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cal EPUB Text
跋：对冲基金是个好东西——陈志武、吴伯凡、黄徽谈对冲基金
吴伯凡：陈老师您看黄徽这本书大致的感觉是什么？
陈志武：首先因为过去这些年大家对对冲基金或者说避险基金有很多的误解，主要还是媒体从方方面面，不只是在中国，即使在亚洲其他国家、拉美国家，也包括美国和西欧国家，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把对冲基金进行了多方位的妖魔化。所以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有黄徽这样的对冲基金的专家和从业者具体介绍对冲基金到底是怎么回事，讲述不同的策略、过去的表现怎么样、它们的特征是什么样的等，通过这些更加大众化的普及工作，可以在中国社会做很多扫盲和消除误解的工作。其实回过头来看，中国从19世纪后半期引入资本市场以后，经过20世纪初的风风雨雨，到50年代又被关掉，直至1990年重新启动，整个经历140多年，对资本市场的态度是从有误解到开始愿意试一试，试一试后又进一步误解，再重新去试一试这样一个过程的。终于到现在大家看到了资本市场不只会带来危机，不只是为一些人去圈钱、作假提供机会、提供场所，实际上更重要的是，原来没有看到的但是今天更多人看到的，就是资本市场、股票市场正面的作用。资本市场对于催化整个社会的发展，催化创新创业文化的深化发展的作用是非常积极的。比如我们可以看到创业板市场的推出，对中国创新创业文化的配制，特别是对创业的催化和推动作用非常具体、非常明显。所以对于我们研究资本市场的人来说，对冲基金同样跟股市以及其他东西一样，并非十全十美，它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关键是看人们怎么样去使用这样一个金融工具。
吴伯凡：黄徽的这本书让我想起，陈老师您其实也做了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让中国对金融比较陌生的普通人也能够很生动、具体地感受到金融是什么。您的那本《金融的逻辑》实际上也是一种深度的启蒙。我们现在不乏大师写的大作品，更多的是小师写的大部头的书，但是大师写的小的书，真正把一个行业看得非常透，同时又以很友好的界面表达出来，在介绍一个专业的时候同时又有很宽广的视野，这一类的书是非常必要的，陈老师的《金融的逻辑》应该就是这样的书。黄徽的这本《对冲基金到底是什么？》虽然在风格、内容、深度上可能与陈老师的著作不同，但是有一个相似的地方，就是也是用一种比较友好的、通俗的界面，把一个对大多数人来说非常陌生、很深奥的东西说出来。刚才陈老师您讲到对金融，包括对对冲基金等种种金融手段从隔膜、误解、接受、再误解，逐渐的一个循环往复，您觉得人们对于对冲基金最大的误解是什么？现在来讲对冲基金对中国人有什么必要？
陈志武：这个误解不只是在理念和理解上，而且实际上对中国很多的基金管理、理财行为都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当然我不便指出具体的名称，比如可以到境外投资的机构，在中国现在有很多，大家最熟悉的可能是中投（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第二家是外汇管理局，当然外汇管理局的目的是不太一样的，第三个是全国社保基金，第四类是不同的保险公司，还有一些投资QDⅡ（合格的境内机构投资者）基金的银行和基金管理公司。