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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2日，星期一，高盛成为银行控股公司的第二天，贝兰克梵满脸疲惫地坐在加里·拉尔森（Gary Larson）的办公室里，正在盯着办公桌末端相框里的一幅卡通画发呆。在那幅画上，一对父子站在一座郊区房子的前院，盯着他们邻居房子的栅栏发呆，此时一群狼正走入邻居房子的前廊。这幅画的标题写着：“警察先生，我知道你很怀念温赖特，但是正因为他们的软弱和无知，我们才有了狼类和其他大型食肉动物。”
对于贝兰克梵来说，此画的内容与华尔街刚刚发生的事件极为相似：如果事情稍微有点不同的话，摩根士丹利、甚至高盛就可能面临和温赖特一样的结局。
在五大投资银行中，高盛和摩根士丹利是撑到最后的两家，但高盛却越来越显得步履蹒跚。随着时间的推进，不像摩根士丹利，高盛的股价不仅不稳定，而且还持续下跌了6.9%。尽管银行控股公司具有特定授权，可以几乎不受限制地从美联储获得流动性，然而投资者却突然开始担心高盛是否需要更多的资本。
尽管受TARP计划能挽救经济的预期影响，在该计划颁布前一周，市场普遍上涨了两天，但现在整个市场却再次朝着错误的方向走去。随着消费者逐渐理解该计划的内容，他们开始意识到，如果保尔森打算重振公众对经济的信心，他现在为通过法案所做的工作还远远不够。对于许多在401K养老金计划中遭受重大损失的美国人来说，华尔街根本不值得挽救。“这将是一个严重错误，我们买下坏资产为这些人的错误决定埋单，而他们却带着几百万美金潇洒地离开，”巴尼·弗兰克在前一天大声抗议道，“这样的事情是美国人民不希望看到，也不该发生的。”
救市计划的政治影响并不是贝兰克梵所关心的，他更加关心的是筹资问题，并且已经把这个任务指派给了副董事长乔恩·温克里德，后者已于上周末组织并派遣了专门小组前往中国、日本和波斯湾寻找潜在投资者，但这样做简直是漫无目的，最终等待他们的也只能是被潜在投资者礼貌回绝的命运。
周一晚上，拜伦·特洛特在芝加哥的办公室给温克里德打电话，想知道为什么一直没有纽约方面的消息。
“上周末以来一点儿消息也没有，这是怎么回事？”他担心地问道。
温克里德说，他们正计划周二再次给投资者打电话，向他们提供一份出售公司股份的新计划。他说，由于市场仍在波动，他已经对从单一投资者处筹得足够资金不抱任何希望了，现在看来，只能尝试分别从几十家机构投资者手中获得少量资金，以积少成多。
“等一下，”特洛特打断了他，“你们得先放慢脚步。”
特洛特是这家公司里和巴菲特最熟，可能也是唯一能联系到巴菲特的人，他建议应该考虑再与巴菲特接触一次。自上周四起，特洛特已经向巴菲特提供了好几份投资高盛的不同方案，但都被这位小心谨慎的金融家拒绝了。贝兰克梵曾经建议特洛特向巴菲特提出一项标准可转换优先股的交易，在这笔交易中，巴菲特将以最优惠的利率获得优先股，这些优先股还可以以高盛目前股价10%的溢价水平转换成普通股。但是，不出特洛特的所料，这并不足以提起巴菲特的兴趣。“在目前的市场条件下，我没有任何理由去承担这份风险。”巴菲特对特洛特说。
星期二早上，在咨询过贝兰克梵以及高盛的其他高级成员后，特洛特再次给巴菲特打电话，向他提出一个新的建议。此时巴菲特正准备带着前来探望的孙子去附近的甜品店，因此电话中两人只谈了不到20分钟。特洛特知道要想让巴菲特出资，就必须让他得到实惠，比如巴菲特目前所提出的交易建议：高盛以股利10%的条件出售50亿美元的优先股给巴菲特，这意味着高盛每年将为这笔交易支付5亿美元，并且还允许巴菲特将优先股以115美元每股（大约比现价低8%）的价格转换成高盛的普通股。根据这些条款，高盛为此付出的代价将比春天时巴菲特向迪克·富尔德索要的多得多，而当时富尔德显然拒绝了巴菲特的要求。
凭他的直觉，特洛特认为巴菲特会马上同意进行交易。于是特洛特立即给温克里德打电话告诉他这个好消息，此时温克里德刚要从中央酒店（Grand Central）出发前往联合国总部，当时布什总统正准备在联合国第63次常规会议上做演讲。
“我认为巴菲特会做这笔交易！”特洛特兴奋地说。
“好的，你先在那儿稍等。”温克里德对他说。随后，温克里德顺着中央酒店外拥挤、嘈杂的人行道找了个安静的地方，打电话给办公室，让其立即召集高盛的智囊团举行一次会议，成员有戴维·维尼尔、盖瑞·柯恩、戴维·所罗门以及当天已经抵达华盛顿，准备和国会议员进行会面的贝兰克梵。
很快，智囊团成员就被召集在一起，并马上对巴菲特提出的交易展开讨论。他们一致认为巴菲特的投资将鼓舞市场信心，这和现金注入同样重要。温克里德认为，假如巴菲特真的进行这笔投资，公司就可以从其他投资者手中筹得更多的资金。
“那么，为什么不做这笔交易呢？”维尼尔质疑道。
“其实，我们已经在做了。”所罗门回答说。
特洛特立即给贝兰克梵打电话，让他直接与巴菲特联系。在电话里，贝兰克梵与巴菲特先简要回顾了这笔交易，随即巴菲特就要求高盛把整理好的交易文件寄送给他，这样在当天下午股市收盘后就可以宣布这笔交易了。
但贝兰克梵是一个做事细致的人，喜欢认真检查交易的每一个细节，于是他问道，“我先把自己觉得对您来说比较重要的文件做个备份，然后再发给您，您看行吗？”
“好的，没关系，”巴菲特平静地回答道，“如果我担心这个，就根本不会涉足这笔交易了。”说完，巴菲特就带着孙子奔甜品店去了。
回到百老汇大街后，仍有一条交易条款困扰着高盛的智囊团，即巴菲特已经指明的交易中止条款：2011年之前，高盛的4名高级管理人员最高不能抛售他们所持有高盛股份的10%，即使离开高盛也不行，除非巴菲特抛售了自己的股份。他向贝兰克梵解释了提出此条款的理由：“如果我买了一匹马，我也会同时买下它的骑手。”
柯恩、维尼尔和贝兰克梵都明白这条规定对他们来说不成问题，但温克里德是个例外。现年只有49岁的温克里德最近表示将离开高盛，他正面临着个人的流动性危机已经是公司内部公开的秘密。虽然他没有负债，但他的钱很快就将花完。尽管温克里德在2006年、2007年分别赚了5310万美元和7150万美元，但其中大部分是以股票形式发放的。同时，他还花费了许多特别款项，比如，他在楠塔基特岛（Nantucket）购买了价值5500万美元、面积达5.9英亩的海滨别墅，而现金流失最厉害的则是他拥有的位于科罗拉多州米克市的马尔维娜牧场，从这里可以看出温克里德是一名非常“草率”的骑手，因为在过去3年时间里，他投入了数千万美元用于牧场的经营，却仅挣得了可怜的100万美元。
贝兰克梵亲自给他打电话，在保证公司将会帮他走出财务困境后，温克里德才同意了巴菲特的条件。虽然他对这些限制并不满意，但他很清楚巴菲特的这笔交易对高盛来说是最好的。
第二天上午，受与巴菲特交易消息的刺激，高盛多售出了50亿美元的股票给投资者，并且股价也上涨超过6%。
贝兰克梵终于可以松口气了，因为一直守在门口的狼群已经散去了。
“乔舒亚，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保尔森在手机里冲乔舒亚·博尔滕嚷道。博尔滕是白宫办公厅主任，并且在保尔森进入政府工作时帮过忙。保尔森继续说：“没有一个人跟我核实过这件事，而且，如果咱们还是继续这样乱来的话，你们还是另请高明吧！”
为了说服持怀疑态度的国会议员通过TARP法案，保尔森出席了长达一整个下午的国会听证会。听证会刚刚结束，他就听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宣布暂停竞选活动，返回华盛顿协助金融救援计划的工作。看来，随着危机的深化，金融危机现在也已经成为了总统竞选策略的一部分。
身心俱疲的保尔森变得更加沮丧，因为这个消息意味着在推动TARP法案获得通过的进程中他又将面临一场艰苦的战斗，他担心麦凯恩的参与只会刺激众议院共和党议员更加反对救援计划。如果布什政府不能干预这位共和党总统的候选人，遑论共和党本身，连保尔森自己也将麻烦缠身。
保尔森走到众议院雷伯恩办公楼的前厅时，刚才陪同他参加听证会的伯南克径直地离开了办公楼，他对保尔森和博尔滕两人的谈话态度感到很不舒服。伯南克很不习惯官员相互之间的尖叫指责，更不能忍受幕后的赤膊争斗成为政治活动的主题，特别是在选举年。
事实上，格雷厄姆费雪公司（Graham,Fisher ＆ Company）总经理约书亚·罗斯纳（Joshua Rosner）曾对纽约时报说要支持“针对公共责任的集体逃避”，然而这个支持TARP的声音迅速在两党内部被弱化了，民主党指责救援计划是保尔森在为他华尔街的朋友牟利，而共和党人则谴责这是又一次政府对市场的野蛮干预。走廊两边的国会议员们都在抱怨该计划的高额成本，一些议员在探讨该计划的资金能否分期到位，另外一些则希望不管通过哪个法案，都应该增加对高管薪酬的限制。
