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定义增长

“可以为我讲个故事吗？”

“什么样的故事呢？”

“有美好结局的故事。”

——父与子的对话

过去几年中，无论身处何地，无论遇见何人，总有三个问题不断地被提起：经济增长是否能够回到原来的轨道？翻天覆地的技术变革将会给人类、职场、收入带来哪些变化？地球资源因为人类的过度使用而日益枯竭，有没有一种方法能够协调人类持续增长的需求与地球有限的宝藏之间的关系？

企业高管、科学家、政府官员、学生、宗教领袖等等都对此忧心忡忡：当前的经济增长模式使得不平等现象加剧，焦虑情绪高涨，民粹主义抬头，其也与人类对和谐社会、健康地球和美好生活的追求背道而驰。金融危机大大打击了我们对经济发展的自信心，日新月异的技术变化似乎掌控了人类生活的节奏与方向，环境问题的全球性特征日益突出，面对种种挑战，这些群体早已意识到，变革迫在眉睫。

这些担忧渗入了生活中的闲谈、业界高层的会议、校园课堂的讨论，逐步成为主流意识。从天主教教皇方济各到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从联合利华的保罗·波尔曼到贝莱德集团的劳伦斯·芬克，他们无一不对当前经济引擎的长期驱动力持怀疑态度。芬克曾说过：“短视思维影响着社会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中就包括政府和家庭。在人类一手营造的‘赌局’中，除了眼前的结果，再无其他要事。”

在如此巨大的压力下，我们又该如何应对挑战？当前的经济增长模式创造了辉煌奇迹，帮助数亿人摆脱了贫困，走向丰衣足食、安居乐业。这背后是数之不尽的付出，以及另外数十亿正翘首企盼步入中产阶级的人口，若此时插手干预增长模式，即便保守来说，也似乎有些鲁莽了。然而，人类摧毁地球的速度日益加快，全球社会支离破碎，情况堪比“二战”之后的残局，这些都已凿凿有据、铁证如山。

作者认为，技术颠覆可以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核心要素，但是仅凭技术本身是不够的，在对大量技术影响进行了分析研究后，我们同样对技术变革的现有影响感到担忧。在全新理念与原则的指导下，技术颠覆确实能够为解决上述问题带来答案，而这正是人类把颠覆转化为有益颠覆的重大机会。

人类社会与经济增长

人类社会正处于全球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当然，为了认清这一点，需要暂时忘却新闻里动荡不安的市场、高居不下的失业率，还有眼前仍未退却的危机和财政紧缩政策。回顾过去这几十年的数据，结论显而易见：1990年，以GDP计算，全球经济规模为23万亿欧元，在2015年，也就是仅仅25年后，全球经济规模已增长至78万亿欧元，增长了两倍之多；1990年，全球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为19亿，2015年，这一数字已经减半，降为8.3亿，同时，全球中产阶级人口数量增长接近200%。在发达经济体中，大部分人口当前所享受到的商品与服务是在短短两个世纪前连国王都无法享受的。

经济迅猛发展，社会也大幅进步，成果丰硕且惊人：小学教育适龄儿童的失学人数从2000年的1亿人降至2015年的5 700万人；青少年文盲率从1990年的17%降至当前的9%，同一时期，儿童死亡人数减半，孕、产妇死亡率下降了45%，用上自来水的人口数量翻倍；全球网民占全球人口数的比例从2000年的6%上升至2015年的43%……更多相关数据数不胜数。

与历史上的经济增长相比，当前经济发展的速度与规模令人叹为观止。第一次工业革命始于18世纪的英国，革命初期，该国人口不足1 000万，而实现人均GDP翻番，它花了150多年的时间；美国大发展初期的人口数也是1 000万左右，它实现人均GDP翻番历时50多年；而取得相同增长，中国仅历时12年，印度历时16年，但这两个国家的人口数在其发展初期共计18亿——与工业化时期的英国对比，这两国有近200倍的人口负担，但增长速度却是英国的10倍，而两国新增的需求对于全球市场的影响更是远超2 000倍。

自然资源驱动的增长

这般迅猛的经济增长必将被载入史册，而如果透过现象看本质地深入探究一番，那必然会有一个重大发现：气势恢宏的经济发展基本依赖于将自然资本（经济学中对“自然资源”的称呼）转化为其他形式资本的方式。这在工业革命早期已经十分明显：矿石与煤炭被转化为金属，之后金属又被制造为各种金属产品；石灰岩被转化为水泥，之后又被加工为房屋与桥梁；森林被转化为木材、火焰和蒸汽，驱动着机器的运转、铁路的延伸。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驾驭了更加多样的自然资本，并用它们创造了更加先进的产品。这样的描述比比皆是，以致在任何一本记载工业革命的教科书上都能看到。鲜为人知的是，自然资本转化为其他形式资本的模式仍旧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模式，即便在发达经济体中亦是如此。迄今为止，人类社会经历了三次工业革命，其结果是服务行业显著发展，全球超过半数人口都已生活在城市之中，然而人类创造经济价值的模式仍与工业革命初期的模式大同小异，能这样说的证据不胜枚举：调低石油价格依旧是最重要的经济刺激手段，也总能得到石油进口国的大力颂扬，还时常会引发股票市场的躁动，而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巴西等依赖大规模石油开采项目的经济体则受油价浮动影响极大。即便是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挪威等经济体，也依旧严重依赖自然资源。追溯源头分析，当前的发展模式似曾相识。人类经济发展的核心依旧是资源密集型的产业链。2013年，在欧洲，住房、食品和出行这三大资源密集型产业链在GDP中占比51%，在就业中占比46%，在家庭支出中占比63%。

在经济研究领域，能源与资源在经济增长中的驱动作用终于得到了更多关注。在此之前，劳动力与资本一直被认为是最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尤其是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索洛推广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即“索洛模型”后（当时全球人口为28亿，而拥有的资源还不到现在的1/10），这种理论更是得到了广泛认同。根据这一理论，自然资源与能源的使用只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并不是驱动因素。但是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仅仅能够诠释研究数据中一半的增长，而被归为“索洛剩余”的另一半一直被定性为在劳动力与资本生产率提升过程中产生的协同效应，但没有相应的量化理论能够诠释证明这一假设。在过去10年中，新的经济学派开始将能源与自然资源作为同劳动力、资本平行的第三大生产要素（自然科学家本身就认同这一点），并以此建模，得到的最终分析却与上文大不相同：研究所涉及的国家在20世纪经历的发展中，一半的经济增长是因为自然资源投入更多，使用效率更高。换言之，这个新模型基本诠释了“索洛剩余”为何存在，也显示出自然资源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超出了传统经济理论对其的判断，而且这一模型对于发达经济体也同样适用。

现在大家侃侃而谈“服务型经济”“知识型经济”，但切不可盲目地以为自然资源对于经济增长的驱动就不再重要了：大部分的服务行业就与资源紧密相连（运输、房地产、食品、家用产品等等），而大部分的知识也与物质产品以及价值链息息相关。

承认上述结论至关重要。如果不能充分认识到自然资本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自然资本和地球源源不断提供自然资本的能力将得不到妥善的应用，人类也就无法应对自然资本损耗给经济发展带来的严峻威胁。眼前的这个故事恢宏庞杂——不仅环境不断恶化，而且资源密集型工业模式下的收益也在递减；如果自然资本是经济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这一资本的日益枯竭，对于全球经济又意味着什么呢？

自然资源“大挤兑”

本书将会详尽诠释资源密集型工业模式在经济、社会、环境方面带来的重大影响。要知道，这些影响并非凭空出现的，早在20世纪60年代，环境问题就引发过激烈的讨论。可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这类环境问题基本上只被看作工业化进程的副作用，而与经济本身无关，人们也不认为其会真正损害经济增长。非专业领域的读者可能还没有发现，过去数十年中的情况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转变。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环境恶化的速度加快，对全球的影响范围扩大、程度加深，并已经开始威胁当前人类的财富创造模式。全球经济规模之大、发展速度之快，正在耗尽那些人类赖以发展的自然资本。从这个层面上说，全球经济发展的成功反倒又拖累了全球经济。

大家讨论最多的环境威胁就是全球气候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可怕后果，比如海平面上升、生物多样性流失、生物生产力下降、风暴旱灾加剧等等。但地球科学家们认为，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全球性环境问题也同样严峻。

• 淡水资源短缺：预计到2030年，全球大多数人口生活的区域都将出现不同程度的淡水资源短缺问题，其中有1/3的人口将面临生活中淡水资源供应不及需求量50%的窘境。这背后的原因是农业、工业以及能源领域对水资源不加控制、缺乏规划的使用，尤其在能源领域，这一趋势更加明显。

• 氮和磷：由于农业肥料的使用，氮和磷这两大重要的食品营养物质在全球的流动已经受到极大的干扰。在合成肥料中，磷酸盐是重要成分之一，虽然在摩洛哥以及西撒哈拉能够开采到高纯度的磷，但长期的供应能力如何，以及按照当前成本水平进行开采是否合理，仍要打上大大的问号。更重要的问题是，当前有70%的磷没有得到循环利用，而是直接排入了湖泊和海洋中，这导致水体富营养化、海洋死区扩张。这种难以替代且供应有限的食物养分，人类竟毫不犹豫地全部倾倒进海里，简直骇人听闻。

