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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章 塑造市场 政府的新角色
第16章
塑造市场
政府的新角色
在美国建立欣欣向荣的创新生态体系不仅需要创业者和企业家具有远见卓识与冒险精神，还需要联邦政府对创新的“基石”进行投资。
——《回到未来II》
经济学家认为，摆脱当前地球危机有一个简单的办法，那就是为外部效应定价。当企业与消费者认识到污染、社会剥削等外部效应的成本，自然就会改变自己的选择，优化结果。但是近年来的发展与经济学家所预言的恰恰相反。随着全球市场的价格竞争日趋激烈，各国政府无意再给经济发展施加更高的成本，因为它们担心这会影响国家经济的竞争力与增长速度，从而引发就业问题。一边是清洁能源、健康产品、宜居城市、共享繁荣，另一边是短期增长与就业保障，于是各国政府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回旋空间极为有限，宏观与微观经济手段威力不再。恶性循环不断上演，经济表现屡创新低。
而就在最近，事情似乎出现了转机。中国与欧盟已经开始了新一轮的非严格意义上的竞争。这是一场良性竞争，两大经济体都开始在循环经济上争取优势。中国将循环经济的相关规定列入了“十三五”规划中。稀缺资源的管理与回收得到政府高度重视。中国已经认识到，当前的污染程度将会直接影响国家的崛起和经济愿景的落实，而且当前的资源生产率也限制了经济发展的空间。中国的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是德国的4.5倍，是美国的3.5倍；在塑料回收方面，中国的回收率为11%，欧洲为35%。但是，中国在绿色能源方面取得了显著进步，即在不到5年的时间里新增太阳能装机容量30吉瓦，资源生产率也有所提升。与此同时，欧盟也开始在资源生产率的提升上持续发力。2014年，欧盟委员会经过激烈的讨论，决定出台宏大的“循环经济一揽子计划”，以逐步使欧盟摆脱对资源的依赖，并降低创新的成本、提升创新的动力。在全新的资源生产率竞争中，竞争双方都是赢家：欧盟能够重新赢得部分增值产品的优势，中国能够更有效地利用劳动成本的优势，而双方都可以解决依赖资源、环境恶化等问题。
虽然这样的经济战略目前处于起步阶段，还并不完善，但必定会给经济发展带来新的活力。劳动生产率激增推动了历史上的第一、二次工业革命，中国和欧盟完全有可能以相似的发展机制再创历史。在两次工业革命期间，劳动力市场的发展使得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得以转化为更高的收入，从而激励企业不断提升劳动生产率。在1900年到2000年，美国的劳动生产率上升了8倍，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财富。同理，资源生产率的提升也能够刺激新的发展。当资源生产率像“劳动生产率”一样得到规范明确的定义，这又会成为一个自证预言，摩尔定律将再次上演。一直以来，人们都认为经济发展中的劳动生产率会不断提升；同理，信息技术行业也将摩尔定律视作科学的发展规律，认为其会一直持续下去。因此，商业模式的搭建就会以这一定律为基础，根据这一定律，芯片生产商的发展路线图中已经将性能不断提升的状况考虑在内，即便当下技术仍未成熟，技术水平较低；软件开发部门也会默认芯片性能不断提升，并根据这一前提设计软件；IT产品与服务的提供商认定，只有加快创新速度才能够减轻利润率方面的压力。正因如此，技术行业由此形成了自我实现、自我稳定的良性循环。那么政府又要如何在资源效率上推动这样的发展呢？
一旦政府认识到资源生产力系统中的竞争机会，典型的政策工具就会出现，包括税收、减少有害资源等宏观经济政策，以及“创造市场”的微观经济政策。为了推动市场融合，政府需要将劳动力的税收负担转移至（有限的）资源上。第5章第3节指出，在国家经济中，劳动力与资源的地位并不平等，有限资源与可再生资源也存在如此的不平等。在欧盟，有限资源占总体资源使用的89%，可再生资源仅占11%。另外，在欧盟的税收中，劳动力相关税收占52%，环保相关税收仅为6%，其中又只有4%为资源税收（也就是说针对资源的税收仅为整体税收的0.3%）。而且环保相关税收的占比自1999年以来一直在下降。政府与社会各界正在试图扭转这一趋势，希望在短期内提升资源生产率，增加就业岗位，减少灰色经济地带。为此，各方也进行了不少倡议与助推工作。2015年，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其报告中强调：“将税负从劳动力转移至消费与资本收益领域可以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虽然资源税收方面的潜力不可忽视，但是这方面的工作饱受争议，进展十分缓慢，雪上加霜的是，时间已经越来越紧迫。政府应该转向微观与中观经济手段，改革系统。