“他们提出的条款让人无法接受，”克利斯托弗·多德公开表示，“这是行不通的。”来自乔治亚州的共和党众议院议员杰克·金士顿（Jack Kingston）甚至公开批评保尔森是一个“可怕的发号施令者”，并抱怨说：“我们被要求对一生中最为重要的法案做出表决，可我们还没见过该法案。”
除了这些公开的言论，议员和投资者们还针对购买问题资产的具体操作过程提出了许多实际性问题。比如，政府如何进行支付？资产价格如何确定？是否会有个别集团从中发国难财？
史蒂文·施瓦茨曼曾鼓励保尔森宣布救援计划，不管是什么样的计划。但当他看到目前计划的细节时，立即给吉姆·威尔金森打了个电话，并要求他转达保尔森。
“保尔森宣布了一个错误的计划！”施瓦茨曼说。
“什么意思？”威尔金森问道。
“如果不从纳税人或者银行那儿筹到钱，你根本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有足够资金来购买这些问题资产并向金融系统提供流动性，”施瓦茨曼警告说，“并且，你也没权力强迫别人出售资产！”他解释说，大部分银行的首席执行官们都宁愿以压低的价格把他们的问题资产留在账簿上，也不愿接受数额庞大的真实损失。“另外，”他补充说，“每种打包问题资产都是高度复杂的，而不像债券竞价那么简单，必须做许多深入的分析研究，而这将需要几个星期到几个月的时间，这同时意味着，如果这段时间什么都没做，我们将重陷金融危机。”
9月25日，星期四，下午4点左右，在庄严的白宫内阁会议室，民主党和共和党的高层领导及相关委员围坐在巨大的椭圆形红木会议桌周围，两位总统候选人、参议员麦凯恩和奥巴马也在其中，在人群中间就座的是布什总统、切尼副总统和汉克·保尔森。召开此次会议的目的是试图说服麦凯恩支持的共和党众议员们再次进行磋商，并同意通过问题资产救援计划。
“大家都非常关心这个问题，并且我们都明白必须尽快达成一致的方案，”布什对在场的人员说，同时还发出警告，“如果再不给这些公司注入资金的话，整个国家的经济将面临崩溃。”
在来自俄亥俄州的众议院共和党领袖约翰·贝纳（John Boehner）公然号召共和党众议员反对救援计划后，会议很快就从达成共识的一致努力蜕变成党派间的争吵，但贝纳也提出了一个替代方案，即由华尔街设立一只基金，向抵押贷款提供保险。当民主党人抗议该计划无助于解决目前的危机时，会议室里的争论一下子炸开了锅，其中还夹杂着刺耳的相互指责和大声叫喊，而此时，切尼则静静地坐在一旁，面带微笑地看着眼前的场景。
奥巴马希望双方能够达成妥协，他问大家：“那么，我们现在需要从头开始还是寻找其他办法来消除目前这些疑虑？”但事情闹到这个地步，寻求双方妥协的努力为时已晚，会议结束时，持不同意见的派系谁也不理谁，愤愤地离开了会议室。
财政部小组灰心丧气地来到总统办公室，其中一位成员告诉保尔森，民主党议员已经聚集在走廊另一边的罗斯福厅了。
“我需要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保尔森喃喃自语，并且在副手们反应过来时就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保尔森直接冲进了七嘴八舌的民主党议员中间，他对众议院共和党议员破坏救援计划的行径感到非常气愤，他意识到当前这种状况已经离崩溃不远了。
令人大跌眼镜的是，为了打破这种紧张局面，保尔森居然突然在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面前单膝跪下。
“我求求你，”他以非常真诚的口吻恳求道，背后传来一阵议员们的轻声窃笑，“不要驳回这个法案，请再给我一次说服他们的机会。”
看到高大的财政部长在自己面前下跪，佩洛西强忍着笑，低头望着他并打趣道：“我还不知道你也是天主教徒呢。”
星期五早上才刚刚4点，住在曼哈顿上东区公寓里的花旗集团首席执行官潘迪特就忙着起床查看电子邮件了。前一天，他花了一整天时间在费城沃顿商学院做了一场演讲，因此只睡了几个小时。在那场演讲中，他对听众说：“你们非常明智地选择了在这个时间待在学校里。”
电子邮箱的收件箱几乎满了，潘迪特交往的圈内人士彼此都在用电子邮件分享着最新的消息：几个小时以前，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突然介入处理拥有资产超过3000亿美元的华盛顿互惠银行，这是一起美国历史上最大的银行倒闭案。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已经为华盛顿互惠银行举行了一场小型拍卖会，为防万一，这次最大规模的储蓄和贷款资产拍卖要求在公告前一天就确定最优报价。通常，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会在周五晚上对问题银行进行处理，以便让后者留有周末时间来调整机构设置，并于周一在政府的监督下开始运营。但华盛顿互惠银行的情况恶化得如此之快，以至于10天之内有将近170亿美元的现金被挤兑，导致监管机构只能尽早采取行动。
潘迪特曾向华盛顿互惠银行递交了初期收购报价，现在他得知自己的竞争对手杰米·戴蒙以190亿美元的价格赢得了拍卖。
潘迪特继续浏览着邮件，其中美联银行的鲍勃·斯蒂尔发来的一封电子邮件引起了他的主意。潘迪特知道斯蒂尔在本周早些时候曾往自己办公室打过电话，并且猜测到了他打这个电话的目的：斯蒂尔很可能有兴趣出售他的公司。对于潘迪特来说，美联银行是一个极具吸引力的收购对象，因为它有着强大的存款基础，这正是规模庞大的花旗所欠缺的，但是他也深知，只有收购价格足够便宜的交易才值得考虑。
“对不起，我之前一直不在，”潘迪特在4点27分给斯蒂尔发了电子邮件，“现在我回来了，欢迎随时给我打电话。”
出乎意料的是，几分钟后斯蒂尔就给潘迪特打来了电话。
上周末斯蒂尔被高盛和摩根士丹利所抛弃，并且还一直承受着来自凯文·沃尔什的压力，他非常渴望寻求更多潜在的合作伙伴，并且预感到接下来的周末很可能又是一场并购竞赛。此前，斯蒂尔还接触了富国银行的理查德·科瓦切维奇，上周末，他前往阿斯彭约理查德·科瓦切维奇于周日早上在卡莱尔酒店共进早餐。
如果所有事情都能如他所设想的那样顺利进行，他很有可能也要举行一次拍卖会。
周四的会议惨败之后，保尔森和白宫一致认为必须尽一切可能重启关于救援计划的谈判。保尔森提醒博尔滕，“时间已经不多了。”
9月27日，星期六下午3点15分，保尔森和财政部的小组驱车前往国会办公大楼，在H-230会议室，他们将再次会见国会高层，希望彼此能够达成一致意见。
在会议开始前，卡斯卡里首先与财政部小组碰面，提醒大家目前所面临的最大障碍是国会并没有真正意识到当前经济问题的严重性。借鉴上周威尔金森对保尔森的建议，卡斯卡里说：“我们要把他们吓得屁滚尿流。”“我们先不谈TARP法案。”威尔金森建议道，应该主要阐述如果法案未获通过，国家将面临怎样的灾难。
当保尔森到达佩洛西办公室对面的会议室时，他注意到与会的哈利·里德（Harry Reid）、巴尼·弗兰克、拉姆·伊曼纽尔（Rahm Emanuel）、克利斯托弗·多德、查尔斯·舒默以及他们的随从工作人员都在场，唯独议长佩洛西缺席。
这次会议性质敏感且意义重大，会议要求暂时没收所有的移动电话和黑莓手机，以防止消息泄露。与会人员的几十个手机被国会的工作人员收集在一个垃圾桶里，每部手机后面都贴有写着姓名的黄色便利贴。
会议开始了，在卡斯卡里发言过后，保尔森阴沉地宣布，“这周早些时候大家都看到了华盛顿互惠银行身上发生的事情。相信其他公司，包括大公司在内都面临着同样的压力，我想通过该项救援计划的重要性就不用再多说了吧。”
议员们表情严肃，认真地倾听了保尔森的发言，但随即他们提出该救援计划面临着四大主要障碍：首先民主党认为该计划严重缺乏监督；其次是对参与计划银行高管薪酬的限制不足，保尔森自己也承认制定这条极具争议的规定是为了调动高管们参与计划的积极性；再次，政府是直接对这些银行进行投资，还是仅购买他们的有毒资产还没有定论；最后，对于计划所需的资金应该一次性发放还是分期到位同样没有明确意见。
“该死的，都是一些废话！”舒默大声喊道，他为自己的问题没有得到直接回答而感到非常恼火，“如果你觉得马上需要7000亿美元，请最好直接告诉我们。”
“我做这些不只为自己，也是为了在座的各位。”保尔森试图平息舒默咄咄逼人的气势，“如果不这么做，我们都将承担严重的后果。”
很快，谈话的重点就转向了高管的薪酬问题，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马克斯·鲍卡斯（Max Baucus）首先提出了这个问题，同时大家也意识到如果这些靠纳税人的钱救济的公司仍向高管支付巨额薪酬，可能会在政治上造成不利影响。鲍卡斯把这个问题谈得非常清楚并表示极度不满，因为保尔森为减少救援计划的阻力，根本没有针对银行高管制定严格的薪酬限制。在鲍卡斯看来，这些高管没有资格获得任何东西——最起码应该强制他们放弃金色降落伞条款和其他额外津贴。