• 海洋资源耗竭与海洋污染：多年前，许多地区就已经出现渔业资源锐减的状况，这个问题现已遍及全球。按照全球平均值计算，每一美元支出（劳动力、设备等）的捕鱼量自1975年以来已经下降了83%。在过去几十年中，海洋污染也已经成了全球性问题。现在塑料污染总量为每年800万~1 200万吨，如果按这个速度计算，到2050年，海洋中的塑料将会超过可食用鱼类的数量。

• 生物多样性流失：这可能是最令人担忧的问题了。当前生物多样性流失速度比生物自然灭绝速度要高出8~100倍，科学家们认为这可能就是第6次灭绝——全新世灭绝事件，其规模和程度都比历史上的前5次更为严重。这不仅仅涉及那些鲜为人知的物种，最近一项科学研究显示，全球75%的大型动物都面临灭绝风险，其中包括大家所熟知的老虎、豹子、大猩猩等。至此我们已经真正踏入了“人类世”。

这个威胁清单还可以列得更长，表土侵蚀、沙漠化、海水入侵、海洋酸化、滥伐森林等现象都日益严重。这里不是危言耸听，而是为了说明一个事实，人类最重要的自然资源——土地、水源、空气、养分和动物，几乎都受到了全球性的威胁。“地球承载界限”研究团队提出了地球健康的9大组成部分，按照当前的情况，人类已经在4个部分上超出了地球承载界限。

非营利组织“全球足迹网络”利用另一种方式对当前的自然资源使用进行了综合分析：他们会计算每一年人类所使用的自然资源总和究竟需要多少生物表面积才能提供。1970年，分析得出的所需要的生物表面积就超出了地球上现有的生物表面积红线，也就是说，早在1970年，全球经济就已经出现赤字。从那时起，我们仍然使用着更多的资源，到2015年我们已经使用了1.6个地球的资源，而且那些发达国家所使用的资源总量是它们应有份额的2~5倍。

环保运动有时会被指责是危言耸听、言过其实，但是，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仔细审视各类环境数据后，作者认为在当前形势下，是时候敲响警钟了。

当前问题的严重性来自多个方面。从严格的经济学角度出发，是因为人类的滥用、损耗和污染，当前自然资源自身的生产力正在急剧下降（本书将会罗列出大量的事例）。由此引发的问题就是，人类发展历程中将自然资本转化为其他资本的模式还有可能一直奏效吗？

未得到充分重视的另一点就是，当前大部分环境问题都可以归结于人类对原材料和产品的使用。例如，作者分析了由联合国支持的TEEB（生态系统与生物多样性经济学）研究，查看了其计算的全球环境破坏成本，并根据其中的根本原因进行分类，结果发现，60%~65%的成本与原材料相关，35%~40%与能源相关。事实上，人类对能源的需求以及化石能源的燃烧给资源供给带来了压力，然而原材料方面可能正面临着更大的挑战。但时至今日，在各种环境问题的讨论中，后者得到的关注与能源问题相比却少之又少。

作者所强调的环境问题中有两个细节需要注意。一方面，总体来看，地球上的金属资源、化石能源并没有“消耗殆尽”，主要类别矿产的“储采比”（各类资源的探明储量与当年产量的比例）正在稳定增长。这也就意味着勘探新资源的速度比使用已有资源的速度要快，因此，短期之内全球的钢铁或石油资源不会耗竭。然而，这个大规律中也有例外。例如，欧盟已经将20种原材料列入“重点原材料”清单；制造智能手机所涉及的50种化学元素中大部分都属于稀有金属，例如铕、镝、铥，某些金属元素甚至来自同一矿床。其实这是人类的生物系统开始出现问题的表现，社会经济十分依赖自然资源系统的生产力，但人们在过去从未充分认识到这一点。

另一方面，作者认为，人类向地球透支部分自然资源的行为也是可以理解的。例如，对于贫穷国家，自然资源就是它们的主要资产，所以，它们“使用”部分自然资源满足基本的生活要求，积累“股本”，本身无可厚非。但是，现在几乎所有国家都在快速地透支自然资源，越富裕的国家甚至透支越多。这看起来并不像有还款计划的谨慎借贷行为，反而更像对自然资源的大挤兑。

越发展越贫穷？

也许1985年会被标记为人类历史上的又一分水岭。这一年，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GDP开始与劳动收入、收入分配和自然资本等关乎人类福祉的其他指标出现分歧，也是这一年，人们希望通过努力开发出能够指引经济发展的新罗盘，并协调隐藏在数字背后的两股大趋势——一边是惊人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另一边是巨大的环境损耗。更让人惴惴不安的是，这些努力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如果将自然资本计算在内，实质性增长毫无活力可言，其远远低于GDP增长的速度。那么这个结论意义何在？如果实质性增长的速度低于人们的预期，那么也就意味着当前的经济增长引擎并没有人们预期中的那般成功。这里主要有三个方面的指标：

• IWI（包容性财富指数）的工作由联合国环境署支持、多位著名经济学家牵头，旨在衡量长期的可持续财富。这里所定义的财富是一个国家的实际资本总额，具体包括生产资本、自然资本和人力资本，增长则是实际资本总额的提升。其背后的逻辑是决定一个国家人口未来福祉的是国家资本总额的管理与发展，而不是当下的收入水平（GDP的测量数据）。在最新的IWI报告中，全球140个国家在1990年至2010年的包容性财富增幅仅为32%，而同期GDP的涨幅为187%，这一分析结果令人担忧。根据IWI的数据，如果将环境破坏成本计算在内，那么有82个国家的人均包容性财富在下降，因为自然资本的损耗速度高于其他资本的积累速度。而且，有很多环境问题还没有计入IWI的数据分析中，也就是说，这一分析本身还没有充分反映自然资本的破坏程度。

• GPI（真实发展指数）从GDP增长出发，将各种环境因素和社会因素考虑在内，最终得出真实的增长水平。1990年至2005年，全球范围内的GPI增长接近于零。虽然各个区域的发展变化存在细节差异，但总体趋势一致：GDP与GPI的差距越来越大。

• 在2013年，TEEB研究团队以及英国Trucost咨询公司共同承担了一项艰巨任务——计算全球各类主要生态系统中遭到破坏的自然资本的总成本。最终计算出的总成本已经高出全球GDP的13%——数字本身已经如此巨大，而且按照目前的发展路径，这一数字还会继续增长。研究人员又将这一成本与采掘行业、粗加工行业（损耗自然资本的重要主体）的规模和利润进行对比，结果发现，如果将环境破坏成本计算在内，那么没有一个行业能够处于赢利状态，一个都没有！这就指明了全球经济中心的问题与风险。在能源行业中，近些年有很多关于高估化石能源资产的讨论（所谓的“碳泡沫”问题）。而根据Trucost咨询公司的分析，“环境泡沫”比“碳泡沫”还要大2~3倍。

上述的这些测算方法当然存在争议——GDP也是一样，但是这些分析都得出了一个令人无法回避的结论：GDP已经不再是衡量社会进步与创造财富的首要指标，在GDP保持正增长的背后，一个不太乐观的景象正在慢慢显露出来。人类当前测算的GDP增长也许只是透支未来所得到的结果，而并非真正的进步与增长。真实的经济发展速度可能远远没有人们想象中的那么迅速，甚至在某些国家已经出现了经济发展的倒退。人类是不是真的越发展越贫穷了呢？

浪费，无处不在的浪费

人类不顾自然资本的损耗，透支未来换取了增长，与此同时，经济体系中也充斥着浪费现象，这颇具讽刺意味。人类通过消耗自然资本得到生产资本，而问题的核心在于，在经济发展中，这些代价高昂的生产资本却远远没有得到充分利用。

前文提到的《内部增长》的作者调查了欧洲经济发展中的资源浪费现象，发现其程度已超乎预期。这一点对于本书论点十分重要，因此，这里先罗列出部分关键数据，后文会进行更为详细的讨论。

2012年，欧洲每人约需13.5吨原材料以满足生活需求。从价值角度来看，材料与能源使用一次后95%的价值会流失，材料循环与垃圾中的能源回收仅占最初原材料价值的5%。即便是钢铁、PET塑料以及纸制品等回收率较高的材料，在第一次使用周期后，价值流失也高达30%~75%。价值流失的原因之一是只有部分材料得到了循环利用，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各种材料混合在一起后，只能在低价值领域得到利用。所以，欧洲国家整体上使用了大量的原材料，而且仅仅使用一次，再把贬值的材料留给子孙后代。全球各地重复利用原材料的模式稍有不同，但基本状况与欧洲如出一辙。