但是正因为大家把对冲基金看成是猛兽那么恐怖，所以我刚才列的那些可以到境外投资的机构都把对冲基金当成不能碰的东西，其实在我看来这是蛮荒唐的事。大家宁可去投H股也不愿意碰对冲基金，但就像黄徽在书中谈到的，实际上你稍微了解一下就会发现，不管从总体的回报水平上，还是从风险特征、风险水平上，还是从对冲基金产品和其他种类产品的相关性上，对冲基金实际上比单方向只做多的基金更好，从收益和风险两个角度看对冲基金都是更加突出更优秀的。从1999年年底到2009年的表现来看，对冲基金行业总体的年回报率在9％左右，而风险大概是8％左右。相比之下全球股票市场，也包括中国的，在这期间的回报率大概只有2％～3％，比对冲基金行业的年回报率每年低6％～7％。而从风险波动率的角度来看，全球股市指数的风险水平实际上是对冲基金行业总体风险水平的3倍。在过去10年左右，股市回报比对冲基金每年要少赚6％～7％，而在风险方面，全球股市平均风险率又比对冲基金风险高出2倍左右。从这些具体的数字和实际的效果来看，人们的理解跟真实的情况正好相反。
吴伯凡：这非常有意思。在股票市场也是这样，被蓝筹股套牢的概率远远大于被其他股套牢的概率，但是大家心目中还是觉得蓝筹股是最好的。
陈志武：对冲基金被妖魔化，媒体在中间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其实我能理解媒体。包括在美国，大家平时都很羡慕对冲基金的从业者，因为觉得对冲基金赚了那么多钱。从写作报道的角度来讲，媒体总觉得对冲基金这些人赚钱很多，又那么聪明，于是总找一些丑闻去报道。这就是为什么回过头来想想过去十几年关于对冲基金的报道，最突出的都是少数几个大的丑闻，但实际上全球有将近10 000家对冲基金公司，有几个在一段时间之内出问题这不奇怪，就好像上市公司在中国有一两千家，每年总会有几家上市公司出问题，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这个就说所有上市公司都是这样的。不管哪个群体，不管哪个职业，总可以找到几个坏的种子，这并不奇怪。
吴伯凡：“不关注一万，只关注万一”就会把事情无限放大。我从事媒体行业，自身是很有感触的，媒体有一种特殊的撒谎方式，不是说就这个事情编一个谎言，而是选择的角度本身可能就在撒谎。比如飞机是所有交通工具里面最安全的，它出事的概率是最低的，火车和汽车出事的概率远比飞机高。但是谁都没有关注这些事情，只要哪家航空公司，有时候也就是出一件事情，全世界媒体都会集中关注这件事情，使大家觉得飞机是非常不安全的。所以对冲基金被妖魔化、被误解可能也是跟这个有关。
黄徽，你是作者，也是行业中人，你怎么看对冲基金被误解、被妖魔化的现象？对冲基金真正的价值到底在哪里？作为一种投资者可能的选择，如果你不是业内人士的话，作为想寻找投资渠道的普通投资者，你选择对冲基金的理由是什么？
黄徽：我觉得对冲基金被妖魔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外界对这个行业不够了解，这也正是我要写作这本书的原因。正如陈老师刚才讲的，对冲基金的单位风险的投资回报率往往比其他投资方式要好，而且和其他投资产品的相关性也比较低。作为一个投资者，如果可能的话，把对冲基金投资纳入到投资组合中来，可以优化投资组合的有效边界，提高投资组合的单位风险的回报率。另外您刚才讲到媒体用统计数字来误导，如果受过一定的统计学训练的话，对同样的数据往往可以讲出各种不同的故事。最好的统计应用往往在对冲基金这种“实战解决”的行业里，因为这种行业里对于统计推断的结果确实是把钱压上去的。