鲍卡斯一边说着，一边提高了嗓门，最后他几乎是冲着财政部工作人员声嘶力竭地喊叫。保尔森终于忍不住打断了他，“我们最好不要这么激动。”说完保尔森就开始试着阐明自己的想法。保尔森说，自己不愿意设置高管薪酬限制的原因并不是为华尔街的朋友牟利，而是觉得这种限制根本不切实际，因为银行一定会因此与政府多次协商薪酬支付计划，而这个过程可能会持续好几个月，这势必会妨碍政府推进救援计划的进度。
为了能让与会人员的情绪平息下来，保尔森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但这似乎并不起作用，其他国会议长仍争着表达他们的愤慨。他们攻击的主要目标是该救援计划缺乏监督和审计。相比一周前保尔森提交的仅仅3页的法案初稿，目前的版本虽然在篇幅上有所增加，但就有关如何设置监管条款以保障救援计划正确执行的内容却仍然很少涉及。民主党要求任命一个特别小组，除了授权负责监督救援计划的执行过程，还赋予其确定运作方案并做出相应决定的权利，保尔森则坚决抵制民主党的这一要求，因为他担心这将不可避免地演变成一场政治斗争。“所有我们正在谈论的都是关于如何让喜剧演员格鲁乔（Groucho）、哈波（Harpo）和奇科（Chico）一起观看同事泽波（Zeppo）表演的问题。”弗兰克笑着说。
会谈一直拖延到了晚上，财政部和国会一直希望对方能够有所退让，但双方总是死盯着某些问题不放。
“我们不可能与遍布全国的数百家银行挨个谈判，让他们修改雇用合同，”卡斯卡里说，并再次重申了他们没有列入更多薪酬限制条款的原因，“这要花很长的时间，所以是不可能的。因此，如果他们的合同里有金色降落伞条款，实际上我们一点办法都没有。”
这时候，舒默的一个随行人员提出了另一解决办法，“那么，何不考虑只去阻止新的金色降落伞条款的订立呢？”
“我们还没有想过这个。”卡斯卡里不好意思地承认道。
此时，会议一直存在的僵局终于被打破了。这些天来首次出现这样的情形，双方只要稍微就其他方面达成一些妥协，几乎就可以对整套交易条款达成一致意见了。尽管民主党人放弃了监管条款的要求，但他们仍可视为在高管薪酬问题上赢得了胜利。
当保尔森的随行人员在不同派系之间斡旋、试图达成一致意见时，他自己却退回到佩洛西的办公室，脸色死一般的苍白。
“需要医生吗？”哈利·里德问保尔森。
“不，不，不，”保尔森无力地回答道，“我很快就没事了。”
话音刚落，保尔森就赶紧找来一个垃圾桶，开始不停地呕吐。
星期天早上8点，鲍勃·斯蒂尔和助理戴维·卡罗尔穿过卡莱尔酒店优雅的艺术大堂，进入电梯，前往富国银行首席执行官理查德·科瓦切维奇的套房。
由于TARP法案仍然悬而未决，斯蒂尔和卡罗尔决定拜访科瓦切维奇，看看能否说服他收购美联银行。对于斯蒂尔来说，这是一杯特别难以下咽的苦水，两个月前他才刚刚离开财政部来美联银行担任首席执行官，现在却忙着把银行卖掉，这真是太具讽刺意味了。而且同美国国际集团的罗伯特·维纶斯塔一样无奈的是，斯蒂尔目前没有其他任何选择。在当前的环境下，美联银行次级贷款资产的市值每天都在缩水，任何想扭转美联银行颓势的努力都变得越来越困难。斯蒂尔深知，自己有责任尽快找到合适的买家，这样才能在局势彻底变坏之前尽可能减少一些公司的损失。
另外，斯蒂尔还承受着特别的时间压力。上周五美联银行的股票下跌了27%，紧接着，标准普尔和穆迪就都威胁要调低美联银行债务的信用评级，这给银行造成了更大的压力，客户对银行的信心更是受到了严重打击，在消息公布的当天美联银行就被挤兑了50亿美元资金。
为了努力促成美联银行的公开拍卖，斯蒂尔还在周五、周六会见了潘迪特，但昨晚他已经再次绝望：就跟上周末与高盛谈判的情况一样，只有在政府提供担保的前提下，花旗集团才愿意收购美联银行。即便如此，潘迪特竟然还表示，他只准备出价1美元每股进行收购。
当斯蒂尔和卡罗尔在科瓦切维奇的套房坐下用早餐的时候，他所希望得到的只不过是能够得到热情一些的回应，除此之外别无他求。
科瓦切维奇是一个满头银发、精神矍铄的64岁老头，此时他正缓缓地揉着太阳穴。科瓦切维奇已经把富国银行打造成了全国管理最好的银行之一，同时奠定了它在美国西海岸银行业的统治地位，甚至还吸引到了巴菲特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成为银行最大的单一股东。
服务员给他们倒上咖啡后，专程从旧金山的家中飞来纽约参加这次会晤的科瓦切维奇开始发话了，他表示对收购美联银行非常感兴趣，并且不需要任何政府担保，另外，他还希望在当天就可以敲定对美联银行的报价。同时，他直言不讳地警告说：“我不希望在这笔交易上还有其他竞争者。”
斯蒂尔不由自主地笑了，并轻松地说：“听着，迪克，我们先不用担心价格谈不拢的问题。”他如此乐观是因为即使科瓦切维奇拒绝了20美元的报价，凭着对方目前的兴趣，他也应该能获得十几美元的最终报价。接着，斯蒂尔补充说：“让我们先谈谈这笔交易如何进行吧，一旦我们把交易的具体情况谈好后，自然就能确定出一个有意义的价格了。”
科瓦切维奇表示他的团队将继续进行尽职调查，并且当天晚些时候就应该能得到相关反馈信息。
直到离开酒店，斯蒂尔始终面带微笑，还兴冲冲地给法律顾问彼得·温伯格打了电话：“我觉得这是一次卓有成效的会晤。”
星期日早上，盖特纳坐在办公室里，习惯性地一边用手指捋着他浓密的头发，一边仔细地考虑着目前的方案。
前一天，他已经和花旗集团谈过，并初步拟定了一个协同美国政府收购美联银行的计划，花旗银行愿意承担美联银行产生于530亿美元次级债券和3120亿美元投资组合的420亿美元亏损，任何超出的部分将由政府承担。对政府提供该项保障的回报是，花旗将向政府支付价值120亿美元的优先股和认股权证。一直以来，盖特纳都热衷于花旗集团与美联银行的合并计划，因为他认为这笔交易将同时解决双方的问题：花旗集团需要一个规模更大的存款基础，而美联银行则需要一个更大、更强机构的支持。即便如此，盖特纳仍然非常希望富国银行现在能参与进来，并促成一笔不需要政府参与的交易。
但是在结束了与凯文·沃尔什及美联银行监管机构里士满美联储主席杰弗里·拉克（Jeffrey Lacker）的电话会议后，盖特纳发现了一个新的问题：尽管当天早上科瓦切维奇给斯蒂尔传递的信息是他希望能达成一份独立协议，但科瓦切维奇刚刚又在电话里表示，如果要求他在周一前达成交易，他需要政府提供担保。他对美联银行目前的情况也不太了解，因此不愿意承担这个风险。
考虑到里士满美联储的介入，同时沃尔什和盖特纳又扮演着交易商的角色，实际上事情已经演变成了政府内部各势力对美联银行控制权的争夺战。而且，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希莉亚·贝尔也想插手此事：如果美联银行真的倒下了，那么就该归她管了。
尽管他们很讨厌这位44岁的女主席，但盖特纳和沃尔什还是马上举行了一个电话会议，与希莉亚·贝尔进行协商。他们一直觉得希莉亚·贝尔热衷于卖弄自己并喜欢在媒体面前哗众取宠，是一个虽处于监管者位置但只关心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安危而从不顾全大局的政客。在他们眼里，与希莉亚·贝尔进行合作是很困难的事情。保尔森也对希莉亚·贝尔持有相同的看法，他们经常私下里数落希莉亚·贝尔的不是。不过有时候，保尔森还是由衷地尊重希莉亚·贝尔的，因此他的态度比较复杂。保尔森常常对他的工作人员说：“看，她就要开始表演了，”随后又补充说，“当她被支持者所拥护时，当她开始向别人如孔雀般炫耀自己或者为新闻报道担忧时，最后她往往是可悲的。”
希莉亚·贝尔刚刚结束和沃伦·巴菲特的会谈，她希望巴菲特能帮助她对富国银行的总裁约翰·斯坦普（John Stumpf）进行调查。随后，她马上加入了与盖特纳、沃尔什和财政部的戴维·内森一起进行的电话会议。由于保尔森被禁止和斯蒂尔直接谈话，因此他转而试着把全部精力放在TARP上，同时只是从内森那里不定期地获得一些有关谈判进展的最新信息。
当盖特纳建议希莉亚·贝尔应该为美联银行的交易帮忙融资时，她极其坚决地表示反对，随即开始了很长时间的自言自语，意思是只有同意让她全盘接管美联银行并把它卖掉，她才会参与其中。
她说完后，又是一阵尴尬的沉默。“好的，好的，好的。”盖特纳以一种几近嘲弄的口吻回应道。
紧接着，盖特纳就开始反驳她的观点，如果让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接管美联银行，将对股东和债券持有人造成毁灭性的打击，而且他确信这也将对市场造成严重的冲击。另外，他还对希莉亚·贝尔唐突地接管华盛顿互惠银行的做法感到愤怒，因为这种做法本身已经对投资者信心造成了负面影响。考虑到保尔森正尽一切公关努力来支持银行体系，因此，盖特纳告诉希莉亚·贝尔，她提出的做法是行不通的。之后，盖特纳开始寻求其他的资金来源，并询问内森财政部能否提供支持，因为所需的金额最终可能超过1000亿美元。