市场的创造者——重塑市场的艺术
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者与市场怀疑论者展开了争论，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相似的争论再次上演。其实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自称为“秩序自由主义者”的经济学家们就提出了更为细腻的观点。秩序自由主义的核心就是市场需要规则明确的治理，以确保市场中的各种力量能够为社会利益服务，这听起来似乎直指当今社会的问题。当时，包括威廉·洛卜克和瓦尔特·欧根在内的很多经济学家结合20世纪二三十年代自由放任的市场状况以及40年代政府干预后的状况，提出了一些观点，这些观点为德国与欧洲后来开创经济奇迹奠定了基础，当今政党无论左右，都应该借鉴学习这些观点。这些文化经济学家继承了马克斯·韦伯的传统，对于物质至上与价值观受到侵蚀持批判态度。其中最主要的流派被称为“弗莱堡学派”，该学派的主要理念包括完全竞争不可能存在、不受管控的市场也无利于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以及私有企业的强大力量与条理分明的市场规则同样重要。该学派的许多理论很有见地，例如，企业法应得到严格执行，利益相关者应承担责任，独立货币银行应当维系价格稳定，实行累进税率，保持财政平衡，管制垄断行为，各方薪资自主解决，对于困难人口实行最低收入制度。
当前经济发展迫切需要从资源依赖中解放出来，秩序自由主义的观点在当下更加值得回顾与反思。在20世纪50年代，威廉·洛卜克就指出，环境领域的工作如果没有政府支持是无法完成的。洛卜克坚信，塑造社会形态最为有效的方式就是创造市场、调整市场和改革市场。政府应该成为市场的塑造者：制造“秩序”，让市场产出理想的结果。是的，早在20世纪中期，经济学家就告诉我们，社会所需要的是大规模的市场规划，而不是小规模的介入手段。对于眼前大规模的变革，人类需要对市场进行设计与定义，使其从依托资源的增长转向“递增性增长”。
为了建立递增性经济，人类需要反思资源市场的概念。建立新的能源资源市场，所需要的努力至少不亚于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市场改革所需要的。未来能源市场的蓝图已经越来越清晰：需要为可再生能源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并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欢迎新企业进入。遗憾的是建立高效材料库的要求尚不明确。这里提出8个具体的市场规则，以期革新资源市场，这些规则有的是针对使用过后的材料，有的是针对使用中的材料（正面清单，规定用途，共享模式），还有的是关于新要素市场。以上规则都可见成效，但对于管理部门来说有很多还是未知领域。
• 合规或自回收：当前大部分浪费现象的共同根源就是每个人都可以将任何东西投到共同的垃圾系统中。所有的激励措施都收效甚微。这种情况必须改变，而且也完全能够得到改变，事实上，只要将当前系统替换为“合规或自回收”的新系统就可以了。生产商的材料只有符合要求，即含有营养物质、无毒性无污染和可追踪等等，它们才可以进入公共材料库中。所有材料，包括金属、纸张、玻璃、化学物质、有机物等等，在产品设计时都需要符合用后回收的规定，以避免减损同一材料库中其他产品的价值。塑料制品不得含有阻碍再利用的添加剂，金属应该保持纯度，纸张不得含有毒性油墨，废水不得含有违禁化学物。不符合标准的材料必须由生产商自己回收到私有材料库中。对于不合规的材料，厂家回收就是新的普遍适用标准。生产者也可以将责任转嫁给第三方机构，只要双方协定好价格即可。合规材料进入公共回收系统，不合规材料进入私有回收系统。