吴伯凡：对冲基金本来是规避风险的基金，但是现在给人的感觉好像它的风险特别大。它的原意是规避风险，结果却给人感觉攻击性非常强，是这样吗？
黄徽：这是一万和万一的关系。媒体上经常报道的是少数个别的对冲基金可能会喜欢采用攻击性比较强的手段，其实这样的操作手法近年来越来越少了，像索罗斯那种宏观基金的狙击做法现在越来越不是主流。而且投资到对冲基金的投资者，他们对于风险的观念跟以前也有一些变化，现在更多地关注一些波动率小的投资。像索罗斯当年那样进行操作，他们的基金往往容易出现大起大落。
陈志武：我们可以看一下数据，2008年中国股市跌了46％左右，全球股市平均跌了40％。我们再看对冲基金行业整体的表现，2008年大概跌18％。你说对冲基金总体上降低风险的效果，在2008年那样一个极端的年份是不是表现出来了？的确是表现出来了。在过去十几年里面，2008年是对冲基金行业总体回报接近-18％的唯一的一年，但是这个-18％的回报率还是比全球股市平均跌掉40％要好很多。接下来的两年对冲基金都是每年15％左右的综合行业回报率，波动率方面大概是全球大盘股市风险1/3的水平。所以如果看具体的业绩的话，整个对冲基金行业总体的情况跟一些出问题的个案所表现的完全是两码事。所以我们不能根据将近10 000家的全球对冲基金行业中一两家的不好的表现就对整个行业金融品种作总体的评判，那样显然是不对的。
吴伯凡：媒体的视角是讲故事，它对你的注意力的占据度是非常高的。现在一说到对冲基金大家就想起索罗斯等，大家已经用这几个标签性的人物对整个行业定了性。
陈志武：前两年因为我说了事实，证券行业、投资行业的很多朋友非常不高兴。我说如果拿巴菲特公司的股票表现作为参照系的话，你会发现从1999年到2008年年底，巴菲特的股票年化回报率大概为5.9％，而对冲基金行业10年里年回报率是7.5％；风险方面，巴菲特的股票的波动率是19.9％，差不多20％。而对冲基金行业总体回报，在同样的10年中，年波动率只有7％，差不多正好是巴菲特的股票的波动率的1/3，但是回报率，对冲基金行业总体回报比巴菲特的股票每年高出1％多。大家都相信巴菲特是股神，但是没有几个人觉得对冲基金行业总体上是超过巴菲特的。
吴伯凡：偏见的力量不可低估，就像人们还是选择汽车和火车而不选择飞机一样。
黄徽：我觉得巴菲特的成功，和巴菲特的年龄大一些有关。成功的对冲基金经理中，索罗斯老一些，但是其他人，像书中写到的“东邪西毒”那些人大概也就五六十岁，再过20年我估计他们的财富会超过巴菲特的。另外巴菲特的长处是他可以管理这么大的盘子，一般对冲基金没有这么大的盘子。管理这么大的盘子，有些操作手法就不那么有效了。
吴伯凡：为什么对冲基金盘子都不大？
黄徽：因为不同的基金在不同领域内有专攻，每个领域可以投资的量都没有那么大，资产上去以后可能回报率会下降。
陈志武：这个跟对冲基金在整个社会里面的作用和贡献有关系。因为巴菲特更多是看中一个行业或者一家企业长久的发展潜力，他可以持有几年、10年或者更长时间，所以他可以根据行业的方向来做长期投资。但是一般的对冲基金其主要社会价值、社会作用是帮助把不同的资本市场、证券市场、金融市场之间的错位关系进行调整。这样一来，一般的对冲基金都是找一些相对定价错位的机会，而不是去做5年、10年甚至更长远的投资，其更多地侧重于纠正短期市场中相互关系的偏离，使得整个资本市场、金融市场在整个社会、整个经济中的资源配置效率恢复到应有的水平。正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对冲基金的盘子不能太大，因为太大以后有可能因为你的交易产生新的错位，这样一来就会影响到对冲基金的投资回报率。
吴伯凡：四两拨千斤，自身的规模不可能太大。