“我们仍然在努力让TARP获得通过，”内森简略地回答道，“但我们没法提供资金。”
晚上7点，在沙利文和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市中心办公室的一间会议室里，鲍勃·斯蒂尔突然接到了科瓦切维奇的电话，在过去两个小时里，斯蒂尔突然莫名其妙地联系不上他，更让他感到困惑的是，在他们之前的通话中，科瓦切维奇所说的听起来突然变得非常古怪。
电话里，科瓦切维奇突然通知斯蒂尔，如果没有政府担保，他将不再准备把交易向前推进了。“我们没有做过这种类型的贷款，所以并不了解它们，因此我们需要慎重考虑其中的风险。”科瓦切维奇解释道。听到这些，斯蒂尔惊得目瞪口呆，他一边礼貌性地道谢，一边结束了通话，甚至从椅子上跌了下来，他不明白为什么自己再次被拒绝。虽然花旗集团仍然在观望，但是斯蒂尔对此并不抱什么希望，因为他觉得花旗不可能提高报价，尤其是在没有竞争者的情况下。当他和自己的圈内人士谈起与科瓦切维奇的这次通话时，他将其形容为“到头来还是瞎费工夫”。
晚上8点左右，罗基·科恩听到了花旗集团已经在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接触的传闻，这让他怀疑花旗是否在努力协调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接管美联银行，就像摩根大通银行在收购华盛顿互惠银行那笔交易里所做的一样。科恩勃然大怒，马上给潘迪特的战略顾问奈德·凯利打电话。几天以前，在银行内部改组中，凯利刚刚被任命为花旗的全球银行业务主管，负责管理银行机构客户的业务，他见证了萨莉·克劳切克（Sallie Krawcheck）的离开，尽管她曾经是华尔街最神通广大的女性之一。
“我们需要谈谈。”科恩一开始就显得很恼火。
“罗基，你知道，我是不会和他们接触的，只是他们给我打了电话，”凯利防守性地坚称，“我桌子上放着的还是原来那份协议。”
当斯蒂尔了解到他们之间的谈话内容后，他知道事实上已经没有什么选择了，沃尔什已经说得非常清楚，周一之前美联银行必须达成一笔交易，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为了能保持银行的独立地位，他准备做最后的请求，中午12点半，他给希莉亚·贝尔打电话，向她提出一个建议：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是否愿意考虑，以担保美联银行的部分有毒资产为条件交换银行的认股权证？
凌晨4点，斯蒂尔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希莉亚·贝尔在电话中通知他，美联银行已经被政府以1美元每股的价格出售给花旗集团了。但她表态，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不会彻底抛弃原来的股东，并且迫于盖特纳的压力，她同意在花旗集团承担第一笔420亿美元的损失后对美联银行的有毒资产提供担保，并向公众宣布该公司是“具有系统重要性的。”
保尔森独自站在办公室里，C-SPAN频道正在播放国会讨论他提出的救援计划法案的新闻报道。周日，在接受了额外的妥协之后，TARP法案已经被正式起草并获得两党的通过，现在即将被提交表决。
佩洛西站在众议院的演讲台上，她刚刚结束了一番慷慨激昂的讲话。在演讲中，他强调了法案通过的重要性，但同时她也利用这个机会来攻击布什政府、保尔森和华尔街。“他们声称是自由市场的倡导者，但实际上是什么样的心态？”她指的是布什政府。“没有规则，没有监管，没有约束，并且如果你失败了，你将拥有一顶金色降落伞，纳税人将为你埋单……共和党在这方面完全失败了。民主党人信任自由市场经济，我们深知它能够创造就业机会，它可以创造财富，它可以为我们的经济创造许多美好的事物。但在这种情况下，在其中一部分共和党人的支持、放任下，自由市场经济已经无法创造就业，无法创造资本，而只剩下创造混乱了。”
保尔森的一些工作人员紧张地在办公室外面走来走去，不敢进去，米歇尔·戴维斯却没有这种不安，他和保尔森一起在屏幕下端专心地计算着赞成票和反对票。保尔森希望法案能够顺利通过，因为市场已经预期它将获得通过并提前作出反应了，如果法案无法通过将对市场造成巨大冲击。指定的投票时间是15分钟，在5分钟后，反对票的数量开始持续增多。他知道该措施仍然非常不受共和党众议员以及一部分坚持自由主义的民主党众议员的欢迎，而且这些议员将在五周后的选举日面临紧张的连任竞选，他们不希望给对手留下任何可以攻击的把柄。当然，此时离佩洛西和民主党领袖进行投票还有一段时间。
“如果他们认为该法案不能被通过或者选票数量不够，那么他们一开始就不会启动法案的表决程序。”戴维斯安慰保尔森。保尔森什么都没说，只是继续盯着屏幕，看着反对票的数量越来越多。
凯文·弗罗默是财政部的立法联络官，他在众议院大楼外焦急地给保尔森打电话，“我们很可能要失败了。”
“我知道，”保尔森沉闷而又含糊不清地回答道，“我正在看着。”
最后，下午2点10分，经过40分钟非同寻常的计票时间，终于尘埃落定：该法案以228票对205票被否决了。超过三分之二的共和党代表以及大量的民主党代表投了反对票。交易商和投资者也一直关注着这次新闻报道并随之掀起了疯狂的抛售浪潮，股票价格应声暴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大跌7%，即777.68点，创该指数历史上单日跌幅的新高。
一时间，保尔森哑口无言，他认为这次救援计划或许是他职业生涯中最为重要的一项立法建议了，同时也是为避免第二次经济大萧条所做的努力，但现在计划失败了，一切努力也都付诸东流。身旁的工作人员希望能安慰保尔森，于是陆陆续续、默默地聚集在他的办公室，但很快保尔森就简单地说了句，“我们必须回去工作。”
保尔森和团队成员在一小时之内就都赶到了白宫，他们在罗斯福厅与总统进行会谈并讨论拯救该法案的计划。
在财政部大楼的楼下，丹·杰斯特对保尔森所面临的问题有着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收购有毒资产的做法并没有效果，政府想真正发挥作用的唯一办法是直接向银行进行投资。“这太疯狂了，”当杰斯特走进戴维·内森的办公室谈起他的TARP计划时，内森说道，“难道这才是正确的做法？”杰斯特曾经向保尔森提交过这份计划，尽管他十分清楚把政府的钱用于购买私人企业股份所面临的政治问题是该计划所遭遇的最大障碍。而且，一旦保尔森向公众宣布他目前的计划，他将无路可退。
“如果你觉得这样做是正确的话，那么你应该告诉汉克，”内森对杰斯特说，“你可以告诉他，我支持你。”
第二天，杰斯特和杰里迈亚·诺顿一起去拜访保尔森。他们阐述了自己的观点：直接购买有毒资产非常困难，即使他们想出了如何落实该购买计划，最终能否起作用也很不明朗。同时，杰斯特向保尔森提出，直接向金融系统投资能够立即稳定那些危在旦夕的机构，并且他们也就无需再对某项特定资产的价值猜来猜去。更重要的是，杰斯特认为，最后这些银行中的大部分都能恢复其原有价值，因此纳税人很可能还能获得收益。杰斯特接着说，虽然没有明说，但目前的TARP方案实际上是允许财政部直接进行资本注入的。
随着设计和实施TARP计划的推进，保尔森变得务实起来，他开始以杰斯特的思维方式来考虑问题了。他不知道应该如何向美国公众推销这个计划，同时也很清楚布什政府将讨厌他的做法，但他非常明白，在众多糟糕的选择中，这或许是最为可行的解决办法。
“好吧，”保尔森叹了口气，“你先把这个计划完善一下，让我们看看具体应该怎么实施。”
夜幕降临，斯蒂尔在新泽西州泰特波罗机场登上了美联银行的公务机，准备飞回夏洛特。他花了几乎整整一周的时间来和花旗集团进行一次又一次的会谈，以协调并购交易的细节，他们还曾计划在周五的报纸上用一整版的广告宣布：“花旗银行非常荣幸能够与美联银行建立一种合作伙伴关系。”尽管斯蒂尔为最后达成的低价交易感到沮丧，但他也对最终挽救了公司的命运而感到些许安慰，因为自己为了这一天的到来已经想尽了一切可能的办法。
星期一早上，这笔政府策划的交易公布了，但还需要进一步出台正式文件，同时，花旗集团先向美联银行提供了49亿美元的贷款来维持它的经营。虽然一些交易的细节仍有待敲定，但交易双方都希望能够在第二天签署一份正式协议。斯蒂尔花了一下午的时间和花旗集团讨论合并后大部分美联银行高管的命运，在他准备离开时，斯蒂尔与潘迪特握了握手。“看来我们就要成功了。”潘迪特兴奋地说。