如果拓宽视角，当前经济中的结构性浪费更令人瞠目结舌。这里以交通出行为例。100多年来，强大的汽车公司不断提高产品生产效率——而这仅仅是个体层面的提升。在系统层面，这幅景象则大有不同：在欧洲，一辆汽车92%的时间都处于停放状态，3%的时间处于交通拥堵或者寻找停车位的状态，仅在5%的时间内有效运转。再进一步说，5个座位中平均只有1.5个位置得到有效利用。这些数据结合在一起，汽车使用率竟然还不到2%。美国的同类数据更低。而且，对于很多家庭来说，一年或者数年的可支配收入都要与汽车紧密地捆绑在一起。从能源角度出发，得出的数据也十分相近：汽车平均载重比例为12∶1（1.2吨重的汽车平均载人100千克），而油井中的石油能源仅有20%转化成为汽车行驶的动能。两数相乘，意味着石油中仅有2%左右的化学能最后用于人类的交通出行。从土地资源方面分析，结论依然相似：城市中心大约有50%的土地用于道路交通，包括道路和停车区域；但是即便在出行高峰时段（一天中5%~10%的时间），汽车占用的面积仅占城市道路面积的10%左右。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进行分析，经济价值中占比颇高的汽车也都只有1%~2%的使用率。

本书后文将会提到的住房与食品价值链，同样有着相近的数据。一言概之，这些重大价值链合计在经济产业中占比50%，在资源使用中占比70%~80%，而其中的浪费令人震惊。

指明这一点的意义何在？如果从系统层面审视这些重要价值链，我们会发现其中的资源浪费非常严重，而哪怕稍稍做出一点改变，在经济和环境层面可能就会出现巨大的转机。换言之，对于现有基础设施、产品与原材料，人们仍有巨大的机会在利用过程中挖掘出更大的经济价值。本书会说明，只要选择了正确的发展方向，现有创新技术和商业模式就足以实现这一点。这就是“重新定义增长”的核心。

在探讨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案前，不如我们先谈谈，为什么人们看似反感对自然资源的破坏和浪费，却又会走向肆意挥霍而浑然不觉？从现实层面看，经济学课本给出了答案：因为破坏环境的成本仍然不够高昂，“谁污染，谁付费”的原则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实施。而作者认为更深层的原因在于，长久以来自然资源都被当作源源不断、任人索取的东西。因此，当人们开始定义财富、资本、经济发展和以市场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制度时，自然资本没有被计算在内；当全球人口达到10亿以上、人们开始建立经济理论和衡量指标的时候，自然资本也没有被考虑在内。人们继而又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思想，即资本和经济发展独立于自然资本，自然资本最多也只是通过所谓的“外部效应”与经济联系在一起，对市场的影响十分有限。这样的理论早些时候还说得通。而现在，全球人口可能会一直增长至110亿，多种自然资源供应紧张，人均消费量迅速增长，而且人们早已超越了“人类安全运作空间”，如今，一些重要的外部效应也已成为常态现象，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自然资源的重要性已经超过经济利益。人们必须对此重新进行审视了。

可持续发展——破碎的梦想

人类不珍惜自然资源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00多年来同时也有人始终积极地维护环境利益。在环境保护主义的历史中，有英勇的先驱（从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到雨林守护者奇科·曼德斯），有骇人的危机（从意大利塞维索剧毒化学品污染到美国阿拉斯加港湾漏油），有可怕的战场（从偷猎活动到海洋塑料污染），也有可喜的胜利（从《蒙特利尔公约》到《巴黎协定》）。从某种程度上说，这就是人类的现代历史。

第一部环境法是19世纪晚期在英国颁布的，第一批环境组织也在同期诞生（1892年成立的美国环境组织塞拉俱乐部）。这些早期法律和环境组织的工作重心是通过保护土地、物种或禁用某些危险物质来实现环境保育。在过去一个多世纪，这种保育措施起到了不俗效果：铅、汞的使用得到控制，DDT（双对氯苯基三氯乙烷，即二二三）、PCB（多氯联苯，即二联酚）等化合物被禁用，现代垃圾处理机制形成，等等。但以上大部分问题都局限于较小区域、单个国家，环境保护工作主要就是将有毒物质、负面企业列入黑名单，并敦促违规企业采取合法合规的行为。对于企业来说，这就是众多运营条件之一，仅此而已。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情况发生了变化，早前的保育措施虽然硕果累累，但显然不再能够应对当时的环境问题了：初步显现的气候变化、海洋酸化、土壤退化、臭氧层空洞、城市雾霾、滥伐森林问题。上述这些环境问题又都具有全球化和复杂化的特性，扑面而来的这些环境问题同时都牵涉资源利用问题。对于很多贫穷国家来说，这些资源的利用和消耗又是工业起步的关键。

这些问题中的大部分遍及全球，与其密切相关的是日渐增长的资源利用需求。由于环境问题的转变，全球环保战略的重心从保育转向了提升生态效率。换言之，对某些森林、湖泊和物种进行重点保护或是禁止特定类别危险物质的使用，都不足以实现环保目的，全球经济体都需要尽可能更加高效地利用自然资源。从这个时候开始，环境保护，人人有责，所有的企业、消费者乃至国家都应该为生态效率担负责任。“生态效率”是1992年联合国地球高峰会议的重要成果之一，以此为核心，世界企业永续发展委员会（WBCSD）得以成立。时至今日，生态效率仍在全球环境战略中占主导地位。大部分发达经济体都制定了详细的环境法规，也为不同领域的生态效率设立了标准，例如，交通工具的燃料标准、建筑物的能效标准、各类设备的节水标准等等。大部分企业也将“生态效率”当作可持续发展的核心。

“生态效率”承载了美好的愿望，也带来了显著的成果（如果没有这个战略，世界可能已经糟到无法想象），可是面对当前的全球环境与社会问题，“生态效率”已经显得势单力薄。这听着有些刺耳，不过认真想想，“生态效率”作为重大环境战略已经持续了25年。与此同时，全球环境恶化的速度与规模有增无减，对全球生态体系和经济发展的威胁也日益严峻。生态效率本身没有错，在当时的情况下它可能是能在政治层面上得到各方支持的唯一选择。它不仅带来了环境利益，也带来了经济利益与创新，而且也在这场持久战中为地球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

但是，目前主要出现了两个核心问题：第一，尽管大部分行业与国家渐进式地提升了生态效率，却仍然完全赶不上经济发展以及所谓的“（能源）回弹效应”所带来的增长。第二，可持续发展的工作主要集中于产品本身及与其相关的能源体系，前文所说的系统层面资源浪费并没有得到关注。这样的后果是什么？在资源利用的绝对值方面，即全球环境问题的关键方面，所有曲线不但没有下降反而都呈上升趋势。从1995年（生态效率概念出现的时候）到2010年，铁的需求量增长了81%，塑料的需求量增长了83%，化石能源相关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增加了48%，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因此，无法回避的事实就是，相比于20年至25年前生态效率概念刚刚出现的时候，我们对地球资源的超大需求周期已经形成，这就给地球带来了更大的压力。

全球已经陷入了困境：效率的提升速度太慢，但加快效率提升的代价在很多人看来又太高，而且这样的提升可能会影响经济增长。汽车尾气排放就是一个很有趣的实例。在奥巴马任职期间，美国为汽车制造商设定的燃油经济性标准是到2025年使每加仑汽油行驶里程达到87.71千米（当前约每加仑48.28千米），而欧盟和中国设定的同类目标分别为97.53千米和80.62千米。但在相近的时间段内，全球汽车数量预计会翻倍：从目前的10亿辆增加至2030年的20亿辆左右。以此计算，即使汽车制造商能够实现上述极为大胆的目标，全球温室气体的排放量也会出现净增长。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样的困境也越发明显。一些预测已经肯定了这点：虽然金融危机使资源热潮有所降温，但是几乎所有的分析预测都表明，自然资源过度使用的状况仍未改变，而且会继续加剧。2015年12月，巴黎气候谈判时各国提交了相应应对计划，据计算，全球一次能源需求量总和到2030年将会增长25%。大家对于《巴黎协定》感到振奋可以理解，但要知道那些承诺其实还远远不够。清晰展现在世人眼前的事实就是，基于生态效率战略指导的环境保护工作进展太慢，迈克尔·布朗嘉特与威廉·麦克唐纳的开创性书籍《从摇篮到摇篮》谈道，“不那么糟糕就是不好”，一语中的。虽然“生态效率”的理念带来了很多环境保护成就，但人类在目前所处的环境保护阶段似已走到尽头，故人类迫切需要对其进行反思，并建立全新的环境保护规则。

上述分析的总结：如果用当今盛行的标准（GDP）来衡量，那么在过去30年的时间里，经济发展实现了巨大的进步，其主要形式是将自然资本转化为其他资本。然而，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全球自然资本损耗的加剧，依赖自然资源促进经济增长已经不再如以往那般高效，这一历史发展模式已经开始殃及人类。况且，就当前来看，实质性增长已经远远低于GDP增长，现在的GDP增长其实就是透支未来的所得。这样的增长模式似乎需要深刻的反思。当前的可持续发展工作，即提高生态效率仍远远不足，而应对方法也许是那些人们还未开始定义、接受或者实施的新原则。

