传闻称，当天早上，雷曼的董事会成员之一，同时也是化工业巨头塞拉尼斯集团（Celanese Corporation）前首席执行官约翰·麦康伯（John D.Macomber）来到雷曼总部并径直上了31楼，消息一出，媒体对富尔德有可能被逐出雷曼的关注便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之前已经有十几个人聚集在富尔德的转角办公室门口了，此时，他们看到80岁高龄的麦康伯正步履蹒跚地沿着走廊向他们走来。他走到办公室门口的时候，有几个围在门口的人很自觉地要离开，他们估计即使自己不走，麦康伯也很快就会请他们离开的。
“不要走。”麦康伯命令道。
一脸憔悴的富尔德跟麦康伯握了握手，对他的到来表示欢迎。他根本没想到自己会被解雇，但他能感觉到屋子里的紧张气氛。
“我想跟你谈谈。”麦康伯说。有那么一会儿，有人以为他打算告诉富尔德，公司已经不再需要他，请他走人了。但出乎大家意料的是，他却讲了一段振奋人心的话来鼓舞士气。
“我想告诉在场的每个人，我知道你们都干得很出色，”他说，“这只是时运不济，我们会百分之百地支持你们！”
看起来，董事会依然忠于富尔德。
罗基·科恩仍在沙利文-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位于中城的办公室里力劝美国银行买下雷曼。但他突然觉得事情有些不对劲，格雷戈·柯尔的态度有了新变化，美国银行的团队似乎也放缓了进度，好像他们已经决意放弃竞购。
科恩是纽约市里为数不多的几个能与盖特纳直接联系的律师之一，他拨通了盖特纳办公室的电话，他怀疑是政府不提供任何资金支持的强硬立场吓退了美国银行。
“我觉得这笔交易没有政府帮忙肯定做不成，”科恩向盖特纳强调，“他们也许是在糊弄我们，也许是在糊弄你们，但我们经不起这样的糊弄。”
就在前一天，盖特纳也向保尔森表达过类似的担忧，但保尔森告诉他不必考虑这些。于是盖特纳只是简单地回答道：“你们就不要指望政府的援助了。”
大约下午2点20分，雷曼股价又下挫了6%，降至每股3.59美元。此时，疲惫不堪的汉克·保尔森匆匆跑下财政部的楼梯，直奔机场。丹·杰斯特、詹姆斯·威尔金森和保尔森的助手克里斯托·维斯特也一同上了他的雪佛兰汽车。克里斯托弗·考克斯计划和他们在机场会面。
几小时之前，汉克·保尔森和盖特纳通了电话，他们正式决定必须对雷曼采取行动。
如果他们当真要召集华尔街所有首席执行官并敦促他们提出一个私募市场的解决方案，那么现在时不我待。否则，到了星期一，雷曼就在劫难逃了。“我们只有这个周末了。”保尔森提醒他们。
他们决定于下午6点在纽约联储举行一次会议。盖特纳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必须在下午4点，也就是股市收市以后再给华尔街的首席执行官们打电话。他们决不能让这次会议的消息走漏出去。
保尔森通常会搭乘美国航空公司的班机去纽约，该公司提供政府公务人员折扣，而且温蒂不赞同乘坐私人飞机，她常常为此批评保尔森。但这次保尔森却用他的私人飞机账户租了一架飞机飞往纽约，因为他现在一刻也不能耽搁，手头的事情太重要了，而且天气又很恶劣。如果不租私人飞机的话，他担心班机根本就不能起飞。
在他们赶往达拉斯机场的路途中，保尔森在心里默念道：“愿上帝保佑我们！”
[1] 指政府救助贝尔斯登。——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