当斯蒂尔乘坐的飞机在机场跑道上滑行时，他的黑莓手机响了，是希莉亚·贝尔打来的电话：“你好，你有没有听说迪克·科瓦切维奇的消息？”
“没有，从周一早上开始就没再听到他的消息了，怎么啦？”斯蒂尔略带疑惑地回答，这位富国银行的首席执行官随后打来了电话对斯蒂尔与花旗达成的交易表示祝贺。
“我了解到科瓦切维奇准备在没有政府担保的情况下，提供7美元每股的报价收购整家公司。”
“喔。”斯蒂尔应声道，并迅速在脑子里权衡了这个消息的分量。富国银行的报价是否还能有效地胜过花旗集团？最初赞同与花旗这笔交易的政府现在有没有反悔？“对不起，我的飞机就要起飞了，”斯蒂尔向她表示歉意，并补充说，“你可以先联系简·舍本（Jane Sherburne）。”他指的是美联银行的首席法律顾问。
晚上9点过后，就在斯蒂尔的飞机降落在夏洛特几分钟后，科瓦切维奇就打来电话，重复了希莉亚·贝尔此前提到的内容。在和美联银行的首席法律顾问舍本及外部律师罗基·科恩谈过后，斯蒂尔得到的建议是，暂时不要对该要约做出任何接受或拒绝的表示。
“我很希望能看看具体的建议书。”斯蒂尔对科瓦切维奇说，几分钟以后，他便收到了电子邮件，里面有一份已经获得富国银行董事会批准的合并协议。
这看起来就像是圣诞节提前来临了，斯蒂尔不敢相信自己能有这么好的运气：一笔7美元每股的交易，远远高于1美元每股，并且不需要任何政府担保。
他马上给办公室打电话，安排于晚上11点召开一次紧急董事会电话会议。在会议开始之前，斯蒂尔和科恩进行了一次战略性讨论，他知道，出于对美联银行股东负责的义务，应该接受最高的报价，但同时也认识到，自己已经在和花旗集团进行交易——这笔交易使公司免于破产倒闭。美联银行和花旗集团签署的投资协议书里包括了排他性规定，禁止美联银行再接受其他要约。
“我们将被花旗起诉。”斯蒂尔对科恩说。
“你自己决定该怎么办吧。”科恩平淡地回答道。
对于这两种交易方案，斯蒂尔很清楚目前其实只有一种结局：即使将面临花旗集团的起诉，董事会也一定会接受富国银行的出价。斯蒂尔和科恩了解到，富国银行之所以提出这个报价是因为他们注意到一条从周二，即花旗集团提出交易的第二天，开始生效的鲜为人知的税收法律。这条新规定将允许富国银行把美联银行资产账面价值的缩水部分从自己的收入中扣除，这将在为合并后的银行节省数十亿美元的税赋。
刚过午夜，美联银行的董事会就投票通过了这笔交易。富国银行的要约是针对整家公司的，它能给予公司股东更多的利益，而且这笔交易也显然是监管者乐意看到的。（需要说明的是，虽然花旗集团提出的交易报价只有1美元每股，但美联银行的几家子公司会获得更高的报价，可能价值几美元一股，但确切的数字难以确定。）凌晨2点刚过，美联银行的董事会便从顾问高盛公司和温伯格合伙公司获得了公平的法律意见书，就在一周以前，这两家公司还坐在谈判桌的对面。
斯蒂尔打电话给科瓦切维奇通知他这个消息，然后又拨通了希莉亚·贝尔的黑莓手机，因为之前她已经示意过不要拨她家里的电话，以免吵醒她的孩子。
“我们都已经通过了。”斯蒂尔告诉她。
“很好，”希莉亚·贝尔欣慰地回答道，“我们明早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通知潘迪特。”
“希莉亚，我们已经等不及了，”斯蒂尔坚决地说，“我们已经这样做了，董事会也已经批准了。我觉得必须马上告诉他，我不希望明天早上他醒来后从其他人那里听到这个消息。”
“好吧，你应该这么做。”她回答得同样坚定。
“我觉得你也应该听着这个电话，因为是你促成这笔交易的。”他回答说。
于是，斯蒂尔开始了和希莉亚·贝尔、简·舍本的电话会议，并随后拨通了潘迪特的电话，把潘迪特从睡梦中吵醒了。
“鲍勃，什么事？”潘迪特昏昏沉沉地问道。
“噢，是这样，事情有了重要的进展，”斯蒂尔小心翼翼地说，“我和希莉亚、简都在电话连线上，你现在有时间吗？”
“有，你说吧，”潘迪特一边回答，一边让自己清醒过来，“什么事？”
“我们收到一份富国银行主动提供的收购要约，它们想以7美元每股的价格收购整个美联银行，不需要政府担保，并且我们已经收到经富国银行董事会签署通过的正式文本。我觉得这份要约值得接受。”
“嗯，这就很有意思了，”潘迪特稍稍吃了一惊，“一份更好的报价？让我给奈德打个电话，我们一起商量一下，看看应该怎么解决这件事情。”
“不，不需要了，你还不知道，”斯蒂尔打断了他，停顿了一下后继续说，“我已经签署了这份协议。”
电话的另一端突然沉默了，如果之前潘迪特一直有些昏沉，现在应该彻底清醒了。当他再次开口说话时，已经变得非常愤怒了，这完全是斯蒂尔的消息刺激所致。
“我们已经达成协议了！你很清楚不能这么做的，因为实际上我们早就约定了排他性条款，你违背了我们的协议！”气急败坏的潘迪特转而征求希莉亚·贝尔的意见：“议长夫人，您说呢？”
“嗯，好像我不应该以这种方式被卷进来。”希莉亚·贝尔用她十足的官腔回答道。
“这不仅仅是关于花旗的问题，”潘迪特向她解释，“我们还需要考虑其他的问题，我希望和你私下谈谈。”
斯蒂尔同意先退出对话，他一放下电话，潘迪特就开始向希莉亚·贝尔恳求道：“这可不对，这违背了这个国家的信用精神，这么做是不对的！”
但是，希莉亚·贝尔却明确回应道，这就是最终决定。
10月3日，星期五下午，在众议院开始对救市法案进行第二次投票表决之前，股票价格又一次开始飙升。参议院提供的法案版本增加了一些即将到期的税收减免政策，因此获得通过的可能性应该大一些。另外，一个很受欢迎的新增条款是，存款保险公司对单个银行账户提供的保险额度由10万美元增加至25万美元。原来只有3页的TARP方案现在已经是一份超过450页的正式法律文本了，并且已于周三傍晚获得了参议院的通过。
许多曾在周一反对该项措施的众议院民主党议员和共和党议员现在都已经被说服了，他们中有些是为了响应两位总统候选人以及布什总统的呼吁，有些是对法案的新增条款感到满意，其他的则是出于对现实状况的考虑，种种迹象表明，此次金融危机正在把整个经济拉入严重衰退的深渊。最近的一份报告显示，9月份全国缩减了15.9万个就业机会，这是过去五年来裁员速度最快的一个月。过去一周内，股票市场也经历了大幅下跌，而且，无论是华盛顿互惠银行被接管，还是政府不顾一切地拯救美联银行，一切迹象都表明现在陷入麻烦的不仅仅是华尔街了。
众议院最终的投票结果显示，周一投反对票的33名民主党议员和24名共和党议员在这次投票中转而支持通过该法案。当天下午，布什总统签署了《2008经济稳定紧急法案》，该法案将推进7000亿美元的问题资产救援计划，即TARP。“我们已经向全世界表态，美国将稳定金融市场并继续保持在全球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布什总统大声宣布。
当然，美国公众、甚至国会议员都不知道，财政部已经对TARP计划作了重新考虑，杰斯特、诺顿和内森已经开始拟定计划，将这笔7000亿美元的庞大资金用于对银行进行直接投资。
杰斯特飞回奥斯汀的家中稍作休息，但同时一直用黑莓手机和诺顿保持联系，讨论他们目前所面临的各种选择。财政部的首席法律顾问罗伯特·霍伊特已经叮嘱过诺顿和内森，由于事情内在的复杂性，他们不能聘请外部财务顾问，而只是拟定了一份非正式的华尔街银行家联络名单，以便就如何推进注资计划向他们征求意见。这份联络名单包括了因参与最近的周末交易而广为人知的一群人：摩根大通银行的蒂姆·梅因和史蒂文·卡特勒、摩根士丹利的露丝·波拉特、美林的彼得·克劳斯和花旗集团的奈德·凯利等等。他们故意没有邀请高盛的人，因为有关政府阴谋的谣言已经被传得纷纷扬扬，邀请高盛无疑是火上浇油。
诺顿和内森问了他们同样的问题：如何设计整个操作流程？政府投资是否应该获得普通股或优先股的对价？银行愿意为政府的投资支付多少股息？应该制定哪些条款以便让该计划更具吸引力，反过来说，什么样的规定会使计划失去吸引力？
不过，杰斯特、诺顿和内森都非常清楚，用于拟定计划的时间已所剩不多。尽管TARP获得了国会通过，但市场并没有立即做出企稳的反应。在投票表决开始之前，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升了300点，但之后却已下跌157.47点，即1.5%收盘。富国银行和美联银行的交易公布后，花旗集团的股票下跌了18%，这是自1988年以来的单日最大跌幅。当周，标准普尔500指数再次下跌了9.4%。
10月6日，星期一，迪克·富尔德前往华盛顿参加被称为雷曼破产检讨会的国会听证会，在这之前，他一直被悲伤和愤怒所包围，他曾私下向自己的顾问团队表示：“我是全美国最丑陋的人。”虽然TARP获得通过，但由于投资者仍对该计划的前景心存疑问，市场依旧动荡不安，继续下跌了3.5%。