递增性经济——经济发展的资本重整

如果“生态效率”战略还不足以将当前正在进行的颠覆转变为“有益的颠覆”，那还有其他的可能吗？本书的主要目的就是通过提供相关的事实与视角促进这方面的探讨。因为作者也意识到，填补与缩小当前的思维空白与差异可能还要花上数年时间，它需要通过不断地讨论、宣传、倡导与承诺才可能实现。但是如此规模宏大的改变要如何着手进行？作者想来谈谈自己的见解。

在最高的宏观层面，有两大改变必不可少。第一，解决前文提到的系统性浪费是重中之重，其中包括对重大价值链体系中的浪费现象以及在原材料的一次性使用过程中造成的浪费现象加以限制。这是经济发展及环境保护的双重机遇。第二，作者认为“不那么糟”的“生态效率”规范应该变为“积极型”规范，即“净正面”或者“递增”原则。这里我们逐一探讨如何通过技术变革来实现上述改变，而这些改变又将如何让世界朝着有益的颠覆大步迈进。

从“生态效率”到“地球兼容”——三大支柱

地球兼容经济模式是什么样的？作者认为用三大支柱来描述它可以帮助读者理解这一模式，这些支柱的建立依赖技术变革，它们能够共同发挥作用，使实现财富增长与地球繁荣成为可能。

充足的清洁能源

在过去10年中，可再生能源技术取得了惊人的进步和长足的发展，其在使用成本与规模上的进步都远超预期。例如，以过去10年为轴，太阳能光伏技术的使用成本已经下降70%。现在，可再生能源的使用成本已经基本与化石燃料持平。即便是中国这个高度依赖煤炭的最大经济体，其2015年的煤炭需求已经低于2014年，而煤炭行业已是风雨飘摇。所以，当前谈的向低碳能源体系转移，已经不能与10年前的情况相提并论，而且这个转变正在迅速发生，并对经济层面和环境层面产生了非常强大的驱动力。在三大支柱中，只有“清洁能源”得到了全球范围的有力支持和讨论，后文会对此展开更详细的讨论，其透露出另一个重要信息：一旦能源体系变得清洁而且使用成本低廉，其将会极大促进创新与经济发展，正如低价化石能源曾经推动了经济发展。所以，“清洁”这一概念变为现实后，接下来人们就要想办法为经济体提供低价的能源供应，并确保其能够得到高效的利用。

“从摇篮到摇篮”的材料库

第二支柱是循环经济体系——原材料、部件和产品都能够重复利用多次，并且最终以无害的方式重新回到自然环境中的模式。当前原材料的一次使用过程中浪费严重，相比之下，循环经济体系能够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还能解决当前资源利用过程中产生的环境问题和健康问题。后文会谈到，只要原材料保持高纯净度、产品构造可拆解和可回收，再加上健全的追踪体系，那么大部分的原材料基本可以无限循环使用。企业要满足这样的设计要求看似麻烦，但不妨这么想，只要建立一套基本产品设计原则，当前规模庞大的废品就会一跃成为巨大的宝藏，并满足很多材料需求。现在的大部分产品设计都会采用黏合或焊接技术，并混合各种材质、增加不少添加成分，这使得产品使用末期的价值几乎为零，所以在大部分情况下，材料回收实在是无利可图。如果能够改变设计原则，一个国家的资源库存就变成了循环材料库，这将为国家带来真正的竞争优势，并使企业能够利用各种材料设计新产品、不断释放创新与变革潜力。后文会详细描述这样的体系，并揭示在如今技术发展的浪潮下，构建循环经济体系的可能性相比于10年前已经大大提高。

高效的再生系统

大家已经逐步认识到了系统结构的重要性。这里要提醒大家，即使产品设计一流，可再生能源供应充分，循环利用到位，但如果没有一个高效的系统，递增性经济也难以实现。新的变革应该以系统为基础。其实在很多领域中都潜藏着巨大的变革机遇，例如，以共享的方式实现更高的利用率，以虚拟化技术减少实物生产，将产品更好地融入系统（交通出行系统、城市系统、食品系统等等），优化系统设计以减少浪费等等。也同样因为技术进步，这些变化相较于10年前实现的可能性已经大大提升。例如，以前共享汽车和共享房屋对于大部分消费者来说吸引力不太大，而智能手机普及之后，这类共享服务普及速度突飞猛进。共享模式与虚拟化技术可能是当前人类掌握的最强大的环境工具——即使和21世纪初的预期比较，这样的视角也相当新颖。本书后文会阐述，交通、食品和住房这三大价值链的经济与环境潜力未能得到充分的开发，同样也会展示这三大系统经过改善后，人类就已经朝着有益的颠覆迈出了重要一步。

从宏观层面列举这三大支柱很简单，困难的是到底要如何将技术、创新、政策与行为进行搭配组合，从而真正建立起这三大支柱，这一点作者在后文中会深入阐释。当三大支柱建立运转之后，人类社会就会进入良性循环。充足的清洁能源与良好的设计原则使得产品与材料能以较低成本分解为原材料部件，并最终在经济体中多次循环使用。高效的再生系统则会进一步降低能源与材料价格、提升产品的价值。因此，三大支柱缺一不可，相辅相成。长期以来，大家的讨论总是集中在某一个支柱，例如，过去10年间，尤其是在气候变化的讨论中，我们所有的注意力都汇集在可再生能源上。直到现在，“从摇篮到摇篮”材料库的重要性才逐步得到重视。此外，将两者融入高效的再生系统中也极为重要。因此，对比当前的环境保护工作，三大支柱模式是一个重大改变，也是一个满载经济潜力的宝贵机遇。另外，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中195个国家做出承诺，要将地球升温控制在1.5℃~2℃，本书将会说明为什么后两大支柱对于实现这一承诺尤为关键。

新规范，新行为

作者认为，“生态效率”规范迫切需要改变。前文谈到“不那么糟”肯定是不够的。所有经济活动的基本要求应该是它的影响净值总和（对生产资本、自然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总影响）在其生命周期中始终为正态。换言之，就是所有的经济活动都应该利大于弊。在描述个体决策时，一般表述为符合“净正面”原则，如果强调国家的资本增长，则描述为“递增性”发展。

这样的想法太过简单，甚至可以说太过肤浅，作者也时常遭到反问：“大部分的企业、消费者和政府难道不是已经竭尽所能这么做了吗？”不可否认，确实有一部分人在行动，但是作者在过去30年中为不同的企业和政府提供过战略咨询服务，以亲身经历担保，上述的理念对大部分企业与政界领导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转变。他们当前基本都处于生态效率以及简化主义的思维模式中，也就是说，他们为自己设立的标准是比同类国家或者同类企业带来更小的危害。任意翻看一家大型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报告，里面满满当当的数据都是在说明自己的生态效率较之去年又提升了多少（也就是相比之下“不那么糟”了）；更刺眼的是，基本所有企业的环境破坏总值实际上都呈现出上升趋势（也就是整体的环境破坏程度比上一年要严重）。再看看任意一个国家政府的环境报告，里面也必定包含各种与生态效率相关的规范，例如，燃油标准、能效指标等。因此，“净正面”原则意味着企业与政府在规划宏大目标时，在衡量工作成果时，需要对思维方式进行重大的改变。

“净正面”或者“递增性”规范的提出受益于保罗·科利尔的观点，即人类应该将自己视为自然资源的保管人，人类使用和消耗自然资源的前提是保证剩下的资源能够继续造福下一代。之后，这一规范又吸取了艾默里·洛文斯与保罗·霍肯的“绿色资本主义”理念；其还融入了沃尔特·斯塔希尔的观点，即循环经济中所有资本的利用都应该做到最大化，这一规范也离不开迈克尔·布朗嘉特与威廉·麦克唐纳“从摇篮到摇篮”的概念，即所有产品经过合理的设计都可以确保其原材料和部件在下一个使用周期中维持较高的价值，当然，联合国支持的自然资本核算工作也对其起到了促进作用。

然而截至目前，这些理念仍然没有成为主流，在作者合作的企业与政府部门中，得到的关注也极为有限。在作者看来，这主要是因为这些理念都看似过于宏伟，甚至有些不切实际，因此，总是被束之高阁、视作远期机遇。

本书旨在提出不同的观点。创新技术不但让“净正面”原则的贯彻成为可能，而且也使这一原则对于众多领域的产品和服务的吸引力大大增强——这在过去是不敢想象的。可再生能源技术的巨大进步加上创新数字技术的应用，将促进原材料与产品的使用效率大幅提升，相较于10年之前，实现“净正面”目标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同时，与10年前相比，为减轻自然资本破坏所花费的成本也更低，材料与产品的价值也可以通过共享、数字化、再制造等方式得到最大化。

这里需要说明，“净正面”原则并不是说经济发展要完全“回归自然”，并否定所有自然资源的使用。在“净正面”原则的框架中，许多自然资源，甚至包括金属矿石等有限的原材料，都应该得到利用。这一原则的要求就是，对资本基础进行明确的界定（衡量标准要能够涵盖大部分人关切的要素）后，计算出在一个完整的生命周期内经济活动对资本基础的主要影响，并能证明经济活动整体上对于资本基础的利大于弊。