黄徽：这和对冲基金的结构也有关系，对冲基金对投资者负责，如果资金回报不好，投资者可能会把资金撤掉，所以不能采取像巴菲特那样长期持有的策略。长期持有意味着需要忍受大的跌幅，这也是巴菲特以前做过类似对冲基金但后来转型的一个原因。
吴伯凡：是不是对冲基金更虚拟化一些，离实体更远一些？
陈志武：我不太喜欢用“虚拟”这个词。应该说对冲基金更金融化，更侧重于金融品种之间的相互关系和金融市场中所包含的一些错位的关系。可以说巴菲特的投资更多是实业型的，看中的是长远的行业、企业的发展方向，不一定很在乎今天这些公司的股票相对其他公司股票到底错位多少。他在乎的是更长久的表现，跟产业有关的长久表现。而对冲基金行业普遍的倾向性是，不管这家公司未来赢利怎么样，我只在乎今天和未来几个月中不同的证券之间关系是会继续恶化下去，还是会通过不同人的交易，在明天或者一个月、两个月以后得以纠正，所以侧重点不一样。而且也因为侧重点不一样，对冲基金存在的价值、给社会作的贡献也因此非常的不同。
吴伯凡：但是这有一个问题，巴菲特的这种做法——长期持有，强调跟实体经济的关联，在道德上有一种天然的优势，这可能是产生误解的原因之一吧？
陈志武：你说话剧是不是比电影的道德地位更高呢？还是电视跟电影相比，它的道德地位更低呢？不一样的，这是一个误解，因为不只是中国，几乎所有人类社会，不管是犹太教、基督教社会还是穆斯林社会等，对于短期的投机套利行为，通过金融交易赚钱的行为都普遍持否定、反对、排斥的态度。正因为这个原因就出现了你说的现象：大家普遍认为以侧重于短线交易的方式赚来的钱是不义之财，而巴菲特长期持股，通过判断行业、实业的方向投资赚来的钱，从道德层面上来说就更高尚。但不能这样去理解。每个人，不管是做工匠的还是做工程师的，还是从事制造业、演艺业的，都有各自的价值。原来中国社会一直对“戏子”的评价非常低，但是现在看来，我们的物质生产很丰富，产量过剩以后，大家发现有了这么多钱，有这么多时间，去做什么呢？每个人都想让自己能够在精神领域、非物质领域有更多的机会自由飞翔、自由体验，开始在这个方面花钱越来越多，这时候才发现原来做演员、从事艺术也可以对人类社会有非常正面的贡献，让每个人的生活一辈子可以过得更美好。按照这些道理去理解侧重短线交易的对冲基金和做长线投资的基金投资者，就能明白它们其实也只是社会分工和社会定位不一样，但都从自己的角度为社会和资本市场作出了贡献。
吴伯凡：相信陈老师的这段话对于我们消除对对冲基金的误解是非常有用的。在中国投资界中有一个比较搞笑的比喻，说有两种看价值的方法，在一头猪的身上绑一根竹竿，把它扔到井里面，有的投资人看猪在水里怎么扑腾，有的投资人只看竹竿在上面不停地沉浮。看竹竿的表现和看猪到底怎么在水里面刨，这种差别是不是类似于对冲基金跟传统投资方式的差别？
黄徽：我觉得不同的对冲基金看不同的东西，有的对冲基金看猪，有的对冲基金看竹竿，应该都有。
吴伯凡：但是在外界的印象当中对冲基金是不看猪，只看竹竿。
黄徽：也有看猪的。
陈志武：如果研究猪的行为的赚钱空间远比看竹竿的更大的话，你就放心好了，肯定有人去这样做的。所以对冲基金行业可能尤其相信市场的效率，只要赚钱的动机、动力还在，你不用担忧不会有人去研究从上面的竹竿一直到下面具体的猪的方方面面。
吴伯凡：巴菲特的投资理念有一个很打动人的地方，他说投资就是嫁女儿，你要看好企业的价值和企业的管理者，对其完全认可，就像把女儿嫁给他托付终身一样去做投资。而对冲基金给人的感觉是不负长期责任，是一种很短线的，就像网友说的“谈恋爱不结婚就是耍流氓”，给人这样的感觉。这种看法对吗？
黄徽：我在书里面写到，很多散户最后投资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因为爱上了他们购买的股票，又不舍得割，最后亏损。我觉得充满感情的反而不是理性投资。