当富尔德进入听证会会场时，一些观众挥舞着手写板，上面用粉红色的笔迹潦草地写着“不允许保释的罪犯”和“坏蛋”，其实富尔德并不能完全理解大家给他的这些评价，但共和党国会议员约翰·米卡（John Mica）却提醒他：“如果现在还不知道自己的角色，那你今天就做一个恶棍吧，而且你还要演好这个恶棍的角色。”
在过去的几周里，富尔德经历了一生中从未有过的消沉，他整天待在格林尼治的家中接听雷曼的前雇员打来的电话，有些冲着他大喊大叫，有些则对着他哭泣。另外，他还经常去自己的办公室，虽然自己也不知道去那里干什么。尽管如此，他十分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并且也充分感受到了外界针对自己的口诛笔伐。他曾想还击，却发现根本做不到。所有这些让他常常陷入悲伤和愤怒，他生自己的气，同时也越来越对政府感到不满，尤其是对保尔森，富尔德不理解为什么他挽救了这么多的公司，却唯独不肯挽救雷曼。因此他认为自己心爱的雷曼就是因保尔森的坐视不管而倒下的。
富尔德对国会议员说了很多：“我想说清楚，我为自己所做的决策和执行的后果承担全部责任。”然后接着补充说，“谁也不能让时光倒流，但是如果能看到后面发生的事情所带来的好处，我会不会有所转变呢？是的，我会的。”
但是下面的听众对他的忏悔并不领情，反而非常尖锐地质问他的薪酬问题。“你的公司已经破产倒闭了，我们的国家也处在危机之中，”与会代表亨利·维克斯曼（Henry Waxman）质问道，“而你却仍拥有4.8亿美元的薪酬补偿，我想问你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这公平吗？”
“先生，我的大部分股票都……对不起，是我的大部分薪酬都是以股票形式发放的，”富尔德回答说，“我的绝大部分股票都一直持有到公司破产倒闭。”实际上，任职以来，富尔德只套现了2.6亿美元，直到最后，他的大部分财富都紧紧和雷曼的命运捆绑在一起。他所拥有股份的市值曾高达10亿美元，现在却仅值65486.72美元，以致于他开始盘算出售自己的公寓以及妻子所珍爱的艺术收藏品。高管的薪酬争论看起来是一个似是而非的悖论：作为首席执行官，富尔德的大部分财富都和公司的长期表现直接挂钩，同时他也承担着特别的风险。
富尔德一边说着，一边试图博取听众的同情心，他表示，“尽管雷曼给与其有关联或受其影响的公司及个人都造成了难以置信的伤害，但这确实是一次任何一家公司或行业都未曾遇到过的前所未有的金融海啸。”同时他还表达了强烈的悲愤之情，为对冲基金散布的毫无根据的谣言，还为整个夏天美联储都不同意让雷曼成为一家银行控股公司，最终也为自己没能力挽狂澜。
过了一会儿，富尔德的声音渐渐停止，富尔德看上去就快要崩溃了，但他还是稳住了自己。整个房间陷入了沉默，坐在椅子上的国会议员们往前探了探身，等着他继续往下说。
“并不是在座的每一位委员都关心此事，”富尔德一边说着，一边把他的笔记本挪开了，他的即兴发言令他自己的律师都感到惊讶，“但是每天晚上我都会醒来，并想，我还能做什么？”他热泪盈眶地补充说，“在某些特定场合的谈话中，我能说些什么？我又应该做些什么？每天晚上我都这样扪心自问。”
“这是一种将伴随我余生的痛苦。”他沉重地说，“每当我看到政府采取非常规措施挽救系统内的其他公司时，就对政府没有同样对待雷曼感到无法理解。
“也许只有到我死去的那天，”他说，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听清了他的话，“我才能明白为什么。”
也是在周一下午，汉克·保尔森收到朋友沃伦·巴菲特写来的一封长达4页的打印信件。周末，他们已经谈论过保尔森现在所面临的困境。虽然TARP计划获得了国会的通过，但它还没有得到华尔街的认可，于是投资者开始担心计划会不起作用。保尔森向他透露，自己正在考虑运用TARP直接对银行进行投资。巴菲特当即表示，在保尔森实施之前，自己会把有关如何让购买有毒资产计划行之有效的几点想法写在信里并寄给他，并认为这些想法将阐明目前所面临的问题并提供一个解决方案。
在金融领域里以头脑聪明、善于表达著称的巴菲特，在这封信中一开始就指出了保尔森当前计划的不足之处：
“一些批评人士担心财政部不会以接近市场的价格购买这些抵押贷款，却乐意以更高的‘理论上的’价格出售这些金融机构。批评人士还质疑财政部将如何管理已经购买的抵押贷款：财政部将是个真正的投资者，又或者其投资决策会受到来自国会和媒体压力的影响？比如说，财政部会不会迟迟不愿取消抵押品赎回权，或者在判断是否申请贷款展期时表现得过于官僚化？”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巴菲特建议设立他所说的“公共–私人合作基金”，即PPPF，此基金将作为一个由美国政府提供支持的准私人投资基金，以收购全部贷款和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为唯一目标，但避免购买毒性最大的担保债务凭证。巴菲特建议，该基金并非由政府全额投资设立，它要求每400亿美元的资金中要有100亿来自私人部门，这样政府就可以运用资金进行杠杆操作。该基金所获得的收益“将首先支付给财政部，直到它收回全部的本金和利息。当然在基金得到收益之前，要先让私人股东收回100亿美元的投资本金以及按与财政部相同利息率计算的利息。”巴菲特补充说，最后剩余利润的3/4归属投资者，1/4归属财政部。他的想法是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来避免纳税人的损失：受损时，首先保护投资者的钱。
巴菲特表示自己为这种结构设计感到兴奋，当他和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的比尔·格罗斯（Bill Gross）与穆罕默德·埃尔-埃利安谈过这种方案后，后者将它用于了公益基金的运作。他也和劳尔德·贝兰克梵联系过，后者也提议在公益基金的基础上应该先保护投资者的资金。最后，巴菲特补充说，“我自己愿意投入1亿美元来购买该基金公开发售的份额，”他解释道，“这笔钱大概占我在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持股以外净资产的20%。”
读罢这封信，保尔森被巴菲特的建议所吸引了。虽然他仍倾向于直接给银行注资，但同时也觉得这种基于巴菲特建议设计的计划模式是可行的。紧接着，保尔森就打电话让卡斯卡里来他的办公室，当天早上，他刚刚任命卡斯卡里为专门负责金融稳定事务的临时助理部长，全面负责实施TARP计划。这次任命引起了激烈的指责，人们认为保尔森再次偏袒了他的前高盛雇员。实际上，在高盛内部，没有一位高级管理人员知道卡斯卡里是谁，那天早上一些高管还让他们的秘书在电脑系统里查找卡斯卡里的资料。
保尔森把巴菲特的信递给了卡斯卡里，并说：“马上给他打电话。”
“这显然是一场恐慌，而且是全球性的恐慌。”10月8日，星期三早上，刚刚飞抵伦敦的约翰·麦克向他在伦敦金融区总部的员工表示，“当你想清楚了监管者是怎么做的以及他们都做了些什么的时候，你还会认为他们能够战胜危机吗？你会明白这其实极为艰难，因为在事情没有变糟之前，你真的不知道它到底会有多糟糕……”
由于担心银行系统以及整个经济将遭遇进一步的挫折，股票市场再次下挫。约翰·麦克前往伦敦的目的是与来自三菱公司的最新投资者共进晚餐。在过去的几周中，约翰·麦克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飞机上度过的，这使他感到疲惫不堪。之前，高西庆发现摩根士丹利将和日本人做交易后，中国投资公司的团队匆匆离开了摩根士丹利总部大楼，为两者之间的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约翰·麦克飞往北京就是为了修复因此受损的关系。这是一个外交使命，旨在安抚双方紧张的神经并避免这成为一起小小的国际事件，因为当初保尔森曾悄悄与中国政府进行了谈判，最后却并没有如约行事。同样重要的是，中投公司仍然是摩根士丹利的大投资者，约翰·麦克希望能安抚他这位外国合作伙伴。
但是现在，约翰·麦克已顾不上其他人的感情了，他只是紧紧地盯着股票的价格，由于投资者担心三菱公司可能撤回这笔交易，一天前摩根士丹利的股票价格下跌了17%。经过一周半的努力，监管机构终于批准了这笔交易，但这笔投资交易中仍存在一定变数。由于摩根士丹利的股票继续下跌，有人对交易提出质疑，认为对于三菱公司来说，违背这份协议将会是更好的选择，因为三菱公司和摩根士丹利签署的投资意向书与花旗集团和美联银行所签署的没什么两样。另外，美联储要求两家公司必须推迟至周一完成交易，因此摩根士丹利就被完全暴露在股票市场的波动中了，股价的变动可能导致三菱公司到时候突然撤出交易。