本书会列举出众多此类事例，这里先以金属为例进行简要说明。采矿过程一定会损伤自然原貌，将矿石冶炼为金属又需要消耗大量的能源，而且以目前情况看，基本消耗的都是化石能源。这是否表示人类如果要避免损害自然资本就只能放弃使用金属呢？并非如此。在当前条件下，关于金属影响的众多分析已经呈现出积极的结果，因为金属能够带来各类高附加值的产品。想象一下，如果能在金属生产的过程中使用清洁能源，并确保金属产品的原材料在加工过程中能够不断地得到回收利用（这两点已经能够通过新兴技术实现，而且具有赢利前景），那么在开采金属的同时将创造高效的材料库，因而，经济层面和道德层面的阻力将不复存在。清洁高效的原材料在经济体中不断循环，并将成为子孙后代可以继承的宝贵财富。资本总额得以积累。如果对不同产品类别进行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大部分产品都没有实现递增效果，较好的情况也只是分解和流失，更糟糕的是这可能带来严重的环境污染。但是随着技术进步，大部分情况都可以得到扭转。如果真的有某些产品无法实现“净正面”目标，让决策者、投资者还有消费者知道，难道不是一件好事吗？

这样的分析刚开始可能会感觉很奇怪，因为很少有决策者能够敏锐地察觉到健康成本应该是多少，治理淡水资源污染的成本应该是多少。不过用不了多长时间，决策者们就会对这些数字到底应该是多少形成基本的判断直觉，而这些更为全面的分析又会成为企业决策考量中的一部分。而且，这种直觉可能比人们预期的更为强烈，毕竟，无论是经营家族企业抑或管理家庭开支，实现资本递增（不是短期收入而是长期财富积累）早已是心照不宣的常态。

“净正面”思维的力量

“这真的有用吗？”这是作者遇到的又一个反问。如果大部分企业已经在当前的竞争中尽其所能，大部分政府已经根据目前的预算尽力而为了，那进一步提升标准的益处在哪里呢？

作者认为，当“净正面”原则或者递增性原则得到广泛的接受后，结果就会大有不同，至少会有三个方面的变化。第一，企业的日常决策会随之改变。社会规范将约束企业的行为：大部分企业即使知道有办法逃避相关法律责任，也绝不会使用童工。在权利平等、反腐、健康与安全方面，大多数企业的常规操作也将与数十年前大相径庭。这个社会规范会随着时间推移发生改变。当人们置身此情境之中，当每个人都担负了决策责任，当正式的规则难以界定，当情况变化迅速时，社会规范的影响最为显著。仔细想象，“相比去年不那么糟”这个规范近乎全然笼罩了资源管理的大局，确实令人震惊。

第二，这一原则的落实会营造出全新的竞争环境。消费者会逐步意识到，产品品质的基本要求之一就是其利大于弊（当前的产品认证、标签和说明等信息让人眼花缭乱，根本无法得出清晰的结论）。达不到这样的基本要求，消费者为什么要妥协？投资者也会逐步提出类似的要求。技术进步能够提升生产过程的透明度，相较于10年之前，追踪产品、验证生产过程的难度和成本都大大降低，这就给企业提出了新的竞争标准。首先，高效生产和循环经济会成为企业有力的市场宣传要点，因为其能显示产品在全面的分析下是有益于社会的。其次，“净正面”产品的衡量标准会逐步将卫生标准、市场标准纳入，成为企业无法忽视的规则，如果企业产品生产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浪费现象，譬如排出了大量二氧化碳，那么就说明企业存在管理不当的问题。对于企业来说，打造光明的愿景并树立相应的价值观，在劳动力市场上也会使其更具优势。在本书第五部分的采访中，奈斯派索的首席执行官让–马可·迪瓦森认为，如果企业没有这样的吸引力，那么要想吸引青年才俊可能要付出更高的成本。

第三，新的社会规范也会加快环境法律的出台。“应对上述所有问题的答案不就是制定更为严格的法规吗？”这是作者遇到的又一个反问。经济学家时常将其称为“污染者付费”原则，或者称为对外部效应标价——这也是所有经济学教科书中为确保公共资源不被滥用所给出的标准答案。作者支持对外部效应进行更高的标价，也同意这是建立地球兼容经济模式的重要前提之一。但是，教科书中的答案几十年前就有了，现实世界里却鲜有落实踪迹，为什么呢？因为规模如此庞大的变革必须先从理念、价值与信仰开始改变。首先，企业和民众需要相信这样的变革势在必行、充满机遇也切合实际。只有坚定了这一点，技术规则和外部效应标价的标准才能够建立。而后者在当前仍被视作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负担，很多民众并没有认识到变革的必要性，政治人士要考虑选民意愿，所以执意落实严格的环境法规存在较大的阻力。

因此，本书提出的观点与单一的外部效应标价大有不同：作者认为，企业、消费者、政府、非政府组织以及投资者应该首先讨论并验证资本递增或者“净正面”原则，并对自己购买的产品提出这样的要求。当部分人首先发现了创新技术所带来的改变，感知到了切实的利益之后，这样的消息就会逐步传播出去，成为新规范。当这个社会常规得到了充分的认可，就会形成坚实的政治前提，就会对更大范围的外部效应标价进行规范。这是一个理念与常规先行的方法。

对经济的影响

为了将这一前景具体化，作者将其与欧洲经济相结合，以交通出行、食品和住房系统为例进行说明。我们与一支学术团队合作，对其中的经济与环境影响进行了建模计算，最后得到的结果令人震惊：如果前景得以实现，与当前发展路径相比，欧洲的GDP到2030年还将在现有基础上增加7%。当然，对大规模的经济变革建模，其中必定有很多不确定因素。但即使选择的测算因素有不完美之处，最终也能为我们提供一个大体方向，即大规模的正面效应。另外，这一分析结果也确实符合常理：如果新技术得到利用，政策得到完善，那么改革成本自然会降低，也将使当前各大经济领域中的系统性浪费现象大大减少，这当然会带来重大的积极影响。而且，在基本生活需求领域，成本下降意味着欧洲家庭的收入增加，这对于中低收入家庭来说尤为明显。与此同时，建模分析显示，如果能确保升温幅度稳定在1.5C°~2C°，那么温室气体排放量到2050年将会下降83%，模型中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就业状况会比当前模式下的情况更差。

再联想一下转型过程中，创新与变革为经济发展释放的活力：净正面产品、高价值材料库、低排放的出行与食品系统——在重大价值链中，也存在减少浪费的巨大契机。与企业高管们展开讨论时，作者团队时常会以“精益生产”做类比。丰田公司率先在其生产与供应链中做出改革，将重心从“逐步降低成本”转移至“消除所有浪费”，这种全新的管理视角也带来了全新的改良机遇，公司上下围绕着全新的规范展开创新，产品性能与生产效率显著提升。“精益生产”推动丰田公司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盈利最丰的汽车制造商之一，这一理念也成了制造业的新标杆。作者认为，“净正面”原则也同样清晰明确、简洁有力，同样有潜力推动巨大的创新浪潮。

更深入探究发现，递增性原则意味着全球经济将会走上新的发展轨道——实现经济与生态的共同繁荣。这里必须明确一点，人类社会至今仍未走上这样的轨道。资本递增的新原则意味着人类有机会摆脱当前经济发展中的困境，即经济发展越成功，人类寿命越长，子孙后代越多，环境破坏越严重，社会发展成果越畸形。在当前损耗资源的模式中，人类不可能获得真正的增长。而递增性经济则是有益资源的模式，经济发展越好，子孙后代就越幸福，地球也越繁荣。

这一分析结果振奋人心。人类如何在继续积累财富的同时又做到不减损自然资本的生产效率？面对这个问题，当前模式未能解答，而新的发展模式则给出了答案。

技术变革——势在必行，仍需动力

人类已经卷入了一次全新的重大技术颠覆浪潮，并开启了一次全新的产业革命。这对于本书的讨论十分重要，要知道人类得以满足温饱、过上美好生活、持续发展经济，不是靠地球约束或者人口规模自动实现的。人类使用的技术、采用的运作系统决定了社会到底是贫弱还是繁荣。狩猎与采集模式下的经济系统供养了500万人口，农业系统供养了8亿人口，而工业化为50亿人口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但如果人口攀升至70亿，甚至110亿呢？已有充分证据表明，工业化是无法保证如此庞大的人口发展的。要想协调好人与地球的关系，我们迫切需要新技术系统的出现。这一情况让不少传统企业感到恐慌，也震慑了它们，但是新技术还是轰轰烈烈地到来了。转变背后的各类技术正在飞速发展：智能手机、人工智能、3D打印、生物材料、量子计算、机器人、大数据、自动化……

技术颠覆改变了银行、通信和娱乐等信息领域，也将在未来20年中深刻改变经济的实体价值链。本书将会着眼于交通出行、食品和住房价值链，说明其中大部分环节都有多项重大创新技术、商业模式具有赢利潜力或者接近这一目标，比如无人驾驶汽车、精准农业、3D打印建筑、廉价清洁能源、物联网等等，而且在未来5~10年这些技术能够解决当前很多棘手的问题，例如，外部效应、“搭便车”行为和滥用资源等等。思科集团的首席执行官约翰·钱伯斯说道：“（技术变革的）影响将会比互联网革命强大不止五倍。”技术变革牵涉的利益巨大，因为这些价值链对于生活方式、就业状况、经济发展以及自然资本都具有重要意义。