• 严格定义使用过程：本书已经讨论到，经过第一次使用周期后，材料95%的价值就会流失，巨大的外部效应也会出现，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粗糙的产品设计。在未来，进入市场的产品必须明确规定用途、使用周期以及流通路径，布朗嘉特与麦克唐纳的“从摇篮到摇篮”的设计概念就对其进行了规划。虽然三个目标都需要巨大的改变才能实现，但值得人们付出努力。生产商要明确指出产品使用结束后，到底是进入多次循环使用的技术领域，还是进入自然生态领域。如果是后者，那么产品制造必须排除一系列物质：毒性物质、致癌物质、致畸物质、内分泌干扰素、造成生物积累或者臭氧层空洞的物质、不可降解物质等等。除了用途与流通路径，产品周期也需要得到严格规定。这需要生产者与使用者之间达成共识。苹果公司推出了拥有29只独立手臂的回收机器人LIAM，其能在11秒之内完成苹果6s手机的拆卸工作。目前一般的手机回收中，最复杂的智能手机回收工作只能将41种元素中的9种提取出来，而且还不是最稀缺的元素，相比之下，苹果的回收机器人实现了巨大的飞跃。但只有规定了产品使用周期，苹果这个精密的流程才能够运作。要知道，每一次产品组装都与若干年后的产品拆卸流程密切相关。如果某期拆卸项目已经结束，即使收回对口的产品也没有意义，而且还会影响下一步的创新工作。
• “正面清单”：建立材料库还需要另一个“范式转移”，那就是从“负面清单”管理转变为“正面清单”管理，从而终止与“禁用物质”的赛跑。绿色和平组织的“时装去毒”行动罗列了包括全氟化合物（PFCs）在内的200多种有毒物质，这一组织希望全球35个时装品牌都能够做出逐步放弃使用这类化学物质的承诺。但是，时装行业使用的化学物质多达17 000种，禁用物质很快就会被其他更加复杂的化合物取代。迈克尔·布朗嘉特在采访中表示，以负面清单的方式进行管理，人类将永远落后（见附录1）。所以要为健康、可进行生物降解的良性物质建立清单，让各个行业就这个“正面清单”达成共识。良性材料就像是循环经济体中的流通货币，这种货币能让价值链的各个单元实现合作，并且不必承担价值损失。塑料包装行业正在尝试建立“塑料公约”，以约束塑料生产，虽然这仅适用符合垃圾处理要求的物质，但这始终是可喜的第一步。
• 零垃圾填埋：全球仍有44%的材料最终进入了垃圾填埋场，在欧洲，这个比例大约是40%，但是各个国家情况不同，德国最低（仅为3%），保加利亚最高（高达98%）。当前经济体系中的浪费十分严重，废弃物还会占用土地资源，污染地下水，引发健康问题，导致经济损失，影响恶劣至极。政府必须认识到，为了推动经济增长，逐步淘汰垃圾填埋才是直接有效的方法。当然，不同国家在这方面的工作进展各不相同。在欧洲，部分国家已经淘汰了一部分垃圾填埋场，现在的关键是如何让更多的国家加入这一行列。在菲律宾，几乎没有符合卫生标准的垃圾填埋场，如果能够提升管理标准，不但能够减少垃圾胡乱堆放的现象、减少无规划的焚烧，而且在将来回收利用技术成熟之后，还可以对垃圾场进行二次开采和资源化利用。严管乱丢乱放现象以及道路堆放垃圾的问题、建立更严格的填埋场管理机制（提升卫生标准、调整倾倒垃圾费用等等），能够推动闭环经济发展模式的建立，提高回收率，增加回收价值，带来“从摇篮到摇篮”的产品。
• 共享：前文已经详尽分析并诠释了共享模式的益处，共享服务将会为经济注入新鲜而强大的动力。目前对优步、爱彼迎等公司的共享模式的讨论主要围绕公平市场、共享经济益处展开，而这种讨论并没有反映对共享模式的支持与肯定。面对出租车司机、酒店行业人士的抗议，政府陷入了困境。新企业也好，老牌企业也好，共享经济的颠覆者也好，政府应该为所有的竞争方创造公平环境，在社会与环境标准、保险规定、职责公开上报等方面一视同仁。一旦规则得到落实，政府的工作就是推动增长，而不是干扰共享模式的发展。相反，政府应该积极推动共享模式的发展，包括基础设施与工业配套的建设、产品的推广等等。根据美国斯坦福大学斯蒂芬·赫克教授的分析，在加利福尼亚州，优步的出现使得传统出租车业务量减少了一半，但由于新的用车需求出现，交通出行整体的业务量上升了5倍。政府应该开始重视共享模式的机遇，推动建立公平高效的市场。
• 新要素市场：政府应该为新的要素建立市场。拥堵费、排污交易、生态银行、生态系统服务抵押、水权、执照要求（出海天数、敏感栖息地入境许可、开发权）等不但能大幅提升资源生产率，而且也会为21世纪的市场设定准入条件、推动前所未有的经济发展。只有为新要素建立市场，才能够催生有益的经济活动，提升收入并拉动增长。