当天早些时候，三菱公司在东京发布了一份声明：“我们听到谣言，说三菱日联金融集团（MUFG）正在考虑撤出所计划的投资，也就是和摩根士丹利的战略联盟。我们一贯的政策是拒绝对谣言加以评论，然而，我们希望指出的是，这些谣言是没有任何根据的。”
这正是约翰·麦克想听道的，他相信日本并且希望能确认三菱公司不会撤销交易。但在内心深处，他仍不禁对此感到忧虑。
汉克·保尔森即将正式改变自己原来的计划。
10月8日，星期三上午10点15分，本·伯南克和希莉亚·贝尔前往保尔森的办公室，准备与他进行会谈。
在财政部内外一致的劝说下，保尔森最终决定财政部应该对银行进行直接投资。
“我们可以购买这些优先股，如果这家公司盈利改善，你一样可以得到股份。”巴尼·弗兰克在拥护纳税人成为股东的一次演讲中说道。查尔斯·舒默也支持这个想法，他说：“当市场复苏的时候，联邦政府将从中盈利。”
也许该计划可行的最大迹象源自国外：英国已经宣布计划向巴克莱银行、苏格兰皇家集团和其他六家银行注资870亿美元，他们的遭遇类似于雷曼，但政府却及时地向市场灌输了信心。作为交换，英国的纳税人将获得这些银行的优先股（包括每年的股息支付），如果银行经营前景改善，他们可以把这些优先股转换为普通股，一旦这些股票升值，纳税人将从中获利。当然，这项计划也是一场豪赌，因为反过来也一样：如果投资注入后，银行继续衰落，那么纳税人将损失一大笔钱。
星期二早上7点40分，保尔森和布什在白宫总统办公室通过电话听取了戈登·布朗对这些计划的介绍。现在，正式的公告已经做出，布朗因其果断的判断和介入而大受赞赏，也因此比保尔森更受欢迎。“布朗政府已经表明它愿意清醒地评估这次金融危机，并且迅速根据结论采取行动。这种清晰和果断的风格是其他西方政府望尘莫及的，尤其是我们国家的政府。”经济学家、纽约时报专栏作家保罗·克鲁格曼在几天后这样写道。
G7部长级会议预定于哥伦布日[1]的长周末在华盛顿召开，保尔森开始考虑利用这个机会大胆地采取一项一劳永逸的行动，以稳定金融体系。不过，他也知道这在政治上可能是不受欢迎的。一周之前，当他向米歇尔·戴维斯表达这个想法时，米歇尔·戴维斯只是迷惑的看着他说：“你最好不要公开提出这个想法。”
保尔森一直和伯南克谈论着自己想法的转变，因为伯南克从一开始就坚定地支持直接注资，所以现在他们的意见终于达成了一致。与此同时，他们又在考虑另一项计划，即做出公告：向所有金融机构的存款提供一项广泛、全面的保障。这将从根本上消除银行顾客或客户的紧张情绪以及由此导致的挤兑危机。伯南克认为，推出这项包括注资及全面保障存款计划在内的混合经济政策将足以扭转当前的局面。
但是，推行保障计划首先需要的就是资金，因此他们把希莉亚·贝尔邀请过来进行商议。保尔森和伯南克都觉得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是唯一具备此种实力的机构，而且这种保障措施也属于它的使命范围。
他们坐在保尔森的办公室里，向希莉亚·贝尔表达了这个想法，他们解释道，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本来就应该向银行提供某种形式的保障，而银行也会向其支付评估费用。保尔森认为，如果评估的价值高于支出的金额，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甚至可以不收费。
希莉亚·贝尔立即就退缩了，同时在脑袋里迅速计算着这种保障计划将给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带来的额外资金压力。
“我们不能提供这种保障。”她坚定地回答道。
星期六早上，摩根士丹利的瓦利德·查马哈被他公司将要破产倒闭的噩梦惊醒。公司的股票仍在继续下跌，周五收盘时已经跌至9.68美元，创造了1996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对冲基金和其他客户继续撤出他们的资金。莱登伯格证券公司（Ladenburg Thalmann）极具影响力的分析师迪克·博韦（Dick Bove）甚至已经把摩根士丹利与雷曼及贝尔斯登进行比较。“现在摩根士丹利努力的焦点在于扭转结局，”巴夫在提供给客户的一份报告中写道，“总之，在这个时候我们必须屏住呼吸，希望摩根士丹利的命运有所不同。”
查马哈取消了原计划在杜克大学商学院举行的一场演讲，留在纽约以鼓舞公司员工的士气。周五，他走遍了摩根士丹利总部大楼的每一个楼层，耐心地停下来安抚焦躁的员工，并在交易大厅发表了讲话。“这家公司已经运营了75年，它将继续运转另一个75年。”他骄傲地对在场的交易员说。就这样，从第40层依次转到第二层，查马哈花了三个半小时。回到自己办公室时，他已经因感情崩溃而热泪盈眶了。
这一天如此难熬还有另外一个原因：目前关于三菱公司将撤销交易的谣言已经四处蔓延了，而摩根士丹利却并没有发现三菱公司将会这样做的丝毫迹象，而且三菱公司已经表示过它们将恪守承诺。但令人不快的事实却是，如果站在三菱公司的角度，以目前的情况看，撤回资金的确是正确的商业决策。
“他们一定会重新评估这项投资计划的，”当天下午，罗伯特·金德勒对保罗·陶布曼说，“现在的问题只不过在于什么时候打电话通知我们，这是再明显不过的了。”
摩根士丹利内部的每个人都很清楚，三菱公司的退出将意味着：银行将再次遭受巨大冲击，而且很有可能就此倒闭。
约翰·麦克从伦敦飞回之前，一直就只有查马哈带领着公司面对着令人焦虑的局面。当查马哈的妻子从电视上的财经新闻里看到他时，立即给他的办公室打电话，“你没事吧？”她紧张地问道。
“我很好。”他平静地说，尽量不表露出自己的忧虑。
“你平静得有些不正常了，”她还是敏感地注意到了，“你是不是服了镇定剂之类的东西？”
查马哈曾计划在星期六早上赶往华盛顿去与约翰·麦克以及G7领导人进行会面，但最后由于担心日本那边会有消息，他还是决定整个上午都留在纽约。到了中午，查马哈对目前的情况感到非常满意，因为如果三菱公司准备放弃这笔交易，它应该早就联系他了，于是他放心地前往拉瓜迪亚机场搭乘达美航空的短程飞机。但当他正要走下飞机时，他的手机响了。天啊，三菱的电话终于来了。
这个电话的确是三菱公司的银行家打来的，但令查马哈感到惊讶的是，对方再次重申了继续进行这笔交易的意愿，但同时也希望能够重新谈判，以获得更为有利的条件，简单地说，他们希望得到优先股而不是原来的普通股。
“你们还在为周一的交易做准备吗？”查马哈问道。
对方给予的答案是肯定的，于是一丝笑容浮现在查马哈脸上。过了一会儿，交易商提醒他，“90亿美元是如何确定的？金额还能否再大一些？”换句话说，他们在问查马哈，既然三菱和摩根士丹利无论如何都将进行重新谈判，那么三菱公司可能愿意收购更多的股份。但90亿美元的金额已经让查马哈很知足了。
罗伯特·金德勒飞抵科德角后，马上就给刚刚回到办公室的李姬允发了邮件。“有什么消息吗？”他问道。
两分钟后，他收到了回复：“还差一个小时，到时候再给我打电话。”
当金德勒飞回纽约时，他和查马哈、陶布曼组成的三人部队终于会合了，接下来他们需要做的就是在周一完成这笔交易。
周日，双方重新修改了条款——对于摩根士丹利来说，这笔交易的代价变得更为昂贵了，不过能够拥有投资者还是让摩根士丹利感到很高兴。三菱公司将购买78亿美元股息率为10%的可转换优先股以及同样股息率的12亿美元不可转换优先股。
但现在还有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周一是哥伦布日，美国和日本的银行都不营业，这样就不能进行正常的电汇了。
“该死的，怎么这种事情还让我们给碰上了呢？”金德勒刚刚回到总部就大声喊道。
陶布曼想了一个办法，“他们可以给我们一张支票。”
陶布曼从来没有听说过有谁会写一张90亿美元的支票，不过他想，鉴于当前世界的状况，一切皆有可能。
10月12日，周日上午10点，在办公室对面巨大的会议室里，汉克·保尔森穿着随意地在会议桌旁坐了下来，此时，会议室里已经坐满了政府的高级金融及监管官员。本·伯南克和希莉亚·贝尔都已经到了，盖特纳也于前一天就飞回来参加这次会议，与会的还有通货监理官约翰·杜根（John Dugan）和主管政策的白宫办公厅副主任乔尔·卡普兰（Joel Kaplan）。保尔森的核心团队成员，包括内森、杰斯特、卡斯卡里、戴维斯、威尔金森、瑞恩、弗罗默、诺顿、威尔逊和霍伊特，都已经就座，会议室被挤得满满的，桌子周围已经没有多余的空地了，一些与会者的椅子靠背不得不紧紧贴着墙壁。
保尔森召集这次会议是为了协调、确定他所制定的一系列金融系统稳定步骤的最终细节，并且希望把这些都公之于众。这次会议是该特别小组关于这个主题的第二次集中讨论，他们中的许多成员在前一天下午3点就进行过会谈，并敲定了该计划的大概轮廓。