吴伯凡：你在书里引用了《小王子》中的话，说当把你所养的花儿驯养以后，你跟它结成了一种非常依恋、相濡以沫的感情，这种心态对投资者来说是不好的。
陈志武：当然这种道德的评判漏洞有很多，比如说你要把你的女儿嫁给一个人，因为你很喜欢，但是不是你女儿就一定喜欢那个小伙子呢？从道德层面来说，你又不是你女儿，为什么你可以去帮助你女儿作出你认为更好的选择呢？也许你女儿本身的价值观、偏好跟你就是不一样，是她自己要日日夜夜跟一个人去生活，而不是你。所以这从道德层面来说是有问题的，应该去挑战。第二，即使你帮助你女儿作了选择，或者你女儿今天作出了选择，过了一天、两天、一个月，你女儿不再爱这个小伙子，或者她的丈夫也不再爱她，你非得让他们维系一辈子或者维系30年、20年、10年的婚姻关系，这是道德吗？要我看，没有爱情的婚姻本身就是不道德的。如果我不爱一个人，我又没办法跟她离婚，就是因为大家更偏向于认为长久的婚姻才是符合道德的，所以我就要压抑我的个性，压抑我对情感的诉求，去跟一个不爱的人坚持20年、30年甚至一辈子，这反而是对社会道德的一种破坏。人类社会本来可以充满更多爱，结果变成充满更多恨，充满更多的不自由。人类社会应该是追求幸福、追求爱的，如果背道而驰的话，那是对社会作出负贡献的。所以对不同的投资者，巴菲特也好，对冲基金也好，应该让他们有更大的选择自由。他们如果只愿意跟一个人有一夜情，也许对于他们来说，是他们更好地给社会作积极贡献的一种方式；而另外一些人觉得，他爱上一个人，他愿意跟一个一直有爱的感觉和爱的内容的人白头到老，那也是对社会作积极的贡献。第一，每个人有他选择的自由，投资者当然也有他选择的自由。第二，在情感层面，最终只有在自由选择的前提之下，才更符合人类的总体道德目标和规范。
黄徽：刚才说的这个事情也是媒体对巴菲特的误读。朋友赵丹阳带着很多问题问巴菲特，最重要的问题是问他，如果你长期持有，是不是有时候也要减仓。巴菲特说该减仓的时候也要减仓。
吴伯凡：我们说的只是误解的起源，“一夜情”在某种层面上说是实时地调节资源的偏差，这种方式也许对整体环境和生态来说可能也是好的。黄徽在这本书里写得非常精彩的是对行为金融学的解读，用一些很生动的例子来解释这些概念。陈老师也在耶鲁大学开行为金融学和对冲基金的课。对于中国的读者来说，行为金融学是一个很陌生的领域，它属于金融更细分的一门学科，它跟对冲基金的关系是什么？
陈志武：从某种意义说，正是因为有很多的投资者非理性的行为方面的偏差，才给很多的对冲基金提供了机会，可以反过来纠正那些非理性的错位的投资者的买卖投资决策，并通过纠正非理性投资者的行为给市场带来的定价的扭曲赢得赚钱的机会，这既是对社会的贡献，也是对冲基金很多投资策略所依赖的原理。比如在中国很典型的一个事就是，大家以股票代码的数字来判断股票好还是不好。我和北大的一个教授作过一些研究，股票代码以8和9结尾的股票，定价普遍比以4结尾的更高。但是实际上正因为太多的股民更喜欢以8和9结尾的股票，而排斥或者回避以4结尾的股票，才导致那些以4结尾的股票定价普遍偏低。你如果想要纠正这种现象去赚钱的话，最好的做法就是买那些以4结尾的股票，逆向运作，当然同时也可以做空以8和9结尾的股票，赚取差价。因为长久来说，几个月或者一两年之后，因为迷信所带来的定价的错位，最后会给这些对冲基金提供更好的赚钱机会。
吴伯凡：是不是从行为金融学的角度来看，对冲基金的优势在于它比较清醒，去除了人们那些惰性、偏见，那些受盲目情感支配的行为。由于它更理性、更超脱，所以它能够看到市场上的一些破绽，并利用这些破绽来获得很大的赚钱机会。刚才陈老师讲的股票代码尾数4和9的情况，技法上叫什么？