• 生态系统服务市场：生态系统本身就具有一定价值。与此同时，生态系统也为人类提供了具有重要经济价值的益处：森林和泥炭地可以储水，森林还可以截存二氧化碳（每年价值约3.7万亿美元）；湿地能够对某些类型的污水进行生物处理；蜜蜂等昆虫能够为果园提供授粉服务（在瑞士，该服务价值就高达每年2.13亿美元），乡村地区也是休闲度假的好去处。这些价值至关重要，将这些价值变现，就能够为重要的生态系统提供保护资金。大自然保护协会（TNC）等组织提供了重要数据：这些生态系统为哥伦比亚的波哥大、南非的开普敦等100个大型城市中7亿人口提供重要的生态系统服务。在这些城市中，生态系统处于“赢利状态”，而且成本较低。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估测，生态系统服务的蕴含的市场价值大约在16万亿至64万亿美元之间，但人类能够挖掘的仅有1 000亿到1 500亿美元。为了缩小这一差距，各国政府应该建立相应市场、消除障碍。各国政府应当加大投资、建造卫星监测等基础设施、为长尾风险提供担保。这些数字必将转化为经济上的发展，不仅仅是GPI定义的增长，也是GDP定义的增长。
• 道路空间：交通拥堵是个大问题，其会引发无效生产时间、市区资产贬值。英国伦敦、瑞典斯德哥尔摩、新加坡已经成功实施了拥堵收费制度，大大缓解了城市拥堵问题。拥堵收费制度带来的好处远不止于此。《内部增长》的团队还建模测算了这一制度所释放出来的空闲劳动时间，分析了其经济影响。建模分析的结果显示，失业率将会下降0.2%，每户家庭的可支配收入将上升2.3%，GDP将增长1.4%，可谓是多重红利。
对于各国政府来说，为了资源的合理利用而建设市场，前景光明。这些市场与当前的金融市场有一定的相似之处：既有自然竞争，也有人为管控。争论对于市场是应该加强监管还是解除监管并没有太大意义。当前所有的市场，尤其是本书分析的几大成熟市场，即交通出行、住房和食品市场，都受到了严格的规管。塑造市场以提供更好的成果，这也正是秩序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核心。早在半个世纪之前，德国经济奇迹的大功臣威廉·洛卜克就对自然资本做出了如下定义：“专业化的农业生产如果要合理发展下去，那就需要一种能够保持土壤肥力的技术，如今在欧洲，水土流失日益严重，开发这种技术的重要性也更加突出。”回顾历史，眼前的转变似乎早在预想之中。
聚焦增长
创新的重要性已经得到了广泛认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报告中写道：“今天，创新表现已经成为衡量竞争力与国家进步的重要标准。而且，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实现可持续发展方面，创新将发挥重要作用。”创新也会以不同的形式造福社会。哈佛大学的克莱顿·克里斯坦森区分了创新的几种类型。第一种是替代型创新，即以性能更优的产品替代旧产品。例如，苹果5手机替代苹果4手机，宝马3系轿车替代以往车型，时装店出现新的潮流产品。第二种是效率型创新，即企业通过各种方式以更低的成本提供产品与服务。例如在生产车间使用机器人，优化零售空间和在线销售等等。前两类创新以不同方式解决了需求问题，但对于增长和就业来说，这两类创新的影响力十分有限。第三种市场开拓性创新则与上述两种创新截然不同，其应对的是新的需求或新的消费的领域。市场开拓型创新应对的是未出现的消费领域，而不是现有的消费领域。克里斯坦森列举了几个案例：肯尼亚的手机移动支付服务M–Pesa推出后，使用银行服务的人口比例从20%上升至80%；南非的MTN集团推出了低价手机，使非洲的手机使用率大幅上升；印度的Aravind眼科医院提供了低成本的眼部手术，曾经无法承担费用的人群成了消费者。
政府应当将向净正面的转变视作市场开拓型创新过程，以进一步推动增长与就业。回收、循环、翻新、再利用都能有效应对在新消费领域出现的问题。正因如此，形成闭环才能大大推动经济发展。2012年，南非政府落实了新的法规，强制回收轮胎，回收系统由一家企业专门管理。以往废旧轮胎的处理方式都是直接用明火焚烧，然后再回收剩余的钢丝，处理过程中也不存在健康保障措施。在新规落实3年后，70%的轮胎得到回收。回收重量从8 000吨上升至6万吨。这个回收系统就是在应对新消费领域方面，创造了巨大的经济价值。预测到2020年，系统将产生1 900个工作岗位，创造800万美元的经济价值，并大幅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磷回收、厌氧消化、手机拆卸、土地复垦、二氧化碳回收和都市农业都能激发新消费领域的活力，它创造就业，促进增长，累积资本，拉动内需，为产业国际化奠定基础。