颠覆——是喜是优？

一方面，此次技术变革为落实前文所描绘的前景提供了绝好的机遇：可行性增强，经济成本降低。历史上最强大的变革工具触手可及。

但另一方面，按照当前的发展轨道，技术颠覆并不会自然而然地解决自然资本的问题，也不会顺其自然地化解收入不平等、社会涣散等社会困局。甚至有充分的证据表明，颠覆可能反而会激化上述各种问题。而且，各个大型价值链都会受到影响，颠覆牵涉的利益也更加庞大。人类似乎在朝着危险的颠覆前行。

首先是自然资本的问题，前文已经提到，效率的提升赶不上需求总量的增加。经济增长会推动需求，以往经验表明，当新兴技术降低了单位成本时，需求总量就会增加——汽车、食品、房屋，皆是如此（这种现象也被称作“回弹效应”）。猛一看，这是好事：消费者利益增加了，经济发展了。但是，这通常也意味着资源需求的绝对值增加了。在某些价值链中，资源需求绝对值的增长抵消了效率提升所带来的益处。例如，如果每公里使用汽车的成本下降，城市中心将会更加拥堵，而拥堵负面影响将会超过出行成本降低带来的积极影响。

新兴技术对经济增长有何影响，一直以来都是热议的话题。后文将呈现两方的观点，但是仅以目前的数据来看，质疑技术的人群可能占得上风。例如，美国在过去几十年中历经了技术变革，但是每位员工的产出增长率不升反降。

大部分研究表明，技术变革加剧了这种不平等现象，低技能的工作更容易被自动化技术所取代，数字化则意味着经济中的“超级明星”能够扩大影响范围、提升产品价值。

对于就业情况的影响，不同的研究结果存在较大的分歧。2013年牛津大学一项大型研究对700多类工作进行了检验，结果发现47%的岗位面临被数字化技术取代的风险。但也有研究指出，像医疗保健这样规模较大的行业仍会需要更多的人力资源，而且在以往的技术革命中，这些行业提供的就业岗位并没有大幅消失，因此只要有合理的应对政策，就业状况就可以得到有效把控。

另外，很多消费者、企业和政府机构都感到，在席卷全球的“技术海啸”中，连社会群体、商业模式以及选民意向都会受到影响，甚至逐渐失控。对于很多人来说，技术就是失控的同义词，它无疑会对民主社会形成严峻的挑战。

在作者看来，当前形势严峻，不容掉以轻心。在全球各地的不同领域，身处各行各业的数以百万计的人员正在从事着创新工作，但是创新的综合成果是否积极呢？正如前文所说，在很多情况下，财富总值是否会增长还是个未知数。本书将会探讨政府在创新中的作用，并以最新研究结果来说明，政府可以把控创新与技术发展的方向，同时又不遏制创新。

这些就是政府和整个社会应该更加积极地参与技术变革的关键原因，政府和社会应当定义转型原则，设定转型边界，以实现“净正面”目标、确保技术变革带来有益的颠覆。

跨越鸿沟

显然，结合了可再生能源、“从摇篮到摇篮”的材料库、高效率再生系统的全新递增模式与当前的工业模式截然不同。无论是从生产、消费，抑或共享成果的标准来看，传统模式与这种全新的模式存在巨大的鸿沟，在使用资源方面，差异更是明显。这个鸿沟是由各个方面的差异造成的：基础设施、商业行为、法律法规、激励措施、思维模式以及对未来世界的构想等。即便人们能够接受全新的经济模式，但传统经济模式的巨大影响却难以逾越。确实，在新技术的推动下，社会每一天都在前进和变化。但是，在前进的表象下，整体经济模式仍旧依赖于资源开采、损耗着地球的有限的财富，而资本总额（人力资本、自然资本和生产资本的总和）也未能得到有效的积累。

医疗行业和教育行业中规模较小的改革收效甚微。全球治理势微，孤立主义抬头，短期资本主义盛行，民众信心崩塌，此时此刻颠覆全球经济运转体系，真的可行吗？作者认为，不仅可行，而且这难能可贵的机遇唾手可得，人类可以选择利用或者放弃。作者认为，有五大原因值得人们抱有乐观态度。

原因一：改变迫在眉睫

如果没有明确的行动理由，就不可能动员起全球力量。在未来10年，人类必须行动。长期以来，是否需要变革仅仅是个立场问题，但如今的事实与数据已经表明：人类有10年时间将耗竭资源的模式转向资源递增的模式，否则，危机将难以避免。在农业等依赖自然的生产系统中，生产效率的提升不再能够确保需求得到满足。2010年，全球人口增长首次超过了粮食增长——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再次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根据斯德哥尔摩应变与发展研究中心的分析，按照当前的模式继续发展，人类很快就会冲破所有地球系统的“人类安全运作空间”，而在这九大地球系统中，四大系统的界限已经被突破。在未来10年中，至少还有另外两大系统的界限将被突破，这将对自然与经济的再生和生产效率产生极大影响。然而这些警告时常被视作危言耸听的言论。很多环境工作都遭到了此类指责，例如，禁用DDT的运动、德国遏制酸雨的努力以及罗马俱乐部的警示。提前一步敲响警钟也许是好事，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及早提出警示正是某些生态噩梦没有成真的原因。消防员的报告显示，公共场所突发火灾时，大部分人伤亡的原因不是恐慌或者反应过激，而是反应过慢。这也是提前敲响警钟的意义所在。

事实上，人类完全能够采取行动。在未来10年中，如果我们无动于衷，就相当于白白失去了一次重要的机遇。《巴黎协定》带来了应对气候变化的新势头以及更强大的政治意愿。“国家自主贡献预案”（INDCs）中各国的减排量将使全球气温升温幅度控制在2.6℃左右，但与2℃以下的目标仍存在显著差距，这表明当前的工业模式与能源系统已不再适用——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进步，它推动着人们去反思和挑战一直以来默认的经济观点。另外，这也关乎如何避免数以万亿计的资产搁浅，因此，在经济层面我们已经具有充足的行动理由。在未来10年，单单是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就将高达60万亿美元。如果依据能源与工业发展的传统模式进行投资，就可能造成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资产搁浅。最后一点，人类社会已经步入了儿童人口的峰值时期。当前，儿童人口为19亿，而且很可能这就是人类历史上的最高点。在新一代的成长过程中，向他们传递可再生能源、健康产品、品质销售、资产共享、自然系统的再投资等全新经济愿景，将会带来贯穿百年的深远影响。如果当今的青少年都能够接触到新愿景的概念，并将它们传递给自己的下一代，那么在不久的将来，人类将有可能在“净正面”原则下生活——这是不可错过的机遇。如果我们浪费了此次变革机会，其后果不堪设想。行动已然具备充足的动机。

原因二：一触即发的直觉转变

要迅速摆脱损耗性的工业模式，存在一个主要障碍——人类的想象力。如今，在人们的想象中，煤炭发电比太阳能发电成本更低，燃油汽车比电动汽车性能更好，原生材料比循环材料更加便宜。但是，随着传统模式与新兴模式的差距缩小，人们设想的未来也应该存在一个独特的临界点了。1862年托马斯·库恩在其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了“范式转移”的概念。现在众所周知的概念在20世纪60年代却实实在在地令人大开眼界。库恩的核心论点就是，大部分的科学研究总是建立在已经存在的信仰体系与范式基础上，例如经典力学、玻尔的原子模型等。基于这些范式，研究人员会进行实验与理论拓展，并解释更多的现象。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新的研究成果会与现有的范式发生冲突。一开始，科学家们可能会尝试将这种异常现象套入现有范式中进行分析。但是，越来越多的现象得不到合理的解释，现有的范式就陷入了危机，对于新范式的寻求自然由此萌生。在一定时间内，旧范式与新范式共存，相互竞争，直到旧范式逐步消亡。这就像是在完形心理学（又称“格式塔心理学”）中，人们看到一个新的“完形”后以一种全新的直觉看待世界。库恩将“完形转变”呈现在了著名的“鸭兔图”（见图2）中。如果人们第一眼看到了鸭子，然后就总是看到鸭子，看不到兔子，但如果人们慢慢地找到了兔子，那就不可能再回到那种“只看得见鸭子”的状态了。

图2 鸭兔图

从某种意义上说，本书就是在讨论一只完美的鸭子和一只完美的兔子。先来看看当前的“鸭子”：从这个角度看，全球经济创造着前所未有的财富。在资本主义系统中，市场、所有权、竞争和创新相互作用，使数十亿人口脱离贫穷，进入中产阶级，走向兴盛。是的，经济增长确实也让人类付出了一定的健康与环境代价，但是每次代价过高的时候，人类总能够及时找到弥补的方法。自然资源总体上十分充裕，且价格低廉，只要出现稀缺的迹象，价格变动就会传递出信号，人类则推动创新，最终找到应对办法。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勘探、采掘、交通、生产、分配以及供应链等各个环节的成本仍在继续降低，这使得数十亿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人口能够购买产品。完全颠覆这一模式将会摧毁其成就，这是一种鲁莽的举动。对于很多人来说，这就是当前经济的“完形”——一只完美的鸭子。