黄徽：这种基于迷信的非理性，在美国可能比较少见，这是有中国特色的。我注意到中国的股评节目和美国的股评节目有个不同的地方。美国一般是问，请问某某股票后市如何。中国一般会说我持有招商银行，15块钱买进，后市如何。股民总是要提到自己的成本价，这本身就是非理性的，是书里讲到的“锚定”，而媒体也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
吴伯凡：中国的投资者经常是用自己的成本价来判断一只股票的价值，其实两者之间是没有关系的，今天你15块钱买进，它也许会涨到150块，但是大家往往不这样想问题。
黄徽：我觉得这是因为太把自己当回事。其实我们买的这个价格跟后市一点关系都没有。行为金融学中几乎所有的问题最终都可以归结为太把自己当回事。
吴伯凡：前不久流行一个电视剧《天道》，主人公也是做过基金的，他说千万别把自己太当人，千万别把别人太不当人，要有一种不靠的心态，只有什么都不靠的心态才是最强悍的，强者逻辑和强盗逻辑很不一样。黄徽的这本书上半部分讲“七种武器”，可以把它称之为技法，下篇我觉得讲的是心法。只有技法没有心法的人，在“武林”中是不可能有多大的发展的。心法在某些时候是去除一些我执、我慢，让自己达到真正的平常心，面对事实本身作出理性的决策，这方面可能跟行为金融学有一定的关联。所以这本书最吸引我的是把中国禅宗的东西、佛教的东西跟金融学连接起来。关于中国传统的智慧跟行为金融学之间的关联，陈老师您研究过这个话题没有？
陈志武：实际上有很多东西是相矛盾的，比如中国传统的智慧里面就有很多似是而非的东西。比如见好就收，这是一种行为规范，而在投资时见好就收的结果往往会导致被套牢。假设你买招商银行的价格是每股15块，如果现在跌了，你就不会出来；如果从15块钱涨到18块钱，则见好就收。但是大家都这样做以后会造成一种现象，跌得越多的反而投资者会越积越多；涨得越多，不管因为什么原因涨的，也都是见好就收卖掉了。这会造成很多价格扭曲的现象，相对于应有的不同股票之间、不同行业之间的定价关系，就不太会出现。如果在中国能够有更多的对冲基金，包括人民币对冲基金更多地推出来的话，特别是允许更宽泛、更自由的做空的空间的话，最后可以使根据传统理念所产生的错位的价格关系得到更多的纠正。以前中国的很多民间智慧都是没有经过大样本的科学研究方法去证明的。
吴伯凡：民间智慧的真理性来源于遣词非常妙或者通俗易懂，但是效果非常明显的，往往会像咒语一样，决定我们的行为。如果中国出现这种对冲基金的话，可能会给一些有识之士、独具慧眼的人、不受这种所谓的传统智慧束缚的人很大的空间。
黄徽：民间经验的这些智慧往往是不利于做投资的。行为金融学的一个重要基础是，人作决策往往是基于经验，而不是基于真正的理性分析。
陈志武：根据经验往往会出现似是而非的结论。
黄徽：像书中写到的，禅那样的更超脱的智慧可能会更适合。
陈志武：我看现在北京不同的手机号码，8越多的号码和9越多的号码往往价格越高，而4很多的号码可能价格很低。那么多人还是相信这个，就是因为原来的那些迷信到今天也没有人用科学实证的方法进行验证，大家还都继续迷信下去，证券市场也受到这种东西的影响。遗憾的是证券投资是很认真的一件事，赚钱是赚钱，不赚钱就是不赚钱，到最后能不能赚钱不会因为股票代码是8、9还是4而发生改变，它们是没有关系的。
黄徽：从这个意义来讲，中国证券市场更需要呼唤理性投资者的参与。
吴伯凡：要更多有平常心的投资者进来。在资本市场还有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有些谎言，它是假的，但是大家都相信的时候，它就会变成真实的力量。