包括财政部、美联储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在内，这项计划涉及范围极广，保尔森形容它即使在当时也算是“不可思议的”。在杰斯特、诺顿和内森工作的基础上，保尔森还想更进一步，他希望能把TARP基金中的2500亿美元投入到银行系统中。参加会议的小组在一般性条款上已经达成了一致：接受上述资金的银行需要支付5%的年息。因为保尔森认为，如果年息高于5%，比如像巴菲特向高盛要求的10%，银行将不愿意加入这个计划。不过，在五年之后，这一利息最终将升至9%。
当天上午，关于这些数字的争论盖过了对计划本身的争论。“在美国金融危机的历史上，通常你需要做三件事：缩减债务；引入公平；剥离不良资产。这是一揽子计划。”盖特纳说，目的是为了让与会小组认可注资的必要性。
他建议要想使计划成功实施，就要让问题最严重的银行和经营良好的银行一样，都能获得救援资金，以借此表明该计划是针对所有银行的，如果对参与银行设立过高的门槛，可能会导致濒临破产银行的问题被掩盖。并不是每个人都认同他的这种观点。伯南克反驳道：“我们不能拿资产良好的银行作掩护，来骗取民众对金融界的乐观印象。”其实，这还关系到TARP资金使用效率的问题，如果资金被直接投给健康的公司，这将意味着那些急需资金的机构反倒只能获得少量资金。这次会议之前，盖特纳已经和凯文·沃尔什谈论过同样的问题，沃尔什认为关于参与计划的银行将蒙受耻辱的争论只不过是为了转移人们的注意力，“在这个市场里你谁也骗不了，你别想试图误导大家认为每家公司状况都是同样好、同样坏或没有差别的。”
不过，盖特纳和保尔森很快就说服了小组成员，大家一致同意高效推进计划的唯一途径是说服最大的银行，比如高盛和花旗，接受TARP的资金。然后，他们开始制定第一批公司的名单，并计划于周一邀请他们来华盛顿劝其接受投资。这时候，有人提出了疑问，是否应该允许保险公司参加救援计划？对于该问题，戴维·内森建议邀请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作为TARP计划的特许参与者。
“我们应该怎么做呢？”盖特纳问道。
“嗯，他们是由你负责监管的，当然是你来想办法了。”内森回应道，这引起了会议室里一阵会意的笑声。
保尔森一边参与注资计划的讨论，一边对摩根士丹利的命运表示担忧。他已经给约翰·麦克打了好几个电话，但一直没能联系上，他知道麦克对与三菱公司重新谈判后的交易抱很大希望，所以想给他一些提醒。因为，保尔森已经了解到，三菱公司曾联系过美联储，希望美国政府能保证在交易完成后不再对摩根士丹利进行投资，因为它担心一旦美国政府介入，很可能会吓跑所有股东。当沃尔什第一次打电话告诉盖特纳这个消息时，盖特纳马上简单地骂了一句：“该死的！”不过，当天下午，他们还是在写给日本政府的信中保证，无论未来政府如何干预公司，相比其他股东，三菱公司都绝不会受到任何歧视性的不利待遇。当然，摩根士丹利自身并不了解政府的计划，或者说它并不清楚两国政府为了协调交易、通过秘密外交渠道交谈到了什么程度。
也许那个周末最为激烈的争论属于该计划还未解决的那部分内容，即保尔森一直希望可以向公众宣布：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将向所有存款提供保障。他和伯南克已经就此问题和希莉亚·贝尔讨论了很久。起初，希莉亚·贝尔做出了让步：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将向银行存款提供保障，但这一保障只针对普通银行，而不包括高盛和摩根士丹利这类公司。但现在看起来希莉亚·贝尔似乎想反悔，于是保尔森不得不对她全面施压，他甚至一度在办公室里把她拉到一边对她说：“你放心，我一定会想办法让你遵守诺言的。”对于希莉亚·贝尔来说：她知道保尔森正为实施救市计划承受着巨大的政治压力，部分原因是因为一些欧洲国家的政府已经采取了类似的措施。这种存款保障计划最后很可能是救援计划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却经常被忽视。当然，这也是有代价的，为了向银行系统提供最后的安全网，保障计划将把政府置身于可能面临数千亿美元损失，甚至可能承担更多的负债的境地。
内森和保尔森已经就保障计划的问题争论了整整一个星期。在内森看来，这代表了“国家历史上最大的政策转变。”他对保尔森说，“这是一个极其重大的决定，针对它的讨论必须公开进行，并且需要获得所有人的同意。”
在那周末的一次会议上，支持保障计划的盖特纳曾和内森争论过这个问题，内森就像一个故意唱反调的人，但是对于政府为整个行业提供无限担保所带来的深层次影响，他的确有着自己的担忧。
不过，最终还是盖特纳获得了胜利，希莉亚·贝尔同意了该保障计划。
这次会谈的最后一部分内容是讨论如何把这些银行邀请到华盛顿，以及有哪些好的方法能鼓励它们接受TARP的资金。最后大家都认为，如果能把所有首席执行官召集到一个房间里，那么受同行的影响，他们将一致赞同这份建议。
确定了准备邀请的银行名单后，剩下要做的就是让保尔森挨个给他们打电话了。他曾经在雷曼陷入困境时逃避过这项任务，所以现在理应由他来做这件事。
下午6点25分，保尔森回到办公室并开始打电话。他在通话中简明扼要地邀请了这些银行的首席执行官们到华盛顿开会，同时尽一切可能避免说出有关邀请原因的任何具体细节。
周日晚上，劳尔德·贝兰克梵正在华盛顿的丽思卡尔顿酒店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举行的周末客户晚宴，他接到保尔森的电话后，马上和盖里·柯恩交换了一下眼神，两人一起走向房间的角落。
“汉克刚刚给我打电话了，”贝兰克梵低声说道，“他要我明天下午3点去一趟财政部。”
“什么事情？”柯恩问道。
“我也不知道。”
“他对你说了什么？”柯恩疑惑地进一步打听。
“我一遍又一遍地追问是什么事情，”贝兰克梵回答道，“但他只是说让我放心，并表示到了华盛顿，我会很‘高兴’的。”
“这让我感到恐惧。”柯恩说。
“我就知道你一定会因此心惊肉跳的。”贝兰克梵笑着说。
星期天晚上，当保尔森打来电话时，肯·刘易斯正在他夏洛特家中的厨房里准备晚餐。
“肯，”保尔森没有自我介绍就直接说，“我希望你明天下午3点能来华盛顿开个会。”
“好的，”刘易斯回答说，“我会按时到那儿，这会是关于什么的？”
“放心，我想你会喜欢的。”保尔森故意说得很含糊，以致于刘易斯都不知道应该再问什么了。
2008年10月13日，星期一早上7：30，罗伯特·金德勒坐在沃切尔律师事务所的会议室里，他看上去气色很差，胡子拉碴，并且还穿着一条休闲卡其裤和人字拖鞋，他已经至少有一整天没有睡觉了。金德勒亲自来沃切尔律师事务所是为了取三菱公司即将送过来的支票。因为约翰·麦克在华盛顿，因此只能让他来完成这项重要任务。尽管三菱公司同意了交易的所有条款，但他还是有几分不安，因为他从来没有看过一张带着9个零的支票。他不知道这是否可行，或许三菱公司会带来好几张支票？
金德勒一直以为三菱公司只会派一名低级别的雇员把最后的付款送过来，但他却从沃切尔律师事务所的前台接待员那里得知，一队身着笔挺深色西装的三菱公司高级经理刚刚抵达大厦的大堂，并正在向楼上走来。
金德勒立马感到局促不安，因为他穿着非常不正式，看上去就像个在海边闲逛的人。他急忙冲到楼下向一位律师借了一件西装外套，让这位律师苦笑的是，当金德勒扣前面的纽扣时，只听一声脆响，外套的后面已经被撑得开线了。
很快，三菱日联金融集团的总经理隆明中岛（Takaaki Nakajima）和他的五六位日本同事就出现在金德勒面前，他们原以为要举行一场正式的交易完成典礼。
“我不知道您来了，”金德勒带着歉意地向困惑的隆明中岛解释道，“要是知道您会来，我就把约翰·麦克也叫到这儿了。”
中岛打开一个信封并交给金德勒一张支票，支票背面写着，“支付给摩根士丹利公司，$9000000000.00”。金德勒紧紧地把支票攥在手里，感到有些不可思议，这可是他有史以来第一次接触这么大一笔钱。这下他彻底踏实了，摩根士丹利终于得救了。
一些日本人开始猛按照相机快门，尤其想尽力捕捉到支票上那令人瞠目结舌的数字。
“这是一份荣耀，并且是您对美国和摩根士丹利的信任和信心的伟大标志，”金德勒说道，他正努力以他目前凌乱的状态扮演一位政治家的角色，“这将是一笔伟大的投资！”
三菱公司小组一转身离开，金德勒就开始笑得合不拢嘴，并于早上7点53分用黑莓手机给摩根士丹利的整个管理团队发了封邮件。
邮件的标题是：“我们拿到支票了！！！！！！”
邮件的内容只有几个字：
“交易结束了！！！！！！”
[1] 哥伦布日为10月12日或10月的第二个星期一，用来纪念哥伦布在北美登陆，是美国的联邦假日。——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