这一模式已经呈现在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的发展中，本田汽车公司、巴西航空工业公司、智利的农业部门也借助这一模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当前政府部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资，都主要用于替代型创新和效率型创新，具体来说集中于基础设施建设或者是采掘业，这些投资未能真正推动经济发展。在市场开拓型创新理念的指导下，政府能够重新调配资本，调整市场规范，开展商业教育，引导符合“净正面”原则的创新。发展中经济体尤其要摆脱为全球市场提供廉价产品的模式，寻找市场开拓型创新机遇，推出自己的产品，将本国的经验与品牌推向国际舞台。
中观经济的崛起——“舆论导向”的力量
2004年，库尔特·多普菲、约翰·福斯特、杰森·波茨三人在论文中写道：“发展过程中的变化并非宏观或微观的，而是中观的。”在他们看来，经济并不是各个效用最大化要素最终实现全面均衡的理性相互作用，经济是各种规则与组织关系交互作用所构成的整体系统，各种联系息息相关，但并非买卖交易性质。三位经济学家的根本观点给政府带来了积极的信息。当前，调整贷款利率之类的传统经济措施威力不再，三位经济学家的论点在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之间指明了新的应对空间：根据全新的系统规则让各类机构组织协作共进，汇集一切力量推动新的发展趋势。在系统性变革的时代，政府要肩负起舆论导向的职责，并推动人们摆脱传统经济模式所带来的困境。反过来这又会加强经济体中不同参与者的良性互动，使人们改变旁观者的姿态，积极行动，从而形成稳定的前进趋势。建立新经济模式的完美风暴大致会呈现出如下过程：
• 当企业认知到净正面经济是正在崛起的新经济模式时，就会投资于新材料、循环产品和相关商业模式。企业会重新把控供应链、追求更高的生产标准与更严格的行业公约，并推动整个价值链达成共识。面对消费者，企业不再以“不太糟”的产品作为目标，而是清晰地阐明以“卓越”产品为目标的路线图，并明确规划好产品进步的节点。
• 政府识别了企业发展释放出的信号，并因此改变了经济发展的衡量标准，从以GDP为中心转向以地球资本为中心。外部效应得以被公开讨论，企业也将降低外部效应作为基础工作与激励目标。越来越多的资金进入循环经济的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市场开拓型创新得以落实，产品用后处理行业等新兴市场蓬勃发展，直接拉动就业。
• 为了与企业和政府保持合作关系，研究机构与学术机构大举投资递增性经济技术，例如新材料、材料追踪、再生能源管理和再生土地管理。在建筑、农业、化学、市场营销等领域，向“净正面”经济转型必将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发展动力将达到历史高峰。
• 如果进行长期投资、积极推动转变、投资相关基础设施领域，那么金融机构也会从其他市场参与者的发展动态中受益，这类机构会更加注重长期的估值，以新的视角看待风险，提升透明度标准，例如启动“碳披露”项目（CDP）。
• 消费者会更加看重品质而非数量，看重获取途径而不是保有方式。对自身使用的产品，消费者会要求生产者提升其透明度、提供更清晰准确的数据。他们不再是单纯的消费者，而是“产消者”。在能源领域、内容领域和知识产权领域出现了产消合一的趋势，而且这种产消合一也逐步向实体产品领域发展。消费者与企业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变得更加长久，消费者变得更注重服务品质，更强调个性化。在更紧密的关系中，服务的净正面性成了更加重要的问题。
• 工会将迎接新市场、新领域、新就业群体，它们应将创新技术视为就业的动力而非阻力，并为新技能的规划与培训做好准备。工会的大力支持主要源自全球化竞争的激烈程度逐步降低。递增性经济更强调自给自足，相比极端的全球化竞争状态，递增性经济更倾向于利用本土劳动力资源。
当然，在这个发展过程中还有很多参与者：行业协会、税收部门、专利机构、学校、合作社、能源供应方以及非政府组织等等。每一类参与者都能发挥作用。关键在于经济体中的不同参与者要形成良性互动，而政府要大力释放发展信号，并将整个社会推入新的发展模式中。