陈志武：短期之内有可能是这样，这也恰恰说明对冲基金的存在和孕育是非常必要的，因为要靠它们把似是而非的东西纠正过来。如果没有它们的纠正，包括对非理性膨胀的那些股票进行做空，整个资本市场、金融市场、证券市场就不太可能回归理性。
黄徽：金融市场泡沫往往是由这些自我实现的东西推动起来的，如果有更加理性的对冲基金的参与，这种泡沫破灭得会早一些，市场也会更早回归理性，这对于市场来说是很好的事情。
吴伯凡：而且如果缺乏生物多样性，单一生态是最容易造成谬误的。想保持健康的市场，多样性非常重要。像对冲基金这样，能提供另外一种选择，就能增加市场的多样性。它像鲇鱼一样，会产生鲇鱼效应，它进来一搅，那个局就破了，也许这是对冲基金对中国市场的意义。
黄徽：书里有一章“金融生态”正是讨论这方面的问题。即使你把对冲基金比做鲨鱼，鲨鱼对于保持海洋的生态多样性也是很有好处的，你看现在电视广告也呼吁大家不要吃鱼翅了。
吴伯凡：刚才我们从金融聊到道德，甚至一些人文的价值。《金融的逻辑》中也谈到民主制度跟金融之间的关系。乔姆斯基说金融市场是反民主的。当然乔姆斯基是带有明显倾向的，陈老师怎么看这个问题？
陈志武：那是缺乏对民主、对金融市场的理解才会讲出来的话。实际上市场是最民主的，从某种意义来说比投票机制更民主，因为它不像一般的政治选举那样只有在固定的时间，几年一次或者一年两三次才有表达的机会。金融市场，尤其在全球范围内可以是24小时，随时有自由去投票。金融证券的交易都是匿名的，跟身份没有关系，不会因为我这一块钱是通过卖苦力赚来的，就没有权利买苹果公司的股票、买百度公司的股票。没这回事，这一块钱跟靠作演讲或者靠卖猪肉赚来的一块钱没有区别，这是资本市场、金融市场最公平，最机会平等，最跟身份、跟人格化脱离关系的特征。很多人说是因为小布什的父亲做过总统，小布什的爷爷原来做过多年联邦政府参议员，布什家族才能三代在美国呼风唤雨，因为他们有从政的背景。我倒不是说布什家族的子女不应该有机会再做总统、再做参议员，就算在美国这样有相对充分、平等的、开放的民主制度的环境里，个人的政治发展还是跟世袭、跟身份、跟这个人以前做的工作到底是高级的还是低级的有很大的关系。但是金融市场恰恰相反，不管你是谁，都一视同仁。
吴伯凡：黄徽对乔姆斯基的观点怎么看？
黄徽：我也在思考，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程序正义和结果正义的问题。金融市场在程序上是非常公平的，但是在结果上往往会放大贫富差距，比如二级市场的操作结果，往往是少数人赚了多数人的钱。
陈志武：我在《金融的逻辑》中有一章讲到这个问题，如果没有资本市场，一个社会如果以家族企业为主，那会是什么局面呢？家族企业赚来的钱就是在那个家族里面独享。而现在，如果你喜欢沃尔玛，觉得沃尔玛未来发展前景很好，没关系，不管你是打扫卫生的、端盘子的还是洗碗的，你都有机会用你的钱买沃尔玛的股票，有机会分享沃尔玛未来业务利润增长带来的好处。这就是为什么资本市场从根本上来说可以缩小社会中有产者和无产者的差距的原因，因为大众参与非常广泛，大家都有机会，不会因为血统、身份、职业，有没有上过大学而机会不同。所以资本市场对降低不同的出身背景的人、不同的群体之间发财致富的机会的差别发挥着非常关键、非常积极的作用。
吴伯凡：有人会说机会上的准入是平等的，但是一旦进入之后还是有高下之分。很多参与者最后是陪太子读书——读书的时候你好像是和太子一样，但是最后结果还是不一样。
黄徽：一方面要加强监管，保护普通股民的利益。另一方面，作为普通股民，求人不如求己，你自己应该多学习，投资本身应该更理性一些。