假设我们跨越到未来，再回看当前的经济，“完形”截然不同，其是一只完美的兔子。人们看着传统模式，必定会摇头慨叹：对利用效率低下的资产进行大力投资，明知风险却在两百多年间就烧尽了历时百万年才能形成的化石燃料，数十亿吨工业产品在使用一次过后就被输送到了垃圾填埋场，矿质肥料在几十年间就会耗尽却仍在农业生产后被冲入海洋，城市的建设根本不考虑无车出行……当新范式建立起来后，未来一代根本无法理解当前的人们竟然找不到那些“异常现象”不断发展的原因。他们也许会问：“你们当时到底在想什么啊？”一如当前我们面对奴隶制、妇女选举权和滥用DDT等话题时，不禁对曾经的人们发出质问。未来一代还会问：“既然你们已经掌握了技术，那到底是什么限制了你们的想象呢？”描绘递增性系统的“完形”，以未来的视角看待今天，反思当下的模式，我们做得还不够。系统层面的改变往往始于展望未来，延伸信仰，而其终点，即托马斯·库恩所描述的转变是世界观突然的颠覆。

原因三：表达能力的爆发

2014年3月8日，马来西亚航空MH370航班突然失联，数字地球公司（Digital Globe）为互联网用户提供了高清的卫星影像，用户可以逐个像素搜寻可疑的飞机残骸。消息一出，网络反响热烈，在高峰时段，公司网站的流量高达每小时10万人次访问。用户可以标记图片，之后会有后台算法进行审核。此次数据分析为搜救行动提供了重要的帮助。一个名为Tomnod的众包平台上也出现了另一个相似的行动，2014年起，该网站开始对苏门答腊岛上新出现的森林火情提供实时信息，以便当地政府部门与活动人士能够及时采取行动。技术变革帮助人们搭建了新的系统，改变了人们的衣食住行，也改变了变革本身。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绿色和平组织在网上发起抗议行动，大批抗议者进入美泰玩具公司的“脸书”页面和“推特”页面表示谴责，迫使该公司不得不在生产芭比娃娃和肯尼娃娃的过程中放弃使用含有棕榈油的包装。超过20多万封电子邮件一时间发送到了美泰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鲍勃·埃克尔的邮箱。采掘行业透明度行动计划（EITI）旨在提高自然资源领域的透明度，其包含的问责制已经大大改变了全球采矿业的现状。这一计划最初是在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执政期间建立的，本来其只是一项政府计划，但随后得到了全球民众的大力支持，因而迅速发展壮大。现在，全球51个国家已经落实了透明度行动计划确立的标准，公开了采矿活动的收入、1.847万亿美元的税收以及政府对这些税收的使用情况。

互联网革命的社会影响不可小觑。相比电话等一对一的媒介或者广播、电视等一对多的媒介，互联网所提供的多对多媒介截然不同，这种新的媒介甚至将影响社会前进的方向。美国作家克莱·舍基说道：“我们生活的当下……是人类历史上表达能力增长最快的时刻。”在中国，在互联网的助力下，打击腐败，曝光养老院内的失职现象，监控工业厂区的排污，约束官员的行为相继发生，公民与社交媒体组织正在迅速扭转权力的天平，加速社会的变化，并引导其前进的方向。这显然也带来了全新的挑战，例如个人责任担当，隐私的暴露问题等。但是，技术变革又似乎是为经济模式中的系统转型量身定制的。曝光资源使用状况、检测生态系统健康、共享资产与产品以及追踪材料的循环使用，在这些权力之外，技术变革也提供了释放民众不满的渠道，将社会群体汇集在一起，传播全新的范式，为建立新的经济模式奠定基础。

原因四：中观经济的崛起

时至今日，很多人依旧认为经济体中只有两类利益相关者。一边是以己利为先的企业，它们依据微观经济的供求关系，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或者接近完全竞争的市场中展开较量。另一边是政府，它们为各类市场制定规则，依据宏观经济的原则调控总供给与总需求。在这样的环境中，向着循环再生经济转型的进程不但缓慢，而且极为艰难。企业会把责任推向政府，声称需要更好的规则、更公平的竞争环境，自身才能做出改变。而政府又会认为，出台新规有风险，企业在此之前应该有所表示，以证明新的商业模式和技术确实可行。这就像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无限循环，企业只有在国家出台市场规定之后才行动，政府又担忧新的规则会使经济表现、就业与增长受到影响，因此不愿先行一步。在这样的情境中，向拥有三大支柱的“净正面”经济体系转型是不可能实现的。

这种一分为二的利益群体分类十分简单，而且越来越不符合实际。长期以来，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科斯在内的众多经济学家都在批判微观经济理论，指责这一描述没有展现现实世界中企业之间的契约关系，而且，在产权归属极不明确、交易成本高昂的新市场中，这一缺陷尤为明显。

中观经济的出现为经济体系的转型带来了积极的动力，在宏观与微观的两极之间构建了快速发展的地带。越来越多的经济活动在事务上相互关联而并非在交易性质上相互关联，这也促进了企业、银行、大学、政府、消费者等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形成了互动关系。中观经济主要以三种形式呈现出来：

第一，非竞争合作关系、前竞争合作关系。越来越多的企业正在与相关行业的企业或者集团结成联盟，重新塑造市场竞争规则与格局。例如，法国液化空气集团、戴姆勒汽车公司、林德公司（德国工业气体巨头）、壳牌石油和道达尔石化公司成立了“氢能出行”联盟（H2 Mobility）。世界经济论坛、艾伦·麦克阿瑟基金会以及麦肯锡商业与环境中心携手建立了“主流计划”联盟，共同推动循环性产品与服务的主流化。全球80家规模最大的养老基金与主权财富基金成立了“P80组织”，就可持续性投资展开了合作。越来越多的企业认识到，此类联盟关系是塑造全新市场环境绝好的战略性工具。在所有优化资源管理的努力中，正是这些企业为了共同使命而开展的合作带来了关键成果：旨在提升企业碳排放透明度的“碳披露”项目（CDP）启动，海洋管理委员会、塑料披露项目组以及热带雨林联盟等重要组织也陆续成立。

第二，合作社形式获得新生。在德国，自2008年到现在，合作银行客户人数已经达到100万，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赞扬这是“未来的模式”。在全球各地，合作社的发展速度超越了全球经济增长速度。合作社已经出现在农业、能源、社会基础设施等领域，并在数字化领域也呈现兴起之势。合作社形式的益处在于能让所有用户参与其中，而且这种形式在服务价格难以确定的不完全竞争市场上也能够奏效。

第三，非营利组织更加专业化，更具影响力。此类组织能够整合资源、开发可靠的战略运营计划、权衡效果并将机会留给最优秀的团队。

当前，中观经济正在逐步靠近系统性变革的中心地带。虽然市场交易以及政府的宏观调控依然重要（尤其是在控制外部效应方面），但中观经济的潜力明显极大。

原因五：新资本主义者

资本主义是越来越短视，还是越来越看重长远发展？有关这个问题的争论从未停止，其实，两种观点各有道理。确实有证据显示，短期主义越发严重，现金偏好增强，公共资本市场也没有履行推动系统革新的承诺，但也存在看重长期增长和影响力导向的资本家及积极的政府，而且这一群体的规模正在变大，其信念也在增强。资本催化对摆脱现有经济模式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这一作用还在变大，例如，影响力投资基金年增长率已经达到了37%。在欧洲，社会责任投资（投资决策中融入环境、社会、公司治理方面的考量）已经占直接投资以及资产管理行业投资的10%，而且此类投资自2009年以来年的增长率超过了30%。世代投资管理公司等环境基金的增长幅度超过了市场的整体发展水平。美国的贝莱德集团和加拿大退休金投资委员会等大型投资机构也在转换视角：从“承租人”向“业主”的思路转变，减少交易频次，更加注重资产所有者的利益。最后，公共领域资金也在向系统性的变革移动。欧盟已经向循环经济项目拨款6.5亿欧元，而且欧盟“地平线2020基金”中有240亿欧元的资金将用于循环经济项目。新资本主义者走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不是道德观变了，而是眼界变了。投资组合中的系统性风险也在悄悄地积累，现在投资者必须打破系统界限，重新分配自己在养老基金、人寿保险公司和现金充裕的公司中的大量现金。

根据以往的经验，投资者一旦认识到某类资产前景黯淡，相关行业将会迅速受到影响：煤炭企业在过去几年中的市值已经触底，使用化石燃料的公用事业部门也受到了重创。因此，综合上述五点，人类有理由对未来的发展抱有乐观态度，但也莫要得意忘形。真正的变革需要形成连锁效应，共同推动社会进入螺旋式上升的循环。有迹象表明，连锁效应似乎已经启动了。