吴伯凡：对冲基金在某种程度上对于市场的理性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有相反的看法是说中国引进对冲基金会使市场更混乱。
陈志武：会促使市场更有理性。就像我们刚才讲到的，很关键的一点，对冲基金就是纠错，把错位的定价、错位的价格关系、错位的政策，通过具体的买卖交易进行修正调整，使得整个金融市场体系得以回归理性。
吴伯凡：可以说对冲基金有点像啄木鸟的角色，一方面啄木鸟自己找到吃的东西，同时还可以让树更健康。
陈志武：这就是为什么对冲基金行业以后肯定会继续发展下去，而且规模上和全球范围的普及上会有更大的提升。
吴伯凡：既然对冲基金对资本市场是很好的，至少能够帮助纠正市场当中已经出现的很多错误，那在中国推出人民币对冲基金的可能性大不大？在你们看来这种瓶颈在哪儿？
陈志武：这就要看证监会了。最大的瓶颈在于那些误解。
黄徽：最大瓶颈就是误解，就是妖魔化。国内有些基金在做有点像对冲基金做的事情，包括收费标准和操作方式、操盘思路都比较像，但是它们自己不称自己为对冲基金。
吴伯凡：在中国是很多事情可以这样做，但不可以这样说。
黄徽：我想对冲基金进入中国以后可能也要改名字，比如“全球投资的分散风险的绝对回报的阳光私募”，这样可能更容易被人接受。
吴伯凡：有时候一个标签就是一个符咒。我们好像在做消除瓶颈的事情。那在选对冲基金的时候需要掌握哪些标准呢？
陈志武：第一，看基金的管理团队是谁，他们的个人品格、道德如何。这个是蛮重要的，因为对冲基金是私募基金，管理团队一般来说人数比较少，所以在操作层面上这些人个人的品行、信誉等都是非常重要的。第二，看他们的投资策略具体是怎么做的，具体做的跟说的是不是一致。第三，看投资业绩，即投资回报率、风险水平。还有就是投资策略跟其他投资之间的相互关系，是互相补充还是互相放大风险。如果是互相对冲、互相补充的话，这样的对冲基金即使投资回报低一点，也可以为整体投资组合带来非常正面的效果。
吴伯凡：作为一个投资者，我马上会想到这三个方面都存在信息不对称。我怎么能比较全面地了解它？我能不能了解到它的确切的投资业绩？
黄徽：业绩本身都是通过审计的，如果审计所本身有信誉的话，审计出来的业绩也是可以保证的。麦道夫的手段之一就是用不靠谱的小的审计行作假。业绩回报方面的会计本身没有那么复杂，如果是信誉好的审计行，基本上拿到的业绩是可以充分信任的。如果基金的投资组合中有大量流动性很差的产品，情况会复杂一些。
吴伯凡：如果投资者对于对冲基金不太懂行，怎么办呢？
陈志武：可以找对冲基金的基金。这是由那些专业的投资于对冲基金的基金经理去挑选不同的对冲基金组合而成的基金，更稳妥一些。
黄徽：对冲基金的基金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办法，投资可以更进一步分散于多家对冲基金，但缺点是要付双重的费用。
吴伯凡：在中国连对冲基金都没有，何况基金的基金？
陈志武：现在已经有一些了，它们叫“一对多”，或者子母基金。我们还是需要消除误解，多去了解对冲基金到底是什么，到底是怎么回事，把对冲基金的本来面目还原回来，作出更公正的判断。
吴伯凡：如果对冲基金引入中国资本市场的话，我们可以预见到的，应该是积极面大于消极面。借由对冲基金的引进，能够使市场上长期不能解决的一些错误、一些病症得以解决，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完成一些证监会想做却做不到的工作。从这个意义来说，对冲基金总体还是积极的，中国应该深入了解对冲基金，要尽可能地接纳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