进入螺旋式上升循环

人类如何在未来10年将发展引擎并入另一条发展轨道呢？本书不会具体描述这样的转型计划，因为其中存在太多的不可预测因素。这里主要分析已经在发生的转变，并从中吸取有益的经验。虽然这种转变还在进行中，但是截至目前，已经为系统层面的变化提供了非常有意思的案例，这既不是宏观政策或者微观政策带来的改变，也不是单一的超级创新成果带来的改变，而是不同的经济参与者相互加速作用带来的改变。

在减缓气候变暖、发展清洁能源方面，不同利益相关者、既得利益机构、范本案例等因素的积极交互作用，最终带来了新突破。早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理论界就开始发出全球变暖的警示，呼吁停止使用化石燃料。但是，这个想法与当时的技术发展、经济发展相互冲突，大家觉得太不切实际，决策机构当时只看到了“兔子”，没有看到“鸭子”。随着时间的推移，事情发生了变化。当时的警示引发了现在的热烈讨论，它吸引了资金，推动了研究，催生了多边行动，激起了民众抗议活动，最终触发了引爆点——《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即1992年联合国地球高峰会议的协商成果，还有1997年的《京都议定书》。

虽然当时的技术实践仍无法赢利，但是关于技术研究的拨款与补贴已经显著增加。许多企业率先加大研发投入，开发新技术的成本也开始迅速下降，最终，清洁能源转型在经济层面上也成为可行选择。大量的学术研究也在同步进行中，这些研究为全球变暖的严重后果提供了更多的事实依据，使更多的选民们相信，这是一个重要的议题。2005年，欧洲推出的碳排放交易体系成为又一个引爆点。

气候变化对金融领域也产生了显著影响，这一现象成了家喻户晓的话题。2005到2010年，可以说是商业群体的觉醒时期，至少欧洲的商业群体已经坚定了信念。作为商业咨询人员，作者发现各个产业领域对于气候问题的态度每个月都有新变化。资源发展、二氧化碳定价、《哥本哈根协议》、学术科研与技术开发等，各个方面的努力带来了更广泛的共识，那就是清洁能源系统和资源生产率在未来数十年会成为重要的商业议题，以及企业生死存亡的关键所在。新的引爆点得以突破。技术研究与开发投资得到进一步推动，技术发展日新月异，在太阳能光伏、电池技术、电动汽车等领域都出现了非凡的进步。最早用于描述芯片性能发展的“摩尔定律”，现在在其他领域也得到应用。技术进步速度极快，企业必须加大研发投资力度才能够与竞争对手继续较量，反过来，这些投资又进一步带动了发展速度。

从2009年到2010年，一个重大变化得以呈现：金融危机爆发，页岩气蓬勃发展，化石燃料价格下降，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都无法再遏制清洁能源的发展与进步。当然，对于很多清洁能源公司来说，前几年发展确实很艰难，但是整个产业的颠覆性增长仍在持续。

与此同时，旧经济体系的吸引力迅速下降，甚至陷入危机。在欧洲的电力行业，传统发电技术的负面形象强化——使用率下降，电价跳水，资产账面价值减记，股价大跌；而新型可再生能源技术成为了低成本的选择，这也是促成2015年《巴黎协定》的重要原因。

在撰写此书的当下——2016年，作者认为，人们对于能源的未来已经有了广泛的共识，不论是西方国家，抑或发展中的经济体，可再生清洁能源是大势所趋，大部分的企业也都认同，在不需要巨额成本的前提下，这个转变同样可以实现。“鸭子”已经迅速变成了“兔子”。虽然还有很多工作仍有待完成，但当前的发展趋势确实振奋人心。15年前，新能源改革看起来毫无成功的可能，成本、规模经济、既得利益、选民认知和企业思维等等，各种因素都在暗示化石燃料最有保障。

人们应该从中吸取什么经验呢？系统变化是一个所有利益相关者都参与其中的迭代过程，其中一类群体的进步将会推动其他群体进步，以此类推，形成螺旋式上升的循环。信念传播与范式转移有效指引了行动与投资。在“强硬”的政策下，所有的利益相关者都可以而且必须改变。系统层面的变化是由一个又一个的引爆点推动的，变革的到来也往往比预期发生得更快。但是，最重要的一点可能是，这些转变都离不开技术、商业模式、治理与思维等方面的开拓创新。

作者相信，对于更为广阔的递增性经济来说，相似的趋势也有可能实现，而且必须要采用上述相辅相成的循环上升模式来实现。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些“净正面”原则与三大支柱作为新范式的其他体现。某些群体的观点与作者基本一致，认为递增性经济有光明的前景，因此，对利益相关者提出了几项基本要务：政府需要推动消除不利于环境与健康的负面因素——这也是经济学教科书上对于外部效应的应对方法。但是，这类人群应该认识到，当前他们未能成为强大的政治力量也不掌握政治权利来出台强有力的法律法规，只能小幅改变资源定价。因此，他们需要采取全新的方法。为了弥补政策缺位，他们应该先创造材料库，建立高效的再生系统，就像他们之前建立低碳能源系统的工作一样。这需要多年的工作过程。第一步就是认识到三大支柱都存在巨大的潜力，当前的浪费现象需要解决，“材料”与“系统”应该纳入“气候与能源”的政治讨论中。之后，法律法规、税收政策、公私合作以及公共投资都需要进行改革，形成上升的循环。当前正在进行的技术变革如果得到合理应用，将会提供强大的推动力，本书会进行更为详细的说明。

另外，政策制定者需要创造愿景，指明“净正面”循环经济不但有实现的可能性，而且已经更切实际，更具吸引力，在技术变革的浪潮中，这也是建立道德形象的重要方式。

政府要承担起企业家与创新者的责任。颠覆性的变革需要政府“求知若渴”，私有领域难以投资的领域，政府应该及时补位而后有所投入。玛利亚娜·马祖卡托在著作《企业型国家》中指出，数字技术、生物技术、能源技术等领域的很多重大突破都有赖于国家层面高瞻远瞩的“创新体系”。未来的转变提供了更多此类机会，也会带来更多的突破以及开拓出更广阔的新市场，例如，落实“产品身份”措施——可以通过嵌入低成本的芯片或者是二维码，让资产智能化，实现全程追踪。这也让消费者可以把握整个产品周期，达到与生产企业一样的监测水平。基于当前的技术水平，这一举措完全有实现的可能，而且能够在共享、再利用、再制造的模式中推动更大的创新，打开更广阔的市场。

非政府机构的利益相关者也需要认识到其中的机遇。投资者应该认识到，在大型基础设施革新的项目中存在长期机遇，投资组合中要注意化解风险；企业应该认识到，高质量的产品、高利润的服务合同、资源的独立性都能带来巨大的市场机遇；劳动者与工会应该认识到，建立三大支柱将创造新的工作机会，它需要大量劳动力的同时也提出了新的技能要求；更多的工作机会、更公平的服务资源将缩小不平等现象的鸿沟；学术圈与研究机构应该认识到，广阔的改革机遇在材料、产品设计、工业流程、商业模式等方面对创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最后，消费者需要认识到，选择高质量且低成本的服务会带来更多的利益。

上述领域任何一个环节受到刺激都将带来积极的动力，催生其他领域的变化——从稀缺状态向富足状态转型，走出政治困境，创造共同愿景，秉承慷慨精神，创造上升式循环。

“用进废退”

作者的分析与见解得到了众多人士的肯定与支持。在作者所经历的讨论与公共演讲中，年青一代尤其受到鼓舞，眼前的愿景如此宏大，堪比欧盟的一体化市场、WTO（世界贸易组织）的自由贸易协定以及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移。而且，年青一代已经无法接受老一套陈旧的答案。但是他们的想法可能不会马上转变为实际的大规模行动。在手握决定权的人士中，很多人的心态并未转变，很有可能因为他们固执己见，人类会失去未来二三十年的关键变革机遇。当然，推动“净正面”递增性经济也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那么，推动决策者以及整个社会改变态度，需要做些什么呢？作者团队采访了五位杰出的领导者——教会领袖、气候经济学家、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企业高管和科学家——询问他们对于系统层面变革的观点。采访内容在本书第五部分。五位人士都给予了我们很大信心，同时也为我们拓宽了变革视角。他们的回应指出，当前的问题不仅仅是建立高效率、低风险的经济体，也不仅仅是重塑资本市场，而是关于全人类的发展，如何与我们所在的地球重新建立联系，如何弥合社会鸿沟，如何与未来世代构建和谐关系。此外，他们的回应也指明了行动的紧迫性。在人类历史中，质疑、混乱与焦虑的阶段总是与蓬勃发展的势头、众志成城的亢奋状态交错出现。这些都成了重大的转折点——有时向好，有时向坏。撰写此书的关键原因就是指明变革的重大机遇已经呈现在眼前，可以说触手可及。如果错失机遇，那将是全人类的损失。在作者看来，当前所处的时代振奋人心，必是有所耕耘有所回报。

表1总结了本章中主要的话语转变，后文将会有更加深入的探讨。

表1 主要话语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